超级军网ZT悲剧性的倭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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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朱祐杬的儿子朱厚熜执政的第三十年，在整个东南沿海发生了巨大的战争，这场战争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很多财产的毁坏，并且对中国人的心理造成了很大冲击。过去从来没有在海滨发生如此可怕的事件，也没有一个皇朝从海上遇到如此大的危机。尽管孙恩和卢循的起义给东晋以很大的惊恐，但他们并不全然是海盗；而钟相、杨么的起义与他们类似，却只维持了六年半。在明朝中期被称为倭寇的人们，几乎纯粹依靠海上实力，动摇了整个皇朝的国本，这场战争也就因此而应该被记录下来，弄明白它的起因和胜败之道，让后人知道其中的教训，好使同样的悲剧不至于再发生。
战争前夕 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 日本的情况 贸易与交通的不畅
朱厚熜的年号是嘉靖。他执政44年，是明朝执政时间第二长的皇帝，然而这对明朝来说是个不幸——尽管明朝的好皇帝本来就是不多的——因为朱厚熜只着迷于迷信，他从17岁的时候开始就积极的为自己寻求长生，长生不死的欲望冲昏了他的头脑，把大量的金钱白白的浪费掉，并重赏一个个的骗子，从而伤害了自己的国家并把自己搞成了全国最大的笑料。在嘉靖年间的祭祀开销，光是香蜡，就曾达到每年黄蜡二十余万斤、白蜡十余万斤、香品数十万斤的惊人数字[1]。而朱厚熜最宠信的两个道士：邵元节和陶仲文，所擅长的不过是愚昧的迷信，然而朱厚熜却给他们加官进爵。前者死后追封了伯爵，而后者更是身兼三孤，这是从前从来没有人——即使是立下大功的贤臣，获得过的殊荣[2]。而从24岁开始，就大量的选进少女，来进行淫邪的迷信，并且以此满足自己的淫欲。1547、1552、1555、1564年都是国家局势紧张，战争规模巨大的年份，但他却进行了4次大选，选进处女1080人。而且年龄多在8到14虚岁之间（约相当于7到13周岁）。之所以选如此之多的幼女，原因之一是因为朱厚熜听从道士的迷信说法，想用她们的经血炼成长生不老药；之二，大概就是他本人的荒淫本性所致了。除开淫乱之外，根据朝鲜人的说法，朱厚熜对宫女相当残暴，宫女稍有过错，就会遭到毒打，因此被打死的人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以前已经达到二百多人[3]。于是不甘受辱的宫女在这一年制造了被称为“壬寅宫变”的谋刺事件。谋刺失败之后，朱厚熜害怕自己的宫殿，搬到西苑燕王旧宫殿中，从此除了蒙古军兵临北京的时候外，直到临死，都没有回到宫中。不再去祭祀祖先，也不再与大臣会谈。只是懈怠的批阅奏章，其中批语又常常有莫名其妙的愤激之词，让人摸不着头脑[4]。这样，正直人得罪了他，老实人无所适从，权力就渐渐移到擅长迎合他的奸臣手中去了。奸臣中最著名的就是严嵩、严世蕃父子。严嵩的专长是写青词（道教中祭祀祈祷所用的一种文体）。而擅长迎合君主的佞臣，照例是难得有政治才能的，严氏父子也是如此，他们除了贪污和党争，没有其他成就[5]。1548年，和严氏竞争的夏言被杀之后，严氏掌握了大权，上行下效，明朝的各级官员除了贪污、行贿受贿、以及进行种种龌龊的官场和人际关系斗争，好事就难得一见了。明朝就是在这种政治状况下迎来了倭寇战争。
明朝的经济，和其他朝代一样，没有质的变化。是以地主、农民所有制的封建农业为基础，以官营大手工业、民营小手工业为要件，以大小商贩、合法或非法的营运商组织的商业为补充的典型的封建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封建农业因为巨大而稳定的产出，成为中国这样的大陆国家必然的主要经济来源。并且其稳定性和封闭性，对保持国家的稳定和人民的老实闭塞，具有决定性意义，所以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保护。然而，因为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兼并，没有土地的农民就变成了流民，到处寻找工作机会，而且因为生活困苦，对社会和统治阶级有必然的仇恨。失地农民越多，国家就越容易出现不稳定因素，因此历代统治者也无不专注于防止过度兼并以及避免失地农民的贫困化。然而，因为皇帝和朝廷远离了人民，成为高高在上的必须依靠层层官僚机构支撑的中央，他们无法制止巨大国土上到处发生，缓慢进行的土地兼并，同时古代的技术也无法满足对中国这样巨大的国家进行全面的数字管理的要求，合法的、灰色的[6]或完全非法的土地兼并就会随着不可避免的政治腐化而日渐加剧，直到大量农户变成了佃农或流民，加上人口增加造成人均资源减少，越来越多的人每年获得的生活资料少到只能勉强满足自己需求的地步。当偶然发生某种不良的政治事件或自然灾变，生活资料稍一下降就会跌到生存必需线以下，起义就开始了。而且越是到皇朝后期，起义规模就越大。土地兼并无法遏制，而能满足生活需要的人民比例随着土地兼并变得越来越低，潜在的起义者就越多。这是古代无法解决的死结，时间本身成了皇朝的最大杀手。在手工业方面，因为封建帝国只能依靠中央集权来维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而权力本身具有无限扩张的特性，于是统治阶级习惯于对手工业进行限制。武器的制造，因为事关重大，自然常常限制在官营手工业中；矿冶因为往往需要集中大量工人，容易成为流民的集中所，也常被限制；对国家经济有重大意义的项目，比如贵金属开采和造币，为了避免被地方割据势力或各种“奸民”利用，限制尤严。但手工业所需产品是人民必须的，因此又不可能完全禁止，所以民间的小手工业仍是遍地存在，而且被“理解”的。最后，商业因为它天然具有的不确定性、流动性和投机性的本质，而与封建社会的需要构成直接冲突。从而被历代所压制。小商业是无法禁止的，但大商业的发展则一向遭到重重阻力。长途贩运的营运商，尤其是与外国进行交易的涉外商人，尤其被严格限制，生存空间狭窄。以上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一般原则，它对于理解倭寇战争前夕的经济具有指导意义。
明朝的统治进行到16世纪中叶的时候，无需多说，土地兼并是在不断进行中的。明朝除了官僚地主无孔不入的剥削之外，可恨的是大官僚与贵族的“庄田”。本来人有勤懒智愚，自然之理。勤奋聪明的人上升为地主，懒惰愚笨的人下降为佃农或流民，也算是正常的经济现象。但皇族和勋臣没有特殊的才干，世世代代掌握大量田地；皇帝加恩赐田，对象良莠不齐。无论恶人好人，只要皇帝喜欢，一律得田。这些人获得了竞争中巨大的天然优势，加上自己的政治地位，即使是善良的人，只要不是特别倒霉，田地也会不断增加。更何况有意占田的恶人呢？国家既然无法阻止土地兼并的发生，自然只能是占田多的是聪明人、占田少的是正常人、不占田的是白白亏待子孙的笨蛋了。最可恨者，皇帝本人是全国最高的，权力不受制约的独裁者，不缺钱用，国家就是他的私产。但明朝皇帝竟然也积极占田。正德九年，京畿内的皇庄占田已经有三万七千五百多顷；正德十六年，贵族庄田面积达到二十万零九百余顷[7]。嘉靖年间，田额不及明初一半，尽管明初田额可能有虚报，但在人民世世代代开垦，国民经济逐步发展的情况下，国家统计的田地如此之少，大户瞒田是主要原因。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御史黎贯上奏：“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8]国家统计的田地面积减少，必然带来收入的下降。对于农业国家来说，这是严重的损失。然而，从总体上看，嘉靖年间的农民生活还不是无法维持的，这点可以从那时的几次农民起义规模不大，迅速被敉平看出。明代的土地兼并要到朱翊钧统治时期，才会达到无法收拾的程度。
明代的手工业，发展到嘉靖年间，大体情况如下：农具制造、器械制造、日用品等方面的进步和变化不多（如果扣子的运用算是一个进步，那么在嘉靖年间还看不出来它有较大的影响）。陶瓷制造技术稍有进步，海禁解除以后，以及清代，这项技术将为中国带来大量货币。但手工业方面与倭寇战争相关最大的，还是矿冶行业。明朝法律禁止人民开采金、银、铜、铅、锡、水银矿。违者以“盗掘”罪名论处。按折合钱钞数额准窃盗定刑。朱佑樘统治时期进一步规定：持杖拒捕、或聚众三十人以上、或分矿砂至三十斤以上者，一律发边卫充军[9]。重要金属矿产中，只有铁矿允许民营，但限制依然很多。采铁、冶铁必须得到州县官批准、矿首必须是矿山的所有者、每处只能开一座冶铁炉、雇工不得超过50人、不得雇用外地流民、开炉时间限于每年农闲季节的阴历九月中旬到来年二月初旬[10]、民间贩运生铁，必须向当地官府申请旗票，否则比照贩运私盐罪处刑等等。隆庆年以后，皇帝与朝廷认为全国铁产已经足够多，就不再批准开设新铁冶场了。因此冶金业的发展，是受到人为制约的，以福建为例，明初铁课收入每年12.43万斤[11]，嘉靖元年达到29.92万斤，之后直到明亡，一直都保持着这个数字，只是遇到有闰月，则加收1.78万斤[12]。但经济规律不是政法律令所能控制，为了追求最大利润，矿主必然积极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灵活性。因此超人、超时、超地域经营的事例屡见不鲜。而受法律处罚的人，往往心怀怨愤，导致了多次矿变的发生，在倭寇战争期间，就发生过矿工响应倭寇起义的事情。在这点上，矿限和海禁颇为类似，都是因为严厉的政令限制和禁止，在现实中违反经济规律，无法贯彻执行，而且容易被贪官污吏和违法分子利用，反而成为他们谋取非法利益的渊源。
商业方面，明朝强调重农轻商，依然对盐、茶、巩实行国家专营，因此国内贸易与从前变化不大。
因为国家对手工业和商业的限制，因此明朝的货币收入相当有限，在嘉靖初年，每年户部收入折合200万两白银左右，还可以每年留存30%，以供不时之需。但因为朱厚熜愚蠢的迷信活动开销太大，以及蒙古的入侵，年支出剧增，朝廷千方百计筹钱，出卖官田、允许以金钱赎罪，都无法弥补亏空。到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年支出达到595万两白银的可怕数字，户部没法可想，只能在南直隶、浙江增加税收额，折合白银120万两，这就是明朝加派的开始[13]。之后，年收入没有增加，但年支出，多则五百万以上，少则三百万，明朝的加派也就只能越来越多。尤其可恨者，朱厚熜为了进行他荒唐的迷信活动，常常随心所欲的挥霍，一点不顾及国家的困难。有时半夜里一时头脑发热，就写一张便条去要钱。而官吏又不敢不给[14]。
在这以前，已经有人提出了解决办法。嘉靖十年（1531年），御史傅汉臣在奏疏中提出了被称为“一条编法”的新税收手段。其主要原则是：以地域为单位，算清其中应提供的人力和物力，除粮食外，统共作价折合为白银数字，一并征收[15]。这种税收办法比之原来，好处是明显的。其一，简化了征收的计算；其二，除国家必须的粮食和少量特殊贡品外，人民的负担简化为白银一项，也方便了他们的纳税；其三，有利于减少易损物品在储存、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其四，由于把人力折合的白银数量在不同程度上摊入田亩，实现了税收的公平。田越多，需纳税额就越大；其五，很重要的，国家掌握的贵金属货币可以大大增加，从而缓解经济危机。不过在嘉靖年间，因为国内白银数量还不很多，所以一条编法还不能推广，只能在个别地方试点。直到海禁解除，中国的白银有了稳定的来源，数量也明显增加之后，才于万历九年（1581年），由主政的首辅张居正加以推广，成为全国共同的税收制度。
经济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接下来我要说明当时的军事。明朝尽管是以驱逐蒙古，消灭元朝建立起来的皇朝，但他的军事力量很快就衰退了，而且衰退的速度相当惊人。朱祁镇的土木之变，距离朱棣的第五次北伐只有25年。而倭寇战争爆发的时候，离土木之变已经百余年了。明朝的军事实力继续下降。
就武器方面来说，16世纪中的明军比起从前是有进步的。这主要表现在火药兵器的普及化方面。因为各种大型管状火器的运用，这时投石机和所有的弩都已经从军队的正式装备中除役了。到倭寇战争爆发前，明军主要的火器有：
子母铳：这是一种有长柄的木制火药框，在其中填充火药，点燃引线之后可以喷出火焰，因为有长的手柄，使用者不会被伤害，而正好在它前面的敌兵会受伤。但它主要的功用还是发出巨响来恐吓意志不够坚定的敌人；
六合铳：一种厚木条围成，用铁箍加以固定的管状火器，长3尺，其中身管2尺，手柄一尺，口径6寸；
火箭：也就是在箭支上捆绑火药筒，点燃后凭借火药向后喷射的反作用力射出。当时没有大型火箭，而只有小型的。和普通箭支一样，它的箭头可以有不同的类型。据戚继光的说法，它在穿透力方面不在火器之下。对此我是怀疑的。因为从他的附图看，那一纸筒小小的黑火药无法提供足够的速度。但如果把他所说的“铳”理解为当时中国的各种单兵火器，那么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些火器实际上没有穿透力可言。至于火箭的精度，那是不用指望的。对此戚继光有个有趣的说法：“若当大众中，无心射击，或中其前，或中其后，或中其左右，皆非我所可期，亦非贼所能御，最为要妙”；
喷筒：用竹制成的长管火器，类似今天的龙吐珠。但它的发射物中有松脂成分，可以粘在被击中的物体上燃烧。如果击中敌船的帆，就很有效果，据说可以喷射出数十丈，也就是上百米；
火桶：其中有“火碗”作为引信的火药罐。火碗用灰与火药隔绝，原理是当火碗倾翻的时候，就会引燃火药，整罐爆炸。这不失为一种良好的设计，不过因为火碗中存有烧炭，所以也很危险。一不小心就会伤害自己；
虎蹲炮：这是一种较轻的大型管状火器，作为近距离上的霰弹炮使用。是百子炮的改进型，百子炮等旧式霰弹炮，因为体轻，会因后坐力跳跃。这样点燃引线之后人必须避开，而且旁边和后面都不能有其他武器和设备，很是麻烦。虎蹲炮的最大改进之处是有4个大支架，可以深深打入土地中，这样就避免了后坐跳跃。它在使用时装填100枚石弹或铅弹，每个重5钱。主要用于守卫营门或狭隘的要道。可以杀伤蜂拥而上的大量敌人；
以上是中国传统火器，从欧洲引进的火器主要有三种：
佛朗机：这是15-16世纪在欧洲流行的原始“后膛炮”，它分为主体和嵌入部分，主体中有框，使用时把预先装填好火药和炮弹的嵌入部分放入框中，身管对准，就可以发射了，很是快捷。对中国人来说，它是第一种真正能够在较远距离上杀伤敌人的火器。因此在中国火器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最初的仿制是在朱厚照统治时期，嘉靖年间已经成为大量生产的主要火器。它的规格有多种。其中大型的长9尺，小型的长3尺左右。它的最大射程不详。西欧的原品一般是400-600米左右（查阅英文网站没有发现弹丸重量，记忆中似乎在2-3千克之间）。佛朗机因为连接部分的密封问题无法解决，在16世纪中叶出现前膛大炮以后，就在欧洲被淘汰了。在中国，因为前膛大炮的引入，它也逐渐消失；
发熕：“熕”是根据英文gun的音译生造出来的字，用于称呼引进的早期长身管前膛大炮。这种火炮在15-16世纪的欧洲也很流行。它的特点是用一圈圈铁箍固定炮身。因此外观类似竹杆。它的性能不能与后来的前膛大炮相比；
火绳枪：在明代被称为鸟铳。最初是在1548年，于双屿的海盗手中缴获，很快仿制成功，几乎是立刻就投入了倭寇战争之中[16]。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单兵火器。它的优势在于有木质曲枪托，而且有火绳夹和与之相连的扳机装置，因此可以双手持握，通过准星实现三点一线式的瞄准。并且因为它由熟铁包成，同样重量下可以承受更高的膛压。加之身管较长，因此子弹初速快，准确率和杀伤力都比从前的任何单兵射击武器高。戚继光就十分赞赏这种武器，说它“与各色火器不同，利能洞甲，射能命中，犹可中金钱眼，不独穿杨而已。”说它命中率五倍于弓，且能穿重甲，“无坚可御”，按照戚继光的说法，鸟铳考核的时候靶子放在100步距离上，那么它的最大射程应在300米以上，弹丸重约三钱[17]；
除开以上来源明确的火器外，尚有快枪一种，制作方法和火绳枪的枪管类似，形制就像去掉了其他一切附属部件，尤其是枪托，而只剩下了一根枪管的火绳枪。我不知道它是中国自创的传统火器，还是火绳枪的简化。从它的外形看，不可能有好的命中率。戚继光对它也很不推崇，因此就略过不说了。[18]
作为火器根本的火药，在明清时代依然有不同的配方，在倭寇战争时期可以作为代表的是戚继光的规定：“硝一两、火黄（同一字）一钱四分、柳炭一钱八分” [19]，也就是硝石占火药的75.75%、硫磺占10.6%、木炭占13.63%。这个比例和枪用火药最佳比例75%+10%+15%相差不多，加上当时已有颗粒化技术，可以认为已经达到了理想水平。而跟火器质量有密切关系的另一个技术要件：冶金技术，在明代已经出现了滑坡。一方面，由于北方林业资源日益枯竭，木炭的供应无法保证，只能大量采用煤炭炼铁，这样就造成了铁产品品质的急剧恶化。含硫太多的铁管容易炸裂，无法保证射手的安全[20]；另一方面，因为锻打技术始终停留在手工锻阶段，没有能够运用水力锤锻，优质铁板的提供能力就比较有限了。
在16世纪中叶，热兵器的效用还远不足以取代冷兵器，甚至可以说，热兵器在那个时候，还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因此冷兵器的质量也是必须保证的。在这方面，明朝也比从前有了变化。最基本的武器长矛，有多种形制，这点和前代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其质量如何则没有可靠的考古报告能够加以说明；标枪的形制可以以戚继光所描述的小镖为例：长七尺、末端直径约二三分、接近铁尖处直径六分、铁尖较粗，重四两，长五寸、其尖端焊接钢刃，戚继光认为，标枪的杆应用竹制为佳，其最大考核距离为三十步，因此最大投射距离应在50米外，但明代的标枪没有配备投矛索[21]；其余长兵器也有很多种类，但使用的广泛性没有长矛和标枪那么广泛；主要的短兵器，仍为刀。明代的腰刀采取单手持握，长100余厘米，重约近一公斤[22]。当时普遍采用的方法是在熟铁基体上焊接钢刃，钢材主要靠灌钢获得；
中国的弓箭在明朝已经发展成熟。从形制上看，似乎至少军用弓是以复合弓为主的。当时的明军弓有一个毛病：为了追求射程，箭支很轻，还不满一两重，这样飞出稍远，就失去威力了。甚至射击没有防护的敌人，也不能对他构成大的伤害。在南方，因为夏天高温潮湿，胶水溶解，问题就更加严重，根据戚继光的说法，弓箭考核的远界是80步，那么它的最大射程应在260米以上，如果用轻箭就会更远；在倭寇战争爆发前，各种弩已经在明军中消失了。剩下的唯一孑遗是木制手弩，可以将其作为一种预设在路边的触发暗器使用；除弓弩外，地方团练之类民兵武装，还有投石索和投石杆的配备。当时称它们为飘具和飘竿。飘竿的型制是这样的：用长5尺的竹竿，末端系上系着皮兜的绳索，把石头放在兜里，人摇动竹竿，速度足够快的时候就将石头掷出。虽然它的使用比投石索复杂，但比投石索威力更大。
盔甲，被戚继光称为“用命之本”。元以后，整体式头盔和锁子甲在中国得到普及，到明中期，头盔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从原来基本雷同西亚的小头盔，变成了较高的大头盔，而且有一圈铁帽檐。高顶可以在敌兵器，尤其是重击兵器砸头的时候，提供一定的缓冲，因此它的防护性能比半圆形的小头盔强。同时，因为棉花种植的扩大，出现了棉甲，并迅速得到推广。棉甲的原料廉价易得，制作也很简单。适合装备大量的军队，而且如果厚度足够，用于防御冷兵器和主要靠燃烧、爆炸和破片杀伤的传统火器，也十分有效。因为锁子甲不能涂漆，而在中国又没有同时引进沙袋除锈之类土办法，所以它的锈蚀问题，在高温多雨的南方显得很突出。这样棉甲就显得十分适用了。同时，在棉甲上钉缀铁铜甲片的“复合甲”也开始出现；另外，传统的鳞甲，仍有其立足之地，制作精美的鱼鳞甲仍在仪仗兵中经常使用。另有纸筋制成的纸甲，不过敷衍之作，聊胜于无而已。盾牌，在明初仍是木制包皮的，但因为士兵的日益虚弱，沉重的盾牌已无法持握，因此出现了藤圆盾，这种盾以粗藤条编成，轻盈而可以达到接近木盾的防护效果，根据纪效新书的正文和插图，它的直径约在80厘米左右，中间有突起，四周边缘则特意编得厚些，形成高檐，以防滑落的兵器滑出伤人；
明代的城防，比前代最大的进步在于砖石城墙的普遍化。即使小县城，也可以运用砖城墙。这样要攻破它就困难得多了。战舰方面，主要的力量仍是帆船，其形制和民用的福船、广船之类差别不大，最大者可以载员105人。因为宽胖，它们的速度是不快的，但嘉靖年间已经仿制成功伊比利亚式桨帆长船。它的高速特性在近海尤其适用。然而，因为政治的腐朽和长期和平，明朝沿海的水师装备在倭寇战争前夕可谓极其糟糕，甚至有事时还要招募渔船出海[23]。
武器的制造，就跟今天一样，是受着政治经济的很大影响的，如果一个国家，政治腐败，财政亏空，而要维持武器制造的水准，尤其是满足庞大军队的武器需要，那时不可能的事情。倭寇战争中人们常常抨击官军武器的问题，从总体上看，官军以整个国家的供养为后盾，武器质量居然无法占到只能通过走私和自制搞到兵器的倭寇的上风。不仅如此，直到明亡，这些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这显然并不完全是技术上的问题。当朱祐杬的儿子朱厚熜执政的第三十年，在整个东南沿海发生了巨大的战争，这场战争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很多财产的毁坏，并且对中国人的心理造成了很大冲击。过去从来没有在海滨发生如此可怕的事件，也没有一个皇朝从海上遇到如此大的危机。尽管孙恩和卢循的起义给东晋以很大的惊恐，但他们并不全然是海盗；而钟相、杨么的起义与他们类似，却只维持了六年半。在明朝中期被称为倭寇的人们，几乎纯粹依靠海上实力，动摇了整个皇朝的国本，这场战争也就因此而应该被记录下来，弄明白它的起因和胜败之道，让后人知道其中的教训，好使同样的悲剧不至于再发生。
战争前夕 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 日本的情况 贸易与交通的不畅
朱厚熜的年号是嘉靖。他执政44年，是明朝执政时间第二长的皇帝，然而这对明朝来说是个不幸——尽管明朝的好皇帝本来就是不多的——因为朱厚熜只着迷于迷信，他从17岁的时候开始就积极的为自己寻求长生，长生不死的欲望冲昏了他的头脑，把大量的金钱白白的浪费掉，并重赏一个个的骗子，从而伤害了自己的国家并把自己搞成了全国最大的笑料。在嘉靖年间的祭祀开销，光是香蜡，就曾达到每年黄蜡二十余万斤、白蜡十余万斤、香品数十万斤的惊人数字[1]。而朱厚熜最宠信的两个道士：邵元节和陶仲文，所擅长的不过是愚昧的迷信，然而朱厚熜却给他们加官进爵。前者死后追封了伯爵，而后者更是身兼三孤，这是从前从来没有人——即使是立下大功的贤臣，获得过的殊荣[2]。而从24岁开始，就大量的选进少女，来进行淫邪的迷信，并且以此满足自己的淫欲。1547、1552、1555、1564年都是国家局势紧张，战争规模巨大的年份，但他却进行了4次大选，选进处女1080人。而且年龄多在8到14虚岁之间（约相当于7到13周岁）。之所以选如此之多的幼女，原因之一是因为朱厚熜听从道士的迷信说法，想用她们的经血炼成长生不老药；之二，大概就是他本人的荒淫本性所致了。除开淫乱之外，根据朝鲜人的说法，朱厚熜对宫女相当残暴，宫女稍有过错，就会遭到毒打，因此被打死的人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以前已经达到二百多人[3]。于是不甘受辱的宫女在这一年制造了被称为“壬寅宫变”的谋刺事件。谋刺失败之后，朱厚熜害怕自己的宫殿，搬到西苑燕王旧宫殿中，从此除了蒙古军兵临北京的时候外，直到临死，都没有回到宫中。不再去祭祀祖先，也不再与大臣会谈。只是懈怠的批阅奏章，其中批语又常常有莫名其妙的愤激之词，让人摸不着头脑[4]。这样，正直人得罪了他，老实人无所适从，权力就渐渐移到擅长迎合他的奸臣手中去了。奸臣中最著名的就是严嵩、严世蕃父子。严嵩的专长是写青词（道教中祭祀祈祷所用的一种文体）。而擅长迎合君主的佞臣，照例是难得有政治才能的，严氏父子也是如此，他们除了贪污和党争，没有其他成就[5]。1548年，和严氏竞争的夏言被杀之后，严氏掌握了大权，上行下效，明朝的各级官员除了贪污、行贿受贿、以及进行种种龌龊的官场和人际关系斗争，好事就难得一见了。明朝就是在这种政治状况下迎来了倭寇战争。
明朝的经济，和其他朝代一样，没有质的变化。是以地主、农民所有制的封建农业为基础，以官营大手工业、民营小手工业为要件，以大小商贩、合法或非法的营运商组织的商业为补充的典型的封建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封建农业因为巨大而稳定的产出，成为中国这样的大陆国家必然的主要经济来源。并且其稳定性和封闭性，对保持国家的稳定和人民的老实闭塞，具有决定性意义，所以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保护。然而，因为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兼并，没有土地的农民就变成了流民，到处寻找工作机会，而且因为生活困苦，对社会和统治阶级有必然的仇恨。失地农民越多，国家就越容易出现不稳定因素，因此历代统治者也无不专注于防止过度兼并以及避免失地农民的贫困化。然而，因为皇帝和朝廷远离了人民，成为高高在上的必须依靠层层官僚机构支撑的中央，他们无法制止巨大国土上到处发生，缓慢进行的土地兼并，同时古代的技术也无法满足对中国这样巨大的国家进行全面的数字管理的要求，合法的、灰色的[6]或完全非法的土地兼并就会随着不可避免的政治腐化而日渐加剧，直到大量农户变成了佃农或流民，加上人口增加造成人均资源减少，越来越多的人每年获得的生活资料少到只能勉强满足自己需求的地步。当偶然发生某种不良的政治事件或自然灾变，生活资料稍一下降就会跌到生存必需线以下，起义就开始了。而且越是到皇朝后期，起义规模就越大。土地兼并无法遏制，而能满足生活需要的人民比例随着土地兼并变得越来越低，潜在的起义者就越多。这是古代无法解决的死结，时间本身成了皇朝的最大杀手。在手工业方面，因为封建帝国只能依靠中央集权来维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而权力本身具有无限扩张的特性，于是统治阶级习惯于对手工业进行限制。武器的制造，因为事关重大，自然常常限制在官营手工业中；矿冶因为往往需要集中大量工人，容易成为流民的集中所，也常被限制；对国家经济有重大意义的项目，比如贵金属开采和造币，为了避免被地方割据势力或各种“奸民”利用，限制尤严。但手工业所需产品是人民必须的，因此又不可能完全禁止，所以民间的小手工业仍是遍地存在，而且被“理解”的。最后，商业因为它天然具有的不确定性、流动性和投机性的本质，而与封建社会的需要构成直接冲突。从而被历代所压制。小商业是无法禁止的，但大商业的发展则一向遭到重重阻力。长途贩运的营运商，尤其是与外国进行交易的涉外商人，尤其被严格限制，生存空间狭窄。以上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一般原则，它对于理解倭寇战争前夕的经济具有指导意义。
明朝的统治进行到16世纪中叶的时候，无需多说，土地兼并是在不断进行中的。明朝除了官僚地主无孔不入的剥削之外，可恨的是大官僚与贵族的“庄田”。本来人有勤懒智愚，自然之理。勤奋聪明的人上升为地主，懒惰愚笨的人下降为佃农或流民，也算是正常的经济现象。但皇族和勋臣没有特殊的才干，世世代代掌握大量田地；皇帝加恩赐田，对象良莠不齐。无论恶人好人，只要皇帝喜欢，一律得田。这些人获得了竞争中巨大的天然优势，加上自己的政治地位，即使是善良的人，只要不是特别倒霉，田地也会不断增加。更何况有意占田的恶人呢？国家既然无法阻止土地兼并的发生，自然只能是占田多的是聪明人、占田少的是正常人、不占田的是白白亏待子孙的笨蛋了。最可恨者，皇帝本人是全国最高的，权力不受制约的独裁者，不缺钱用，国家就是他的私产。但明朝皇帝竟然也积极占田。正德九年，京畿内的皇庄占田已经有三万七千五百多顷；正德十六年，贵族庄田面积达到二十万零九百余顷[7]。嘉靖年间，田额不及明初一半，尽管明初田额可能有虚报，但在人民世世代代开垦，国民经济逐步发展的情况下，国家统计的田地如此之少，大户瞒田是主要原因。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御史黎贯上奏：“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8]国家统计的田地面积减少，必然带来收入的下降。对于农业国家来说，这是严重的损失。然而，从总体上看，嘉靖年间的农民生活还不是无法维持的，这点可以从那时的几次农民起义规模不大，迅速被敉平看出。明代的土地兼并要到朱翊钧统治时期，才会达到无法收拾的程度。
明代的手工业，发展到嘉靖年间，大体情况如下：农具制造、器械制造、日用品等方面的进步和变化不多（如果扣子的运用算是一个进步，那么在嘉靖年间还看不出来它有较大的影响）。陶瓷制造技术稍有进步，海禁解除以后，以及清代，这项技术将为中国带来大量货币。但手工业方面与倭寇战争相关最大的，还是矿冶行业。明朝法律禁止人民开采金、银、铜、铅、锡、水银矿。违者以“盗掘”罪名论处。按折合钱钞数额准窃盗定刑。朱佑樘统治时期进一步规定：持杖拒捕、或聚众三十人以上、或分矿砂至三十斤以上者，一律发边卫充军[9]。重要金属矿产中，只有铁矿允许民营，但限制依然很多。采铁、冶铁必须得到州县官批准、矿首必须是矿山的所有者、每处只能开一座冶铁炉、雇工不得超过50人、不得雇用外地流民、开炉时间限于每年农闲季节的阴历九月中旬到来年二月初旬[10]、民间贩运生铁，必须向当地官府申请旗票，否则比照贩运私盐罪处刑等等。隆庆年以后，皇帝与朝廷认为全国铁产已经足够多，就不再批准开设新铁冶场了。因此冶金业的发展，是受到人为制约的，以福建为例，明初铁课收入每年12.43万斤[11]，嘉靖元年达到29.92万斤，之后直到明亡，一直都保持着这个数字，只是遇到有闰月，则加收1.78万斤[12]。但经济规律不是政法律令所能控制，为了追求最大利润，矿主必然积极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灵活性。因此超人、超时、超地域经营的事例屡见不鲜。而受法律处罚的人，往往心怀怨愤，导致了多次矿变的发生，在倭寇战争期间，就发生过矿工响应倭寇起义的事情。在这点上，矿限和海禁颇为类似，都是因为严厉的政令限制和禁止，在现实中违反经济规律，无法贯彻执行，而且容易被贪官污吏和违法分子利用，反而成为他们谋取非法利益的渊源。
商业方面，明朝强调重农轻商，依然对盐、茶、巩实行国家专营，因此国内贸易与从前变化不大。
因为国家对手工业和商业的限制，因此明朝的货币收入相当有限，在嘉靖初年，每年户部收入折合200万两白银左右，还可以每年留存30%，以供不时之需。但因为朱厚熜愚蠢的迷信活动开销太大，以及蒙古的入侵，年支出剧增，朝廷千方百计筹钱，出卖官田、允许以金钱赎罪，都无法弥补亏空。到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年支出达到595万两白银的可怕数字，户部没法可想，只能在南直隶、浙江增加税收额，折合白银120万两，这就是明朝加派的开始[13]。之后，年收入没有增加，但年支出，多则五百万以上，少则三百万，明朝的加派也就只能越来越多。尤其可恨者，朱厚熜为了进行他荒唐的迷信活动，常常随心所欲的挥霍，一点不顾及国家的困难。有时半夜里一时头脑发热，就写一张便条去要钱。而官吏又不敢不给[14]。
在这以前，已经有人提出了解决办法。嘉靖十年（1531年），御史傅汉臣在奏疏中提出了被称为“一条编法”的新税收手段。其主要原则是：以地域为单位，算清其中应提供的人力和物力，除粮食外，统共作价折合为白银数字，一并征收[15]。这种税收办法比之原来，好处是明显的。其一，简化了征收的计算；其二，除国家必须的粮食和少量特殊贡品外，人民的负担简化为白银一项，也方便了他们的纳税；其三，有利于减少易损物品在储存、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其四，由于把人力折合的白银数量在不同程度上摊入田亩，实现了税收的公平。田越多，需纳税额就越大；其五，很重要的，国家掌握的贵金属货币可以大大增加，从而缓解经济危机。不过在嘉靖年间，因为国内白银数量还不很多，所以一条编法还不能推广，只能在个别地方试点。直到海禁解除，中国的白银有了稳定的来源，数量也明显增加之后，才于万历九年（1581年），由主政的首辅张居正加以推广，成为全国共同的税收制度。
经济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接下来我要说明当时的军事。明朝尽管是以驱逐蒙古，消灭元朝建立起来的皇朝，但他的军事力量很快就衰退了，而且衰退的速度相当惊人。朱祁镇的土木之变，距离朱棣的第五次北伐只有25年。而倭寇战争爆发的时候，离土木之变已经百余年了。明朝的军事实力继续下降。
就武器方面来说，16世纪中的明军比起从前是有进步的。这主要表现在火药兵器的普及化方面。因为各种大型管状火器的运用，这时投石机和所有的弩都已经从军队的正式装备中除役了。到倭寇战争爆发前，明军主要的火器有：
子母铳：这是一种有长柄的木制火药框，在其中填充火药，点燃引线之后可以喷出火焰，因为有长的手柄，使用者不会被伤害，而正好在它前面的敌兵会受伤。但它主要的功用还是发出巨响来恐吓意志不够坚定的敌人；
六合铳：一种厚木条围成，用铁箍加以固定的管状火器，长3尺，其中身管2尺，手柄一尺，口径6寸；
火箭：也就是在箭支上捆绑火药筒，点燃后凭借火药向后喷射的反作用力射出。当时没有大型火箭，而只有小型的。和普通箭支一样，它的箭头可以有不同的类型。据戚继光的说法，它在穿透力方面不在火器之下。对此我是怀疑的。因为从他的附图看，那一纸筒小小的黑火药无法提供足够的速度。但如果把他所说的“铳”理解为当时中国的各种单兵火器，那么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些火器实际上没有穿透力可言。至于火箭的精度，那是不用指望的。对此戚继光有个有趣的说法：“若当大众中，无心射击，或中其前，或中其后，或中其左右，皆非我所可期，亦非贼所能御，最为要妙”；
喷筒：用竹制成的长管火器，类似今天的龙吐珠。但它的发射物中有松脂成分，可以粘在被击中的物体上燃烧。如果击中敌船的帆，就很有效果，据说可以喷射出数十丈，也就是上百米；
火桶：其中有“火碗”作为引信的火药罐。火碗用灰与火药隔绝，原理是当火碗倾翻的时候，就会引燃火药，整罐爆炸。这不失为一种良好的设计，不过因为火碗中存有烧炭，所以也很危险。一不小心就会伤害自己；
虎蹲炮：这是一种较轻的大型管状火器，作为近距离上的霰弹炮使用。是百子炮的改进型，百子炮等旧式霰弹炮，因为体轻，会因后坐力跳跃。这样点燃引线之后人必须避开，而且旁边和后面都不能有其他武器和设备，很是麻烦。虎蹲炮的最大改进之处是有4个大支架，可以深深打入土地中，这样就避免了后坐跳跃。它在使用时装填100枚石弹或铅弹，每个重5钱。主要用于守卫营门或狭隘的要道。可以杀伤蜂拥而上的大量敌人；
以上是中国传统火器，从欧洲引进的火器主要有三种：
佛朗机：这是15-16世纪在欧洲流行的原始“后膛炮”，它分为主体和嵌入部分，主体中有框，使用时把预先装填好火药和炮弹的嵌入部分放入框中，身管对准，就可以发射了，很是快捷。对中国人来说，它是第一种真正能够在较远距离上杀伤敌人的火器。因此在中国火器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最初的仿制是在朱厚照统治时期，嘉靖年间已经成为大量生产的主要火器。它的规格有多种。其中大型的长9尺，小型的长3尺左右。它的最大射程不详。西欧的原品一般是400-600米左右（查阅英文网站没有发现弹丸重量，记忆中似乎在2-3千克之间）。佛朗机因为连接部分的密封问题无法解决，在16世纪中叶出现前膛大炮以后，就在欧洲被淘汰了。在中国，因为前膛大炮的引入，它也逐渐消失；
发熕：“熕”是根据英文gun的音译生造出来的字，用于称呼引进的早期长身管前膛大炮。这种火炮在15-16世纪的欧洲也很流行。它的特点是用一圈圈铁箍固定炮身。因此外观类似竹杆。它的性能不能与后来的前膛大炮相比；
火绳枪：在明代被称为鸟铳。最初是在1548年，于双屿的海盗手中缴获，很快仿制成功，几乎是立刻就投入了倭寇战争之中[16]。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单兵火器。它的优势在于有木质曲枪托，而且有火绳夹和与之相连的扳机装置，因此可以双手持握，通过准星实现三点一线式的瞄准。并且因为它由熟铁包成，同样重量下可以承受更高的膛压。加之身管较长，因此子弹初速快，准确率和杀伤力都比从前的任何单兵射击武器高。戚继光就十分赞赏这种武器，说它“与各色火器不同，利能洞甲，射能命中，犹可中金钱眼，不独穿杨而已。”说它命中率五倍于弓，且能穿重甲，“无坚可御”，按照戚继光的说法，鸟铳考核的时候靶子放在100步距离上，那么它的最大射程应在300米以上，弹丸重约三钱[17]；
除开以上来源明确的火器外，尚有快枪一种，制作方法和火绳枪的枪管类似，形制就像去掉了其他一切附属部件，尤其是枪托，而只剩下了一根枪管的火绳枪。我不知道它是中国自创的传统火器，还是火绳枪的简化。从它的外形看，不可能有好的命中率。戚继光对它也很不推崇，因此就略过不说了。[18]
作为火器根本的火药，在明清时代依然有不同的配方，在倭寇战争时期可以作为代表的是戚继光的规定：“硝一两、火黄（同一字）一钱四分、柳炭一钱八分” [19]，也就是硝石占火药的75.75%、硫磺占10.6%、木炭占13.63%。这个比例和枪用火药最佳比例75%+10%+15%相差不多，加上当时已有颗粒化技术，可以认为已经达到了理想水平。而跟火器质量有密切关系的另一个技术要件：冶金技术，在明代已经出现了滑坡。一方面，由于北方林业资源日益枯竭，木炭的供应无法保证，只能大量采用煤炭炼铁，这样就造成了铁产品品质的急剧恶化。含硫太多的铁管容易炸裂，无法保证射手的安全[20]；另一方面，因为锻打技术始终停留在手工锻阶段，没有能够运用水力锤锻，优质铁板的提供能力就比较有限了。
在16世纪中叶，热兵器的效用还远不足以取代冷兵器，甚至可以说，热兵器在那个时候，还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因此冷兵器的质量也是必须保证的。在这方面，明朝也比从前有了变化。最基本的武器长矛，有多种形制，这点和前代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其质量如何则没有可靠的考古报告能够加以说明；标枪的形制可以以戚继光所描述的小镖为例：长七尺、末端直径约二三分、接近铁尖处直径六分、铁尖较粗，重四两，长五寸、其尖端焊接钢刃，戚继光认为，标枪的杆应用竹制为佳，其最大考核距离为三十步，因此最大投射距离应在50米外，但明代的标枪没有配备投矛索[21]；其余长兵器也有很多种类，但使用的广泛性没有长矛和标枪那么广泛；主要的短兵器，仍为刀。明代的腰刀采取单手持握，长100余厘米，重约近一公斤[22]。当时普遍采用的方法是在熟铁基体上焊接钢刃，钢材主要靠灌钢获得；
中国的弓箭在明朝已经发展成熟。从形制上看，似乎至少军用弓是以复合弓为主的。当时的明军弓有一个毛病：为了追求射程，箭支很轻，还不满一两重，这样飞出稍远，就失去威力了。甚至射击没有防护的敌人，也不能对他构成大的伤害。在南方，因为夏天高温潮湿，胶水溶解，问题就更加严重，根据戚继光的说法，弓箭考核的远界是80步，那么它的最大射程应在260米以上，如果用轻箭就会更远；在倭寇战争爆发前，各种弩已经在明军中消失了。剩下的唯一孑遗是木制手弩，可以将其作为一种预设在路边的触发暗器使用；除弓弩外，地方团练之类民兵武装，还有投石索和投石杆的配备。当时称它们为飘具和飘竿。飘竿的型制是这样的：用长5尺的竹竿，末端系上系着皮兜的绳索，把石头放在兜里，人摇动竹竿，速度足够快的时候就将石头掷出。虽然它的使用比投石索复杂，但比投石索威力更大。
盔甲，被戚继光称为“用命之本”。元以后，整体式头盔和锁子甲在中国得到普及，到明中期，头盔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从原来基本雷同西亚的小头盔，变成了较高的大头盔，而且有一圈铁帽檐。高顶可以在敌兵器，尤其是重击兵器砸头的时候，提供一定的缓冲，因此它的防护性能比半圆形的小头盔强。同时，因为棉花种植的扩大，出现了棉甲，并迅速得到推广。棉甲的原料廉价易得，制作也很简单。适合装备大量的军队，而且如果厚度足够，用于防御冷兵器和主要靠燃烧、爆炸和破片杀伤的传统火器，也十分有效。因为锁子甲不能涂漆，而在中国又没有同时引进沙袋除锈之类土办法，所以它的锈蚀问题，在高温多雨的南方显得很突出。这样棉甲就显得十分适用了。同时，在棉甲上钉缀铁铜甲片的“复合甲”也开始出现；另外，传统的鳞甲，仍有其立足之地，制作精美的鱼鳞甲仍在仪仗兵中经常使用。另有纸筋制成的纸甲，不过敷衍之作，聊胜于无而已。盾牌，在明初仍是木制包皮的，但因为士兵的日益虚弱，沉重的盾牌已无法持握，因此出现了藤圆盾，这种盾以粗藤条编成，轻盈而可以达到接近木盾的防护效果，根据纪效新书的正文和插图，它的直径约在80厘米左右，中间有突起，四周边缘则特意编得厚些，形成高檐，以防滑落的兵器滑出伤人；
明代的城防，比前代最大的进步在于砖石城墙的普遍化。即使小县城，也可以运用砖城墙。这样要攻破它就困难得多了。战舰方面，主要的力量仍是帆船，其形制和民用的福船、广船之类差别不大，最大者可以载员105人。因为宽胖，它们的速度是不快的，但嘉靖年间已经仿制成功伊比利亚式桨帆长船。它的高速特性在近海尤其适用。然而，因为政治的腐朽和长期和平，明朝沿海的水师装备在倭寇战争前夕可谓极其糟糕，甚至有事时还要招募渔船出海[23]。
武器的制造，就跟今天一样，是受着政治经济的很大影响的，如果一个国家，政治腐败，财政亏空，而要维持武器制造的水准，尤其是满足庞大军队的武器需要，那时不可能的事情。倭寇战争中人们常常抨击官军武器的问题，从总体上看，官军以整个国家的供养为后盾，武器质量居然无法占到只能通过走私和自制搞到兵器的倭寇的上风。不仅如此，直到明亡，这些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这显然并不完全是技术上的问题。
战争前夕 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 日本的情况 贸易与交通的不畅
朱厚熜的年号是嘉靖。他执政44年，是明朝执政时间第二长的皇帝，然而这对明朝来说是个不幸——尽管明朝的好皇帝本来就是不多的——因为朱厚熜只着迷于迷信，他从17岁的时候开始就积极的为自己寻求长生，长生不死的欲望冲昏了他的头脑，把大量的金钱白白的浪费掉，并重赏一个个的骗子，从而伤害了自己的国家并把自己搞成了全国最大的笑料。在嘉靖年间的祭祀开销，光是香蜡，就曾达到每年黄蜡二十余万斤、白蜡十余万斤、香品数十万斤的惊人数字[1]。而朱厚熜最宠信的两个道士：邵元节和陶仲文，所擅长的不过是愚昧的迷信，然而朱厚熜却给他们加官进爵。前者死后追封了伯爵，而后者更是身兼三孤，这是从前从来没有人——即使是立下大功的贤臣，获得过的殊荣[2]。而从24岁开始，就大量的选进少女，来进行淫邪的迷信，并且以此满足自己的淫欲。1547、1552、1555、1564年都是国家局势紧张，战争规模巨大的年份，但他却进行了4次大选，选进处女1080人。而且年龄多在8到14虚岁之间（约相当于7到13周岁）。之所以选如此之多的幼女，原因之一是因为朱厚熜听从道士的迷信说法，想用她们的经血炼成长生不老药；之二，大概就是他本人的荒淫本性所致了。除开淫乱之外，根据朝鲜人的说法，朱厚熜对宫女相当残暴，宫女稍有过错，就会遭到毒打，因此被打死的人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以前已经达到二百多人[3]。于是不甘受辱的宫女在这一年制造了被称为“壬寅宫变”的谋刺事件。谋刺失败之后，朱厚熜害怕自己的宫殿，搬到西苑燕王旧宫殿中，从此除了蒙古军兵临北京的时候外，直到临死，都没有回到宫中。不再去祭祀祖先，也不再与大臣会谈。只是懈怠的批阅奏章，其中批语又常常有莫名其妙的愤激之词，让人摸不着头脑[4]。这样，正直人得罪了他，老实人无所适从，权力就渐渐移到擅长迎合他的奸臣手中去了。奸臣中最著名的就是严嵩、严世蕃父子。严嵩的专长是写青词（道教中祭祀祈祷所用的一种文体）。而擅长迎合君主的佞臣，照例是难得有政治才能的，严氏父子也是如此，他们除了贪污和党争，没有其他成就[5]。1548年，和严氏竞争的夏言被杀之后，严氏掌握了大权，上行下效，明朝的各级官员除了贪污、行贿受贿、以及进行种种龌龊的官场和人际关系斗争，好事就难得一见了。明朝就是在这种政治状况下迎来了倭寇战争。
明朝的经济，和其他朝代一样，没有质的变化。是以地主、农民所有制的封建农业为基础，以官营大手工业、民营小手工业为要件，以大小商贩、合法或非法的营运商组织的商业为补充的典型的封建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封建农业因为巨大而稳定的产出，成为中国这样的大陆国家必然的主要经济来源。并且其稳定性和封闭性，对保持国家的稳定和人民的老实闭塞，具有决定性意义，所以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保护。然而，因为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兼并，没有土地的农民就变成了流民，到处寻找工作机会，而且因为生活困苦，对社会和统治阶级有必然的仇恨。失地农民越多，国家就越容易出现不稳定因素，因此历代统治者也无不专注于防止过度兼并以及避免失地农民的贫困化。然而，因为皇帝和朝廷远离了人民，成为高高在上的必须依靠层层官僚机构支撑的中央，他们无法制止巨大国土上到处发生，缓慢进行的土地兼并，同时古代的技术也无法满足对中国这样巨大的国家进行全面的数字管理的要求，合法的、灰色的[6]或完全非法的土地兼并就会随着不可避免的政治腐化而日渐加剧，直到大量农户变成了佃农或流民，加上人口增加造成人均资源减少，越来越多的人每年获得的生活资料少到只能勉强满足自己需求的地步。当偶然发生某种不良的政治事件或自然灾变，生活资料稍一下降就会跌到生存必需线以下，起义就开始了。而且越是到皇朝后期，起义规模就越大。土地兼并无法遏制，而能满足生活需要的人民比例随着土地兼并变得越来越低，潜在的起义者就越多。这是古代无法解决的死结，时间本身成了皇朝的最大杀手。在手工业方面，因为封建帝国只能依靠中央集权来维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而权力本身具有无限扩张的特性，于是统治阶级习惯于对手工业进行限制。武器的制造，因为事关重大，自然常常限制在官营手工业中；矿冶因为往往需要集中大量工人，容易成为流民的集中所，也常被限制；对国家经济有重大意义的项目，比如贵金属开采和造币，为了避免被地方割据势力或各种“奸民”利用，限制尤严。但手工业所需产品是人民必须的，因此又不可能完全禁止，所以民间的小手工业仍是遍地存在，而且被“理解”的。最后，商业因为它天然具有的不确定性、流动性和投机性的本质，而与封建社会的需要构成直接冲突。从而被历代所压制。小商业是无法禁止的，但大商业的发展则一向遭到重重阻力。长途贩运的营运商，尤其是与外国进行交易的涉外商人，尤其被严格限制，生存空间狭窄。以上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一般原则，它对于理解倭寇战争前夕的经济具有指导意义。
明朝的统治进行到16世纪中叶的时候，无需多说，土地兼并是在不断进行中的。明朝除了官僚地主无孔不入的剥削之外，可恨的是大官僚与贵族的“庄田”。本来人有勤懒智愚，自然之理。勤奋聪明的人上升为地主，懒惰愚笨的人下降为佃农或流民，也算是正常的经济现象。但皇族和勋臣没有特殊的才干，世世代代掌握大量田地；皇帝加恩赐田，对象良莠不齐。无论恶人好人，只要皇帝喜欢，一律得田。这些人获得了竞争中巨大的天然优势，加上自己的政治地位，即使是善良的人，只要不是特别倒霉，田地也会不断增加。更何况有意占田的恶人呢？国家既然无法阻止土地兼并的发生，自然只能是占田多的是聪明人、占田少的是正常人、不占田的是白白亏待子孙的笨蛋了。最可恨者，皇帝本人是全国最高的，权力不受制约的独裁者，不缺钱用，国家就是他的私产。但明朝皇帝竟然也积极占田。正德九年，京畿内的皇庄占田已经有三万七千五百多顷；正德十六年，贵族庄田面积达到二十万零九百余顷[7]。嘉靖年间，田额不及明初一半，尽管明初田额可能有虚报，但在人民世世代代开垦，国民经济逐步发展的情况下，国家统计的田地如此之少，大户瞒田是主要原因。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御史黎贯上奏：“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8]国家统计的田地面积减少，必然带来收入的下降。对于农业国家来说，这是严重的损失。然而，从总体上看，嘉靖年间的农民生活还不是无法维持的，这点可以从那时的几次农民起义规模不大，迅速被敉平看出。明代的土地兼并要到朱翊钧统治时期，才会达到无法收拾的程度。
明代的手工业，发展到嘉靖年间，大体情况如下：农具制造、器械制造、日用品等方面的进步和变化不多（如果扣子的运用算是一个进步，那么在嘉靖年间还看不出来它有较大的影响）。陶瓷制造技术稍有进步，海禁解除以后，以及清代，这项技术将为中国带来大量货币。但手工业方面与倭寇战争相关最大的，还是矿冶行业。明朝法律禁止人民开采金、银、铜、铅、锡、水银矿。违者以“盗掘”罪名论处。按折合钱钞数额准窃盗定刑。朱佑樘统治时期进一步规定：持杖拒捕、或聚众三十人以上、或分矿砂至三十斤以上者，一律发边卫充军[9]。重要金属矿产中，只有铁矿允许民营，但限制依然很多。采铁、冶铁必须得到州县官批准、矿首必须是矿山的所有者、每处只能开一座冶铁炉、雇工不得超过50人、不得雇用外地流民、开炉时间限于每年农闲季节的阴历九月中旬到来年二月初旬[10]、民间贩运生铁，必须向当地官府申请旗票，否则比照贩运私盐罪处刑等等。隆庆年以后，皇帝与朝廷认为全国铁产已经足够多，就不再批准开设新铁冶场了。因此冶金业的发展，是受到人为制约的，以福建为例，明初铁课收入每年12.43万斤[11]，嘉靖元年达到29.92万斤，之后直到明亡，一直都保持着这个数字，只是遇到有闰月，则加收1.78万斤[12]。但经济规律不是政法律令所能控制，为了追求最大利润，矿主必然积极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灵活性。因此超人、超时、超地域经营的事例屡见不鲜。而受法律处罚的人，往往心怀怨愤，导致了多次矿变的发生，在倭寇战争期间，就发生过矿工响应倭寇起义的事情。在这点上，矿限和海禁颇为类似，都是因为严厉的政令限制和禁止，在现实中违反经济规律，无法贯彻执行，而且容易被贪官污吏和违法分子利用，反而成为他们谋取非法利益的渊源。
商业方面，明朝强调重农轻商，依然对盐、茶、巩实行国家专营，因此国内贸易与从前变化不大。
因为国家对手工业和商业的限制，因此明朝的货币收入相当有限，在嘉靖初年，每年户部收入折合200万两白银左右，还可以每年留存30%，以供不时之需。但因为朱厚熜愚蠢的迷信活动开销太大，以及蒙古的入侵，年支出剧增，朝廷千方百计筹钱，出卖官田、允许以金钱赎罪，都无法弥补亏空。到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年支出达到595万两白银的可怕数字，户部没法可想，只能在南直隶、浙江增加税收额，折合白银120万两，这就是明朝加派的开始[13]。之后，年收入没有增加，但年支出，多则五百万以上，少则三百万，明朝的加派也就只能越来越多。尤其可恨者，朱厚熜为了进行他荒唐的迷信活动，常常随心所欲的挥霍，一点不顾及国家的困难。有时半夜里一时头脑发热，就写一张便条去要钱。而官吏又不敢不给[14]。
在这以前，已经有人提出了解决办法。嘉靖十年（1531年），御史傅汉臣在奏疏中提出了被称为“一条编法”的新税收手段。其主要原则是：以地域为单位，算清其中应提供的人力和物力，除粮食外，统共作价折合为白银数字，一并征收[15]。这种税收办法比之原来，好处是明显的。其一，简化了征收的计算；其二，除国家必须的粮食和少量特殊贡品外，人民的负担简化为白银一项，也方便了他们的纳税；其三，有利于减少易损物品在储存、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其四，由于把人力折合的白银数量在不同程度上摊入田亩，实现了税收的公平。田越多，需纳税额就越大；其五，很重要的，国家掌握的贵金属货币可以大大增加，从而缓解经济危机。不过在嘉靖年间，因为国内白银数量还不很多，所以一条编法还不能推广，只能在个别地方试点。直到海禁解除，中国的白银有了稳定的来源，数量也明显增加之后，才于万历九年（1581年），由主政的首辅张居正加以推广，成为全国共同的税收制度。
经济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接下来我要说明当时的军事。明朝尽管是以驱逐蒙古，消灭元朝建立起来的皇朝，但他的军事力量很快就衰退了，而且衰退的速度相当惊人。朱祁镇的土木之变，距离朱棣的第五次北伐只有25年。而倭寇战争爆发的时候，离土木之变已经百余年了。明朝的军事实力继续下降。
就武器方面来说，16世纪中的明军比起从前是有进步的。这主要表现在火药兵器的普及化方面。因为各种大型管状火器的运用，这时投石机和所有的弩都已经从军队的正式装备中除役了。到倭寇战争爆发前，明军主要的火器有：
子母铳：这是一种有长柄的木制火药框，在其中填充火药，点燃引线之后可以喷出火焰，因为有长的手柄，使用者不会被伤害，而正好在它前面的敌兵会受伤。但它主要的功用还是发出巨响来恐吓意志不够坚定的敌人；
六合铳：一种厚木条围成，用铁箍加以固定的管状火器，长3尺，其中身管2尺，手柄一尺，口径6寸；
火箭：也就是在箭支上捆绑火药筒，点燃后凭借火药向后喷射的反作用力射出。当时没有大型火箭，而只有小型的。和普通箭支一样，它的箭头可以有不同的类型。据戚继光的说法，它在穿透力方面不在火器之下。对此我是怀疑的。因为从他的附图看，那一纸筒小小的黑火药无法提供足够的速度。但如果把他所说的“铳”理解为当时中国的各种单兵火器，那么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些火器实际上没有穿透力可言。至于火箭的精度，那是不用指望的。对此戚继光有个有趣的说法：“若当大众中，无心射击，或中其前，或中其后，或中其左右，皆非我所可期，亦非贼所能御，最为要妙”；
喷筒：用竹制成的长管火器，类似今天的龙吐珠。但它的发射物中有松脂成分，可以粘在被击中的物体上燃烧。如果击中敌船的帆，就很有效果，据说可以喷射出数十丈，也就是上百米；
火桶：其中有“火碗”作为引信的火药罐。火碗用灰与火药隔绝，原理是当火碗倾翻的时候，就会引燃火药，整罐爆炸。这不失为一种良好的设计，不过因为火碗中存有烧炭，所以也很危险。一不小心就会伤害自己；
虎蹲炮：这是一种较轻的大型管状火器，作为近距离上的霰弹炮使用。是百子炮的改进型，百子炮等旧式霰弹炮，因为体轻，会因后坐力跳跃。这样点燃引线之后人必须避开，而且旁边和后面都不能有其他武器和设备，很是麻烦。虎蹲炮的最大改进之处是有4个大支架，可以深深打入土地中，这样就避免了后坐跳跃。它在使用时装填100枚石弹或铅弹，每个重5钱。主要用于守卫营门或狭隘的要道。可以杀伤蜂拥而上的大量敌人；
以上是中国传统火器，从欧洲引进的火器主要有三种：
佛朗机：这是15-16世纪在欧洲流行的原始“后膛炮”，它分为主体和嵌入部分，主体中有框，使用时把预先装填好火药和炮弹的嵌入部分放入框中，身管对准，就可以发射了，很是快捷。对中国人来说，它是第一种真正能够在较远距离上杀伤敌人的火器。因此在中国火器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最初的仿制是在朱厚照统治时期，嘉靖年间已经成为大量生产的主要火器。它的规格有多种。其中大型的长9尺，小型的长3尺左右。它的最大射程不详。西欧的原品一般是400-600米左右（查阅英文网站没有发现弹丸重量，记忆中似乎在2-3千克之间）。佛朗机因为连接部分的密封问题无法解决，在16世纪中叶出现前膛大炮以后，就在欧洲被淘汰了。在中国，因为前膛大炮的引入，它也逐渐消失；
发熕：“熕”是根据英文gun的音译生造出来的字，用于称呼引进的早期长身管前膛大炮。这种火炮在15-16世纪的欧洲也很流行。它的特点是用一圈圈铁箍固定炮身。因此外观类似竹杆。它的性能不能与后来的前膛大炮相比；
火绳枪：在明代被称为鸟铳。最初是在1548年，于双屿的海盗手中缴获，很快仿制成功，几乎是立刻就投入了倭寇战争之中[16]。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单兵火器。它的优势在于有木质曲枪托，而且有火绳夹和与之相连的扳机装置，因此可以双手持握，通过准星实现三点一线式的瞄准。并且因为它由熟铁包成，同样重量下可以承受更高的膛压。加之身管较长，因此子弹初速快，准确率和杀伤力都比从前的任何单兵射击武器高。戚继光就十分赞赏这种武器，说它“与各色火器不同，利能洞甲，射能命中，犹可中金钱眼，不独穿杨而已。”说它命中率五倍于弓，且能穿重甲，“无坚可御”，按照戚继光的说法，鸟铳考核的时候靶子放在100步距离上，那么它的最大射程应在300米以上，弹丸重约三钱[17]；
除开以上来源明确的火器外，尚有快枪一种，制作方法和火绳枪的枪管类似，形制就像去掉了其他一切附属部件，尤其是枪托，而只剩下了一根枪管的火绳枪。我不知道它是中国自创的传统火器，还是火绳枪的简化。从它的外形看，不可能有好的命中率。戚继光对它也很不推崇，因此就略过不说了。[18]
作为火器根本的火药，在明清时代依然有不同的配方，在倭寇战争时期可以作为代表的是戚继光的规定：“硝一两、火黄（同一字）一钱四分、柳炭一钱八分” [19]，也就是硝石占火药的75.75%、硫磺占10.6%、木炭占13.63%。这个比例和枪用火药最佳比例75%+10%+15%相差不多，加上当时已有颗粒化技术，可以认为已经达到了理想水平。而跟火器质量有密切关系的另一个技术要件：冶金技术，在明代已经出现了滑坡。一方面，由于北方林业资源日益枯竭，木炭的供应无法保证，只能大量采用煤炭炼铁，这样就造成了铁产品品质的急剧恶化。含硫太多的铁管容易炸裂，无法保证射手的安全[20]；另一方面，因为锻打技术始终停留在手工锻阶段，没有能够运用水力锤锻，优质铁板的提供能力就比较有限了。
在16世纪中叶，热兵器的效用还远不足以取代冷兵器，甚至可以说，热兵器在那个时候，还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因此冷兵器的质量也是必须保证的。在这方面，明朝也比从前有了变化。最基本的武器长矛，有多种形制，这点和前代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其质量如何则没有可靠的考古报告能够加以说明；标枪的形制可以以戚继光所描述的小镖为例：长七尺、末端直径约二三分、接近铁尖处直径六分、铁尖较粗，重四两，长五寸、其尖端焊接钢刃，戚继光认为，标枪的杆应用竹制为佳，其最大考核距离为三十步，因此最大投射距离应在50米外，但明代的标枪没有配备投矛索[21]；其余长兵器也有很多种类，但使用的广泛性没有长矛和标枪那么广泛；主要的短兵器，仍为刀。明代的腰刀采取单手持握，长100余厘米，重约近一公斤[22]。当时普遍采用的方法是在熟铁基体上焊接钢刃，钢材主要靠灌钢获得；
中国的弓箭在明朝已经发展成熟。从形制上看，似乎至少军用弓是以复合弓为主的。当时的明军弓有一个毛病：为了追求射程，箭支很轻，还不满一两重，这样飞出稍远，就失去威力了。甚至射击没有防护的敌人，也不能对他构成大的伤害。在南方，因为夏天高温潮湿，胶水溶解，问题就更加严重，根据戚继光的说法，弓箭考核的远界是80步，那么它的最大射程应在260米以上，如果用轻箭就会更远；在倭寇战争爆发前，各种弩已经在明军中消失了。剩下的唯一孑遗是木制手弩，可以将其作为一种预设在路边的触发暗器使用；除弓弩外，地方团练之类民兵武装，还有投石索和投石杆的配备。当时称它们为飘具和飘竿。飘竿的型制是这样的：用长5尺的竹竿，末端系上系着皮兜的绳索，把石头放在兜里，人摇动竹竿，速度足够快的时候就将石头掷出。虽然它的使用比投石索复杂，但比投石索威力更大。
盔甲，被戚继光称为“用命之本”。元以后，整体式头盔和锁子甲在中国得到普及，到明中期，头盔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从原来基本雷同西亚的小头盔，变成了较高的大头盔，而且有一圈铁帽檐。高顶可以在敌兵器，尤其是重击兵器砸头的时候，提供一定的缓冲，因此它的防护性能比半圆形的小头盔强。同时，因为棉花种植的扩大，出现了棉甲，并迅速得到推广。棉甲的原料廉价易得，制作也很简单。适合装备大量的军队，而且如果厚度足够，用于防御冷兵器和主要靠燃烧、爆炸和破片杀伤的传统火器，也十分有效。因为锁子甲不能涂漆，而在中国又没有同时引进沙袋除锈之类土办法，所以它的锈蚀问题，在高温多雨的南方显得很突出。这样棉甲就显得十分适用了。同时，在棉甲上钉缀铁铜甲片的“复合甲”也开始出现；另外，传统的鳞甲，仍有其立足之地，制作精美的鱼鳞甲仍在仪仗兵中经常使用。另有纸筋制成的纸甲，不过敷衍之作，聊胜于无而已。盾牌，在明初仍是木制包皮的，但因为士兵的日益虚弱，沉重的盾牌已无法持握，因此出现了藤圆盾，这种盾以粗藤条编成，轻盈而可以达到接近木盾的防护效果，根据纪效新书的正文和插图，它的直径约在80厘米左右，中间有突起，四周边缘则特意编得厚些，形成高檐，以防滑落的兵器滑出伤人；
明代的城防，比前代最大的进步在于砖石城墙的普遍化。即使小县城，也可以运用砖城墙。这样要攻破它就困难得多了。战舰方面，主要的力量仍是帆船，其形制和民用的福船、广船之类差别不大，最大者可以载员105人。因为宽胖，它们的速度是不快的，但嘉靖年间已经仿制成功伊比利亚式桨帆长船。它的高速特性在近海尤其适用。然而，因为政治的腐朽和长期和平，明朝沿海的水师装备在倭寇战争前夕可谓极其糟糕，甚至有事时还要招募渔船出海[23]。
武器的制造，就跟今天一样，是受着政治经济的很大影响的，如果一个国家，政治腐败，财政亏空，而要维持武器制造的水准，尤其是满足庞大军队的武器需要，那时不可能的事情。倭寇战争中人们常常抨击官军武器的问题，从总体上看，官军以整个国家的供养为后盾，武器质量居然无法占到只能通过走私和自制搞到兵器的倭寇的上风。不仅如此，直到明亡，这些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这显然并不完全是技术上的问题。当朱祐杬的儿子朱厚熜执政的第三十年，在整个东南沿海发生了巨大的战争，这场战争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很多财产的毁坏，并且对中国人的心理造成了很大冲击。过去从来没有在海滨发生如此可怕的事件，也没有一个皇朝从海上遇到如此大的危机。尽管孙恩和卢循的起义给东晋以很大的惊恐，但他们并不全然是海盗；而钟相、杨么的起义与他们类似，却只维持了六年半。在明朝中期被称为倭寇的人们，几乎纯粹依靠海上实力，动摇了整个皇朝的国本，这场战争也就因此而应该被记录下来，弄明白它的起因和胜败之道，让后人知道其中的教训，好使同样的悲剧不至于再发生。
战争前夕 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 日本的情况 贸易与交通的不畅
朱厚熜的年号是嘉靖。他执政44年，是明朝执政时间第二长的皇帝，然而这对明朝来说是个不幸——尽管明朝的好皇帝本来就是不多的——因为朱厚熜只着迷于迷信，他从17岁的时候开始就积极的为自己寻求长生，长生不死的欲望冲昏了他的头脑，把大量的金钱白白的浪费掉，并重赏一个个的骗子，从而伤害了自己的国家并把自己搞成了全国最大的笑料。在嘉靖年间的祭祀开销，光是香蜡，就曾达到每年黄蜡二十余万斤、白蜡十余万斤、香品数十万斤的惊人数字[1]。而朱厚熜最宠信的两个道士：邵元节和陶仲文，所擅长的不过是愚昧的迷信，然而朱厚熜却给他们加官进爵。前者死后追封了伯爵，而后者更是身兼三孤，这是从前从来没有人——即使是立下大功的贤臣，获得过的殊荣[2]。而从24岁开始，就大量的选进少女，来进行淫邪的迷信，并且以此满足自己的淫欲。1547、1552、1555、1564年都是国家局势紧张，战争规模巨大的年份，但他却进行了4次大选，选进处女1080人。而且年龄多在8到14虚岁之间（约相当于7到13周岁）。之所以选如此之多的幼女，原因之一是因为朱厚熜听从道士的迷信说法，想用她们的经血炼成长生不老药；之二，大概就是他本人的荒淫本性所致了。除开淫乱之外，根据朝鲜人的说法，朱厚熜对宫女相当残暴，宫女稍有过错，就会遭到毒打，因此被打死的人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以前已经达到二百多人[3]。于是不甘受辱的宫女在这一年制造了被称为“壬寅宫变”的谋刺事件。谋刺失败之后，朱厚熜害怕自己的宫殿，搬到西苑燕王旧宫殿中，从此除了蒙古军兵临北京的时候外，直到临死，都没有回到宫中。不再去祭祀祖先，也不再与大臣会谈。只是懈怠的批阅奏章，其中批语又常常有莫名其妙的愤激之词，让人摸不着头脑[4]。这样，正直人得罪了他，老实人无所适从，权力就渐渐移到擅长迎合他的奸臣手中去了。奸臣中最著名的就是严嵩、严世蕃父子。严嵩的专长是写青词（道教中祭祀祈祷所用的一种文体）。而擅长迎合君主的佞臣，照例是难得有政治才能的，严氏父子也是如此，他们除了贪污和党争，没有其他成就[5]。1548年，和严氏竞争的夏言被杀之后，严氏掌握了大权，上行下效，明朝的各级官员除了贪污、行贿受贿、以及进行种种龌龊的官场和人际关系斗争，好事就难得一见了。明朝就是在这种政治状况下迎来了倭寇战争。
明朝的经济，和其他朝代一样，没有质的变化。是以地主、农民所有制的封建农业为基础，以官营大手工业、民营小手工业为要件，以大小商贩、合法或非法的营运商组织的商业为补充的典型的封建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封建农业因为巨大而稳定的产出，成为中国这样的大陆国家必然的主要经济来源。并且其稳定性和封闭性，对保持国家的稳定和人民的老实闭塞，具有决定性意义，所以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保护。然而，因为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兼并，没有土地的农民就变成了流民，到处寻找工作机会，而且因为生活困苦，对社会和统治阶级有必然的仇恨。失地农民越多，国家就越容易出现不稳定因素，因此历代统治者也无不专注于防止过度兼并以及避免失地农民的贫困化。然而，因为皇帝和朝廷远离了人民，成为高高在上的必须依靠层层官僚机构支撑的中央，他们无法制止巨大国土上到处发生，缓慢进行的土地兼并，同时古代的技术也无法满足对中国这样巨大的国家进行全面的数字管理的要求，合法的、灰色的[6]或完全非法的土地兼并就会随着不可避免的政治腐化而日渐加剧，直到大量农户变成了佃农或流民，加上人口增加造成人均资源减少，越来越多的人每年获得的生活资料少到只能勉强满足自己需求的地步。当偶然发生某种不良的政治事件或自然灾变，生活资料稍一下降就会跌到生存必需线以下，起义就开始了。而且越是到皇朝后期，起义规模就越大。土地兼并无法遏制，而能满足生活需要的人民比例随着土地兼并变得越来越低，潜在的起义者就越多。这是古代无法解决的死结，时间本身成了皇朝的最大杀手。在手工业方面，因为封建帝国只能依靠中央集权来维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而权力本身具有无限扩张的特性，于是统治阶级习惯于对手工业进行限制。武器的制造，因为事关重大，自然常常限制在官营手工业中；矿冶因为往往需要集中大量工人，容易成为流民的集中所，也常被限制；对国家经济有重大意义的项目，比如贵金属开采和造币，为了避免被地方割据势力或各种“奸民”利用，限制尤严。但手工业所需产品是人民必须的，因此又不可能完全禁止，所以民间的小手工业仍是遍地存在，而且被“理解”的。最后，商业因为它天然具有的不确定性、流动性和投机性的本质，而与封建社会的需要构成直接冲突。从而被历代所压制。小商业是无法禁止的，但大商业的发展则一向遭到重重阻力。长途贩运的营运商，尤其是与外国进行交易的涉外商人，尤其被严格限制，生存空间狭窄。以上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一般原则，它对于理解倭寇战争前夕的经济具有指导意义。
明朝的统治进行到16世纪中叶的时候，无需多说，土地兼并是在不断进行中的。明朝除了官僚地主无孔不入的剥削之外，可恨的是大官僚与贵族的“庄田”。本来人有勤懒智愚，自然之理。勤奋聪明的人上升为地主，懒惰愚笨的人下降为佃农或流民，也算是正常的经济现象。但皇族和勋臣没有特殊的才干，世世代代掌握大量田地；皇帝加恩赐田，对象良莠不齐。无论恶人好人，只要皇帝喜欢，一律得田。这些人获得了竞争中巨大的天然优势，加上自己的政治地位，即使是善良的人，只要不是特别倒霉，田地也会不断增加。更何况有意占田的恶人呢？国家既然无法阻止土地兼并的发生，自然只能是占田多的是聪明人、占田少的是正常人、不占田的是白白亏待子孙的笨蛋了。最可恨者，皇帝本人是全国最高的，权力不受制约的独裁者，不缺钱用，国家就是他的私产。但明朝皇帝竟然也积极占田。正德九年，京畿内的皇庄占田已经有三万七千五百多顷；正德十六年，贵族庄田面积达到二十万零九百余顷[7]。嘉靖年间，田额不及明初一半，尽管明初田额可能有虚报，但在人民世世代代开垦，国民经济逐步发展的情况下，国家统计的田地如此之少，大户瞒田是主要原因。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御史黎贯上奏：“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8]国家统计的田地面积减少，必然带来收入的下降。对于农业国家来说，这是严重的损失。然而，从总体上看，嘉靖年间的农民生活还不是无法维持的，这点可以从那时的几次农民起义规模不大，迅速被敉平看出。明代的土地兼并要到朱翊钧统治时期，才会达到无法收拾的程度。
明代的手工业，发展到嘉靖年间，大体情况如下：农具制造、器械制造、日用品等方面的进步和变化不多（如果扣子的运用算是一个进步，那么在嘉靖年间还看不出来它有较大的影响）。陶瓷制造技术稍有进步，海禁解除以后，以及清代，这项技术将为中国带来大量货币。但手工业方面与倭寇战争相关最大的，还是矿冶行业。明朝法律禁止人民开采金、银、铜、铅、锡、水银矿。违者以“盗掘”罪名论处。按折合钱钞数额准窃盗定刑。朱佑樘统治时期进一步规定：持杖拒捕、或聚众三十人以上、或分矿砂至三十斤以上者，一律发边卫充军[9]。重要金属矿产中，只有铁矿允许民营，但限制依然很多。采铁、冶铁必须得到州县官批准、矿首必须是矿山的所有者、每处只能开一座冶铁炉、雇工不得超过50人、不得雇用外地流民、开炉时间限于每年农闲季节的阴历九月中旬到来年二月初旬[10]、民间贩运生铁，必须向当地官府申请旗票，否则比照贩运私盐罪处刑等等。隆庆年以后，皇帝与朝廷认为全国铁产已经足够多，就不再批准开设新铁冶场了。因此冶金业的发展，是受到人为制约的，以福建为例，明初铁课收入每年12.43万斤[11]，嘉靖元年达到29.92万斤，之后直到明亡，一直都保持着这个数字，只是遇到有闰月，则加收1.78万斤[12]。但经济规律不是政法律令所能控制，为了追求最大利润，矿主必然积极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灵活性。因此超人、超时、超地域经营的事例屡见不鲜。而受法律处罚的人，往往心怀怨愤，导致了多次矿变的发生，在倭寇战争期间，就发生过矿工响应倭寇起义的事情。在这点上，矿限和海禁颇为类似，都是因为严厉的政令限制和禁止，在现实中违反经济规律，无法贯彻执行，而且容易被贪官污吏和违法分子利用，反而成为他们谋取非法利益的渊源。
商业方面，明朝强调重农轻商，依然对盐、茶、巩实行国家专营，因此国内贸易与从前变化不大。
因为国家对手工业和商业的限制，因此明朝的货币收入相当有限，在嘉靖初年，每年户部收入折合200万两白银左右，还可以每年留存30%，以供不时之需。但因为朱厚熜愚蠢的迷信活动开销太大，以及蒙古的入侵，年支出剧增，朝廷千方百计筹钱，出卖官田、允许以金钱赎罪，都无法弥补亏空。到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年支出达到595万两白银的可怕数字，户部没法可想，只能在南直隶、浙江增加税收额，折合白银120万两，这就是明朝加派的开始[13]。之后，年收入没有增加，但年支出，多则五百万以上，少则三百万，明朝的加派也就只能越来越多。尤其可恨者，朱厚熜为了进行他荒唐的迷信活动，常常随心所欲的挥霍，一点不顾及国家的困难。有时半夜里一时头脑发热，就写一张便条去要钱。而官吏又不敢不给[14]。
在这以前，已经有人提出了解决办法。嘉靖十年（1531年），御史傅汉臣在奏疏中提出了被称为“一条编法”的新税收手段。其主要原则是：以地域为单位，算清其中应提供的人力和物力，除粮食外，统共作价折合为白银数字，一并征收[15]。这种税收办法比之原来，好处是明显的。其一，简化了征收的计算；其二，除国家必须的粮食和少量特殊贡品外，人民的负担简化为白银一项，也方便了他们的纳税；其三，有利于减少易损物品在储存、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其四，由于把人力折合的白银数量在不同程度上摊入田亩，实现了税收的公平。田越多，需纳税额就越大；其五，很重要的，国家掌握的贵金属货币可以大大增加，从而缓解经济危机。不过在嘉靖年间，因为国内白银数量还不很多，所以一条编法还不能推广，只能在个别地方试点。直到海禁解除，中国的白银有了稳定的来源，数量也明显增加之后，才于万历九年（1581年），由主政的首辅张居正加以推广，成为全国共同的税收制度。
经济方面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接下来我要说明当时的军事。明朝尽管是以驱逐蒙古，消灭元朝建立起来的皇朝，但他的军事力量很快就衰退了，而且衰退的速度相当惊人。朱祁镇的土木之变，距离朱棣的第五次北伐只有25年。而倭寇战争爆发的时候，离土木之变已经百余年了。明朝的军事实力继续下降。
就武器方面来说，16世纪中的明军比起从前是有进步的。这主要表现在火药兵器的普及化方面。因为各种大型管状火器的运用，这时投石机和所有的弩都已经从军队的正式装备中除役了。到倭寇战争爆发前，明军主要的火器有：
子母铳：这是一种有长柄的木制火药框，在其中填充火药，点燃引线之后可以喷出火焰，因为有长的手柄，使用者不会被伤害，而正好在它前面的敌兵会受伤。但它主要的功用还是发出巨响来恐吓意志不够坚定的敌人；
六合铳：一种厚木条围成，用铁箍加以固定的管状火器，长3尺，其中身管2尺，手柄一尺，口径6寸；
火箭：也就是在箭支上捆绑火药筒，点燃后凭借火药向后喷射的反作用力射出。当时没有大型火箭，而只有小型的。和普通箭支一样，它的箭头可以有不同的类型。据戚继光的说法，它在穿透力方面不在火器之下。对此我是怀疑的。因为从他的附图看，那一纸筒小小的黑火药无法提供足够的速度。但如果把他所说的“铳”理解为当时中国的各种单兵火器，那么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些火器实际上没有穿透力可言。至于火箭的精度，那是不用指望的。对此戚继光有个有趣的说法：“若当大众中，无心射击，或中其前，或中其后，或中其左右，皆非我所可期，亦非贼所能御，最为要妙”；
喷筒：用竹制成的长管火器，类似今天的龙吐珠。但它的发射物中有松脂成分，可以粘在被击中的物体上燃烧。如果击中敌船的帆，就很有效果，据说可以喷射出数十丈，也就是上百米；
火桶：其中有“火碗”作为引信的火药罐。火碗用灰与火药隔绝，原理是当火碗倾翻的时候，就会引燃火药，整罐爆炸。这不失为一种良好的设计，不过因为火碗中存有烧炭，所以也很危险。一不小心就会伤害自己；
虎蹲炮：这是一种较轻的大型管状火器，作为近距离上的霰弹炮使用。是百子炮的改进型，百子炮等旧式霰弹炮，因为体轻，会因后坐力跳跃。这样点燃引线之后人必须避开，而且旁边和后面都不能有其他武器和设备，很是麻烦。虎蹲炮的最大改进之处是有4个大支架，可以深深打入土地中，这样就避免了后坐跳跃。它在使用时装填100枚石弹或铅弹，每个重5钱。主要用于守卫营门或狭隘的要道。可以杀伤蜂拥而上的大量敌人；
以上是中国传统火器，从欧洲引进的火器主要有三种：
佛朗机：这是15-16世纪在欧洲流行的原始“后膛炮”，它分为主体和嵌入部分，主体中有框，使用时把预先装填好火药和炮弹的嵌入部分放入框中，身管对准，就可以发射了，很是快捷。对中国人来说，它是第一种真正能够在较远距离上杀伤敌人的火器。因此在中国火器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最初的仿制是在朱厚照统治时期，嘉靖年间已经成为大量生产的主要火器。它的规格有多种。其中大型的长9尺，小型的长3尺左右。它的最大射程不详。西欧的原品一般是400-600米左右（查阅英文网站没有发现弹丸重量，记忆中似乎在2-3千克之间）。佛朗机因为连接部分的密封问题无法解决，在16世纪中叶出现前膛大炮以后，就在欧洲被淘汰了。在中国，因为前膛大炮的引入，它也逐渐消失；
发熕：“熕”是根据英文gun的音译生造出来的字，用于称呼引进的早期长身管前膛大炮。这种火炮在15-16世纪的欧洲也很流行。它的特点是用一圈圈铁箍固定炮身。因此外观类似竹杆。它的性能不能与后来的前膛大炮相比；
火绳枪：在明代被称为鸟铳。最初是在1548年，于双屿的海盗手中缴获，很快仿制成功，几乎是立刻就投入了倭寇战争之中[16]。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单兵火器。它的优势在于有木质曲枪托，而且有火绳夹和与之相连的扳机装置，因此可以双手持握，通过准星实现三点一线式的瞄准。并且因为它由熟铁包成，同样重量下可以承受更高的膛压。加之身管较长，因此子弹初速快，准确率和杀伤力都比从前的任何单兵射击武器高。戚继光就十分赞赏这种武器，说它“与各色火器不同，利能洞甲，射能命中，犹可中金钱眼，不独穿杨而已。”说它命中率五倍于弓，且能穿重甲，“无坚可御”，按照戚继光的说法，鸟铳考核的时候靶子放在100步距离上，那么它的最大射程应在300米以上，弹丸重约三钱[17]；
除开以上来源明确的火器外，尚有快枪一种，制作方法和火绳枪的枪管类似，形制就像去掉了其他一切附属部件，尤其是枪托，而只剩下了一根枪管的火绳枪。我不知道它是中国自创的传统火器，还是火绳枪的简化。从它的外形看，不可能有好的命中率。戚继光对它也很不推崇，因此就略过不说了。[18]
作为火器根本的火药，在明清时代依然有不同的配方，在倭寇战争时期可以作为代表的是戚继光的规定：“硝一两、火黄（同一字）一钱四分、柳炭一钱八分” [19]，也就是硝石占火药的75.75%、硫磺占10.6%、木炭占13.63%。这个比例和枪用火药最佳比例75%+10%+15%相差不多，加上当时已有颗粒化技术，可以认为已经达到了理想水平。而跟火器质量有密切关系的另一个技术要件：冶金技术，在明代已经出现了滑坡。一方面，由于北方林业资源日益枯竭，木炭的供应无法保证，只能大量采用煤炭炼铁，这样就造成了铁产品品质的急剧恶化。含硫太多的铁管容易炸裂，无法保证射手的安全[20]；另一方面，因为锻打技术始终停留在手工锻阶段，没有能够运用水力锤锻，优质铁板的提供能力就比较有限了。
在16世纪中叶，热兵器的效用还远不足以取代冷兵器，甚至可以说，热兵器在那个时候，还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因此冷兵器的质量也是必须保证的。在这方面，明朝也比从前有了变化。最基本的武器长矛，有多种形制，这点和前代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其质量如何则没有可靠的考古报告能够加以说明；标枪的形制可以以戚继光所描述的小镖为例：长七尺、末端直径约二三分、接近铁尖处直径六分、铁尖较粗，重四两，长五寸、其尖端焊接钢刃，戚继光认为，标枪的杆应用竹制为佳，其最大考核距离为三十步，因此最大投射距离应在50米外，但明代的标枪没有配备投矛索[21]；其余长兵器也有很多种类，但使用的广泛性没有长矛和标枪那么广泛；主要的短兵器，仍为刀。明代的腰刀采取单手持握，长100余厘米，重约近一公斤[22]。当时普遍采用的方法是在熟铁基体上焊接钢刃，钢材主要靠灌钢获得；
中国的弓箭在明朝已经发展成熟。从形制上看，似乎至少军用弓是以复合弓为主的。当时的明军弓有一个毛病：为了追求射程，箭支很轻，还不满一两重，这样飞出稍远，就失去威力了。甚至射击没有防护的敌人，也不能对他构成大的伤害。在南方，因为夏天高温潮湿，胶水溶解，问题就更加严重，根据戚继光的说法，弓箭考核的远界是80步，那么它的最大射程应在260米以上，如果用轻箭就会更远；在倭寇战争爆发前，各种弩已经在明军中消失了。剩下的唯一孑遗是木制手弩，可以将其作为一种预设在路边的触发暗器使用；除弓弩外，地方团练之类民兵武装，还有投石索和投石杆的配备。当时称它们为飘具和飘竿。飘竿的型制是这样的：用长5尺的竹竿，末端系上系着皮兜的绳索，把石头放在兜里，人摇动竹竿，速度足够快的时候就将石头掷出。虽然它的使用比投石索复杂，但比投石索威力更大。
盔甲，被戚继光称为“用命之本”。元以后，整体式头盔和锁子甲在中国得到普及，到明中期，头盔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从原来基本雷同西亚的小头盔，变成了较高的大头盔，而且有一圈铁帽檐。高顶可以在敌兵器，尤其是重击兵器砸头的时候，提供一定的缓冲，因此它的防护性能比半圆形的小头盔强。同时，因为棉花种植的扩大，出现了棉甲，并迅速得到推广。棉甲的原料廉价易得，制作也很简单。适合装备大量的军队，而且如果厚度足够，用于防御冷兵器和主要靠燃烧、爆炸和破片杀伤的传统火器，也十分有效。因为锁子甲不能涂漆，而在中国又没有同时引进沙袋除锈之类土办法，所以它的锈蚀问题，在高温多雨的南方显得很突出。这样棉甲就显得十分适用了。同时，在棉甲上钉缀铁铜甲片的“复合甲”也开始出现；另外，传统的鳞甲，仍有其立足之地，制作精美的鱼鳞甲仍在仪仗兵中经常使用。另有纸筋制成的纸甲，不过敷衍之作，聊胜于无而已。盾牌，在明初仍是木制包皮的，但因为士兵的日益虚弱，沉重的盾牌已无法持握，因此出现了藤圆盾，这种盾以粗藤条编成，轻盈而可以达到接近木盾的防护效果，根据纪效新书的正文和插图，它的直径约在80厘米左右，中间有突起，四周边缘则特意编得厚些，形成高檐，以防滑落的兵器滑出伤人；
明代的城防，比前代最大的进步在于砖石城墙的普遍化。即使小县城，也可以运用砖城墙。这样要攻破它就困难得多了。战舰方面，主要的力量仍是帆船，其形制和民用的福船、广船之类差别不大，最大者可以载员105人。因为宽胖，它们的速度是不快的，但嘉靖年间已经仿制成功伊比利亚式桨帆长船。它的高速特性在近海尤其适用。然而，因为政治的腐朽和长期和平，明朝沿海的水师装备在倭寇战争前夕可谓极其糟糕，甚至有事时还要招募渔船出海[23]。
武器的制造，就跟今天一样，是受着政治经济的很大影响的，如果一个国家，政治腐败，财政亏空，而要维持武器制造的水准，尤其是满足庞大军队的武器需要，那时不可能的事情。倭寇战争中人们常常抨击官军武器的问题，从总体上看，官军以整个国家的供养为后盾，武器质量居然无法占到只能通过走私和自制搞到兵器的倭寇的上风。不仅如此，直到明亡，这些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这显然并不完全是技术上的问题。
中国古代强调将领的作用。明代军官任用的一个特点是大量采用世袭军官。最初的考虑可能是世袭军户以世袭军官指挥，比较自然。而且从朱元璋执政的时候开始，就有了朝廷的军校，专门培养军官子弟。之后又几次改进学校教育。同时，历朝逐步建立健全了武举制度，主要考核军官的策略和马步射箭能力，种种制度不可谓不周全了[24]。但年深日久，在重文轻武的氛围下，父母往往愿意让儿子走学文科举的道路。而且武科考试，内容太过单一，所谓策略，与今天的军事学术，可谓有天壤之别；而体能测试，又只考射箭一项，未免以偏概全。加之政治的朽坏，到嘉靖年间，军官，包括高级军官，素质普遍很差。戚继光所说的当时一般武将的状况，着实令人惊奇。有些上进心的，努力攻读八股，努力考文科，若偶尔因为世袭的缘故，不得不穿戴盔甲到军队里去，就尴尬惭愧的对着朋友发笑，面色赤红；无可奈何或懒惰的人，才会成为军官，而作了军官以后，往往不锻炼身体，也不练武，以一个羸弱的躯体来指挥军队；至于作为军官的基本功：学会熟练的用军乐和旗帜来指挥军队，就更是妄想。在嘉靖年间，军官对使用乐器，还能懂得一些，不算全部荒废，至于旗帜，则完全无知。这样的军官，如何指挥军队？偶尔有确实认真锻炼身体、努力习武，渴望立下军功的“名将”，也几乎完全放弃了指挥，而是自恃勇敢强壮，带着一队家丁，冲杀在前而已；其实，当时的军官，十之八九文化基础很差，让他们学习指挥学，也确实算是难事了。至于虚报名额、贪污军饷、滥用士兵的军官，就更不足道[25]。
除开军官本身的问题。明朝和宋朝一样，因为对军人不放心，所以采取了文官控制军队的政治体系。最高级的武官总兵，也必须受到总督和巡抚的节制。而这些文官，照例是缺乏军事知识的，因此即使偶然出了优秀的武将，也要“偶然的”遇到一个好总督或者好巡抚，才能最终获得成功。不过，在嘉靖年间，没有多次把明军弄得一败涂地的宦官监军的事例，从这方面说，整个的指挥体系，还不算很坏。
明朝的士兵，主要通过军户的世袭得来。但作为士兵，军户的成年男子——也就是主要劳动力——不可能像平民一样专心生产。因此遭到减产的可能性就比平民家庭大。况且土地兼并的经济规律，对于军户也同样适用。这种情况慢慢发展之后，军户的衰落和随之而来的逃亡和脱籍越来越多，军队的缺额也就越来越严重。到嘉靖年间，卫所缺额已相当惊人。滨海的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卫所平均每卫只有1797名军人，为应有额5600人的32%，其中尚有虚额。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只有2%[26]。而水师的战船也缺额严重。在缺额严重的同时，士兵的素质也很糟。他们基本都是文盲，无法了解稍微复杂的技术。战术训练基本是被荒废的，偶然招募民兵或者进行训练[27]，因为没有合用的教导书，所以所学多半是个人格斗的武艺。这些武艺需要较大的空间才能施展，械斗的时候还好，一旦大军会战，施展不开，就毫无用处。他们也根本不会修筑工事。水战方面，因为第一次倭寇战争结束以后长期没有海战，所以操船技术退化得相当惊人。甚至到了连近海岛屿的港口都不敢去，只能龟缩在大陆海港的地步[28]。至于对新式火器的运用，《纪效新书》中的描述，简直可以当成笑话来看——虽然对当事人来说一点也不好笑。火绳枪射击的时候，枪手或者下药而不下弹丸、或者先装弹丸后装火药、或不慎让火绳落地熄灭、或枪口放低而让弹丸落地、或不将火绳固定在龙头上，而直接用左手插入火药池，而以单手射击、或一边开火，一边已经转身逃命、在此期间惊慌过度的人还有把弹丸咽下肚的，更有甚者，有的“精明”懦夫，为了推卸责任而把火药和子弹都抛弃掉，同时把火药抹到脸上，佯装成多次发射而被烟熏黑的样子，一边逃跑一边大喊“子尽药绝！”即使完成操作程序，因为害怕，往往敌人还在远处就开火，有远至数百步开火者。这样使用火绳枪，当然没有任何威力可言了。上面种种，有的是各国火绳枪手都常犯的错误，但更多则是因为害怕炸裂，以及纯系训练不足，素质低下而造成的“中国特色”。如此用枪，怎么能够发挥它的威力呢？[29]
将领既指挥无方，士兵又素质低下，战争就只能变成一场苦笑的悲剧。曾参加倭寇战争的章焕全面的描绘了那时的军队：“兵将之相视途人也。如是则其赴战，儿戏也者。统兵之制未定也，夫将无号令，与无将同，故平时之节制，即临阵之纪律也。……临阵而逃，转相劫掠或杀平民报功，甚者为贼内应。……分道募兵，不按名籍，游手无赖，草窃亡命，悉入毂中。已至而茫无统驭，聚散无稽，多寡不问。故募而来，来而去，去而无兵，则又复募，……而诸将乃不谨哨探，不量虚实，行无斥堠，止无坚壁。往履危机，堕狡计，落坑阱而不悟。”在倭寇战争前夕，明军的作战方式是这样的：在离敌人很远的地方，发射火器，而不管效果如何。稍近些弓箭也开始呈抛物线发射出去，也不管效果如何。然后，军队如果还没有丧失全部的勇气，就会在鼓点中一窝蜂的冲上去。如果将领足够勇敢，就会带着家丁猛冲在前，接敌以后一切就都失去了控制，再没有任何指挥可言。全凭运气和人数来决定胜负。这还是好的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总会出现畏惧逃跑的人，从而带动全军崩溃。而一旦崩溃，就会一败到底。因为明军没有任何工事能力，也就不能依靠自己的营盘。[30]。
总的来说，嘉靖年间的政治和军事状况，都不是令人满意的。指望他们能抵御敌人，就成为一种奢望了。《明史·日本传》对倭寇战争初期的明军表现是这样说的：“迨承平久，船敝伍虚。及遇警，乃募渔船以资哨守。兵非素练，船非专业，见寇舶至，辄望风逃匿，而上又无统率御之。以故贼帆所指，无不残破。”其实在倭寇战争爆发前，与蒙古的战争就将明朝的虚弱暴露无遗了。16世纪40年代，蒙古连年入塞掳掠，损失轻微而收获很大。1550年的俺达包围北京之战中，大将军仇鸾、巡抚保定都御史杨守谦带领的勤王兵都不敢出击，兵部尚书丁汝夔忧惧不知所措，闭门三天。蒙古军也就大肆掳掠了三天，当他们出塞的时候，仇鸾不敢追击，却被偶然折返的敌人击溃，损失千余人[31]。16世纪中叶，在俄罗斯的鞑靼人已经成为被轻易征服的对象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也能够在北非大占上风。而在明朝统治下的中国，蒙古人却还能任意妄为。这样一种局面，怎能不令人痛心，而又怎能不引起贪婪者的非分之想呢？
在海的另一边，正潜伏着这样的人。明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在九州存在着北朝的镇西探题今川贞世和南朝的征西大将军怀良亲王的对峙。北朝对中国的感情一直很好，而怀良亲王不知道为什么，对中国一直厌恶，也许是讨厌朱元璋居高临下的态度吧。在他的影响下，九州的恶党和贫民就活跃了起来。14世纪中，作为对元军入侵的报复，日本的海盗已经活跃在朝鲜一带了。形成了对高丽的重大威胁，李氏朝鲜的首任国王李成桂就是在抗倭战争中建立了军功而逐步起家的。在元朝陷入混乱之后，日本海盗也开始对中国沿海进行劫掠，另一方面，在战争中被朱元璋打败的方国珍、张士诚以及元朝的余部，不甘心屈服，纷纷逃到海上对抗明朝，与单纯的经济性海盗，以及日本海盗合流进扰，这就揭开了第一次倭寇战争的序幕。明朝的头几个皇帝与他们进行了长期战争，但因为日本海盗对中国地理不熟，诸余部又因为大势已去而渐渐绝望。而且明朝正处于上升期，国力强大，军队精悍，所以并没有形成大的危害，只是在沿海抢劫财物而已。1392年，南朝灭亡。对中国极其痴迷的足利义满统一日本，便着手解决海盗问题。他向中国称臣纳贡，1403年，并在朱棣的命令下围攻海盗，永乐三年（1405年）前往中国献俘，朱棣命令足利义满“自治”，日本使臣源通贤知道他的意思，便在宁波把俘虏全都蒸杀了。之后在永乐五年、六年、八年，足利义满和他的儿子足利义持进贡，都曾进献被俘的海盗。这就使日本海盗的日子更加难过了[32]。然而随着足利义持执政日久，他对父亲向中国称臣的行为日益不满，终于在1411年停止称臣进贡。朱棣随之遣使责问，并出言恐吓[33]。两国外交关系恶化，室町幕府的积极配合也就停止。但此时明朝国力已经很强，社会安定，加上元末群雄的残部已基本消亡，明军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孤立的日本海盗了。永乐年以后，倭寇的纪录越来越少，在1446年，发生了第一次倭寇战争中最后一次战斗，浙西的海宁、乍浦遭到骚扰。虽然这场战争不是以一个光荣的胜利为结局，但之后的101年间，都不再有与倭寇进行正规交战的纪录了。沿海只是偶尔发生经济性海盗的小规模抢劫。
室町幕府的稳定期很短，在应仁之乱之前，大名的权力扩张已经让将军无法控制了。1467年应仁之乱后，幕府威望扫地无余，九州的大名失去制约，开始了彼此残杀，内部的争斗也多起来。到了倭寇战争前夕，九州的局势是这样的：最有实力的大名，丰前与筑前的守护大内氏，因为大内义隆为家臣陶晴贤的政变逼迫自杀，陶晴贤不久也兵败自杀，大内家因此灭亡；邻近的丰后、筑后守护大友氏，趁机扩张，大友义镇的儿子义长继承了大内氏的地位；大友氏还进一步消灭了肥后守护菊池氏；肥前的局势也发生了变化，龙造寺一族取代了少贰氏，之后内斗不休；这样，九州就只剩下了大隅和萨摩，还能在岛津氏统治下保持稳定，但大隅岛上也有国人众与之对峙。在防范下克上的同时，为了争夺九州的优势地位并进一步制霸日本，大名之间彼此展开了复杂的军事和政治较量。九州之外的强势大名如毛利元就也插足其中，从而使局势更加混乱。九州的动荡造成了人民的贫困化，一些无法生存的贫民，便打起了做海贼的主意；而在战争中失败，不敢自杀或战死，又不甘心臣服于新主的武士、军人，无处存身，思前想后，只有下海为寇的一条路；另有各地土豪、流民之类恶党，因为失去了封建统治者的制约，在乱世中也想到外国去走私或劫掠而发财；其时还有无良小官吏，胸无大志，也不遵守封建道德，惟以发财为念，居中策划组织；加上原有的海盗和走私商人，他们无不希望发家致富。但日本当时还很疲困，而且各家大名在长期军事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也有强力的军队，加之国土小，反应相当灵活。劫掠日本沿海，获益不大而风险很大。海那边的中国却是经济发达，尤其东南沿海更是富庶。但大国反应迟钝，而且当时政治朽坏、军事虚弱，中国沿海如同敞开大门的宝库，怎能不令他们心动。后来江户时代的学者佐藤信渊在其《御海储言》中总结日本海贼的出处说：“从永正、大永时起，伊宁国因岛、久留岛、大岛地方人士；饭田、大岛、河野、胁屋、松岛、久留岛、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继渡海到海外，从事海贼勾当以富家室；并以野岛领主村上图书头为议事之主，各集其所属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余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诸邑，夺取种种财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国、九州滨海之诸浪人、渔夫、船夫、无赖等逐渐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数日多。后来，其众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34]虽然永正、大永年间离倭寇战争的爆发还有一段时间，但天文末到天正初的倭寇中日本人的来源，范围没有明显的扩大。
自海运开始以来，在任何沿海国家都出现过海盗问题，国家衰落的时候海盗为害更显得厉害，这是自然之理。中国从汉到元，一直都有海盗，有时候规模还很大。但历朝历代，都没有以此为由禁止人民出海的，尤其是宋元两朝，出海相当自由，沿海人民得以致富，国家得以获取巨额利润，并以此窥知外国情形，培养了水师，有利无害。但明建国以后，朱元璋面对日本海盗和诸雄的入海残部，采取了他这个从没有接触过沿海生活的贫农所能采用的最简单、最直接、也似乎是最有效的办法：海禁。他说：“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闭其关听其自服而不之讨，戒启衅也。”1371年“仍禁濒海民不得私自入海，时方国珍余党多入海剽掠也。”1381年“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1385年“禁民入海捕鱼” 、1390年“申严交通外番之禁”、1394年“禁民间用番香、番货”、1397年“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紧锣密鼓的接连颁布禁令[35]。之后虽然倭寇战争于永乐年间逐渐平息，但海禁并没有解除。到1567年为止，明廷曾数十次颁布禁海令。并形成了成文法：
“凡沿海去处、下海船只，除有票号文引，许令出洋外，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私将应禁军器下海、因而走泄事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卫充军。若止将大船雇与下海之人，分取番货，及虽不曾造有大船，但纠通下海之人买番货，与探听下海之人，番货到来，私买、贩卖苏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发边卫充军，番货并入官。其小民撑使单桅小船，给有执照，于海边近处捕鱼打柴，巡捕官兵不许扰害”；
“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锻匹、绸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担驮载之人，减一等。物货船车幷入官。于内以十分为率，三分付告人充赏。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其拘该官司，及守把之人，通同夹带，或知而故纵者，与犯人同罪。失觉察者，减三等，罪止杖一百。军兵又减一等”[36]；
“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民间祷祀，止用松、柏、枫、桃诸香”[37]；
尽管法律从字面上说，并没有完全禁止人民出海，而且条文本身和历代的相关规定也很类似。但在执行中实际上完全禁止人民出海贸易。这样并不能阻止商人对利益的追求，但大大制约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进而使民间造船和航海技术大大萎缩。也使国家再没有外贸收入，并难以了解海外情形。跟沿海形势直接相关的是，因此而产生了走私暴利，鼓励了非法商人，使外贸游离于国家的控制之外。这就使民间海商产生种种恶行，并且通过贿赂官员，进一步败坏吏治。一句话，海禁使得健康的外贸变成了畸形的走私。从中受益最大的，是最善于敲诈勒索、违法犯法的贪官污吏和胆子最大、最无视法律、最崇尚暴力、最懂得贿赂官员的那一伙奸商海盗。
为了炫耀明朝的国威，并且补贴国用。明朝实行了朝贡贸易制度。但它却是历史上最愚蠢的政策之一。这项制度的基本措施可以简单的进行描述：外国必须向明朝称臣，才能进贡，而且必须是该国的国家元首或至少是能稳定的掌握实权的首脑人物，才能派出使臣。使团凭被命名为“勘合”的御赐许可证进入中国。人数、进贡年限，都有严格限制，主要根据政治上的亲疏决定。使团允许携带贡品和货物。明廷对贡品一般会提供超过其市值的回赠，但如果政治上有不愉快，也会贱价买进，乃至低于其成本，以示不满和惩罚。在进贡的同时，允许携带商品进行贸易。一般限制为在北京会同馆与私商买卖，并予以免税待遇。使臣还可以向明朝皇帝请求额外赐给物品。不用说，在朝贡贸易中，在通常情况下，入贡国必然是有盈利的，并且只要装作恭敬，甚至有的情况下连装都不用装，就可以获得暴利。在这种制度下，有自尊的大国，不会来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来朝贡的要么是贫穷的小国，要么是冒充贡使的西方殖民者。而那些国君和使臣，如果是正直人或老实人，不会获得大的利益，只有擅长阿谀奉承，并且纯粹为了钱而来的国君和使臣，才能获得满意的结果。因此断绝民间外贸和进行完全是满足虚荣心的朝贡贸易，两者结合的结果，就是惩罚友好，鼓励奸诈。而与日本的外交，就是这种愚蠢制度的典型。
明初，虽然有与南朝的不愉快，但是北朝统一日本以后，中日关系一时之间是不错的。朱棣对足利将军的恭顺，颇为满意，因此赏赐很多。足利义满七次入贡，平均每次的利润都在20万贯铜钱以上。[37]之后足利义持出于民族自尊心，停止了对中国称臣，也就失去了朝贡贸易的收入。但室町幕府对日本的控制力不强，因为收入少，对强藩渐渐不能控制，这又进一步的引起了收入的减少。为了停止这种恶性循环，足利将军又打起了朝贡贸易的主意——这雄辩地说明了生存永远比尊严重要。正好，中国宣德七年（1432年），朱瞻基因为日本久不进贡，委托琉球中山王转发敕书给足利将军。足利义教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从明年开始，日本于1433、1435、1453、1468、1477、1484、1495、1511、1523、1539、1547年11次称臣入贡[38]。这些所谓的入贡，跟足利义满时代确有真挚感情在其中的入贡不同，纯粹是出于经济目的进行。尤其到15世纪中叶以后，因为幕府的权力日益萎缩，强藩在其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因为本意就是为了钱，派去的使团成员自然也要挑选那些擅长索价的人物。而这样的人，在道德方面往往是没有什么口碑的。对于借入贡发财的国家，明朝也不是没有警惕性，永乐初年，规定日本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但这个规定没有一次得到遵守。不仅日本方面不遵守，而且明朝也不严格执行。宣德初年放宽限制，船不得过三，人不得过三百。允许携带刀具入贡。这个限制也常常被违反。不仅如此，日本使臣还常常做出放肆无礼的言行。典型的例子有：景泰四年（1453年），日本派出以东洋允澎为使臣的庞大使团，到达北京以后，就赏赐问题发生了这样奇异的交涉：明朝礼官上奏皇帝：本次日本贡物太多，如果按照宣德期间的优厚价格收购，则需要支付21.7万贯铜钱，合对应数量的白银。这样国家支出太大，不如减为3.47万两白银。朱祁钰批准。东洋允澎不悦，提出按旧价格给付。朱祁钰额外赐钱万贯抚慰，允澎提出增加赐物。于是再给布帛1500匹，允澎等怏怏离去。在归途中，路过临清的时候，使团中有人掠夺居民货物，地方官府派指挥前往制止，也被该人殴击，几乎丧命。地方官申请批准逮捕，而朱祁钰却以“失远人心”为由不批[39]。但幕府对此也感到紧张，害怕入贡赚钱之路断绝，在天顺初年(后花园天皇末年)委托朝鲜转呈了谢罪之意。当时第二次执政的朱祁镇也没有要求追惩，只是要日本以后应慎重挑选“谨厚老成，识大体者”为使臣。这样幕府和强藩都吃了定心丸，派去的使臣也就越发肆无忌惮。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又发生了麻答二郎杀人事件。麻答二郎随天土与（同一字）清启入贡，在北京集市购买物品，喝醉以后与人发生争执，用刀将之刺成重伤。礼部请求惩治，朱见深以“远夷”为名免其下狱，而交给清启惩治。清启推托说：本来应该依照日本习惯法处治，但在中国礼仪之地不敢妄为，等回国再惩处。并自请对属下管束不严之罪。这实际上就是放纵麻答二郎逍遥法外。不久重伤的人死去，礼部再次申请逮捕，结果仍不批，只是勒令麻答赔偿十两白银，还向各外国使节发了省谕，使他们都能知道明廷对外国人之宽大仁慈[40]。从此日本更加肆无忌惮。且于次年，三号船折返中国，其主官桂庵玄树谎称出海后遇风，赐品全部抛弃丧失。如果不能获得赐品，回国之后要受到处罚。请求再赐。礼部接到申请，认为没有先例，不宜批准。朱见深也知道其事荒谬难信，但还是赐予了绢一百匹、彩缎十表里。玄树仍不满足，要求赐钱五千贯。礼部发觉这些非分要求和通事（翻译）闵宗达有关，于是上奏建议不给钱，并惩治通事教诱之罪。可朱见深还是赐了五百贯，并免追究通事。日本使臣此外，在宁波私自上岸的日僧盛训，也被免于处罚。成化十三年（1477年），足利义政因为国内大乱，急需用钱，亲自上奏请求特赐钱。朱见深赐了五万文。于是义政贪欲更大，于1484年的奏讨书中竟然索要铜钱壹拾万贯！也许是这次“入贡”的捞钱意图过于直白急促，所以明帝没有批准。弘治九年（1496年），以僧人尧夫寿蓂为正使的日本使团再次入贡，在归途中的济宁又发生了持刀杀人事件，寿蓂无法制止。明朝因此而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今后日本使团，只能五十人上京，其余成员必须在港口监视居住，不得进入内地。之后因为幕府权力萎缩到了无法派出使团的地步，所以遣明使都由大内，细川两强派遣，使节素质越发低下。这就加剧了混乱并终于引发了宁波争贡事件[41]。
总的说来，日本的遣明使，除了足利义满时代还算是比较正常的外交往来外，以后都是为了钱而入贡。决无半点真挚的情感。而明朝方面却奇怪的一再忍让，一再满足日本使臣的非分要求和放纵犯罪。当时明朝的国力和军事力量都远在日本之上，日本没有任何让明朝非保持与其友好关系不可的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任何资源，其政治态度也绝非恭顺。纵观《明史》，日本贡使在各国贡使中是素质最差、态度最恶劣、行为最放肆的一群，但却很少受到惩处。这可以被认为是历史上的一件怪事。在本文中无法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只能根据通常的说法，提出几个原因：一、明朝慑于元朝入侵日本失败的教训，不敢对日动武，出于协同打击海盗的需要，也就只好通过委曲求全，指望日本方面能够满意，帮助明廷打击倭寇；二、明朝皇帝出于狭隘的封建君主穷措大的心理，希望进贡的外国越多越好，但吸引外国人前来经商定居，恐怕影响内向封闭的封建社会。而主动出使，费用又太高。所以只能通过朝贡贸易这种畸形的外交方式吸引入贡。从明史和明实录可以看到，往往是朝廷和地方办事官吏上奏要求处罚违禁外国外交人员，或者在回赐时节约开支。而皇帝却一味的优容宽待。下西洋结束以后，向中国称臣纳贡的国家屈指可数，能留住一个就是一个了。明朝皇帝继位前所受教育历练往往不足，很难理解人民的疾苦和国家的困难。在他们心中，满足天朝上国的荣耀，是比区区几个杀人事件、一点金钱付出更重要的。更何况儒家学说也从来不鼓励人们追求利益。
从效果来看，朝贡贸易制度是问题很大的。尤其是在中日关系史上：一、它换不来真正的友谊或尊敬；二、对明廷镇压倭寇也收效甚微，从永乐末年开始第一次倭寇战争就渐渐平息。之后到1552年，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沿海都只存在少量经济性的海盗，而没有大股海盗入侵的危险，不需要日本的支持。而到了日本国内大乱，日本海盗四出的时候，却又没有统一的政权可供交涉；三、相反的，因为对日本没有军事压力，而对使团又太过优容，日本人很正常的因此认为，明朝是害怕日本才会这么做。遣明使经过的地方，道听途说，人们都知道了去中国可以获得大利，即使做了坏事，也不会受到惩罚。因此不仅贫民浪人，连不肖的官吏也轻视中国，劫掠中国沿海也就成了一种很有吸引力的选择。其实不仅是日本，入明的暹罗使节也是桀骜难制，贪得无厌。足见日本使节的无礼绝非民族性使然。朝贡贸易确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其实，宋元两朝已经开辟了中国的海上事业，到元时，中国的航海发展有光明的前景。单就与日本的交往来说，中日之间彼此需要的商品就很多。明时日本所需的中国货物品种如下：服装用的生丝、丝棉、布、绵绸、锦绣、红线；手工业所用的水银；日用品针、铁链、铁锅、磁器、瓷器、漆器、毡毯、马背氈、小食箩、化妆品等；药材主要进口川芎、甘草；调味品醋、古玩中的字画；此外，儒家和佛教的经典，日本的需求十分旺盛迫切。还需要巨量的铜钱[42]。中国商人能够从中获取的利益是惊人的。据《筹海图编》卷二，中国的生丝在日本可以卖到每斤五六两白银，比在中国高10倍、丝棉每斤2两、红线价格最高时也可以达到每斤7钱银、水银最高时每斤三两、针每根值银7分、因为日本没有川芎，其价格为一斤6钱7分、甘草则为每斤二钱。另一方面，日本的很多商品在中国也大有销路。手工业原料有铜、硫磺、苏木等，产销量很大。如硫磺往往一次入贡万斤；日本制作精良的手工业品屏风、扇子、盒子、砚盒等也颇受欢迎；尤其著名的是日本刀。从宋代开始日本刀就受到中国人的赞美。到了明代，其制作工艺更加进步，官方和民间都很愿意购买。和中国商品在日本一样，日本商品在中国也可以获取丰厚利润。《大乘院寺社杂事记》永正二年五月初四日条记载曾参加使团到过中国的楠叶西忍的话说：“在中国所得的货款：于北都王城，把本钱十文的东西，以一贯出售；以此一贯所购的货物，在南都以二贯出售；在南都以此二贯所购之物品，在明州以三贯价钱出售。又以此三贯买蚕丝回日本，有利也。”这个利润确实非常“有利”。至于具体货物的利润，日本刀的资料较多。据《卧云日件录》记载，室町幕府中后期到战国前期的日本刀在日本的价格，依质量高下，从四千文到八百文不等[43]。而明朝官方收购价，宣德年间为每把一万文；景泰年间为每把六千文；成化年间三千文；弘治九年，所买七千把刀，其中五千把以每把一千八百文计价，其余每把三百文；正德四年只收购了七千把中的三千把，每把三百文[44]。看来随着在华日本刀的数量因为官方贸易和走私的进行而日渐增多，而且日本使节的劣性不改，所以价格越来越低，最后三百文的价格，显然是政治性的惩罚了。
从中日彼此的需要来看，显然正常的贸易往来是可以满足彼此的很多需要的，而且还可以趁机了解到对方的很多信息。从长远看，文化上的交流还可以增加人民之间的友谊，有利于政治折冲。而愚昧野蛮的明廷，一味坚持有害无益的朝贡贸易制度，使国家支出大增，而外国商品仍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普通的外贸商品产生了巨额走私利润，驱使商人、土豪、奸民、贫民下海为盗，毒化了社会风气，给沿海造成很多不稳定因素，并使贪官污吏可以趁机上下其手，大捞不义之财。还把海洋空间拱手让给了海盗和远来的西方探险者和殖民者（进入东海的葡萄牙人那时几乎全靠在中日之间进行走私贸易过活），使他们能顺利开展自己的“事业”；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开始无法了解外国的进步，从而在外交上陷入很大被动——明朝对日本室町幕府的兴衰和其对全国的控制能力，以及九州几个强藩的政治态度，一直反应迟钝乃至完全不知情，这就使所谓的联日灭倭，成为彻底的空中楼阁——并进一步的造成吸收外国进步技术和先进制度的能力弱化。海禁制度是明朝开始中国在世界上失去先进地位的重要原因。
除开军官本身的问题。明朝和宋朝一样，因为对军人不放心，所以采取了文官控制军队的政治体系。最高级的武官总兵，也必须受到总督和巡抚的节制。而这些文官，照例是缺乏军事知识的，因此即使偶然出了优秀的武将，也要“偶然的”遇到一个好总督或者好巡抚，才能最终获得成功。不过，在嘉靖年间，没有多次把明军弄得一败涂地的宦官监军的事例，从这方面说，整个的指挥体系，还不算很坏。
明朝的士兵，主要通过军户的世袭得来。但作为士兵，军户的成年男子——也就是主要劳动力——不可能像平民一样专心生产。因此遭到减产的可能性就比平民家庭大。况且土地兼并的经济规律，对于军户也同样适用。这种情况慢慢发展之后，军户的衰落和随之而来的逃亡和脱籍越来越多，军队的缺额也就越来越严重。到嘉靖年间，卫所缺额已相当惊人。滨海的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卫所平均每卫只有1797名军人，为应有额5600人的32%，其中尚有虚额。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只有2%[26]。而水师的战船也缺额严重。在缺额严重的同时，士兵的素质也很糟。他们基本都是文盲，无法了解稍微复杂的技术。战术训练基本是被荒废的，偶然招募民兵或者进行训练[27]，因为没有合用的教导书，所以所学多半是个人格斗的武艺。这些武艺需要较大的空间才能施展，械斗的时候还好，一旦大军会战，施展不开，就毫无用处。他们也根本不会修筑工事。水战方面，因为第一次倭寇战争结束以后长期没有海战，所以操船技术退化得相当惊人。甚至到了连近海岛屿的港口都不敢去，只能龟缩在大陆海港的地步[28]。至于对新式火器的运用，《纪效新书》中的描述，简直可以当成笑话来看——虽然对当事人来说一点也不好笑。火绳枪射击的时候，枪手或者下药而不下弹丸、或者先装弹丸后装火药、或不慎让火绳落地熄灭、或枪口放低而让弹丸落地、或不将火绳固定在龙头上，而直接用左手插入火药池，而以单手射击、或一边开火，一边已经转身逃命、在此期间惊慌过度的人还有把弹丸咽下肚的，更有甚者，有的“精明”懦夫，为了推卸责任而把火药和子弹都抛弃掉，同时把火药抹到脸上，佯装成多次发射而被烟熏黑的样子，一边逃跑一边大喊“子尽药绝！”即使完成操作程序，因为害怕，往往敌人还在远处就开火，有远至数百步开火者。这样使用火绳枪，当然没有任何威力可言了。上面种种，有的是各国火绳枪手都常犯的错误，但更多则是因为害怕炸裂，以及纯系训练不足，素质低下而造成的“中国特色”。如此用枪，怎么能够发挥它的威力呢？[29]
将领既指挥无方，士兵又素质低下，战争就只能变成一场苦笑的悲剧。曾参加倭寇战争的章焕全面的描绘了那时的军队：“兵将之相视途人也。如是则其赴战，儿戏也者。统兵之制未定也，夫将无号令，与无将同，故平时之节制，即临阵之纪律也。……临阵而逃，转相劫掠或杀平民报功，甚者为贼内应。……分道募兵，不按名籍，游手无赖，草窃亡命，悉入毂中。已至而茫无统驭，聚散无稽，多寡不问。故募而来，来而去，去而无兵，则又复募，……而诸将乃不谨哨探，不量虚实，行无斥堠，止无坚壁。往履危机，堕狡计，落坑阱而不悟。”在倭寇战争前夕，明军的作战方式是这样的：在离敌人很远的地方，发射火器，而不管效果如何。稍近些弓箭也开始呈抛物线发射出去，也不管效果如何。然后，军队如果还没有丧失全部的勇气，就会在鼓点中一窝蜂的冲上去。如果将领足够勇敢，就会带着家丁猛冲在前，接敌以后一切就都失去了控制，再没有任何指挥可言。全凭运气和人数来决定胜负。这还是好的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总会出现畏惧逃跑的人，从而带动全军崩溃。而一旦崩溃，就会一败到底。因为明军没有任何工事能力，也就不能依靠自己的营盘。[30]。
总的来说，嘉靖年间的政治和军事状况，都不是令人满意的。指望他们能抵御敌人，就成为一种奢望了。《明史·日本传》对倭寇战争初期的明军表现是这样说的：“迨承平久，船敝伍虚。及遇警，乃募渔船以资哨守。兵非素练，船非专业，见寇舶至，辄望风逃匿，而上又无统率御之。以故贼帆所指，无不残破。”其实在倭寇战争爆发前，与蒙古的战争就将明朝的虚弱暴露无遗了。16世纪40年代，蒙古连年入塞掳掠，损失轻微而收获很大。1550年的俺达包围北京之战中，大将军仇鸾、巡抚保定都御史杨守谦带领的勤王兵都不敢出击，兵部尚书丁汝夔忧惧不知所措，闭门三天。蒙古军也就大肆掳掠了三天，当他们出塞的时候，仇鸾不敢追击，却被偶然折返的敌人击溃，损失千余人[31]。16世纪中叶，在俄罗斯的鞑靼人已经成为被轻易征服的对象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也能够在北非大占上风。而在明朝统治下的中国，蒙古人却还能任意妄为。这样一种局面，怎能不令人痛心，而又怎能不引起贪婪者的非分之想呢？
在海的另一边，正潜伏着这样的人。明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在九州存在着北朝的镇西探题今川贞世和南朝的征西大将军怀良亲王的对峙。北朝对中国的感情一直很好，而怀良亲王不知道为什么，对中国一直厌恶，也许是讨厌朱元璋居高临下的态度吧。在他的影响下，九州的恶党和贫民就活跃了起来。14世纪中，作为对元军入侵的报复，日本的海盗已经活跃在朝鲜一带了。形成了对高丽的重大威胁，李氏朝鲜的首任国王李成桂就是在抗倭战争中建立了军功而逐步起家的。在元朝陷入混乱之后，日本海盗也开始对中国沿海进行劫掠，另一方面，在战争中被朱元璋打败的方国珍、张士诚以及元朝的余部，不甘心屈服，纷纷逃到海上对抗明朝，与单纯的经济性海盗，以及日本海盗合流进扰，这就揭开了第一次倭寇战争的序幕。明朝的头几个皇帝与他们进行了长期战争，但因为日本海盗对中国地理不熟，诸余部又因为大势已去而渐渐绝望。而且明朝正处于上升期，国力强大，军队精悍，所以并没有形成大的危害，只是在沿海抢劫财物而已。1392年，南朝灭亡。对中国极其痴迷的足利义满统一日本，便着手解决海盗问题。他向中国称臣纳贡，1403年，并在朱棣的命令下围攻海盗，永乐三年（1405年）前往中国献俘，朱棣命令足利义满“自治”，日本使臣源通贤知道他的意思，便在宁波把俘虏全都蒸杀了。之后在永乐五年、六年、八年，足利义满和他的儿子足利义持进贡，都曾进献被俘的海盗。这就使日本海盗的日子更加难过了[32]。然而随着足利义持执政日久，他对父亲向中国称臣的行为日益不满，终于在1411年停止称臣进贡。朱棣随之遣使责问，并出言恐吓[33]。两国外交关系恶化，室町幕府的积极配合也就停止。但此时明朝国力已经很强，社会安定，加上元末群雄的残部已基本消亡，明军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孤立的日本海盗了。永乐年以后，倭寇的纪录越来越少，在1446年，发生了第一次倭寇战争中最后一次战斗，浙西的海宁、乍浦遭到骚扰。虽然这场战争不是以一个光荣的胜利为结局，但之后的101年间，都不再有与倭寇进行正规交战的纪录了。沿海只是偶尔发生经济性海盗的小规模抢劫。
室町幕府的稳定期很短，在应仁之乱之前，大名的权力扩张已经让将军无法控制了。1467年应仁之乱后，幕府威望扫地无余，九州的大名失去制约，开始了彼此残杀，内部的争斗也多起来。到了倭寇战争前夕，九州的局势是这样的：最有实力的大名，丰前与筑前的守护大内氏，因为大内义隆为家臣陶晴贤的政变逼迫自杀，陶晴贤不久也兵败自杀，大内家因此灭亡；邻近的丰后、筑后守护大友氏，趁机扩张，大友义镇的儿子义长继承了大内氏的地位；大友氏还进一步消灭了肥后守护菊池氏；肥前的局势也发生了变化，龙造寺一族取代了少贰氏，之后内斗不休；这样，九州就只剩下了大隅和萨摩，还能在岛津氏统治下保持稳定，但大隅岛上也有国人众与之对峙。在防范下克上的同时，为了争夺九州的优势地位并进一步制霸日本，大名之间彼此展开了复杂的军事和政治较量。九州之外的强势大名如毛利元就也插足其中，从而使局势更加混乱。九州的动荡造成了人民的贫困化，一些无法生存的贫民，便打起了做海贼的主意；而在战争中失败，不敢自杀或战死，又不甘心臣服于新主的武士、军人，无处存身，思前想后，只有下海为寇的一条路；另有各地土豪、流民之类恶党，因为失去了封建统治者的制约，在乱世中也想到外国去走私或劫掠而发财；其时还有无良小官吏，胸无大志，也不遵守封建道德，惟以发财为念，居中策划组织；加上原有的海盗和走私商人，他们无不希望发家致富。但日本当时还很疲困，而且各家大名在长期军事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也有强力的军队，加之国土小，反应相当灵活。劫掠日本沿海，获益不大而风险很大。海那边的中国却是经济发达，尤其东南沿海更是富庶。但大国反应迟钝，而且当时政治朽坏、军事虚弱，中国沿海如同敞开大门的宝库，怎能不令他们心动。后来江户时代的学者佐藤信渊在其《御海储言》中总结日本海贼的出处说：“从永正、大永时起，伊宁国因岛、久留岛、大岛地方人士；饭田、大岛、河野、胁屋、松岛、久留岛、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继渡海到海外，从事海贼勾当以富家室；并以野岛领主村上图书头为议事之主，各集其所属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余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诸邑，夺取种种财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国、九州滨海之诸浪人、渔夫、船夫、无赖等逐渐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数日多。后来，其众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34]虽然永正、大永年间离倭寇战争的爆发还有一段时间，但天文末到天正初的倭寇中日本人的来源，范围没有明显的扩大。
自海运开始以来，在任何沿海国家都出现过海盗问题，国家衰落的时候海盗为害更显得厉害，这是自然之理。中国从汉到元，一直都有海盗，有时候规模还很大。但历朝历代，都没有以此为由禁止人民出海的，尤其是宋元两朝，出海相当自由，沿海人民得以致富，国家得以获取巨额利润，并以此窥知外国情形，培养了水师，有利无害。但明建国以后，朱元璋面对日本海盗和诸雄的入海残部，采取了他这个从没有接触过沿海生活的贫农所能采用的最简单、最直接、也似乎是最有效的办法：海禁。他说：“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闭其关听其自服而不之讨，戒启衅也。”1371年“仍禁濒海民不得私自入海，时方国珍余党多入海剽掠也。”1381年“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1385年“禁民入海捕鱼” 、1390年“申严交通外番之禁”、1394年“禁民间用番香、番货”、1397年“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紧锣密鼓的接连颁布禁令[35]。之后虽然倭寇战争于永乐年间逐渐平息，但海禁并没有解除。到1567年为止，明廷曾数十次颁布禁海令。并形成了成文法：
“凡沿海去处、下海船只，除有票号文引，许令出洋外，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私将应禁军器下海、因而走泄事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卫充军。若止将大船雇与下海之人，分取番货，及虽不曾造有大船，但纠通下海之人买番货，与探听下海之人，番货到来，私买、贩卖苏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发边卫充军，番货并入官。其小民撑使单桅小船，给有执照，于海边近处捕鱼打柴，巡捕官兵不许扰害”；
“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锻匹、绸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担驮载之人，减一等。物货船车幷入官。于内以十分为率，三分付告人充赏。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其拘该官司，及守把之人，通同夹带，或知而故纵者，与犯人同罪。失觉察者，减三等，罪止杖一百。军兵又减一等”[36]；
“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民间祷祀，止用松、柏、枫、桃诸香”[37]；
尽管法律从字面上说，并没有完全禁止人民出海，而且条文本身和历代的相关规定也很类似。但在执行中实际上完全禁止人民出海贸易。这样并不能阻止商人对利益的追求，但大大制约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进而使民间造船和航海技术大大萎缩。也使国家再没有外贸收入，并难以了解海外情形。跟沿海形势直接相关的是，因此而产生了走私暴利，鼓励了非法商人，使外贸游离于国家的控制之外。这就使民间海商产生种种恶行，并且通过贿赂官员，进一步败坏吏治。一句话，海禁使得健康的外贸变成了畸形的走私。从中受益最大的，是最善于敲诈勒索、违法犯法的贪官污吏和胆子最大、最无视法律、最崇尚暴力、最懂得贿赂官员的那一伙奸商海盗。
为了炫耀明朝的国威，并且补贴国用。明朝实行了朝贡贸易制度。但它却是历史上最愚蠢的政策之一。这项制度的基本措施可以简单的进行描述：外国必须向明朝称臣，才能进贡，而且必须是该国的国家元首或至少是能稳定的掌握实权的首脑人物，才能派出使臣。使团凭被命名为“勘合”的御赐许可证进入中国。人数、进贡年限，都有严格限制，主要根据政治上的亲疏决定。使团允许携带贡品和货物。明廷对贡品一般会提供超过其市值的回赠，但如果政治上有不愉快，也会贱价买进，乃至低于其成本，以示不满和惩罚。在进贡的同时，允许携带商品进行贸易。一般限制为在北京会同馆与私商买卖，并予以免税待遇。使臣还可以向明朝皇帝请求额外赐给物品。不用说，在朝贡贸易中，在通常情况下，入贡国必然是有盈利的，并且只要装作恭敬，甚至有的情况下连装都不用装，就可以获得暴利。在这种制度下，有自尊的大国，不会来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来朝贡的要么是贫穷的小国，要么是冒充贡使的西方殖民者。而那些国君和使臣，如果是正直人或老实人，不会获得大的利益，只有擅长阿谀奉承，并且纯粹为了钱而来的国君和使臣，才能获得满意的结果。因此断绝民间外贸和进行完全是满足虚荣心的朝贡贸易，两者结合的结果，就是惩罚友好，鼓励奸诈。而与日本的外交，就是这种愚蠢制度的典型。
明初，虽然有与南朝的不愉快，但是北朝统一日本以后，中日关系一时之间是不错的。朱棣对足利将军的恭顺，颇为满意，因此赏赐很多。足利义满七次入贡，平均每次的利润都在20万贯铜钱以上。[37]之后足利义持出于民族自尊心，停止了对中国称臣，也就失去了朝贡贸易的收入。但室町幕府对日本的控制力不强，因为收入少，对强藩渐渐不能控制，这又进一步的引起了收入的减少。为了停止这种恶性循环，足利将军又打起了朝贡贸易的主意——这雄辩地说明了生存永远比尊严重要。正好，中国宣德七年（1432年），朱瞻基因为日本久不进贡，委托琉球中山王转发敕书给足利将军。足利义教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从明年开始，日本于1433、1435、1453、1468、1477、1484、1495、1511、1523、1539、1547年11次称臣入贡[38]。这些所谓的入贡，跟足利义满时代确有真挚感情在其中的入贡不同，纯粹是出于经济目的进行。尤其到15世纪中叶以后，因为幕府的权力日益萎缩，强藩在其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因为本意就是为了钱，派去的使团成员自然也要挑选那些擅长索价的人物。而这样的人，在道德方面往往是没有什么口碑的。对于借入贡发财的国家，明朝也不是没有警惕性，永乐初年，规定日本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但这个规定没有一次得到遵守。不仅日本方面不遵守，而且明朝也不严格执行。宣德初年放宽限制，船不得过三，人不得过三百。允许携带刀具入贡。这个限制也常常被违反。不仅如此，日本使臣还常常做出放肆无礼的言行。典型的例子有：景泰四年（1453年），日本派出以东洋允澎为使臣的庞大使团，到达北京以后，就赏赐问题发生了这样奇异的交涉：明朝礼官上奏皇帝：本次日本贡物太多，如果按照宣德期间的优厚价格收购，则需要支付21.7万贯铜钱，合对应数量的白银。这样国家支出太大，不如减为3.47万两白银。朱祁钰批准。东洋允澎不悦，提出按旧价格给付。朱祁钰额外赐钱万贯抚慰，允澎提出增加赐物。于是再给布帛1500匹，允澎等怏怏离去。在归途中，路过临清的时候，使团中有人掠夺居民货物，地方官府派指挥前往制止，也被该人殴击，几乎丧命。地方官申请批准逮捕，而朱祁钰却以“失远人心”为由不批[39]。但幕府对此也感到紧张，害怕入贡赚钱之路断绝，在天顺初年(后花园天皇末年)委托朝鲜转呈了谢罪之意。当时第二次执政的朱祁镇也没有要求追惩，只是要日本以后应慎重挑选“谨厚老成，识大体者”为使臣。这样幕府和强藩都吃了定心丸，派去的使臣也就越发肆无忌惮。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又发生了麻答二郎杀人事件。麻答二郎随天土与（同一字）清启入贡，在北京集市购买物品，喝醉以后与人发生争执，用刀将之刺成重伤。礼部请求惩治，朱见深以“远夷”为名免其下狱，而交给清启惩治。清启推托说：本来应该依照日本习惯法处治，但在中国礼仪之地不敢妄为，等回国再惩处。并自请对属下管束不严之罪。这实际上就是放纵麻答二郎逍遥法外。不久重伤的人死去，礼部再次申请逮捕，结果仍不批，只是勒令麻答赔偿十两白银，还向各外国使节发了省谕，使他们都能知道明廷对外国人之宽大仁慈[40]。从此日本更加肆无忌惮。且于次年，三号船折返中国，其主官桂庵玄树谎称出海后遇风，赐品全部抛弃丧失。如果不能获得赐品，回国之后要受到处罚。请求再赐。礼部接到申请，认为没有先例，不宜批准。朱见深也知道其事荒谬难信，但还是赐予了绢一百匹、彩缎十表里。玄树仍不满足，要求赐钱五千贯。礼部发觉这些非分要求和通事（翻译）闵宗达有关，于是上奏建议不给钱，并惩治通事教诱之罪。可朱见深还是赐了五百贯，并免追究通事。日本使臣此外，在宁波私自上岸的日僧盛训，也被免于处罚。成化十三年（1477年），足利义政因为国内大乱，急需用钱，亲自上奏请求特赐钱。朱见深赐了五万文。于是义政贪欲更大，于1484年的奏讨书中竟然索要铜钱壹拾万贯！也许是这次“入贡”的捞钱意图过于直白急促，所以明帝没有批准。弘治九年（1496年），以僧人尧夫寿蓂为正使的日本使团再次入贡，在归途中的济宁又发生了持刀杀人事件，寿蓂无法制止。明朝因此而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今后日本使团，只能五十人上京，其余成员必须在港口监视居住，不得进入内地。之后因为幕府权力萎缩到了无法派出使团的地步，所以遣明使都由大内，细川两强派遣，使节素质越发低下。这就加剧了混乱并终于引发了宁波争贡事件[41]。
总的说来，日本的遣明使，除了足利义满时代还算是比较正常的外交往来外，以后都是为了钱而入贡。决无半点真挚的情感。而明朝方面却奇怪的一再忍让，一再满足日本使臣的非分要求和放纵犯罪。当时明朝的国力和军事力量都远在日本之上，日本没有任何让明朝非保持与其友好关系不可的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任何资源，其政治态度也绝非恭顺。纵观《明史》，日本贡使在各国贡使中是素质最差、态度最恶劣、行为最放肆的一群，但却很少受到惩处。这可以被认为是历史上的一件怪事。在本文中无法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只能根据通常的说法，提出几个原因：一、明朝慑于元朝入侵日本失败的教训，不敢对日动武，出于协同打击海盗的需要，也就只好通过委曲求全，指望日本方面能够满意，帮助明廷打击倭寇；二、明朝皇帝出于狭隘的封建君主穷措大的心理，希望进贡的外国越多越好，但吸引外国人前来经商定居，恐怕影响内向封闭的封建社会。而主动出使，费用又太高。所以只能通过朝贡贸易这种畸形的外交方式吸引入贡。从明史和明实录可以看到，往往是朝廷和地方办事官吏上奏要求处罚违禁外国外交人员，或者在回赐时节约开支。而皇帝却一味的优容宽待。下西洋结束以后，向中国称臣纳贡的国家屈指可数，能留住一个就是一个了。明朝皇帝继位前所受教育历练往往不足，很难理解人民的疾苦和国家的困难。在他们心中，满足天朝上国的荣耀，是比区区几个杀人事件、一点金钱付出更重要的。更何况儒家学说也从来不鼓励人们追求利益。
从效果来看，朝贡贸易制度是问题很大的。尤其是在中日关系史上：一、它换不来真正的友谊或尊敬；二、对明廷镇压倭寇也收效甚微，从永乐末年开始第一次倭寇战争就渐渐平息。之后到1552年，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沿海都只存在少量经济性的海盗，而没有大股海盗入侵的危险，不需要日本的支持。而到了日本国内大乱，日本海盗四出的时候，却又没有统一的政权可供交涉；三、相反的，因为对日本没有军事压力，而对使团又太过优容，日本人很正常的因此认为，明朝是害怕日本才会这么做。遣明使经过的地方，道听途说，人们都知道了去中国可以获得大利，即使做了坏事，也不会受到惩罚。因此不仅贫民浪人，连不肖的官吏也轻视中国，劫掠中国沿海也就成了一种很有吸引力的选择。其实不仅是日本，入明的暹罗使节也是桀骜难制，贪得无厌。足见日本使节的无礼绝非民族性使然。朝贡贸易确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其实，宋元两朝已经开辟了中国的海上事业，到元时，中国的航海发展有光明的前景。单就与日本的交往来说，中日之间彼此需要的商品就很多。明时日本所需的中国货物品种如下：服装用的生丝、丝棉、布、绵绸、锦绣、红线；手工业所用的水银；日用品针、铁链、铁锅、磁器、瓷器、漆器、毡毯、马背氈、小食箩、化妆品等；药材主要进口川芎、甘草；调味品醋、古玩中的字画；此外，儒家和佛教的经典，日本的需求十分旺盛迫切。还需要巨量的铜钱[42]。中国商人能够从中获取的利益是惊人的。据《筹海图编》卷二，中国的生丝在日本可以卖到每斤五六两白银，比在中国高10倍、丝棉每斤2两、红线价格最高时也可以达到每斤7钱银、水银最高时每斤三两、针每根值银7分、因为日本没有川芎，其价格为一斤6钱7分、甘草则为每斤二钱。另一方面，日本的很多商品在中国也大有销路。手工业原料有铜、硫磺、苏木等，产销量很大。如硫磺往往一次入贡万斤；日本制作精良的手工业品屏风、扇子、盒子、砚盒等也颇受欢迎；尤其著名的是日本刀。从宋代开始日本刀就受到中国人的赞美。到了明代，其制作工艺更加进步，官方和民间都很愿意购买。和中国商品在日本一样，日本商品在中国也可以获取丰厚利润。《大乘院寺社杂事记》永正二年五月初四日条记载曾参加使团到过中国的楠叶西忍的话说：“在中国所得的货款：于北都王城，把本钱十文的东西，以一贯出售；以此一贯所购的货物，在南都以二贯出售；在南都以此二贯所购之物品，在明州以三贯价钱出售。又以此三贯买蚕丝回日本，有利也。”这个利润确实非常“有利”。至于具体货物的利润，日本刀的资料较多。据《卧云日件录》记载，室町幕府中后期到战国前期的日本刀在日本的价格，依质量高下，从四千文到八百文不等[43]。而明朝官方收购价，宣德年间为每把一万文；景泰年间为每把六千文；成化年间三千文；弘治九年，所买七千把刀，其中五千把以每把一千八百文计价，其余每把三百文；正德四年只收购了七千把中的三千把，每把三百文[44]。看来随着在华日本刀的数量因为官方贸易和走私的进行而日渐增多，而且日本使节的劣性不改，所以价格越来越低，最后三百文的价格，显然是政治性的惩罚了。
从中日彼此的需要来看，显然正常的贸易往来是可以满足彼此的很多需要的，而且还可以趁机了解到对方的很多信息。从长远看，文化上的交流还可以增加人民之间的友谊，有利于政治折冲。而愚昧野蛮的明廷，一味坚持有害无益的朝贡贸易制度，使国家支出大增，而外国商品仍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普通的外贸商品产生了巨额走私利润，驱使商人、土豪、奸民、贫民下海为盗，毒化了社会风气，给沿海造成很多不稳定因素，并使贪官污吏可以趁机上下其手，大捞不义之财。还把海洋空间拱手让给了海盗和远来的西方探险者和殖民者（进入东海的葡萄牙人那时几乎全靠在中日之间进行走私贸易过活），使他们能顺利开展自己的“事业”；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开始无法了解外国的进步，从而在外交上陷入很大被动——明朝对日本室町幕府的兴衰和其对全国的控制能力，以及九州几个强藩的政治态度，一直反应迟钝乃至完全不知情，这就使所谓的联日灭倭，成为彻底的空中楼阁——并进一步的造成吸收外国进步技术和先进制度的能力弱化。海禁制度是明朝开始中国在世界上失去先进地位的重要原因。
战争的爆发 战争初期 王直与其他海盗 他们的军队
嘉靖三十二年（1552年）四月，王直及其他盗商统率下的舰船和武装人员，进攻浙江，倭寇战争爆发。关于这次战争的导火索，有不同的说法，值得做一简单分析。
有一种说法是在宁波争贡之后，明廷撤销宁波市舶司，使中日贸易断绝，走私大为盛行，这样倭寇就猖獗起来了。这种说法虽然有道理，却不是无懈可击的。因为明朝的市舶司和宋元的不同，完全是为了垄断外贸，进行单一朝贡贸易而设立的。虽然其撤销对中日贸易确实有很大影响，但之后1539、1547年日本两次入贡，两国交往并没有完全断绝。民间也老早存在走私。为何偏偏要等到1552年才大举入寇？而且如果确系撤销市舶司而造成战争，那么为何不是在1523年当年，或者1527、1533、1543等等任何一年发生，而偏偏要等到29年后的1552年才爆发？
另一种说法虽然在现代比较少见，但其实很早就出现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得到了官方的承认。也就是《明史·日本传》中的：“……撤市舶，而滨海奸人遂操其利。初市犹商主之，及严通番之禁，遂移之贵官家，负其直者愈甚。索之急，则以危言吓之，或又以好言绐之，谓我终不负若直。倭丧其赀不得返，已大恨……”也就是说海禁加强之后，习惯于拖欠货款的中国走私商有了为非作歹的更大空间，而且勾结官僚大户，欺诈日本商人。年深日久，商人无法再忍受，遂在王直等的指挥下，入寇沿海。关于这个说法，诚然，走私贸易是不可避免的具有很大风险性的。各种欺诈的勾当也是层出不穷。但这些勾当从走私开始就一直存在了。并不是新事物，为何在之前没有引起战争，而到了1552年却能引起呢？而且，王直本人恰恰就是中国沿海著名的盗商，也就是日本末代使臣策彦周良所说“中国商舶入海，往往藏匿岛中为寇”，令往来的日本商船头痛不已的那一类人。说日本的贫民恶党跟随王直，是说得通，但商人跟从，而且是大量的商人跟从，以致可以同时侵扰数千里，实在令人感觉根据不足；
第三种说法是教科书上常见的。说日本进入战国时代以后武士、商人、流民等入寇，乃至是在大名的指示下入侵。说倭寇受到日本贵族的指挥显然是荒谬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大名或实权者指使乃至纵容倭寇的证据。但大量日本人因为贫困或仅仅因为本身的贪欲而参加了对中国沿海的劫掠，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应仁之乱爆发到1552年已有85年，此时正是各大名之间的战争进入白热化，全日本一片沸腾的时候。如前所述，九州也陷入大混乱中。尤其是陶晴贤和毛利元就之间的大会战即将到来。在这种情况下，凡是能够被各大名运用的力量，都全部投入到了自保与扩张中。而没有被纳入战争体系的人，只能是游离于日本本岛与中国之间的传统海盗和一些流民、土豪。这些人彼此不相统辖，而且与中国海盗、走私商之间有复杂的恩怨，要统一成一股力量发动战争，是相当困难的；
总之，以上三种，确实都是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但如果要寻找战争的直接导火索，还要到它爆发的前几年去。
1547年，发生了一次规模很小却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劫掠。《嘉靖实录》卷三五〇，嘉靖二十八年七月壬申条按语记载了这次劫掠：余姚谢氏某者，和王直、徐海等走私商合作。习惯于拖欠货款。走私商逼催得急了，他就恐吓说：“吾将首汝于官”。走私商又恨又怕，于是纠合手下和“番客”，在一天夜里攻入谢家，杀死几个男女并放火，带着掠得的物资逃跑了。余姚县令得知以后一时不能查清，又怕贻误军机，遂以“倭贼入寇”为名仓促上报。这样一来果然引起了重视。新任提督浙、闽海防军务、浙江巡抚朱纨感到倭情已很严重，下令限期抓捕这伙“倭寇”，他并采取一个狠招：允许沿海居民中一贯与外国人交通的居民自首，也可以彼此告发。于是浙江人心惶惶，辗转告发，以致一直诬陷到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良民。朱纨还很努力的进行军事进剿，他为官清廉，为部下所信服，军事准备充分。于是攻破了从前一直为盗商占据的双屿，又对葡萄牙人、海盗、处州起义矿工进行几次战斗，都取得了胜利，连同逮捕的奸民在内，抓获不少人，依据自己的权限把他们都处决了。当时失去走私利益的大户、被误抓的良民家属、靠走私生存的人民、以及对他的清廉刚正看不顺眼的贪官庸人，都对他深感怨恨。而他对指责和劝解，一直以刚硬的态度、激烈的语气反驳。这样就孤立了自己，终于在嘉靖二十八年的诏南之战后的俘虏处置问题上栽倒了[45]。
这一切的起因多少有些荒诞的意味。因为其实1547年与走私商一起劫掠谢家的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倭寇，而是葡萄牙人。费迪南德·门德斯·品脱著名的著作《旅行记》（Peregrinacao）中记载了这件事情：一个名叫兰沙洛特·佩雷拉（Lancarote Pereira）的葡萄牙人，因为借钱给中国人没有得到偿还，纠合了十八或二十个无赖同胞，趁夜突袭了宁波附近的村庄，洗劫了十家或十一二家人，劫去妇女若干，并杀死了约十个人。[46]葡萄牙人之后还和朱纨进行了几次战斗，他们的外形和黄种人也完全不同。
但无论如何，为了防备倭寇而进行的军事行动，最终引起了朱纨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先，葡萄牙人遭到了重创，葡萄牙走私商和冒险家在东海上消失了。这就出现了需要填补的权利空白；其次，朱纨对走私分子的大肆捕杀，迫使大户们感到有必要和走私商划清界限，同时，因为已经撕破脸皮彼此冲突，海上盗商们维持已久的与内陆大户之间的合作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他们必须另找发财之路；再次，朱纨死后4年间，海禁成了禁区，无人敢于涉足，但也无人敢于违抗祖宗成法，一时间原有的秩序和潜规则不再行得通，到底该怎么办，没有人知道；最后，因为老牌的海商被杀被驱，权力平衡被打破，盗商之间开始彼此火拼，以期攫取更大的权利。
在这种危险的不稳定状态下，王直最终成为盗商中的佼佼者。他首先打垮了卢七和沈九等海盗，然后在1551年，与慈溪籍的另一个大走私商柴德美一道，袭杀了驻横港的另一大盗商陈思盼，完全夺取了他的财物和势力范围。因为这些行动都是官府所允许或默认，乃至鼓励的，所以他把俘获的陈思盼的侄子陈四和属下四百多人押送海道，认为自己为朝廷立下了大功[47]。然而，等待着他的不是奖赏，而是兵戈。素来主张严厉海禁的参将俞大猷率水兵数千人包围了他，王直以火箭点燃了他们的船只，才得以突围。从此王直成了明廷的敌人。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剧目是经常上演的。地方官引诱“贼”中的某些人反正，但又不公开的发表文书来证明。等那个自以为有功的人铲除了主要敌人后，就把已经孤立无源的他也一并消灭。这样既彻底消灭了“贼寇”，又避免了朝廷的责问。实在是一招妙棋。然而这次，情况完全不同。王直已经成为海上最强的盗商，在海上没有了竞争者[48]。武装人员人数众多，而且素质优良，很有战斗经验。财力充盈，所辖岛屿很多。而且，他在长期的海盗生活中已经与日本的盗商建立了巩固的联系，在日本也有根据地。他的实力，不仅不会被官军击倒，而且反而能把官军击垮。在惊惧愤恨的情绪支配下，王直决定发动战争，1552年四月，就进攻了浙江。
因此，如果要归结倭寇战争爆发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长期海禁结出的恶果，从直接原因上说，则是1523年撤销宁波市舶司以后，走私需求大增，而朱纨的厉行海禁和之后的变动，恰恰打乱了原先的走私格局，使王直得以乱中取胜。最后，因为浙江官府企图消灭王直，使其愤而自卫，战争随之爆发。
战争开始以后，如前所述，因为政治的腐朽和贫富矛盾，以及军事上的羸弱，官军无法抵挡海盗的兵锋。1552年四月，海盗入侵则将，掳掠了舟山、象山等处海岛。然后登上大陆，骚扰了温州、台州、宁波、绍兴等县境。台州知事武日韦（同一字）出击，兵败于钓鱼岭，本人战死。五月，倭寇攻破了黄岩县，停留抢掠7天才离开；
东南突发的战争引起了明廷的震惊，同年七月，把巡抚山东右佥都御史王忬改任为浙江巡视，提督军务，兼领福、兴、漳、泉四府，又调俞大猷、汤克宽为参将，共同镇压。然而这不过是倭寇的武装试探。经过这次成功，王直和他的部下都很受鼓励，福建、广东沿海的海盗也都感到官军易与，打算共同参加战争。另一方面，1553年肥后粮食减产，酿成大饥荒，大量饥民追随倭寇，使其获得了充足兵员。这样，终于发生了嘉靖三十二年的大变乱。《明史·日本传》以好莱坞式的手法描写了这年的战况：“三十二年三月，汪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倭寇选择的首发攻击目标是浙江昌国卫（今象山县东溪附近），在那里停留了五天，因为俞大猷率兵来到，因而撤退转移。四月，倭寇进攻太仓县、乍浦、劫掠了平湖、海盐、海宁等地，杀死杀伤官军数百人，总共掳掠盘桓了十六天才退去，转移到上海，江阴，都顺利的攻破了。五月，进攻海盐不克，遂再次攻入上海，攻陷乍浦所。汤克宽迎击，在独山火焚了倭寇占据的民居，烧死一些人，其余的倭寇突围而出。之后夏半年的战斗就停止了。这年的十月，有倭寇三百人，因为船只破损，不能离去，而停留在崇明岛的南沙。其时已升任副将的汤克宽驻在金山卫，拥有提督海防诸军的权力。得到消息以后率佥事任环一起带领军队前往进攻。却遭到大败。于是只能使用舰队进行围困。一直围到次年正月，还不能取胜，军中却蔓延起瘟疫来，这样就只好解开包围圈的一角，纵倭寇逃走。倭寇得到了船只，漂流到宝山一带，汤克宽一直在率领一部分兵力尾随，见状在南家嘴用战船进行了攻击，斩首七十二级，但剩下的倭寇又骚扰了上海、嘉兴。这样的战绩很自然的遭到弹劾，使克宽被剥夺了一切职级。这年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正月，二千多倭寇劫掠苏、松各州县。二月围攻松江府，杀死县丞刘东阳。三月，又回到苏、松一带。汤克宽带兵在采陶港反击了他们，斩首八百余级。取得了这个胜利以后，王忬推荐他为浙西参将。但倭寇没有停止进攻。他们抢掠和收集民船入海，前往长江以北，攻击道州、泰兴两府辖区，劫掠了各个盐场，更分兵骚扰青徐，深入内地，以吸引官军的注意力。四月，又一股倭寇进攻嘉兴，参将卢镗率军迎击，其行动被倭寇侦知，预先在孟宗堰设置了埋伏。明军中伏大败，死亡四百余、败兵惊慌渡河逃走，导致五百余人被踩踏或溺水而死。倭寇气势大振，遂贡献嘉善，再围嘉兴，没有攻克，转而劫掠海宁。这时在江北围攻道州、泰兴的倭寇南下支援他们，蹂躏了扬州、泰州，与官军多次交战都取得了胜利，杀死扬州千户洪岱、中所千户文昌龄、泰州千户王烈等官。经过这一连串的失败，朱厚熜愤怒的下诏，把刚回到参将位置上没几天的汤克宽又剥夺了职级。但明朝的灾难还远没有结束，五月，倭寇自崇明出发进入苏州地界，大掠昆山，并进逼到崇德。六月，又从苏州转回嘉兴。都指挥夏光率官军背王江泾列阵迎击，被倭寇一鼓击溃。夏光本人战死。八月，倭寇开始陆续返回采陶港、柘林港等处冬营。只有一小部分滞留在嘉兴城下。参将李逢时、许国等率领的山东援军，已经赶到江南，这时恰好投入战斗，在新泾桥击败了倭寇，斩首八十余级。许国高兴的进行追击，但倭寇绝非一败而溃的乌合之众，他们组织了强有力的反击，在采陶港将这股官军击溃，杀死了指挥刘勇。就这样结束了1554年的战斗[49]。
官军的连续惨败震惊了全中国。区区的海盗竟然要威胁到整个皇朝的生存了。于是朝廷采取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措施。首先在五月间以有军事经验的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浙、直、山东、两广、福建军务。权力之大，为明朝海防史上仅有。六月以右佥都御史李天宠为浙江巡抚，直接面对倭寇。代替了无能的王忬。张经不愧是一个有经验、有办法、有魄力的人。介于山东、南直隶、浙江军人多次被打败，已经丧气，他从川、湖、两广、山东等广大地区调集新锐兵力，准备以绝对的数量优势逐个攻破沿海海盗巢穴，压倒倭寇。其中尤其被看中的是壮族土司的军队，因为他们一向被认为是十分勇敢的。而且张经在1525年镇压岑猛时领教了壮族人的威力，于是在1554年七月，上任后不久奏请调动广西田州、归顺、南丹、那地、东兰等州的狼土兵到南直隶、浙江[50]。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批准。这年十月，在田州摄政的57岁的瓦氏带着她的孙儿岑大禄、陈大寿，前往梧州与东兰、南丹、那地等州的壮族军队会合，这样就组成了一支6000多人的军队[51]。其中田州土司的兵有4100名，战马450匹，占压倒多数，瓦氏的属下头目为钟富、黄维；其他土官的军队为：归顺州土兵862名，由头目黄虎仁率领；南丹州兵550名，由南丹土司的两个弟弟：莫昆、莫从舜率领；那地州兵590名，由头目罗堂等率领；东兰州兵750名，由头目岑褐率领。这支军队于次年的二月到三月，到达直隶、浙江的防区。瓦氏随即要求出战，但张经不准。他要策划一次大会战来重创敌军。然而在春季，因为前往江南祭海神的工部侍郎赵文华的鼓励和许诺，俞大猷命壮族军队从驻地金山卫出兵，四月八日，行至漕泾，遇到倭寇数百人。壮兵大败，田州头目钟富、黄维等14人都战死了。这次挫败使倭寇受到很大鼓舞，原来壮族人和汉族人一样也是可以打败的。次日，瓦氏的侄子岑匡在一次轻率的侦察中战死；到了四月二十日，倭寇三千余人来攻金山，壮族军队出击，又是全军崩溃，头目白泫战死[52]。但壮军的出现吸引了倭寇的很大一部分注意力，使张经可以进行更充分的准备[53]。四月下旬，湖南保靖、永顺土兵和四川的援军已到达。明军的准备已经充分，张经这才下令进攻。以俞大猷率田州兵，驻金山卫；以邹继芳率东兰、那地、南丹兵驻闽港；以参将汤克宽率归顺、思恩、东莞兵，驻乍浦。加上他们原有的军队，就对倭寇的重要基地，直接威胁直隶和浙江的柘林港，构成了三面包围。明军总兵力不详，光是俞大猷的汉兵和狼土兵，就有万余，湖南土兵也不下这个数字。至于此战中倭寇的确实人数，恐怕很难知道了。《明史·张经传》中说四月间柘林有二万余人，显然有所夸大。且不说这么多人如何保持供给，如果确实有，为何不在明军调兵和合围的时候采取坚决行动击溃其一路？以当时明军的表现而言，若倭寇果然有2万人，那里抵挡得住！
五月，柘林倭寇以四千人向嘉兴进军，参将卢镗率沿水陆两路进击。在石塘湾发生战斗，这时保靖、永顺土兵适时从侧翼对倭寇发起进攻。于是倭寇向北退却，在平望遭遇俞大猷率领下的永顺兵和其他军队的包围，遭到挫败，退回王江泾。就在这里，永顺兵从正面、保靖兵从背后、汤克宽用水师协同进攻。倭寇经过苦战才得以突围而出。由于损失太大，返回柘林的人，只得放弃这个基地，将之焚烧一空，驾船出海。官军获得首级前后共一千九百余。这就是倭寇战争前期最著名的大胜仗“王江泾大捷”从倭寇的反应看，柘林在四月初的兵力总数最多也就是五千余了。若真有二万，死亡2000余，加上受伤，也只不过损失1/4，并不是不可接受。尽管如此，这仍是对倭寇的一个重大打击，也是对明朝的一个巨大鼓舞。但接下来一场悲剧发生了。因为在战斗开始前，赵文华连续请求张经尽快出兵进攻，张经都没有赞同，而且还向他隐瞒了自己的军事部署。赵文华尽管之前与张经并没有任何仇怨，但因此而感到非常没有面子，就向皇帝上疏，弹劾张经“养寇失机”——是的，在腐朽的绝对专制制度下，是盛产这种“人际关系学高手”的。疏刚发出，就传来了王江泾取胜的消息。但赵文华并没有收敛，而是设法把功劳都归入自己和同样依附权相严嵩的胡宗宪之下，并进而弹劾了浙江巡抚李天宠。因为朱厚熜的昏庸和严嵩的谗言，张经和李天宠迅速被捕，并于同年十月被处决。有功反而被杀，这种罕见的冤屈使全国官吏都感到心寒。尤其对与倭寇作战的前线官兵的心理产生了很大震撼。并且，张经被捕后再也没有这样有魄力、有胆识、有办法的总督，能够调动如此之多的兵力进行大会战了。先前调集的军队也因为沮丧和失去后勤保障而再无法作战。接任的总督周珫和杨宜都是无能之辈，无法控制军队。于是大军不再能保护国土，反而成为人民的祸害。除了原先以杀良冒功、劫掠人民为能事的汉兵以外，现在又多了上万名壮族、苗族和土家族的士兵为害。自七月瓦氏因病离开前线以后，失去了头目的壮兵就对富庶的直隶、浙江进行了大肆劫掠。其实明廷之所以热衷于调动少数民族军队作战，并不全然是因为传说中他们勇敢善战的原因，当时募汉族兵，日饷有安家费、行粮两项，少数民族兵却只发给行粮，每天仅一分二厘银。而拨给的军粮一人一天米一升，竟全部被土官克扣[54]。如此饥寒交迫，让士兵如何不掳掠？况且从前，有的朝廷大员也鼓励少数民族兵的合理劫掠。如丘濬就主张：土兵不仅应厚加犒赏，而且在战斗中允许完全占有战利品，还可以将俘虏出卖获利[55]。少数民族既然得到这种“保证”，自然会习惯于用抢劫来满足自己。当他们无法战胜敌人，又失去了制约的时候，就把目标转向了人民。加上民族习惯的不同造成的误解和冲突，使得这种掳掠特别残忍，以至于江浙人民真的把壮族人看成了狼人，怒斥他们贪狠如狼。
另一方面，战争还继续地进行着。赵文华在江南除了祭海神和督战以外，一个重要的任务是筹集军需，以满足张经调集的大量军队的需要。因为国家财政枯竭，无法从朝廷获得支持，而从内地获取资金又遥遥无期，因此只能在进行战争的地区进行加派，尽管这些地区已经很苦。当时的加派名为“提编”，基本上是按照人民的贫富分成十等，从富人起征，若富人所纳税额不能满足需要，则向下征收次富阶层，余类推。这样加派之后，直隶一司一年承担的额外税收任务就有40万两。之后一直保持下去。经过加派，军事费的来源有了保障，战争得以长期维持。
人事方面也有了变动。周珫在任总督之前，曾写过《十难三策疏》，被视为比较有想法的人物。但他的实践能力很差，无法驾驭军队，因此在职仅34天就被赵文华弹劾而去。而浙江巡抚这一要职，在李天宠被逮捕之后则由胡宗宪接任。他将在后来的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明朝正在进行内部的大调整的同时，倭寇也正在积极的发动进攻。尽管在柘林遭到了严重损失，但倭寇们也更加了解了官军的低劣素质，对神秘的壮族兵的恐惧也随着金山的胜利一扫而光。五月，从柘林脱出的倭寇千余人进入苏州境，另有千余新倭前往支援他们，合流进军到离苏州城十里的陆泾坝[56]，在这里遇到了南京都督周于德的军队，并击溃了他。但紧接着出现了任环、俞大猷的援军，倭寇无法支持，只能撤退。他们前后共损失了600人以上。俞大猷越来越成为倭寇最危险的敌人。
七月，发生了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件罕见的奇事。一股53个人的倭寇从杭州登陆以后向西进军，掠过歙县、绩溪、进至旌德，发现典史蔡尧带着民兵一千多人抵御。于是绕过泾县，攻破南陵。芜湖、当涂等县派兵进剿，在南陵东门外交战，官军溃败。芜湖县丞陈一道父子战死。倭寇乘胜进入芜湖境，为民兵所阻止。遂转往江宁镇，指挥朱襄率兵迎击，兵败战死，士兵死亡三百多人。这股倭寇进而进攻明朝的南方都城南京，一直攻到外郭的大安德门，并攻击了夹岗。因为南京兵力很多，他们向秣陵关退去。八月，又游行到溧阳、宜兴，最后抵达浒墅关，被应天巡抚曹邦辅率兵击溃。残败兵逃到杨林桥，也全部被杀。这次战斗历经八十多天，流转数千里，官军死伤四千多人，与倭寇的人数相比，实在是个惊人的战斗。也成为了倭寇战争中最著名的战例之一。在八十多天里，这股倭寇不掠财、不奸淫、不杀平民，几乎只针对官军进行战斗，最后慷慨赴死[57]。可惜，现在已经无法知道他们进行这种自杀式攻击的目的了。另《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中嘉靖三十四年也有如下记载：“倭五十余人，白山东日照流劫东安卫，至淮安、赣榆，复自赣榆流劫沭阳、桃源等处，至清河阻雨。徐邳官兵分道蹙之，歼于马头镇民家，斩首四十一级。此贼自日照登岸，以数十人流害两省，杀戮千余人，至是始灭。”过程与浒墅关的倭寇很相似，此事也见于《明史·日本传》，足见倭寇之得民心，战力强，绝非个例。
八月，官军遇到新的挫折。当时任总督的杨宜，介于张经、李天宠的教训，他特意巴结虽然对军事完全无知，但手眼通天的赵文华。而赵文华因此而对他十分蔑视，文武官吏的任免，几乎全出于赵文华之意。对军队的指挥也就几近瘫痪。本月里，因为遇风的缘故，三百多倭寇漂流到松江一带，占据了华亭陶宅镇，九月，赵文华协同曹邦辅、胡宗宪率浙、直兵分三路进攻。浙江兵先被击溃，死伤千余。曹邦辅的直隶兵随之遇伏战败，死亡二百多人。紧接着兵备副使刘焘的五千军队同样兵分三路继续围攻。倭寇以二百人迎击，官军溃败。这引起了明朝上下的震惊，赵文华等继续调兵包围，十月，因为明军越来越多，陶宅倭寇趁夜撤退到周浦，在水定寺中设防。曹邦辅率军分五路追上来围攻，其中四路被击溃。惟有邦辅的本队被水流阻止，没有参战。闰十一月，被长期包围的倭寇突围而出，向东北与川沙洼倭寇会合，乘船出海。追击的游击曹克新斩首130余级，从而结束了这次令官军威望扫地的战斗。从八月到闰十一月，官军集中了所有可用的机动兵力，以持续不断的人海攻势企图歼灭少量的倭寇，竟然没有实现。辛苦调来的客兵，已经和原来的卫所兵一样无能了。除开浪费大量资源外，从心理上完全打消了王江泾带来的胜气。原本很希望创下与张经同样战功的赵文华和胡宗宪，也因此大感沮丧。从此就转变了战略，从原先的武力镇压变成以武力为后盾的分化和招降了。与此同时，赵文华还不忘弹劾应天巡抚曹邦辅，虽然邦辅因为朝中官员的辩护而一时没有被撤职，但后来终于被贬官调走。
在其他战场上的战斗还在持续。这年九月，倭寇乘三艘船在台州螺门停泊，指挥王沛率战船进击。倭寇战败，弃船逃往附近山区，卢镗如山搜剿，杀死和俘获了他们全部的一百一十多人。十月，两百名倭寇在浙江乐清县登陆，骚扰了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地界，十一月流动到黄岩、仙居、奉化、余姚、上虞等县。官军多次追击，但都被得到人民支持的倭寇设伏击败。倭寇从上虞渡过曹娥江，进攻会稽。吴成器率兵迎击，杀死三百多人[58]。十二月，官军在嵊县合围了守卫乐清基地的倭寇，将之歼灭，这样，经历五十多天，乐清登陆的倭寇才被完全消灭。
十一月，官军蒙受新的耻辱。二百多倭寇入侵了福建莆田及镇东卫，千户戴洪兵败战死。另一股倭寇五十余人入侵温州、平阳县，指挥祁嵩、平阳所白户刘欲等兵败战死。另一股80余人的倭寇入侵了舟山，卢镗迎击兵败，指挥闵溶战死。倭寇继续进攻兴化平海卫，千户邱珍等战死，又进攻福清海口，泉州卫指挥佥事董乾镇战死。就这样，倭寇取得了本年的优势，返回冬营去了。
十二月，倭寇占领了松江新场，任环率永顺、保靖的土家族、苗族兵进剿，遇伏兵败。次年正月，再次派兵进攻，在松江四桥与敌遭遇，再次失败，参将尚允绍以下四百人战死。直到六月，这股倭寇自黄浦江出海，才遭到了俞大猷水师的攻击，三百余人被杀。这场跨越冬半年的战斗说明倭寇即使在冬季也可以保持强战力，他们的攻势绝不仅限于夏半年。
一连串的失败使总督杨宜的无能暴露无遗。他本来也想象张经一样，通过调集巨大的兵力进行大会战来创造光荣的胜利。因为壮族兵已经被证明为除了劫掠人民以外没有别的长处，因此他认为需要调集新的没有遭受过失败的新锐兵员。于是招募了江、浙的义勇，山东的箭手，并调集江、浙、福建、湖广的漕卒，以及河南毛兵。凡是传说中有本领的兵员，几乎都调集了。但杨宜本身是一个没有魄力，又没有本领的人，因此无法驾驭这些客兵。于是发生了川兵与山东兵的械斗，几乎把一个参将也杀了。而在高桥溃败的酉阳兵，则很直接的夺过船只，跑回苏州去了。面对这种局势，赵文华深感沮丧，认为已无法取得战争的胜利。就随便找了两个“胜仗”，欺骗皇帝说东南贼寇已平，回北京去了。还不忘建议撤销杨宜的总督职务。于是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二月，杨宜被撤职。代替他的是具有智慧和能力的胡宗宪。
嘉靖三十二年（1552年）四月，王直及其他盗商统率下的舰船和武装人员，进攻浙江，倭寇战争爆发。关于这次战争的导火索，有不同的说法，值得做一简单分析。
有一种说法是在宁波争贡之后，明廷撤销宁波市舶司，使中日贸易断绝，走私大为盛行，这样倭寇就猖獗起来了。这种说法虽然有道理，却不是无懈可击的。因为明朝的市舶司和宋元的不同，完全是为了垄断外贸，进行单一朝贡贸易而设立的。虽然其撤销对中日贸易确实有很大影响，但之后1539、1547年日本两次入贡，两国交往并没有完全断绝。民间也老早存在走私。为何偏偏要等到1552年才大举入寇？而且如果确系撤销市舶司而造成战争，那么为何不是在1523年当年，或者1527、1533、1543等等任何一年发生，而偏偏要等到29年后的1552年才爆发？
另一种说法虽然在现代比较少见，但其实很早就出现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得到了官方的承认。也就是《明史·日本传》中的：“……撤市舶，而滨海奸人遂操其利。初市犹商主之，及严通番之禁，遂移之贵官家，负其直者愈甚。索之急，则以危言吓之，或又以好言绐之，谓我终不负若直。倭丧其赀不得返，已大恨……”也就是说海禁加强之后，习惯于拖欠货款的中国走私商有了为非作歹的更大空间，而且勾结官僚大户，欺诈日本商人。年深日久，商人无法再忍受，遂在王直等的指挥下，入寇沿海。关于这个说法，诚然，走私贸易是不可避免的具有很大风险性的。各种欺诈的勾当也是层出不穷。但这些勾当从走私开始就一直存在了。并不是新事物，为何在之前没有引起战争，而到了1552年却能引起呢？而且，王直本人恰恰就是中国沿海著名的盗商，也就是日本末代使臣策彦周良所说“中国商舶入海，往往藏匿岛中为寇”，令往来的日本商船头痛不已的那一类人。说日本的贫民恶党跟随王直，是说得通，但商人跟从，而且是大量的商人跟从，以致可以同时侵扰数千里，实在令人感觉根据不足；
第三种说法是教科书上常见的。说日本进入战国时代以后武士、商人、流民等入寇，乃至是在大名的指示下入侵。说倭寇受到日本贵族的指挥显然是荒谬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大名或实权者指使乃至纵容倭寇的证据。但大量日本人因为贫困或仅仅因为本身的贪欲而参加了对中国沿海的劫掠，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应仁之乱爆发到1552年已有85年，此时正是各大名之间的战争进入白热化，全日本一片沸腾的时候。如前所述，九州也陷入大混乱中。尤其是陶晴贤和毛利元就之间的大会战即将到来。在这种情况下，凡是能够被各大名运用的力量，都全部投入到了自保与扩张中。而没有被纳入战争体系的人，只能是游离于日本本岛与中国之间的传统海盗和一些流民、土豪。这些人彼此不相统辖，而且与中国海盗、走私商之间有复杂的恩怨，要统一成一股力量发动战争，是相当困难的；
总之，以上三种，确实都是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但如果要寻找战争的直接导火索，还要到它爆发的前几年去。
1547年，发生了一次规模很小却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劫掠。《嘉靖实录》卷三五〇，嘉靖二十八年七月壬申条按语记载了这次劫掠：余姚谢氏某者，和王直、徐海等走私商合作。习惯于拖欠货款。走私商逼催得急了，他就恐吓说：“吾将首汝于官”。走私商又恨又怕，于是纠合手下和“番客”，在一天夜里攻入谢家，杀死几个男女并放火，带着掠得的物资逃跑了。余姚县令得知以后一时不能查清，又怕贻误军机，遂以“倭贼入寇”为名仓促上报。这样一来果然引起了重视。新任提督浙、闽海防军务、浙江巡抚朱纨感到倭情已很严重，下令限期抓捕这伙“倭寇”，他并采取一个狠招：允许沿海居民中一贯与外国人交通的居民自首，也可以彼此告发。于是浙江人心惶惶，辗转告发，以致一直诬陷到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良民。朱纨还很努力的进行军事进剿，他为官清廉，为部下所信服，军事准备充分。于是攻破了从前一直为盗商占据的双屿，又对葡萄牙人、海盗、处州起义矿工进行几次战斗，都取得了胜利，连同逮捕的奸民在内，抓获不少人，依据自己的权限把他们都处决了。当时失去走私利益的大户、被误抓的良民家属、靠走私生存的人民、以及对他的清廉刚正看不顺眼的贪官庸人，都对他深感怨恨。而他对指责和劝解，一直以刚硬的态度、激烈的语气反驳。这样就孤立了自己，终于在嘉靖二十八年的诏南之战后的俘虏处置问题上栽倒了[45]。
这一切的起因多少有些荒诞的意味。因为其实1547年与走私商一起劫掠谢家的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倭寇，而是葡萄牙人。费迪南德·门德斯·品脱著名的著作《旅行记》（Peregrinacao）中记载了这件事情：一个名叫兰沙洛特·佩雷拉（Lancarote Pereira）的葡萄牙人，因为借钱给中国人没有得到偿还，纠合了十八或二十个无赖同胞，趁夜突袭了宁波附近的村庄，洗劫了十家或十一二家人，劫去妇女若干，并杀死了约十个人。[46]葡萄牙人之后还和朱纨进行了几次战斗，他们的外形和黄种人也完全不同。
但无论如何，为了防备倭寇而进行的军事行动，最终引起了朱纨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先，葡萄牙人遭到了重创，葡萄牙走私商和冒险家在东海上消失了。这就出现了需要填补的权利空白；其次，朱纨对走私分子的大肆捕杀，迫使大户们感到有必要和走私商划清界限，同时，因为已经撕破脸皮彼此冲突，海上盗商们维持已久的与内陆大户之间的合作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他们必须另找发财之路；再次，朱纨死后4年间，海禁成了禁区，无人敢于涉足，但也无人敢于违抗祖宗成法，一时间原有的秩序和潜规则不再行得通，到底该怎么办，没有人知道；最后，因为老牌的海商被杀被驱，权力平衡被打破，盗商之间开始彼此火拼，以期攫取更大的权利。
在这种危险的不稳定状态下，王直最终成为盗商中的佼佼者。他首先打垮了卢七和沈九等海盗，然后在1551年，与慈溪籍的另一个大走私商柴德美一道，袭杀了驻横港的另一大盗商陈思盼，完全夺取了他的财物和势力范围。因为这些行动都是官府所允许或默认，乃至鼓励的，所以他把俘获的陈思盼的侄子陈四和属下四百多人押送海道，认为自己为朝廷立下了大功[47]。然而，等待着他的不是奖赏，而是兵戈。素来主张严厉海禁的参将俞大猷率水兵数千人包围了他，王直以火箭点燃了他们的船只，才得以突围。从此王直成了明廷的敌人。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剧目是经常上演的。地方官引诱“贼”中的某些人反正，但又不公开的发表文书来证明。等那个自以为有功的人铲除了主要敌人后，就把已经孤立无源的他也一并消灭。这样既彻底消灭了“贼寇”，又避免了朝廷的责问。实在是一招妙棋。然而这次，情况完全不同。王直已经成为海上最强的盗商，在海上没有了竞争者[48]。武装人员人数众多，而且素质优良，很有战斗经验。财力充盈，所辖岛屿很多。而且，他在长期的海盗生活中已经与日本的盗商建立了巩固的联系，在日本也有根据地。他的实力，不仅不会被官军击倒，而且反而能把官军击垮。在惊惧愤恨的情绪支配下，王直决定发动战争，1552年四月，就进攻了浙江。
因此，如果要归结倭寇战争爆发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长期海禁结出的恶果，从直接原因上说，则是1523年撤销宁波市舶司以后，走私需求大增，而朱纨的厉行海禁和之后的变动，恰恰打乱了原先的走私格局，使王直得以乱中取胜。最后，因为浙江官府企图消灭王直，使其愤而自卫，战争随之爆发。
战争开始以后，如前所述，因为政治的腐朽和贫富矛盾，以及军事上的羸弱，官军无法抵挡海盗的兵锋。1552年四月，海盗入侵则将，掳掠了舟山、象山等处海岛。然后登上大陆，骚扰了温州、台州、宁波、绍兴等县境。台州知事武日韦（同一字）出击，兵败于钓鱼岭，本人战死。五月，倭寇攻破了黄岩县，停留抢掠7天才离开；
东南突发的战争引起了明廷的震惊，同年七月，把巡抚山东右佥都御史王忬改任为浙江巡视，提督军务，兼领福、兴、漳、泉四府，又调俞大猷、汤克宽为参将，共同镇压。然而这不过是倭寇的武装试探。经过这次成功，王直和他的部下都很受鼓励，福建、广东沿海的海盗也都感到官军易与，打算共同参加战争。另一方面，1553年肥后粮食减产，酿成大饥荒，大量饥民追随倭寇，使其获得了充足兵员。这样，终于发生了嘉靖三十二年的大变乱。《明史·日本传》以好莱坞式的手法描写了这年的战况：“三十二年三月，汪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倭寇选择的首发攻击目标是浙江昌国卫（今象山县东溪附近），在那里停留了五天，因为俞大猷率兵来到，因而撤退转移。四月，倭寇进攻太仓县、乍浦、劫掠了平湖、海盐、海宁等地，杀死杀伤官军数百人，总共掳掠盘桓了十六天才退去，转移到上海，江阴，都顺利的攻破了。五月，进攻海盐不克，遂再次攻入上海，攻陷乍浦所。汤克宽迎击，在独山火焚了倭寇占据的民居，烧死一些人，其余的倭寇突围而出。之后夏半年的战斗就停止了。这年的十月，有倭寇三百人，因为船只破损，不能离去，而停留在崇明岛的南沙。其时已升任副将的汤克宽驻在金山卫，拥有提督海防诸军的权力。得到消息以后率佥事任环一起带领军队前往进攻。却遭到大败。于是只能使用舰队进行围困。一直围到次年正月，还不能取胜，军中却蔓延起瘟疫来，这样就只好解开包围圈的一角，纵倭寇逃走。倭寇得到了船只，漂流到宝山一带，汤克宽一直在率领一部分兵力尾随，见状在南家嘴用战船进行了攻击，斩首七十二级，但剩下的倭寇又骚扰了上海、嘉兴。这样的战绩很自然的遭到弹劾，使克宽被剥夺了一切职级。这年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正月，二千多倭寇劫掠苏、松各州县。二月围攻松江府，杀死县丞刘东阳。三月，又回到苏、松一带。汤克宽带兵在采陶港反击了他们，斩首八百余级。取得了这个胜利以后，王忬推荐他为浙西参将。但倭寇没有停止进攻。他们抢掠和收集民船入海，前往长江以北，攻击道州、泰兴两府辖区，劫掠了各个盐场，更分兵骚扰青徐，深入内地，以吸引官军的注意力。四月，又一股倭寇进攻嘉兴，参将卢镗率军迎击，其行动被倭寇侦知，预先在孟宗堰设置了埋伏。明军中伏大败，死亡四百余、败兵惊慌渡河逃走，导致五百余人被踩踏或溺水而死。倭寇气势大振，遂贡献嘉善，再围嘉兴，没有攻克，转而劫掠海宁。这时在江北围攻道州、泰兴的倭寇南下支援他们，蹂躏了扬州、泰州，与官军多次交战都取得了胜利，杀死扬州千户洪岱、中所千户文昌龄、泰州千户王烈等官。经过这一连串的失败，朱厚熜愤怒的下诏，把刚回到参将位置上没几天的汤克宽又剥夺了职级。但明朝的灾难还远没有结束，五月，倭寇自崇明出发进入苏州地界，大掠昆山，并进逼到崇德。六月，又从苏州转回嘉兴。都指挥夏光率官军背王江泾列阵迎击，被倭寇一鼓击溃。夏光本人战死。八月，倭寇开始陆续返回采陶港、柘林港等处冬营。只有一小部分滞留在嘉兴城下。参将李逢时、许国等率领的山东援军，已经赶到江南，这时恰好投入战斗，在新泾桥击败了倭寇，斩首八十余级。许国高兴的进行追击，但倭寇绝非一败而溃的乌合之众，他们组织了强有力的反击，在采陶港将这股官军击溃，杀死了指挥刘勇。就这样结束了1554年的战斗[49]。
官军的连续惨败震惊了全中国。区区的海盗竟然要威胁到整个皇朝的生存了。于是朝廷采取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措施。首先在五月间以有军事经验的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浙、直、山东、两广、福建军务。权力之大，为明朝海防史上仅有。六月以右佥都御史李天宠为浙江巡抚，直接面对倭寇。代替了无能的王忬。张经不愧是一个有经验、有办法、有魄力的人。介于山东、南直隶、浙江军人多次被打败，已经丧气，他从川、湖、两广、山东等广大地区调集新锐兵力，准备以绝对的数量优势逐个攻破沿海海盗巢穴，压倒倭寇。其中尤其被看中的是壮族土司的军队，因为他们一向被认为是十分勇敢的。而且张经在1525年镇压岑猛时领教了壮族人的威力，于是在1554年七月，上任后不久奏请调动广西田州、归顺、南丹、那地、东兰等州的狼土兵到南直隶、浙江[50]。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批准。这年十月，在田州摄政的57岁的瓦氏带着她的孙儿岑大禄、陈大寿，前往梧州与东兰、南丹、那地等州的壮族军队会合，这样就组成了一支6000多人的军队[51]。其中田州土司的兵有4100名，战马450匹，占压倒多数，瓦氏的属下头目为钟富、黄维；其他土官的军队为：归顺州土兵862名，由头目黄虎仁率领；南丹州兵550名，由南丹土司的两个弟弟：莫昆、莫从舜率领；那地州兵590名，由头目罗堂等率领；东兰州兵750名，由头目岑褐率领。这支军队于次年的二月到三月，到达直隶、浙江的防区。瓦氏随即要求出战，但张经不准。他要策划一次大会战来重创敌军。然而在春季，因为前往江南祭海神的工部侍郎赵文华的鼓励和许诺，俞大猷命壮族军队从驻地金山卫出兵，四月八日，行至漕泾，遇到倭寇数百人。壮兵大败，田州头目钟富、黄维等14人都战死了。这次挫败使倭寇受到很大鼓舞，原来壮族人和汉族人一样也是可以打败的。次日，瓦氏的侄子岑匡在一次轻率的侦察中战死；到了四月二十日，倭寇三千余人来攻金山，壮族军队出击，又是全军崩溃，头目白泫战死[52]。但壮军的出现吸引了倭寇的很大一部分注意力，使张经可以进行更充分的准备[53]。四月下旬，湖南保靖、永顺土兵和四川的援军已到达。明军的准备已经充分，张经这才下令进攻。以俞大猷率田州兵，驻金山卫；以邹继芳率东兰、那地、南丹兵驻闽港；以参将汤克宽率归顺、思恩、东莞兵，驻乍浦。加上他们原有的军队，就对倭寇的重要基地，直接威胁直隶和浙江的柘林港，构成了三面包围。明军总兵力不详，光是俞大猷的汉兵和狼土兵，就有万余，湖南土兵也不下这个数字。至于此战中倭寇的确实人数，恐怕很难知道了。《明史·张经传》中说四月间柘林有二万余人，显然有所夸大。且不说这么多人如何保持供给，如果确实有，为何不在明军调兵和合围的时候采取坚决行动击溃其一路？以当时明军的表现而言，若倭寇果然有2万人，那里抵挡得住！
五月，柘林倭寇以四千人向嘉兴进军，参将卢镗率沿水陆两路进击。在石塘湾发生战斗，这时保靖、永顺土兵适时从侧翼对倭寇发起进攻。于是倭寇向北退却，在平望遭遇俞大猷率领下的永顺兵和其他军队的包围，遭到挫败，退回王江泾。就在这里，永顺兵从正面、保靖兵从背后、汤克宽用水师协同进攻。倭寇经过苦战才得以突围而出。由于损失太大，返回柘林的人，只得放弃这个基地，将之焚烧一空，驾船出海。官军获得首级前后共一千九百余。这就是倭寇战争前期最著名的大胜仗“王江泾大捷”从倭寇的反应看，柘林在四月初的兵力总数最多也就是五千余了。若真有二万，死亡2000余，加上受伤，也只不过损失1/4，并不是不可接受。尽管如此，这仍是对倭寇的一个重大打击，也是对明朝的一个巨大鼓舞。但接下来一场悲剧发生了。因为在战斗开始前，赵文华连续请求张经尽快出兵进攻，张经都没有赞同，而且还向他隐瞒了自己的军事部署。赵文华尽管之前与张经并没有任何仇怨，但因此而感到非常没有面子，就向皇帝上疏，弹劾张经“养寇失机”——是的，在腐朽的绝对专制制度下，是盛产这种“人际关系学高手”的。疏刚发出，就传来了王江泾取胜的消息。但赵文华并没有收敛，而是设法把功劳都归入自己和同样依附权相严嵩的胡宗宪之下，并进而弹劾了浙江巡抚李天宠。因为朱厚熜的昏庸和严嵩的谗言，张经和李天宠迅速被捕，并于同年十月被处决。有功反而被杀，这种罕见的冤屈使全国官吏都感到心寒。尤其对与倭寇作战的前线官兵的心理产生了很大震撼。并且，张经被捕后再也没有这样有魄力、有胆识、有办法的总督，能够调动如此之多的兵力进行大会战了。先前调集的军队也因为沮丧和失去后勤保障而再无法作战。接任的总督周珫和杨宜都是无能之辈，无法控制军队。于是大军不再能保护国土，反而成为人民的祸害。除了原先以杀良冒功、劫掠人民为能事的汉兵以外，现在又多了上万名壮族、苗族和土家族的士兵为害。自七月瓦氏因病离开前线以后，失去了头目的壮兵就对富庶的直隶、浙江进行了大肆劫掠。其实明廷之所以热衷于调动少数民族军队作战，并不全然是因为传说中他们勇敢善战的原因，当时募汉族兵，日饷有安家费、行粮两项，少数民族兵却只发给行粮，每天仅一分二厘银。而拨给的军粮一人一天米一升，竟全部被土官克扣[54]。如此饥寒交迫，让士兵如何不掳掠？况且从前，有的朝廷大员也鼓励少数民族兵的合理劫掠。如丘濬就主张：土兵不仅应厚加犒赏，而且在战斗中允许完全占有战利品，还可以将俘虏出卖获利[55]。少数民族既然得到这种“保证”，自然会习惯于用抢劫来满足自己。当他们无法战胜敌人，又失去了制约的时候，就把目标转向了人民。加上民族习惯的不同造成的误解和冲突，使得这种掳掠特别残忍，以至于江浙人民真的把壮族人看成了狼人，怒斥他们贪狠如狼。
另一方面，战争还继续地进行着。赵文华在江南除了祭海神和督战以外，一个重要的任务是筹集军需，以满足张经调集的大量军队的需要。因为国家财政枯竭，无法从朝廷获得支持，而从内地获取资金又遥遥无期，因此只能在进行战争的地区进行加派，尽管这些地区已经很苦。当时的加派名为“提编”，基本上是按照人民的贫富分成十等，从富人起征，若富人所纳税额不能满足需要，则向下征收次富阶层，余类推。这样加派之后，直隶一司一年承担的额外税收任务就有40万两。之后一直保持下去。经过加派，军事费的来源有了保障，战争得以长期维持。
人事方面也有了变动。周珫在任总督之前，曾写过《十难三策疏》，被视为比较有想法的人物。但他的实践能力很差，无法驾驭军队，因此在职仅34天就被赵文华弹劾而去。而浙江巡抚这一要职，在李天宠被逮捕之后则由胡宗宪接任。他将在后来的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明朝正在进行内部的大调整的同时，倭寇也正在积极的发动进攻。尽管在柘林遭到了严重损失，但倭寇们也更加了解了官军的低劣素质，对神秘的壮族兵的恐惧也随着金山的胜利一扫而光。五月，从柘林脱出的倭寇千余人进入苏州境，另有千余新倭前往支援他们，合流进军到离苏州城十里的陆泾坝[56]，在这里遇到了南京都督周于德的军队，并击溃了他。但紧接着出现了任环、俞大猷的援军，倭寇无法支持，只能撤退。他们前后共损失了600人以上。俞大猷越来越成为倭寇最危险的敌人。
七月，发生了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件罕见的奇事。一股53个人的倭寇从杭州登陆以后向西进军，掠过歙县、绩溪、进至旌德，发现典史蔡尧带着民兵一千多人抵御。于是绕过泾县，攻破南陵。芜湖、当涂等县派兵进剿，在南陵东门外交战，官军溃败。芜湖县丞陈一道父子战死。倭寇乘胜进入芜湖境，为民兵所阻止。遂转往江宁镇，指挥朱襄率兵迎击，兵败战死，士兵死亡三百多人。这股倭寇进而进攻明朝的南方都城南京，一直攻到外郭的大安德门，并攻击了夹岗。因为南京兵力很多，他们向秣陵关退去。八月，又游行到溧阳、宜兴，最后抵达浒墅关，被应天巡抚曹邦辅率兵击溃。残败兵逃到杨林桥，也全部被杀。这次战斗历经八十多天，流转数千里，官军死伤四千多人，与倭寇的人数相比，实在是个惊人的战斗。也成为了倭寇战争中最著名的战例之一。在八十多天里，这股倭寇不掠财、不奸淫、不杀平民，几乎只针对官军进行战斗，最后慷慨赴死[57]。可惜，现在已经无法知道他们进行这种自杀式攻击的目的了。另《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中嘉靖三十四年也有如下记载：“倭五十余人，白山东日照流劫东安卫，至淮安、赣榆，复自赣榆流劫沭阳、桃源等处，至清河阻雨。徐邳官兵分道蹙之，歼于马头镇民家，斩首四十一级。此贼自日照登岸，以数十人流害两省，杀戮千余人，至是始灭。”过程与浒墅关的倭寇很相似，此事也见于《明史·日本传》，足见倭寇之得民心，战力强，绝非个例。
八月，官军遇到新的挫折。当时任总督的杨宜，介于张经、李天宠的教训，他特意巴结虽然对军事完全无知，但手眼通天的赵文华。而赵文华因此而对他十分蔑视，文武官吏的任免，几乎全出于赵文华之意。对军队的指挥也就几近瘫痪。本月里，因为遇风的缘故，三百多倭寇漂流到松江一带，占据了华亭陶宅镇，九月，赵文华协同曹邦辅、胡宗宪率浙、直兵分三路进攻。浙江兵先被击溃，死伤千余。曹邦辅的直隶兵随之遇伏战败，死亡二百多人。紧接着兵备副使刘焘的五千军队同样兵分三路继续围攻。倭寇以二百人迎击，官军溃败。这引起了明朝上下的震惊，赵文华等继续调兵包围，十月，因为明军越来越多，陶宅倭寇趁夜撤退到周浦，在水定寺中设防。曹邦辅率军分五路追上来围攻，其中四路被击溃。惟有邦辅的本队被水流阻止，没有参战。闰十一月，被长期包围的倭寇突围而出，向东北与川沙洼倭寇会合，乘船出海。追击的游击曹克新斩首130余级，从而结束了这次令官军威望扫地的战斗。从八月到闰十一月，官军集中了所有可用的机动兵力，以持续不断的人海攻势企图歼灭少量的倭寇，竟然没有实现。辛苦调来的客兵，已经和原来的卫所兵一样无能了。除开浪费大量资源外，从心理上完全打消了王江泾带来的胜气。原本很希望创下与张经同样战功的赵文华和胡宗宪，也因此大感沮丧。从此就转变了战略，从原先的武力镇压变成以武力为后盾的分化和招降了。与此同时，赵文华还不忘弹劾应天巡抚曹邦辅，虽然邦辅因为朝中官员的辩护而一时没有被撤职，但后来终于被贬官调走。
在其他战场上的战斗还在持续。这年九月，倭寇乘三艘船在台州螺门停泊，指挥王沛率战船进击。倭寇战败，弃船逃往附近山区，卢镗如山搜剿，杀死和俘获了他们全部的一百一十多人。十月，两百名倭寇在浙江乐清县登陆，骚扰了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地界，十一月流动到黄岩、仙居、奉化、余姚、上虞等县。官军多次追击，但都被得到人民支持的倭寇设伏击败。倭寇从上虞渡过曹娥江，进攻会稽。吴成器率兵迎击，杀死三百多人[58]。十二月，官军在嵊县合围了守卫乐清基地的倭寇，将之歼灭，这样，经历五十多天，乐清登陆的倭寇才被完全消灭。
十一月，官军蒙受新的耻辱。二百多倭寇入侵了福建莆田及镇东卫，千户戴洪兵败战死。另一股倭寇五十余人入侵温州、平阳县，指挥祁嵩、平阳所白户刘欲等兵败战死。另一股80余人的倭寇入侵了舟山，卢镗迎击兵败，指挥闵溶战死。倭寇继续进攻兴化平海卫，千户邱珍等战死，又进攻福清海口，泉州卫指挥佥事董乾镇战死。就这样，倭寇取得了本年的优势，返回冬营去了。
十二月，倭寇占领了松江新场，任环率永顺、保靖的土家族、苗族兵进剿，遇伏兵败。次年正月，再次派兵进攻，在松江四桥与敌遭遇，再次失败，参将尚允绍以下四百人战死。直到六月，这股倭寇自黄浦江出海，才遭到了俞大猷水师的攻击，三百余人被杀。这场跨越冬半年的战斗说明倭寇即使在冬季也可以保持强战力，他们的攻势绝不仅限于夏半年。
一连串的失败使总督杨宜的无能暴露无遗。他本来也想象张经一样，通过调集巨大的兵力进行大会战来创造光荣的胜利。因为壮族兵已经被证明为除了劫掠人民以外没有别的长处，因此他认为需要调集新的没有遭受过失败的新锐兵员。于是招募了江、浙的义勇，山东的箭手，并调集江、浙、福建、湖广的漕卒，以及河南毛兵。凡是传说中有本领的兵员，几乎都调集了。但杨宜本身是一个没有魄力，又没有本领的人，因此无法驾驭这些客兵。于是发生了川兵与山东兵的械斗，几乎把一个参将也杀了。而在高桥溃败的酉阳兵，则很直接的夺过船只，跑回苏州去了。面对这种局势，赵文华深感沮丧，认为已无法取得战争的胜利。就随便找了两个“胜仗”，欺骗皇帝说东南贼寇已平，回北京去了。还不忘建议撤销杨宜的总督职务。于是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二月，杨宜被撤职。代替他的是具有智慧和能力的胡宗宪。
胡宗宪（1512-1565），字汝贞，南直隶徽州绩溪人。嘉靖十七年以26周岁的年纪考中进士。之后曾任过宣大巡按，单骑劝说，平定了大同左卫军的哗变。这预示了他以后将是个有勇气、有魄力、有头脑、有手段的人。他具有在污秽的封建官场上混所必需的“灵活性”。因此在镇压倭寇的战争中，他依附了权相严嵩，并与对军事无知的赵文华相互勾结。但胡宗宪与赵文华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只是一个奸臣，不会做出大的贡献；而前者是一个能臣，虽然操行也许不够高尚，但却可以为国家平定战祸。就任总督以后，他立即开始着手铲除倭寇。作为一个徽州人，他对商业的了解比大多数的朝廷大员多，而作为王直的同乡，他又清楚地了解盗商们的长处和弱点。
王直和胡宗宪同是徽州人，生辰不详。也没有详细的年谱可供研究，只知道他号“五峰”，外祖姓汪，因此也被称为汪直。早年与徐惟学一道从事食盐走私，后转为海上走私。1540年开始和叶宗满一道到广东，偷造明廷禁造的二桅大船，在日本与中国之间从事硫磺、硝石、生丝、棉布等的贸易，偶尔也到远至暹罗的东南亚一带。1544年随所谓的日本贡使寿光（实际是大名的私使）回到宁波双屿，并参加了许栋集团。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日本天文十年（公元1543年）八月，有一艘“南蛮”船到达种子岛的西村，船上的伊比利亚人不懂日语，而日本人又不懂拉丁语，所以无法交流，所幸随船翻译，自称为“五峰”的王直以笔谈的方式进行了沟通，这样，日本人就得以渐渐了解“南蛮”的情况，并购买了他们的新式武器火绳枪，这是日本有火绳枪的开始[59]。
回到中国以后王直并没有做强盗的打算，他是准备做走私商读过一生的。但朱纨擒杀许栋，使得许栋集团需要一个新首领，王直便承担了这一重任。此时东南沿海形势很不稳定，旧的潜规则被打破了，而新的规则又没有确立。他审时度势，认为趁机扩张实力是明智之举，于是通过一系列外交和军事活动，终于在杀死陈思盼后，成为了沿海唯一的霸主。在此期间他也没有放松在明廷内部的活动。日本的末任遣明使策彦周良在明朝某尚书家见过一幅书法卷轴，非常喜欢，托人用日本特产请求交换。尚书没有同意。可是回日本后，却在大内义隆处见到了这幅卷轴。跋文中有“大明人五峰先生带之来，献大内义隆公”等语。可见王直能量不小。
王直的如意算盘是：消灭所有竞争对手，使自己成为唯一的大海商。并以“剿平海盗”为名，向明廷邀功。这样，或许可以请求开放海禁，海上贸易合法化以后，王氏集团自然就是海上唯一的大营运商，利润丰厚；即使明朝海禁依旧，王直也有了一官半职，加上辛苦经营的层层关系，完全可以把走私进行下去，独占走私暴利。然而王直聪明，明朝官场上的大小官员也不傻。他的意图，沿海官员是清楚的，而且在当时也没有任何官员敢于向皇帝提出解除海禁。因此除了派些低级官吏与他联系，做些口头上的许诺之外，没有给他任何实际职务，也没有做出任何正式的承诺。官府的算盘是让盗商们彼此缠斗，等他们精疲力竭之后，再出面收拾。只是王直吞并陈思盼部以后，实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变强了。地方官府对这样一个独霸海疆的人物的危险性，感到难以容忍。于是终于用武力来对付他。我认为，俞大猷的行为可能是一次伏击，官府用某种承诺把王直骗入了包围圈，然后加以歼灭。但官军低劣的素质挽救了他。突围之后，愤怒的王直决定发动对明朝的战争——实际上，这只是应战。
战争爆发以后，除了王直属下的走私商，福建，广东的海盗，也一并起来响应他。这样，倭寇的构成就比较复杂了。从国籍上说，有中国人和日本人；从阶层上说，有走私商人、海盗、国内运营商、海员、渔民、流民、贫民等等。但其领导层则是走私商和海盗。就跟古代大多数海商一样，明代的走私商团既是商团，也是武装团体。因为海盗突袭的危险是时刻存在的，那时没有快速机动舰艇，也没有无线电，一旦突袭发生，没有武装的船只只能任人宰割。更何况明代厉行海禁，国家的军舰只会追杀，而不会保护他们。另一方面，下海走私的人本来就不是封建社会人为的那种良民，他们要么本来就是海盗、要么是些愿意触犯海禁赚取金钱的亡命之徒、要么是活不下去只能出海谋生的贫民、要么是因某种原因不见容于封建秩序，只能逃出这个体系的“奸民”。这样构成的集团，在长期的违法运营中，很自然的只能把奸诈、野蛮和忽视道德学习得炉火纯青。如果有了武装，那么遇到羸弱的船只，或者陆上懦弱的居民，他们是乐于劫掠的。各集团之间的黑吃黑，自然也很常见。在这样的环境中幸存下来的首领，决不会是谦谦君子或封建社会所赞许的温良恭谨之人。拿直隶、浙江的几个倭寇首领来说：王直和徐惟学原先是私盐贩子，因为生意失败而下海[60]；王直的义子毛海峰（王滶），其父毛相为黜退秀才，其兄毛明也是秀才。毛海峰本人是在毛明走私赔本之后下海接替的。他勇敢而强壮，擅长使用弓箭、投石索和佛朗机等各种射击兵器。因而为倭寇大众所信服。走私的财物，还常常由毛明存放在家[61]；而王直的战友徐海，曾是杭州虎跑寺僧人，称为“名山和尚”或“明山和尚”。他有九枚金钱，据此占卜，相当“灵验”，因此得到人们的尊敬。后来被其叔徐惟学作为人质送到大隅岛，换取白银作为资本。惟学死后，徐海提出以劫掠中国沿海，以获得的资财偿还欠债。于是和叔叔的余部和大隅国人众一道，开始了倭寇生涯。他不是个守规矩的佛教徒，但智谋和胆气超越大多数人。[62]这些走私集团的首领，既不是纯粹的商人，也不是纯粹的海盗，而是兼而有之的盗商。
关于倭寇的普通群众，当时人郑晓说过一段话，经常被引用：“近年宠赂公行,上下相蒙,官邪政乱。小民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为之奸细,为之乡道。弱者图饱暖旦夕,强者忿臂欲泄其怒。”[63]可见倭寇的成员，除了走私集团的海员外，还有在沿海失去土地的流民、贫民，以及其他违法分子。
倭寇中不能不提到的重要成员，是日本人。16世纪中叶，九州因为战争的缘故，产生了很多贫民，因为政权控制力的松弛，土豪、流民、黑社会之类恶党也日益猖獗。贫民和恶党，听信在九州的中国盗商的宣传，认为中国沿海富裕，人民文弱，防守松懈，容易打劫致富。于是纷纷受雇于盗商，成为倭寇的成员。他们的比例，有不同的说法：《明史·日本传》说占“十之三”、《吾学编》说“倭奴直十之二”、茅瑞徵《皇明象胥录》二《日本》的观点相同[64]、宗臣也说“海寇大多华人”。就当时书籍笔记提及的具体战斗来看，倭寇中日本人的比例多在十分之一以下，因此总的来说，估计倭寇中日本人的比例在十分之一、二左右较适宜。这些人在战争中的命运是悲惨的。倭寇首领利用他们不通中国人情地理，头脑简单的弱点，用为前驱。而掠获物却少分后分。宗臣的《宗方城文集》中记载过这么一件事情： “华人狡，善骗夷。福清之陷也，盖华人之先其夷于睥睨间，守睥者睹其夷，遂惊而逸。即陷，华人乃又先之，骗夷以狱此帑藏也，夷遂呼其类数千人劈门以入，而其时华人已群入帑藏中负其万金走矣。夷人不知华人负之矣。及败，其俘皆夷，华无一夫被创者。”[65]这是1558年的事情，在此之前，日本人的伤亡已经很大，所以其遗族多有埋怨王直的，这也构成了对王直的沉重心理压力。
然而，日本人对倭寇的影响远超出作战之外。倭寇基本上都模仿日本武士剃去头顶的头发，多找日本服装穿着，连船都尽量打扮成日本船的样子。最后，他们的官方称呼也“继承”了日本海盗。究其原因，其实很简单。《大明律》虽被立法者自称为继承直接继承唐律，但其残酷野蛮绝非唐律可比。凡“谋反大逆”，无论已行未行、已遂未遂、乃至有无实施可能。只要有此意图，一律首从皆凌迟处死。本宗亲族祖父、父、子、孙、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异姓亲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仆，凡年满十六岁以上皆斩。十五岁以下亲族男子及女性亲族，给付功臣之家为奴[66]。谋叛、劫囚也不分已行未行，不分首从皆斩。而什么叫“谋危社稷”，在明朝法定比附，且很少转达刑部议定奏闻的情况下，无法确定。以武力对抗朝廷的倭寇，为了不牵累家属，必须设法隐蔽自己的出身。在内地，农民起义者往往以绰号和暗语来掩饰真实姓名，在东南沿海，因为正好接近日本的关系，恰好就可以借助大量走私而来的日本服装、武器和用品为道具，而更好的掩饰身份。关于这点，当时的人们也都知道。薛应旗有过一段话：“彼因以倭为名，我亦以倭名之，是堕其计也。不谓其非倭也。盖实我中国之贼，为之主谋响导，引致倭寇以为助也。惟以倭名贼，彼得以藏匿掩覆；而室家族戚，可保无虞。曰今兹之寇，是倭也，我无预也；人亦曰是倭也，彼无预也。”[67]万表还有一句近似讥讽的质问：“今既曰倭奴，酋长为谁，是乌可隐也？”[68]另一方面，自己辖区的人民活不下去，起来造反，对地方官来说是难堪的事情；而对明廷来说，承认海禁造成沿海灾祸，不仅失面子，而且等于把矛头指向太祖朱元璋，更是万万不能。因此官吏、朝廷，都心照不宣的使用这个并不妥当的名称，以便把国内的矛盾说成是外国的入侵。在人人都这么称呼的情况下，它也就一直流传到了后世。
倭寇的成分虽复杂，武器却比较单一。由于不可能从官府获得武器，他们主要通过走私引进日本武器，以及从地下工场中制造。这就决定了他们没有能力装备复杂的大型武器，乃至不能使用较昂贵的铁甲。倭寇的主要武器是长矛和刀。跟官军不同，倭寇的刀矛多出自日本，由于日本不用煤炼铁，也不用灌钢，而采用渗碳法制钢，锻工出色。因此质量优于中国。日本刀是世界名刀，倭寇引入的主要有双手刀（刀、太刀、打刀）和超长刀（大太刀、野太刀）两种。双手刀需要双手持握，刀尖不像中国刀那么尖细。刃长约60-80厘米，总长在80-100厘米之间。便宜的战刀数量庞大，主要采用甲伏锻、切刃铁两种焊法。采用本三枚、四方等复杂锻法，仔细渗碳的精工细作的高级战刀优越性更加明显，价格也更贵[69]。超长刀长度在1米以上到2米之间，使用得远没有双手刀普遍。射击兵器主要是引进的日本大弓。这种弓为竹木质合成弓（弓胎弓），长1-2米之间，拉开省力，而且发射重箭，实战效果优于明军的轻箭。但因材质所限，其总体性能一般。此外就没有什么武器了。盔甲连采用皮质的都很少。头盔也只有头目才能穿着。因此当时人往往说倭寇裸身而战。至于火器，主要是火绳枪，使用得也很少。而大炮就非常罕见了，只有在攻克城池或要塞，以及打败官军以后，可以使用一下战利品。战船方面，因财力和工场所限，不能制造大船，主要仍沿用从前的快速商船和引进、仿制的小早、关船。这些船的共同特点是能够快速行驶以避开军舰，并且适于进入浅水区和内水。但因为船小，因此无法与大船对抗，也难以抵御火器的侵彻，生存能力较差，不适于进行水战。总的说来，倭寇的武器和官军相比并无优势[70]。
战术方面，倭寇与官军也有差别。当时有“蝴蝶阵”一说，出自《筹海图编》卷二：“倭夷惯为蝴蝶阵，临阵以挥扇为号，一人挥扇为号，众皆舞刀而起，向空挥霍，我兵仓皇仰视，则从下砍来。”其具体编法我没有看到介绍。从这段简短的文字看，其实作者并没有描绘什么阵法，而是对倭寇临阵指挥特色和刀法运用作了简单描述。除了用扇指挥以外，这个场面和任何古代短兵相接的场面都很类似，看不出有什么阵法的安排，无法据此对倭寇的战术作出评论。只能结合戚继光的说法，大致描绘倭寇作战的模式：在很近的距离上发射弓箭，若有火器，则使用火器。然后快速冲锋。长矛兵以长矛冲刺，而持刀手挥舞着双手刀砍杀敌人。结合古人的说法，很可能两个近战兵种之间是存在一定配合的，但具体战法现在已无从得知了。只能从挥舞长刀这一点估计，持刀手的间距较大——因为东南沿海骑兵无法发挥，所以不必担心骑兵冲击的问题。从用海螺和扇子指挥来看，他们的指挥体系和官军不大一样。主要的三种特色武器：日本刀、超长刀、日本弓，与官军习惯使用单手刀、盾牌、标枪、复合弓、火器的武器体系，也不相同；另一方面，从“倭夷之性，人自为战”来看，他们的阵型比较松散。这跟战国时代日本强藩军队排列的密集复杂的战阵，同样差别很大。因此，所谓“蝴蝶阵”看来是对倭寇结合日本战术和乡间、海上械斗的经验，根据南方水网地带地理条件和自身武装构成的实际情况，所创造出来的诸种战法的不准确的总称，军队是不会只用一种阵型作战的。倭寇并很善于埋伏，戚继光说他们即使孤身一人，经过小灌木或小沟，也敢于隐蔽起来伺机反扑。而在水上，因为缺乏火器、盔甲，船只又太弱小，他们就成了无助的懦夫。俞大猷常利用水师击败倭寇。
在战略上，倭寇是模糊不清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没有真正的战略可言。王直还活着的时候，“贷罪许市”可以说是盗商们的共同希望。这一想法可以归结为以武逼通（市）。通过战争，迫使明廷付出经济上的巨大代价，并通过接连的胜利，使明廷看不到胜利的希望，从而不得不接受开市的要求，或至少可以恢复原有的公禁私通的走私秩序。然而，倭寇中的经济性海盗，以及沿海贫民对这一战略的认可度不高。海盗受招安固然好，但贫民所需的是土地，即使通商目的实现，地又从何而来？从公私史书的记载看，倭寇也从来没有提出过争取内地贫民或其他阶级阶层的口号和方针。这就必然导致他们的支持者将非常有限。其实，这种窘况是事出有因的。一方面，王直等盗商不敢过分得罪明廷，与之彻底决裂。他们始终希望的是有利的和平。因此不敢公开的打出政治旗号，因为这就意味着造反；另一方面，倭寇中各个阶层的关系也很难调和。他们不像蒙古人、女真人那样有共同的民族属性，也不像农民起义那样有共同的斗争目标。而且各大海盗、走私商之间，往往有复杂的恩怨，这就加剧了矛盾。因此倭寇始终无法归纳和实施一个统一的战略，就情有可原了。缺乏统一的战略，使倭寇的作战不免显得一盘散沙。虽然彼此也存在一定的配合，但更多的是各自为战。当一股倭寇被围或被攻击的时候，其他倭寇很少进行主动的援助。当一个地区的官军被击败以后，倭寇也无法进一步扩大战果，而只能扬帆而去。不妨想象一下，在战争初期，倭寇对官军的优势十分明显，如果能够制定出一个统一的战略，集中兵力进行大会战，歼灭掉官军的一支，以数次这样的会战来光荣地结束战争，决不是不可能的。因为航海的便利和劫掠所得资财的补充，他们的后勤压力也比官军小得多。更进一步说，如果倭寇首脑们的眼光能够放长远些，从全国的范围内考虑问题，在沿海某地，比如受贪官虐待已久的广东地区，或土地兼并严重的浙江，江南一带打出某种政治旗号，吸引贫民的加入，许以好处，以他们为中心深入内地进行流动作战，那么就可以把内地的贫民、流民发动起来，开辟海陆两条战线，使明廷无法集中财力兵力专注的对抗倭寇。这样最后获得的也许并不限于免罪通商。但由于倭寇本身的局限性，这些都只不过是幻想而已。
王直和胡宗宪同是徽州人，生辰不详。也没有详细的年谱可供研究，只知道他号“五峰”，外祖姓汪，因此也被称为汪直。早年与徐惟学一道从事食盐走私，后转为海上走私。1540年开始和叶宗满一道到广东，偷造明廷禁造的二桅大船，在日本与中国之间从事硫磺、硝石、生丝、棉布等的贸易，偶尔也到远至暹罗的东南亚一带。1544年随所谓的日本贡使寿光（实际是大名的私使）回到宁波双屿，并参加了许栋集团。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日本天文十年（公元1543年）八月，有一艘“南蛮”船到达种子岛的西村，船上的伊比利亚人不懂日语，而日本人又不懂拉丁语，所以无法交流，所幸随船翻译，自称为“五峰”的王直以笔谈的方式进行了沟通，这样，日本人就得以渐渐了解“南蛮”的情况，并购买了他们的新式武器火绳枪，这是日本有火绳枪的开始[59]。
回到中国以后王直并没有做强盗的打算，他是准备做走私商读过一生的。但朱纨擒杀许栋，使得许栋集团需要一个新首领，王直便承担了这一重任。此时东南沿海形势很不稳定，旧的潜规则被打破了，而新的规则又没有确立。他审时度势，认为趁机扩张实力是明智之举，于是通过一系列外交和军事活动，终于在杀死陈思盼后，成为了沿海唯一的霸主。在此期间他也没有放松在明廷内部的活动。日本的末任遣明使策彦周良在明朝某尚书家见过一幅书法卷轴，非常喜欢，托人用日本特产请求交换。尚书没有同意。可是回日本后，却在大内义隆处见到了这幅卷轴。跋文中有“大明人五峰先生带之来，献大内义隆公”等语。可见王直能量不小。
王直的如意算盘是：消灭所有竞争对手，使自己成为唯一的大海商。并以“剿平海盗”为名，向明廷邀功。这样，或许可以请求开放海禁，海上贸易合法化以后，王氏集团自然就是海上唯一的大营运商，利润丰厚；即使明朝海禁依旧，王直也有了一官半职，加上辛苦经营的层层关系，完全可以把走私进行下去，独占走私暴利。然而王直聪明，明朝官场上的大小官员也不傻。他的意图，沿海官员是清楚的，而且在当时也没有任何官员敢于向皇帝提出解除海禁。因此除了派些低级官吏与他联系，做些口头上的许诺之外，没有给他任何实际职务，也没有做出任何正式的承诺。官府的算盘是让盗商们彼此缠斗，等他们精疲力竭之后，再出面收拾。只是王直吞并陈思盼部以后，实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变强了。地方官府对这样一个独霸海疆的人物的危险性，感到难以容忍。于是终于用武力来对付他。我认为，俞大猷的行为可能是一次伏击，官府用某种承诺把王直骗入了包围圈，然后加以歼灭。但官军低劣的素质挽救了他。突围之后，愤怒的王直决定发动对明朝的战争——实际上，这只是应战。
战争爆发以后，除了王直属下的走私商，福建，广东的海盗，也一并起来响应他。这样，倭寇的构成就比较复杂了。从国籍上说，有中国人和日本人；从阶层上说，有走私商人、海盗、国内运营商、海员、渔民、流民、贫民等等。但其领导层则是走私商和海盗。就跟古代大多数海商一样，明代的走私商团既是商团，也是武装团体。因为海盗突袭的危险是时刻存在的，那时没有快速机动舰艇，也没有无线电，一旦突袭发生，没有武装的船只只能任人宰割。更何况明代厉行海禁，国家的军舰只会追杀，而不会保护他们。另一方面，下海走私的人本来就不是封建社会人为的那种良民，他们要么本来就是海盗、要么是些愿意触犯海禁赚取金钱的亡命之徒、要么是活不下去只能出海谋生的贫民、要么是因某种原因不见容于封建秩序，只能逃出这个体系的“奸民”。这样构成的集团，在长期的违法运营中，很自然的只能把奸诈、野蛮和忽视道德学习得炉火纯青。如果有了武装，那么遇到羸弱的船只，或者陆上懦弱的居民，他们是乐于劫掠的。各集团之间的黑吃黑，自然也很常见。在这样的环境中幸存下来的首领，决不会是谦谦君子或封建社会所赞许的温良恭谨之人。拿直隶、浙江的几个倭寇首领来说：王直和徐惟学原先是私盐贩子，因为生意失败而下海[60]；王直的义子毛海峰（王滶），其父毛相为黜退秀才，其兄毛明也是秀才。毛海峰本人是在毛明走私赔本之后下海接替的。他勇敢而强壮，擅长使用弓箭、投石索和佛朗机等各种射击兵器。因而为倭寇大众所信服。走私的财物，还常常由毛明存放在家[61]；而王直的战友徐海，曾是杭州虎跑寺僧人，称为“名山和尚”或“明山和尚”。他有九枚金钱，据此占卜，相当“灵验”，因此得到人们的尊敬。后来被其叔徐惟学作为人质送到大隅岛，换取白银作为资本。惟学死后，徐海提出以劫掠中国沿海，以获得的资财偿还欠债。于是和叔叔的余部和大隅国人众一道，开始了倭寇生涯。他不是个守规矩的佛教徒，但智谋和胆气超越大多数人。[62]这些走私集团的首领，既不是纯粹的商人，也不是纯粹的海盗，而是兼而有之的盗商。
关于倭寇的普通群众，当时人郑晓说过一段话，经常被引用：“近年宠赂公行,上下相蒙,官邪政乱。小民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为之奸细,为之乡道。弱者图饱暖旦夕,强者忿臂欲泄其怒。”[63]可见倭寇的成员，除了走私集团的海员外，还有在沿海失去土地的流民、贫民，以及其他违法分子。
倭寇中不能不提到的重要成员，是日本人。16世纪中叶，九州因为战争的缘故，产生了很多贫民，因为政权控制力的松弛，土豪、流民、黑社会之类恶党也日益猖獗。贫民和恶党，听信在九州的中国盗商的宣传，认为中国沿海富裕，人民文弱，防守松懈，容易打劫致富。于是纷纷受雇于盗商，成为倭寇的成员。他们的比例，有不同的说法：《明史·日本传》说占“十之三”、《吾学编》说“倭奴直十之二”、茅瑞徵《皇明象胥录》二《日本》的观点相同[64]、宗臣也说“海寇大多华人”。就当时书籍笔记提及的具体战斗来看，倭寇中日本人的比例多在十分之一以下，因此总的来说，估计倭寇中日本人的比例在十分之一、二左右较适宜。这些人在战争中的命运是悲惨的。倭寇首领利用他们不通中国人情地理，头脑简单的弱点，用为前驱。而掠获物却少分后分。宗臣的《宗方城文集》中记载过这么一件事情： “华人狡，善骗夷。福清之陷也，盖华人之先其夷于睥睨间，守睥者睹其夷，遂惊而逸。即陷，华人乃又先之，骗夷以狱此帑藏也，夷遂呼其类数千人劈门以入，而其时华人已群入帑藏中负其万金走矣。夷人不知华人负之矣。及败，其俘皆夷，华无一夫被创者。”[65]这是1558年的事情，在此之前，日本人的伤亡已经很大，所以其遗族多有埋怨王直的，这也构成了对王直的沉重心理压力。
然而，日本人对倭寇的影响远超出作战之外。倭寇基本上都模仿日本武士剃去头顶的头发，多找日本服装穿着，连船都尽量打扮成日本船的样子。最后，他们的官方称呼也“继承”了日本海盗。究其原因，其实很简单。《大明律》虽被立法者自称为继承直接继承唐律，但其残酷野蛮绝非唐律可比。凡“谋反大逆”，无论已行未行、已遂未遂、乃至有无实施可能。只要有此意图，一律首从皆凌迟处死。本宗亲族祖父、父、子、孙、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异姓亲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仆，凡年满十六岁以上皆斩。十五岁以下亲族男子及女性亲族，给付功臣之家为奴[66]。谋叛、劫囚也不分已行未行，不分首从皆斩。而什么叫“谋危社稷”，在明朝法定比附，且很少转达刑部议定奏闻的情况下，无法确定。以武力对抗朝廷的倭寇，为了不牵累家属，必须设法隐蔽自己的出身。在内地，农民起义者往往以绰号和暗语来掩饰真实姓名，在东南沿海，因为正好接近日本的关系，恰好就可以借助大量走私而来的日本服装、武器和用品为道具，而更好的掩饰身份。关于这点，当时的人们也都知道。薛应旗有过一段话：“彼因以倭为名，我亦以倭名之，是堕其计也。不谓其非倭也。盖实我中国之贼，为之主谋响导，引致倭寇以为助也。惟以倭名贼，彼得以藏匿掩覆；而室家族戚，可保无虞。曰今兹之寇，是倭也，我无预也；人亦曰是倭也，彼无预也。”[67]万表还有一句近似讥讽的质问：“今既曰倭奴，酋长为谁，是乌可隐也？”[68]另一方面，自己辖区的人民活不下去，起来造反，对地方官来说是难堪的事情；而对明廷来说，承认海禁造成沿海灾祸，不仅失面子，而且等于把矛头指向太祖朱元璋，更是万万不能。因此官吏、朝廷，都心照不宣的使用这个并不妥当的名称，以便把国内的矛盾说成是外国的入侵。在人人都这么称呼的情况下，它也就一直流传到了后世。
倭寇的成分虽复杂，武器却比较单一。由于不可能从官府获得武器，他们主要通过走私引进日本武器，以及从地下工场中制造。这就决定了他们没有能力装备复杂的大型武器，乃至不能使用较昂贵的铁甲。倭寇的主要武器是长矛和刀。跟官军不同，倭寇的刀矛多出自日本，由于日本不用煤炼铁，也不用灌钢，而采用渗碳法制钢，锻工出色。因此质量优于中国。日本刀是世界名刀，倭寇引入的主要有双手刀（刀、太刀、打刀）和超长刀（大太刀、野太刀）两种。双手刀需要双手持握，刀尖不像中国刀那么尖细。刃长约60-80厘米，总长在80-100厘米之间。便宜的战刀数量庞大，主要采用甲伏锻、切刃铁两种焊法。采用本三枚、四方等复杂锻法，仔细渗碳的精工细作的高级战刀优越性更加明显，价格也更贵[69]。超长刀长度在1米以上到2米之间，使用得远没有双手刀普遍。射击兵器主要是引进的日本大弓。这种弓为竹木质合成弓（弓胎弓），长1-2米之间，拉开省力，而且发射重箭，实战效果优于明军的轻箭。但因材质所限，其总体性能一般。此外就没有什么武器了。盔甲连采用皮质的都很少。头盔也只有头目才能穿着。因此当时人往往说倭寇裸身而战。至于火器，主要是火绳枪，使用得也很少。而大炮就非常罕见了，只有在攻克城池或要塞，以及打败官军以后，可以使用一下战利品。战船方面，因财力和工场所限，不能制造大船，主要仍沿用从前的快速商船和引进、仿制的小早、关船。这些船的共同特点是能够快速行驶以避开军舰，并且适于进入浅水区和内水。但因为船小，因此无法与大船对抗，也难以抵御火器的侵彻，生存能力较差，不适于进行水战。总的说来，倭寇的武器和官军相比并无优势[70]。
战术方面，倭寇与官军也有差别。当时有“蝴蝶阵”一说，出自《筹海图编》卷二：“倭夷惯为蝴蝶阵，临阵以挥扇为号，一人挥扇为号，众皆舞刀而起，向空挥霍，我兵仓皇仰视，则从下砍来。”其具体编法我没有看到介绍。从这段简短的文字看，其实作者并没有描绘什么阵法，而是对倭寇临阵指挥特色和刀法运用作了简单描述。除了用扇指挥以外，这个场面和任何古代短兵相接的场面都很类似，看不出有什么阵法的安排，无法据此对倭寇的战术作出评论。只能结合戚继光的说法，大致描绘倭寇作战的模式：在很近的距离上发射弓箭，若有火器，则使用火器。然后快速冲锋。长矛兵以长矛冲刺，而持刀手挥舞着双手刀砍杀敌人。结合古人的说法，很可能两个近战兵种之间是存在一定配合的，但具体战法现在已无从得知了。只能从挥舞长刀这一点估计，持刀手的间距较大——因为东南沿海骑兵无法发挥，所以不必担心骑兵冲击的问题。从用海螺和扇子指挥来看，他们的指挥体系和官军不大一样。主要的三种特色武器：日本刀、超长刀、日本弓，与官军习惯使用单手刀、盾牌、标枪、复合弓、火器的武器体系，也不相同；另一方面，从“倭夷之性，人自为战”来看，他们的阵型比较松散。这跟战国时代日本强藩军队排列的密集复杂的战阵，同样差别很大。因此，所谓“蝴蝶阵”看来是对倭寇结合日本战术和乡间、海上械斗的经验，根据南方水网地带地理条件和自身武装构成的实际情况，所创造出来的诸种战法的不准确的总称，军队是不会只用一种阵型作战的。倭寇并很善于埋伏，戚继光说他们即使孤身一人，经过小灌木或小沟，也敢于隐蔽起来伺机反扑。而在水上，因为缺乏火器、盔甲，船只又太弱小，他们就成了无助的懦夫。俞大猷常利用水师击败倭寇。
在战略上，倭寇是模糊不清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没有真正的战略可言。王直还活着的时候，“贷罪许市”可以说是盗商们的共同希望。这一想法可以归结为以武逼通（市）。通过战争，迫使明廷付出经济上的巨大代价，并通过接连的胜利，使明廷看不到胜利的希望，从而不得不接受开市的要求，或至少可以恢复原有的公禁私通的走私秩序。然而，倭寇中的经济性海盗，以及沿海贫民对这一战略的认可度不高。海盗受招安固然好，但贫民所需的是土地，即使通商目的实现，地又从何而来？从公私史书的记载看，倭寇也从来没有提出过争取内地贫民或其他阶级阶层的口号和方针。这就必然导致他们的支持者将非常有限。其实，这种窘况是事出有因的。一方面，王直等盗商不敢过分得罪明廷，与之彻底决裂。他们始终希望的是有利的和平。因此不敢公开的打出政治旗号，因为这就意味着造反；另一方面，倭寇中各个阶层的关系也很难调和。他们不像蒙古人、女真人那样有共同的民族属性，也不像农民起义那样有共同的斗争目标。而且各大海盗、走私商之间，往往有复杂的恩怨，这就加剧了矛盾。因此倭寇始终无法归纳和实施一个统一的战略，就情有可原了。缺乏统一的战略，使倭寇的作战不免显得一盘散沙。虽然彼此也存在一定的配合，但更多的是各自为战。当一股倭寇被围或被攻击的时候，其他倭寇很少进行主动的援助。当一个地区的官军被击败以后，倭寇也无法进一步扩大战果，而只能扬帆而去。不妨想象一下，在战争初期，倭寇对官军的优势十分明显，如果能够制定出一个统一的战略，集中兵力进行大会战，歼灭掉官军的一支，以数次这样的会战来光荣地结束战争，决不是不可能的。因为航海的便利和劫掠所得资财的补充，他们的后勤压力也比官军小得多。更进一步说，如果倭寇首脑们的眼光能够放长远些，从全国的范围内考虑问题，在沿海某地，比如受贪官虐待已久的广东地区，或土地兼并严重的浙江，江南一带打出某种政治旗号，吸引贫民的加入，许以好处，以他们为中心深入内地进行流动作战，那么就可以把内地的贫民、流民发动起来，开辟海陆两条战线，使明廷无法集中财力兵力专注的对抗倭寇。这样最后获得的也许并不限于免罪通商。但由于倭寇本身的局限性，这些都只不过是幻想而已。
前面已经说过，倭寇的武器，总体上看并不占官军的上风，战术上也没有特别的长处，战略更是接近于没有。那么为什么他们能够在五六年的时间里，多次打败官军，以很少的人数动摇了整个东南呢？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倭寇的勇气和素质超越官军。官军的朽坏已如前述，倭寇方面，其战兵主要是走私武装的旧成员、海盗和依附的贫民、流民，以及日本人。海上武装人员，在长年的斗争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也不惧怕受伤；流民多是出于违法而下海，不少是敢于冒险的犯罪分子。胆量自然比温顺的封建社会“良民”要大许多；而贫民是在贫困无法生存的情况下依附倭寇。他们因为生活的苦难，对社会，尤其是富人，充满了仇恨。这种斗志也凌驾于得过且过的官军之上。参加倭寇的日本人中，浪人和恶党在战争环境中培养了勇气和武艺，而且日本人与中国人相比，头脑简单而有血气，也就倍增了自己的勇敢。在这些人中，盗商的武装人员自然是中坚，他们勇敢而且武艺高强。日本人则常作为先锋使用。激烈频繁的战斗并不止局限于中坚力量，依附来的新人也不断地被淘汰着，那些意志不坚定者，很容易因为胆怯而逃亡或投降官军。而不会留下来吃贼饭。弱者、失败者，不像官军一样可以一跑了之，他们失败以后受到大批军队和民团的追捕，官军的水师也时时巡逻，被杀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就迫使倭寇的战兵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武艺。这种正向淘汰使得倭寇可以保持其长期战斗力。而且，倭寇内部的规矩严明。这是在长期海上生涯中积累下来的血的教训集成。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患难与共的战友的真挚情感，以及对久经考验的首领的忠诚和爱戴。在战争初期的官军中，论勇气和素质可以与之相比的是狼兵。但壮族兵是在土司的驱使下作战。土司野蛮凶恶，对士兵也没有优待，一味视之为奴隶。这样的军队，如果对手软弱，还可以逞凶。一遇到顽强的倭寇，就把隐藏着的矛盾激发出来了。从武艺上说，倭寇因为勤习武，而且能够从日本获得一些特色教材，因此也有长处；
二、倭寇在沿海地区拥有广泛的支持。虽然从全国范围来说，倭寇的支持面相当狭窄，但在沿海就大不一样了。长期海禁的恶果是沿海人民，无论贫富，都对朝廷有怨言。于是在战争中就发生了种种似乎很奇怪的事情：倭寇对地理气候、乡土人情、官军往来，都了如指掌，而官军在自己的领土上作战，反而常常遭到伏击而惨败。后来的私史对当时沿海寇民一体的状况，也多有描写。谢杰在《虔台倭纂》上卷的《倭原二》中记载了这种情况：
“下之闾阎贫富，彼无不知；上之府库虚实，彼无不悉；贼诚善侦，而为之耳目者谁也？千人四布，无一人知，鸣号而起，须臾毕集。击左左应，击右右应，声东而击西，东西无不应。贼诚善匿善诈，而为之窝藏指示者谁也？则皆我奸民为之也！进有贼之实，退无贼之形。贼未至皆良民，贼已至皆奸民。兵入其地，询贼情形，问找道路，悉为所误。当此时，以为奸民戮之，然有良民也；以为良民舍之，然有奸民也！”
万表《海寇议·前》中也说：
“杭城歇客之家，明知海贼，贪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如铜钱用以铸铳，铅以为弹，硝以为火药，铁以制刀枪，皮以制甲，及布帛、丝棉、油麻等物，大船装送，关津略不盘讯，明送资贼，继以酒米”，“近地人民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边卫之官有献红袍玉带者，如把总张四维，因与柴德美交厚而往来，五峰素熟，近则拜伏叩头,甘为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矜上挟下,顺逆不分,良恶莫辨,法禁之坏至此极矣。”
还有说得更严重的：“滨海顽民图贼厚利，从而贩取柴米、酒肉以馈之，打造枪刀、铅丹以助之，收买违禁货物以资之，饰送娼优、戏子以悦之，每见官兵动静则星火徒报，官府密令哨探则推避不从。宁杀可爱之身而不忍背不可附之贼。”[71]
所以也难怪谢杰发出这样的惊呼：“向之互市,今则向导；向之交通,今则勾引；于是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是则闽浙及广之所同也。”确实有人设想把这些奸民全部处决，“奸民尽则寇亦尽”。[72]幸好那时的明廷还没有疯狂到那种程度。
反过来，倭寇对人民的态度也是不同的。对于明官吏，他们愤怒的砍杀，即使对方跪地磕头哀求饶命，也不宽恕；对富人，他们挖掘其祖坟、焚烧其住宅、劫掠其财产、把富人们劫为人质，还把挖到的尸骨也作为勒索的资本。各自规定了赎金的数目。如果不能如数交出，就用酷刑杀死人质，焚烧尸骨。[73]倭寇揭露的财物，主要有人、马、牛、丝绸制品、棉花、金银铜货币等等，尤其喜欢丝棉，见到了会高兴得跳起来。略获的人口也相当多，在俞大猷、戚继光官军击败倭寇的几次大战斗中，都夺回了大批生口，其中固然有冒称平民的倭寇成员及家属，但大多仍是被掳的平民。财物的用处比较明显：可以用于与日本交换金银，作为战费，但人口的用途就没有明确的记载了。当时日本和中国都人满为患，不需要引进劳动力。史书记载的一种用途是驱使俘虏为前驱攻打敌人。另一种可能是倭寇要把他们劫持到日本外岛，自己的根据地去作为劳动力。毕竟操同种语言的人，使用起来也方便，并且妇女可以用于奸淫[74]。
对于普通人民，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人民对倭寇的态度看，倭寇的行为应该是不坏的，至少不比官军可怕。而且还有一些善行，比较典型的是1554年六月十四日在昆山仪亭谭姓大户的善举。因为谭家的米积累了上万石，倭寇无法吃完，也无法及时搬运，所以发出通告，以每石四钱的价格出卖。居民踊跃购买，十多天内，米就卖完了。[75]
以上的情景，应该说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常见的。除了政变或武装叛变上台的贵族官僚外，无论异族还是农民起义建立的皇朝，在其兴起时大都非常残暴。而在各个朝代中，叛军、农民起义军、少数民族军队以至普通的强盗土匪，都以暴虐为能事。因为没有稳定经济来源的军队，如果不抢劫是活不下去的。屠杀抵抗者，或者用各种卑鄙残忍的手段来恐吓、削弱敌军，也是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事。然而，一支成功的，或至少暂时成功的军队，都必须有其坚定的支持者。少数民族军队不能虐待同族，农民起义军必须至少得到贫民的支持，叛军必须有志同道合者的支援，等等。对于倭寇来说也是如此。一方面他们中间的下层群众以及被欺凌已久的商人，充满了对官府和富人的仇恨；另一方面，也必须靠抢劫维持生存和士气。但他们也必须拉拢下层的贫民和一部分的小官吏员，以获得情报和支持。但在这其中就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抢劫富人，就必然遭到富人所操纵的知识分子的攻击和抹黑。在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的古代社会，文人的力量是不容低估的。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倭寇的人们很容易受文字的影响，形成对倭寇的第一印象。而支持倭寇的贫民和游离于封建秩序之外的“奸民”是很少有可能把自己的文字公开发表出来让大众知道的；二是当战争扩大到一定的规模，就要考虑扩大支持面。光靠沿海人民，而且是沿海与走私贸易有关的，还得是其中贫穷的，或不能为社会主流认可的那一部分人的支持，是无法长期支撑下去，也无法打开局面的。对于倭寇而言，可行的只有历代农民起义依靠饥民流民的一条路。但在这方面，他们做得不好。除了这两个问题，就劫掠本身来说，倭寇的行为也是不宜拔高的，因为在倭寇中，日本人当然对中国人没有什么民族感情可言；走私商、海盗之类，也是从来很少受到法律、道德约束的；就算是穷人，在愤怒心情的支配下，很容易把打击面扩大。跟历代农民起义一样，在史书上记载的倭寇的暴行，并不全然针对富贵人家，也并不都是出于封建文人的诬陷诽谤。
直到1556年为止，对于倭寇来说，战争基本是顺利的。尽管伤亡不断增加，但官军的损失更为惨重，而且获得了大量财物。如果战争照这样的形势继续下去，那么南方官军迟早将损耗殆尽，而明朝的财政已经无法调集更多的军队了。那时，南方所有不满明朝统治的人——南方少数民族、私商、贫民、流民都将起来，明朝就真的到了崩溃的边缘了。特别是陶宅之败后，通过大会战来重创倭寇的希望也不复存在，接下来该怎么做？似乎没有人能说得出了。
但胡宗宪不这么看。诚然，在陶宅之战后，他了解了自己的魄力和军事能力无法与张经相比。但他有张经没有的优势：丰富的官场经验和在这个污秽场所存活所必需的“灵活性”，也就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觉悟。既然已经依附了严嵩，政治上的后顾之忧就没有了，他可以腾出手来专心解决军事问题。一方面，继续把兵力集中在战斗最频繁的浙直方向；另一方面，在更加倚重俞大猷这样的常胜将军的同时，大胆的提拔了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戚继光。事实证明胡宗宪确实具有识人的慧眼。但他的眼光并不局限于军事，而是看得更深更毒。作为一个徽州人，他清楚地知道盗商的弱点。现在，他要针对这些弱点下刀了。
首先，他派出使者招降倭寇的精神领袖——深得全体倭寇信服的王直。胡宗宪知道：王直作为一个走私商，不忍心把自己长期经营起来的商业和关系网毁于一旦，也没有与朝廷彻底决裂的勇气，他归根到底还是想做一个商人的。与他实现和平，大有希望。其实在此之前，杨宜已经派出郑舜功前往日本，但他的目的只是“谕”“日本国王”制止日本人对倭寇的支持。郑舜功在肥前见到了大友义镇，很显然，此时关注着陶晴贤与毛利家决战的义镇，并没有闲工夫去管中国的事情，但他希望得到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的许可。可惜杨宜和郑舜功都是传统型的官员，在没有看到日本国王的印信之前，是不会奏请开通贸易的（即使奏请了，从明廷一贯的闭塞来看，也是不会同意的）。这样施加外交压力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舜功不得要领，返回国内，因无功下狱。
在郑舜功下狱之前，胡宗宪派出的使者，宁波生员蒋洲、陈可愿也于1555年十一月到达了日本。跟杨郑不一样，宗宪和他的使者，都比较了解日本局势，也有清楚的目的：招降王直为主，外交努力为辅。其时王直因为长期的顺利已经变得骄傲自大，早在战争爆发前夕，他就已经在平户和五岛列岛建立了根据地，据说部下有三千人。并且金冠龙袍，自称“徽王”。战争爆发后，王直作为倭寇的精神领袖，具有很大号召力和很强的指挥能力，使倭寇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明朝一再提高对王直的赏格，最后提高到封伯爵，赏万金，仍对他无可奈何。然而战争爆发后，倭寇不断遭到损失，日本人的死亡很多，引起了九州各大名的注意。在东南沿海，因为官军的麋集，倭寇的支持者或者被杀，或者被监视，越来越难以资助倭寇。暗中的同情者也因为官军的存在而不敢妄动。兵员和财物的来源日益减少，情报也越来越难以获得。王直因此而感到焦虑。他认为趁形势还顺利的时候实现和平，是明智的。况且，胡宗宪在战争爆发以后五年间，一直有联系。还把他的母亲妻子都释放了，安置在干净住宅中监视居住，在生活上也给予优厚的待遇。这就欺骗了王直，使之心动。双方于是开始谈判。宗宪开列的和平条件是：王直必须以武力积极进攻其他倭寇。若做到，则不仅赦罪，还可以获得官职，长享富贵；王直的条件是免罪通市。双方都同意了彼此的条件。但王直还有所怀疑，以“日本国王已死，各岛不相摄，须次第谕之”为由，留在日本，而派义子王滶（毛海峰）带着武装舰队到中国沿海，胡宗宪热情款待了王滶，后者随即攻击舟山群岛中不属于王直系统的一些倭寇，宗宪据此请求朝廷，赐予王滶金币，让他自由的返回日本去了。滶大喜，在临走时把徐海即将入侵的情报泄露给了宗宪。从此，王直精神领袖的地位开始动摇。倭寇之间的合作渐渐疏远[76]。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四月，徐海、陈东、叶麻、辛五郎[77]等果然带领二十艘船，在浙东登陆。他们攻陷了慈溪，杀死知府钱涣等大小官员，官军死者数百人，倭寇劫掠之后退出。不久又来，这次只是散兵骚扰，遇到乡勇之后就退去了。之后，倭寇集中在皂林，准备进攻杭州，胡宗宪亲自率兵到塘栖监视，与浙江巡抚阮鹗互为犄角。阮鹗派遣游击将军宋礼等率兵九百人在崇德三里桥迎击，他是个勇敢善战的将领，倭寇损失了三百人以上，一时不能战胜，便稍为后退，宋军追击，很不巧的是他们居然把桥压塌了！倭寇于是反击，官军崩溃，宋礼战死。浙江巡抚阮鹗已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逃往桐乡。胡宗宪不敢出击，逃往杭州去了，但他没有气馁，而是继续策划阴谋，准备用奸计获得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明朝官方称这一战中倭寇有万余人，殊不可信。若真有这么多人，也就不会被宋礼逼退，而战胜之后，更可以奋勇追击，把胡宗宪和阮鹗都擒获到手了。
同月，另一股倭寇侵扰镇江、瓜州、仪真，一直进到无为，同知齐恩率战船迎击，倭寇没有战舰，无法对抗，阵亡上百人，于是撤退到安港设下埋伏圈，齐恩果然中计进入港口，水域小，大船无法机动，被围困歼灭，齐恩战死。倭寇乘胜复攻进山，在江上杀死镇江千户沈宗玉，王世臣。百户戚继爵战死。这股倭寇胜利的结束了夏半年的战斗。
在同一个春天，受倭寇胜利的鼓舞，广东瑶族人开始起义。但他们没有倭寇的机动性和素质，很快被镇压下去了。
倭寇包围桐乡的同时，胡宗宪积极的开始实施他的阴谋了。先派遣指挥夏正等持王滶的往来书信劝降徐海。徐海看了这些信件，才知道王直与明廷的谈判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同时，因为生病，他的思维能力大打折扣。认为王直的投降将要成为事实，并也想投降。对夏正说：“兵三路进，不由我一人也。”夏正诈称：“陈东已他有约，所虑独公耳。”徐海因此而怀疑陈东。其实陈东此时什么也不知道，听说徐海营中竟有朝廷使者，大惊。从此徐陈之间再不能像从前一样密切合作。夏正乘机要求徐海退却到海中。徐海同意，并派遣使者到胡宗宪处索取财物作为补偿，宗宪满足了他的要求。于是徐海归还了两百名官军俘虏，退去了。陈东见势单力薄，破城已不可能，也在一天后撤退，回到乍浦。桐乡之围遂解。侥幸生还的阮鹗知道自己无法与徐海对抗，就找理由到钱塘去了。
桐乡之战充分暴露了倭寇的致命弱点：因为缺乏统一的首领而涣散，即使合作，因为长久的恩怨，也不能彼此信任，以致官府只需要使用一点简单的奸计，付出一点金钱，就可以让他们彼此怀疑，从而导致本来很有希望的战斗的失败。但阴谋并没有结束。相反，这只是刚刚开始。登陆时，徐海习惯焚烧船只，以示无退意。逼迫战士死战。现在他与陈东有矛盾，无法下海。胡宗宪派人命令他说：“若已内附，而吴淞江方有贼，何不击之以立功？且掠其舸，为缓急计。”徐海受命，就在朱泾攻击其他有船的倭寇，杀三十余人。宗宪决计不让他逃走，派俞大猷暗中焚烧了那些船舶，使他仍然无船。徐海已经屈膝，再也硬不起来了。遂以其弟徐洪为人质派到胡宗宪处，并献上自己所戴的飞鱼冠、坚甲、名剑及其他珍宝古玩。宗宪厚待徐洪，谕徐海抓拿陈东、麻叶。许诺说事成之后，必获世爵。徐海果然抓住叶麻。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胡宗宪要的不是他一人的投降，而是他们全体海盗的灭亡。因此，当叶麻被押到以后，宗宪给叶麻松了绑，假意抚慰他，说只要他协助抓拿徐海，就可以安然无事。于是命麻写信给陈东，商量共同对付徐海之事。而故意将信泄露给徐海，徐海大怒。与此同时，阴谋的副线也在进行当中。徐海的妾受了胡宗宪的重金贿赂，从旁劝说徐海，挑拨他与其他海盗之间的关系[78]。于是徐海又用诈术把陈东抓住，献给宗宪。率领陈东部下五百人离开乍浦到梁庄驻扎。官军随即进袭乍浦，杀了三百多不肯投降的人。将建筑物焚毁。徐海以为事情已经结束，来到胡宗宪驻扎的平湖城，把战士留在城外，只带着亲信百余人准备进城，但又怕有诈，所以请求允许着甲。此时赵文华再次来到江南提督军务。见到这种情形，感到害怕，其他官员也说不能让他们进城。宗宪不以为然，他料定徐海已没有胆量再反叛，即使反叛，已经孤立的徐海部也很容易为大军所消灭，遂批准着甲进城。徐海果然一见到胡宗宪就磕头认罪，宗宪抚摩他的头顶假意安慰。当天夜里，徐海所部被安排在沈庄居住。沈庄中间被河流分开，胡宗宪有意将徐海部安排在东庄，将陈东部安排在西庄。强迫陈东写信给其部下：“督府檄海，夕擒若属矣。”这些人得到信件十分恐惧，在夜里攻击了徐海所部。徐海猝不及防，带着两个妾逃走，在途中被长矛刺伤，不能逃脱。次日，官军包围了他，徐海这才知道自己从一开始就中了圈套，绝望中投河自杀。官军同时大肆屠杀所有的倭寇。倭寇或被杀，或在围困中自焚而死。先后死者一千六百多人。[79]与此同时，卢镗的军队也击败并擒获了辛五郎，杀死他的部下400多人。胡宗宪把叶麻、陈东、辛五郎三人献俘阙下，同时献上了徐海的首级。朱厚熜十分高兴，行了告庙礼，百官着礼服祝贺。这是战争爆发以来明朝第一次庆祝胜利。胡宗宪、赵文华、阮鹗以下有功人员都得到了奖赏。而叶麻、陈东、辛五郎都被凌迟酷刑处决。
徐陈叶辛的余部少数人逃往舟山群岛，追击的官军无法取胜。到了冬天，从川、贵调集的麻寮、大剌、镇溪、桑植兵共计六千人到达浙江。胡宗宪命令俞大猷带领这支新军，乘舰船趁西北风入侵，焚烧了倭寇的工事，徐陈叶辛的余部在大火中决战，杀土官莫翁送。终因寡不敌众，140余人全部被杀被焚。就这样，战争初期扫荡江南北，多次打败官军，以很少的一点部队震动了整个明朝的徐陈叶系倭寇，全军覆灭。从击杀宋礼到徐陈叶辛败亡，还不到半年时间，这一系的倭寇就从光辉的顶点跌落到了毁灭的深渊。胡宗宪的政治智慧，确实出类拔萃。然而，从他用计的过程看，其实都是非常简单乃至幼稚的技巧。就是这样的技巧，却可以把常胜的倭寇头领，玩弄于股掌之上，使他们不仅没有还手之力，连招架之功也都几乎没有。倭寇首领们的军事能力和政治能力相差如此悬殊，不禁令人惊讶。一同作战数年，同生死共患难，大斗分银小秤分金的战友，彼此之间的感情和了解接近于零，就更令人感叹不已。
徐陈叶系倭寇的覆灭，是倭寇由盛转衰的起点。丧失了如此多有经验的战士之后，倭寇再也无法集中军队来重创官军，也就再无法通过战争来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尽管他们仍将给官军以许多的沉重打击，仍将在沿海造成很大的震动，但已经无法取得战争的胜利了。
徐陈叶系覆灭后，倭寇大受打击，因而1557年成为比较安静的一个年份。江南没有正规交战，只在江北发生战斗。四月，一股倭寇在如皋登陆，官军在白满镇将之击败；另一股倭寇约二千余人，在海门县登陆，进攻通州不克，便分两路骚扰了如皋和太兴；第三股倭寇七百余人在金沙登陆。五月，骚扰了扬州和徐州，向北进入山东，一路西行天长、盱眙，之后回头经过高邮、宝应，进扰淮安。六月进入徐州地界，淮阳兵备副使于德昌率水路军在安东县迎击。参将刘显直冲敌军，将之击溃，这样就杀死了上百个倭寇。其余的倭寇乘船退回到庙湾去了。这年的战事到此结束。
一、倭寇的勇气和素质超越官军。官军的朽坏已如前述，倭寇方面，其战兵主要是走私武装的旧成员、海盗和依附的贫民、流民，以及日本人。海上武装人员，在长年的斗争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也不惧怕受伤；流民多是出于违法而下海，不少是敢于冒险的犯罪分子。胆量自然比温顺的封建社会“良民”要大许多；而贫民是在贫困无法生存的情况下依附倭寇。他们因为生活的苦难，对社会，尤其是富人，充满了仇恨。这种斗志也凌驾于得过且过的官军之上。参加倭寇的日本人中，浪人和恶党在战争环境中培养了勇气和武艺，而且日本人与中国人相比，头脑简单而有血气，也就倍增了自己的勇敢。在这些人中，盗商的武装人员自然是中坚，他们勇敢而且武艺高强。日本人则常作为先锋使用。激烈频繁的战斗并不止局限于中坚力量，依附来的新人也不断地被淘汰着，那些意志不坚定者，很容易因为胆怯而逃亡或投降官军。而不会留下来吃贼饭。弱者、失败者，不像官军一样可以一跑了之，他们失败以后受到大批军队和民团的追捕，官军的水师也时时巡逻，被杀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就迫使倭寇的战兵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武艺。这种正向淘汰使得倭寇可以保持其长期战斗力。而且，倭寇内部的规矩严明。这是在长期海上生涯中积累下来的血的教训集成。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患难与共的战友的真挚情感，以及对久经考验的首领的忠诚和爱戴。在战争初期的官军中，论勇气和素质可以与之相比的是狼兵。但壮族兵是在土司的驱使下作战。土司野蛮凶恶，对士兵也没有优待，一味视之为奴隶。这样的军队，如果对手软弱，还可以逞凶。一遇到顽强的倭寇，就把隐藏着的矛盾激发出来了。从武艺上说，倭寇因为勤习武，而且能够从日本获得一些特色教材，因此也有长处；
二、倭寇在沿海地区拥有广泛的支持。虽然从全国范围来说，倭寇的支持面相当狭窄，但在沿海就大不一样了。长期海禁的恶果是沿海人民，无论贫富，都对朝廷有怨言。于是在战争中就发生了种种似乎很奇怪的事情：倭寇对地理气候、乡土人情、官军往来，都了如指掌，而官军在自己的领土上作战，反而常常遭到伏击而惨败。后来的私史对当时沿海寇民一体的状况，也多有描写。谢杰在《虔台倭纂》上卷的《倭原二》中记载了这种情况：
“下之闾阎贫富，彼无不知；上之府库虚实，彼无不悉；贼诚善侦，而为之耳目者谁也？千人四布，无一人知，鸣号而起，须臾毕集。击左左应，击右右应，声东而击西，东西无不应。贼诚善匿善诈，而为之窝藏指示者谁也？则皆我奸民为之也！进有贼之实，退无贼之形。贼未至皆良民，贼已至皆奸民。兵入其地，询贼情形，问找道路，悉为所误。当此时，以为奸民戮之，然有良民也；以为良民舍之，然有奸民也！”
万表《海寇议·前》中也说：
“杭城歇客之家，明知海贼，贪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如铜钱用以铸铳，铅以为弹，硝以为火药，铁以制刀枪，皮以制甲，及布帛、丝棉、油麻等物，大船装送，关津略不盘讯，明送资贼，继以酒米”，“近地人民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边卫之官有献红袍玉带者，如把总张四维，因与柴德美交厚而往来，五峰素熟，近则拜伏叩头,甘为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矜上挟下,顺逆不分,良恶莫辨,法禁之坏至此极矣。”
还有说得更严重的：“滨海顽民图贼厚利，从而贩取柴米、酒肉以馈之，打造枪刀、铅丹以助之，收买违禁货物以资之，饰送娼优、戏子以悦之，每见官兵动静则星火徒报，官府密令哨探则推避不从。宁杀可爱之身而不忍背不可附之贼。”[71]
所以也难怪谢杰发出这样的惊呼：“向之互市,今则向导；向之交通,今则勾引；于是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是则闽浙及广之所同也。”确实有人设想把这些奸民全部处决，“奸民尽则寇亦尽”。[72]幸好那时的明廷还没有疯狂到那种程度。
反过来，倭寇对人民的态度也是不同的。对于明官吏，他们愤怒的砍杀，即使对方跪地磕头哀求饶命，也不宽恕；对富人，他们挖掘其祖坟、焚烧其住宅、劫掠其财产、把富人们劫为人质，还把挖到的尸骨也作为勒索的资本。各自规定了赎金的数目。如果不能如数交出，就用酷刑杀死人质，焚烧尸骨。[73]倭寇揭露的财物，主要有人、马、牛、丝绸制品、棉花、金银铜货币等等，尤其喜欢丝棉，见到了会高兴得跳起来。略获的人口也相当多，在俞大猷、戚继光官军击败倭寇的几次大战斗中，都夺回了大批生口，其中固然有冒称平民的倭寇成员及家属，但大多仍是被掳的平民。财物的用处比较明显：可以用于与日本交换金银，作为战费，但人口的用途就没有明确的记载了。当时日本和中国都人满为患，不需要引进劳动力。史书记载的一种用途是驱使俘虏为前驱攻打敌人。另一种可能是倭寇要把他们劫持到日本外岛，自己的根据地去作为劳动力。毕竟操同种语言的人，使用起来也方便，并且妇女可以用于奸淫[74]。
对于普通人民，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人民对倭寇的态度看，倭寇的行为应该是不坏的，至少不比官军可怕。而且还有一些善行，比较典型的是1554年六月十四日在昆山仪亭谭姓大户的善举。因为谭家的米积累了上万石，倭寇无法吃完，也无法及时搬运，所以发出通告，以每石四钱的价格出卖。居民踊跃购买，十多天内，米就卖完了。[75]
以上的情景，应该说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常见的。除了政变或武装叛变上台的贵族官僚外，无论异族还是农民起义建立的皇朝，在其兴起时大都非常残暴。而在各个朝代中，叛军、农民起义军、少数民族军队以至普通的强盗土匪，都以暴虐为能事。因为没有稳定经济来源的军队，如果不抢劫是活不下去的。屠杀抵抗者，或者用各种卑鄙残忍的手段来恐吓、削弱敌军，也是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事。然而，一支成功的，或至少暂时成功的军队，都必须有其坚定的支持者。少数民族军队不能虐待同族，农民起义军必须至少得到贫民的支持，叛军必须有志同道合者的支援，等等。对于倭寇来说也是如此。一方面他们中间的下层群众以及被欺凌已久的商人，充满了对官府和富人的仇恨；另一方面，也必须靠抢劫维持生存和士气。但他们也必须拉拢下层的贫民和一部分的小官吏员，以获得情报和支持。但在这其中就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抢劫富人，就必然遭到富人所操纵的知识分子的攻击和抹黑。在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的古代社会，文人的力量是不容低估的。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倭寇的人们很容易受文字的影响，形成对倭寇的第一印象。而支持倭寇的贫民和游离于封建秩序之外的“奸民”是很少有可能把自己的文字公开发表出来让大众知道的；二是当战争扩大到一定的规模，就要考虑扩大支持面。光靠沿海人民，而且是沿海与走私贸易有关的，还得是其中贫穷的，或不能为社会主流认可的那一部分人的支持，是无法长期支撑下去，也无法打开局面的。对于倭寇而言，可行的只有历代农民起义依靠饥民流民的一条路。但在这方面，他们做得不好。除了这两个问题，就劫掠本身来说，倭寇的行为也是不宜拔高的，因为在倭寇中，日本人当然对中国人没有什么民族感情可言；走私商、海盗之类，也是从来很少受到法律、道德约束的；就算是穷人，在愤怒心情的支配下，很容易把打击面扩大。跟历代农民起义一样，在史书上记载的倭寇的暴行，并不全然针对富贵人家，也并不都是出于封建文人的诬陷诽谤。
直到1556年为止，对于倭寇来说，战争基本是顺利的。尽管伤亡不断增加，但官军的损失更为惨重，而且获得了大量财物。如果战争照这样的形势继续下去，那么南方官军迟早将损耗殆尽，而明朝的财政已经无法调集更多的军队了。那时，南方所有不满明朝统治的人——南方少数民族、私商、贫民、流民都将起来，明朝就真的到了崩溃的边缘了。特别是陶宅之败后，通过大会战来重创倭寇的希望也不复存在，接下来该怎么做？似乎没有人能说得出了。
但胡宗宪不这么看。诚然，在陶宅之战后，他了解了自己的魄力和军事能力无法与张经相比。但他有张经没有的优势：丰富的官场经验和在这个污秽场所存活所必需的“灵活性”，也就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觉悟。既然已经依附了严嵩，政治上的后顾之忧就没有了，他可以腾出手来专心解决军事问题。一方面，继续把兵力集中在战斗最频繁的浙直方向；另一方面，在更加倚重俞大猷这样的常胜将军的同时，大胆的提拔了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戚继光。事实证明胡宗宪确实具有识人的慧眼。但他的眼光并不局限于军事，而是看得更深更毒。作为一个徽州人，他清楚地知道盗商的弱点。现在，他要针对这些弱点下刀了。
首先，他派出使者招降倭寇的精神领袖——深得全体倭寇信服的王直。胡宗宪知道：王直作为一个走私商，不忍心把自己长期经营起来的商业和关系网毁于一旦，也没有与朝廷彻底决裂的勇气，他归根到底还是想做一个商人的。与他实现和平，大有希望。其实在此之前，杨宜已经派出郑舜功前往日本，但他的目的只是“谕”“日本国王”制止日本人对倭寇的支持。郑舜功在肥前见到了大友义镇，很显然，此时关注着陶晴贤与毛利家决战的义镇，并没有闲工夫去管中国的事情，但他希望得到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的许可。可惜杨宜和郑舜功都是传统型的官员，在没有看到日本国王的印信之前，是不会奏请开通贸易的（即使奏请了，从明廷一贯的闭塞来看，也是不会同意的）。这样施加外交压力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舜功不得要领，返回国内，因无功下狱。
在郑舜功下狱之前，胡宗宪派出的使者，宁波生员蒋洲、陈可愿也于1555年十一月到达了日本。跟杨郑不一样，宗宪和他的使者，都比较了解日本局势，也有清楚的目的：招降王直为主，外交努力为辅。其时王直因为长期的顺利已经变得骄傲自大，早在战争爆发前夕，他就已经在平户和五岛列岛建立了根据地，据说部下有三千人。并且金冠龙袍，自称“徽王”。战争爆发后，王直作为倭寇的精神领袖，具有很大号召力和很强的指挥能力，使倭寇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明朝一再提高对王直的赏格，最后提高到封伯爵，赏万金，仍对他无可奈何。然而战争爆发后，倭寇不断遭到损失，日本人的死亡很多，引起了九州各大名的注意。在东南沿海，因为官军的麋集，倭寇的支持者或者被杀，或者被监视，越来越难以资助倭寇。暗中的同情者也因为官军的存在而不敢妄动。兵员和财物的来源日益减少，情报也越来越难以获得。王直因此而感到焦虑。他认为趁形势还顺利的时候实现和平，是明智的。况且，胡宗宪在战争爆发以后五年间，一直有联系。还把他的母亲妻子都释放了，安置在干净住宅中监视居住，在生活上也给予优厚的待遇。这就欺骗了王直，使之心动。双方于是开始谈判。宗宪开列的和平条件是：王直必须以武力积极进攻其他倭寇。若做到，则不仅赦罪，还可以获得官职，长享富贵；王直的条件是免罪通市。双方都同意了彼此的条件。但王直还有所怀疑，以“日本国王已死，各岛不相摄，须次第谕之”为由，留在日本，而派义子王滶（毛海峰）带着武装舰队到中国沿海，胡宗宪热情款待了王滶，后者随即攻击舟山群岛中不属于王直系统的一些倭寇，宗宪据此请求朝廷，赐予王滶金币，让他自由的返回日本去了。滶大喜，在临走时把徐海即将入侵的情报泄露给了宗宪。从此，王直精神领袖的地位开始动摇。倭寇之间的合作渐渐疏远[76]。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四月，徐海、陈东、叶麻、辛五郎[77]等果然带领二十艘船，在浙东登陆。他们攻陷了慈溪，杀死知府钱涣等大小官员，官军死者数百人，倭寇劫掠之后退出。不久又来，这次只是散兵骚扰，遇到乡勇之后就退去了。之后，倭寇集中在皂林，准备进攻杭州，胡宗宪亲自率兵到塘栖监视，与浙江巡抚阮鹗互为犄角。阮鹗派遣游击将军宋礼等率兵九百人在崇德三里桥迎击，他是个勇敢善战的将领，倭寇损失了三百人以上，一时不能战胜，便稍为后退，宋军追击，很不巧的是他们居然把桥压塌了！倭寇于是反击，官军崩溃，宋礼战死。浙江巡抚阮鹗已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逃往桐乡。胡宗宪不敢出击，逃往杭州去了，但他没有气馁，而是继续策划阴谋，准备用奸计获得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明朝官方称这一战中倭寇有万余人，殊不可信。若真有这么多人，也就不会被宋礼逼退，而战胜之后，更可以奋勇追击，把胡宗宪和阮鹗都擒获到手了。
同月，另一股倭寇侵扰镇江、瓜州、仪真，一直进到无为，同知齐恩率战船迎击，倭寇没有战舰，无法对抗，阵亡上百人，于是撤退到安港设下埋伏圈，齐恩果然中计进入港口，水域小，大船无法机动，被围困歼灭，齐恩战死。倭寇乘胜复攻进山，在江上杀死镇江千户沈宗玉，王世臣。百户戚继爵战死。这股倭寇胜利的结束了夏半年的战斗。
在同一个春天，受倭寇胜利的鼓舞，广东瑶族人开始起义。但他们没有倭寇的机动性和素质，很快被镇压下去了。
倭寇包围桐乡的同时，胡宗宪积极的开始实施他的阴谋了。先派遣指挥夏正等持王滶的往来书信劝降徐海。徐海看了这些信件，才知道王直与明廷的谈判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同时，因为生病，他的思维能力大打折扣。认为王直的投降将要成为事实，并也想投降。对夏正说：“兵三路进，不由我一人也。”夏正诈称：“陈东已他有约，所虑独公耳。”徐海因此而怀疑陈东。其实陈东此时什么也不知道，听说徐海营中竟有朝廷使者，大惊。从此徐陈之间再不能像从前一样密切合作。夏正乘机要求徐海退却到海中。徐海同意，并派遣使者到胡宗宪处索取财物作为补偿，宗宪满足了他的要求。于是徐海归还了两百名官军俘虏，退去了。陈东见势单力薄，破城已不可能，也在一天后撤退，回到乍浦。桐乡之围遂解。侥幸生还的阮鹗知道自己无法与徐海对抗，就找理由到钱塘去了。
桐乡之战充分暴露了倭寇的致命弱点：因为缺乏统一的首领而涣散，即使合作，因为长久的恩怨，也不能彼此信任，以致官府只需要使用一点简单的奸计，付出一点金钱，就可以让他们彼此怀疑，从而导致本来很有希望的战斗的失败。但阴谋并没有结束。相反，这只是刚刚开始。登陆时，徐海习惯焚烧船只，以示无退意。逼迫战士死战。现在他与陈东有矛盾，无法下海。胡宗宪派人命令他说：“若已内附，而吴淞江方有贼，何不击之以立功？且掠其舸，为缓急计。”徐海受命，就在朱泾攻击其他有船的倭寇，杀三十余人。宗宪决计不让他逃走，派俞大猷暗中焚烧了那些船舶，使他仍然无船。徐海已经屈膝，再也硬不起来了。遂以其弟徐洪为人质派到胡宗宪处，并献上自己所戴的飞鱼冠、坚甲、名剑及其他珍宝古玩。宗宪厚待徐洪，谕徐海抓拿陈东、麻叶。许诺说事成之后，必获世爵。徐海果然抓住叶麻。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胡宗宪要的不是他一人的投降，而是他们全体海盗的灭亡。因此，当叶麻被押到以后，宗宪给叶麻松了绑，假意抚慰他，说只要他协助抓拿徐海，就可以安然无事。于是命麻写信给陈东，商量共同对付徐海之事。而故意将信泄露给徐海，徐海大怒。与此同时，阴谋的副线也在进行当中。徐海的妾受了胡宗宪的重金贿赂，从旁劝说徐海，挑拨他与其他海盗之间的关系[78]。于是徐海又用诈术把陈东抓住，献给宗宪。率领陈东部下五百人离开乍浦到梁庄驻扎。官军随即进袭乍浦，杀了三百多不肯投降的人。将建筑物焚毁。徐海以为事情已经结束，来到胡宗宪驻扎的平湖城，把战士留在城外，只带着亲信百余人准备进城，但又怕有诈，所以请求允许着甲。此时赵文华再次来到江南提督军务。见到这种情形，感到害怕，其他官员也说不能让他们进城。宗宪不以为然，他料定徐海已没有胆量再反叛，即使反叛，已经孤立的徐海部也很容易为大军所消灭，遂批准着甲进城。徐海果然一见到胡宗宪就磕头认罪，宗宪抚摩他的头顶假意安慰。当天夜里，徐海所部被安排在沈庄居住。沈庄中间被河流分开，胡宗宪有意将徐海部安排在东庄，将陈东部安排在西庄。强迫陈东写信给其部下：“督府檄海，夕擒若属矣。”这些人得到信件十分恐惧，在夜里攻击了徐海所部。徐海猝不及防，带着两个妾逃走，在途中被长矛刺伤，不能逃脱。次日，官军包围了他，徐海这才知道自己从一开始就中了圈套，绝望中投河自杀。官军同时大肆屠杀所有的倭寇。倭寇或被杀，或在围困中自焚而死。先后死者一千六百多人。[79]与此同时，卢镗的军队也击败并擒获了辛五郎，杀死他的部下400多人。胡宗宪把叶麻、陈东、辛五郎三人献俘阙下，同时献上了徐海的首级。朱厚熜十分高兴，行了告庙礼，百官着礼服祝贺。这是战争爆发以来明朝第一次庆祝胜利。胡宗宪、赵文华、阮鹗以下有功人员都得到了奖赏。而叶麻、陈东、辛五郎都被凌迟酷刑处决。
徐陈叶辛的余部少数人逃往舟山群岛，追击的官军无法取胜。到了冬天，从川、贵调集的麻寮、大剌、镇溪、桑植兵共计六千人到达浙江。胡宗宪命令俞大猷带领这支新军，乘舰船趁西北风入侵，焚烧了倭寇的工事，徐陈叶辛的余部在大火中决战，杀土官莫翁送。终因寡不敌众，140余人全部被杀被焚。就这样，战争初期扫荡江南北，多次打败官军，以很少的一点部队震动了整个明朝的徐陈叶系倭寇，全军覆灭。从击杀宋礼到徐陈叶辛败亡，还不到半年时间，这一系的倭寇就从光辉的顶点跌落到了毁灭的深渊。胡宗宪的政治智慧，确实出类拔萃。然而，从他用计的过程看，其实都是非常简单乃至幼稚的技巧。就是这样的技巧，却可以把常胜的倭寇头领，玩弄于股掌之上，使他们不仅没有还手之力，连招架之功也都几乎没有。倭寇首领们的军事能力和政治能力相差如此悬殊，不禁令人惊讶。一同作战数年，同生死共患难，大斗分银小秤分金的战友，彼此之间的感情和了解接近于零，就更令人感叹不已。
徐陈叶系倭寇的覆灭，是倭寇由盛转衰的起点。丧失了如此多有经验的战士之后，倭寇再也无法集中军队来重创官军，也就再无法通过战争来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尽管他们仍将给官军以许多的沉重打击，仍将在沿海造成很大的震动，但已经无法取得战争的胜利了。
徐陈叶系覆灭后，倭寇大受打击，因而1557年成为比较安静的一个年份。江南没有正规交战，只在江北发生战斗。四月，一股倭寇在如皋登陆，官军在白满镇将之击败；另一股倭寇约二千余人，在海门县登陆，进攻通州不克，便分两路骚扰了如皋和太兴；第三股倭寇七百余人在金沙登陆。五月，骚扰了扬州和徐州，向北进入山东，一路西行天长、盱眙，之后回头经过高邮、宝应，进扰淮安。六月进入徐州地界，淮阳兵备副使于德昌率水路军在安东县迎击。参将刘显直冲敌军，将之击溃，这样就杀死了上百个倭寇。其余的倭寇乘船退回到庙湾去了。这年的战事到此结束。
但接下来将发生意义重大的事件，并且同样由非军事因素决定了军事斗争的结局。因为徐陈叶系倭寇败亡，和王直的妥协有关，所以尽管他的直系属下没有动摇，但依附他或奉他为精神领袖的其他倭寇，渐渐离心。同时，在这年正月，大内义长、大友义镇在蒋洲的工作下，派出“贡使”送还被掠人口，贡献方物，准备与中国开展贸易[80]。这意味着九州的强藩将很快不能容忍倭寇在自己的领土上存在。实际上在此之前，岛津贵久已经开始了大隅统一战，倭寇在日本的存在空间越来越小了。并且因为徐陈叶的失败，使倭寇失去了战胜官军的希望，王直无法承受这一连串的打击，决定投降。1557年十月初，他带着属下千余人，包括大友义镇的使者善妙以下四十余日本人，乘大船返回了舟山群岛的岑港。胡宗宪的招降活动详情并没有通告大众，因为他知道人民是不可靠的。要想成大事，不能让他们凭着自己的感情去操纵军政。因此如此多的倭寇集中到沿海，令浙江人大感震动。不知情的军官也调动了军队来防备。另外，胡宗宪自己也必须提防王直的反悔或趁机偷袭。因此十月的岑港周围除了军舰和严阵以待的军人，其他民船都禁止出入。王直感觉到不对，派王滶责问胡宗宪：“我等奉诏来，将息兵安境。谓宜使者远迎，宴犒交至。今盛陈军容，禁舟楫往来，公绐我耶？”而宗宪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巡按王本固已经上奏皇帝，称：“直等意未可测，纳之恐招侮。”于是朝廷众议汹汹，都说胡宗宪要酿成东南的大祸了。浙江的文武官员也都冷眼旁观，无人出来支持他[81]。副将卢镗还会见善妙，要他擒获王直，作为通贡的条件。这件事与胡宗宪是否有关，以及宗宪的本意到底如何，现在已经不可能有统一的结论了。只有一点是肯定的：作为一个官场老手，他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现的构想上，他必须做好各方面的准备，留好后路。同时，不能有把柄落在别人手里，也不能过于违逆“大家”的意见——无论“大家”是多么愚蠢无聊。因此他对王直的质问，只能想尽办法多方劝说，诅咒发誓。把自己写的请求朝廷满足王直要求的上疏拿给王滶看，并且让王直的儿子写信给父亲。王直看了，没有轻信，冷笑着说：“儿何愚也。汝父在，厚汝。父来，阖门死矣。”但此时他已经是骑虎难下，如果不投降，接下来必然发生激烈的战斗，面对早已准备好的大军，倭寇必然损失惨重，而且没有任何收益可言。因此他只能再三试探。先提出让王滶回来。宗宪立刻送走王滶；再提出派遣贵官作为人质，宗宪立刻派指挥夏正往岑港。这样，王直终于放心，偕叶宗满、王汝贤前往大陆。胡宗宪热情款待了他。但这不代表宗宪的善意——事实上经过反复的考虑，他认为王直的最终结局，不应当由自己决定，也不应该由自己提出动议。这个烫手的山芋，应该留给别人去啃咬。于是，胡宗宪微笑着让王直前往杭州见王本固。王直这才知道宗宪要丢车保帅，但已经身不由己，他一到杭州即被逮捕，威震东南的猛虎就这样落到乌鸦手里去了[82]。
王直被擒以后，胡宗宪还想救他。让他免死而“俾戍海上”，实际上是变相的予以释放。然而王本固与宗宪激烈争执，最后拿出杀手锏：称胡宗宪收受了善妙和王直数十万两白银的巨贿，所以才为王直开通求情。这种无敌的动机论一出，宗宪知道再争下去就要引火烧身了，只能改变立场，罢手再不管此事。王直终于在被囚禁两年以后，于嘉靖三十八年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约1560年一月）被害于宁波——对他“自投罗网”的唯一奖赏是不凌迟，只斩首。他的妻儿都被没入成国公府为奴。叶宗满、王汝贤也都从轻发落，判处戍边。
王直的被捕和被杀，对于倭寇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如果说徐陈叶集团的覆灭意味着军事上胜利希望的失去，那么王直的死意味着政治上和解的希望也不复存在了。堂堂总督信誓旦旦保证安全的王直尚且要处决，那么其他人即使投降，当然也只能得到同样的下场。倭寇把战争再打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吗？对于低级的倭寇和倭寇的支持者而言，这是一个严厉的警告：没有被招安的希望，敢做倭寇只有死路一条！对于还没有与倭寇彻底决裂，暗中还有往来的官吏和商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清晰的信号：必须与他们彻底划清界限了。这就导致倭寇的支持越来越少；最后，王直的消失使倭寇最后的统一象征和精神号召也消失了。他们再也无法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目标。因此从1557年开始，倭寇的最后失败已无可避免。
但王直的死也产生了若干积极意义：第一、他的死向世人表明明朝是一个毫无信义可言的皇朝，对这个皇朝，不能有任何良好的希望，而只能用同样乃至更多的奸诈和无耻去对付它。王直死后，倭寇就再没有真正想和朝廷和解的了，以后的倭寇要么战死，要么用假投降作为再起的缓兵之计。这种手法甚至一直持续到明末，李自成、张献忠都曾诈降。很自然的，欺骗老实人的结果只能是让后来人都变成奸诈之徒；第二、王直的死使一些投机分子绝望。因为走私在沿海产生了大量关系户，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参加了倭寇，并不是要和明朝为敌到底，而只是想趁机一逞，运气好的话就走“杀人放火受招安”的道路。而原先的海盗等犯罪分子中也有不少是愿意投降的。现在这种希望断绝了。投机分子或者潜回家乡从此安分守己，或者逃往日本定居，或者逃往更远的东南亚。剩下的都是坚定者。因此，倭寇在总的衰落过程中，还坚持了9年，并取得若干胜利。
然而，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这却是一种不幸。后来谈迁曾说 ：“胡宗宪许王直以不死，其后异论汹汹，遂不敢坚请。假宥王直，便宜制海上，则岑港、柯梅之师可无经岁，而闽、广、江北亦不至顿甲苦战也。”徐光启也说可以“招之使来，量与一职，使之尽除海寇以自效。”后来清朝的朱克敬说：“诱其来降而杀之,在我为无名于寇,为失信……斩汪直而海寇长，推诚与怀诈相去远矣。”[83]”当然，因为倭寇只是一个松散的群体，甚至谈不上是一个联合体，因此即使不杀王直，乃至给他封官，战争仍会继续下去，因为总有不愿投降，或者投降后不满意而复叛的海盗或贫民的。但战争的规模将不会那么大。就像拖欠货款促成了战争的爆发一样，言而无信使中国又付出了一次惨痛的代价。谁说诚信是只有笨人才应该遵守的呢？
在王直被擒以后，胡宗宪惟有把战争继续下去。他决定占领岑港，以断绝入侵浙直的海路。于是在1558年，进行了几乎持续全年的岑港保卫战。二月五日，王直被擒的消息传到岑港，王滶立即开始着手加强防卫，同时抓住了企图逃跑的夏正。胡宗宪随即亲自到四明指挥战斗。调遣总兵俞大猷、副将卢镗、参将戚继光率领水路大军团团包围舟山。倭寇为了长久生存，于三月开始在山间修筑水坝灌溉农田，与居民一起耕作。之后在浙江沿海接连发生小规模的战斗，倭寇逐渐被清除出大陆，到五月十八日，官军开始围攻岑港。强悍的将领带着大量的军队，黑压压的战船控制了大片海面。然而在作战中，并没有取得优势，尽管王直的部下总共只有三千人，俞大猷一人的兵力都是他们的两三倍，但岑港的工事已经完成，加上倭寇在悲愤之中奋力苦战，官军无法取得进展。而且倭寇把水坝砸开，这样就淹死了很多官军。惨烈的战斗表明王直已不可能被释放，因此他们把夏正肢解，以示报复。这个为胡宗宪的阴谋作出很多贡献的人，就这样惨死于同一个上司背信弃义的阴谋之下。
七月，因为岑港进攻战毫无进展，而官军损失严重，朱厚熜十分生气，削除俞大猷、戚继光和把总刘英的职级，还处分了其他官员。限期一月内攻破岑港，否则将领逮捕进京，胡宗宪也要连坐！俞大猷等十分害怕，更加驱使士兵猛攻。而倭寇更加奋勇作战，一直到十一月，战线依然如故。这时官军拿出传统的火攻战术，使倭寇终于败下阵去，一部分人甚至已经逃跑上船，但他们并没有气馁，不久找到机会，在官军侧翼实施了反冲击，官军败退，倭寇重新占据了岑港。看到这种情形，胡宗宪感到沮丧，只能解开包围的一角，让倭寇冲出。此时因为长期的作战，岑港物资已十分匮乏，人员伤亡也很多，倭寇也只能放弃这个根据地。撤退途中，被俞大猷的水师截击，损失了一条船，其余的人平安退到福建，历时近一年的岑港保卫战至此结束。尽管王直系的倭寇拿出最大的勇气作战，尽力杀伤了官军，没有辱没自己的领袖，也没有让敌人获得任何光荣，但他们的损失也很大，而且这些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在三年之内，浙直倭寇的两支主力或被歼灭，或遭重创，重要根据地先后丧失。从此他们再无法对浙江发动大的攻势，战争的重点向南转移到福建、广东。
在岑港被包围的同时，只有一支倭寇对他们进行了间接援助。春季，这股倭寇在浙江温州府、台州府之间活动，并数次包围了太平县。四月，侵入福建的福州、兴化、泉州等地，每次都是劫掠之后就退去，没有进行坚决的战斗。五月，攻击惠安。知县林咸率兵守城，倭寇无法攻克，便使出了传统的伪退技巧。林咸中计追击，在县内的鸭山中伏战死。倭寇随即出海， 参将尹凰已经带着舰队在海上拦截，击沉了他们八艘船，杀死70多人，之后展开追击，又杀死百余人。六月，倭寇又骚扰兴、漳、泉三府，攻陷了福清、南安两县。但这些战斗都没有能够把官军重兵吸引过来。到七月，其他战场上的战斗就终止了。
在浙江倭寇遭到重创的同时，广东形势发生变化，饶平张琏、大埔萧雪峰、程乡林朝曦相继起义，倭寇战争的战场扩大了。
以岑港的失守为标志，倭寇战争的第一阶段结束。在6年的战争中，朝廷和人民都遭到惨重的伤亡和严重的财产损失。倭寇方面的损失不祥，但张经为总督半年，斩首五千；俞大猷到1558年为止，杀敌已四五千，这样看来倭寇的总损失也相当惊人。
王直被擒以后，胡宗宪还想救他。让他免死而“俾戍海上”，实际上是变相的予以释放。然而王本固与宗宪激烈争执，最后拿出杀手锏：称胡宗宪收受了善妙和王直数十万两白银的巨贿，所以才为王直开通求情。这种无敌的动机论一出，宗宪知道再争下去就要引火烧身了，只能改变立场，罢手再不管此事。王直终于在被囚禁两年以后，于嘉靖三十八年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约1560年一月）被害于宁波——对他“自投罗网”的唯一奖赏是不凌迟，只斩首。他的妻儿都被没入成国公府为奴。叶宗满、王汝贤也都从轻发落，判处戍边。
王直的被捕和被杀，对于倭寇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如果说徐陈叶集团的覆灭意味着军事上胜利希望的失去，那么王直的死意味着政治上和解的希望也不复存在了。堂堂总督信誓旦旦保证安全的王直尚且要处决，那么其他人即使投降，当然也只能得到同样的下场。倭寇把战争再打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吗？对于低级的倭寇和倭寇的支持者而言，这是一个严厉的警告：没有被招安的希望，敢做倭寇只有死路一条！对于还没有与倭寇彻底决裂，暗中还有往来的官吏和商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清晰的信号：必须与他们彻底划清界限了。这就导致倭寇的支持越来越少；最后，王直的消失使倭寇最后的统一象征和精神号召也消失了。他们再也无法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目标。因此从1557年开始，倭寇的最后失败已无可避免。
但王直的死也产生了若干积极意义：第一、他的死向世人表明明朝是一个毫无信义可言的皇朝，对这个皇朝，不能有任何良好的希望，而只能用同样乃至更多的奸诈和无耻去对付它。王直死后，倭寇就再没有真正想和朝廷和解的了，以后的倭寇要么战死，要么用假投降作为再起的缓兵之计。这种手法甚至一直持续到明末，李自成、张献忠都曾诈降。很自然的，欺骗老实人的结果只能是让后来人都变成奸诈之徒；第二、王直的死使一些投机分子绝望。因为走私在沿海产生了大量关系户，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参加了倭寇，并不是要和明朝为敌到底，而只是想趁机一逞，运气好的话就走“杀人放火受招安”的道路。而原先的海盗等犯罪分子中也有不少是愿意投降的。现在这种希望断绝了。投机分子或者潜回家乡从此安分守己，或者逃往日本定居，或者逃往更远的东南亚。剩下的都是坚定者。因此，倭寇在总的衰落过程中，还坚持了9年，并取得若干胜利。
然而，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这却是一种不幸。后来谈迁曾说 ：“胡宗宪许王直以不死，其后异论汹汹，遂不敢坚请。假宥王直，便宜制海上，则岑港、柯梅之师可无经岁，而闽、广、江北亦不至顿甲苦战也。”徐光启也说可以“招之使来，量与一职，使之尽除海寇以自效。”后来清朝的朱克敬说：“诱其来降而杀之,在我为无名于寇,为失信……斩汪直而海寇长，推诚与怀诈相去远矣。”[83]”当然，因为倭寇只是一个松散的群体，甚至谈不上是一个联合体，因此即使不杀王直，乃至给他封官，战争仍会继续下去，因为总有不愿投降，或者投降后不满意而复叛的海盗或贫民的。但战争的规模将不会那么大。就像拖欠货款促成了战争的爆发一样，言而无信使中国又付出了一次惨痛的代价。谁说诚信是只有笨人才应该遵守的呢？
在王直被擒以后，胡宗宪惟有把战争继续下去。他决定占领岑港，以断绝入侵浙直的海路。于是在1558年，进行了几乎持续全年的岑港保卫战。二月五日，王直被擒的消息传到岑港，王滶立即开始着手加强防卫，同时抓住了企图逃跑的夏正。胡宗宪随即亲自到四明指挥战斗。调遣总兵俞大猷、副将卢镗、参将戚继光率领水路大军团团包围舟山。倭寇为了长久生存，于三月开始在山间修筑水坝灌溉农田，与居民一起耕作。之后在浙江沿海接连发生小规模的战斗，倭寇逐渐被清除出大陆，到五月十八日，官军开始围攻岑港。强悍的将领带着大量的军队，黑压压的战船控制了大片海面。然而在作战中，并没有取得优势，尽管王直的部下总共只有三千人，俞大猷一人的兵力都是他们的两三倍，但岑港的工事已经完成，加上倭寇在悲愤之中奋力苦战，官军无法取得进展。而且倭寇把水坝砸开，这样就淹死了很多官军。惨烈的战斗表明王直已不可能被释放，因此他们把夏正肢解，以示报复。这个为胡宗宪的阴谋作出很多贡献的人，就这样惨死于同一个上司背信弃义的阴谋之下。
七月，因为岑港进攻战毫无进展，而官军损失严重，朱厚熜十分生气，削除俞大猷、戚继光和把总刘英的职级，还处分了其他官员。限期一月内攻破岑港，否则将领逮捕进京，胡宗宪也要连坐！俞大猷等十分害怕，更加驱使士兵猛攻。而倭寇更加奋勇作战，一直到十一月，战线依然如故。这时官军拿出传统的火攻战术，使倭寇终于败下阵去，一部分人甚至已经逃跑上船，但他们并没有气馁，不久找到机会，在官军侧翼实施了反冲击，官军败退，倭寇重新占据了岑港。看到这种情形，胡宗宪感到沮丧，只能解开包围的一角，让倭寇冲出。此时因为长期的作战，岑港物资已十分匮乏，人员伤亡也很多，倭寇也只能放弃这个根据地。撤退途中，被俞大猷的水师截击，损失了一条船，其余的人平安退到福建，历时近一年的岑港保卫战至此结束。尽管王直系的倭寇拿出最大的勇气作战，尽力杀伤了官军，没有辱没自己的领袖，也没有让敌人获得任何光荣，但他们的损失也很大，而且这些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在三年之内，浙直倭寇的两支主力或被歼灭，或遭重创，重要根据地先后丧失。从此他们再无法对浙江发动大的攻势，战争的重点向南转移到福建、广东。
在岑港被包围的同时，只有一支倭寇对他们进行了间接援助。春季，这股倭寇在浙江温州府、台州府之间活动，并数次包围了太平县。四月，侵入福建的福州、兴化、泉州等地，每次都是劫掠之后就退去，没有进行坚决的战斗。五月，攻击惠安。知县林咸率兵守城，倭寇无法攻克，便使出了传统的伪退技巧。林咸中计追击，在县内的鸭山中伏战死。倭寇随即出海， 参将尹凰已经带着舰队在海上拦截，击沉了他们八艘船，杀死70多人，之后展开追击，又杀死百余人。六月，倭寇又骚扰兴、漳、泉三府，攻陷了福清、南安两县。但这些战斗都没有能够把官军重兵吸引过来。到七月，其他战场上的战斗就终止了。
在浙江倭寇遭到重创的同时，广东形势发生变化，饶平张琏、大埔萧雪峰、程乡林朝曦相继起义，倭寇战争的战场扩大了。
以岑港的失守为标志，倭寇战争的第一阶段结束。在6年的战争中，朝廷和人民都遭到惨重的伤亡和严重的财产损失。倭寇方面的损失不祥，但张经为总督半年，斩首五千；俞大猷到1558年为止，杀敌已四五千，这样看来倭寇的总损失也相当惊人。
俞大猷与戚继光 戚继光的军事成就 在福建的战争
俞爱松的儿子俞大猷，字志辅，福建晋江人。1503年生，世系军官家庭出身。从小学习儒学，20岁时因为父亲死去，家贫再无法供他读书，只能弃文从武，这对他来说是不幸，对明朝却是大幸。从军以后他很快表现出不同于同僚的地方。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他考中武进士，担任了保卫金门的千户，那里的人民一贯被认为是嚣张难制，俞大猷却能在5年时间里保持稳定少讼的局面。不久，因为海盗逐渐活跃，他向上级上书陈述对策，却被斥以“小校安得上书！”杖责一顿，剥夺职级（明朝官场的等级森严和高官的懒惰傲慢可见一斑）。后来明廷策划入侵越南，俞大猷再向主持军事的兵部尚书毛伯温上书建议，请求从军。毛伯温看了建议书，相当佩服他的才识，但因为入侵行动取消，也就没有给他什么职务。直到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蒙古军大入山西，皇帝下诏召集武举勇士，俞大猷再次自荐，才经过巡按御史的推荐，到宣大侯用。在那里受总督翟鹏召见，语言间表现出很高的军事学修养，打动了翟鹏，翟鹏激动地说：“吾不当以武人待子！”从座位上下来对他作揖，此事在宣大全军中引起轰动——由此也可以看出明朝军人社会地位的低落，不被看作武人，竟然被认为是一种褒奖！虽然后来他没有谋到官职，但已经引起朝廷的重视。回到福建后，俞大猷被毛伯温任用为汀漳守备。从此走上了与海盗对抗的道路，在几年时间里打垮了若干海盗和起义军，培养了实战经验，并且得到升迁。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朱纨任他为备倭都指挥。同年击溃了窜入中国的越南武装，紧接着又镇压了海南岛黎族的起义。连战连捷，表现出过人的军事能力。而且他并不只是会作战，而且武艺高强，对心理学和政治深有研究。击海盗、击越兵、击黎人，他都敢于数人数骑，乃至单骑进入敌营谈判或劝降。还曾在单挑中杀死骠悍的敌将。特别可贵的是，在镇压黎人时，他提出：“黎亦人也，率数年一反一征，岂上天生人意？宜建城设市，用汉法杂治之。”并单骑进入黎区签订和平条约。作为一个善战的武将，表现出了难得的人道主义精神。
倭寇战争爆发时，俞大猷任宁台诸郡参将。他几乎参加了战争中的每一次大战斗。那时绝大多数将领，包括卢镗和汤克宽这样的名将在内，都常常遭到挫败。惟有俞大猷保持了长胜的纪录，而且越到后来，越少遇到挫败。他在军事理论方面也有大的贡献。我认为他在镇压倭寇时作的贡献，实际上比最著名的官军将领戚继光更大。但俞大猷道德高洁，对部下仁爱而不阿谀上级，这引起了很多麻烦，使他的官途跌宕起伏。击溃越兵的时候，不知何故，也许是因为他不行贿，不献媚，严嵩不给叙功，只褒奖了50两白银；初期，俞大猷用水师击杀了不少倭寇，而报答是坐失事停俸；不久焚毁五十余艘倭寇船艇，没有任何奖励；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的普陀之战，因为损失了三百人，被勒令戴罪办贼；幸好不久因为吴淞所的胜利，撤销处分，奖赏了银币；后因战功升为副将。旋即遭到金山卫的失败，尽管在王江泾奋勇作战，仍被贬为事官；1555年，因为周浦之战的失利，惊动了皇帝，被剥夺世荫，以死罪勒令立功自赎；幸好随之取得了水战的胜利，在三十五年（1556）因为朝廷大臣们的一致推荐，代替无能的刘远为浙江总兵，兼辖苏、松；之后以胜仗恢复了世荫，年底，率绝对优势兵力歼灭了坚守舟山的徐陈叶系倭寇余部。因功加授都督同知衔；1558年，因为进攻岑港不顺利，被削除职级，虽然在惊恐中驱使士兵奋力作战，仍然没有实现皇帝一月内平贼的诏令。因此被捕下诏狱，再次被剥夺世荫[84]。
至此，俞大猷仍是官军最强的将领。但他经过长期战争，对陆战中战胜倭寇，已经不抱多大希望。在他看来，陆战是倭寇强项，与之进行陆战是不合适的。相反，倭寇的船小而弱，官军的战船大而坚固，进行海战才是对抗他们的最佳方法。这反映了官军方面对陆战的绝望心理。但很快，陆战的劣势就要扭转了。主要原因，一是倭寇的主力和名将已经在浙江被毁灭；二是一个军事天才登上了历史舞台。
戚景通的儿子戚继光，字元敬，山东蓬莱人。1528年生。与道德高洁，饱读诗书的俞大猷不同，他虽然也是家贫好读书，但从小大气活跃，有领导才能，从来没尝试过从文，官途也要坦荡许多。自任都指挥佥事以后，因胡宗宪的举荐，改佥浙江都司，任参将，主持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军事。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倭寇侵入乐清、瑞安、临海，戚继光没有及时赶到救援，以“道阻”不罪；1558年参加了岑港攻击战，因久攻不克被免官，勒令戴罪立功。不久因另一股倭寇掳掠台州，被给事中罗嘉宾等弹劾，理由除无功外，还有通番。却因平王直这个不是理由的理由而复官，并改守台州、金华、严州三府[85]。
至此，戚继光的表现和其他平庸却懂得圆通依附的武将没有什么区别。但他与那些庸人将立即分野。岑港之战使倭寇的精悍勇敢再次得到验证，连俞大猷都放弃了在陆上克制倭寇的想法。而戚继光却开始迎难而上！他也承认官军的素质低下，但并不因此气馁。为了胜利，必须设法练出一支精兵。练兵的第一步，就是选兵。卫所世袭军人已经一再被证明为不堪一击，积弊已久，而且其中关系深厚，难以治理。因此必须建立一支士气高涨、素质高超的新军，才能作战。在建立新军的过程中，戚继光处处针对官军的弊病进行大手术，终于获得成功。建军的成果被总结在《纪效新书》中，我们可以通过这本书来了解戚继光新军的面貌和详情。
首先，军队的起点是募兵。他认为从地域上说，可用之兵以处州人为上，因为这里有矿，在私矿纠纷中常发生争斗，勇悍之气，正可用于作战；其次为义乌，勇气稍逊但耐力持久；再次台州，其勇气一般，必须严明纪律，多加鼓舞，方为可用；再次绍兴，绍兴人怯懦，但聪明而能忍受劳苦，必须用重刑恐吓，建立威信，才能期望他们进行肉搏战。其余东南各处的兵，更是必须用心力训练，改变其本性才能用。但戚继光也不认为地域是选择士兵的唯一标准，比如处州兵后来常被招募，多遭失败而有怯弱颓废之名，他痛心的指出这是各处官员指望其天生勇敢，不加严格训练，且指挥不得法的缘故。地域之外，士兵的阶层更被他重视。戚继光所用的兵，要么是乡下老实的农民，要么是经过战阵的旧军兵。前者习惯于艰苦生活，而且没有心计，害怕官员，容易以纪律约束，也容易被严刑恐吓，被恩赏感动；后者虽然对战斗有恐惧心，但熟悉军事生活，也有战斗经验。不可用的人也有两种：一是城市里的聪明人，也就是那些肤色白皙，头脑灵活的人。这种人见识广博，有手艺。并不需要仰仗服役获得收入，也懂得如何规避法律，平时用虚假的勇敢口号蒙蔽官员，战时精心选择逃路，一旦战胜，揽功于己，一旦战败，可以迅速逃脱。还策动老实战友一起逃跑，以便被追究时可以以他们顶罪；二是乡下“奸巧”之人。这种人不怕官，难以驾驭，害处与城市人相同。[86]其实农民好用而城市人不可用，是古代军事家一致的看法。从维格蒂乌斯到曾国藩，都有类似观点。但明中叶的募兵，习惯以体质和言行表现为标准。不问其出处，只要体格强壮、头脑灵活，就格外重视的拉拢入军队。戚继光强调用老实人，正是对这种歪风的否定。
兵选好之后，就可以进行编排。戚继光军队的编排与明朝惯用的编制类似，但也有不同。每队12人，分成两伍，由队长指挥；每三到五队为一旗，由旗总指挥；每三到五旗为一哨，由哨官指挥；每三到五哨为一司，由把总指挥。每三到五司为一营，由大把总指挥[87]；司与营都有辅助兵和军官随从。这样每营约近三千人。营以上便由将军亲自指挥[88]。
编排军队之后进行宣誓。从营的把总到普通士兵，人人必须宣誓具结。从此军人便与他的同级和直接上下级结成紧密的战友关系。一人犯法，众人连坐。军官对属下普遍的罪行，也须连坐。为杜绝军人逃亡的旧弊，戚继光特别规定兵员入伍必须登记住址，并且具保。明中期募兵普遍有保人制度，但并不严格执行。于是士兵从入伍开始就视纪律为无物，戚继光也知道这项措施实行起来很难。之所以把兵源限制在有限的几个地方，并不全然是出于那里的人天生勇敢，而也有便于控制的原因：同乡有同乡之情，在战斗中抛弃战友，有所顾虑；如果平时逃亡，因为来源单一，也便于抓捕。
自入营开始，戚继光的士兵便处在一张恐怖的军纪网中。除初犯可以免刑以外，平时稍微犯错，便捆打二十到一百。平时睡觉前不准唱歌；不准煽动乡愁；乃至禁止除“寓教于乐”的条令歌、战歌、武戏之外的一切娱乐！战斗中处处有死刑，凡是表现出害怕者几乎一律处决；犯重大过失也都处决。如演习或实战中用鸟铳（火绳枪）不符合教程的，一律斩首，队长若发现不告发的，与犯兵一起处决；不仅自己犯错要被斩，而且失职也要被斩。如火绳枪队后一一对应保护的近战兵（杀手），若火绳枪兵阵亡，便将其处决偿命；战后，若杀平民冒功、奸淫妇女，包括未经分配的“贼妇”，一律处决。不仅纪律，而且等级森严，平时士兵向军官报告、听令，一律下跪；下官对上官报告、听令，也必须下跪。士兵告军官，除克扣军饷军粮外，不管有理无理，一概先捆打二十。但军官自己的责任也很重。不仅下属犯罪常有连坐，而且平时考核，下属成绩在中下以下，都必须捆打。军阀之严酷，在明中后期可谓罕有。然而也正是这样残酷的军法，使习惯于懈怠和逃跑的士兵，重新知道了什么是纪律，什么是军队。并且培养了对军官的畏惧之心，作战时更容易指挥。那时，也只有强壮豪迈的戚继光，有这样的魄力敢于扭转一百几十年间逐渐形成的颓废之气。
士兵服从纪律，如果没有适当的指挥，军队仍然无法战斗。嘉靖年间明军指挥体系之接近崩溃已如前述。凭借这样的指挥，不仅大军基本无法运用，而且连基本的阵型排列都无法完成。戚继光用很大的力气把指挥体系恢复过来。他制定了各种旗帜的规格，使之容易区分；规定了各式乐器和号炮的用途和练法；还规定传令兵必须有令旗、令箭、令票三证合一，才能传送命令。
俞爱松的儿子俞大猷，字志辅，福建晋江人。1503年生，世系军官家庭出身。从小学习儒学，20岁时因为父亲死去，家贫再无法供他读书，只能弃文从武，这对他来说是不幸，对明朝却是大幸。从军以后他很快表现出不同于同僚的地方。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他考中武进士，担任了保卫金门的千户，那里的人民一贯被认为是嚣张难制，俞大猷却能在5年时间里保持稳定少讼的局面。不久，因为海盗逐渐活跃，他向上级上书陈述对策，却被斥以“小校安得上书！”杖责一顿，剥夺职级（明朝官场的等级森严和高官的懒惰傲慢可见一斑）。后来明廷策划入侵越南，俞大猷再向主持军事的兵部尚书毛伯温上书建议，请求从军。毛伯温看了建议书，相当佩服他的才识，但因为入侵行动取消，也就没有给他什么职务。直到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蒙古军大入山西，皇帝下诏召集武举勇士，俞大猷再次自荐，才经过巡按御史的推荐，到宣大侯用。在那里受总督翟鹏召见，语言间表现出很高的军事学修养，打动了翟鹏，翟鹏激动地说：“吾不当以武人待子！”从座位上下来对他作揖，此事在宣大全军中引起轰动——由此也可以看出明朝军人社会地位的低落，不被看作武人，竟然被认为是一种褒奖！虽然后来他没有谋到官职，但已经引起朝廷的重视。回到福建后，俞大猷被毛伯温任用为汀漳守备。从此走上了与海盗对抗的道路，在几年时间里打垮了若干海盗和起义军，培养了实战经验，并且得到升迁。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朱纨任他为备倭都指挥。同年击溃了窜入中国的越南武装，紧接着又镇压了海南岛黎族的起义。连战连捷，表现出过人的军事能力。而且他并不只是会作战，而且武艺高强，对心理学和政治深有研究。击海盗、击越兵、击黎人，他都敢于数人数骑，乃至单骑进入敌营谈判或劝降。还曾在单挑中杀死骠悍的敌将。特别可贵的是，在镇压黎人时，他提出：“黎亦人也，率数年一反一征，岂上天生人意？宜建城设市，用汉法杂治之。”并单骑进入黎区签订和平条约。作为一个善战的武将，表现出了难得的人道主义精神。
倭寇战争爆发时，俞大猷任宁台诸郡参将。他几乎参加了战争中的每一次大战斗。那时绝大多数将领，包括卢镗和汤克宽这样的名将在内，都常常遭到挫败。惟有俞大猷保持了长胜的纪录，而且越到后来，越少遇到挫败。他在军事理论方面也有大的贡献。我认为他在镇压倭寇时作的贡献，实际上比最著名的官军将领戚继光更大。但俞大猷道德高洁，对部下仁爱而不阿谀上级，这引起了很多麻烦，使他的官途跌宕起伏。击溃越兵的时候，不知何故，也许是因为他不行贿，不献媚，严嵩不给叙功，只褒奖了50两白银；初期，俞大猷用水师击杀了不少倭寇，而报答是坐失事停俸；不久焚毁五十余艘倭寇船艇，没有任何奖励；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的普陀之战，因为损失了三百人，被勒令戴罪办贼；幸好不久因为吴淞所的胜利，撤销处分，奖赏了银币；后因战功升为副将。旋即遭到金山卫的失败，尽管在王江泾奋勇作战，仍被贬为事官；1555年，因为周浦之战的失利，惊动了皇帝，被剥夺世荫，以死罪勒令立功自赎；幸好随之取得了水战的胜利，在三十五年（1556）因为朝廷大臣们的一致推荐，代替无能的刘远为浙江总兵，兼辖苏、松；之后以胜仗恢复了世荫，年底，率绝对优势兵力歼灭了坚守舟山的徐陈叶系倭寇余部。因功加授都督同知衔；1558年，因为进攻岑港不顺利，被削除职级，虽然在惊恐中驱使士兵奋力作战，仍然没有实现皇帝一月内平贼的诏令。因此被捕下诏狱，再次被剥夺世荫[84]。
至此，俞大猷仍是官军最强的将领。但他经过长期战争，对陆战中战胜倭寇，已经不抱多大希望。在他看来，陆战是倭寇强项，与之进行陆战是不合适的。相反，倭寇的船小而弱，官军的战船大而坚固，进行海战才是对抗他们的最佳方法。这反映了官军方面对陆战的绝望心理。但很快，陆战的劣势就要扭转了。主要原因，一是倭寇的主力和名将已经在浙江被毁灭；二是一个军事天才登上了历史舞台。
戚景通的儿子戚继光，字元敬，山东蓬莱人。1528年生。与道德高洁，饱读诗书的俞大猷不同，他虽然也是家贫好读书，但从小大气活跃，有领导才能，从来没尝试过从文，官途也要坦荡许多。自任都指挥佥事以后，因胡宗宪的举荐，改佥浙江都司，任参将，主持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军事。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倭寇侵入乐清、瑞安、临海，戚继光没有及时赶到救援，以“道阻”不罪；1558年参加了岑港攻击战，因久攻不克被免官，勒令戴罪立功。不久因另一股倭寇掳掠台州，被给事中罗嘉宾等弹劾，理由除无功外，还有通番。却因平王直这个不是理由的理由而复官，并改守台州、金华、严州三府[85]。
至此，戚继光的表现和其他平庸却懂得圆通依附的武将没有什么区别。但他与那些庸人将立即分野。岑港之战使倭寇的精悍勇敢再次得到验证，连俞大猷都放弃了在陆上克制倭寇的想法。而戚继光却开始迎难而上！他也承认官军的素质低下，但并不因此气馁。为了胜利，必须设法练出一支精兵。练兵的第一步，就是选兵。卫所世袭军人已经一再被证明为不堪一击，积弊已久，而且其中关系深厚，难以治理。因此必须建立一支士气高涨、素质高超的新军，才能作战。在建立新军的过程中，戚继光处处针对官军的弊病进行大手术，终于获得成功。建军的成果被总结在《纪效新书》中，我们可以通过这本书来了解戚继光新军的面貌和详情。
首先，军队的起点是募兵。他认为从地域上说，可用之兵以处州人为上，因为这里有矿，在私矿纠纷中常发生争斗，勇悍之气，正可用于作战；其次为义乌，勇气稍逊但耐力持久；再次台州，其勇气一般，必须严明纪律，多加鼓舞，方为可用；再次绍兴，绍兴人怯懦，但聪明而能忍受劳苦，必须用重刑恐吓，建立威信，才能期望他们进行肉搏战。其余东南各处的兵，更是必须用心力训练，改变其本性才能用。但戚继光也不认为地域是选择士兵的唯一标准，比如处州兵后来常被招募，多遭失败而有怯弱颓废之名，他痛心的指出这是各处官员指望其天生勇敢，不加严格训练，且指挥不得法的缘故。地域之外，士兵的阶层更被他重视。戚继光所用的兵，要么是乡下老实的农民，要么是经过战阵的旧军兵。前者习惯于艰苦生活，而且没有心计，害怕官员，容易以纪律约束，也容易被严刑恐吓，被恩赏感动；后者虽然对战斗有恐惧心，但熟悉军事生活，也有战斗经验。不可用的人也有两种：一是城市里的聪明人，也就是那些肤色白皙，头脑灵活的人。这种人见识广博，有手艺。并不需要仰仗服役获得收入，也懂得如何规避法律，平时用虚假的勇敢口号蒙蔽官员，战时精心选择逃路，一旦战胜，揽功于己，一旦战败，可以迅速逃脱。还策动老实战友一起逃跑，以便被追究时可以以他们顶罪；二是乡下“奸巧”之人。这种人不怕官，难以驾驭，害处与城市人相同。[86]其实农民好用而城市人不可用，是古代军事家一致的看法。从维格蒂乌斯到曾国藩，都有类似观点。但明中叶的募兵，习惯以体质和言行表现为标准。不问其出处，只要体格强壮、头脑灵活，就格外重视的拉拢入军队。戚继光强调用老实人，正是对这种歪风的否定。
兵选好之后，就可以进行编排。戚继光军队的编排与明朝惯用的编制类似，但也有不同。每队12人，分成两伍，由队长指挥；每三到五队为一旗，由旗总指挥；每三到五旗为一哨，由哨官指挥；每三到五哨为一司，由把总指挥。每三到五司为一营，由大把总指挥[87]；司与营都有辅助兵和军官随从。这样每营约近三千人。营以上便由将军亲自指挥[88]。
编排军队之后进行宣誓。从营的把总到普通士兵，人人必须宣誓具结。从此军人便与他的同级和直接上下级结成紧密的战友关系。一人犯法，众人连坐。军官对属下普遍的罪行，也须连坐。为杜绝军人逃亡的旧弊，戚继光特别规定兵员入伍必须登记住址，并且具保。明中期募兵普遍有保人制度，但并不严格执行。于是士兵从入伍开始就视纪律为无物，戚继光也知道这项措施实行起来很难。之所以把兵源限制在有限的几个地方，并不全然是出于那里的人天生勇敢，而也有便于控制的原因：同乡有同乡之情，在战斗中抛弃战友，有所顾虑；如果平时逃亡，因为来源单一，也便于抓捕。
自入营开始，戚继光的士兵便处在一张恐怖的军纪网中。除初犯可以免刑以外，平时稍微犯错，便捆打二十到一百。平时睡觉前不准唱歌；不准煽动乡愁；乃至禁止除“寓教于乐”的条令歌、战歌、武戏之外的一切娱乐！战斗中处处有死刑，凡是表现出害怕者几乎一律处决；犯重大过失也都处决。如演习或实战中用鸟铳（火绳枪）不符合教程的，一律斩首，队长若发现不告发的，与犯兵一起处决；不仅自己犯错要被斩，而且失职也要被斩。如火绳枪队后一一对应保护的近战兵（杀手），若火绳枪兵阵亡，便将其处决偿命；战后，若杀平民冒功、奸淫妇女，包括未经分配的“贼妇”，一律处决。不仅纪律，而且等级森严，平时士兵向军官报告、听令，一律下跪；下官对上官报告、听令，也必须下跪。士兵告军官，除克扣军饷军粮外，不管有理无理，一概先捆打二十。但军官自己的责任也很重。不仅下属犯罪常有连坐，而且平时考核，下属成绩在中下以下，都必须捆打。军阀之严酷，在明中后期可谓罕有。然而也正是这样残酷的军法，使习惯于懈怠和逃跑的士兵，重新知道了什么是纪律，什么是军队。并且培养了对军官的畏惧之心，作战时更容易指挥。那时，也只有强壮豪迈的戚继光，有这样的魄力敢于扭转一百几十年间逐渐形成的颓废之气。
士兵服从纪律，如果没有适当的指挥，军队仍然无法战斗。嘉靖年间明军指挥体系之接近崩溃已如前述。凭借这样的指挥，不仅大军基本无法运用，而且连基本的阵型排列都无法完成。戚继光用很大的力气把指挥体系恢复过来。他制定了各种旗帜的规格，使之容易区分；规定了各式乐器和号炮的用途和练法；还规定传令兵必须有令旗、令箭、令票三证合一，才能传送命令。
有了纪律和良好的指挥体系，军队就恢复了明初的精锐和悍勇。接下来必须解决武器和战术问题。在武器方面，戚继光的创见不多。经他推广的武器主要有以下几种：
狼筅：即附上大量枝叶的大竹竿，前面有尖锋。戚继光规定形制为长一丈五尺（约近5米长），重七斤（约4.2公斤，铁制更重），附枝应有7-11层，重心应在末端。这种武器其实相当笨重可笑。但它的附枝能够阻碍敌人的视线。人的心理，总是首先攻击比较显眼的目标。倭寇看到一大团枝叶向自己伸过来，不清楚其中是否有刀锋，长矛兵自然心慌，持刀兵必然挥刀试图砍断它。但因为枝叶繁茂，难以砍断。在这其中耽误的时间足以令狼筅兵前面的刀盾兵拔刀上前砍杀了。而且枝叶遮蔽了后面的长矛兵的行动，可以让他们更好的进行刺杀。加之狼筅易得，戚继光把它规定为制式武器；
镗钯：这是一种古老的武器，有三个叉。戚继光规定它的形制是长七尺六寸（约2.5米），重五斤（3公斤），末端直径一寸，至尖端逐渐变细。木杆必须深深套入中锋下的孔洞（库）中，用钉钉牢，这样就不会脱落了。铁锋剖面为四棱形，从后到前逐渐磨细，而不是只磨出尖锋，这样就不容易变钝了。镗钯的好处是因为前面有铁叉，所以不容易被砍断。而且铁叉上正好可以承放火箭，点燃后远远的伸出就可以避免灼伤；
超长刀：仿自大太刀。戚继光规定的形制为刃长五尺，柄长一尺五寸，共长2.1米有余。重二斤八两（约1.5公斤）。他建议将这种刀作为鸟铳手的自卫兵器。对此我是不理解的，因为它比人身还长，行军时只能扛在肩上。那么火绳枪放哪？如果用肩带背在背后，也必然会磕磕碰碰。况且射击的时候该放在哪？鸟铳手本来就不是近战兵，要自卫的话为什么不用腰刀呢？
除这三种武器以外，戚继光对传统武器也都有所建议。有的是对制作技术的敦促，如火绳枪制法，提出必须用两张铁板卷成枪管，镗孔必须仔细用心；有的是改进，如佛朗机改进型无敌神飞炮；有的是根据实战做的改动，如根据倭寇基本不着甲的实际情况，提出腰刀剖面应磨成三角形，以增锋利；除武器改良外，他还把每种武器的用法、练法和考核办法都详细的写出来。无论哪种，都出自实践，件件都可以检验，绝非文人的虚言可比。没有深厚功力，以及对军事高度的责任心，怎么能写得出来！？
武器得到保证，士兵严格训练，就很有战斗力了。但如果没有合适的战术，依然不容易打胜仗。戚继光根据战争的需要，创造了鸳鸯阵法，其名字意为阵内士兵如同鸳鸯一般形影不离，彼此用心保护。其基本阵型为狭义上的鸳鸯阵，这是一种以队为基础的小型纵队。编排如下：每排二人，共列六排。第一排为青年兵，使用标枪和腰刀、圆盾，他们之间是队长。队长自选武器；第二排二人为狼筅手，选年龄较大，身体强壮的士兵为之；第三、四排为长矛手，选力气大，速度快的士兵充当；第五排为镗钯手，速度要快，胆子要大；他们之间是预备兵。这12人的用法是这样的，队长在最前排中央充当人质，若队长阵亡，全部11名士兵都要斩首，以此驱使全队士兵奋力苦战；两名青年兵在逼近敌人时突然投出标枪，然后抽刀砍杀敌人；他们后面的狼筅手负责伸出狼筅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狼筅手后面的长矛手趁机猛刺敌人；如果敌人穿越上述士兵直扑长矛手，镗钯手必须把他们刺死或至少使他们无法接近。阵列中左侧狼筅手、长矛手、镗钯手的长兵器都指向左前方；右侧的同类士兵则指向右前方。预备兵都是炊事员，他们没有作战任务，只需持一件兵器协助其他士兵作战，并观察战斗的场面，积累实战经验，日后升为战兵。若因故需要排列横队，则有两种编法：两仪五行阵，以伍为基础，一伍为一五行阵，两个五行阵为一两仪阵——这其实是一种文字游戏。右侧五行阵以青年兵为核心，其右边为狼筅手，他们二人后各有一名长矛手，把长矛指向前方左右，长矛手后面是镗钯手。左侧五行阵除狼筅手位于青年兵左侧以外，没有区别。队长和预备兵处于两名镗钯手之间。这个阵型的基本原则同鸳鸯阵；三才阵，仍以队为基础，以队长为核心。队长后为两名狼筅兵，他们将武器指向前方左右。狼筅兵后面为镗钯手。这是中央小队。其左右为两翼小队，各以一名青年兵为中心，两名长矛手在其左右。
鸳鸯阵法的长处是明显的：因为阵型小，在南方森林、山地、田野间行军可以无所顾忌；突然遇到敌人，几乎可以在瞬间就从行军状态转入战斗状态；亲密的战友间彼此保护，在心理上有很大的安全感，尤其是狼筅的存在更是使青年兵心安；因为兵与兵、阵与阵之间有较大空隙，便于士兵发挥个人武艺；安排更多的人进行战斗，只需简单的把若干鸳鸯阵排成一个大纵队就行了，方便易行。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强调进攻的阵型，但在进攻中又处处考虑到防守。对南方水网、山地作战可谓相当适宜。
但同时，鸳鸯阵也是一个缺点相当明显的阵型。因为长兵器向左右伸出，因此横列的两个鸳鸯阵之间必须保持相当大的空隙，以免误伤。这些间隙容易成为敌军最佳的突破点；队内武器太杂，需要长期训练才能配合良好，否则只会彼此搅乱；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因为鸳鸯阵只能简单叠加，不能组合成更大更复杂的阵型，因此无法阻止敌军强有力的侧翼突袭。尤其在北方大平原上，因为空隙太大，一旦遭骑兵突击，鸳鸯阵只能变成尸体阵。但在南方这算不得是缺陷，因为倭寇的人数很少，而且受地理限制，也少有大举侧击的可能。
其实如果从军事史看，即使是在明中叶的东南，鸳鸯阵是否是唯一合用的阵型，也有商榷的余地。以现代人的眼光，至少有一个选择：统一采用以标枪、刀剑和盾的武器配置。这样士兵几乎可以不考虑阵型问题，简单的排成疏开的方阵，敌军的弓铳命中率将大为下降，每个士兵都得到盾牌的保护，受伤概率降低，安全感增加；接敌之后又容易变成密集阵型，使敌人的精湛刀法无用武之地。如此配备，军队行军和转换队形都和鸳鸯阵一样方便，却无需考虑武器的配合问题。而且倭寇一般没有盾牌，也没有盔甲，“裸身而战”，标枪无论从实际杀伤还是心理影响看，都是相当可怕的。戚继光也说标枪投出之后立即抽刀冲入敌阵，则敌长矛兵必败。但“每每仓皇不及取刀，是一大病”。之所以有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刀剑都较长，拔出较慢。明军为解决这个问题，临战时刀不入鞘，而是倒持在左手上，即使如此，临敌取刀，仍嫌太慢，所以刀盾兵必须由长兵保护，才能从容拔刀。放眼世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缩短刀长，一把全长约60厘米的刀剑别在右腰，容易用右手迅速拔出——也就是罗马军团士兵的佩剑法[89]。当然这是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所看到的，明人无法看到。从那时的实际知识看，戚继光做到的确实已经是最好了。
军队里从来就不会只有近战兵。射击兵种也具有重要作用。16世纪50年代明朝的射击兵作用仍没有明显的提升，在野战中只能承担主力交战之前的预先打击，他们本身不是军队的重点。戚继光规定的近战兵与射击兵比例为4：1。射击兵器，50年代以前以弓为主，以后逐渐过渡到以火绳枪为主。因为各种火炮都嫌太笨重，在南方难以机动，所以基本不用于野战。只有战斗状态下重约50余斤的虎蹲炮可以在每500个士兵中配备三门，用于守卫营地或隘路。作战时，射击兵列成长的横队，在各鸳鸯阵前准备射击，敌军逼近到50步（约80米）内，根据号令统一射击。然后退入主阵间隙之中，让近战兵冲锋。近战兵也负有保护射击兵的任务。战斗结束后，将获得的人头分十分之二给射击兵——这可能是那时肉搏与射击造成的伤亡的比例。
除了基本条令外，戚继光还事无巨细的规定了一支军队存在下去所要注意的几乎全部事项。包括宿营要修工事、守卫瞭望塔不能困睡、不能滥用马力、守城时监视灯必须悬挂到城下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古代作战的基本常识，一一记入书中，说明那时的明军已经堕落到一个令人吃惊的境界。但我们也应该感谢戚继光的热心和阔达。按照儒家，尤其是后期儒家的爱好，一个有志向的人不应当拘泥于细节，不应当关注技术（除农业外），不应当对不祥的军事感兴趣。只有完全扑到文事上，一心一意地想该如何做个好儒士，温文尔雅的度过一生，以文章和正直留名后世，才算是真正成功。这种思想也作用在军事上，人们心目中的伟大军事家，是《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那样的变态怪物：坐在轮椅上手摇扇子微笑，坐在家里就可以知道天下大事，永远从容的事先就知道一切，只用奇计而不是蛮力取得胜利。肌肉发达、满口军事术语、两天两夜不睡觉熬得双眼通红，在文件堆里声嘶力竭的下达命令、几天不洗澡，全身发臭的顶着太阳行军，坐在马上睡着了。。。这些形象被认为是粗人、俗人的表现。因此军人要么没有足够的文化写不出什么东西，要么为了出名写诗文；文人自然也不会热衷于写军事书，这样军事书作者就很少，尤其有军事实践和才能的人更少。就算写了，也必须文学化、玄虚化，只要看上去显得高深就可以，细节写得太多，那是俗气。就算有细节，也必须尽可能对仗化，理想化[90]。因此不难理解，武力强大的汉、唐、元、清，兵书诞生并不多，而兵书著作丰富的宋、明却武力羸弱了。在古代中国，兵书往往是脱离实际的。而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却没有这个毛病。其中的规定都是具体而微的，都是切实可行的。我们今天甚至可以不依靠其他古书，就据此复原出一支当时的军队来，还可以把这支军队八九不离十的按照当时的方式存活和行动。可贵的是他写书尽量用通俗的语言，即使现代人也可以不费力的看懂。按照传统观点，用如此通俗的语言写书是要被鄙视的，但戚继光不在乎。从《孙子兵法》以来，两千年间象他这样有魄力、有学识、有经验的人，实在是太少了！《纪效新书》完全可以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著作之一——如果不是最伟大的话。
戚继光的成就，主要在军事法制、技术和战术几个方面，就战略他没有说更多。在以文、大、玄、空为荣的古代，这是一种难得的实用精神。但并不意味着他就对战略完全无知。从后来的实践看，1559年以后的倭寇战争其实相当“乏味”，在福建的模式是：倭寇在某地登陆，建立根据地，出动骚扰，被官军击溃，官军进而攻克该根据地……如此反复。这样的战斗其实并不需要什么通盘考虑。在广东，战争曾达到很大的规模，双方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会战来决定胜负。陆上战斗跟传统的官军镇压起义军的模式差别不大，海上的舰船交战则是新出现的事物。对此，戚继光和俞大猷等表现出不同的风格。从战争爆发时起，人们就发现倭寇的船舶无法与官军抗衡，海上制胜论也就随之而起。周珫在著名的《十难三策疏》中提供的上策，就是以数百艘福船、苍山船等大型战船在外海倭寇常走的路线上巡逻，歼敌于海上，不使其登陆。中策、下策也都强调船只的作用[91]。后来俞大猷也建议用闽广大船（也就是尖底海船）数百艘，水兵数万，在海上歼灭倭寇[92]。如果这些建议得到实施，官军固然会在海上获得轻易的胜利。但问题是：倭寇来源于沿海，只要海禁依旧，土地兼并继续，几千里内的贫民、海盗、走私商就都有随时起来造反的可能。海上封锁固然断绝了他们快速机动之路，但无法阻止他们在陆上流窜。也就是说即使有了大水师，仍需要充足的陆上兵员。那么花费重金和大量时间来建立和维持如此庞大的水师，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吗？况且在倭寇战争期间，明朝的经济已经到了抓襟见肘的地步。建造数百艘大船，集中数万水师，钱从哪里来！戚继光与他们不同，他从来不会费心去考虑现实“应该”怎样，朝廷应该给我什么样的条件。而只是考虑如何利用现有的条件，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反映到他的《舟师篇》中，所描写的装备，战法，都是实际可用的。明朝船小，不足以放置强力大炮，他不是建议造大船，而是设法改进小炮，减轻重量，以便上船——反正倭寇的船生存力都不强，小炮在近距离内射击，效果也是显著的；他也从不幻想几百艘大船出海，威风凛凛的场景，只是规定了水兵训练和演习的程序——对抗倭寇无需进行大规模的正规海战；最后，他也没有提出建造巨型船只，书中开列最大的一号船，不过有士兵88人，水手17人，携小炮16门——他不需要满足后代青年人上网时的虚荣心。戚继光的水师建设，立足于他的现实主义和敏锐的眼光，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服务于实际。国家不需要给他大量经费，不需要从零开始，长久等待大水师的出现。即使只有几艘战船，训练两年之后，就可以使用，一样可以打胜仗。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戚继光的战略思想：他不指望有一种获得全胜的妙法，也不指望通过某种技巧在短时间内彻底结束战争。他只需要用自己的几千军队，每战都重创敌军，同时又尽量实现有利于自己的伤亡比。这样，兵源不足的倭寇就会逐渐衰竭。不断的胜利足以恐吓不满分子，使他们不敢再造反。因为军队规模小，伤亡少，战争开销不大，即使显著提高士兵待遇，也不会形成沉重财政负担。
就这样，戚继光指出了一条赢得战争的光明大道。在他之前，官军的陆战已经被认为是绝望了，只能通过水战和阴谋来打败倭寇；在他出现之后，官军将重拾自信，斗志昂扬的向最后的胜利进发。
狼筅：即附上大量枝叶的大竹竿，前面有尖锋。戚继光规定形制为长一丈五尺（约近5米长），重七斤（约4.2公斤，铁制更重），附枝应有7-11层，重心应在末端。这种武器其实相当笨重可笑。但它的附枝能够阻碍敌人的视线。人的心理，总是首先攻击比较显眼的目标。倭寇看到一大团枝叶向自己伸过来，不清楚其中是否有刀锋，长矛兵自然心慌，持刀兵必然挥刀试图砍断它。但因为枝叶繁茂，难以砍断。在这其中耽误的时间足以令狼筅兵前面的刀盾兵拔刀上前砍杀了。而且枝叶遮蔽了后面的长矛兵的行动，可以让他们更好的进行刺杀。加之狼筅易得，戚继光把它规定为制式武器；
镗钯：这是一种古老的武器，有三个叉。戚继光规定它的形制是长七尺六寸（约2.5米），重五斤（3公斤），末端直径一寸，至尖端逐渐变细。木杆必须深深套入中锋下的孔洞（库）中，用钉钉牢，这样就不会脱落了。铁锋剖面为四棱形，从后到前逐渐磨细，而不是只磨出尖锋，这样就不容易变钝了。镗钯的好处是因为前面有铁叉，所以不容易被砍断。而且铁叉上正好可以承放火箭，点燃后远远的伸出就可以避免灼伤；
超长刀：仿自大太刀。戚继光规定的形制为刃长五尺，柄长一尺五寸，共长2.1米有余。重二斤八两（约1.5公斤）。他建议将这种刀作为鸟铳手的自卫兵器。对此我是不理解的，因为它比人身还长，行军时只能扛在肩上。那么火绳枪放哪？如果用肩带背在背后，也必然会磕磕碰碰。况且射击的时候该放在哪？鸟铳手本来就不是近战兵，要自卫的话为什么不用腰刀呢？
除这三种武器以外，戚继光对传统武器也都有所建议。有的是对制作技术的敦促，如火绳枪制法，提出必须用两张铁板卷成枪管，镗孔必须仔细用心；有的是改进，如佛朗机改进型无敌神飞炮；有的是根据实战做的改动，如根据倭寇基本不着甲的实际情况，提出腰刀剖面应磨成三角形，以增锋利；除武器改良外，他还把每种武器的用法、练法和考核办法都详细的写出来。无论哪种，都出自实践，件件都可以检验，绝非文人的虚言可比。没有深厚功力，以及对军事高度的责任心，怎么能写得出来！？
武器得到保证，士兵严格训练，就很有战斗力了。但如果没有合适的战术，依然不容易打胜仗。戚继光根据战争的需要，创造了鸳鸯阵法，其名字意为阵内士兵如同鸳鸯一般形影不离，彼此用心保护。其基本阵型为狭义上的鸳鸯阵，这是一种以队为基础的小型纵队。编排如下：每排二人，共列六排。第一排为青年兵，使用标枪和腰刀、圆盾，他们之间是队长。队长自选武器；第二排二人为狼筅手，选年龄较大，身体强壮的士兵为之；第三、四排为长矛手，选力气大，速度快的士兵充当；第五排为镗钯手，速度要快，胆子要大；他们之间是预备兵。这12人的用法是这样的，队长在最前排中央充当人质，若队长阵亡，全部11名士兵都要斩首，以此驱使全队士兵奋力苦战；两名青年兵在逼近敌人时突然投出标枪，然后抽刀砍杀敌人；他们后面的狼筅手负责伸出狼筅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狼筅手后面的长矛手趁机猛刺敌人；如果敌人穿越上述士兵直扑长矛手，镗钯手必须把他们刺死或至少使他们无法接近。阵列中左侧狼筅手、长矛手、镗钯手的长兵器都指向左前方；右侧的同类士兵则指向右前方。预备兵都是炊事员，他们没有作战任务，只需持一件兵器协助其他士兵作战，并观察战斗的场面，积累实战经验，日后升为战兵。若因故需要排列横队，则有两种编法：两仪五行阵，以伍为基础，一伍为一五行阵，两个五行阵为一两仪阵——这其实是一种文字游戏。右侧五行阵以青年兵为核心，其右边为狼筅手，他们二人后各有一名长矛手，把长矛指向前方左右，长矛手后面是镗钯手。左侧五行阵除狼筅手位于青年兵左侧以外，没有区别。队长和预备兵处于两名镗钯手之间。这个阵型的基本原则同鸳鸯阵；三才阵，仍以队为基础，以队长为核心。队长后为两名狼筅兵，他们将武器指向前方左右。狼筅兵后面为镗钯手。这是中央小队。其左右为两翼小队，各以一名青年兵为中心，两名长矛手在其左右。
鸳鸯阵法的长处是明显的：因为阵型小，在南方森林、山地、田野间行军可以无所顾忌；突然遇到敌人，几乎可以在瞬间就从行军状态转入战斗状态；亲密的战友间彼此保护，在心理上有很大的安全感，尤其是狼筅的存在更是使青年兵心安；因为兵与兵、阵与阵之间有较大空隙，便于士兵发挥个人武艺；安排更多的人进行战斗，只需简单的把若干鸳鸯阵排成一个大纵队就行了，方便易行。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强调进攻的阵型，但在进攻中又处处考虑到防守。对南方水网、山地作战可谓相当适宜。
但同时，鸳鸯阵也是一个缺点相当明显的阵型。因为长兵器向左右伸出，因此横列的两个鸳鸯阵之间必须保持相当大的空隙，以免误伤。这些间隙容易成为敌军最佳的突破点；队内武器太杂，需要长期训练才能配合良好，否则只会彼此搅乱；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因为鸳鸯阵只能简单叠加，不能组合成更大更复杂的阵型，因此无法阻止敌军强有力的侧翼突袭。尤其在北方大平原上，因为空隙太大，一旦遭骑兵突击，鸳鸯阵只能变成尸体阵。但在南方这算不得是缺陷，因为倭寇的人数很少，而且受地理限制，也少有大举侧击的可能。
其实如果从军事史看，即使是在明中叶的东南，鸳鸯阵是否是唯一合用的阵型，也有商榷的余地。以现代人的眼光，至少有一个选择：统一采用以标枪、刀剑和盾的武器配置。这样士兵几乎可以不考虑阵型问题，简单的排成疏开的方阵，敌军的弓铳命中率将大为下降，每个士兵都得到盾牌的保护，受伤概率降低，安全感增加；接敌之后又容易变成密集阵型，使敌人的精湛刀法无用武之地。如此配备，军队行军和转换队形都和鸳鸯阵一样方便，却无需考虑武器的配合问题。而且倭寇一般没有盾牌，也没有盔甲，“裸身而战”，标枪无论从实际杀伤还是心理影响看，都是相当可怕的。戚继光也说标枪投出之后立即抽刀冲入敌阵，则敌长矛兵必败。但“每每仓皇不及取刀，是一大病”。之所以有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刀剑都较长，拔出较慢。明军为解决这个问题，临战时刀不入鞘，而是倒持在左手上，即使如此，临敌取刀，仍嫌太慢，所以刀盾兵必须由长兵保护，才能从容拔刀。放眼世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缩短刀长，一把全长约60厘米的刀剑别在右腰，容易用右手迅速拔出——也就是罗马军团士兵的佩剑法[89]。当然这是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所看到的，明人无法看到。从那时的实际知识看，戚继光做到的确实已经是最好了。
军队里从来就不会只有近战兵。射击兵种也具有重要作用。16世纪50年代明朝的射击兵作用仍没有明显的提升，在野战中只能承担主力交战之前的预先打击，他们本身不是军队的重点。戚继光规定的近战兵与射击兵比例为4：1。射击兵器，50年代以前以弓为主，以后逐渐过渡到以火绳枪为主。因为各种火炮都嫌太笨重，在南方难以机动，所以基本不用于野战。只有战斗状态下重约50余斤的虎蹲炮可以在每500个士兵中配备三门，用于守卫营地或隘路。作战时，射击兵列成长的横队，在各鸳鸯阵前准备射击，敌军逼近到50步（约80米）内，根据号令统一射击。然后退入主阵间隙之中，让近战兵冲锋。近战兵也负有保护射击兵的任务。战斗结束后，将获得的人头分十分之二给射击兵——这可能是那时肉搏与射击造成的伤亡的比例。
除了基本条令外，戚继光还事无巨细的规定了一支军队存在下去所要注意的几乎全部事项。包括宿营要修工事、守卫瞭望塔不能困睡、不能滥用马力、守城时监视灯必须悬挂到城下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古代作战的基本常识，一一记入书中，说明那时的明军已经堕落到一个令人吃惊的境界。但我们也应该感谢戚继光的热心和阔达。按照儒家，尤其是后期儒家的爱好，一个有志向的人不应当拘泥于细节，不应当关注技术（除农业外），不应当对不祥的军事感兴趣。只有完全扑到文事上，一心一意地想该如何做个好儒士，温文尔雅的度过一生，以文章和正直留名后世，才算是真正成功。这种思想也作用在军事上，人们心目中的伟大军事家，是《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那样的变态怪物：坐在轮椅上手摇扇子微笑，坐在家里就可以知道天下大事，永远从容的事先就知道一切，只用奇计而不是蛮力取得胜利。肌肉发达、满口军事术语、两天两夜不睡觉熬得双眼通红，在文件堆里声嘶力竭的下达命令、几天不洗澡，全身发臭的顶着太阳行军，坐在马上睡着了。。。这些形象被认为是粗人、俗人的表现。因此军人要么没有足够的文化写不出什么东西，要么为了出名写诗文；文人自然也不会热衷于写军事书，这样军事书作者就很少，尤其有军事实践和才能的人更少。就算写了，也必须文学化、玄虚化，只要看上去显得高深就可以，细节写得太多，那是俗气。就算有细节，也必须尽可能对仗化，理想化[90]。因此不难理解，武力强大的汉、唐、元、清，兵书诞生并不多，而兵书著作丰富的宋、明却武力羸弱了。在古代中国，兵书往往是脱离实际的。而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却没有这个毛病。其中的规定都是具体而微的，都是切实可行的。我们今天甚至可以不依靠其他古书，就据此复原出一支当时的军队来，还可以把这支军队八九不离十的按照当时的方式存活和行动。可贵的是他写书尽量用通俗的语言，即使现代人也可以不费力的看懂。按照传统观点，用如此通俗的语言写书是要被鄙视的，但戚继光不在乎。从《孙子兵法》以来，两千年间象他这样有魄力、有学识、有经验的人，实在是太少了！《纪效新书》完全可以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著作之一——如果不是最伟大的话。
戚继光的成就，主要在军事法制、技术和战术几个方面，就战略他没有说更多。在以文、大、玄、空为荣的古代，这是一种难得的实用精神。但并不意味着他就对战略完全无知。从后来的实践看，1559年以后的倭寇战争其实相当“乏味”，在福建的模式是：倭寇在某地登陆，建立根据地，出动骚扰，被官军击溃，官军进而攻克该根据地……如此反复。这样的战斗其实并不需要什么通盘考虑。在广东，战争曾达到很大的规模，双方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会战来决定胜负。陆上战斗跟传统的官军镇压起义军的模式差别不大，海上的舰船交战则是新出现的事物。对此，戚继光和俞大猷等表现出不同的风格。从战争爆发时起，人们就发现倭寇的船舶无法与官军抗衡，海上制胜论也就随之而起。周珫在著名的《十难三策疏》中提供的上策，就是以数百艘福船、苍山船等大型战船在外海倭寇常走的路线上巡逻，歼敌于海上，不使其登陆。中策、下策也都强调船只的作用[91]。后来俞大猷也建议用闽广大船（也就是尖底海船）数百艘，水兵数万，在海上歼灭倭寇[92]。如果这些建议得到实施，官军固然会在海上获得轻易的胜利。但问题是：倭寇来源于沿海，只要海禁依旧，土地兼并继续，几千里内的贫民、海盗、走私商就都有随时起来造反的可能。海上封锁固然断绝了他们快速机动之路，但无法阻止他们在陆上流窜。也就是说即使有了大水师，仍需要充足的陆上兵员。那么花费重金和大量时间来建立和维持如此庞大的水师，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吗？况且在倭寇战争期间，明朝的经济已经到了抓襟见肘的地步。建造数百艘大船，集中数万水师，钱从哪里来！戚继光与他们不同，他从来不会费心去考虑现实“应该”怎样，朝廷应该给我什么样的条件。而只是考虑如何利用现有的条件，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反映到他的《舟师篇》中，所描写的装备，战法，都是实际可用的。明朝船小，不足以放置强力大炮，他不是建议造大船，而是设法改进小炮，减轻重量，以便上船——反正倭寇的船生存力都不强，小炮在近距离内射击，效果也是显著的；他也从不幻想几百艘大船出海，威风凛凛的场景，只是规定了水兵训练和演习的程序——对抗倭寇无需进行大规模的正规海战；最后，他也没有提出建造巨型船只，书中开列最大的一号船，不过有士兵88人，水手17人，携小炮16门——他不需要满足后代青年人上网时的虚荣心。戚继光的水师建设，立足于他的现实主义和敏锐的眼光，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服务于实际。国家不需要给他大量经费，不需要从零开始，长久等待大水师的出现。即使只有几艘战船，训练两年之后，就可以使用，一样可以打胜仗。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戚继光的战略思想：他不指望有一种获得全胜的妙法，也不指望通过某种技巧在短时间内彻底结束战争。他只需要用自己的几千军队，每战都重创敌军，同时又尽量实现有利于自己的伤亡比。这样，兵源不足的倭寇就会逐渐衰竭。不断的胜利足以恐吓不满分子，使他们不敢再造反。因为军队规模小，伤亡少，战争开销不大，即使显著提高士兵待遇，也不会形成沉重财政负担。
就这样，戚继光指出了一条赢得战争的光明大道。在他之前，官军的陆战已经被认为是绝望了，只能通过水战和阴谋来打败倭寇；在他出现之后，官军将重拾自信，斗志昂扬的向最后的胜利进发。
于戚继光一心一意的训练他的新军的同时，战争在继续着。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三月，倭寇在崇明岛三沙登陆。四月初，一路进扰通州、一路进扰海门。凤阳巡抚李遂估计他们可能在如皋会合，派遣刘景韶、邱升率兵前往阻截。`倭寇随即改变路线，进攻泰州。官军衔尾穷追，在丁堰、海安、通州连续交战，倭寇不能取胜，向东转进。在庙湾的姚家荡与李遂和参将曹克新所部交战，因为长久没有决胜，被通政唐顺之、副将刘显等率部围攻战败，死亡700多人，残部向两个方向溃逃。一部逃往印庄，在民居中抵抗，遭到火攻，死亡三百余人，全军覆灭；逃往庙湾的一部凭借工事抵抗，李遂率大军猛攻，无法取胜，但填平了壕沟，并焚烧了他们的船。直到五月二十四日，倭寇伤亡惨重，再无法支持，只能趁雨夜乘船逃走，在虾子港被追上，损失了一些人。这次战斗就此结束。因为遭到惨重损失，倭寇从此难以在江北活动了。
但在江北失败的同时，倭寇却在福建取得大成功。三月，在柯梅基地出海的王直余部浮海南下，停船于浯屿进行武装侦察。其时，福建沿海人民受困于明朝的海禁政策已经很久。这里与田地肥沃的浙江、直隶不同，沿海田地多受盐碱影响，“海滨一带，田尽斥卤，耕者无所望岁，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富家征货，固得捆载而归。贫者为佣，亦博升米自给。一旦戒严，不得下水，断其生活，若辈悉健有力，势不肯搏手困穷，于是所在连结为乱，溃裂以出。”[93]“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聚亡命。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海滨男妇,束手受刃,子女银物,尽为所有,为害尤酷。”[94]福建人民遇到倭寇，就跟从着向明朝官吏和地主发泄他们久积的愤怒。因此战争在浙江渐渐平息之后，在福建却扩大了。四月，倭寇正式发动进攻，最初进攻福宁州城，没有攻克，转攻福安县，轻易的攻下了。同时分兵骚扰福州、漳州、泉州。其中对福州的围攻持续了一个月。五月，攻占了永福县、七月，从福建流入附近的温州，劫掠了平阳、泰顺等地，就这样顺利的结束了本年在福建的作战。
七月，不甘心江北失败的倭寇从崇明三沙基地出发，在海门县七星港登陆，劫掠了金沙、西亭，向扬州进发。海道副使刘景韶、参将邱升率兵截击，在邓家庄交战，杀死了６９个人。倭寇后退到仲家园，被官军火攻，死亡２８０余人，但他们奋力战斗，也重创官军，杀死了邱升。之后被迫撤退，到海边因为找不到船，无法出海，只能到刘家庄驻守。八月，胡宗宪派遣的江南副将刘显率数千精兵来到。以绝对优势攻破了工事，残余的倭寇逃往白驹场，被追击全歼。他们一共六百余人，没有被数量远远超过自己的敌人吓倒，英勇战斗到最后一刻。1559年的战斗也就到此结束了。
1560年，福建和广东的战事进一步扩大，人民起义蜂起。大埔的窑民（矿工、制砖、陶瓷等工人的统称）、南湾的水上居民、龙溪的山民、龙岩的矿工、南靖、永定等处流民，都造反了。尤其张琏统率的广东起义军最为强悍，多次击败官军。福建巡抚刘焘只能自保，不能出击。十二月，把总沈讲在马溪与起义军战斗，兵败被杀。就这样结束了本年的战争。
福建和广东的战事已经蔓延到江西，张琏的军队号称十万，改年号为“造历”，自称“飞龙人主”，做起皇帝来了。他是饶平乌石村人，头脑灵活聪明。做过库吏，因此见识比一般农民广博。在任期间曾偷窃库银，这显示他胆子很大，并不遵守道德和法律。1558年，倭寇南下饶平，明官吏为防备，征用民力甚多，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又趁机压榨人民。对不服从者以严刑恐吓。贫民不堪忍受，或逃或反。张琏打死了族长，登高一呼，把造反者集合起来，投奔郑八、萧晚（萧雪峰）去了[95]。在之后的战斗中他充分表现出了自己的军事才华。但从匆忙称帝看，他的政治水平有限。而镇压的人，将针对这个弱点下刀。
1561年，戚继光的精兵练成。这支军队虽然开始的时候只有四千人，但即将改变整个战争。这年春天，倭寇劫掠了桃渚、圻头。戚继光受命急行军赶到宁海，保卫桃渚，在龙山，这支崭新的武装第一次与倭寇交战。倭寇们震惊的发现：继光的军队和任何官军都不一样。他们能够熟练的根据军旗和军乐排列和变换阵型，身体健壮，武艺高强，武器也都是大大强化了的。从前被倭寇们耻笑的狼筅，现在俨然变成一种神秘的利器了。而手持末端的长矛握法，更令倭寇大吃苦头。官军第一次敢于在能看清倭寇脸上的痣的距离上开火，第一次采用了进攻的纵队阵型。各种武器熟练配合的鸳鸯阵，令倭寇无法对抗。经过一番混战，他们狼狈不堪的撤去。戚继光乘胜追击，追至雁门岭。撤退的倭寇并不甘心，他们乘虚袭击台州。戚军追上，继光本人亲手击杀了一名倭寇头目，其余的人被他的勇武吓倒，在逃跑途中过瓜陵江，溺死了不少人。圻头倭寇听说伙伴的败绩，不敢相信，前来台州挑战，戚军在仙居迎击他们，经过长时间的交战，倭寇无法突破官军的阵型。开始，他们还进行了有计划的撤退，试图用多次奏效的埋伏战术击溃继光。但没有想到的是：戚军经受过严格训练，能够熟练的分开和聚拢，并始终保持行军纪律。戚继光并采用简单办法来避免中伏：凡遇到山地、村落、丛林，估算其大小，派一队或一哨守住其出入必经的路口，而主力继续向前追击。每遇一处可疑地点都留下守兵。如果遇到很大的村落，出口很多，便以众多兵员包围，派遣分队进入其中逐一搜索。直到确认没有埋伏，才以高呼为号，继续追击。凡庄稼或荒草高到足以藏人的地方，每一哨内留一队，分散进入其中搜索，同时高声喊叫，逼出埋伏者。这种战术看似犯了梯次分兵的兵家大忌，而且容易被倭寇选择其中之一歼灭，或从容逃脱。但戚继光的军队决不是那些萎靡不振的官军！他们是不容易被消灭的。况且继光也不指望迅速的全歼敌人，他只需要击垮倭寇的自信心，使他们付出无谓的人员伤亡，从此不敢再埋伏，这就够了。于是杀死不少埋伏者，在接下来一个月之内，戚军经历九次战斗都取胜，杀俘一千多人，而自己只死了7个人！这是战争爆发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从前，官军必须耗费大量钱粮，集中大量军队，形成绝对的数量优势，才能战胜很少的一点倭寇。甚至在这种情况下还被击溃。而现在，仅凭四千人就杀俘一千，自己伤亡还如此之少，这意味着什么？对当时的人，无论明朝还是倭寇方面来说，都是天翻地覆式的巨变。只不过对明朝来说，这犹如即将破产的人突然发现自己床底下藏着巨量黄金；对于倭寇来说，犹如一直能够暴打的小猫，突然变成了猛虎。戚继光以出色的开场白，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因为胜利，他获得进秩三等的嘉奖。
这年夏天，总兵卢镗、参将牛天锡在宁波、温州击败了倭寇。浙东的战事平息，这是倭寇战争陆战的转折点。闰五月，流民武装攻击江西泰和县，迎击的官军还没有列好阵势就被快速冲锋的大股流民冲垮，按察副使汪一中、指挥王应鹏、千户陈策等被杀，分巡佥事王应时被俘。七月，流民武装攻破了玉山和永丰两座县城。十月，闽广流民从邵武进入江西铅山、贵溪。胡宗宪此时监督江西军务，他派出参将戚继光前往镇压。戚军在上坊与流民交战，杀死和俘虏了六百多人。其余的人四散逃走。各股流民听到戚继光军队的可怕名声，不敢交战，纷纷退回福建，冬天曾尝试再攻江西，攻克了宜黄，之后被击败，退回出发阵地。
这年三月，广东惠州、潮州山民起义，有数千人参加，首领黄起荐。他们进攻海丰、碣石、归善等县。攻破了甲子门巡检司，杀死百户魏祚。九月，分兵自江西流入福建，攻克崇安县城，一直冲到浙江，攻击了龙泉县。
在各股义军中最强的还是张琏的部队。他与萧雪峰分兵攻打汀州、漳州、延平、建宁四府及江西宁都、瑞金等地。九月，攻克南靖县城。这样张萧起义军就达到了极盛。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明廷震惊于张萧义军的强盛和江南的乱局，如果任其蔓延，那么整个南方都将大乱。于是朝廷以空前的决心和毅力调集军队，一共筹集了汉壮族士兵共计二十余万，其中壮兵十万；汉族兵从江西、福建、广东三司充分动员；军容之盛，为战争爆发以来所仅有。胡宗宪急于歼灭张琏，命令已经调回南方的镇篁参将俞大猷尾随张萧义军追击。俞大猷不以为然地说：“宜以潜师捣其巢，攻其必救，奈何以数万众从一夫浪走哉？”五月，大军集结完毕。驻在赣南的俞大猷趁张琏主力集中在福建的机会，率1.5万精兵迅速南下广东，直扑义军根据地中心的柏嵩岭。张琏大惊回救，久行疲倦的义军被以逸待劳的官军击败，一千二百多人被杀。退回营垒中不敢出战。俞大猷观察到了义军战士的恐惧，就加大了攻心的力度，通过喊话、发射传单、写恳恻票（一种投降凭证）、发承诺等方式，使义军军心更加动摇，有两个人来告密，俞大猷奖赏了他们每人一两银子，根据所得情报作了安排，引诱义军出战。叛徒江满清趁乱擒住张琏，这个出色的将领没有死于战斗，却被小人所坑害了。俞大猷遂轻易的歼灭了失去领袖的义军，并擒获萧雪峰，张萧起义至此失败。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广东军队也参加了攻心和用间。他们很不满意俞大猷独享战果，恰好义军中的另一个叛徒李逢时把张琏被擒的情况通告了广东领兵参将，他们立即发兵数万前往江满清山寨，将张琏夺走。其间几乎和俞大猷率领的江西兵发生械斗[96]。大猷制止了械斗，并表现了高贵的品格：他放弃争功，并把二万多俘虏全都释放，不杀一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倭寇战争中明朝对敌军人数往往夸大。张琏全胜时被称为拥有十万大军，但最后决战中死亡1200多人，就不敢再出战，随后二万多人被俘。估计所谓十万，不过是部下所有男女老幼的数字，真正的战兵不超过万人。
萧雪峰在张链被擒获前已经投降。但并没有获得宽恕，他与张琏一起都在饶平被就地处决。朱厚熜为此告祭太庙、社稷；百官朝贺。这是战争中明朝第二次庆祝胜利。但人民怀念他们的领袖，因此捏造出他们没有死的传说。这种说法流传甚广，甚至被记入了正史。《明史》卷三二四《三佛齐传》中写道：“嘉靖末，广东大盗张琏作乱，官军已报克获。万历五年商人诣旧港者，见琏列肆为蕃舶长，漳、泉人多附之，犹中国市舶官云。”[97]然而随着张萧起义军的失败，通过深入内地发动贫民，把明朝搞垮的希望已经不复存在。尽管福建，尤其是广东义军仍不断的发动进攻，但已经没有扩大的可能了。明朝能够把这些素质低下的乱民，一一征服。就如同战争前期徐陈叶集团的崩溃造成了倭寇大好形势的逆转一样，张萧的败亡使人民起义陷入绝望。
广东程乡的梁宁、林朝曦（一作义）、徐东州等率贫民起义，他们活动于江西赣州、吉安一带。这年十月，结束了三饶战斗，已升为副将的俞大猷率重兵夜袭梁宁军营，宁兵败逃走；接着大猷击败徐东州于福建武平，并俘获了他；只剩林朝曦前往河源打算与那里的农民起义军首领黄积山会合。但官军已经将积山杀死。他只能回头从小路袭击程乡县城，以图一逞。知县徐甫宰派遣主簿梁维栋前往瓦解了其部属，朝曦率残部逃走，在阴那山被追上，与弟弟林朝敬一起被俘。这股起义军只剩下梁宁的儿子梁相国，他看到大势已去，率部投降。后来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复起，与葛鼎荣分兵进攻赣闽，被江西永远知县王化击败，被俘于石子岭。
贫民的起义军素质低下，难以打败官军。但倭寇也很快遭到最惨痛的失败。他们在福建横屿建立了根据地，这个地方三面环水，只有西面接通陆地，且十余里都是海滨滩涂，容易防守。据此与牛田、兴化的倭寇形成犄角之势。戚继光带精兵南下福建之后，一直窥探战机。本年八月，他首先进攻横屿。八日，趁着低潮开始攻击。他命令每个士兵背负一捆野草，铺在泥上，就这样度过了滩涂区。此时倭寇已经列阵等待，按照惯例，尚未完成布阵的官军，将会被一击而溃。但鸳鸯阵的布列速度和戚军的高素质都出乎倭寇意料之外，在硬碰硬的交战中，倭寇败北，死亡340余人。戚军进占横屿，就在这里屠杀了2600多人。缴获大量物资，并解放了被掳的800余百姓。接着急行军到牛田，攻占了那里的营地，倭寇逃往兴化，戚军急追，在半夜里发动攻势，这种连续战斗的耐力和夜战的指挥能力，是从前的官军所无法想象的，倭寇也从没有遇到过。工事被一举攻破，一千数百人被杀。直到天亮，戚继光军进入兴化府城报捷，城中民才知道敌军已被征服。从前，官军都是杀良冒功，至少习惯于劫掠人民的。而戚军却纪律严明。因此城中无论贫富，都很高兴。富人解除了被杀和被劫掠的危险，更是用牛肉和酒来招待他们。戚继光在这里休息之后，就率军队返回浙江去了，途中遇到在东营澳登陆的倭寇，杀死两百人。于是在福州进行了凯旋式，勒石平远台。
戚继光接连取得胜利，固然是因为他的军事才华出众，但也是因为倭寇已经陷入分裂，并且熟练的战士和优秀的将领，已经被胡宗宪的阴谋屠杀了很多。如果徐海、王直等人还在，那么戚继光必将付出更大代价，尽管倭寇要战胜他几乎是不可能的。
同时，刘显也多次打败倭寇。就这样，到夏半年结束的时候，本来众多的福建倭寇，几乎都被消灭了。加上张萧在广东的失败，倭寇短暂的黄金时期宣告结束。浙江和福建已经不可能取得优势了，接下来只能寄希望于广东的海盗。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三月，倭寇在崇明岛三沙登陆。四月初，一路进扰通州、一路进扰海门。凤阳巡抚李遂估计他们可能在如皋会合，派遣刘景韶、邱升率兵前往阻截。`倭寇随即改变路线，进攻泰州。官军衔尾穷追，在丁堰、海安、通州连续交战，倭寇不能取胜，向东转进。在庙湾的姚家荡与李遂和参将曹克新所部交战，因为长久没有决胜，被通政唐顺之、副将刘显等率部围攻战败，死亡700多人，残部向两个方向溃逃。一部逃往印庄，在民居中抵抗，遭到火攻，死亡三百余人，全军覆灭；逃往庙湾的一部凭借工事抵抗，李遂率大军猛攻，无法取胜，但填平了壕沟，并焚烧了他们的船。直到五月二十四日，倭寇伤亡惨重，再无法支持，只能趁雨夜乘船逃走，在虾子港被追上，损失了一些人。这次战斗就此结束。因为遭到惨重损失，倭寇从此难以在江北活动了。
但在江北失败的同时，倭寇却在福建取得大成功。三月，在柯梅基地出海的王直余部浮海南下，停船于浯屿进行武装侦察。其时，福建沿海人民受困于明朝的海禁政策已经很久。这里与田地肥沃的浙江、直隶不同，沿海田地多受盐碱影响，“海滨一带，田尽斥卤，耕者无所望岁，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富家征货，固得捆载而归。贫者为佣，亦博升米自给。一旦戒严，不得下水，断其生活，若辈悉健有力，势不肯搏手困穷，于是所在连结为乱，溃裂以出。”[93]“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聚亡命。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海滨男妇,束手受刃,子女银物,尽为所有,为害尤酷。”[94]福建人民遇到倭寇，就跟从着向明朝官吏和地主发泄他们久积的愤怒。因此战争在浙江渐渐平息之后，在福建却扩大了。四月，倭寇正式发动进攻，最初进攻福宁州城，没有攻克，转攻福安县，轻易的攻下了。同时分兵骚扰福州、漳州、泉州。其中对福州的围攻持续了一个月。五月，攻占了永福县、七月，从福建流入附近的温州，劫掠了平阳、泰顺等地，就这样顺利的结束了本年在福建的作战。
七月，不甘心江北失败的倭寇从崇明三沙基地出发，在海门县七星港登陆，劫掠了金沙、西亭，向扬州进发。海道副使刘景韶、参将邱升率兵截击，在邓家庄交战，杀死了６９个人。倭寇后退到仲家园，被官军火攻，死亡２８０余人，但他们奋力战斗，也重创官军，杀死了邱升。之后被迫撤退，到海边因为找不到船，无法出海，只能到刘家庄驻守。八月，胡宗宪派遣的江南副将刘显率数千精兵来到。以绝对优势攻破了工事，残余的倭寇逃往白驹场，被追击全歼。他们一共六百余人，没有被数量远远超过自己的敌人吓倒，英勇战斗到最后一刻。1559年的战斗也就到此结束了。
1560年，福建和广东的战事进一步扩大，人民起义蜂起。大埔的窑民（矿工、制砖、陶瓷等工人的统称）、南湾的水上居民、龙溪的山民、龙岩的矿工、南靖、永定等处流民，都造反了。尤其张琏统率的广东起义军最为强悍，多次击败官军。福建巡抚刘焘只能自保，不能出击。十二月，把总沈讲在马溪与起义军战斗，兵败被杀。就这样结束了本年的战争。
福建和广东的战事已经蔓延到江西，张琏的军队号称十万，改年号为“造历”，自称“飞龙人主”，做起皇帝来了。他是饶平乌石村人，头脑灵活聪明。做过库吏，因此见识比一般农民广博。在任期间曾偷窃库银，这显示他胆子很大，并不遵守道德和法律。1558年，倭寇南下饶平，明官吏为防备，征用民力甚多，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又趁机压榨人民。对不服从者以严刑恐吓。贫民不堪忍受，或逃或反。张琏打死了族长，登高一呼，把造反者集合起来，投奔郑八、萧晚（萧雪峰）去了[95]。在之后的战斗中他充分表现出了自己的军事才华。但从匆忙称帝看，他的政治水平有限。而镇压的人，将针对这个弱点下刀。
1561年，戚继光的精兵练成。这支军队虽然开始的时候只有四千人，但即将改变整个战争。这年春天，倭寇劫掠了桃渚、圻头。戚继光受命急行军赶到宁海，保卫桃渚，在龙山，这支崭新的武装第一次与倭寇交战。倭寇们震惊的发现：继光的军队和任何官军都不一样。他们能够熟练的根据军旗和军乐排列和变换阵型，身体健壮，武艺高强，武器也都是大大强化了的。从前被倭寇们耻笑的狼筅，现在俨然变成一种神秘的利器了。而手持末端的长矛握法，更令倭寇大吃苦头。官军第一次敢于在能看清倭寇脸上的痣的距离上开火，第一次采用了进攻的纵队阵型。各种武器熟练配合的鸳鸯阵，令倭寇无法对抗。经过一番混战，他们狼狈不堪的撤去。戚继光乘胜追击，追至雁门岭。撤退的倭寇并不甘心，他们乘虚袭击台州。戚军追上，继光本人亲手击杀了一名倭寇头目，其余的人被他的勇武吓倒，在逃跑途中过瓜陵江，溺死了不少人。圻头倭寇听说伙伴的败绩，不敢相信，前来台州挑战，戚军在仙居迎击他们，经过长时间的交战，倭寇无法突破官军的阵型。开始，他们还进行了有计划的撤退，试图用多次奏效的埋伏战术击溃继光。但没有想到的是：戚军经受过严格训练，能够熟练的分开和聚拢，并始终保持行军纪律。戚继光并采用简单办法来避免中伏：凡遇到山地、村落、丛林，估算其大小，派一队或一哨守住其出入必经的路口，而主力继续向前追击。每遇一处可疑地点都留下守兵。如果遇到很大的村落，出口很多，便以众多兵员包围，派遣分队进入其中逐一搜索。直到确认没有埋伏，才以高呼为号，继续追击。凡庄稼或荒草高到足以藏人的地方，每一哨内留一队，分散进入其中搜索，同时高声喊叫，逼出埋伏者。这种战术看似犯了梯次分兵的兵家大忌，而且容易被倭寇选择其中之一歼灭，或从容逃脱。但戚继光的军队决不是那些萎靡不振的官军！他们是不容易被消灭的。况且继光也不指望迅速的全歼敌人，他只需要击垮倭寇的自信心，使他们付出无谓的人员伤亡，从此不敢再埋伏，这就够了。于是杀死不少埋伏者，在接下来一个月之内，戚军经历九次战斗都取胜，杀俘一千多人，而自己只死了7个人！这是战争爆发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从前，官军必须耗费大量钱粮，集中大量军队，形成绝对的数量优势，才能战胜很少的一点倭寇。甚至在这种情况下还被击溃。而现在，仅凭四千人就杀俘一千，自己伤亡还如此之少，这意味着什么？对当时的人，无论明朝还是倭寇方面来说，都是天翻地覆式的巨变。只不过对明朝来说，这犹如即将破产的人突然发现自己床底下藏着巨量黄金；对于倭寇来说，犹如一直能够暴打的小猫，突然变成了猛虎。戚继光以出色的开场白，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因为胜利，他获得进秩三等的嘉奖。
这年夏天，总兵卢镗、参将牛天锡在宁波、温州击败了倭寇。浙东的战事平息，这是倭寇战争陆战的转折点。闰五月，流民武装攻击江西泰和县，迎击的官军还没有列好阵势就被快速冲锋的大股流民冲垮，按察副使汪一中、指挥王应鹏、千户陈策等被杀，分巡佥事王应时被俘。七月，流民武装攻破了玉山和永丰两座县城。十月，闽广流民从邵武进入江西铅山、贵溪。胡宗宪此时监督江西军务，他派出参将戚继光前往镇压。戚军在上坊与流民交战，杀死和俘虏了六百多人。其余的人四散逃走。各股流民听到戚继光军队的可怕名声，不敢交战，纷纷退回福建，冬天曾尝试再攻江西，攻克了宜黄，之后被击败，退回出发阵地。
这年三月，广东惠州、潮州山民起义，有数千人参加，首领黄起荐。他们进攻海丰、碣石、归善等县。攻破了甲子门巡检司，杀死百户魏祚。九月，分兵自江西流入福建，攻克崇安县城，一直冲到浙江，攻击了龙泉县。
在各股义军中最强的还是张琏的部队。他与萧雪峰分兵攻打汀州、漳州、延平、建宁四府及江西宁都、瑞金等地。九月，攻克南靖县城。这样张萧起义军就达到了极盛。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明廷震惊于张萧义军的强盛和江南的乱局，如果任其蔓延，那么整个南方都将大乱。于是朝廷以空前的决心和毅力调集军队，一共筹集了汉壮族士兵共计二十余万，其中壮兵十万；汉族兵从江西、福建、广东三司充分动员；军容之盛，为战争爆发以来所仅有。胡宗宪急于歼灭张琏，命令已经调回南方的镇篁参将俞大猷尾随张萧义军追击。俞大猷不以为然地说：“宜以潜师捣其巢，攻其必救，奈何以数万众从一夫浪走哉？”五月，大军集结完毕。驻在赣南的俞大猷趁张琏主力集中在福建的机会，率1.5万精兵迅速南下广东，直扑义军根据地中心的柏嵩岭。张琏大惊回救，久行疲倦的义军被以逸待劳的官军击败，一千二百多人被杀。退回营垒中不敢出战。俞大猷观察到了义军战士的恐惧，就加大了攻心的力度，通过喊话、发射传单、写恳恻票（一种投降凭证）、发承诺等方式，使义军军心更加动摇，有两个人来告密，俞大猷奖赏了他们每人一两银子，根据所得情报作了安排，引诱义军出战。叛徒江满清趁乱擒住张琏，这个出色的将领没有死于战斗，却被小人所坑害了。俞大猷遂轻易的歼灭了失去领袖的义军，并擒获萧雪峰，张萧起义至此失败。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广东军队也参加了攻心和用间。他们很不满意俞大猷独享战果，恰好义军中的另一个叛徒李逢时把张琏被擒的情况通告了广东领兵参将，他们立即发兵数万前往江满清山寨，将张琏夺走。其间几乎和俞大猷率领的江西兵发生械斗[96]。大猷制止了械斗，并表现了高贵的品格：他放弃争功，并把二万多俘虏全都释放，不杀一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倭寇战争中明朝对敌军人数往往夸大。张琏全胜时被称为拥有十万大军，但最后决战中死亡1200多人，就不敢再出战，随后二万多人被俘。估计所谓十万，不过是部下所有男女老幼的数字，真正的战兵不超过万人。
萧雪峰在张链被擒获前已经投降。但并没有获得宽恕，他与张琏一起都在饶平被就地处决。朱厚熜为此告祭太庙、社稷；百官朝贺。这是战争中明朝第二次庆祝胜利。但人民怀念他们的领袖，因此捏造出他们没有死的传说。这种说法流传甚广，甚至被记入了正史。《明史》卷三二四《三佛齐传》中写道：“嘉靖末，广东大盗张琏作乱，官军已报克获。万历五年商人诣旧港者，见琏列肆为蕃舶长，漳、泉人多附之，犹中国市舶官云。”[97]然而随着张萧起义军的失败，通过深入内地发动贫民，把明朝搞垮的希望已经不复存在。尽管福建，尤其是广东义军仍不断的发动进攻，但已经没有扩大的可能了。明朝能够把这些素质低下的乱民，一一征服。就如同战争前期徐陈叶集团的崩溃造成了倭寇大好形势的逆转一样，张萧的败亡使人民起义陷入绝望。
广东程乡的梁宁、林朝曦（一作义）、徐东州等率贫民起义，他们活动于江西赣州、吉安一带。这年十月，结束了三饶战斗，已升为副将的俞大猷率重兵夜袭梁宁军营，宁兵败逃走；接着大猷击败徐东州于福建武平，并俘获了他；只剩林朝曦前往河源打算与那里的农民起义军首领黄积山会合。但官军已经将积山杀死。他只能回头从小路袭击程乡县城，以图一逞。知县徐甫宰派遣主簿梁维栋前往瓦解了其部属，朝曦率残部逃走，在阴那山被追上，与弟弟林朝敬一起被俘。这股起义军只剩下梁宁的儿子梁相国，他看到大势已去，率部投降。后来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复起，与葛鼎荣分兵进攻赣闽，被江西永远知县王化击败，被俘于石子岭。
贫民的起义军素质低下，难以打败官军。但倭寇也很快遭到最惨痛的失败。他们在福建横屿建立了根据地，这个地方三面环水，只有西面接通陆地，且十余里都是海滨滩涂，容易防守。据此与牛田、兴化的倭寇形成犄角之势。戚继光带精兵南下福建之后，一直窥探战机。本年八月，他首先进攻横屿。八日，趁着低潮开始攻击。他命令每个士兵背负一捆野草，铺在泥上，就这样度过了滩涂区。此时倭寇已经列阵等待，按照惯例，尚未完成布阵的官军，将会被一击而溃。但鸳鸯阵的布列速度和戚军的高素质都出乎倭寇意料之外，在硬碰硬的交战中，倭寇败北，死亡340余人。戚军进占横屿，就在这里屠杀了2600多人。缴获大量物资，并解放了被掳的800余百姓。接着急行军到牛田，攻占了那里的营地，倭寇逃往兴化，戚军急追，在半夜里发动攻势，这种连续战斗的耐力和夜战的指挥能力，是从前的官军所无法想象的，倭寇也从没有遇到过。工事被一举攻破，一千数百人被杀。直到天亮，戚继光军进入兴化府城报捷，城中民才知道敌军已被征服。从前，官军都是杀良冒功，至少习惯于劫掠人民的。而戚军却纪律严明。因此城中无论贫富，都很高兴。富人解除了被杀和被劫掠的危险，更是用牛肉和酒来招待他们。戚继光在这里休息之后，就率军队返回浙江去了，途中遇到在东营澳登陆的倭寇，杀死两百人。于是在福州进行了凯旋式，勒石平远台。
戚继光接连取得胜利，固然是因为他的军事才华出众，但也是因为倭寇已经陷入分裂，并且熟练的战士和优秀的将领，已经被胡宗宪的阴谋屠杀了很多。如果徐海、王直等人还在，那么戚继光必将付出更大代价，尽管倭寇要战胜他几乎是不可能的。
同时，刘显也多次打败倭寇。就这样，到夏半年结束的时候，本来众多的福建倭寇，几乎都被消灭了。加上张萧在广东的失败，倭寇短暂的黄金时期宣告结束。浙江和福建已经不可能取得优势了，接下来只能寄希望于广东的海盗。
战争的继续 在广东的海陆交战 海禁的解除 战争的结束
戚继光新军的出现使倭寇感到恐怖，但他们是不会轻易屈服的。1563年的战争以一次可怕的事件开场。倭寇包围兴化府城一个多月，广东总兵刘显率兵解围，在接近城市的时候，他派出8名士兵携带书信往城中联络，他们的衣服上绘有“天兵”二字以免误伤。但这8人都被倭寇杀死[98]。衣服和书信都被夺走。倭寇遂伪造文书，称刘军将于某夜悄悄进城，请城中到时打开某城门，不要举火出声，以免惊动贼寇。他们拣选勇士伪装潜入城中，守城官员深信不疑，在约定的夜晚打开了城门，倭寇大众入城。城中民这才知道上了当。兴化官员除代摄府事的通判奚世亮被杀外，其余都逃走了。就这样，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有府城落入倭寇手中。消息传出，全国上下震惊。朱厚熜本已任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与副将戚继光一起增援兴化，现在他们必须获得一次大胜，才能抵消该城失守带来的负面影响。刘显的军队最先到达城下，但他不敢攻击。反而趁机掳掠出城妇女，连一些官僚地主的妻妾，都不能幸免。俞大猷后到，也不敢攻击。他极力夸大敌人的人数，打算重走长期围困的路，到时候倭寇出海，他好杀死一些人邀功。倭寇在城中两个月，才移师向东南转移。途中于峙头击败都指挥欧阳深的军队，杀死数百士兵。于是攻破平海卫，在那里筑堡据守。四月，戚继光带着浙江新军赶到，随即开始进攻。福建巡抚谭纶知道戚军战斗力远在其他军队之上，因此将他们安排在战线的中央，刘显在左翼，俞大猷在右翼。此时戚俞两军都各有万人以上，而倭寇仅有二三千兵员，戚继光军队表现出强大的攻城能力，一鼓作气的突破了工事。俞刘两军跟着进入要塞。他们一共杀死二千二百多敌人，解放了三千多被掳的百姓。缴获一大批武器，还收回了十五枚卫所印。就这样取得了光荣的胜利。朱厚熜很高兴，告谢郊庙，加封谭纶为右副都御史，戚继光因为横屿的胜利已经受封都督佥事，现在加封都督同知，刘显加秩荫一子。俞大猷因为拥重兵不敢进攻，只赏了一些银币，其总兵官位由戚继光取代。这是战争中明朝第三次庆祝胜利。
同在四月，一小股倭寇在长乐登陆，劫掠了福清一带，刘显和俞大猷协同在遮浪歼灭了他们。就这样结束了本年的战争。
冬天，福建倭寇打算挽回局势，在沿海纷纷活动。到次年（1564年）二月，集中号称万余的兵力围攻仙游[99]。此时在福建的戚军有6400名，而且分散在各地，戚继光没有会战胜利的把握，决定等待他在浙江的军队来援。同时以一个简单的办法来惊吓倭寇：派出少量援军，在仙游附近不断活动，同时大张旗鼓，点放火器，制造出士兵很多的假象。倭寇很快识破了这种可笑的计谋，大举攻城。但正如过去发生过很多次的那样，他们没有大炮，难以攻下设防的城市。不久，戚继光的6000援兵来到，就向仙游之敌发动进攻，击败了他们。戚军追击，在王仓坪又杀死数百人，剩下的倭寇集中在漳浦的蔡丕岭，据山抗击。戚继光以五哨约一千精兵，只带短兵器从悬崖爬上去，出其不意的打垮了他们，杀俘数百人。其余倭寇仓皇乘船出海。就这样，福建倭寇知道了无论野战、守城、据山，都不是戚继光的对手，他们的前途十分灰暗。在此绝望形势下，或南下广东另谋发展；或出海到日本、东南亚、台湾定居；或潜回大陆，不再做“贼”。福建的战事逐渐平息。
而在广东，倭寇的声势依然很大。跟福建一样，主要的原因是沿海人民生活困苦。霍与暇说：“海滨之民,疲弊甚矣!官司之所困,征役之所穷,富豪之所侵,债负之所折,怨入骨髓。”[100]嘉靖四十年（1561年）的广东巡抚潘季驯也说：“岭表去京师绝远,比年牧民者视为利薮,屠剥万状,而小民仰九重如在云霄之上,愁苦之声无路上达,故相聚为盗。”[101]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厉害，反抗就越激烈。因此广东的战争规模在东南四司中最大、持续时间最久、战况也最惨烈。王世贞的《岭南弭寇策》中说：“（倭寇）负海以为讧，东借日本之诸岛悍夷以为爪牙，而西南借交阯、占城、阇婆、暹罗以为逋薮……而又内结山寇以为腹心之援。山寇为之巢穴，累数百千计而不可穷。缓则出，急则遁。抚之，则阳听招而阴为寇。我寡则彼乘间，我众则彼匿形……其始也，海寇焉而已，山寇焉而已。今而郊之民寇也，郭之民寇也，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这段话虽有文人夸大其词的固有毛病，但也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广东倭寇的首领，和福建一样，多出自穷人。老牌的饶平黄冈人许栋是从从小开始就做了海盗，极具海盗“经验”；他的养子许朝光也同样从小就做了海盗；巨盗，诏安四都的吴平是地主家奴，因为无法忍受地主夫人的虐待而跑去做海盗；他的同乡曾一本是盗墓人出身；澄海的林道乾曾是吏员，算是他们中比较有文化的人[102]
1564年，俞大猷改任广东总兵。当时潮州倭寇号称二万，与大海盗吴平互为犄角。大猷认为急攻没有胜利的把握，于是招降吴平。吴平假意投降，向俞大猷下跪哭泣，装作很诚恳的样子。大猷很高兴，把他安置在梅岭。尽管后来吴平又造反了，但他的行为给起义军带来很大损失。当时蓝松三、伍端、温七、叶丹楼等在惠州、潮州间活动。福建的程绍录在延平，梁道辉在汀州与他们彼此接应。俞大猷已经有了常胜的威名，而且吴平又已经投降，他便自信的单骑入绍禄营劝降，并命令道辉一同返回故乡，这两人出于恐惧接受了命令，但很快被埋伏好了的官军杀死。广东方面，伍端、温七的义军击败了惠州参将谢敕。但他们听说“俞家军”来了，十分害怕，伍端竟自己逃跑了。不久，俞军来到，击败温七并抓住了他。伍端估计无法逃脱，自缚乞降，提出愿意杀倭自效。大猷便驱使他的战士为前驱，官军在后督战，围攻其他倭寇于邹塘，一日一夜就攻破了三个营盘，杀死四百多人。又在惠州海丰打胜了一仗。倭寇都逃往崎沙、甲子等峡湾，抢夺渔船出海，不幸遇到大风，小船大量沉没，只剩下二千余人，回来在海丰金锡都驻守。大猷包围他们两个月，造成粮食枯竭，倭寇只能撤退。途中遭到早已埋伏好的副将汤克宽截击，大败。克宽亲手阵斩他们的三名头目。很快参将王诏等的军队也相继赶到，倭寇大溃败，死亡一千二百多人，逃到潮州去了。就这样，他们的恐惧帮助俞大猷获得了战斗中得不到的东西。
七月，大埔的兰松山、余大春等聚众数千人，在福建漳州、延平、兴化、泉州一带活动，被官军击败。转进到永春，与山民苏阿普、范继祖等部联合，转战漳平、龙岩等地。南赣巡抚吴百鹏停止军事行动，假装要招安他们。乘义军懈怠，率兵急袭，使他们遭到了歼灭性的失败，余大春、兰松山、范继祖等都被俘虏，只有苏阿普逃脱。
战争进行到这个时候，可以说倭寇已经陷入绝境，他们在战略上已不可能打开局面，而战术上的优势又丧失殆尽，几乎每战必败。除了有经验的海盗还能借大海活动以外，陆上战争的结束，已成定局。因为胡宗宪已经被撤职，因此俞大猷、戚继光都想在自己的手里，以光荣的胜利结束战争。这两个大刽子手进入广东，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
这年三月，因为没有粮食的供给，徐永泰率领柘林水兵四百人发动兵变。他们与义军联合，进逼广州。前来镇压的冠军被击败。提督两广侍郎吴桂芳以招抚为幌子，暗中调集舰队，带着副将汤克宽、参将门崇文在惠阳击败了他们，但变兵余部仍凭借大船继续抵抗。这时澳门的葡萄牙人提出可以参与明军的镇压，俞大猷同意了——尽管他一开始就没打算代葡萄牙人转达进行朝贡贸易的请求。于是官军与在迪奥戈·佩雷拉率领下的三百名葡萄牙人及其两艘船舰，在三门海消灭了变兵。事后明朝赠送了一些礼物，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居留权也得到了默认。[103]
十二月，南韶山民马五起义，在乳源、江湾等地击败官军，俘虏并杀死了守备贺铎、指挥蔡允元等明官吏，这是战争后期罕见的胜利。就这样结束了1564年的战局。
1565年初，倭寇在浙江温州、台州一带活动，被官军击败。从海上去往福建。四月，攻击福宁。戚继光率参将李超等率水陆军反击。杀死二百余人，追击到永宁，又杀死三百多。同月，吴平重新造反。他修建和夺取了数百艘战船，聚众万余，筑成三座要塞，在广东潮州、惠州；福建诏安、漳浦一带活动。引起了朝廷的注意，戚继光带兵前往镇压。因为听说吴平用兵厉害，没有迅速进攻，而是修建工事等待战机，夏季，他找到机会，发起突击。击溃了吴平的陆军。吴平作了有计划的撤退，将辎重转移到船上，率余部撤往海保、安澳两处峡湾。把总朱讥率舰队前往进攻。被击败身亡。本年的战争就这样过去了。
1566年一月，俞大猷率水师、戚继光率陆军联合大举进攻，吴平战败，逃往饶平凤凰山。但他的撤退仍是有组织的，俞大猷部将汤克宽、李超的追击都遭到挫败。因此吴平夺得民船，仍旧出海。追击战的失败触怒了朱厚熜，他下诏剥夺俞大猷的职级，以戚继光接替完成战争。四月，闽广水师夹击吴平于万桥山下，当时刮起西北大风，官军趁机火攻，吴军大败，吴平的武运到此结束。之后再没有人得到他确切的消息。有人传说在南直隶与浙江一带见过他，已经成了大商人，后来又回到广东，在旧时朋友处偷偷掘取了先前为盗时埋下的珠宝；有人说他在海岛中困饿而死。比较起来，后一种说法比较可靠些。[104]
至此，惨烈的倭寇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尽管之后广东仍有大战，一直持续到万历初年，但无非是海盗入侵，间杂着越来越少的贫民起义，他们的结局，无一例外的是失败。这样的战争与其说是为了胜利，不如说是倭寇余部和活不下去的人民愤怒的进行自杀式攻击。他们没有希望，仅仅是为了博取有尊严的死亡而战斗到最后一刻。东南战争已经不再是明朝关注的重点了。
倭寇最后几个大首领的结局如下：
1567年，曾一本受广东总兵汤克宽招抚而投降。他和部下一千二百多人被安置在潮阳下浍。但这并不是诚心的投降。一面领取明朝的粮饷，一边又勒索着商船的保护费。这样就遭到了地方官的憎视。过了七个月，一股义军围攻揭阳县城，汤克宽命令曾一本前往镇压。地方官员们对这个决定争议不休，有人说一本必然会对官府不利。一本听说，认为自己最后必然会被收拾掉，于是再次造反。抓住澄海县令离开驻地。次年（1568年），多次打败官军。在雷州杀死参将缪印。六月间兵进广州，全粤震动。时任广西总兵的俞大猷已经回到广东，打算用曾多次奏效的招降来欺骗一本，然后再杀死他。一本知道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已经不可能转圜了，但他仍将计就计，假意请降，同时派六十艘大战船直逼珠江口的大鹏湾，那里是水师的重要基地，一名把总发现以后紧急上报俞大猷，大猷仓促准备战斗，还没有列成阵型曾军已到，用官军常用的火攻战术将湾内官船焚烧一空。之后返回广东，在海珠寺墙壁上写诗讥讽了俞大猷。但明朝的盟友葡萄牙人又一次来到，虽然他们兵不满一千，却因为武器和战术的优势击败了一本。1569年，曾一本陷入闽广水陆军联合围攻。他亲自点放火炮轰击官军。却因为炸膛受重伤被俘，随即被杀[105]。
林道乾和他的部将诸良宝也受了招安。但跟战争后期的其他首领一样，他们的投降是一种权宜之计。关于这点，老谋深算的官僚也都是知道的。万历元年（1573年），提督两广的殷正茂打算动手解决他们，林道乾知道后，不敢反抗，跑到马来半岛的彭亨去了；诸良保向西跑到阳江，遭到官军水师图西，无法出海，只能回到南阳寨修筑工事作最后的抵抗。其部众加在一起也只有数千，而官军有近万人。副将李诚立以为容易拿下，但在他准备进攻时，遭到反冲击战败。总兵张元勋听到败讯，亲自前来，兵力更加雄厚。此时南阳寨只剩下千余人。元勋认为他们的士气必然已经瓦解，于是张出大字榜文“投降者免死”。但张榜半个月，没有一人来降。相反的，寨内诸人都剃去头顶的头发（髡发），以此表示对二十一年来战死的数以万计的倭寇的敬意——他们即将与先死者相会了。官军蚁附攻击，用柴草把壕沟填平，涌入寨内。他们看到的情景与21年前战争爆发时的类似：一群髡发男子，没有任何防具，所以靠的只有自己的勇敢。到最后，一千一百余倭寇全部战死。这是倭寇战争的最后一次大战，发生于1574年的三月。[106]
剩下的首领只有林凤一人了。他虽然还坚持进攻广东沿海，但已经没有任何意义。1574年，他决心另辟根据地，把战争持久的打下去。当时西班牙刚刚征服吕宋不久，土著居民的抵抗还很剧烈，行政机构还处于草创阶段，军队很少，而且既没有坚固城池，也没有军工厂。林凤认为有机可乘，遂带着几乎所有的部众前往吕宋，进攻马尼拉。但西班牙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经过激战，林凤手下的骁将，日本人Sioco阵亡[107]——他也是见于史册的倭寇中最后一个记有姓名的日本人。林凤只能撤往仁牙因湾，后来被追击的西军包围了三个月，几乎困死。只好撤到当时被称为鸡笼的台湾岛。他逐渐恢复了势力，继续侵袭东南沿海。但部下越来越觉得这样的行动毫无意义，渐渐离开了他。最后，林凤只能前往东南亚，从此再没有人见过他。[108]尽管明廷很希望抓住林凤和林道乾这两个剧盗，也多次进行外交活动以获得外国支持。但因为明军无法进行远洋作战，所以到最后都没有实现。
随着战争的平息，开放海禁的声音也出现了。起先只是个别人的私语，后来越来越响，变成了沿海官员几乎一致的意见。“严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华夷同体,有无相通,实理势之所必然。”唐枢的这番话现在几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109]其实早在嘉靖三十四年，居住在杭州的张濂就已提出：“相机稍复海市之旧,不惟散已聚之党,而濒海穷民,假此为生,又足以收未溃之人心。”[110]后来的福建巡抚谭纶也主张松弛海禁。尽管官员中主张解禁的人越来越多，但他们都害怕朱厚熜这个残忍之徒。在倭事上栽跟头的人很多，没有人敢做出头鸟给自己找事。直到1566年，厚熜死去，新皇帝朱载垕继位，福建巡抚涂泽民才正式上书请开海禁。正好这时东南倭寇大势已去，朱载垕具有新君的朝气，愿意改变祖制来缓解国家的危机，解除人民的痛苦。从隆庆元年（1567年）开始，明朝实行了近两百年的海禁制度，终于解除。
但海禁的接触并不意味着自由贸易的春天。明后期的海上贸易，开放程度远不能和从前的朝代相比。首先，没有制定全国通行的外贸法律，而是由各地自行制定地方性法规。地方官多半不想多事，因此还是乐意多作限制，以维持地方的“稳定”。例如漳州府的限制是：一年出海商船不得超过88艘；其次，因为倭寇常从日本获得资助，因此虽允许与各国交往，唯独禁止人民与日本通商[111]，也就意味着与日本的贸易仍只能走私；再次，设置了重税来限制出海。主要的税种有三：引税、水饷、加增税。引税是领取引票时所征的税。引票上有商人的姓名、籍贯和前往地区名。没有引票出海为非法行为。获得引票须交纳引税，一船一引。刚解除海禁时每引三两白银，后增至六两。水饷是根据船只大小征收的税。船只宽一丈六尺（约5.12米）以上，每尺征银五两，一丈七尺(约5.44米)以上，每尺征五两五钱。加增饷是针对从菲律宾回国的船只征的税。每艘船征150两白银。从数额来看，显然是太沉重了[112]。可见明朝根本没有发展贸易的意图，而是一心想要限制海外通商。另外，对外国来华商船，也征收水饷和陆饷；最后，有限的开放，还常因为政治因素而遭禁止。除一直禁止与日本贸易外，万历年间，因为荷兰人东进，常常与中国发生冲突，因此万历末年，在福建停止了通商。尽管明末有人请求开禁，但一直没有批准
戚继光新军的出现使倭寇感到恐怖，但他们是不会轻易屈服的。1563年的战争以一次可怕的事件开场。倭寇包围兴化府城一个多月，广东总兵刘显率兵解围，在接近城市的时候，他派出8名士兵携带书信往城中联络，他们的衣服上绘有“天兵”二字以免误伤。但这8人都被倭寇杀死[98]。衣服和书信都被夺走。倭寇遂伪造文书，称刘军将于某夜悄悄进城，请城中到时打开某城门，不要举火出声，以免惊动贼寇。他们拣选勇士伪装潜入城中，守城官员深信不疑，在约定的夜晚打开了城门，倭寇大众入城。城中民这才知道上了当。兴化官员除代摄府事的通判奚世亮被杀外，其余都逃走了。就这样，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有府城落入倭寇手中。消息传出，全国上下震惊。朱厚熜本已任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与副将戚继光一起增援兴化，现在他们必须获得一次大胜，才能抵消该城失守带来的负面影响。刘显的军队最先到达城下，但他不敢攻击。反而趁机掳掠出城妇女，连一些官僚地主的妻妾，都不能幸免。俞大猷后到，也不敢攻击。他极力夸大敌人的人数，打算重走长期围困的路，到时候倭寇出海，他好杀死一些人邀功。倭寇在城中两个月，才移师向东南转移。途中于峙头击败都指挥欧阳深的军队，杀死数百士兵。于是攻破平海卫，在那里筑堡据守。四月，戚继光带着浙江新军赶到，随即开始进攻。福建巡抚谭纶知道戚军战斗力远在其他军队之上，因此将他们安排在战线的中央，刘显在左翼，俞大猷在右翼。此时戚俞两军都各有万人以上，而倭寇仅有二三千兵员，戚继光军队表现出强大的攻城能力，一鼓作气的突破了工事。俞刘两军跟着进入要塞。他们一共杀死二千二百多敌人，解放了三千多被掳的百姓。缴获一大批武器，还收回了十五枚卫所印。就这样取得了光荣的胜利。朱厚熜很高兴，告谢郊庙，加封谭纶为右副都御史，戚继光因为横屿的胜利已经受封都督佥事，现在加封都督同知，刘显加秩荫一子。俞大猷因为拥重兵不敢进攻，只赏了一些银币，其总兵官位由戚继光取代。这是战争中明朝第三次庆祝胜利。
同在四月，一小股倭寇在长乐登陆，劫掠了福清一带，刘显和俞大猷协同在遮浪歼灭了他们。就这样结束了本年的战争。
冬天，福建倭寇打算挽回局势，在沿海纷纷活动。到次年（1564年）二月，集中号称万余的兵力围攻仙游[99]。此时在福建的戚军有6400名，而且分散在各地，戚继光没有会战胜利的把握，决定等待他在浙江的军队来援。同时以一个简单的办法来惊吓倭寇：派出少量援军，在仙游附近不断活动，同时大张旗鼓，点放火器，制造出士兵很多的假象。倭寇很快识破了这种可笑的计谋，大举攻城。但正如过去发生过很多次的那样，他们没有大炮，难以攻下设防的城市。不久，戚继光的6000援兵来到，就向仙游之敌发动进攻，击败了他们。戚军追击，在王仓坪又杀死数百人，剩下的倭寇集中在漳浦的蔡丕岭，据山抗击。戚继光以五哨约一千精兵，只带短兵器从悬崖爬上去，出其不意的打垮了他们，杀俘数百人。其余倭寇仓皇乘船出海。就这样，福建倭寇知道了无论野战、守城、据山，都不是戚继光的对手，他们的前途十分灰暗。在此绝望形势下，或南下广东另谋发展；或出海到日本、东南亚、台湾定居；或潜回大陆，不再做“贼”。福建的战事逐渐平息。
而在广东，倭寇的声势依然很大。跟福建一样，主要的原因是沿海人民生活困苦。霍与暇说：“海滨之民,疲弊甚矣!官司之所困,征役之所穷,富豪之所侵,债负之所折,怨入骨髓。”[100]嘉靖四十年（1561年）的广东巡抚潘季驯也说：“岭表去京师绝远,比年牧民者视为利薮,屠剥万状,而小民仰九重如在云霄之上,愁苦之声无路上达,故相聚为盗。”[101]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厉害，反抗就越激烈。因此广东的战争规模在东南四司中最大、持续时间最久、战况也最惨烈。王世贞的《岭南弭寇策》中说：“（倭寇）负海以为讧，东借日本之诸岛悍夷以为爪牙，而西南借交阯、占城、阇婆、暹罗以为逋薮……而又内结山寇以为腹心之援。山寇为之巢穴，累数百千计而不可穷。缓则出，急则遁。抚之，则阳听招而阴为寇。我寡则彼乘间，我众则彼匿形……其始也，海寇焉而已，山寇焉而已。今而郊之民寇也，郭之民寇也，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这段话虽有文人夸大其词的固有毛病，但也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广东倭寇的首领，和福建一样，多出自穷人。老牌的饶平黄冈人许栋是从从小开始就做了海盗，极具海盗“经验”；他的养子许朝光也同样从小就做了海盗；巨盗，诏安四都的吴平是地主家奴，因为无法忍受地主夫人的虐待而跑去做海盗；他的同乡曾一本是盗墓人出身；澄海的林道乾曾是吏员，算是他们中比较有文化的人[102]
1564年，俞大猷改任广东总兵。当时潮州倭寇号称二万，与大海盗吴平互为犄角。大猷认为急攻没有胜利的把握，于是招降吴平。吴平假意投降，向俞大猷下跪哭泣，装作很诚恳的样子。大猷很高兴，把他安置在梅岭。尽管后来吴平又造反了，但他的行为给起义军带来很大损失。当时蓝松三、伍端、温七、叶丹楼等在惠州、潮州间活动。福建的程绍录在延平，梁道辉在汀州与他们彼此接应。俞大猷已经有了常胜的威名，而且吴平又已经投降，他便自信的单骑入绍禄营劝降，并命令道辉一同返回故乡，这两人出于恐惧接受了命令，但很快被埋伏好了的官军杀死。广东方面，伍端、温七的义军击败了惠州参将谢敕。但他们听说“俞家军”来了，十分害怕，伍端竟自己逃跑了。不久，俞军来到，击败温七并抓住了他。伍端估计无法逃脱，自缚乞降，提出愿意杀倭自效。大猷便驱使他的战士为前驱，官军在后督战，围攻其他倭寇于邹塘，一日一夜就攻破了三个营盘，杀死四百多人。又在惠州海丰打胜了一仗。倭寇都逃往崎沙、甲子等峡湾，抢夺渔船出海，不幸遇到大风，小船大量沉没，只剩下二千余人，回来在海丰金锡都驻守。大猷包围他们两个月，造成粮食枯竭，倭寇只能撤退。途中遭到早已埋伏好的副将汤克宽截击，大败。克宽亲手阵斩他们的三名头目。很快参将王诏等的军队也相继赶到，倭寇大溃败，死亡一千二百多人，逃到潮州去了。就这样，他们的恐惧帮助俞大猷获得了战斗中得不到的东西。
七月，大埔的兰松山、余大春等聚众数千人，在福建漳州、延平、兴化、泉州一带活动，被官军击败。转进到永春，与山民苏阿普、范继祖等部联合，转战漳平、龙岩等地。南赣巡抚吴百鹏停止军事行动，假装要招安他们。乘义军懈怠，率兵急袭，使他们遭到了歼灭性的失败，余大春、兰松山、范继祖等都被俘虏，只有苏阿普逃脱。
战争进行到这个时候，可以说倭寇已经陷入绝境，他们在战略上已不可能打开局面，而战术上的优势又丧失殆尽，几乎每战必败。除了有经验的海盗还能借大海活动以外，陆上战争的结束，已成定局。因为胡宗宪已经被撤职，因此俞大猷、戚继光都想在自己的手里，以光荣的胜利结束战争。这两个大刽子手进入广东，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
这年三月，因为没有粮食的供给，徐永泰率领柘林水兵四百人发动兵变。他们与义军联合，进逼广州。前来镇压的冠军被击败。提督两广侍郎吴桂芳以招抚为幌子，暗中调集舰队，带着副将汤克宽、参将门崇文在惠阳击败了他们，但变兵余部仍凭借大船继续抵抗。这时澳门的葡萄牙人提出可以参与明军的镇压，俞大猷同意了——尽管他一开始就没打算代葡萄牙人转达进行朝贡贸易的请求。于是官军与在迪奥戈·佩雷拉率领下的三百名葡萄牙人及其两艘船舰，在三门海消灭了变兵。事后明朝赠送了一些礼物，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居留权也得到了默认。[103]
十二月，南韶山民马五起义，在乳源、江湾等地击败官军，俘虏并杀死了守备贺铎、指挥蔡允元等明官吏，这是战争后期罕见的胜利。就这样结束了1564年的战局。
1565年初，倭寇在浙江温州、台州一带活动，被官军击败。从海上去往福建。四月，攻击福宁。戚继光率参将李超等率水陆军反击。杀死二百余人，追击到永宁，又杀死三百多。同月，吴平重新造反。他修建和夺取了数百艘战船，聚众万余，筑成三座要塞，在广东潮州、惠州；福建诏安、漳浦一带活动。引起了朝廷的注意，戚继光带兵前往镇压。因为听说吴平用兵厉害，没有迅速进攻，而是修建工事等待战机，夏季，他找到机会，发起突击。击溃了吴平的陆军。吴平作了有计划的撤退，将辎重转移到船上，率余部撤往海保、安澳两处峡湾。把总朱讥率舰队前往进攻。被击败身亡。本年的战争就这样过去了。
1566年一月，俞大猷率水师、戚继光率陆军联合大举进攻，吴平战败，逃往饶平凤凰山。但他的撤退仍是有组织的，俞大猷部将汤克宽、李超的追击都遭到挫败。因此吴平夺得民船，仍旧出海。追击战的失败触怒了朱厚熜，他下诏剥夺俞大猷的职级，以戚继光接替完成战争。四月，闽广水师夹击吴平于万桥山下，当时刮起西北大风，官军趁机火攻，吴军大败，吴平的武运到此结束。之后再没有人得到他确切的消息。有人传说在南直隶与浙江一带见过他，已经成了大商人，后来又回到广东，在旧时朋友处偷偷掘取了先前为盗时埋下的珠宝；有人说他在海岛中困饿而死。比较起来，后一种说法比较可靠些。[104]
至此，惨烈的倭寇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尽管之后广东仍有大战，一直持续到万历初年，但无非是海盗入侵，间杂着越来越少的贫民起义，他们的结局，无一例外的是失败。这样的战争与其说是为了胜利，不如说是倭寇余部和活不下去的人民愤怒的进行自杀式攻击。他们没有希望，仅仅是为了博取有尊严的死亡而战斗到最后一刻。东南战争已经不再是明朝关注的重点了。
倭寇最后几个大首领的结局如下：
1567年，曾一本受广东总兵汤克宽招抚而投降。他和部下一千二百多人被安置在潮阳下浍。但这并不是诚心的投降。一面领取明朝的粮饷，一边又勒索着商船的保护费。这样就遭到了地方官的憎视。过了七个月，一股义军围攻揭阳县城，汤克宽命令曾一本前往镇压。地方官员们对这个决定争议不休，有人说一本必然会对官府不利。一本听说，认为自己最后必然会被收拾掉，于是再次造反。抓住澄海县令离开驻地。次年（1568年），多次打败官军。在雷州杀死参将缪印。六月间兵进广州，全粤震动。时任广西总兵的俞大猷已经回到广东，打算用曾多次奏效的招降来欺骗一本，然后再杀死他。一本知道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已经不可能转圜了，但他仍将计就计，假意请降，同时派六十艘大战船直逼珠江口的大鹏湾，那里是水师的重要基地，一名把总发现以后紧急上报俞大猷，大猷仓促准备战斗，还没有列成阵型曾军已到，用官军常用的火攻战术将湾内官船焚烧一空。之后返回广东，在海珠寺墙壁上写诗讥讽了俞大猷。但明朝的盟友葡萄牙人又一次来到，虽然他们兵不满一千，却因为武器和战术的优势击败了一本。1569年，曾一本陷入闽广水陆军联合围攻。他亲自点放火炮轰击官军。却因为炸膛受重伤被俘，随即被杀[105]。
林道乾和他的部将诸良宝也受了招安。但跟战争后期的其他首领一样，他们的投降是一种权宜之计。关于这点，老谋深算的官僚也都是知道的。万历元年（1573年），提督两广的殷正茂打算动手解决他们，林道乾知道后，不敢反抗，跑到马来半岛的彭亨去了；诸良保向西跑到阳江，遭到官军水师图西，无法出海，只能回到南阳寨修筑工事作最后的抵抗。其部众加在一起也只有数千，而官军有近万人。副将李诚立以为容易拿下，但在他准备进攻时，遭到反冲击战败。总兵张元勋听到败讯，亲自前来，兵力更加雄厚。此时南阳寨只剩下千余人。元勋认为他们的士气必然已经瓦解，于是张出大字榜文“投降者免死”。但张榜半个月，没有一人来降。相反的，寨内诸人都剃去头顶的头发（髡发），以此表示对二十一年来战死的数以万计的倭寇的敬意——他们即将与先死者相会了。官军蚁附攻击，用柴草把壕沟填平，涌入寨内。他们看到的情景与21年前战争爆发时的类似：一群髡发男子，没有任何防具，所以靠的只有自己的勇敢。到最后，一千一百余倭寇全部战死。这是倭寇战争的最后一次大战，发生于1574年的三月。[106]
剩下的首领只有林凤一人了。他虽然还坚持进攻广东沿海，但已经没有任何意义。1574年，他决心另辟根据地，把战争持久的打下去。当时西班牙刚刚征服吕宋不久，土著居民的抵抗还很剧烈，行政机构还处于草创阶段，军队很少，而且既没有坚固城池，也没有军工厂。林凤认为有机可乘，遂带着几乎所有的部众前往吕宋，进攻马尼拉。但西班牙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经过激战，林凤手下的骁将，日本人Sioco阵亡[107]——他也是见于史册的倭寇中最后一个记有姓名的日本人。林凤只能撤往仁牙因湾，后来被追击的西军包围了三个月，几乎困死。只好撤到当时被称为鸡笼的台湾岛。他逐渐恢复了势力，继续侵袭东南沿海。但部下越来越觉得这样的行动毫无意义，渐渐离开了他。最后，林凤只能前往东南亚，从此再没有人见过他。[108]尽管明廷很希望抓住林凤和林道乾这两个剧盗，也多次进行外交活动以获得外国支持。但因为明军无法进行远洋作战，所以到最后都没有实现。
随着战争的平息，开放海禁的声音也出现了。起先只是个别人的私语，后来越来越响，变成了沿海官员几乎一致的意见。“严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华夷同体,有无相通,实理势之所必然。”唐枢的这番话现在几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109]其实早在嘉靖三十四年，居住在杭州的张濂就已提出：“相机稍复海市之旧,不惟散已聚之党,而濒海穷民,假此为生,又足以收未溃之人心。”[110]后来的福建巡抚谭纶也主张松弛海禁。尽管官员中主张解禁的人越来越多，但他们都害怕朱厚熜这个残忍之徒。在倭事上栽跟头的人很多，没有人敢做出头鸟给自己找事。直到1566年，厚熜死去，新皇帝朱载垕继位，福建巡抚涂泽民才正式上书请开海禁。正好这时东南倭寇大势已去，朱载垕具有新君的朝气，愿意改变祖制来缓解国家的危机，解除人民的痛苦。从隆庆元年（1567年）开始，明朝实行了近两百年的海禁制度，终于解除。
但海禁的接触并不意味着自由贸易的春天。明后期的海上贸易，开放程度远不能和从前的朝代相比。首先，没有制定全国通行的外贸法律，而是由各地自行制定地方性法规。地方官多半不想多事，因此还是乐意多作限制，以维持地方的“稳定”。例如漳州府的限制是：一年出海商船不得超过88艘；其次，因为倭寇常从日本获得资助，因此虽允许与各国交往，唯独禁止人民与日本通商[111]，也就意味着与日本的贸易仍只能走私；再次，设置了重税来限制出海。主要的税种有三：引税、水饷、加增税。引税是领取引票时所征的税。引票上有商人的姓名、籍贯和前往地区名。没有引票出海为非法行为。获得引票须交纳引税，一船一引。刚解除海禁时每引三两白银，后增至六两。水饷是根据船只大小征收的税。船只宽一丈六尺（约5.12米）以上，每尺征银五两，一丈七尺(约5.44米)以上，每尺征五两五钱。加增饷是针对从菲律宾回国的船只征的税。每艘船征150两白银。从数额来看，显然是太沉重了[112]。可见明朝根本没有发展贸易的意图，而是一心想要限制海外通商。另外，对外国来华商船，也征收水饷和陆饷；最后，有限的开放，还常因为政治因素而遭禁止。除一直禁止与日本贸易外，万历年间，因为荷兰人东进，常常与中国发生冲突，因此万历末年，在福建停止了通商。尽管明末有人请求开禁，但一直没有批准
战争结束以后
历时14年（如果算上尾声，尚且不止），给东南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倭寇战争结束了。该如何评论它呢？
战争的诱因已如前述。毫无疑问，无论有多少偶然因素，倭寇战争唯一的根本原因，就是明朝的海禁政策。这点可以很容易的从明前后的史实得到证明：元朝尽管与日本始终不合，但从未限制过与日本的贸易。尽管镰仓幕府积极策划对中国的反攻，后来的南朝也与中国不合，终元一世，始终不存在日本海盗的问题；明亡以后，清朝于郑氏覆灭的次年就解除了海禁，终清一世，也始终不存在大规模海盗的问题。就拿明朝自己来说，证据也是明显的。隆庆元年以后尽管仍有海盗，后来的郑氏集团的势力和与日本的关系，比王直等人有所过而无不及，但70年间，也不存在海盗的大规模入侵。
倭寇战争中，尽管倭寇的声势一时很盛，而且也有沿海人民的广泛支持，但实际上从一开始，他们胜利的希望就是渺茫的。原因已经在前面讲述过了。没有共同战略、没有统一指挥、彼此配合不良、缺乏内地人民的支持，这些构成了倭寇的死穴。尽管盗商武装在长期海上生活中培养了出色的战斗素质，但他们人数有限，补充又很困难，在战争中消耗殆尽以后，战术优势就不复存在了。而戚继光的出现，更是给了他们致命一击——戚继光之于倭寇，比较类似于曾国藩之于太平天国。到了战争焦点转向广东以后，可以说胜负已无悬念。广东倭寇要么素质低下，被官军轻易征服；要么争先恐后投降，把祸水引向他人。殊不知当各路义军先后消灭之后，那些假投降自以为得计的人，就成了孤立而显眼的大树，岂有不在狂风中折断之理！
在战争中，双方都充满了暴行。无论站在什么立场上，都无须讳言。明朝的官军，无论卫所兵，还是客兵，都是烧杀抢掠的能手。只有俞大猷的美德和戚继光的纪律，可以保证人民的安宁，但他们在官军中只是少数。另一方面，倭寇的素质参差不齐，尽管他们中的贫民出于同情心，不会苛待穷人，但那些罪犯和海盗，是没有什么道德可言的。而在抢劫中也不可避免的扩大打击面，从而使无辜的富人和穷人一同受害。
倭寇战争使东南沿海的反抗力量基本被消灭，而且对潜在的造反者形成了很大的威慑。无论是走私商、海盗还是贫民，在很长时间内都不敢再反抗明朝，这样就迎来了明代第二次的海上稳定时期。
倭寇战争结束了，历史依旧继续。
扭转战局的胡宗宪，在严嵩垮台后被撤职，后来因为被揭发私拟圣旨下狱。终于惨死于狱中（一说自杀）。时为1565年，享年54岁。
倭寇的征服者俞大猷，后来征服了古田的壮族起义，从而结束了持续上百年的壮族战争。他也是明朝车营的开创者，但直到临死，一直不停的在官场上沉浮。万历八年（1580年）以78岁高龄结束了无愧的一生。
战争初期的名将卢镗，因为依附胡宗宪，在宗宪被撤职后遭到给事中丘橓弹劾，被逮捕，后被免为平民。
另一个名将汤克宽，因为曾一本的再反，被究责逮捕，不久赦免，后来调到北方，万历四年（1576年）在古北口塞外追击蒙古人时遇伏阵亡。他到死也没有掌握避免中伏的方法。
伟大的人戚继光，他的生命并没有因战争结束而黯淡下去，而是在北方达到了新的高峰。隆庆二年（1568），获得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的要职，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因为依附张居正，他获得了很大权力，并把这种权力维持了十五年之久。于是利用权力大力改进了北方边防。加固和改进长城，并使大量装备火器的车营成为北方边防军的基本架构。但在张居正逝世以后，他失去了靠山，被改调到广东。在这里他惊讶的发现军队又堕落回倭寇战争爆发前那种惨不忍言的状态了。于是修订《纪效新书》，希望能重振南方军队。万历十三年（1585年），他告老返回故里。十五年（1587），御史傅光宅请求皇帝朱翊钧重新起用戚继光，反而被夺俸，这表示朱翊钧很讨厌继光。继光听到这个消息，既绝望又悲伤恐惧。很快就去世了。享年59岁。戚继光在道德方面不能和俞大猷相比，《明史》把他与俞大猷对比，说“操守不如而果毅过之”。[114]而且他很奇怪的害怕妻子王氏，以至于和妾室们生了五个孩子，养育成年，都还不敢让正妻知道。尽管如此在他晚年的时候，王氏仍携走他大部分的财产回娘家去了。关于戚继光怕妻子的原因，我怀疑是他的一些阴私被王氏掌握，所以不敢有意见。
另一方面，倭寇的首领除了战死、被杀的以外，剩下的少数人逃到东南亚。群众除了潜回国内老实为民或继续犯罪的以外，也多到东南亚定居。如马来半岛的北大年，聚集了林道乾及其不少部下，到万历初年已经增殖到二千余人[115]。另一些人逃往日本，至今九州仍保留着他们的故居和遗物。
倭寇战争给明朝军事的影响是很大的。首先，东南改变了原来防御松懈的状况。从隆庆年开始，海盗入侵多遭失利。因为外贸的开展，人民和官府的进取精神都增加了。荷兰进入远东的时候，面对的就不再是连近海岛屿都不敢出去的可笑水师。17世纪初，荷兰殖民先驱与明军几次交战，丧失了澎湖，这就为后来郑成功征服福摩萨创造了条件。同时，葡萄牙海盗也不敢侵扰中国沿海了。在很长时间内，西方殖民者不敢侵扰中国。
其次，因为俞大猷和戚继光在战争中积累了威望，他们的车营也就成为北方边防军的基本架构。与在南方时相比，戚继光在北方建立的车营显然是要豪华多了。一个车营共拥有佛朗机256门，鸟铳也增加到512支，而这个车营的满员编制不过3109人。[116]从战略思想上说，他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也延续了在南方作战的一贯风格：先把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从容杀伤敌军。创造低伤亡和高的伤亡比，不需要全歼敌人，只要让他们每战都付出一定的代价，而我方损失轻微，就可以让敌国知难而退。边境自然就安宁了。所不同之处，为了对抗蒙古的骑射，射击兵器被大大加强。
表面上看这个想法是无懈可击的，车阵连接起来以后，敌军的骑兵当然不能再冲击。只能依靠弓箭。而明军受车厢的保护，火器又比弓矢强大很多，通过对射，自然可以以微不足道的伤亡重创敌军。[117]然而，这个构想却有三个很大的毛病：一、与胡斯战争中的捷克车阵不同，明军的车营依靠人力托拽，每4名士兵托拽一辆车。这就使本来机动性就差的炮车速度更慢，以至于难以应付骑兵——尽管车营的设计目的本来就不在于歼灭敌军；二、这种配备显然是太豪华了。3000多人的车营配备256门炮，即使加上骑兵和步兵，显然也很可观。尽管佛朗机的价格可能会比前膛大炮便宜些，但不会是一种真正廉价的武器。如此多的编制意味着要么只能装备少量的模范部队，要么降低火器的质量去凑数（明末车营大量采用三眼铳是否与此有关？）；三、尽管有这两种不足，但如果有戚继光这样出色的将领节制，以车营为中心的新式北方军仍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至少它自保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也就出在这个“如果”上，复杂的车阵需要大量时间训练才能运用，明后期的政治持续腐败、军队持续堕落。对于庸将指挥的懦兵，车阵不仅发挥不了作用，反而成了逃命的最大障碍和白白糟蹋国家金钱的最“佳”方式。明清战争中明军一再的使用车阵，依赖火器进行战争，结果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大败特败。这固然不能怪罪俞大猷和戚继光，但他们开创的车营，确实在战争实践中表现为不合时宜。
在水战方面，从倭寇战争中锻炼出来的水师一直保留到明末。在这其中贡献最大的是俞大猷。他的大水师思想在嘉靖年间没有实现，但在30年后，因为一场偶然的国际战争，竟然成了现实。壬辰战争中，明朝用几年时间培养了一支有数百艘战船组成的庞大水师，在露梁海战中派上用场，尽管自己的损失很大，但终于最终击溃了日本水师，从而锁定胜局。如果没有倭寇战争的刺激，明朝还是用渔船守卫海疆，壬辰战争中这最后的大胜利，恐怕不会取得了。
倭寇战争对国家经济破坏很大，但它带来的后果却意外的给了明朝很大好处。海禁解除以后，南下菲律宾的交易畅通，美洲白银也就大量涌入中国——西班牙在经济方面的愚蠢与中国不相上下，因为对本国手工业和殖民地手工业发展的限制，美洲和菲律宾连基本生活用品都奇缺，只能从中国万里运至。而与之交换的除了肉桂，基本只有白银[118]。有一种统计，从1571到1644年，从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白银有5300万比索[119]。另外，虽然对日贸易仍是法定禁止的，但在海禁解除的大环境下，走私贸易基本无人限制了。盛产金银的日本也就成为中国白银收入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每年经过澳门流入中国的日本白银约在五六十万到百万两之间。另一种说法是从1601-1640年间，东亚获得的约6000吨白银中，日本提供了4500吨。[120]加上东南、西南、蒙古战争的停止，虽然加派没有取消，但经济危机已逐渐缓解。因为外来白银稳定大量的涌入，一条编法的贯彻执行有了保障，于万历九年在全国推广实行。之后直到18世纪末鸦片大量涌入，中国一直是白银的输入国，这个银矿贫瘠的国家在历史上第一次可以以白银为主要货币了。
历时14年（如果算上尾声，尚且不止），给东南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倭寇战争结束了。该如何评论它呢？
战争的诱因已如前述。毫无疑问，无论有多少偶然因素，倭寇战争唯一的根本原因，就是明朝的海禁政策。这点可以很容易的从明前后的史实得到证明：元朝尽管与日本始终不合，但从未限制过与日本的贸易。尽管镰仓幕府积极策划对中国的反攻，后来的南朝也与中国不合，终元一世，始终不存在日本海盗的问题；明亡以后，清朝于郑氏覆灭的次年就解除了海禁，终清一世，也始终不存在大规模海盗的问题。就拿明朝自己来说，证据也是明显的。隆庆元年以后尽管仍有海盗，后来的郑氏集团的势力和与日本的关系，比王直等人有所过而无不及，但70年间，也不存在海盗的大规模入侵。
倭寇战争中，尽管倭寇的声势一时很盛，而且也有沿海人民的广泛支持，但实际上从一开始，他们胜利的希望就是渺茫的。原因已经在前面讲述过了。没有共同战略、没有统一指挥、彼此配合不良、缺乏内地人民的支持，这些构成了倭寇的死穴。尽管盗商武装在长期海上生活中培养了出色的战斗素质，但他们人数有限，补充又很困难，在战争中消耗殆尽以后，战术优势就不复存在了。而戚继光的出现，更是给了他们致命一击——戚继光之于倭寇，比较类似于曾国藩之于太平天国。到了战争焦点转向广东以后，可以说胜负已无悬念。广东倭寇要么素质低下，被官军轻易征服；要么争先恐后投降，把祸水引向他人。殊不知当各路义军先后消灭之后，那些假投降自以为得计的人，就成了孤立而显眼的大树，岂有不在狂风中折断之理！
在战争中，双方都充满了暴行。无论站在什么立场上，都无须讳言。明朝的官军，无论卫所兵，还是客兵，都是烧杀抢掠的能手。只有俞大猷的美德和戚继光的纪律，可以保证人民的安宁，但他们在官军中只是少数。另一方面，倭寇的素质参差不齐，尽管他们中的贫民出于同情心，不会苛待穷人，但那些罪犯和海盗，是没有什么道德可言的。而在抢劫中也不可避免的扩大打击面，从而使无辜的富人和穷人一同受害。
倭寇战争使东南沿海的反抗力量基本被消灭，而且对潜在的造反者形成了很大的威慑。无论是走私商、海盗还是贫民，在很长时间内都不敢再反抗明朝，这样就迎来了明代第二次的海上稳定时期。
倭寇战争结束了，历史依旧继续。
扭转战局的胡宗宪，在严嵩垮台后被撤职，后来因为被揭发私拟圣旨下狱。终于惨死于狱中（一说自杀）。时为1565年，享年54岁。
倭寇的征服者俞大猷，后来征服了古田的壮族起义，从而结束了持续上百年的壮族战争。他也是明朝车营的开创者，但直到临死，一直不停的在官场上沉浮。万历八年（1580年）以78岁高龄结束了无愧的一生。
战争初期的名将卢镗，因为依附胡宗宪，在宗宪被撤职后遭到给事中丘橓弹劾，被逮捕，后被免为平民。
另一个名将汤克宽，因为曾一本的再反，被究责逮捕，不久赦免，后来调到北方，万历四年（1576年）在古北口塞外追击蒙古人时遇伏阵亡。他到死也没有掌握避免中伏的方法。
伟大的人戚继光，他的生命并没有因战争结束而黯淡下去，而是在北方达到了新的高峰。隆庆二年（1568），获得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的要职，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因为依附张居正，他获得了很大权力，并把这种权力维持了十五年之久。于是利用权力大力改进了北方边防。加固和改进长城，并使大量装备火器的车营成为北方边防军的基本架构。但在张居正逝世以后，他失去了靠山，被改调到广东。在这里他惊讶的发现军队又堕落回倭寇战争爆发前那种惨不忍言的状态了。于是修订《纪效新书》，希望能重振南方军队。万历十三年（1585年），他告老返回故里。十五年（1587），御史傅光宅请求皇帝朱翊钧重新起用戚继光，反而被夺俸，这表示朱翊钧很讨厌继光。继光听到这个消息，既绝望又悲伤恐惧。很快就去世了。享年59岁。戚继光在道德方面不能和俞大猷相比，《明史》把他与俞大猷对比，说“操守不如而果毅过之”。[114]而且他很奇怪的害怕妻子王氏，以至于和妾室们生了五个孩子，养育成年，都还不敢让正妻知道。尽管如此在他晚年的时候，王氏仍携走他大部分的财产回娘家去了。关于戚继光怕妻子的原因，我怀疑是他的一些阴私被王氏掌握，所以不敢有意见。
另一方面，倭寇的首领除了战死、被杀的以外，剩下的少数人逃到东南亚。群众除了潜回国内老实为民或继续犯罪的以外，也多到东南亚定居。如马来半岛的北大年，聚集了林道乾及其不少部下，到万历初年已经增殖到二千余人[115]。另一些人逃往日本，至今九州仍保留着他们的故居和遗物。
倭寇战争给明朝军事的影响是很大的。首先，东南改变了原来防御松懈的状况。从隆庆年开始，海盗入侵多遭失利。因为外贸的开展，人民和官府的进取精神都增加了。荷兰进入远东的时候，面对的就不再是连近海岛屿都不敢出去的可笑水师。17世纪初，荷兰殖民先驱与明军几次交战，丧失了澎湖，这就为后来郑成功征服福摩萨创造了条件。同时，葡萄牙海盗也不敢侵扰中国沿海了。在很长时间内，西方殖民者不敢侵扰中国。
其次，因为俞大猷和戚继光在战争中积累了威望，他们的车营也就成为北方边防军的基本架构。与在南方时相比，戚继光在北方建立的车营显然是要豪华多了。一个车营共拥有佛朗机256门，鸟铳也增加到512支，而这个车营的满员编制不过3109人。[116]从战略思想上说，他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也延续了在南方作战的一贯风格：先把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从容杀伤敌军。创造低伤亡和高的伤亡比，不需要全歼敌人，只要让他们每战都付出一定的代价，而我方损失轻微，就可以让敌国知难而退。边境自然就安宁了。所不同之处，为了对抗蒙古的骑射，射击兵器被大大加强。
表面上看这个想法是无懈可击的，车阵连接起来以后，敌军的骑兵当然不能再冲击。只能依靠弓箭。而明军受车厢的保护，火器又比弓矢强大很多，通过对射，自然可以以微不足道的伤亡重创敌军。[117]然而，这个构想却有三个很大的毛病：一、与胡斯战争中的捷克车阵不同，明军的车营依靠人力托拽，每4名士兵托拽一辆车。这就使本来机动性就差的炮车速度更慢，以至于难以应付骑兵——尽管车营的设计目的本来就不在于歼灭敌军；二、这种配备显然是太豪华了。3000多人的车营配备256门炮，即使加上骑兵和步兵，显然也很可观。尽管佛朗机的价格可能会比前膛大炮便宜些，但不会是一种真正廉价的武器。如此多的编制意味着要么只能装备少量的模范部队，要么降低火器的质量去凑数（明末车营大量采用三眼铳是否与此有关？）；三、尽管有这两种不足，但如果有戚继光这样出色的将领节制，以车营为中心的新式北方军仍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至少它自保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也就出在这个“如果”上，复杂的车阵需要大量时间训练才能运用，明后期的政治持续腐败、军队持续堕落。对于庸将指挥的懦兵，车阵不仅发挥不了作用，反而成了逃命的最大障碍和白白糟蹋国家金钱的最“佳”方式。明清战争中明军一再的使用车阵，依赖火器进行战争，结果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大败特败。这固然不能怪罪俞大猷和戚继光，但他们开创的车营，确实在战争实践中表现为不合时宜。
在水战方面，从倭寇战争中锻炼出来的水师一直保留到明末。在这其中贡献最大的是俞大猷。他的大水师思想在嘉靖年间没有实现，但在30年后，因为一场偶然的国际战争，竟然成了现实。壬辰战争中，明朝用几年时间培养了一支有数百艘战船组成的庞大水师，在露梁海战中派上用场，尽管自己的损失很大，但终于最终击溃了日本水师，从而锁定胜局。如果没有倭寇战争的刺激，明朝还是用渔船守卫海疆，壬辰战争中这最后的大胜利，恐怕不会取得了。
倭寇战争对国家经济破坏很大，但它带来的后果却意外的给了明朝很大好处。海禁解除以后，南下菲律宾的交易畅通，美洲白银也就大量涌入中国——西班牙在经济方面的愚蠢与中国不相上下，因为对本国手工业和殖民地手工业发展的限制，美洲和菲律宾连基本生活用品都奇缺，只能从中国万里运至。而与之交换的除了肉桂，基本只有白银[118]。有一种统计，从1571到1644年，从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白银有5300万比索[119]。另外，虽然对日贸易仍是法定禁止的，但在海禁解除的大环境下，走私贸易基本无人限制了。盛产金银的日本也就成为中国白银收入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每年经过澳门流入中国的日本白银约在五六十万到百万两之间。另一种说法是从1601-1640年间，东亚获得的约6000吨白银中，日本提供了4500吨。[120]加上东南、西南、蒙古战争的停止，虽然加派没有取消，但经济危机已逐渐缓解。因为外来白银稳定大量的涌入，一条编法的贯彻执行有了保障，于万历九年在全国推广实行。之后直到18世纪末鸦片大量涌入，中国一直是白银的输入国，这个银矿贫瘠的国家在历史上第一次可以以白银为主要货币了。
1566年，59岁的朱厚熜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在他45年的皇帝生涯中，除了愚蠢、浪费、淫乱、残忍，并不是没有其他的内容。主持倭寇事务，罪不至死而被害死的督抚级高官就有朱纨、张经、李天宠、胡宗宪四人。作为一个皇帝，他没有治国的办法，却有得是杀大臣，耍权术的精力。朱厚熜死后，经历朱载垕的短暂统治，怠政的昏君朱翊钧坐上帝位。此人和朱厚熜一样，有小聪明却没有智慧与勤奋。在他统治下，明朝的形势越来越坏。在万历末年爆发的明金（清）战争中，持续堕落的明军每战必北，戚继光的一腔热血，全都成了一枕黄粱。之后，惰怠的朱由校和志大才疏的朱由检相继当皇帝，明朝就在一个接一个的姓副其实的猪皇帝统治下，激起全北方人民的愤怒，招致了清朝的入侵，最终灭亡。
而海外贸易还在继续着，经过长时间的休养生息，走私商渐渐恢复元气。17世纪初，崛起了一个新的巨商：郑芝龙。明朝对也是很警惕的，但幸运的是，这时明廷防范后金、镇压北方起义自顾不暇，再不能像80年前那样集中半个中国的兵力去进攻他了。他也就可以安稳的获得自己的走私暴利。以此为基础，他的儿子郑成功在1661年征服了福摩萨，这就是今天的中国领土台湾。也许，正是吸取了林凤进攻马尼拉失败的教训，郑成功谨慎的进行了他的战争，以十倍以上的数量优势去进行长期围困而不是贸然猛攻。这次胜利鼓舞了他，作为盗商的儿子，他对外国情势的了解比明朝的那些儒生官僚多得多。既然整个菲律宾的西班牙军人还不满三千人，为什么不去尝试呢？但攻福摩萨的惨重伤亡大大震惊了他的部下，他们是有经验的海盗和商人，不想跟着郑成功无谓的冒险。不久，成功英年早逝，郑经年少国疑，治国以保守为上，专心经营台湾，不再考虑入侵菲律宾。中国少了获得一块“不可分割的固有领土”的机会。盗商的创业史，至此也划上句号。
中国人的运气在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好得异乎寻常。取代明朝的清朝是一个伟大光辉的朝代。160年的时间里，从努尔哈赤到弘历的六代皇帝，全都英明。于是一扫明朝的颓势，积极开疆扩土。整个征服了中国的顽敌蒙古；在安史之乱一千年后再一次控制了，并且是切实的统治了新疆；又夺取了青海、西藏作为国土；在北方的黑龙江（阿穆尔河）上击败了东进的俄罗斯，就这样拥有了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的巨大国土。这个面积甚至超过了古代国家历来的极限。人民不再受外敌入侵的骚扰，也不再受昏君的虐待。
然而，这不过是中国的落日余晖。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清朝的统治民族满族，本身文化落后，除了完全吸收汉文化，别无他法。介于元朝的教训，满族也不敢与汉族的儒家文化发生冲突。因此在武力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文化方面，清朝却完全跟着明朝亦步亦趋，不敢有任何超脱和创新。而随着人口的增加逐渐达到土地供养能力的极限，中国的经济活力越来越低，封建社会后期固步自封、死气沉沉的文化，也不可能再提供任何创新的活力。
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当清朝征服台湾以后，虽然立即解除海禁，但却没有进行任何海外探索活动了。封建社会已经虚弱到不能接触一点新气象的地步。面对南洋频繁出现的欧洲商船，清朝统治者本能的感到害怕，他们除了下令南洋汉人限期回国，拿不出任何积极的应对办法。稳定，在这个黄昏时代确实是压倒了一切。
可悲的是，正因为清朝的伟大，形成了对臣民的严密控制，直到乾隆中期，清朝的吏治一直都是比较清明的，这就使走私潜规则无用武之地。清军的强大也使盗商不敢轻举妄动。再者，清朝积极推进田地的开垦，加上大量获得了新领土，无地人民可以到内地去开垦土地，而不再是只能下海。于是100多年的励精图治，却使中国的海洋越来越死气沉沉。再没有倭寇了，当然，也再没有海外扩展的希望了。
中国在它最后一个盛世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在海的另一边，日本即将崛起，但它走了很大的一段弯路。16世纪初，在战国乱世中，银矿开始被开采。这是日本起飞的决定性动力之一，在短短数十年内，全日本的金银产量急剧飙升。石见的白银、黑川的黄金，享有很高声誉。极其丰富的产出，使日本在很短时间内从连铜币都不能充分铸造的可怜国家，变成了传说中遍地黄金的富饶之国。这时候，日本终于不再需要中国的铜钱了，铜钱算得了什么！现在中国反而要仰仗日本的白银生存。因此，从前可耻的朝贡贸易，现在不必再进行了。中国人想来做生意，听之，不想做，也随便。从前为了钱财，向外国屈膝称臣，乃至各大名之间为了争贡撕破脸皮的事情，永远成了历史。
另一方面，1568年，织田信长入京，战国乱世接近尾声。虽然信长于1582年被害，但他的部下羽柴秀吉继续进行统一战争，于1590年消灭了北条氏，统一日本。123年的乱世宣告结束。此前，秀吉已被天皇赐姓丰臣，但他的志向决不仅是一个日本的主政大臣而已。因为战国期间日本船只的四出探险，日本人对海外知识的了解有了很大提高。丰臣秀吉进一步派出朱印船到东南亚进行外交联系，就像明初有短暂的郑和下西洋一样，安土桃山时代也有短暂的积极航海。
然而，成功冲昏人的头脑，巨大的成功加上年老带来的顽固，更会令人丧失理智。秀吉的雄心渐渐成为妄想。他让儿子秀次做关白，自封太阁，一心想着如何扩张，建立秦皇汉武那样的伟业。他发信恐吓吕宋的西班牙人，要求他们纳贡。但主要的精力，却放在征服中国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移民起了很坏的影响。到1592年，日本已经有45年不派遣明使了。加上明朝水师的巡逻，中国的情形很难知道，只能向迁居日本的倭寇余党打听，这些人满怀对明朝的仇恨，希望回到家乡，便在他了解中国情形的时候，极力夸张官军的无能，夸大倭寇的成功。同时，一个隐约的希望出现在秀吉面前。在日本无论多么大的官，最后还是不能取代天皇。而如果能入侵中国，灭掉明朝，就可以按照中国的惯例改朝换代，自己成为皇帝。他迫不及待的要实现梦日入怀的幻想了。
1592年，壬辰战争（文禄之役）终于爆发。按照丰臣秀吉的想法，既然从前倭寇可以数十人杀伤数千明军，那么拥有良好武器和严格组织，经验丰富的14万日本军，花一两年时间总可以攻占北京了吧？况且战争初期，朝鲜军确实是一触即溃。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大出他意料之外了。入朝明军的战术素养确实不如日本军，但他们的火器很多，尤其大炮的数量大大超过日本。而且训练和勇气，也都不像倭寇余党所说的那么差。更可怕的是东方海军史上的一个怪物李舜臣出现在日本水师面前，龟船使缺乏大炮的日本军舰难以应付，日本在水战中几乎每战必北，加上朝鲜游击队的骚扰，只能退到朝鲜南部沿海一带驻守。
丰臣秀吉的野望建立在轻易得胜的基础上，一旦战争持久，他的决心就像肥皂泡一般粉碎了，但又不甘心这样停战，于是停战谈判进行了4年，1597年-1598年，战端再开（庆长之役），结果又是老一套：明军从正面顶住日军、朝鲜游击队骚扰粮道、李舜臣切断海运。可以说到此时战争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但秀吉就像溺水的人抓住稻草那样紧紧地抓住战争，决不允许自己的声望败坏在朝鲜。直到他死去，日本才得以从朝鲜撤军，此时中国的大水师已经训练好了，就在露梁发生大海战，日军大败。他们所能做到的是也重创中朝水师，使日本的陆军得以安全撤回国内。就这样，因为秀吉的虚荣心和听信了倭寇余党的教唆，日本遭到了很大的不幸。
丰臣秀吉发动战争的目的之一是装移诸大名的注意力，好使他们并力向外。但战争的结果却是忠于他的人遭到了损失，深藏不露的德川家康的实力相对就提高了。他于1603年在江户开幕，又于1615年5月的大坂夏之阵中彻底消灭了丰臣家的势力，统一日本。既然他是以忍耐得国，自然把这种内敛的乌龟作风当成治国的不二法门传给子孙。面对传来的欧洲文化，正在积极建设统一和平国家的德川幕府不能容忍。于是他们想到了明朝的故事，从1630年到1641年，紧锣密鼓的连续颁布了一件比一件苛刻的锁国法令。最终完成了日本的锁国。从法令内容上看，禁止日本人驶往外国，严格限制外国人在日本的活动，是模仿了明朝的法律，而命令国外日侨限期回国，又开辟了清朝限制人民外流的先河。因此可以不无理由的猜测：中日的海禁和锁国，存在一定程度的彼此“借鉴”。
总之，日本的锁国，比中国可以说是有所过而无不及。这也就雄辩地证明了限制和断绝人民与外国的交流，并不是某一朝或某一族愚蠢或邪恶用心的产物，而是封建社会后期维护专制统一所必需的手段。在欧洲，因为没有出现统一的帝国，而各国之间又彼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很幸运的没有出现这种寻求绝对安全的政策。也许中日的锁国和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农轻商的传统和儒家不思进取的道德取向有关。无论如何，日本锁国的结果跟明朝海禁是一样的，远洋航行的成果很快丧失殆尽，日本再也得不到外国情形的准确消息。外贸利益几乎全都落入到外国商人，尤其是走私商的手里。唯一走运的是：德川幕府初期，军事还没有堕落，而且日本国土小，各大名各守其地，不容易出现空隙。因此没有遭到海盗的肆意劫掠。
就这样，中日两国都沉寂到各自的盛世中去了。清朝正在越来越艰难的维持着无数人口的生活，日本正在提高自己的人均寿命和教育水平。但它们都没有能够从内部打破自己的传统发展模式。也许倭寇战争的失败已经证明了：能够提出独立经济和政治要求，不满现状的商人，是无法与汪洋大海一样的地主/佃农封建农业相抗衡的。数量巨大的地主阶级是封建社会的有效稳定器，他们只需要有限商业作为补充，商业的大发展必然干扰他们平稳的农业收入，使安宁的生活陷入动荡，这是地主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而在中国，城市是地主阶级的集中居住所和政权的中心，它无论多大，多繁荣，都不可能形成对抗封建经济的堡垒。甚至商人内部，大部分也要走“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老路，这种经济模式是不会进化出什么资本主义来的。最后，明清时期的人口压力及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也使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切技术改进成为没有必要和没有可能。因此，像走私海商这样积极进取的商人，注定只能成为另类，成为极少数，为大多数人所憎恶。只能和跟他们走的沿海贫民，乃至各种犯罪分子联合在一起，他们不可能取得胜利。
一种结构如果不能从内部打破，就只能指望外部的力量。结果是我们都看到的了。从1840年开始，中国不断地被打败，不断的蒙受耻辱，一天天的削弱下去。然而，历史真的只能这样发展吗？
倭寇战争的全过程中，一些人一直在静静地观察着。最后，他们得出结论：中国是容易征服的。这些人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航海勇士；是不畏艰险的探险家；是见利忘义的商人；是英勇强悍的战士；是老谋深算的阴谋家；也是为理想可以牺牲一切的宗教狂。他们在几乎行遍全地球的航海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当时的中国人想都想不到的，与大自然搏斗和与人类搏斗的丰富经验。这些人就是西班牙殖民者。早在1569年7月8日，马丁·德拉达写给法尔塞斯侯爵的信中就提出征服中国很容易。但策划具体方案，则是在1576年，菲律宾总督佛朗西斯科·桑德收集了中国的各种情报——当然也包括倭寇战争的战况——之后，把自己的构想以信件方式呈给了菲利浦二世。他指出：“中国人不好战，不善使武器。只要有200人一伙的海盗就能洗劫一座3万人的大城。”如果能集合4000-6000军队，配备正规的武器，就可以战胜明军。他提出可以先派2000-3000人占领一省，取得制海权，然后就可以深入内地。最后，桑德指出征服中国将获得巨大的收益。并愿意捐献自己的财产来资助战费。
应该说，桑德的计划虽然建立在大量情报基础上，但仍有理想化的成分。比如他认为武器的补充，可以通过削竹子然后配备中国的钢铁矛头来解决。这就迹近笑料了。因此1577年4月29日，菲利浦二世回信说：征服中国应慢慢考虑。目前应保持与中国的良好关系，尤其不要与海盗交往，以免给中国以口实。
这之后，在菲律宾传教的耶稣会士桑切斯，进一步的收集情报，并作了更严格的论证之后，撰写了更详细的作战计划，经菲律宾地方政府审核同意，再次呈交国王。与桑德的方案相比，做了几个改进：一、军队规模更大，准备更充分。需征集1-1.2万欧洲士兵，配置西班牙正规军的各种武器，包括大型火绳枪和铠甲。还要在亚洲再募集5-6千日本人和同样数量的菲律宾维萨亚人；二、强调了突然袭击的重要性，要在中国还没有戒备的情况下取得胜利；三、充分利用当时已进入中国的利玛窦和罗明坚等传教士作为翻译和向导。[122]
应该说，这个计划单就作战而论，可行性已相当高。它建立在传教士们亲身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在当时仍是一个巨大而收入可观的农业国家，经济上充满诱惑。但中国人非常怯懦，士兵既无训练也无勇气，武器简陋，以至于被称为“没有大炮”的国家；中国军官严重缺乏军事素质；官员只讲究繁文缛节，效率低下；司法极其黑暗，犯人既得不到公正审判，也不能得到人道的待遇，以至于自杀成了一种解脱；中国人并且极度无知。对科学和技术几乎毫无了解。[123]这些缺陷在正规战争中都是足以致命的。1万士兵搭乘的帆船，如果按战船配备，至少会有数百门大炮。这么多炮卸下以后可以作为野战炮使用，发挥巨大威力。16世纪末期的明军，既没有能穿透板甲的兵器，也没有能抵御火绳枪的盔甲；既没有能攻破坚城的大炮，也没有能够抵御炮火的防炮要塞。比武器的差距更可怕的是士气和训练的差距。笨重的西班牙方阵其实是不适用于南方的，而且也无法迅速追击和歼灭敌军。但明军的素质却能使他们的威力充分发挥。如果说戚继光在回到广东以后惊呼军队的情景惨不忍言的话，西班牙军队见到同样的场景，是会很高兴的。最后，西班牙的专业将领，指挥能力也远在明朝的督抚之上。
然而，如果仔细研究这个方案，我们就会发现它仍是一个妄想的产物。1万余人穿越万里，途中如何得到给养？当时没有苏伊士运河，从伊比利亚半岛乘船沿西北风南下，到西南非只有津巴布韦算是大国，但它的农业也相当有限。绕过好望角以后，直到印度才是大农业区，但如何确保那里确实有粮？如果要武力劫夺，为什么不直接征服印度南部？从印度绕过马六甲，才能登陆中国。但船只的维修、疫病的防治，该如何做？战争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万一不利，以当时菲律宾连自给都做不到的可怜能力，如何补充军队？方案中说要招募5-6千日本人，这么多人如何招募？又如何训练，如何协同？即使顺利登上中国的土地，军队不可能只靠竹矛作战，当时中国的手工业能力比西班牙已有差距，弹药的补给，破损武器的维修，要到哪里去进行？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如果大军东征之后法国或英格兰有异动，怎么办？
正因为稍有头脑的人都会知道这个方案的不可行，因此它最后也就确实没有实行。但从现代人的眼光看，仍希望这场远征能成为事实。因为受限于后勤，中国是注定不会亡于西班牙的，即使亡了，因为双方民族差异太大，而且中国人口极多，也可以容易的复国。无论如何，都可以从战斗中获得大量有关欧洲先进技术的知识。失败永远比胜利刻骨铭心，洋务运动早三百年发生，结果将完全不同。对技术的积极学习一旦开始，各方面的学习也会顺理成章的发生。19世纪中叶，随着殖民地的发展和航海技术的进步，欧美列强能够对中国进行一连串的沉重打击，把中国越打越弱。但16-17世纪则完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换句话说，西班牙人仅仅能惊醒麻木的巨龙，一旦惊醒，再要击倒它就难了。
可惜，这种从外部击破封建社会的构想，只能存在于幻想之中。事实是一切都没有发生，西班牙一直都是中国忠实的朋友，尽管直到1797年，菲律宾总督阿吉拉尔仍提出征服中国的建议，但即使在19世纪后期，中国衰落到极点的时候，西班牙也没有趁机欺凌它。对这个嗜血的殖民国家来说，这种友谊算是十分难得。
总之，一切都结束了，但结束也是开始。1637年，四艘武装商船进入珠江口，炮击毁坏了虎门炮台，劫掠24包丝绸扬帆而去。他们不是倭寇，他们是由威德尔率领的不列颠王国的商船队。
而海外贸易还在继续着，经过长时间的休养生息，走私商渐渐恢复元气。17世纪初，崛起了一个新的巨商：郑芝龙。明朝对也是很警惕的，但幸运的是，这时明廷防范后金、镇压北方起义自顾不暇，再不能像80年前那样集中半个中国的兵力去进攻他了。他也就可以安稳的获得自己的走私暴利。以此为基础，他的儿子郑成功在1661年征服了福摩萨，这就是今天的中国领土台湾。也许，正是吸取了林凤进攻马尼拉失败的教训，郑成功谨慎的进行了他的战争，以十倍以上的数量优势去进行长期围困而不是贸然猛攻。这次胜利鼓舞了他，作为盗商的儿子，他对外国情势的了解比明朝的那些儒生官僚多得多。既然整个菲律宾的西班牙军人还不满三千人，为什么不去尝试呢？但攻福摩萨的惨重伤亡大大震惊了他的部下，他们是有经验的海盗和商人，不想跟着郑成功无谓的冒险。不久，成功英年早逝，郑经年少国疑，治国以保守为上，专心经营台湾，不再考虑入侵菲律宾。中国少了获得一块“不可分割的固有领土”的机会。盗商的创业史，至此也划上句号。
中国人的运气在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好得异乎寻常。取代明朝的清朝是一个伟大光辉的朝代。160年的时间里，从努尔哈赤到弘历的六代皇帝，全都英明。于是一扫明朝的颓势，积极开疆扩土。整个征服了中国的顽敌蒙古；在安史之乱一千年后再一次控制了，并且是切实的统治了新疆；又夺取了青海、西藏作为国土；在北方的黑龙江（阿穆尔河）上击败了东进的俄罗斯，就这样拥有了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的巨大国土。这个面积甚至超过了古代国家历来的极限。人民不再受外敌入侵的骚扰，也不再受昏君的虐待。
然而，这不过是中国的落日余晖。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清朝的统治民族满族，本身文化落后，除了完全吸收汉文化，别无他法。介于元朝的教训，满族也不敢与汉族的儒家文化发生冲突。因此在武力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文化方面，清朝却完全跟着明朝亦步亦趋，不敢有任何超脱和创新。而随着人口的增加逐渐达到土地供养能力的极限，中国的经济活力越来越低，封建社会后期固步自封、死气沉沉的文化，也不可能再提供任何创新的活力。
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当清朝征服台湾以后，虽然立即解除海禁，但却没有进行任何海外探索活动了。封建社会已经虚弱到不能接触一点新气象的地步。面对南洋频繁出现的欧洲商船，清朝统治者本能的感到害怕，他们除了下令南洋汉人限期回国，拿不出任何积极的应对办法。稳定，在这个黄昏时代确实是压倒了一切。
可悲的是，正因为清朝的伟大，形成了对臣民的严密控制，直到乾隆中期，清朝的吏治一直都是比较清明的，这就使走私潜规则无用武之地。清军的强大也使盗商不敢轻举妄动。再者，清朝积极推进田地的开垦，加上大量获得了新领土，无地人民可以到内地去开垦土地，而不再是只能下海。于是100多年的励精图治，却使中国的海洋越来越死气沉沉。再没有倭寇了，当然，也再没有海外扩展的希望了。
中国在它最后一个盛世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在海的另一边，日本即将崛起，但它走了很大的一段弯路。16世纪初，在战国乱世中，银矿开始被开采。这是日本起飞的决定性动力之一，在短短数十年内，全日本的金银产量急剧飙升。石见的白银、黑川的黄金，享有很高声誉。极其丰富的产出，使日本在很短时间内从连铜币都不能充分铸造的可怜国家，变成了传说中遍地黄金的富饶之国。这时候，日本终于不再需要中国的铜钱了，铜钱算得了什么！现在中国反而要仰仗日本的白银生存。因此，从前可耻的朝贡贸易，现在不必再进行了。中国人想来做生意，听之，不想做，也随便。从前为了钱财，向外国屈膝称臣，乃至各大名之间为了争贡撕破脸皮的事情，永远成了历史。
另一方面，1568年，织田信长入京，战国乱世接近尾声。虽然信长于1582年被害，但他的部下羽柴秀吉继续进行统一战争，于1590年消灭了北条氏，统一日本。123年的乱世宣告结束。此前，秀吉已被天皇赐姓丰臣，但他的志向决不仅是一个日本的主政大臣而已。因为战国期间日本船只的四出探险，日本人对海外知识的了解有了很大提高。丰臣秀吉进一步派出朱印船到东南亚进行外交联系，就像明初有短暂的郑和下西洋一样，安土桃山时代也有短暂的积极航海。
然而，成功冲昏人的头脑，巨大的成功加上年老带来的顽固，更会令人丧失理智。秀吉的雄心渐渐成为妄想。他让儿子秀次做关白，自封太阁，一心想着如何扩张，建立秦皇汉武那样的伟业。他发信恐吓吕宋的西班牙人，要求他们纳贡。但主要的精力，却放在征服中国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移民起了很坏的影响。到1592年，日本已经有45年不派遣明使了。加上明朝水师的巡逻，中国的情形很难知道，只能向迁居日本的倭寇余党打听，这些人满怀对明朝的仇恨，希望回到家乡，便在他了解中国情形的时候，极力夸张官军的无能，夸大倭寇的成功。同时，一个隐约的希望出现在秀吉面前。在日本无论多么大的官，最后还是不能取代天皇。而如果能入侵中国，灭掉明朝，就可以按照中国的惯例改朝换代，自己成为皇帝。他迫不及待的要实现梦日入怀的幻想了。
1592年，壬辰战争（文禄之役）终于爆发。按照丰臣秀吉的想法，既然从前倭寇可以数十人杀伤数千明军，那么拥有良好武器和严格组织，经验丰富的14万日本军，花一两年时间总可以攻占北京了吧？况且战争初期，朝鲜军确实是一触即溃。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大出他意料之外了。入朝明军的战术素养确实不如日本军，但他们的火器很多，尤其大炮的数量大大超过日本。而且训练和勇气，也都不像倭寇余党所说的那么差。更可怕的是东方海军史上的一个怪物李舜臣出现在日本水师面前，龟船使缺乏大炮的日本军舰难以应付，日本在水战中几乎每战必北，加上朝鲜游击队的骚扰，只能退到朝鲜南部沿海一带驻守。
丰臣秀吉的野望建立在轻易得胜的基础上，一旦战争持久，他的决心就像肥皂泡一般粉碎了，但又不甘心这样停战，于是停战谈判进行了4年，1597年-1598年，战端再开（庆长之役），结果又是老一套：明军从正面顶住日军、朝鲜游击队骚扰粮道、李舜臣切断海运。可以说到此时战争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但秀吉就像溺水的人抓住稻草那样紧紧地抓住战争，决不允许自己的声望败坏在朝鲜。直到他死去，日本才得以从朝鲜撤军，此时中国的大水师已经训练好了，就在露梁发生大海战，日军大败。他们所能做到的是也重创中朝水师，使日本的陆军得以安全撤回国内。就这样，因为秀吉的虚荣心和听信了倭寇余党的教唆，日本遭到了很大的不幸。
丰臣秀吉发动战争的目的之一是装移诸大名的注意力，好使他们并力向外。但战争的结果却是忠于他的人遭到了损失，深藏不露的德川家康的实力相对就提高了。他于1603年在江户开幕，又于1615年5月的大坂夏之阵中彻底消灭了丰臣家的势力，统一日本。既然他是以忍耐得国，自然把这种内敛的乌龟作风当成治国的不二法门传给子孙。面对传来的欧洲文化，正在积极建设统一和平国家的德川幕府不能容忍。于是他们想到了明朝的故事，从1630年到1641年，紧锣密鼓的连续颁布了一件比一件苛刻的锁国法令。最终完成了日本的锁国。从法令内容上看，禁止日本人驶往外国，严格限制外国人在日本的活动，是模仿了明朝的法律，而命令国外日侨限期回国，又开辟了清朝限制人民外流的先河。因此可以不无理由的猜测：中日的海禁和锁国，存在一定程度的彼此“借鉴”。
总之，日本的锁国，比中国可以说是有所过而无不及。这也就雄辩地证明了限制和断绝人民与外国的交流，并不是某一朝或某一族愚蠢或邪恶用心的产物，而是封建社会后期维护专制统一所必需的手段。在欧洲，因为没有出现统一的帝国，而各国之间又彼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很幸运的没有出现这种寻求绝对安全的政策。也许中日的锁国和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农轻商的传统和儒家不思进取的道德取向有关。无论如何，日本锁国的结果跟明朝海禁是一样的，远洋航行的成果很快丧失殆尽，日本再也得不到外国情形的准确消息。外贸利益几乎全都落入到外国商人，尤其是走私商的手里。唯一走运的是：德川幕府初期，军事还没有堕落，而且日本国土小，各大名各守其地，不容易出现空隙。因此没有遭到海盗的肆意劫掠。
就这样，中日两国都沉寂到各自的盛世中去了。清朝正在越来越艰难的维持着无数人口的生活，日本正在提高自己的人均寿命和教育水平。但它们都没有能够从内部打破自己的传统发展模式。也许倭寇战争的失败已经证明了：能够提出独立经济和政治要求，不满现状的商人，是无法与汪洋大海一样的地主/佃农封建农业相抗衡的。数量巨大的地主阶级是封建社会的有效稳定器，他们只需要有限商业作为补充，商业的大发展必然干扰他们平稳的农业收入，使安宁的生活陷入动荡，这是地主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而在中国，城市是地主阶级的集中居住所和政权的中心，它无论多大，多繁荣，都不可能形成对抗封建经济的堡垒。甚至商人内部，大部分也要走“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老路，这种经济模式是不会进化出什么资本主义来的。最后，明清时期的人口压力及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也使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切技术改进成为没有必要和没有可能。因此，像走私海商这样积极进取的商人，注定只能成为另类，成为极少数，为大多数人所憎恶。只能和跟他们走的沿海贫民，乃至各种犯罪分子联合在一起，他们不可能取得胜利。
一种结构如果不能从内部打破，就只能指望外部的力量。结果是我们都看到的了。从1840年开始，中国不断地被打败，不断的蒙受耻辱，一天天的削弱下去。然而，历史真的只能这样发展吗？
倭寇战争的全过程中，一些人一直在静静地观察着。最后，他们得出结论：中国是容易征服的。这些人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航海勇士；是不畏艰险的探险家；是见利忘义的商人；是英勇强悍的战士；是老谋深算的阴谋家；也是为理想可以牺牲一切的宗教狂。他们在几乎行遍全地球的航海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当时的中国人想都想不到的，与大自然搏斗和与人类搏斗的丰富经验。这些人就是西班牙殖民者。早在1569年7月8日，马丁·德拉达写给法尔塞斯侯爵的信中就提出征服中国很容易。但策划具体方案，则是在1576年，菲律宾总督佛朗西斯科·桑德收集了中国的各种情报——当然也包括倭寇战争的战况——之后，把自己的构想以信件方式呈给了菲利浦二世。他指出：“中国人不好战，不善使武器。只要有200人一伙的海盗就能洗劫一座3万人的大城。”如果能集合4000-6000军队，配备正规的武器，就可以战胜明军。他提出可以先派2000-3000人占领一省，取得制海权，然后就可以深入内地。最后，桑德指出征服中国将获得巨大的收益。并愿意捐献自己的财产来资助战费。
应该说，桑德的计划虽然建立在大量情报基础上，但仍有理想化的成分。比如他认为武器的补充，可以通过削竹子然后配备中国的钢铁矛头来解决。这就迹近笑料了。因此1577年4月29日，菲利浦二世回信说：征服中国应慢慢考虑。目前应保持与中国的良好关系，尤其不要与海盗交往，以免给中国以口实。
这之后，在菲律宾传教的耶稣会士桑切斯，进一步的收集情报，并作了更严格的论证之后，撰写了更详细的作战计划，经菲律宾地方政府审核同意，再次呈交国王。与桑德的方案相比，做了几个改进：一、军队规模更大，准备更充分。需征集1-1.2万欧洲士兵，配置西班牙正规军的各种武器，包括大型火绳枪和铠甲。还要在亚洲再募集5-6千日本人和同样数量的菲律宾维萨亚人；二、强调了突然袭击的重要性，要在中国还没有戒备的情况下取得胜利；三、充分利用当时已进入中国的利玛窦和罗明坚等传教士作为翻译和向导。[122]
应该说，这个计划单就作战而论，可行性已相当高。它建立在传教士们亲身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在当时仍是一个巨大而收入可观的农业国家，经济上充满诱惑。但中国人非常怯懦，士兵既无训练也无勇气，武器简陋，以至于被称为“没有大炮”的国家；中国军官严重缺乏军事素质；官员只讲究繁文缛节，效率低下；司法极其黑暗，犯人既得不到公正审判，也不能得到人道的待遇，以至于自杀成了一种解脱；中国人并且极度无知。对科学和技术几乎毫无了解。[123]这些缺陷在正规战争中都是足以致命的。1万士兵搭乘的帆船，如果按战船配备，至少会有数百门大炮。这么多炮卸下以后可以作为野战炮使用，发挥巨大威力。16世纪末期的明军，既没有能穿透板甲的兵器，也没有能抵御火绳枪的盔甲；既没有能攻破坚城的大炮，也没有能够抵御炮火的防炮要塞。比武器的差距更可怕的是士气和训练的差距。笨重的西班牙方阵其实是不适用于南方的，而且也无法迅速追击和歼灭敌军。但明军的素质却能使他们的威力充分发挥。如果说戚继光在回到广东以后惊呼军队的情景惨不忍言的话，西班牙军队见到同样的场景，是会很高兴的。最后，西班牙的专业将领，指挥能力也远在明朝的督抚之上。
然而，如果仔细研究这个方案，我们就会发现它仍是一个妄想的产物。1万余人穿越万里，途中如何得到给养？当时没有苏伊士运河，从伊比利亚半岛乘船沿西北风南下，到西南非只有津巴布韦算是大国，但它的农业也相当有限。绕过好望角以后，直到印度才是大农业区，但如何确保那里确实有粮？如果要武力劫夺，为什么不直接征服印度南部？从印度绕过马六甲，才能登陆中国。但船只的维修、疫病的防治，该如何做？战争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万一不利，以当时菲律宾连自给都做不到的可怜能力，如何补充军队？方案中说要招募5-6千日本人，这么多人如何招募？又如何训练，如何协同？即使顺利登上中国的土地，军队不可能只靠竹矛作战，当时中国的手工业能力比西班牙已有差距，弹药的补给，破损武器的维修，要到哪里去进行？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如果大军东征之后法国或英格兰有异动，怎么办？
正因为稍有头脑的人都会知道这个方案的不可行，因此它最后也就确实没有实行。但从现代人的眼光看，仍希望这场远征能成为事实。因为受限于后勤，中国是注定不会亡于西班牙的，即使亡了，因为双方民族差异太大，而且中国人口极多，也可以容易的复国。无论如何，都可以从战斗中获得大量有关欧洲先进技术的知识。失败永远比胜利刻骨铭心，洋务运动早三百年发生，结果将完全不同。对技术的积极学习一旦开始，各方面的学习也会顺理成章的发生。19世纪中叶，随着殖民地的发展和航海技术的进步，欧美列强能够对中国进行一连串的沉重打击，把中国越打越弱。但16-17世纪则完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换句话说，西班牙人仅仅能惊醒麻木的巨龙，一旦惊醒，再要击倒它就难了。
可惜，这种从外部击破封建社会的构想，只能存在于幻想之中。事实是一切都没有发生，西班牙一直都是中国忠实的朋友，尽管直到1797年，菲律宾总督阿吉拉尔仍提出征服中国的建议，但即使在19世纪后期，中国衰落到极点的时候，西班牙也没有趁机欺凌它。对这个嗜血的殖民国家来说，这种友谊算是十分难得。
总之，一切都结束了，但结束也是开始。1637年，四艘武装商船进入珠江口，炮击毁坏了虎门炮台，劫掠24包丝绸扬帆而去。他们不是倭寇，他们是由威德尔率领的不列颠王国的商船队。
国史部分不错，世界史部分……
好贴，顶
自由如风君,你关于火箭的说法偶不赞成滴说.建议你去看看戚继光《练兵实记》.那上面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哟.
戚军进占横屿，就在这里屠杀了2600多人.
屠杀2600多人,杀滴都是平民嘛?
我去查查 辞海 看看屠杀这个词滴意思,虽说我有点吹毛求疵:)
屠杀2600多人,杀滴都是平民嘛?
我去查查 辞海 看看屠杀这个词滴意思,虽说我有点吹毛求疵:)
好长
只看了其中的一些
不完全赞同，但有些东西还是很真实的
只看了其中的一些
不完全赞同，但有些东西还是很真实的
倭寇走了，来了荷兰，荷兰走了，来了葡萄牙，葡萄牙还没走，英国来了，英国不肯走，八国一起来了……
现在不同了,朋友来了有好酒.
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滴,有猎枪~:victory:
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滴,有猎枪~:victory:
我来顶下先,有同好发帖子没?
大家也来讨论下咯~:victory:
大家也来讨论下咯~:victory:
楼主这个帖子叫挂羊头卖狗肉
部分历史资料,关键评论用的全是战后日本史学界搞出来的观点
核心就是想说倭寇不是海盗,而是反海禁的英雄.
咱们国内真正搞倭寇研究的都反对日本观点,也就是上海的葛剑雄这种学术败类,拿了日本的钱,回来传播倭寇英雄论.
部分历史资料,关键评论用的全是战后日本史学界搞出来的观点
核心就是想说倭寇不是海盗,而是反海禁的英雄.
咱们国内真正搞倭寇研究的都反对日本观点,也就是上海的葛剑雄这种学术败类,拿了日本的钱,回来传播倭寇英雄论.
倭寇翻案,可以说是改革以来整个历史翻案的一个部分,动力全部来自海外,基本模式是外国某基金会或学术机构拿一点科研费,给中国某留学或访问学者,等这个猪头回国,就开始改写历史了.
相关的还有:
鸦片战争开窍论,三百年殖民地论,
义和团暴民论,八国联军英雄论,
岳飞反民族融合论,秦侩和平发展论，赵构发展经济论,
抗美援朝多余论,
李鸿章争取和平论,
等等
相关的还有:
鸦片战争开窍论,三百年殖民地论,
义和团暴民论,八国联军英雄论,
岳飞反民族融合论,秦侩和平发展论，赵构发展经济论,
抗美援朝多余论,
李鸿章争取和平论,
等等
哦,是着样滴吗?我不知道滴说.
月亮之上君,你知道原文出自哪里吗?:hug:
月亮之上君,你知道原文出自哪里吗?:hug:
这种垃圾不值一看,国内出的戚继光和抗倭战争的资料多了,我就看过5本有关的书.
在网上挂羊头买狗肉都是这样,那一点点史料,掺好多胡乱解释.
在网上挂羊头买狗肉都是这样,那一点点史料,掺好多胡乱解释.
关于倭寇的真实身份 最进几十年国内逐渐认为是国内的走私商人《明史·日本志》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 实际上在明朝时期的倭寇的大头目 大部分是中国人
原帖由 月亮之上 于 2006-12-19 22:01 发表
这种垃圾不值一看,国内出的戚继光和抗倭战争的资料多了,我就看过5本有关的书.
在网上挂羊头买狗肉都是这样,那一点点史料,掺好多胡乱解释.
关于倭寇的真实国籍 比如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一书中就认为主要是中国人构成的 (当然 也有一些在沿海烧杀的日本人) 而这样的论点在国内目前已经得到了认可
根据抗日战争的史料,你们同样可以说,在抗战后期,华北地区伪军数量多于日军,请问是不是也可以说抗日战争是中国人的内战呢?
如果不考虑指挥和隶属关系,就按人数比例推断倭寇的性质,这是非常可笑的。
再说,倭寇控制的地区,一般都会用武力胁迫当地人民给他们运粮\干活\有的还抓家属做人质,派到明军这边当探子,你们说的从倭就是这样.
国内学术界从来没有认可什么倭寇中国人论,只不过是上海一些小丑在哪里跳梁罢了.
如果不考虑指挥和隶属关系,就按人数比例推断倭寇的性质,这是非常可笑的。
再说,倭寇控制的地区,一般都会用武力胁迫当地人民给他们运粮\干活\有的还抓家属做人质,派到明军这边当探子,你们说的从倭就是这样.
国内学术界从来没有认可什么倭寇中国人论,只不过是上海一些小丑在哪里跳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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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为倭寇翻案，批驳明朝倭寇是中国人的观点
嘉靖年间横行于东南沿海十余年的倭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早的一次严重外患。然而这场御倭战争的性质如何?近年来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种认为“嘉靖年间的倭寇运动，实质上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东南沿海地区以农民为主力，包括手工 业者、市民和商人在内的被剥削压迫的各阶层人民，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海禁政策的斗争，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标志之一。这场斗争主要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不是外族人寇”。
另外一种观点与此相反，认为“从倭寇的发生，以及掠夺的行为来看，它无疑地是掠夺性的战争。他们还勾结一部分中国的奸商、豪奸、海盗，蒙蔽一些失业的劳动人民，结成倭寇队伍，骚扰我国，破坏了我国经济。与扰乱了人民生活的安宁，是明代一个祸患。因此，御倭战争是完全正义的爱国自卫行动，并不是国内战争”。因此我们对嘉靖年间那场战争的性质不得不作分析。
认定嘉靖年间御倭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的根据主要是两条：其一是倭寇中“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因此他们或者说“倭寇的主体归根到底是中国人”，或者说“构成倭寇的主体，体现倭寇运动本质的，是占倭寇总数十分之八、九的假倭，即伪装成真倭的中国东南沿海特别是浙闽漳潮等地区违禁出海从事贸易的人民”，有的甚至说就是“只占十分之三的真倭，实际上也是由中国人雇募而来的”。其二是倭寇的头子是中国人。他们说“倭寇的头子王直、徐海、陈东、叶麻等都是中国人，倭寇由他们直接指挥、调遣”。倭寇的主体是中国人，倭寇的头于也是中国人，这样御倭战争当然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了。
我们认为，判断事物的性质不能仅看其表面现象而要看其实质。判断一支队伍不能仅看其构成成份的多数而主要看在这支队伍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些什么人，执行的是什么路线，所做所为体现的是那个阶级或集团的意志。如果仅仅以构成这支队伍中人的多数来认定这支队伍性质的话，那就要掩盖事物的本质。因为如果按构成成份的多数来决定事物性质，那么封建社会的国家军队就不是地主阶级的军队而是农民武装，因为其构成成份主要是农民；20世纪日本侵略中国在东北和华北成立的伪军也是农民武装，因为它的构成成份主要是穷苦的农民。这不是颠倒黑白吗?还有一点是不能因为真倭只占倭寇总数的十分之二三，就可以省略不计。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奴隶主、封建主和资本家在整个社会人口中部是少数，甚至不到十分之二三，难道我们在研究这些社会时这些人可省略不计吗?殖民主义者在殖民地国家中电是少数，难道电可以不计吗?我们认为，对一个事物只有把构成它的成份，逐一加以研究，才能对它有—个全面的认识。不应该对占倭寇总数十分之二三的真倭略而不计，而应该对他们也进行一番认真研究。
一般的学者都认为，嘉靖年间的倭寇包括日本海盗、葡萄牙海盗商人和中国的海盗集团。笔者同意这种观点-嘉靖年间矮寇猖獗之时(嘉靖三十—年后)其主要成份有三：真倭、与 倭寇合流的海盗和依附的“小民”。葡萄牙人在嘉靖二十七年双屿之捷和嘉靖二十八年诏安之 捷后受到很大打击，到嘉靖三十—年(1552年)倭寇猖獗时，就见不到他们了。故这里对他们不作分析。
一、真 倭
倭寇(真倭)劫掠中国和朝鲜沿海，从13世纪就已经开始。当时的倭寇正如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说，是日本九州和濑户内海沿岸富于冒险的武士和名主以及他们所携带同伙。明初也是如此、那么嘉靖年间，侵略明朝沿海的真倭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侵略?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光具体看一些材料：
1、日本商人转化为海盗。郑晓说：“番货至辄赊奸商，久之，奸商欺负，多者万金，少不下千金，转展不肯偿。乃投贵官家，久之，贵官家欺负不肯偿，贪戾甚于奸商。番人泊近岛，遣人坐索，久之，竟不肯偿。番人乏食，出没海上为盗。贵官家欲其亟去，辄以危言憾官府云：‘番人据近岛，杀掠人，奈何不出—兵，备倭当如是?’及官府出兵，辄赍粮漏师，好语*番人，利他日货至，且复赊我。如是者久之，番人大恨诸贵官家，言：‘我货本倭王物，尔价不我偿，我何以复倭王，不掠尔金宝，杀尔，倭王必杀我。’盘据海洋不肯去。”这是混讨债不成的日本商人转而成为海盗。但同时电指出，这些劫掠的倭人和日本当权者的关 系。他不讨还这些债务，国王(包括诸侯国的国工，即有势力的大名)就要杀他。他们是国王派来通商的。讨债还有一种情况，《天下郡国利病书》载：“徐惟学以其侄海即明山和尚，质于大隅州夷，贷银使用。惟学至广东屿(南澳)，为守备指挥墨孟阳所杀。后，夷之索故所贷至，海令取偿于寇掠。”即徐惟学欠日本人的钱，徐海要倭寇劫掠沿海来偿还。于是徐海和倭寇的头目辛五郎勾结在一起掠夺中国沿海。
2．纯系劫掠的海盗。严中指出：“许二(栋)、王直辈通番渡海，常防劫夺，募岛夷之骁悍而善战者，蓄于舟中，泊于双屿、列表。滨海之民以小舟装载货物，接济交易。夷人欺其单弱，杀而夺之。接济者不敢自往，聚数舟以为卫。其归电，许二辈遣倭一二十人持刃送之。倭人还舟，遇船即劫，遇人即杀，至其本国，道中国劫夺之易，遂起各岛歆慕之心，而入寇之祸不可遏矣。”有的还说：“许栋败没，直始用倭人为羽翼，破昌国而倭之贪心大炽，入寇者遂络绎矣。”劫掠中国沿海以满足他们的贪欲，这是倭寇侵扰中国沿海的根本原因。
3．进贡之人伺机劫掠。进行“勘合”贸易的日本人同时是海盗，能通贡就通贡，能通商就通商，能劫掠就劫掠。明人杨守陈指出：“倭奴僻在海岛，其俗狙诈而狼贪……至永乐初，始复来贡，而后许之，于是往来数数，知我中国之虚实，山川之险易，因肆奸满，时舟载其方物、戌器，出没海道而窥伺我。得间，则张其戌器而肆侵夷；不得间，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侵夷则卷民财，朝贡则沾国赐，间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得。其计之狡如是。”郑晓说：“倭自得我勘合，方物、戌器满载而来，遇官兵矫云入贡……即复许贡，云不为例，嗣后再至亦复如之。我无备即肆出杀掠，满载而归。”张*电说：倭奴“往往出没海洋，窥伺中土，得间则张其戌器，以劫杀为事；不得间则陈其方物，以朝贡为辞。劫杀则利民财，朝贡则利国赐，间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进行“勘合”贸易的日本人尚且如此，民间的贸易自然更不用说了。
以上材料说明：(一)，嘉靖年间劫掠沿海的真倭是由与国王、名主有密切联系的商人、浪人、武上等构成。这些商人并不是纯粹的商人，而是海盗兼商人。他们能通商就通商，能通贡就通贡，能掠夺就掠夺，总之是要从中国获得最大的利益。中国—些贵官家欠他们的钱，只是给他们以掠夺的借口，而不是把本分的商人逼成了强盗。徐海给他们出主意，要他们掠夺，充分显示了徐海充当日本人帮凶的嘴脸。他们如果是正直的商人是不会掠夺的。他们以掠夺的办法来讨债是由于他们本身是海盗所决定的，并不是徐海让他们掠夺，他们就掠夺。冤有头，债有主，讨债应找债主去讨。他们乱杀无辜，抢夺百姓，不是讨债，而是掠夺、侵 略；即使真的是由讨债引起的，但当他们把矛头指向百姓的时候，这种性质就有了根本的转变，由讨债变成了侵掠。为商的日本人，一旦掠夺中国沿海，他们就不是商人而是强盗。他们所干的勾当就是赤裸裸的侵掠，就是外族对中华民族的侵略。这种性质是不容否定的。而且这种行径不是某些商人的个别行径，他们是和日本国王、名主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受到国王和名主们的支持和怂恿的。只是因为当时日本尚处于纷争的战国时代，还没有形成有组织 的统一行动罢了。王直雇用的打手、保镖，主要是日本的武士和浪人。他们先在海上杀人、越货，大获其利，从而招引更多的武士、浪人加入到这个行列，从海上掠夺延伸到掠夺内陆，从规模较小到大规模进行，并与海盗商人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海盗商人、武士、浪人组成的武装侵略集团。这就是倭寇。
由此可见，武士和名主可以说是倭寇的阶级基础。日本的武士产生在八九世纪，到嘉靖年间有了较大的发展，成为社会上的一个重要阶层。“杀人、劫财、强盗为武士的习性。”日本武士的这种“习性”，明人管它叫“天性”。郑晓说：“其喜盗、轻生、好杀，天性然也。”抗倭名将俞大猷则说：“倭人之桀骜、剽悍、嗜货、轻生，非西南诸番之比。”认识武士的“习性”很重要，他们在中国沿海杀人、劫财、干强盗勾当，只不过是其“习性”或“天性”的一种表现罢了。但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掠有时严重，有时有所收敛，原因之一在其国内。当其国内战乱不已，出现了大量残兵败将、浪人、武士者群而其统治者不加以约束时，对中国和朝鲜沿海的劫掠就严重。明初就是这样。当其国内比较统一，其统治者加以约束时，对中国和朝鲜沿海的劫掠就相对少一些。嘉靖年间正值日本的战国时期，诸大名的你争我夺，战乱不已，武士阶层或阶级得到很大发展，也产生了大批的浪人，国王的威信荡然，武士的杀人、劫财、强盗习性不是受约束，而是受到一些大名支持和怂恿。这就是当时倭寇侵略中国的社会基础。但战国时期的分裂局面，也限制了这种入侵的规模，使要想入侵中国的这伙人，不可能组织全国的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入侵。从这时，以至上推到元或明初，日本就有那么一部分人主要是大名和武士集团始终要侵犯中国。这些人在日本动乱时期就分散到中国掠夺；在统一时期，他们不当政就有所收敛，如果这些人当政，就实行大规模的有组织的侵略。万历时的丰臣秀吉就继承了这些人的衣钵。后来的伊藤博文、东条英机又继承了丰臣秀吉的衣钵。他们是一脉相承的。现在日本的右翼势力，仍然捧着这个衣钵不放。他们如果在日本政坛上占上风，对中国人民来说，将又是一场灾难。
(二)、倭寇的侵掠完全是主动和自主的。从明初到嘉靖年间的倭寇都是如此，无一例外。嘉靖二年(1523年)的争贡之役，并没有汉奸头目的勾引，日本所谓贡使(实际是海盗商人) 还不是照样的烧杀劫掠。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他们的本性使然。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后，倭寇的入侵是有王直等人的勾引，即所谓“倾赀勾引倭奴门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但这只决定其入侵的规模大小，而不能决定其是不是入侵，没有王直等汉奸的勾引他们还是要入侵的。
倭寇入侵中国和汉奸头目王直、徐海等人的勾引有密切的关系，但他们和王直等的关系 并不是隶属关系，他们也并不完全受这些汉奸头目的指挥和调遣。当时的兵部尚书杨博说：“倭奴非内逆无以逞狼贪之志，内逆非倭奴无以遂鼠窃之谋。”当时总督漕运兵部侍郎亲身参加抗倭的郑晓说：“倭奴藉华人为耳目，华人藉倭奴为爪牙，彼此依附，出没海岛，倏忽千里，莫可踪迹。”可见他们是“彼此依附”，狼狈为奸的关系。《筹海图编》卷九《大捷考·擒 获王直》”中讲王直时说：日本“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时时遣夷汉兵十余道，流劫滨海”。《殊域周咨录》卷二《东夷·日本》也说：“三十六岛之夷，皆听其(王直)指使。”这实 在是夸大其词。别说是三十六岛之夷，就是称为其“部将”的徐海、麻叶、陈东也不是完全 听他的指挥，这从茅坤所撰的《纪剿徐海本末》中就看得很清楚。如果徐海真的是受他节制， 当他表示归附朝廷时，徐海攻打桐乡，他只要下一道命令就行了，何劳胡宗宪费那么大的气 力对徐海用间呢!门多郎、次郎、四助、四郎同他结合是他“倾赀勾引”的结果，也不过是他的一个部落，而不是他的部属。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杨博等所讲的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关 系，而不是隶属关系。请看他自己的一段叙述：
适督察军务侍郎赵、巡抚浙、福都御史胡，差官蒋洲前来，赉文日本各谕，偶遇臣松浦，备道天恩至意。臣不胜感缴(激)，愿得涓埃补报，即欲归国效劳，暴白心事。但日本虽统于一君，近来君弱臣强，不过徒存名号而已。其国尚有六十六国，互相雄长，往年山，主君强力霸服诸夷，凡事犹得专主。旧年四月内，与邻国争夺境界，堕计自刎。以沿海九州十有二岛，俱用遍历晓谕，方得杜绝诸夷。使臣到日至今，已行五岛、松浦、及(对)马、肥前岛、博多等处，十禁三四。今年夷船殆少至矣：仍恐菩蘑未散之贼，复返浙直，急令养子毛海峰船送副使陈可愿回国通报，使得预防。其马迹志山前港兵船，更番巡哨截来，今春不容省懈也。臣同正使蒋洲抚谕各国事毕方回。
这是王直表示接受招抚后给朝廷的奏疏。如果“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就勿需“遍历晓谕”和“抚谕各国”，下达一道命令足够了。如果像田中健夫所引徐阶所说的十分之三的真倭是雇募的，那就更不用“遍历晓谕”和“抚谕各国”了，遣散就行了。所谓的“遍历晓谕”和“抚谕各国”，当然不是“晓谕”、“抚谕”日本民众而是各国的当政者，即各大名。这又说明这些真倭和大名的关系。有的真倭确实在汉奸头目的指挥下，但他们真正的主子还是管辖他们的大名。率领这些真倭的汉奸头目不过是那些大名的代理人罢了。要想使这些真倭不入侵中国，王直还得“抚谕”这些大名才能办到，“三十六岛之夷”哪里皆是王直“指使”呢?
如果三十六岛之夷入侵中国都是王直指使的话，那么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一月，当王直被捕后，就不应再有倭寇的入侵，而事实并非如此。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正月，倭犯广东潮州之驼浦，攻蓬州千户所；四月，新倭大至，犯浙江台、温等府，乐清、临海、象山等县及福建福州、兴化、泉州、福清等沿海郡邑；同月，倭攻福建惠安；五月，倭人福建南安；六月，浙西倭寇分掠乐清、永嘉等县；同月，倭寇又分犯福建兴、漳、泉诸府……明史研究嘉靖三十八年二月，广东倭流突福建诏安；三月，倭犯浙东，又犯江南崇明；四月，倭船数百艘转掠江北扬州、海门等处；同月，福建新倭大至，攻福宁，破福安，长乐、福清等境均有倭舟，福、兴，漳、泉诸处，无地不倭。倭患之严重与王直、徐海等在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大规模侵犯台州，戚继光连续作战—个月，歼敌1000余人。嘉靖四—卜一年．戚继光援闽作战，先后获得了横屿、牛田、林墩大捷，歼敌五六千人。但十—月二十八日，倭寇占领了兴化府城。这是白有倭患以来，倭寇第一次占领府城：，嘉靖四十二年十—月，倭寇又以万人围攻仙游。嘉靖四十三年，二万多倭寇进犯潮州。这些足以证明，倭寇并不完全受王直、徐海等指挥和调遣。
就总的来讲倭寇并不受王直、徐海等指挥和调遣，但这不是说中国的海盗头目徐海、陈 东、麻叶、萧显等未曾率领真倭人寇。《筹海图编》明确记载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正月，“徐海率和泉、萨摩、肥前、肥后、津州、对马诸倭入寇”；“陈东率肥前、筑前、丰后、和泉、博多、纪伊诸倭入寇”；“叶明率筑前、和泉、肥前、萨摩、纪伊、博多、丰后渚倭人寇”；有的还记载，一船倭寇都是真倭，只有其头目是中国人。对这种现象姜宝说得好：“盖倭以剽劫我中国人为利．而我中国奸人，则往往以得主倭为利。”①就是说倭寇得劫掠的实惠，中国的汉奸等得主倭的名义。或者说，倭寇因有汉奸的指挥而得实惠，而能逞其“狼贪之志”；倭寇的意志是通过中国的汉奸来实现的，正直等这些汉奸只不过是倭寇实现他们意志的工具。
勾结倭寇的这些海盗头目不仅实质上是倭寇实现他们意志的：工具，有的在组织上也受倭寇指挥，是倭寇的走狗。汉奸头目萧显，“善战多谋，王直亦惮而让焉者电”。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山率倭寇进犯南直隶，寇太仓，陷上海，破南汇，似乎真的是能对倭寇呼风唤雨的头头。但看下面的一条记载就清楚了。
萧显者，广东人，书生也。 多谋善战，为王直所惮。江南之事，显实首之。获华亭泾人杨元祥，问以城中全帛数。元祥言：“府库之藏已迁入苏州，不若南翔之富也、”遂导之以南。……至南翔，市人乘屋而以瓦石去贼，贼颇有伤者。显伞真倭数人，登。屋斩众，遂溃去。时商贾辏于南翔，金宝山积，贼取之不能尽，大快意而去。元祥因乞归，显必欲携之见船主，船主，日本人，不知何名也；显见叩头，陈元祥之功，杀牛羊以祭海，因厚遗之，将遣三十倭人，送至其家，元祥辞，乃给以令箭，而归。
原来这个连于直都畏惧的头目、能够指挥真倭的人见到日本主子却要叩头下拜，是个十足的奴才。
陈东本是“萨摩州君之弟掌书记酋也，其部下多萨摩人”：他“率肥前、筑前、丰后、和泉、博多、纪伊诸倭入寇”。看来也是率领不少倭寇的头目，实际也是一个奴才。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胡宗宪用间说服徐海听抚，让徐海缚陈东以献。“陈东者，萨摩王弟故帐下书记酋，海固未之能也。”而胡宗宪催得又很急，于是徐海“出所故掠中国货物千余金，赂王弟，诈清东代署书记”。萨摩王弟得到这笔巨大的金钱，就答应了徐海的要求.徐海得到了陈东，交给了胡宗宪。实际上陈东是被他的主子萨摩王弟出卖了。
徐海的状况如何?没有具体的材料，但其早为大隅州的人质，地位可知。后来勾引倭奴辛五郎大掠沿海，他还是寄人篱下。他以大量金帛贿萨摩王弟要得到陈东时．陈东之所以去 他那里，一是不敢违抗王弟之命，一是认为徐海“未必敢负王弟”。就是说寄人篱下的徐海是不敢轻易背弃萨摩王弟的，当然他更不可能对人家指手划脚子。
王直虽然是“夷人大信服”的人物，但其状况恐怕比徐海也好不了多少。王直为什么能在日本的平户呆下去，就是因为他“倾赀勾引倭奴门多郎”等人，倭奴既从他那里得到好处，又从掠夺中国沿海得利。他自称徽王，但还是寄人篱下，得给平户岛主以好处，如果他凌驾于平户岛主之上，不给平户岛主以好处，那么也不可能在乎户呆下去。
萧显和陈东的状况说明，这些率领倭寇在中国沿海劫掠的汉奸头目，后面还有自己的主子，他们不过是为倭寇卖命的马前卒，表面看来像有人说的那样“倭寇由他们直接指挥、调遣”，实际他们的命运则是受其主子支配。所以他们并不能决定“倭寇运动”的性质，决定“倭寇运动”性质的是那些杀人、劫财、强盗为习性的真倭和他们的主子。而这些真倭在中国的烧杀劫掠，是确确实实的外族入侵。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这场战争是确确实实地反对外族入侵的正义战争。
嘉靖年间横行于东南沿海十余年的倭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早的一次严重外患。然而这场御倭战争的性质如何?近年来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种认为“嘉靖年间的倭寇运动，实质上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东南沿海地区以农民为主力，包括手工 业者、市民和商人在内的被剥削压迫的各阶层人民，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海禁政策的斗争，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标志之一。这场斗争主要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不是外族人寇”。
另外一种观点与此相反，认为“从倭寇的发生，以及掠夺的行为来看，它无疑地是掠夺性的战争。他们还勾结一部分中国的奸商、豪奸、海盗，蒙蔽一些失业的劳动人民，结成倭寇队伍，骚扰我国，破坏了我国经济。与扰乱了人民生活的安宁，是明代一个祸患。因此，御倭战争是完全正义的爱国自卫行动，并不是国内战争”。因此我们对嘉靖年间那场战争的性质不得不作分析。
认定嘉靖年间御倭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的根据主要是两条：其一是倭寇中“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因此他们或者说“倭寇的主体归根到底是中国人”，或者说“构成倭寇的主体，体现倭寇运动本质的，是占倭寇总数十分之八、九的假倭，即伪装成真倭的中国东南沿海特别是浙闽漳潮等地区违禁出海从事贸易的人民”，有的甚至说就是“只占十分之三的真倭，实际上也是由中国人雇募而来的”。其二是倭寇的头子是中国人。他们说“倭寇的头子王直、徐海、陈东、叶麻等都是中国人，倭寇由他们直接指挥、调遣”。倭寇的主体是中国人，倭寇的头于也是中国人，这样御倭战争当然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了。
我们认为，判断事物的性质不能仅看其表面现象而要看其实质。判断一支队伍不能仅看其构成成份的多数而主要看在这支队伍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些什么人，执行的是什么路线，所做所为体现的是那个阶级或集团的意志。如果仅仅以构成这支队伍中人的多数来认定这支队伍性质的话，那就要掩盖事物的本质。因为如果按构成成份的多数来决定事物性质，那么封建社会的国家军队就不是地主阶级的军队而是农民武装，因为其构成成份主要是农民；20世纪日本侵略中国在东北和华北成立的伪军也是农民武装，因为它的构成成份主要是穷苦的农民。这不是颠倒黑白吗?还有一点是不能因为真倭只占倭寇总数的十分之二三，就可以省略不计。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奴隶主、封建主和资本家在整个社会人口中部是少数，甚至不到十分之二三，难道我们在研究这些社会时这些人可省略不计吗?殖民主义者在殖民地国家中电是少数，难道电可以不计吗?我们认为，对一个事物只有把构成它的成份，逐一加以研究，才能对它有—个全面的认识。不应该对占倭寇总数十分之二三的真倭略而不计，而应该对他们也进行一番认真研究。
一般的学者都认为，嘉靖年间的倭寇包括日本海盗、葡萄牙海盗商人和中国的海盗集团。笔者同意这种观点-嘉靖年间矮寇猖獗之时(嘉靖三十—年后)其主要成份有三：真倭、与 倭寇合流的海盗和依附的“小民”。葡萄牙人在嘉靖二十七年双屿之捷和嘉靖二十八年诏安之 捷后受到很大打击，到嘉靖三十—年(1552年)倭寇猖獗时，就见不到他们了。故这里对他们不作分析。
一、真 倭
倭寇(真倭)劫掠中国和朝鲜沿海，从13世纪就已经开始。当时的倭寇正如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说，是日本九州和濑户内海沿岸富于冒险的武士和名主以及他们所携带同伙。明初也是如此、那么嘉靖年间，侵略明朝沿海的真倭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侵略?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光具体看一些材料：
1、日本商人转化为海盗。郑晓说：“番货至辄赊奸商，久之，奸商欺负，多者万金，少不下千金，转展不肯偿。乃投贵官家，久之，贵官家欺负不肯偿，贪戾甚于奸商。番人泊近岛，遣人坐索，久之，竟不肯偿。番人乏食，出没海上为盗。贵官家欲其亟去，辄以危言憾官府云：‘番人据近岛，杀掠人，奈何不出—兵，备倭当如是?’及官府出兵，辄赍粮漏师，好语*番人，利他日货至，且复赊我。如是者久之，番人大恨诸贵官家，言：‘我货本倭王物，尔价不我偿，我何以复倭王，不掠尔金宝，杀尔，倭王必杀我。’盘据海洋不肯去。”这是混讨债不成的日本商人转而成为海盗。但同时电指出，这些劫掠的倭人和日本当权者的关 系。他不讨还这些债务，国王(包括诸侯国的国工，即有势力的大名)就要杀他。他们是国王派来通商的。讨债还有一种情况，《天下郡国利病书》载：“徐惟学以其侄海即明山和尚，质于大隅州夷，贷银使用。惟学至广东屿(南澳)，为守备指挥墨孟阳所杀。后，夷之索故所贷至，海令取偿于寇掠。”即徐惟学欠日本人的钱，徐海要倭寇劫掠沿海来偿还。于是徐海和倭寇的头目辛五郎勾结在一起掠夺中国沿海。
2．纯系劫掠的海盗。严中指出：“许二(栋)、王直辈通番渡海，常防劫夺，募岛夷之骁悍而善战者，蓄于舟中，泊于双屿、列表。滨海之民以小舟装载货物，接济交易。夷人欺其单弱，杀而夺之。接济者不敢自往，聚数舟以为卫。其归电，许二辈遣倭一二十人持刃送之。倭人还舟，遇船即劫，遇人即杀，至其本国，道中国劫夺之易，遂起各岛歆慕之心，而入寇之祸不可遏矣。”有的还说：“许栋败没，直始用倭人为羽翼，破昌国而倭之贪心大炽，入寇者遂络绎矣。”劫掠中国沿海以满足他们的贪欲，这是倭寇侵扰中国沿海的根本原因。
3．进贡之人伺机劫掠。进行“勘合”贸易的日本人同时是海盗，能通贡就通贡，能通商就通商，能劫掠就劫掠。明人杨守陈指出：“倭奴僻在海岛，其俗狙诈而狼贪……至永乐初，始复来贡，而后许之，于是往来数数，知我中国之虚实，山川之险易，因肆奸满，时舟载其方物、戌器，出没海道而窥伺我。得间，则张其戌器而肆侵夷；不得间，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侵夷则卷民财，朝贡则沾国赐，间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得。其计之狡如是。”郑晓说：“倭自得我勘合，方物、戌器满载而来，遇官兵矫云入贡……即复许贡，云不为例，嗣后再至亦复如之。我无备即肆出杀掠，满载而归。”张*电说：倭奴“往往出没海洋，窥伺中土，得间则张其戌器，以劫杀为事；不得间则陈其方物，以朝贡为辞。劫杀则利民财，朝贡则利国赐，间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进行“勘合”贸易的日本人尚且如此，民间的贸易自然更不用说了。
以上材料说明：(一)，嘉靖年间劫掠沿海的真倭是由与国王、名主有密切联系的商人、浪人、武上等构成。这些商人并不是纯粹的商人，而是海盗兼商人。他们能通商就通商，能通贡就通贡，能掠夺就掠夺，总之是要从中国获得最大的利益。中国—些贵官家欠他们的钱，只是给他们以掠夺的借口，而不是把本分的商人逼成了强盗。徐海给他们出主意，要他们掠夺，充分显示了徐海充当日本人帮凶的嘴脸。他们如果是正直的商人是不会掠夺的。他们以掠夺的办法来讨债是由于他们本身是海盗所决定的，并不是徐海让他们掠夺，他们就掠夺。冤有头，债有主，讨债应找债主去讨。他们乱杀无辜，抢夺百姓，不是讨债，而是掠夺、侵 略；即使真的是由讨债引起的，但当他们把矛头指向百姓的时候，这种性质就有了根本的转变，由讨债变成了侵掠。为商的日本人，一旦掠夺中国沿海，他们就不是商人而是强盗。他们所干的勾当就是赤裸裸的侵掠，就是外族对中华民族的侵略。这种性质是不容否定的。而且这种行径不是某些商人的个别行径，他们是和日本国王、名主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受到国王和名主们的支持和怂恿的。只是因为当时日本尚处于纷争的战国时代，还没有形成有组织 的统一行动罢了。王直雇用的打手、保镖，主要是日本的武士和浪人。他们先在海上杀人、越货，大获其利，从而招引更多的武士、浪人加入到这个行列，从海上掠夺延伸到掠夺内陆，从规模较小到大规模进行，并与海盗商人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海盗商人、武士、浪人组成的武装侵略集团。这就是倭寇。
由此可见，武士和名主可以说是倭寇的阶级基础。日本的武士产生在八九世纪，到嘉靖年间有了较大的发展，成为社会上的一个重要阶层。“杀人、劫财、强盗为武士的习性。”日本武士的这种“习性”，明人管它叫“天性”。郑晓说：“其喜盗、轻生、好杀，天性然也。”抗倭名将俞大猷则说：“倭人之桀骜、剽悍、嗜货、轻生，非西南诸番之比。”认识武士的“习性”很重要，他们在中国沿海杀人、劫财、干强盗勾当，只不过是其“习性”或“天性”的一种表现罢了。但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掠有时严重，有时有所收敛，原因之一在其国内。当其国内战乱不已，出现了大量残兵败将、浪人、武士者群而其统治者不加以约束时，对中国和朝鲜沿海的劫掠就严重。明初就是这样。当其国内比较统一，其统治者加以约束时，对中国和朝鲜沿海的劫掠就相对少一些。嘉靖年间正值日本的战国时期，诸大名的你争我夺，战乱不已，武士阶层或阶级得到很大发展，也产生了大批的浪人，国王的威信荡然，武士的杀人、劫财、强盗习性不是受约束，而是受到一些大名支持和怂恿。这就是当时倭寇侵略中国的社会基础。但战国时期的分裂局面，也限制了这种入侵的规模，使要想入侵中国的这伙人，不可能组织全国的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入侵。从这时，以至上推到元或明初，日本就有那么一部分人主要是大名和武士集团始终要侵犯中国。这些人在日本动乱时期就分散到中国掠夺；在统一时期，他们不当政就有所收敛，如果这些人当政，就实行大规模的有组织的侵略。万历时的丰臣秀吉就继承了这些人的衣钵。后来的伊藤博文、东条英机又继承了丰臣秀吉的衣钵。他们是一脉相承的。现在日本的右翼势力，仍然捧着这个衣钵不放。他们如果在日本政坛上占上风，对中国人民来说，将又是一场灾难。
(二)、倭寇的侵掠完全是主动和自主的。从明初到嘉靖年间的倭寇都是如此，无一例外。嘉靖二年(1523年)的争贡之役，并没有汉奸头目的勾引，日本所谓贡使(实际是海盗商人) 还不是照样的烧杀劫掠。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他们的本性使然。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后，倭寇的入侵是有王直等人的勾引，即所谓“倾赀勾引倭奴门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但这只决定其入侵的规模大小，而不能决定其是不是入侵，没有王直等汉奸的勾引他们还是要入侵的。
倭寇入侵中国和汉奸头目王直、徐海等人的勾引有密切的关系，但他们和王直等的关系 并不是隶属关系，他们也并不完全受这些汉奸头目的指挥和调遣。当时的兵部尚书杨博说：“倭奴非内逆无以逞狼贪之志，内逆非倭奴无以遂鼠窃之谋。”当时总督漕运兵部侍郎亲身参加抗倭的郑晓说：“倭奴藉华人为耳目，华人藉倭奴为爪牙，彼此依附，出没海岛，倏忽千里，莫可踪迹。”可见他们是“彼此依附”，狼狈为奸的关系。《筹海图编》卷九《大捷考·擒 获王直》”中讲王直时说：日本“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时时遣夷汉兵十余道，流劫滨海”。《殊域周咨录》卷二《东夷·日本》也说：“三十六岛之夷，皆听其(王直)指使。”这实 在是夸大其词。别说是三十六岛之夷，就是称为其“部将”的徐海、麻叶、陈东也不是完全 听他的指挥，这从茅坤所撰的《纪剿徐海本末》中就看得很清楚。如果徐海真的是受他节制， 当他表示归附朝廷时，徐海攻打桐乡，他只要下一道命令就行了，何劳胡宗宪费那么大的气 力对徐海用间呢!门多郎、次郎、四助、四郎同他结合是他“倾赀勾引”的结果，也不过是他的一个部落，而不是他的部属。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杨博等所讲的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关 系，而不是隶属关系。请看他自己的一段叙述：
适督察军务侍郎赵、巡抚浙、福都御史胡，差官蒋洲前来，赉文日本各谕，偶遇臣松浦，备道天恩至意。臣不胜感缴(激)，愿得涓埃补报，即欲归国效劳，暴白心事。但日本虽统于一君，近来君弱臣强，不过徒存名号而已。其国尚有六十六国，互相雄长，往年山，主君强力霸服诸夷，凡事犹得专主。旧年四月内，与邻国争夺境界，堕计自刎。以沿海九州十有二岛，俱用遍历晓谕，方得杜绝诸夷。使臣到日至今，已行五岛、松浦、及(对)马、肥前岛、博多等处，十禁三四。今年夷船殆少至矣：仍恐菩蘑未散之贼，复返浙直，急令养子毛海峰船送副使陈可愿回国通报，使得预防。其马迹志山前港兵船，更番巡哨截来，今春不容省懈也。臣同正使蒋洲抚谕各国事毕方回。
这是王直表示接受招抚后给朝廷的奏疏。如果“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就勿需“遍历晓谕”和“抚谕各国”，下达一道命令足够了。如果像田中健夫所引徐阶所说的十分之三的真倭是雇募的，那就更不用“遍历晓谕”和“抚谕各国”了，遣散就行了。所谓的“遍历晓谕”和“抚谕各国”，当然不是“晓谕”、“抚谕”日本民众而是各国的当政者，即各大名。这又说明这些真倭和大名的关系。有的真倭确实在汉奸头目的指挥下，但他们真正的主子还是管辖他们的大名。率领这些真倭的汉奸头目不过是那些大名的代理人罢了。要想使这些真倭不入侵中国，王直还得“抚谕”这些大名才能办到，“三十六岛之夷”哪里皆是王直“指使”呢?
如果三十六岛之夷入侵中国都是王直指使的话，那么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一月，当王直被捕后，就不应再有倭寇的入侵，而事实并非如此。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正月，倭犯广东潮州之驼浦，攻蓬州千户所；四月，新倭大至，犯浙江台、温等府，乐清、临海、象山等县及福建福州、兴化、泉州、福清等沿海郡邑；同月，倭攻福建惠安；五月，倭人福建南安；六月，浙西倭寇分掠乐清、永嘉等县；同月，倭寇又分犯福建兴、漳、泉诸府……明史研究嘉靖三十八年二月，广东倭流突福建诏安；三月，倭犯浙东，又犯江南崇明；四月，倭船数百艘转掠江北扬州、海门等处；同月，福建新倭大至，攻福宁，破福安，长乐、福清等境均有倭舟，福、兴，漳、泉诸处，无地不倭。倭患之严重与王直、徐海等在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大规模侵犯台州，戚继光连续作战—个月，歼敌1000余人。嘉靖四—卜一年．戚继光援闽作战，先后获得了横屿、牛田、林墩大捷，歼敌五六千人。但十—月二十八日，倭寇占领了兴化府城。这是白有倭患以来，倭寇第一次占领府城：，嘉靖四十二年十—月，倭寇又以万人围攻仙游。嘉靖四十三年，二万多倭寇进犯潮州。这些足以证明，倭寇并不完全受王直、徐海等指挥和调遣。
就总的来讲倭寇并不受王直、徐海等指挥和调遣，但这不是说中国的海盗头目徐海、陈 东、麻叶、萧显等未曾率领真倭人寇。《筹海图编》明确记载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正月，“徐海率和泉、萨摩、肥前、肥后、津州、对马诸倭入寇”；“陈东率肥前、筑前、丰后、和泉、博多、纪伊诸倭入寇”；“叶明率筑前、和泉、肥前、萨摩、纪伊、博多、丰后渚倭人寇”；有的还记载，一船倭寇都是真倭，只有其头目是中国人。对这种现象姜宝说得好：“盖倭以剽劫我中国人为利．而我中国奸人，则往往以得主倭为利。”①就是说倭寇得劫掠的实惠，中国的汉奸等得主倭的名义。或者说，倭寇因有汉奸的指挥而得实惠，而能逞其“狼贪之志”；倭寇的意志是通过中国的汉奸来实现的，正直等这些汉奸只不过是倭寇实现他们意志的工具。
勾结倭寇的这些海盗头目不仅实质上是倭寇实现他们意志的：工具，有的在组织上也受倭寇指挥，是倭寇的走狗。汉奸头目萧显，“善战多谋，王直亦惮而让焉者电”。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山率倭寇进犯南直隶，寇太仓，陷上海，破南汇，似乎真的是能对倭寇呼风唤雨的头头。但看下面的一条记载就清楚了。
萧显者，广东人，书生也。 多谋善战，为王直所惮。江南之事，显实首之。获华亭泾人杨元祥，问以城中全帛数。元祥言：“府库之藏已迁入苏州，不若南翔之富也、”遂导之以南。……至南翔，市人乘屋而以瓦石去贼，贼颇有伤者。显伞真倭数人，登。屋斩众，遂溃去。时商贾辏于南翔，金宝山积，贼取之不能尽，大快意而去。元祥因乞归，显必欲携之见船主，船主，日本人，不知何名也；显见叩头，陈元祥之功，杀牛羊以祭海，因厚遗之，将遣三十倭人，送至其家，元祥辞，乃给以令箭，而归。
原来这个连于直都畏惧的头目、能够指挥真倭的人见到日本主子却要叩头下拜，是个十足的奴才。
陈东本是“萨摩州君之弟掌书记酋也，其部下多萨摩人”：他“率肥前、筑前、丰后、和泉、博多、纪伊诸倭入寇”。看来也是率领不少倭寇的头目，实际也是一个奴才。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胡宗宪用间说服徐海听抚，让徐海缚陈东以献。“陈东者，萨摩王弟故帐下书记酋，海固未之能也。”而胡宗宪催得又很急，于是徐海“出所故掠中国货物千余金，赂王弟，诈清东代署书记”。萨摩王弟得到这笔巨大的金钱，就答应了徐海的要求.徐海得到了陈东，交给了胡宗宪。实际上陈东是被他的主子萨摩王弟出卖了。
徐海的状况如何?没有具体的材料，但其早为大隅州的人质，地位可知。后来勾引倭奴辛五郎大掠沿海，他还是寄人篱下。他以大量金帛贿萨摩王弟要得到陈东时．陈东之所以去 他那里，一是不敢违抗王弟之命，一是认为徐海“未必敢负王弟”。就是说寄人篱下的徐海是不敢轻易背弃萨摩王弟的，当然他更不可能对人家指手划脚子。
王直虽然是“夷人大信服”的人物，但其状况恐怕比徐海也好不了多少。王直为什么能在日本的平户呆下去，就是因为他“倾赀勾引倭奴门多郎”等人，倭奴既从他那里得到好处，又从掠夺中国沿海得利。他自称徽王，但还是寄人篱下，得给平户岛主以好处，如果他凌驾于平户岛主之上，不给平户岛主以好处，那么也不可能在乎户呆下去。
萧显和陈东的状况说明，这些率领倭寇在中国沿海劫掠的汉奸头目，后面还有自己的主子，他们不过是为倭寇卖命的马前卒，表面看来像有人说的那样“倭寇由他们直接指挥、调遣”，实际他们的命运则是受其主子支配。所以他们并不能决定“倭寇运动”的性质，决定“倭寇运动”性质的是那些杀人、劫财、强盗为习性的真倭和他们的主子。而这些真倭在中国的烧杀劫掠，是确确实实的外族入侵。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这场战争是确确实实地反对外族入侵的正义战争。
二、与倭寇合流的海盗
嘉靖年间的海盗有多踪。较早势力较大的是金子老，后来有李光头、许栋、王直、陈思盼、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萧显、郑宗兴、何亚八、徐铨、方武、徐海、陈东，麻叶、洪泽珍、严山老、许西池、萧雪峰、张琏、谢老等。这些。人成为海盗大体经历厂三个阶段： 先是海商，然后是亦商亦盗，最后才是海盗。王直就是其中的一个。史载：“嘉靖十九年，时海禁尚弛，直与叶宗满等之广东，造巨舰，将带硝黄、丝绵等违禁物，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往来互市者五六年，致富不赀。”可见这一时期他是海商、，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他人许栋伙，随贡使对日本交易。许栋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开始分掠浙江、福建。二十七年(1548年)，许栋被巡抚浙江兼辖福兴泉漳提督军务的朱纨调兵歼灭。王直收许栋：余党，自作船主，屯泊列表(即烈港，今舟山市金塘岛上的沥港镇)，并又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吞并陈思盼。所以这一时期王直不只是海商还是海盗，是亦商亦盗。但是从嘉靖三十一年开始，他掠浙东沿海，三十二年(1553年)，为俞大猷所破，逃泊马迹潭，后又被汤克宽所破走白马庙，以后就遁往日本平户，“倾赀勾引倭奴”，遣其党徒连年劫掠沿海，而由亦商亦盗变成了的的道道的与倭奴合伙的海盗。
那么，他们勾引倭寇，劫掠沿海是不是像有人所讲的是“反地主阶级及其海禁政策的斗争”?我们认为正直等人的行径不是什么“反地主阶级及其海禁政策的斗争”，而是海盗行径，是为虎作伥．是倭寇侵略中国的帮凶。
说他们的行径是进行反“海禁政策的斗争”，不符合事实：明朝实行海禁政策，是从洪武初年开始的。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年(1369年)正月“倭人入寇山东滨海郡县，掠民男女而去”。据《明代倭寇考略》载，仅洪武二、三两年，倭寇入侵中国沿海竟达11起之多。而朱元璋下达实行海禁的命令是从洪武四年开始的。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朱元 璋在将方国珍旧部及兰秀山流民11万余人分别隶属各卫的同时，下令“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朱元璋之所以实行海禁政策，是为了巩固海防。可见是倭寇的入侵在前，明朝实行海禁政策在后，明初的倭寇入侵不是由海禁引起的。嘉靖年间的海禁表现为时紧时松的特点。
嘉靖元年(1522年)发生了西草湾之役，嘉靖二年(1523年)发生了争贡之役。明廷对这两次事件的反映之一就是加大海禁力度。嘉靖三年(1524年)四月，明廷规定对“番夷贡船官末报视，而先迎贩私货者”、“私代番夷收买禁物者”、“揽造违式海船，私鬻番夷者”，都是“犯重科”，从严处治。嘉靖四年(1525年)八月，明廷—F令查禁双桅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虽非番物，以番物论，俱发戍边卫”。嘉靖八年(1529年)和十二年(1533年) 再次厂达海禁的命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海禁渐弛。“嘉靖十九年，时海禁尚弛”，使通番之商人渐多。正直和他的同伙所以能在五六年间，“致富不赀”，就是因为当时“海禁尚弛”，可以到外国进行贸易。但在这种形势下，海上的剽掠之事时有发生。于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七月。任命朱纨巡抚浙江兼管福建福、兴、建宁、漳、泉等处海道。朱纨任职后，革渡船，严保甲，整顿军队，严守沿海，海防大有改观，海禁力度前所未有。但他这样做也得罪了与倭寇勾结的贵官家，这些贵官家在朝中的代理人弹劾他。结果朱纨于二十八年(1549年)四月被罢官，后来“仰药而死”。“自纨死，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海禁再度松弛-在这种情况下，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四月，“漳、泉海贼勾引倭奴万余人，驾船千余艘，自浙江舟山、象山等处登岸，流劫台、温、宁、召(绍)间，攻陷城塞，杀虏居民无数”。倭寇大规模入侵开始了。七月，浙江巡按御史林应箕奏，四月中倭寇残害地方状况，请求惩治失事官吏，于是给事中王国祯、都御史朱瑞登交章言；海洋不靖，由朱纨得 罪后裁革巡视都御史，故三省军民无所钤辖，虽设有海道副使，而权轻不便行事，请求复设 都御史：疏下，吏兵二部覆议认为“国祯等言是、，但巡视都御史必富兼假以巡抚、总督之权，使之节制诸省，方可责其成功……上从其议，暂设巡视浙江兼管福、兴、泉、漳提都军务大臣一员”。明廷于当月任命王忏提督军务，巡视浙江兼管福、兴、泉、漳地方，防御倭寇的入侵。总之，嘉靖年间的海禁状况是嘉靖初年严，嘉靖十九年前后松，嘉靖二十六年后严，嘉靖二十八年后又松。从《筹海图编》卷八《寇踪分合始末图谱》看，海盗头目金子老、李光头、许栋、王直正是在嘉靖十九年前后“海禁尚弛”的时候发展起来的。但是他们在发展起来之后，并不甘心只是通商赚钱，而是同时进行劫掠，做无本生意。王世贞指出：“中国亡命者，多跳海聚众为舶主，往来行贾闽浙之间，又以财物役属勇悍倭奴自卫。而闽浙间奸商猾民 其利厚，私互市违禁器物，咸托官豪庇引，有司莫敢谁何。黠者又多取其责，匿去莫与酎。舶人怒，则辄有所杀害，而他舶不为商者，又行剽掠海中，渐彰闻。朝廷虑之，乃特设闽浙巡抚，开军门，以军法从事。”可见，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朱纨任浙江巡抚之后，严海禁，完全是由于海上不安定引起的，是先有海上的剽掠，而后才有海禁。不是海禁逼迫海商去劫掠，而是海盗的劫掠，逼得朝廷实行海禁。至于海禁是不是制止海盗劫掠的良策，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朱执实行海禁，侵害了窝主官豪们的利益，结果被攻击去职，后来仰药而死。朱纨死后，海禁宽松。在朱纨之前王直等没有大规模进行掠夺，朱纨实行严格海禁时，他们也没有大规模进行掠夺，朱纨死后海禁放宽，这本是进行海外贸易的大好时机， 他们却叶；进行大规模海外贸易，而是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开始大规模掠夺东南沿海地 区。这怎能说他们进行的是反“海禁政策的斗争”呢?实际他们由海商成为海盗完全是自我堕落的结果：都督万表说：
王直亦徽州人，原在许二部下管柜，素有沉机勇略，人多服之，乃领其(指许二)余党改住烈港，渐次并杀同贼陈思盼、柴德美等船伍，遂致富强。以所部船多，乃令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分领之。因而海上番船，出入关无盘阻，而兴贩之徒纷错于苏杭。近地人民自有馈时鲜，馈酒米，献子女者。自陷黄岩，屠 ，而其志益骄。其后四散劫掠，不于余姚，则于观海，不于乐清，则于瑞安。
“海上番船，出入关无盘阻，而兴贩之徒纷错于苏杭。近地人民自有馈时鲜，馈酒米，献子女者；”这正是当时海禁状况的描述，是严厉还是宽松?但王直等人并不满意这种状况。他们先是为自卫而拥有武装，继以武装在海上劫掠而壮大，壮大之后劫掠沿海，得手之后“其 志益骄”。就是这样一步步由海商堕落成海盗。他们那里是反海禁，而是为了自身的“发展”。
王直等作为海盗同以往的海盗没有什么区别，同资本主义萌芽无关，更淡不上“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标志之一”。当然他们在初期进行海外贸易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可是他们并没有坚持进行这种贸易，而是放弃这种贸易，走上了完全海盗的道路。他们勾引倭寇到处烧杀劫掠。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萧显攻人上海，“焚治所，掳掠子女财帛不可胜数”。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三月，“贼深入内地，杀掠甚惨，数目里内，人皆窜亡，困苦极矣”。四月，“掠袁花镇，焚劫甚惨……随处掠劫人口，男则导行，战则令先驱，，妇人昼则缲茧，夜则聚而淫之”。五月，石墩贼攻澉浦，“回垒不得志，杀男妇千余以泄怒，见者悲痛”，“此党贼留居吾土，凡四旬有三日，杀害数千人，荡民产数万家”。六月，贼“退就石条街，毁劫—夜，焰烬亘数百里焉”。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初三，贼至硖石镇(今浙江海宁)，值过年，百姓不虞贼至，“燹忽四发，烟尘蔽天，经二宿烬扰未熄，死水火者无算”，然后攻人崇德“贼所宝在丝绵，人叶序班家，见丝绵库广，踊跳而喜”。五月，贼抵长安镇，“镇民骚动出避，伤者、死者塞途。乐土一旦丘墟矣”，贼“犯湖州市，大肆毁掠……杀人无算，城边流血数十里”。这类烧杀劫掠的事例，俯拾即是，不胜枚举，总之，他们勾引倭寇，在江南这块富庶的土地上，变乐土为丘墟，变殷实为贫穷，变商贾辐辏为凄惨荒凉。广大民众肝脑涂地，避难逃亡，手工业、农业和商业遭到极大破坏。
他们掠夺了大量财富，但不是把它转化为资本而是白白消耗掉。如果当时在江南这一富庶地区有—些微弱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话，也会被他们的烧杀劫掠所摧毁。他们所的这—切，哪里有—点“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标志之一”呢?
王直等这批海瓷的掠夺同倭寇的掠夺没有什么区别，当时人指出：“蠢尔倭奴敢肆流劫者，皆缘我之内逆为之乡导也。倭奴非内逆无以逞狼贪之志，内逆非倭奴无以遂鼠窃之谋。” 从掠夺这一点来看，不是他们指挥、调遣倭寇，而是他们以倭寇的意志为他们的意志。倭寇因有他们的帮助而猖獗，他们仰仗倭寇的势力而横行。他们穿倭服，剃倭头，劫掠中国沿海， 实为倭寇的帮凶。如果说他们在海盗兼商人的时候，对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还可能有点进步作用的活，那么当他们同倭寇合伙，掠夺沿海，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产 生，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就丝毫没有进步意义可言。王直等这些海盗与西方的海盗不同。他们不像西方海盗那样掠夺他国财富运回国内，以促进其国内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而是掠夺本国沿海，把大量财富运往日本，并帮助日本海盗掠夺中国沿海。他们已从海盗兼商人沦为勾结倭寇的汉奸。他们所起的作用在某些方面比倭寇还坏。因为他们了解国内的地形和人情，在他们的勾结和引导—下，倭寇的掠夺往往得逞。而巨大利益的驱动，使更多的日本人参加到倭寇的行列，因此倭患越来越严重。其次，正是有了王直之流勾引倭寇，才使得中国为数不少的“小民”依附他们。如果只是倭寇，中国的老百姓是不会跟着跑的，倭寇的势力也：不会那么大。这就是真倭为什么只有1／103／10的原因所在。把百姓的依附说成是百姓主动造反是不合适的
嘉靖年间的海盗有多踪。较早势力较大的是金子老，后来有李光头、许栋、王直、陈思盼、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萧显、郑宗兴、何亚八、徐铨、方武、徐海、陈东，麻叶、洪泽珍、严山老、许西池、萧雪峰、张琏、谢老等。这些。人成为海盗大体经历厂三个阶段： 先是海商，然后是亦商亦盗，最后才是海盗。王直就是其中的一个。史载：“嘉靖十九年，时海禁尚弛，直与叶宗满等之广东，造巨舰，将带硝黄、丝绵等违禁物，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往来互市者五六年，致富不赀。”可见这一时期他是海商、，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他人许栋伙，随贡使对日本交易。许栋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开始分掠浙江、福建。二十七年(1548年)，许栋被巡抚浙江兼辖福兴泉漳提督军务的朱纨调兵歼灭。王直收许栋：余党，自作船主，屯泊列表(即烈港，今舟山市金塘岛上的沥港镇)，并又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吞并陈思盼。所以这一时期王直不只是海商还是海盗，是亦商亦盗。但是从嘉靖三十一年开始，他掠浙东沿海，三十二年(1553年)，为俞大猷所破，逃泊马迹潭，后又被汤克宽所破走白马庙，以后就遁往日本平户，“倾赀勾引倭奴”，遣其党徒连年劫掠沿海，而由亦商亦盗变成了的的道道的与倭奴合伙的海盗。
那么，他们勾引倭寇，劫掠沿海是不是像有人所讲的是“反地主阶级及其海禁政策的斗争”?我们认为正直等人的行径不是什么“反地主阶级及其海禁政策的斗争”，而是海盗行径，是为虎作伥．是倭寇侵略中国的帮凶。
说他们的行径是进行反“海禁政策的斗争”，不符合事实：明朝实行海禁政策，是从洪武初年开始的。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年(1369年)正月“倭人入寇山东滨海郡县，掠民男女而去”。据《明代倭寇考略》载，仅洪武二、三两年，倭寇入侵中国沿海竟达11起之多。而朱元璋下达实行海禁的命令是从洪武四年开始的。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朱元 璋在将方国珍旧部及兰秀山流民11万余人分别隶属各卫的同时，下令“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朱元璋之所以实行海禁政策，是为了巩固海防。可见是倭寇的入侵在前，明朝实行海禁政策在后，明初的倭寇入侵不是由海禁引起的。嘉靖年间的海禁表现为时紧时松的特点。
嘉靖元年(1522年)发生了西草湾之役，嘉靖二年(1523年)发生了争贡之役。明廷对这两次事件的反映之一就是加大海禁力度。嘉靖三年(1524年)四月，明廷规定对“番夷贡船官末报视，而先迎贩私货者”、“私代番夷收买禁物者”、“揽造违式海船，私鬻番夷者”，都是“犯重科”，从严处治。嘉靖四年(1525年)八月，明廷—F令查禁双桅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虽非番物，以番物论，俱发戍边卫”。嘉靖八年(1529年)和十二年(1533年) 再次厂达海禁的命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海禁渐弛。“嘉靖十九年，时海禁尚弛”，使通番之商人渐多。正直和他的同伙所以能在五六年间，“致富不赀”，就是因为当时“海禁尚弛”，可以到外国进行贸易。但在这种形势下，海上的剽掠之事时有发生。于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七月。任命朱纨巡抚浙江兼管福建福、兴、建宁、漳、泉等处海道。朱纨任职后，革渡船，严保甲，整顿军队，严守沿海，海防大有改观，海禁力度前所未有。但他这样做也得罪了与倭寇勾结的贵官家，这些贵官家在朝中的代理人弹劾他。结果朱纨于二十八年(1549年)四月被罢官，后来“仰药而死”。“自纨死，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海禁再度松弛-在这种情况下，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四月，“漳、泉海贼勾引倭奴万余人，驾船千余艘，自浙江舟山、象山等处登岸，流劫台、温、宁、召(绍)间，攻陷城塞，杀虏居民无数”。倭寇大规模入侵开始了。七月，浙江巡按御史林应箕奏，四月中倭寇残害地方状况，请求惩治失事官吏，于是给事中王国祯、都御史朱瑞登交章言；海洋不靖，由朱纨得 罪后裁革巡视都御史，故三省军民无所钤辖，虽设有海道副使，而权轻不便行事，请求复设 都御史：疏下，吏兵二部覆议认为“国祯等言是、，但巡视都御史必富兼假以巡抚、总督之权，使之节制诸省，方可责其成功……上从其议，暂设巡视浙江兼管福、兴、泉、漳提都军务大臣一员”。明廷于当月任命王忏提督军务，巡视浙江兼管福、兴、泉、漳地方，防御倭寇的入侵。总之，嘉靖年间的海禁状况是嘉靖初年严，嘉靖十九年前后松，嘉靖二十六年后严，嘉靖二十八年后又松。从《筹海图编》卷八《寇踪分合始末图谱》看，海盗头目金子老、李光头、许栋、王直正是在嘉靖十九年前后“海禁尚弛”的时候发展起来的。但是他们在发展起来之后，并不甘心只是通商赚钱，而是同时进行劫掠，做无本生意。王世贞指出：“中国亡命者，多跳海聚众为舶主，往来行贾闽浙之间，又以财物役属勇悍倭奴自卫。而闽浙间奸商猾民 其利厚，私互市违禁器物，咸托官豪庇引，有司莫敢谁何。黠者又多取其责，匿去莫与酎。舶人怒，则辄有所杀害，而他舶不为商者，又行剽掠海中，渐彰闻。朝廷虑之，乃特设闽浙巡抚，开军门，以军法从事。”可见，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朱纨任浙江巡抚之后，严海禁，完全是由于海上不安定引起的，是先有海上的剽掠，而后才有海禁。不是海禁逼迫海商去劫掠，而是海盗的劫掠，逼得朝廷实行海禁。至于海禁是不是制止海盗劫掠的良策，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朱执实行海禁，侵害了窝主官豪们的利益，结果被攻击去职，后来仰药而死。朱纨死后，海禁宽松。在朱纨之前王直等没有大规模进行掠夺，朱纨实行严格海禁时，他们也没有大规模进行掠夺，朱纨死后海禁放宽，这本是进行海外贸易的大好时机， 他们却叶；进行大规模海外贸易，而是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开始大规模掠夺东南沿海地 区。这怎能说他们进行的是反“海禁政策的斗争”呢?实际他们由海商成为海盗完全是自我堕落的结果：都督万表说：
王直亦徽州人，原在许二部下管柜，素有沉机勇略，人多服之，乃领其(指许二)余党改住烈港，渐次并杀同贼陈思盼、柴德美等船伍，遂致富强。以所部船多，乃令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分领之。因而海上番船，出入关无盘阻，而兴贩之徒纷错于苏杭。近地人民自有馈时鲜，馈酒米，献子女者。自陷黄岩，屠 ，而其志益骄。其后四散劫掠，不于余姚，则于观海，不于乐清，则于瑞安。
“海上番船，出入关无盘阻，而兴贩之徒纷错于苏杭。近地人民自有馈时鲜，馈酒米，献子女者；”这正是当时海禁状况的描述，是严厉还是宽松?但王直等人并不满意这种状况。他们先是为自卫而拥有武装，继以武装在海上劫掠而壮大，壮大之后劫掠沿海，得手之后“其 志益骄”。就是这样一步步由海商堕落成海盗。他们那里是反海禁，而是为了自身的“发展”。
王直等作为海盗同以往的海盗没有什么区别，同资本主义萌芽无关，更淡不上“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标志之一”。当然他们在初期进行海外贸易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可是他们并没有坚持进行这种贸易，而是放弃这种贸易，走上了完全海盗的道路。他们勾引倭寇到处烧杀劫掠。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萧显攻人上海，“焚治所，掳掠子女财帛不可胜数”。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三月，“贼深入内地，杀掠甚惨，数目里内，人皆窜亡，困苦极矣”。四月，“掠袁花镇，焚劫甚惨……随处掠劫人口，男则导行，战则令先驱，，妇人昼则缲茧，夜则聚而淫之”。五月，石墩贼攻澉浦，“回垒不得志，杀男妇千余以泄怒，见者悲痛”，“此党贼留居吾土，凡四旬有三日，杀害数千人，荡民产数万家”。六月，贼“退就石条街，毁劫—夜，焰烬亘数百里焉”。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初三，贼至硖石镇(今浙江海宁)，值过年，百姓不虞贼至，“燹忽四发，烟尘蔽天，经二宿烬扰未熄，死水火者无算”，然后攻人崇德“贼所宝在丝绵，人叶序班家，见丝绵库广，踊跳而喜”。五月，贼抵长安镇，“镇民骚动出避，伤者、死者塞途。乐土一旦丘墟矣”，贼“犯湖州市，大肆毁掠……杀人无算，城边流血数十里”。这类烧杀劫掠的事例，俯拾即是，不胜枚举，总之，他们勾引倭寇，在江南这块富庶的土地上，变乐土为丘墟，变殷实为贫穷，变商贾辐辏为凄惨荒凉。广大民众肝脑涂地，避难逃亡，手工业、农业和商业遭到极大破坏。
他们掠夺了大量财富，但不是把它转化为资本而是白白消耗掉。如果当时在江南这一富庶地区有—些微弱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话，也会被他们的烧杀劫掠所摧毁。他们所的这—切，哪里有—点“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标志之一”呢?
王直等这批海瓷的掠夺同倭寇的掠夺没有什么区别，当时人指出：“蠢尔倭奴敢肆流劫者，皆缘我之内逆为之乡导也。倭奴非内逆无以逞狼贪之志，内逆非倭奴无以遂鼠窃之谋。” 从掠夺这一点来看，不是他们指挥、调遣倭寇，而是他们以倭寇的意志为他们的意志。倭寇因有他们的帮助而猖獗，他们仰仗倭寇的势力而横行。他们穿倭服，剃倭头，劫掠中国沿海， 实为倭寇的帮凶。如果说他们在海盗兼商人的时候，对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还可能有点进步作用的活，那么当他们同倭寇合伙，掠夺沿海，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产 生，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就丝毫没有进步意义可言。王直等这些海盗与西方的海盗不同。他们不像西方海盗那样掠夺他国财富运回国内，以促进其国内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而是掠夺本国沿海，把大量财富运往日本，并帮助日本海盗掠夺中国沿海。他们已从海盗兼商人沦为勾结倭寇的汉奸。他们所起的作用在某些方面比倭寇还坏。因为他们了解国内的地形和人情，在他们的勾结和引导—下，倭寇的掠夺往往得逞。而巨大利益的驱动，使更多的日本人参加到倭寇的行列，因此倭患越来越严重。其次，正是有了王直之流勾引倭寇，才使得中国为数不少的“小民”依附他们。如果只是倭寇，中国的老百姓是不会跟着跑的，倭寇的势力也：不会那么大。这就是真倭为什么只有1／103／10的原因所在。把百姓的依附说成是百姓主动造反是不合适的
三、依附倭寇的“小民”
有人认为：“构成倭寇的主体，体现倭寇运动本质的，是占倭寇总数十分之八、九的假倭，即伪装成真倭的中国东南沿海特别是浙闽漳潮等地区违禁出海从事贸易的人民，”我们认为，“体现倭寇本质的”，不“是占倭寇总数十之八九的假倭”，而是为数不算太多的“真倭”。这里说明—下，在当时人的词汇中只有“从贼”，意为跟着倭寇跑的华人，而没有“假倭”。这些依附倭寇的“小民”，有相当一部分是被胁迫的。倭寇和那些汉奸头目“随处掠劫人口、男则导行，战则令先驱”；“贼以掳民为先锋，使敌我兵而自脱去”。“寇掳我民，引路取水，早暮出入，按籍呼名。每处为簿一扇，登写姓名，分班点闸。”“近日，贼抢娄塘、罗店等处，驱率居民挑包。其守包之人，与吾民私语，言是某府州县人，被贼胁从，未尝不思乡里，但已剃发，从其衣号，与贼无异，欲自逃去，反为州县所杀，以此只得依违，苟延性命。”这些人是不情愿跟倭寇跑的，而且为数不少；再一部分也不是“违禁出海从事贸易的人民”，而主要是穷苦的农民。郑晓说：“小民迫于贪酷，苦于徭赋，困于饥寒，相率人海从之。”他们是为生活所迫而从倭，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既不能把他们等同于倭寇，电不能把他们等同于那些勾结倭寇的汉奸头目+他们在贼中是胁从。当时人就指出：“倭夷安从至哉?有首乱，有胁从，有导引，明平此而后贼可理也。”“占倭寇总数十分之八、九的假倭”，是“首乱”还是“胁从”?郑晓说“小民”“相率人海从之”。有的说：“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者．人而附之耳。”有的说：“小民好乱者，相率人海从倭。”可见这些“占倭寇总数十之八九的假倭”不是“首乱”，而是“胁从”，是下海依附于倭寇的“小民”。他们虽然不像那些被胁迫者那样迫不得已，但是在倭寇这支队伍中，他们同样是没有地位的，他们无权决定这支队伍什么时间干什么，怎么干，人数虽多，只是听从人家的指挥，跟着人家跑，他们怎么能“体现倭寇运动本质”呢?
还应强调一点，在倭寇的队伍中，依附的“小民”占多数是在王直等勾结倭寇的汉奸被歼灭之前。当王直、徐海等被歼之后，倭寇不仅继续干他们烧杀抢劫、掠夺人口的勾当，而且在构成成份上真倭(日本人)也不再是十之一二，有时甚至是主要的。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四月的平海卫大捷斩获“真倭首功二千二百余名颗”。在一些作战中，明军斩获的或完全是真倭，或真倭多“从贼”少。平海卫战后，四月二十六日夜，明水军“冲沉倭船四只，生擒真倭二十七名，斩获首级二十颗”：镇东卫指挥赵国柱率兵船出海，“冲沉倭船四只……赵国柱捕兵生擒真倭一十五名，斩获倭首—十二颗；千户夏隽兵生擒真倭五名，斩获首级二颗”。这几次战斗擒斩的都没有“从贼”，即没有中国人。嘉靖四十三年，王仓坪战后，海道副使周贤宣率兵追到漳浦县地方，“分布民兵，生擒真倭五名，从贼三名，斩获真倭十级，从贼一级”；蔡陂岭之战“当时纪验得生擒真倭四名，从贼一名，斩获真倭二百五十二级，从贼 二级”，这两次作战斩获的和俘获的真倭都是绝大多数，“从贼”很少。仙游之战，围攻仙游四门之贼“儿二万”，而其中“真倭实有万余”。在广东，嘉靖四十三年，“新倭将近揭阳者，哨探人报，有云一万二三千，有云七八千，要皆大约言之，大抵盈万也。审之被获真倭说，是日本荫子马人，此地方人比别岛者为强”。侵略广东的主要也是真倭。九龙山之捷后，俞大猷曾说：“猷行汤克宽、王沼，即催兵追逐，至九龙山一带，共擒斩一千二百余功……又殿后拒兵者，皆真倭。今所得功真倭甚多，与往常不同。”这些材料说明，王直、徐海等一批汉奸头目被歼后，特别是嘉靖四十年后，跟着倭寇跑的中国人较前大为减少，但倭寇仍然很猖狂。这说明，嘉靖三十七年后不仅抗倭战争是实实在在地抵抗外族入侵的战争，而且抗倭战争一开始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族。入侵的战争，那些声名显赫的头头只不过是依附倭寇的汉奸罢了。
有人还以“在所见的倭寇史料中，连日本人姓名都找不到几个”，以此来证明真倭不是主要的。这恐怕不能令人信服。中国史料中所以对日本人的姓名知道得很少，是因为当时中 国。人对日本的情况了解得不够，并不能说明侵略中国的就不是日本人。如果按照不知道日本人姓名就来否定倭寇是日本人，那么永乐十七年(1419年)的望海埚之战，歼灭千余人的大捷也不是反对倭寇的侵犯，因为这次倭寇的入侵连一个倭寇的名字都没留下。当然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像平海卫、仙游等等之战说是打击的是真倭，也是不可信的了。这简直是对历史的不尊重，还淡什么历史呢!
为了了解倭寇掠夺的真相，我们不妨看—一个被倭寇掠去又得以回国的蔡景榕的自述：
景榕，嘉靖辛酉，县遭倭陷，明年五月初九日，身被倭掳，几见害。限三日赎金，仓卒不办，值南风起，即驱而入之夷矣。五月十三日发舟，本月廿日到。问之，为日本国西海道萨摩州郡也。贼至家，则于榕髡其头，跣其足，食以糠核，寝之下床。时六月溽暑，早禾熟，晚禾正耘草，勒与同事。事孱弱力弗能任，顾楚之加，无奈何，直欲求一死，而彼又靳一刀也。阅两月，则略卖与肥前州客商，得钱八千文而去。夫商人初未知榕之为儒流也。明日，八月初一，随往松原山南林寺，谒一老住持僧俊可。盖倭之知诗书者惟僧，而人之所敬礼者亦惟僧也。是时语言不相通，俱以书代言。求纸笔，书“大明秀才”数字进。彼以秀才为翰林中人，未有不善诗者，遽面试以“芙蓉”。时急，强韵以应之：“风来翠盖动，露滴霞杯农。不与春芳竞，秋江独逞容。”僧目商人曰：“是秀才矣。我当留之寺。”出钱还之如其数焉。寺中无他委，惟抄写已。……僧众三十余人，称诗礼者八九僧，幸相视若弟兄。然间尝以榕思归情达住持。住持曰：“吾得言于萨摩州，俾妻之，田产之，以安其心、慰其心，而胡以思归勤也。”榕闻之，故示意于便面之景：“金风潇瑟碧天秋，浅水平芦亦 游，万里青霄终一去，野凫无计相留。”住持喻意，且进诸僧而言：“知彼归心切矣。吾崇佛教，慈悲普施，何惜八千钱，而拘人于吾地，使其愁苦呻吟，有似我之茶毒者耶。然所以欲留之者，念我国人扰彼国未靖也。归而不虞，何如勿归?少待之，须送琉球，与其好归，令而父母妻子恩我也。”癸亥春，命畜发，为归计。癸亥秋，发尚短，即恳求附倭子船回，住持甚虑，船人不妥，且殃及，弗之许、，甲子秋，有漳州通番舶至，复乞归，复以船人不妥见虑，属之觅，漳人乃素来贩者，知其无害，欣然许之。置酒志别，榕遂解脱，离倭境，乘漳人张姓者之船归焉、计开船时，九月二十一日，到月港则十月二十日也。
从蔡景榕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被掳去的中国人，不是被折磨死，就是被带回日本国内，髡头跣足．食糠屹，寝下床，干重活，沦为奴隶，不时受鞭打之苦，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第二，掳中国人的确实是真倭，掳蔡景榕的就是日本有田产的一个小名主，而且日本僧人南林寺的住持俊可也说：“念我国人扰彼国末静电”，也就是说当时被掳的中国人和日本僧人都说入侵中国的倭寇是日本人；第三，蔡景榕回来时所乘乃是漳州通番舶。它说明既使是在抗倭战争时，去日本的走私商船电还在照常通行，明廷的海禁并没有那么严，商人还是可以做买卖的、王直等人，不做买卖，而勾结倭寇掠夺沿海，不是因为海禁太严，无法做买卖逼的，而是他们不想做买卖，他们感到做无本的生意更合算。
有人认为：“构成倭寇的主体，体现倭寇运动本质的，是占倭寇总数十分之八、九的假倭，即伪装成真倭的中国东南沿海特别是浙闽漳潮等地区违禁出海从事贸易的人民，”我们认为，“体现倭寇本质的”，不“是占倭寇总数十之八九的假倭”，而是为数不算太多的“真倭”。这里说明—下，在当时人的词汇中只有“从贼”，意为跟着倭寇跑的华人，而没有“假倭”。这些依附倭寇的“小民”，有相当一部分是被胁迫的。倭寇和那些汉奸头目“随处掠劫人口、男则导行，战则令先驱”；“贼以掳民为先锋，使敌我兵而自脱去”。“寇掳我民，引路取水，早暮出入，按籍呼名。每处为簿一扇，登写姓名，分班点闸。”“近日，贼抢娄塘、罗店等处，驱率居民挑包。其守包之人，与吾民私语，言是某府州县人，被贼胁从，未尝不思乡里，但已剃发，从其衣号，与贼无异，欲自逃去，反为州县所杀，以此只得依违，苟延性命。”这些人是不情愿跟倭寇跑的，而且为数不少；再一部分也不是“违禁出海从事贸易的人民”，而主要是穷苦的农民。郑晓说：“小民迫于贪酷，苦于徭赋，困于饥寒，相率人海从之。”他们是为生活所迫而从倭，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既不能把他们等同于倭寇，电不能把他们等同于那些勾结倭寇的汉奸头目+他们在贼中是胁从。当时人就指出：“倭夷安从至哉?有首乱，有胁从，有导引，明平此而后贼可理也。”“占倭寇总数十分之八、九的假倭”，是“首乱”还是“胁从”?郑晓说“小民”“相率人海从之”。有的说：“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者．人而附之耳。”有的说：“小民好乱者，相率人海从倭。”可见这些“占倭寇总数十之八九的假倭”不是“首乱”，而是“胁从”，是下海依附于倭寇的“小民”。他们虽然不像那些被胁迫者那样迫不得已，但是在倭寇这支队伍中，他们同样是没有地位的，他们无权决定这支队伍什么时间干什么，怎么干，人数虽多，只是听从人家的指挥，跟着人家跑，他们怎么能“体现倭寇运动本质”呢?
还应强调一点，在倭寇的队伍中，依附的“小民”占多数是在王直等勾结倭寇的汉奸被歼灭之前。当王直、徐海等被歼之后，倭寇不仅继续干他们烧杀抢劫、掠夺人口的勾当，而且在构成成份上真倭(日本人)也不再是十之一二，有时甚至是主要的。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四月的平海卫大捷斩获“真倭首功二千二百余名颗”。在一些作战中，明军斩获的或完全是真倭，或真倭多“从贼”少。平海卫战后，四月二十六日夜，明水军“冲沉倭船四只，生擒真倭二十七名，斩获首级二十颗”：镇东卫指挥赵国柱率兵船出海，“冲沉倭船四只……赵国柱捕兵生擒真倭一十五名，斩获倭首—十二颗；千户夏隽兵生擒真倭五名，斩获首级二颗”。这几次战斗擒斩的都没有“从贼”，即没有中国人。嘉靖四十三年，王仓坪战后，海道副使周贤宣率兵追到漳浦县地方，“分布民兵，生擒真倭五名，从贼三名，斩获真倭十级，从贼一级”；蔡陂岭之战“当时纪验得生擒真倭四名，从贼一名，斩获真倭二百五十二级，从贼 二级”，这两次作战斩获的和俘获的真倭都是绝大多数，“从贼”很少。仙游之战，围攻仙游四门之贼“儿二万”，而其中“真倭实有万余”。在广东，嘉靖四十三年，“新倭将近揭阳者，哨探人报，有云一万二三千，有云七八千，要皆大约言之，大抵盈万也。审之被获真倭说，是日本荫子马人，此地方人比别岛者为强”。侵略广东的主要也是真倭。九龙山之捷后，俞大猷曾说：“猷行汤克宽、王沼，即催兵追逐，至九龙山一带，共擒斩一千二百余功……又殿后拒兵者，皆真倭。今所得功真倭甚多，与往常不同。”这些材料说明，王直、徐海等一批汉奸头目被歼后，特别是嘉靖四十年后，跟着倭寇跑的中国人较前大为减少，但倭寇仍然很猖狂。这说明，嘉靖三十七年后不仅抗倭战争是实实在在地抵抗外族入侵的战争，而且抗倭战争一开始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族。入侵的战争，那些声名显赫的头头只不过是依附倭寇的汉奸罢了。
有人还以“在所见的倭寇史料中，连日本人姓名都找不到几个”，以此来证明真倭不是主要的。这恐怕不能令人信服。中国史料中所以对日本人的姓名知道得很少，是因为当时中 国。人对日本的情况了解得不够，并不能说明侵略中国的就不是日本人。如果按照不知道日本人姓名就来否定倭寇是日本人，那么永乐十七年(1419年)的望海埚之战，歼灭千余人的大捷也不是反对倭寇的侵犯，因为这次倭寇的入侵连一个倭寇的名字都没留下。当然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像平海卫、仙游等等之战说是打击的是真倭，也是不可信的了。这简直是对历史的不尊重，还淡什么历史呢!
为了了解倭寇掠夺的真相，我们不妨看—一个被倭寇掠去又得以回国的蔡景榕的自述：
景榕，嘉靖辛酉，县遭倭陷，明年五月初九日，身被倭掳，几见害。限三日赎金，仓卒不办，值南风起，即驱而入之夷矣。五月十三日发舟，本月廿日到。问之，为日本国西海道萨摩州郡也。贼至家，则于榕髡其头，跣其足，食以糠核，寝之下床。时六月溽暑，早禾熟，晚禾正耘草，勒与同事。事孱弱力弗能任，顾楚之加，无奈何，直欲求一死，而彼又靳一刀也。阅两月，则略卖与肥前州客商，得钱八千文而去。夫商人初未知榕之为儒流也。明日，八月初一，随往松原山南林寺，谒一老住持僧俊可。盖倭之知诗书者惟僧，而人之所敬礼者亦惟僧也。是时语言不相通，俱以书代言。求纸笔，书“大明秀才”数字进。彼以秀才为翰林中人，未有不善诗者，遽面试以“芙蓉”。时急，强韵以应之：“风来翠盖动，露滴霞杯农。不与春芳竞，秋江独逞容。”僧目商人曰：“是秀才矣。我当留之寺。”出钱还之如其数焉。寺中无他委，惟抄写已。……僧众三十余人，称诗礼者八九僧，幸相视若弟兄。然间尝以榕思归情达住持。住持曰：“吾得言于萨摩州，俾妻之，田产之，以安其心、慰其心，而胡以思归勤也。”榕闻之，故示意于便面之景：“金风潇瑟碧天秋，浅水平芦亦 游，万里青霄终一去，野凫无计相留。”住持喻意，且进诸僧而言：“知彼归心切矣。吾崇佛教，慈悲普施，何惜八千钱，而拘人于吾地，使其愁苦呻吟，有似我之茶毒者耶。然所以欲留之者，念我国人扰彼国未靖也。归而不虞，何如勿归?少待之，须送琉球，与其好归，令而父母妻子恩我也。”癸亥春，命畜发，为归计。癸亥秋，发尚短，即恳求附倭子船回，住持甚虑，船人不妥，且殃及，弗之许、，甲子秋，有漳州通番舶至，复乞归，复以船人不妥见虑，属之觅，漳人乃素来贩者，知其无害，欣然许之。置酒志别，榕遂解脱，离倭境，乘漳人张姓者之船归焉、计开船时，九月二十一日，到月港则十月二十日也。
从蔡景榕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被掳去的中国人，不是被折磨死，就是被带回日本国内，髡头跣足．食糠屹，寝下床，干重活，沦为奴隶，不时受鞭打之苦，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第二，掳中国人的确实是真倭，掳蔡景榕的就是日本有田产的一个小名主，而且日本僧人南林寺的住持俊可也说：“念我国人扰彼国末静电”，也就是说当时被掳的中国人和日本僧人都说入侵中国的倭寇是日本人；第三，蔡景榕回来时所乘乃是漳州通番舶。它说明既使是在抗倭战争时，去日本的走私商船电还在照常通行，明廷的海禁并没有那么严，商人还是可以做买卖的、王直等人，不做买卖，而勾结倭寇掠夺沿海，不是因为海禁太严，无法做买卖逼的，而是他们不想做买卖，他们感到做无本的生意更合算。
四、余 论
以上我们分析了真倭、勾结倭寇的海盗和依附的“小民”这构成劫掠中国沿海倭寇的三种成成份。从这个分析中不难看出，这支队伍执行的是一条日本大名和武士所具有的“杀人劫财、强盗”的路线，体现的是日本大名和武士集团的根本利益，于烧杀劫掠的骨干是真倭，他们的主子是大名，那些指挥他们的中国海盗头子，或者是大名的奴才，或者是大名的代理人，而众多跟着跑的中国“小民”，只不过是受制于人的胁从罢了。因此我们认为，嘉靖年间的倭寇就本质来讲，同洪武、永乐年间的倭寇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外族的人寇，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那场御倭战争就是一场确确实实反对外族入侵的战争。
还需要补充一点的是，从武器装备和战术来讲，倭寇也是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抗倭战争也绝不是什么“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而是中国人民反对外族人寇的战争。
长刀刃长五尺，后用铜护刃—尺，柄长一尺五寸，共长六尺五寸，是日本武道中独特的兵器。日本的剑道非常发达，凡是武士，均会剑道技术。长刀在日本就是“剑”，至今日本武道界仍盛行双手使用的“剑道”运动。中国原无长刀，中国有此兵器是自倭寇那里得来的。戚继光指出：“此白倭犯中国始有之。彼以此跳舞，光闪而前，我兵已夺气矣。倭善跃，一进足则丈余，刀长五尺，则丈五尺矣：我兵短器难接长器，不捷，遭之者身多两断，缘器利而双手使．用力重放电。”嘉靖四十年(1561年)台州大捷时，戚家军缴获了这种长刀及其使用方法，而后在戚继光的部队中才有了这种武器。其使用方法为日文所写，足以证明出自日本。倭寇的箭也有特点：“大端倭、虏矢皆重，弓皆劲，发皆不远，不轻发，发必中人，中者必毙，故人畏之。”而中国“弓软、矢轻，中者多生。倭夷被射中，常拍其臀，以为我辱”。抗倭战争中，明廷曾调狼土兵抗倭，开始曾取得—些胜利，而后则败北。为什么？戚继光就所使用的兵器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狼土兵“所用皆长牌、短刀，而倭寇则长枪、重矢，此所谓短不接长。及短刀相接，刀法迥不如倭，此所谓以不能而斗能也。”倭寇的船也同中国的船不—样。“倭舟自来矮小，如我之小苍船，故福船乘风下压，如车碾螳蚁，斗船力而不斗人力，是以每每取胜。”倭船“其形卑隘，遇巨舰难于仰攻，苦于犁沉，故广、福舡皆其所畏，而广舡旁陡如垣，尤其所畏者也”。倭寇所用的甲“贵而短”，电和中国的不同。总之从当时的人们讲述的情况来看，倭寇所使用的武器装备都与中国的不一样。它从另一方面证明当时入侵中国的倭寇确实是外族，当时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战争是反对外族入侵的战争。
中国是颇讲究阵法的国家，《续武经总要》载有实用阵法22种，不实用阵法17种．还有复演阵法正宗18势，而《武备志》中所载阵法更多。但在这些阵法中，找不到蝴蝶阵，“临阵以挥扇为号，一人挥扇，众皆舞刀而起，向空挥霍，我兵苍皇仰首，则从下砍来”；也找不到“前耀百脚旗，以次鱼贯而行，最强为锋，最强为殿，中皆勇怯相参”的长蛇阵。《武备志》载有长蛇阵，“势如常山之蛇，若出师行兵，或以奇为首，或以正为奇。若遇敌。人，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这种长蛇阵则与前耀百脚旗的长蛇阵截然不同。至于吹海螺聚众，四分五裂布阵，单列缓步行军，先遣一二人跳跃蹲伏冲锋等则又是中国人所末见所末闻。戚继光正是根据倭寇的战术特点制定了他的抗倭战术。他说：“夫倭性疑，疑则迟。兵临之时，我若进而有制，彼若先不预闻，便不就合，我得易于分布，余数年百战，但见诸贼据高临险，坐持我师，只至日暮，乘我堕气冲出。或于收兵错杂，乘而追之，又能用乘锐气盛以初锋。又其盔上饰以金银牛角之状，五色长丝，类如神鬼，以骇土气。多执明镜，善磨刀枪，日中闪闪，以夺士目。故我兵持久，便为所怯。余所著操练图令内，切切分详退兵之法，谆淳面谕鸳鸯阵势速战之条者．良以此也。”戚继光的鸳鸯阵就是根据倭寇善使双手刀等战术特点制定的。戚继光还指出：“夫倭性人自为战，善于抄出我后，及虽大败，随奔随伏，甚至一二人经过尺木斗壑，亦藏之，往往堕其计中。”正是根据倭寇善伏这个特点，戚继光制定了戚家军的搜伏防伏之法，而使倭寇的埋伏不起作用。
从我们以上叙述的倭寇武器装备和战术的特点来看，倭寇确确实实有着完全．与中国人不同的武器装备和战术。当时亲自与倭寇作战的人深深感受到这一点，戚继光就是他们之中的一位杰出的代表。相比之下，四百多年后有人说嘉靖年间的倭寇不是日本人，显得是那样苍白无力。嘉靖年间侵扰劫掠东南沿海的倭寇尽管夹杂着为数不少跟着跑的中国人，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体现倭寇本质的仍然是有杀人、劫财、强盗习性的真倭和他们后面的主子各国大名，事实证明，当年那场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外族入侵的正义战争。
以上我们分析了真倭、勾结倭寇的海盗和依附的“小民”这构成劫掠中国沿海倭寇的三种成成份。从这个分析中不难看出，这支队伍执行的是一条日本大名和武士所具有的“杀人劫财、强盗”的路线，体现的是日本大名和武士集团的根本利益，于烧杀劫掠的骨干是真倭，他们的主子是大名，那些指挥他们的中国海盗头子，或者是大名的奴才，或者是大名的代理人，而众多跟着跑的中国“小民”，只不过是受制于人的胁从罢了。因此我们认为，嘉靖年间的倭寇就本质来讲，同洪武、永乐年间的倭寇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外族的人寇，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那场御倭战争就是一场确确实实反对外族入侵的战争。
还需要补充一点的是，从武器装备和战术来讲，倭寇也是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抗倭战争也绝不是什么“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而是中国人民反对外族人寇的战争。
长刀刃长五尺，后用铜护刃—尺，柄长一尺五寸，共长六尺五寸，是日本武道中独特的兵器。日本的剑道非常发达，凡是武士，均会剑道技术。长刀在日本就是“剑”，至今日本武道界仍盛行双手使用的“剑道”运动。中国原无长刀，中国有此兵器是自倭寇那里得来的。戚继光指出：“此白倭犯中国始有之。彼以此跳舞，光闪而前，我兵已夺气矣。倭善跃，一进足则丈余，刀长五尺，则丈五尺矣：我兵短器难接长器，不捷，遭之者身多两断，缘器利而双手使．用力重放电。”嘉靖四十年(1561年)台州大捷时，戚家军缴获了这种长刀及其使用方法，而后在戚继光的部队中才有了这种武器。其使用方法为日文所写，足以证明出自日本。倭寇的箭也有特点：“大端倭、虏矢皆重，弓皆劲，发皆不远，不轻发，发必中人，中者必毙，故人畏之。”而中国“弓软、矢轻，中者多生。倭夷被射中，常拍其臀，以为我辱”。抗倭战争中，明廷曾调狼土兵抗倭，开始曾取得—些胜利，而后则败北。为什么？戚继光就所使用的兵器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狼土兵“所用皆长牌、短刀，而倭寇则长枪、重矢，此所谓短不接长。及短刀相接，刀法迥不如倭，此所谓以不能而斗能也。”倭寇的船也同中国的船不—样。“倭舟自来矮小，如我之小苍船，故福船乘风下压，如车碾螳蚁，斗船力而不斗人力，是以每每取胜。”倭船“其形卑隘，遇巨舰难于仰攻，苦于犁沉，故广、福舡皆其所畏，而广舡旁陡如垣，尤其所畏者也”。倭寇所用的甲“贵而短”，电和中国的不同。总之从当时的人们讲述的情况来看，倭寇所使用的武器装备都与中国的不一样。它从另一方面证明当时入侵中国的倭寇确实是外族，当时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战争是反对外族入侵的战争。
中国是颇讲究阵法的国家，《续武经总要》载有实用阵法22种，不实用阵法17种．还有复演阵法正宗18势，而《武备志》中所载阵法更多。但在这些阵法中，找不到蝴蝶阵，“临阵以挥扇为号，一人挥扇，众皆舞刀而起，向空挥霍，我兵苍皇仰首，则从下砍来”；也找不到“前耀百脚旗，以次鱼贯而行，最强为锋，最强为殿，中皆勇怯相参”的长蛇阵。《武备志》载有长蛇阵，“势如常山之蛇，若出师行兵，或以奇为首，或以正为奇。若遇敌。人，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这种长蛇阵则与前耀百脚旗的长蛇阵截然不同。至于吹海螺聚众，四分五裂布阵，单列缓步行军，先遣一二人跳跃蹲伏冲锋等则又是中国人所末见所末闻。戚继光正是根据倭寇的战术特点制定了他的抗倭战术。他说：“夫倭性疑，疑则迟。兵临之时，我若进而有制，彼若先不预闻，便不就合，我得易于分布，余数年百战，但见诸贼据高临险，坐持我师，只至日暮，乘我堕气冲出。或于收兵错杂，乘而追之，又能用乘锐气盛以初锋。又其盔上饰以金银牛角之状，五色长丝，类如神鬼，以骇土气。多执明镜，善磨刀枪，日中闪闪，以夺士目。故我兵持久，便为所怯。余所著操练图令内，切切分详退兵之法，谆淳面谕鸳鸯阵势速战之条者．良以此也。”戚继光的鸳鸯阵就是根据倭寇善使双手刀等战术特点制定的。戚继光还指出：“夫倭性人自为战，善于抄出我后，及虽大败，随奔随伏，甚至一二人经过尺木斗壑，亦藏之，往往堕其计中。”正是根据倭寇善伏这个特点，戚继光制定了戚家军的搜伏防伏之法，而使倭寇的埋伏不起作用。
从我们以上叙述的倭寇武器装备和战术的特点来看，倭寇确确实实有着完全．与中国人不同的武器装备和战术。当时亲自与倭寇作战的人深深感受到这一点，戚继光就是他们之中的一位杰出的代表。相比之下，四百多年后有人说嘉靖年间的倭寇不是日本人，显得是那样苍白无力。嘉靖年间侵扰劫掠东南沿海的倭寇尽管夹杂着为数不少跟着跑的中国人，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体现倭寇本质的仍然是有杀人、劫财、强盗习性的真倭和他们后面的主子各国大名，事实证明，当年那场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外族入侵的正义战争。
以上上范老师的一篇文章,分四部分贴的.
范中义简介：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理事。
主要著作：（合著）《郑和下西洋》《明代倭寇史略》《中国海防史》；（个人著作）《筹海图编浅说》《中国军事通史 明代军事史》《朱元璋》；（校释）《戚继光兵法》（十四卷本纪效新书）《戚继光传》《戚继光评传》...
范中义简介：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理事。
主要著作：（合著）《郑和下西洋》《明代倭寇史略》《中国海防史》；（个人著作）《筹海图编浅说》《中国军事通史 明代军事史》《朱元璋》；（校释）《戚继光兵法》（十四卷本纪效新书）《戚继光传》《戚继光评传》...
原帖由 月亮之上 于 2006-12-19 22:18 发表
根据抗日战争的史料,你们同样可以说,在抗战后期,华北地区伪军数量多于日军,请问是不是也可以说抗日战争是中国人的内战呢?
如果不考虑指挥和隶属关系,就按人数比例推断倭寇的性质,这是非常可笑的。
再说,倭 ...
当然 如果把国内学术界支持倭寇主要由海禁引起的人都认为是小丑 那的确是这样 实际上这种观点的人恰恰认为中国人在倭寇里是持有主动权的
我们认为正直等人的行径不是什么“反地主阶级及其海禁政策的斗争”，而是海盗行径，是为虎作伥．是倭寇侵略中国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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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是别人转的这位老师的作品时候出的错别字 否则这位老师至少语文课的成绩实在让我们遗憾了 正直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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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是别人转的这位老师的作品时候出的错别字 否则这位老师至少语文课的成绩实在让我们遗憾了 正直是谁?
晁中辰教授
·晁中辰教授（博导），1947年生。
·山东大学硕士（1982）。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明史学会理事。
·发表过《雍正朝的密折制度》《文史哲》2002.2)、《崇祯帝君非甚暗透析》（《文史哲》2001.5）等论文66篇。
·出版过《明成祖传》（人民出版社1994）、《李自成大传》（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崇祯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中国改革通史·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等著作。
·主持山东省政府特批项目和省社科规划课题各一项。
实际上就是这位教授认为倭寇主要由走私商人构成的论点 国内学术争论本没什么 但是把反对自己的一方就叫做跳梁小丑 实在没必要 我想即使是范老师 也不会把晁先生当成跳梁小丑吧
·晁中辰教授（博导），1947年生。
·山东大学硕士（1982）。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明史学会理事。
·发表过《雍正朝的密折制度》《文史哲》2002.2)、《崇祯帝君非甚暗透析》（《文史哲》2001.5）等论文66篇。
·出版过《明成祖传》（人民出版社1994）、《李自成大传》（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崇祯传》（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中国改革通史·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等著作。
·主持山东省政府特批项目和省社科规划课题各一项。
实际上就是这位教授认为倭寇主要由走私商人构成的论点 国内学术争论本没什么 但是把反对自己的一方就叫做跳梁小丑 实在没必要 我想即使是范老师 也不会把晁先生当成跳梁小丑吧
何况范先生的文章里 也认为沿海的倭寇里 大部分是假倭而非真倭 只是认为历史上所谓真正有倭寇性质的 应该是那些少数真倭而已 似乎和历史上的倭寇大部分是中国人这一论点并不矛盾
原帖由 中国sunyan 于 2006-12-19 22:35 发表
当然 如果把国内学术界支持倭寇主要由海禁引起的人都认为是小丑 那的确是这样 实际上这种观点的人恰恰认为中国人在倭寇里是持有主动权的
无非是抄袭日本60年代的学术观点罢了.80年代以后那出来就很新鲜.
要是中国人在倭寇里有主动权,就无法解释倭寇的武器\装备\战术都和中国截然不同.
换了你去指挥倭寇,你会用倭寇的阵法吗?
你还没贴上海的葛剑雄,都是一路货,非要把杀人抢劫的倭寇也美化成了改革开放的先锋.
这叫根据现实的需要而歪曲历史,是流氓历史学.
这叫根据现实的需要而歪曲历史,是流氓历史学.
原帖由 月亮之上 于 2006-12-19 22:52 发表
你还没贴上海的葛剑雄,都是一路货,非要把杀人抢劫的倭寇也美化成了改革开放的先锋.
这叫根据现实的需要而歪曲历史,是流氓历史学.
注意 在沿海杀人的倭寇和走私而被污蔑成的"倭寇"是有区别的 只是国内现在认为 走私之倭寇多于杀人之倭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