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制度僵化状态对谁有益？

最近，中国旅美经济学家何清涟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政府成为自利型政治集团与制度僵化》。她在文章指出，大陆官方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中国的经济在官方“半市场半行政干预”的“不完全竞争”状态下，造就了官僚阶层成为大大小小的暴富者。何清涟的文章首先举例说，官方国资委前主任李荣融在达沃斯论坛上提出“若无三大石油企业，中国经济早乱了”，这一说法，引发舆论各界讨伐国有垄断企业。舆论认为，三大油企能够维持至今幷且越来越“欣欣向荣”，是官方每年用纳税人的血汗钱以各种形式补贴。
何清涟认为，官方政府之所以刻意保持这种“半市场半行政干预”的“不完全竞争”状态，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它就是最大获利者。它的特殊利益，体现在它代替全体人民管理一切资源，而依据这些公共产权取得的收入都由官方支配。西安市提拔了一位曾列为中国地产十大风云人物的段先念做副市长，主管房地产开发。这位副市长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有句名言：“我就是为政府赚钱”。政府既然不再将自己视为公共服务机构，而是赚钱的利益主体，造成近年来因为征地、拆迁与污染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而政府为什么将这些利益申诉事件一概视之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施之以暴力镇压。
中国大陆的国企，本质上不是靠市场谋生的企业，而是官方掌控金融经济命脉的专权垄断工具。尽管国企伪装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样子，但也掩盖不住官方本身“权力资本工具”的性质。何清涟认为，减少腐败必须让政府权力从经济领域退位。但十多年过去，随着官方政府在经济中的干预作用越来越强，中国的腐败也越演越烈，许多弊病丛生的制度不仅没有被革除，反而呈现僵化状态。
对此，美国华人经济评论家梅凤杰说：“它并没有在经济改革开放当中给人民带来重要利益，而是形成了新的一个，以官僚跟垄断集团利益获得者为首的一个统治集团。所以让中国走上了目前这种道路。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政府的垄断和独裁必然带来腐败。
近年来，中国因为征地、拆迁与污染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不断，而官方政府将这些利益申诉事件一概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加以暴力镇压。何清涟说，官方政府实际上将自己视为赚钱的利益主体，幷不像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将自己视为公共服务机构。
中国国资委前主任李荣融在达沃斯论坛上提出“若无三大石油企业，中国经济早乱了”，这一说法不仅没有感动中国，反而引发各界对国有垄断企业的指责声。舆论认为，为了“三桶油”盈利，众多民营油企黯然离场，公共财政不断给其高额补贴，正是这些“沉没成本”，才促成了中石油多年来保持“最赚钱公司榜单”上的前列位次。
这一事件本身揭示中国经济的吊诡一面：政府为什么要刻意保持这种半市场半行政干预的“不完全竞争”状态？谁是这种状态的最大获利者？
与民主国家不同，中国大陆当权阶层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首先，它的特殊利益体现在它代替全体人民管理一切资源，公共产权收入成为少数权贵及利益相关者攫取财富的源泉。按照中国的宪法，城镇土地、森林、河流、矿藏等资源，都是国家财产，属于公共产权。其次，依据这些公共产权取得的收入都由政府支配。政府控制资源与毛时代没有本质差别，但改革以来开始的市场化进程，使得政府（官员）可以将公共资源的配置权通过市场变现。正是这种半行政管制半市场化状态，才造就了官僚阶层成为大大小小的暴富者。
分析中国的土地市场，就可以看出政府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在其中如何起作用。与其它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土地是国有（农村名为“集体所有”），农民只有土地承包权，城市居民的住房只有所谓70年的土地使用权。这一制度给政府插手土地买卖提供了便利的制度通道，围绕土地形成了一条粗大的寻租链条。多年来地方政府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暴力手段逼迫农民“出让”土地，强迫城市居民搬迁，政府成了土地的垄断卖家，并握有制定有关征地拆迁的政策的权力。附着于土地这条食物链上的政府、房地产开发商、拆迁公司及相关多个产业。至于8000万失地农民的生计与400万户城市拆迁家庭的悲苦，却成了所谓“公共利益”的牺牲品。
10余年前，何清涟就曾指出，减少腐败必须让政府权力从经济领域退位。但十余年过去，随着政府在经济中的干预作用日强，中国的腐败也越演越烈，许多弊病丛生的制度不仅未被革除，反而呈僵化状态。推究起来原因在于，所谓政府机构必须由作为个体的众多官员组成，而官员们的“经济人”本色决定了他们有自己的利益需求。在权力高于法律、缺乏监督机制的中国社会中，由于政府掌控政治经济舆论等各领域，政府官员很容易将本集团利益包装成“公共利益”。中国的现实证明，一旦政府成为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官员们就不再关心公共利益与国家的未来，只专注于通过某种制度安排获利。在这种情境下，政府对威胁既得利益的制度创新持严厉的排斥态度，实现本集团的特殊利益不惜牺牲公共利益与国家的长远利益。
对中国的政治利益集团来说，维持半市场半行政干预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状态最理想，无论是前进（民主化改革）还是后退（毛时代）都不符合它的需要。如果让中国成为“完全竞争”市场，政府管制经济的权力或弱化或从某领域退出，这意味着“造租”与“寻租”的能力弱化或者消失，官僚集团将失去“交易资本”；退回到毛时代，政府虽然拥有管制经济的权力却无市场，那么通过权力寻租所得无法通过市场变现。
因此，目前这种半市场半行政干预的混沌状态最便于政府官员从中混水摸鱼。
针对裙带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中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西方政治学、经济学与法学领域已经有一个共享名词“俘获国家”（中国大陆译成“俘获政府”），意指少数利益集团通过大量非法的、不透明的游戏规则，向政治家与官员提供各种形式的贿赂，以获得有利于该利益集团的立法或政策。此后又从这一理论发展出“利益集团委托－代理”理论。如今中国模式为这一理论提供一个新的样本，即政府本身成为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以后，如何通过自利性的立法、政策保持制度僵化，以便于利益集团及其成员最大限度地假公共利益之名攫取社会财富，并以“维稳”的名义压制一切社会利益诉求。
所以，中国的所谓“维稳”，唯一的获益者，只有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
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在当代中国恰恰相反，公平与正义被一些官员视如敝屣，稳定与既得权力、既得利益成为“首要价值”，为此，一些地方政府不择手段，以谎言、暴力、陷害、劳教，动用黑恶势力，关进黑监狱、精神病院，抓捕记者、举报人，打击不同意见者等手段“保一方平安”，使得维稳与维权形成尖锐的对立，维稳的财政开支惊人。不将公平与正义作为执政的基石，而错将维持暂时稳定、维护现有秩序与利益作为头等大事，由此而导致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
据《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27日报道，2009年全国内保费用5140亿元，已经接近军费开支；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高达47.5%。与此相对应的，必然是民权的困境、官德的堕落、公德的沉沦、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同时不可避免的是，庞大的维稳经费和行政成本严重地挤压了民生。公平与正义已亡，这是中国最令人痛心和担忧的，也是政府治理最为失败的地方。
目前中国，“三进三退”盛行。所谓“三进三退”，是指：一，国企进民企退，官权进民权退，官治进法治退。尽管官方否认存在着国进民退，但4万亿救市资金和2009年近10万亿信贷绝大多数给了国企，十大行业振兴计划其实是在帮助国有企业做大做强，钢铁、石化、有色金属、信息、汽车、船舶、航空、装备制造、煤炭、烟草、盐业等行业完全或绝大部分是国有的天下，国有资产从1999年的9万亿元增加为2009年的43万亿元……；种种事实都说明国进民退不是统计部门虚构一下国企、民企产值数据所能证伪的。
国进民退将严重地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国有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与其它国家清一色的私人企业（私有股份制企业）榜上有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将成为中国走上现代化歧途的象征。国进民退也将严重地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形成官僚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这样的畸形市场经济催生了特权利益集团，导致了经济低效率、腐败和分配不公，必然遭到民众的怨恨。
与国进民退相伴相生的是官进民退——官权进、民权退；官治进、法治退。凡是国有强大的地方，必然是破坏法治甚至无法无天的地方；目前中国的法治倒退令中国政府的形象在国内外严重受损。
目前，中国的体制是“三个一体化”：行政、立法、监督、司法一体化；官商一体化；党政一体化。譬如不久前开车撞死人的私企老板同时是县委委员、县人大常任委，难怪他有恃无恐；紫金矿业的股东许多是县委县政府及各局的官员……。这样的体制不腐败、不专横、不胡作非为、不激起民怨，可能吗？！在这样的体制下，即使将全国所有的官员都叫到北京培训100遍，也无济于事。如果最高决策者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进行权力结构改革，那么可以预见的中国，必将会越来越溃败，道德会越来越沉沦，社会将越来越不稳定。
未来中国，只有实现宪政与公平正义，才有出路。谁高举了这两大旗帜，谁就能赢得中国，就能引领中国的现代化，就能有政治家个人的成功和国家的真正复兴；谁丢弃了这两大旗帜，谁就是在把中国引向沉沦和灾难，即使经济上获得了短暂的成功，政治家个人取得了短暂的荣耀，但他最终也会被历史所唾弃。
宪政就是“限政”，即限制政府，建立“有限政府”，实现公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保护公民的权利；宪政也即宪法政治，保障宪法的最高权威性，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中国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但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是指公平正义、平等共富、体现人文关怀、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和制度，就是宪法至上、保障公民权利、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弘扬人文关怀、保护弱势群体，秉持民主、法治、人道、公平价值观的基本社会制度。
只有宪政，才能抑制特权、垄断和腐败，才能打破人治、官家主义和王朝循环，才能实现中国的长治久安；只有宪政，才有公平正义，才有社会主义。
没有宪政而鼓吹打土豪分田地、镇压或批斗地富资本家老干部的毛式平等和传统社会主义，是朝鲜式的封建家天下社会主义、专制独裁社会主义，毫无出路。
公平与正义是立国之基。通过宪政的实践，公平与正义必将得以伸张，“三进三退”、“三个一体化”必将受到遏制，只有这时，才可以说中国找到了治国良方、走上了治国正道；也只有这时，中国的民富国强、长治久安才能得以实现，中国人的尊严才能得到保障。最近，中国旅美经济学家何清涟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政府成为自利型政治集团与制度僵化》。她在文章指出，大陆官方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中国的经济在官方“半市场半行政干预”的“不完全竞争”状态下，造就了官僚阶层成为大大小小的暴富者。何清涟的文章首先举例说，官方国资委前主任李荣融在达沃斯论坛上提出“若无三大石油企业，中国经济早乱了”，这一说法，引发舆论各界讨伐国有垄断企业。舆论认为，三大油企能够维持至今幷且越来越“欣欣向荣”，是官方每年用纳税人的血汗钱以各种形式补贴。
何清涟认为，官方政府之所以刻意保持这种“半市场半行政干预”的“不完全竞争”状态，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它就是最大获利者。它的特殊利益，体现在它代替全体人民管理一切资源，而依据这些公共产权取得的收入都由官方支配。西安市提拔了一位曾列为中国地产十大风云人物的段先念做副市长，主管房地产开发。这位副市长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有句名言：“我就是为政府赚钱”。政府既然不再将自己视为公共服务机构，而是赚钱的利益主体，造成近年来因为征地、拆迁与污染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而政府为什么将这些利益申诉事件一概视之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施之以暴力镇压。
中国大陆的国企，本质上不是靠市场谋生的企业，而是官方掌控金融经济命脉的专权垄断工具。尽管国企伪装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样子，但也掩盖不住官方本身“权力资本工具”的性质。何清涟认为，减少腐败必须让政府权力从经济领域退位。但十多年过去，随着官方政府在经济中的干预作用越来越强，中国的腐败也越演越烈，许多弊病丛生的制度不仅没有被革除，反而呈现僵化状态。
对此，美国华人经济评论家梅凤杰说：“它并没有在经济改革开放当中给人民带来重要利益，而是形成了新的一个，以官僚跟垄断集团利益获得者为首的一个统治集团。所以让中国走上了目前这种道路。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政府的垄断和独裁必然带来腐败。
近年来，中国因为征地、拆迁与污染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不断，而官方政府将这些利益申诉事件一概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加以暴力镇压。何清涟说，官方政府实际上将自己视为赚钱的利益主体，幷不像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将自己视为公共服务机构。
中国国资委前主任李荣融在达沃斯论坛上提出“若无三大石油企业，中国经济早乱了”，这一说法不仅没有感动中国，反而引发各界对国有垄断企业的指责声。舆论认为，为了“三桶油”盈利，众多民营油企黯然离场，公共财政不断给其高额补贴，正是这些“沉没成本”，才促成了中石油多年来保持“最赚钱公司榜单”上的前列位次。
这一事件本身揭示中国经济的吊诡一面：政府为什么要刻意保持这种半市场半行政干预的“不完全竞争”状态？谁是这种状态的最大获利者？
与民主国家不同，中国大陆当权阶层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首先，它的特殊利益体现在它代替全体人民管理一切资源，公共产权收入成为少数权贵及利益相关者攫取财富的源泉。按照中国的宪法，城镇土地、森林、河流、矿藏等资源，都是国家财产，属于公共产权。其次，依据这些公共产权取得的收入都由政府支配。政府控制资源与毛时代没有本质差别，但改革以来开始的市场化进程，使得政府（官员）可以将公共资源的配置权通过市场变现。正是这种半行政管制半市场化状态，才造就了官僚阶层成为大大小小的暴富者。
分析中国的土地市场，就可以看出政府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在其中如何起作用。与其它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土地是国有（农村名为“集体所有”），农民只有土地承包权，城市居民的住房只有所谓70年的土地使用权。这一制度给政府插手土地买卖提供了便利的制度通道，围绕土地形成了一条粗大的寻租链条。多年来地方政府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暴力手段逼迫农民“出让”土地，强迫城市居民搬迁，政府成了土地的垄断卖家，并握有制定有关征地拆迁的政策的权力。附着于土地这条食物链上的政府、房地产开发商、拆迁公司及相关多个产业。至于8000万失地农民的生计与400万户城市拆迁家庭的悲苦，却成了所谓“公共利益”的牺牲品。
10余年前，何清涟就曾指出，减少腐败必须让政府权力从经济领域退位。但十余年过去，随着政府在经济中的干预作用日强，中国的腐败也越演越烈，许多弊病丛生的制度不仅未被革除，反而呈僵化状态。推究起来原因在于，所谓政府机构必须由作为个体的众多官员组成，而官员们的“经济人”本色决定了他们有自己的利益需求。在权力高于法律、缺乏监督机制的中国社会中，由于政府掌控政治经济舆论等各领域，政府官员很容易将本集团利益包装成“公共利益”。中国的现实证明，一旦政府成为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官员们就不再关心公共利益与国家的未来，只专注于通过某种制度安排获利。在这种情境下，政府对威胁既得利益的制度创新持严厉的排斥态度，实现本集团的特殊利益不惜牺牲公共利益与国家的长远利益。
对中国的政治利益集团来说，维持半市场半行政干预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状态最理想，无论是前进（民主化改革）还是后退（毛时代）都不符合它的需要。如果让中国成为“完全竞争”市场，政府管制经济的权力或弱化或从某领域退出，这意味着“造租”与“寻租”的能力弱化或者消失，官僚集团将失去“交易资本”；退回到毛时代，政府虽然拥有管制经济的权力却无市场，那么通过权力寻租所得无法通过市场变现。
因此，目前这种半市场半行政干预的混沌状态最便于政府官员从中混水摸鱼。
针对裙带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中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西方政治学、经济学与法学领域已经有一个共享名词“俘获国家”（中国大陆译成“俘获政府”），意指少数利益集团通过大量非法的、不透明的游戏规则，向政治家与官员提供各种形式的贿赂，以获得有利于该利益集团的立法或政策。此后又从这一理论发展出“利益集团委托－代理”理论。如今中国模式为这一理论提供一个新的样本，即政府本身成为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以后，如何通过自利性的立法、政策保持制度僵化，以便于利益集团及其成员最大限度地假公共利益之名攫取社会财富，并以“维稳”的名义压制一切社会利益诉求。
所以，中国的所谓“维稳”，唯一的获益者，只有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
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在当代中国恰恰相反，公平与正义被一些官员视如敝屣，稳定与既得权力、既得利益成为“首要价值”，为此，一些地方政府不择手段，以谎言、暴力、陷害、劳教，动用黑恶势力，关进黑监狱、精神病院，抓捕记者、举报人，打击不同意见者等手段“保一方平安”，使得维稳与维权形成尖锐的对立，维稳的财政开支惊人。不将公平与正义作为执政的基石，而错将维持暂时稳定、维护现有秩序与利益作为头等大事，由此而导致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
据《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27日报道，2009年全国内保费用5140亿元，已经接近军费开支；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高达47.5%。与此相对应的，必然是民权的困境、官德的堕落、公德的沉沦、政府公信力的丧失，同时不可避免的是，庞大的维稳经费和行政成本严重地挤压了民生。公平与正义已亡，这是中国最令人痛心和担忧的，也是政府治理最为失败的地方。
目前中国，“三进三退”盛行。所谓“三进三退”，是指：一，国企进民企退，官权进民权退，官治进法治退。尽管官方否认存在着国进民退，但4万亿救市资金和2009年近10万亿信贷绝大多数给了国企，十大行业振兴计划其实是在帮助国有企业做大做强，钢铁、石化、有色金属、信息、汽车、船舶、航空、装备制造、煤炭、烟草、盐业等行业完全或绝大部分是国有的天下，国有资产从1999年的9万亿元增加为2009年的43万亿元……；种种事实都说明国进民退不是统计部门虚构一下国企、民企产值数据所能证伪的。
国进民退将严重地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国有企业进入了世界500强，与其它国家清一色的私人企业（私有股份制企业）榜上有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将成为中国走上现代化歧途的象征。国进民退也将严重地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形成官僚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这样的畸形市场经济催生了特权利益集团，导致了经济低效率、腐败和分配不公，必然遭到民众的怨恨。
与国进民退相伴相生的是官进民退——官权进、民权退；官治进、法治退。凡是国有强大的地方，必然是破坏法治甚至无法无天的地方；目前中国的法治倒退令中国政府的形象在国内外严重受损。
目前，中国的体制是“三个一体化”：行政、立法、监督、司法一体化；官商一体化；党政一体化。譬如不久前开车撞死人的私企老板同时是县委委员、县人大常任委，难怪他有恃无恐；紫金矿业的股东许多是县委县政府及各局的官员……。这样的体制不腐败、不专横、不胡作非为、不激起民怨，可能吗？！在这样的体制下，即使将全国所有的官员都叫到北京培训100遍，也无济于事。如果最高决策者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进行权力结构改革，那么可以预见的中国，必将会越来越溃败，道德会越来越沉沦，社会将越来越不稳定。
未来中国，只有实现宪政与公平正义，才有出路。谁高举了这两大旗帜，谁就能赢得中国，就能引领中国的现代化，就能有政治家个人的成功和国家的真正复兴；谁丢弃了这两大旗帜，谁就是在把中国引向沉沦和灾难，即使经济上获得了短暂的成功，政治家个人取得了短暂的荣耀，但他最终也会被历史所唾弃。
宪政就是“限政”，即限制政府，建立“有限政府”，实现公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保护公民的权利；宪政也即宪法政治，保障宪法的最高权威性，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中国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但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是指公平正义、平等共富、体现人文关怀、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和制度，就是宪法至上、保障公民权利、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弘扬人文关怀、保护弱势群体，秉持民主、法治、人道、公平价值观的基本社会制度。
只有宪政，才能抑制特权、垄断和腐败，才能打破人治、官家主义和王朝循环，才能实现中国的长治久安；只有宪政，才有公平正义，才有社会主义。
没有宪政而鼓吹打土豪分田地、镇压或批斗地富资本家老干部的毛式平等和传统社会主义，是朝鲜式的封建家天下社会主义、专制独裁社会主义，毫无出路。
公平与正义是立国之基。通过宪政的实践，公平与正义必将得以伸张，“三进三退”、“三个一体化”必将受到遏制，只有这时，才可以说中国找到了治国良方、走上了治国正道；也只有这时，中国的民富国强、长治久安才能得以实现，中国人的尊严才能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