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历史上的明光铠与马镫

明光铠
《吴历》曰：魏文帝与吴王明光铠。
曹植表曰：先帝赐臣铠，黑光、明光各一具，两当铠一领，环锁铠一领，马铠一领，今世以升平，兵革无事，乞悉以付铠曹。

据《隋书•礼仪志》记载“第一团，皆青丝连明光甲，铁具装，青缨拂，建狻猊旗。第二团，绛丝连朱犀甲，兽文具装，赤缨拂，建貔貅旗。第三团，白丝连明光甲，铁具装，素缨拂，建辟邪旗。第四团，乌丝连玄犀甲，兽文具装，建[乌]缨拂，建六驳旗。”可见明光甲是用青丝与白丝连缀的，言下之意不言而喻。

通常人们理解的明光铠是前后胸部有光亮的圆护，把这样的盔甲称为明光铠。

几乎所有表现隋唐出现的甲胄，都只有带胸板圆护这一个样式，而通常看到的唐代陶佣武士与石窟石刻寺庙彩塑，身甲却是五花八门，有娟布的，有皮甲的，更离谱的是连胸板上该是光明的镜也是花纹服饰品，说的是圆护拿出的东西却不是圆的，啥形状的胸板都有，它又如何在阳光下就明光了呢？
唐六典明确定义明光甲和光要甲是铁甲，我们常引用的明光甲图并不都是铁甲，只有胸板一块象铁的。三国就出现了明光甲，难道那时就有了胸板圆镜式的盔甲？

武经总要里描绘的样式也是同样的情况，假设那只是个款式，先按只是个款式来理解，那么这明光甲就该指的是全身的铁甲叶被打磨得光亮，这样一来明光甲就不是普通的甲，而是前胸后背都带有被打磨得光亮的大铁板的高级铠甲。在这样的款式下，黑光，鱼鳞，山纹，皮甲也变得容易理解。也就是说三国的明光和隋唐的明光是不一样的，只是款式不同。事实上称为文山甲的也有这样的胸板，该是称它为文山甲呢？还是称它为明光甲？

面对这样的盔甲，唯一解释的通的，就是款式都一样，只有较大光亮的才是明光甲，其它品种的盔甲不在于他的胸板是什么类型。各朝各代款式不同，到了宋代原来要求要打磨的甲叶片，现在上漆不用打磨了，不用反光了？甲片由大变小，锻造时间减少了，又同时提高了身甲的自由度。甲片大，打磨工艺简单操作方便，如同现在看到的第一图，也就能解说隋书中描述一团一团着明光甲的大军了。自三国到隋唐这一段盔甲的演变，也就说那被打磨后的排列的札甲片才是明光铠。

如果只是按传统的理解，凡是胸前有大护板就是明光，事实上那一系列出土的东西只能使人一头雾水，永远不知其为所以然。


西汉到东汉末期中国甲胄并无明显的变化，这一时期铁甲主要是供给车骑军，车兵有了盆领铁铠，骑兵铁甲还是只是简单的襦铠，三国时有了明光铠、黑光铠和适用于骑兵的两裆铠，史料中讲到前秦苻坚的军队时，突然出现骑兵所用“具装铠”，“具装铠”是一种由身甲和腿裙甲连在一起的铠甲，它和汉代骑兵所用铁铠甲最大的不同是多出了前开叉的腿裙甲，汉代骑兵铁铠甲在没有马镫的情况下只能穿着齐腰的襦铠跃身上马，是没有腿裙的，有腿裙的铁甲都是车兵所用，而且前不开叉，只有在拥有马镫的情况下，穿着这种有铁腿裙的具装铠才有跨镫上马的可能。突然出现这个变化一定事出有因，翻阅史料发现公元295年冬十月，晋惠帝司马衷时期，“武库火，焚累代之宝。十二月丙戌，新作武库，大调兵器”。〈晋书卷四 帝纪第四〉另外《资治通鉴卷八十二》讲得更细：“冬，十月，武库火，焚累代之宝及二百万人器械。十二月，丙戌，新作武库，大调兵器。”二百万人的军用器械都被烧毁了，后果肯定很严重，除此之外还有用严重违反了史学的叙事原则讲述的：“武库火，（张）华惧因此变作，列兵固守，然后救之，故累代之宝及汉高斩蛇剑、王莽头、孔子屐等尽焚焉。时华见剑穿屋而飞，莫知所向。”《晋书卷三十六 列传第六》司马光在《与范内翰论修书帖》一文说：“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所以这一事件应该是可信的。赵王伦篡位时，司空张华为伦所诛。《晋书卷八十九 列传第五十九》

当不打仗时，兵器都是放置在武库中的，出征时才临时调配，这是历来的规矩，而后世兵制都是以汉制为参照的，重型武器没有皇帝批准连关都不能出如：“昭帝始元五年，罢天下马弩关（注：汉法：弩十石以上不得出关）。”《 文献通考卷一百六十一 兵考十三 》

又有西晋在平吴之后，在中原又解除洲郡武备和兵役，以至后来各洲郡兵无力平定叛乱，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八王之乱，严重动摇了统治基础。这一场大火不仅烧毁了收缴上来武器战具，也同时烧毁了历代累积的武器和文物，在这之后再也不见有“大黄”、“连弩车”、“襦铠”这样的东西，战车部队的历史地位在这个时期也有所下降，这一时期的史料中再没见到关于晋军专用战车部队的描述，而步军和骑兵说得较多，很多情形下步兵兼有有车兵的角色，故而以此作出这个判断。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促进军用器具和甲胄的突然变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中原王朝的军队才会突出使用甲骑，取代烧毁的战车装备的“射声”部队出战，面对越来越频繁的平叛战争，西晋军队马匹的供给断绝，马匹越用越少，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原本用于拉战车的马和随身的马甲也就自然被用于骑兵。而到了偏安于江南的东晋时，这种混战动则有几万到十几万的骑兵，多则达到数十万，这在《晋书苻坚传》有记载，如前秦苻坚征东晋：“戎兵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西晋早期的马甲只见有当胸，如长沙西晋永宁二年的陶骑俑，而完整的马甲包括：面帘、鸡颈、当胸，身甲，搭后、寄生、鞍具和镫。而又由于汉族当时人口数量较少，军队对甲胄的防护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武备被烧毁的情况下，新作甲胄也随之出现适应变化。

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马镫是长沙西晋永宁二年（302）墓葬中陶骑俑上马鞍左侧的三角形马镫。（张海滨《关于马镫的思考》《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仅单侧有一只，这个单镫还说明，双马镫或许是从单镫演化来的，我很难相信马术精湛的游牧部落会在这个时候突然发明这种东西，巧合得很，马镫的出现竟然与晋朝武库大火时间这么接近，很显然只有骑术不精的汉族军队才会去发明这种东西用来掌握骑术，而双马镫的出现才会使穿着“具装铠”的骑士，不会因为重心不稳栽下马来。1965年至1970年，南京象山发掘了东晋琅琊王氏族墓群，7号墓中出土了一件装双镫的陶马，墓葬年代为东晋永昌元年（322）前后。这件陶马的双镫是已知马镫的较早实例。《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2年11月12日第七版)而我通观所有考古资料显示：游牧民族所有的的马镫资料都晚于这个年代。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就据此认为马镫是中国古代对世界文明史做出贡献的伟大发明之一。马镫的使用对骑兵的发展至关重要，只有装备了马镫，骑兵才能很好地控制披有重甲的骑马，使骑士和战马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兵器的效能。<杨泓、于炳文、李力 《中国古代兵器与兵书》出土的最早的实用马镫据考证为前燕时期，出土地点在辽宁省西部与内蒙古赤峰相接的北票县。1965年，考古人员在北票县北燕贵族冯素弗墓中，出土了一对鎏金木芯直柄铜马镫。这对马镫长24.5厘米，宽16.8厘米，是世界上现存时代最早的马镫实物。《内蒙古晨报2009年11月17日 星期二》

考证前秦的历史资料获息：“石虔设计夜渡水， 既济，贼始觉，力战破之，进克管城，擒震，斩首七千级，俘获万人，马数百匹， 牛羊千头，具装铠三百领。”《晋书·卷七十四 列传第四十四》东晋桓石虔(?—388) 攻击的是前秦苻坚（338-385）手下将领王鉴的军队。也就是说甲骑具装出现的年代晚了马镫几十年。

在295年10月武备烧毁第二年，公元296年，匈奴部族首领郝散和他的兄弟郝度元率冯翊、北地马兰羌、庐水的各部反叛，攻击北地郡，太守张损战死。冯翊太守欧阳建与郝度元开战，欧阳建的住屯兵再吃败绩。到了秋八月，雍州刺史解系的军队又被郝度元所破。秦雍氐、羌悉叛，推氐帅齐万年僣号称帝，围泾阳。公元297年年春正月癸丑，原东吴降将周处率西晋中央军与齐万氐部族军队年战于六陌，再次“王师败绩”，周处兵败战死。〈晋书卷四 帝纪第四〉处曰：“军无后继，必败，不徒亡身，为国取耻”，“自旦战至暮，斩获甚众。弦绝矢尽，救兵不至”，“处按剑曰：“是吾效节致命之日也！”遂力战而死”〈晋书卷四 帝纪第四〉当初周鲂之子周处，膂力绝人，从不修那些文人细微的德行，乡里的人都觉得是个祸患。周处一次问他的父老乡亲说：“今年的收成很丰足，但是人们都不快乐，为何这么奇怪？”父老乡亲叹息说：“三害不除，何乐之有！”周处说：“这从何说起呢？”父老乡亲说：“南山上出现了白额虎，长桥下有鳄蛟，和你一起并为三害。”周处说：“如果所说的祸患就只有这些，吾能除之。”于是进到南山中寻找老虎，射杀它，又到长桥下跳入水中，搏杀了鳄蛟。于是后来在陆机那里从学、研习了很多学问，笃志读书，砥节砺行，等到学习期满后，被州府推荐。有日记一篇：

（晋）周处　

　　越俗，饮宴即鼓盘以为乐。取太素圆盘广尺六者，抱以着腹，以左手五指更弹之，以为节，舞者应节而舞。阳羡县东有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穴，潜行地中，云无所不通，谓之洞庭地脉。

　　魏时人或问董勋云：“七月七曰为良曰，饮食不同于古，何也？”勋云：“七月黍熟，七曰为阳数，故以糜为珍。今此曰唯设汤饼，无复有糜矣。”

　　九月九曰，律中无射而数九，俗尚此曰，折茱萸房以插头，言辟除恶气而御初寒。

　　蜀之风俗，晚岁相与馈问，谓之馈岁。酒食相邀为别岁。至除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

　　七月七曰，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或云：见天汉中有奕拊积白气，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颇有受其祚者。

这几次的连续军事失利，可见武库被毁的后果很严重，打造兵甲器具是需要时间的，不是很快就会齐备。直到公元299年春正月，左积弩将军孟观带了赶水新造武器“积弩”征伐秦雍氐，战于中亭，才大破之，抓获了氐帅齐万年。〈晋书卷四 帝纪第四〉永兴元年（304）冬十一月乙未，“方以帝幸其垒，帝令方具车载宫人宝物，军人因妻略后宫，分争府藏。魏晋已来之积，扫地无遗矣。”〈晋书卷四 帝纪第四〉前有武库失火，后有灾兵进后宫抢老婆，还能留下些什么呢！

在史料中没有提及西晋和东晋甲胄和武器制作的具体细节，但以十六国的夏国来考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研究武备制作的状况：赫连勃勃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发岭北夷夏十万人，於朔方之北、黑水之南营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残忍刻暴，乃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勃勃以为忠，故委营缮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锐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便斩铠匠。又造百炼刚刀，为龙雀大环，号曰“大夏龙雀”，铭其背曰：“古之利器，吴楚湛卢。大夏龙雀，名冠神都。可以怀远，可以柔逋。如风靡草，威服九区。”世甚珍之。复铸铜为大鼓，飞廉，翁仲、铜驼、龙兽之属，皆以黄金饰之，列於宫殿之前。凡杀工匠数千，以是器物莫不精丽。《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五 ◎兵部七十六》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一点，没有死亡的危胁和刺激，就没有好的器械，军事武备的发明和创造，很多时候都是逼出来的。两晋交替的时期很多军备制作工艺都已失传，之后每创出一个技术含量高的品种，又哪用哪丢，再没有技术的储备和工艺的传承，宝剑和甲胄就是最显著的例子，只有和日常生活有关的东西才就传了下来，其它的都伴随创造者的死亡而失匿。

注：积弩（積弩）连射之弩。《淮南子·兵略训》：“脩鎩短鏦，齐为前行；积弩陪后，错车卫旁。” 高诱 注：“积弩，连弩也。”《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或为地道，衝輣橦城，积弩乱发，矢下如雨。”《三国志·魏志·王昶传》：“贼奔南岸，凿七道并来攻，於是 昶 使积弩同时俱发。” 这个“积弩”显然已不是早期的“连弩车”，但也是早就有的品种。

明光铠这一个响亮的名称不知有多少人以为神奇，更有甚者把此时出现的凡是胸前有整块铁片的不管是否光亮都称其为“明光甲”，殊不知这是一个无奈的作品。事实上明光甲就是一种表面没有防锈处理的盔甲，比起西汉时的细鳞和襦铠甲胄都差了很远，由于要生锈又不得不时常擦饰抛光，甲片不能精工细作，所以它又用整片整片的铁片来联缀不是活动的部位，直到宋代甲片制作还是大小不一，又通过甲叶分两轻重通融，成为明举甲、明光细网甲的的代表，到了明代又把没有防锈处理过的，不用布和棉包裹的甲称为“明甲”如：齐腰明甲。这种“明光甲”一直使用到唐代早期，到了中唐，中原王朝的金属工艺才又恢复到西汉时的水平，后由于五代的动荡，到宋时又一次衰败下去，而降式造甲，所造之甲还不如青塘羌的冷锻甲。直到解放初共和国成立，金属工艺都没有达到西汉时的水平，而中国现代金属工艺研究却是始于五十年代中期。后人常以《梦溪笔谈》作为中国当时先进的代名词，而这样的著作不过是文人的笔计罢了。古代中国人不缺主动性和创造力，缺的是技术的传承与沿续性。唐以后，历代武备在民间是禁止的，不准私造，而后世官方造兵器的人，大都是劳动改造的犯人和街面上抓来的役人，这些人根本就不具备和掌握金属器具制造的技术工艺和条件，民间的金属工艺也只为了满足生活所需，没有必需的刺激条件，所以就没有更高的能够满足军事的使用技术。在早期就不一样，古代的名剑名甲都在唐代以前，那时官方对民间的武器是自由的，没有禁止和限制，很多时候的私家军队所用兵器的制作也是比国家军队精美很多，而很多发明创造都是在这一段时期，比如四大发明都是在唐以前，纸最早在东汉元兴元年（105），蔡伦改进了造纸术。指南针最早由春秋的“司南”而出。火药出现在隋代，那时就诞生了硝石、硫磺和木炭三元体系火药。印刷术在东汉末年的熹平年间（公元１７２－１７８年），出现了摹印和拓印石碑的方法，大约在公元６００年前后的隋朝，从刻印章中得到启发，最早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1.全三国文/卷十五·魏十五:先帝赐臣铠，黑光、明光各一领，两当铠一领，赤炼铠一领，马铠一领，今世已平，兵革无事，乞悉以付铠曹自理
2.|初学记| 卷二十二·武部·甲第六:【魏曹植《上先帝赐铠表》】先帝赐臣铠，黑光明光各一领，两裆铠一领。今代以升平，兵革无事，乞悉以付铠曹自理。
3.太平御览 宋·李昉 ●卷三百五十六：曹植表曰：先帝赐臣铠，黑光、明光各一具，两当铠一领，环锁铠一领，马铠一领，今世以升平，兵革无事，乞悉以付铠曹。
4.《编珠》卷2：“曹植表曰：‘先帝赐臣黑犀铠一、环锁二。’”(60B)《御览》卷356：“曹植表曰：‘两当铠二十领，兜鍪自副；铠百领，兜鍪自副。’”(1638B)曹植有《上先帝赐铠表》，此二处当皆为表中佚文。《考异》卷8拼合为一 (510A)，恐犹有未妥。<曹植佚文辑考作者：梁春胜>


注：曹植集隋唐旧本有30卷本和20卷本两种，大约至宋代均告亡佚。宋人乃搜采遗文，编为10卷，此10卷本为后世各种曹集之祖本。明代张燮《七十二家集》、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清代严可均《全三国文》、朱绪曾《曹集考异》(以下简称《考异》)、丁晏《曹集铨评》(以下简称《铨评》)等，又续有增辑和考订，虽逐步精密，然错漏仍在所难免。今人赵幼文先生的《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从上面来看说的都不同，还很矛盾，有的盔甲用领，有的盔甲用具，马铠也用领，这就要辩识了，马铠一领，到底是说马穿的还是说人穿的。言语模煳无从辩识。但是{袁本初铠万领,吾大铠二十领;本初马铠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就已说得很明白了。宋代朱翌 的《猗觉寮杂记》卷上：“马甲全装谓之马具装。” 《桓伊传》：输马具装百具。〈永乐大典（残卷）卷之六千五百二十三〉据《宋史•仪卫志》：“甲骑具装：甲，人铠也；具装，马铠也。”


普遍的观点认为“具装铠”是单指马具装,而本人认为“具装铠”和“马具装”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分为人用和马用两类，这一观点来至于宋代〈翠微先生北征录〉“步人则甲身腰圈、吊腿连成一片，名曰全装”，宋代步人甲完全是早期马军“具装铠”的翻版，由于早期马军“具装铠”重量过大，上马困难，到了宋代才有了“马军则吊腿、拖泥遴作二段，名曰摘吊”，宋人骑到了马背上才挂“摘吊”。又有“具装铠三百领”《晋书·卷七十四 列传第四十四》而不是三百具，可见人铠才用“领”，马铠才用“具”。说明三国时的马铠是马车所用，而不是甲骑具装。许多学者认为在这一段时期出现的马铠可以证明甲骑具装起自三国，也有根据尹湾汉墓的《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而推论出甲骑具装起源在西汉。关建一点，没有马镫是证明不了甲骑具装起自三国或者西汉的。没有马镫穿上具装铠这样的重甲敢说连马背都上不了，早期人是披齐腰的襦铠或两裆铠上马作战，没有马镫也能上马。而三国时期的武备与东晋的武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不能连在一起作推论，只能分开讲，还得接合出土的文物才能搞明白。

明光铠
《吴历》曰：魏文帝与吴王明光铠。
曹植表曰：先帝赐臣铠，黑光、明光各一具，两当铠一领，环锁铠一领，马铠一领，今世以升平，兵革无事，乞悉以付铠曹。

据《隋书•礼仪志》记载“第一团，皆青丝连明光甲，铁具装，青缨拂，建狻猊旗。第二团，绛丝连朱犀甲，兽文具装，赤缨拂，建貔貅旗。第三团，白丝连明光甲，铁具装，素缨拂，建辟邪旗。第四团，乌丝连玄犀甲，兽文具装，建[乌]缨拂，建六驳旗。”可见明光甲是用青丝与白丝连缀的，言下之意不言而喻。

通常人们理解的明光铠是前后胸部有光亮的圆护，把这样的盔甲称为明光铠。

几乎所有表现隋唐出现的甲胄，都只有带胸板圆护这一个样式，而通常看到的唐代陶佣武士与石窟石刻寺庙彩塑，身甲却是五花八门，有娟布的，有皮甲的，更离谱的是连胸板上该是光明的镜也是花纹服饰品，说的是圆护拿出的东西却不是圆的，啥形状的胸板都有，它又如何在阳光下就明光了呢？
唐六典明确定义明光甲和光要甲是铁甲，我们常引用的明光甲图并不都是铁甲，只有胸板一块象铁的。三国就出现了明光甲，难道那时就有了胸板圆镜式的盔甲？

武经总要里描绘的样式也是同样的情况，假设那只是个款式，先按只是个款式来理解，那么这明光甲就该指的是全身的铁甲叶被打磨得光亮，这样一来明光甲就不是普通的甲，而是前胸后背都带有被打磨得光亮的大铁板的高级铠甲。在这样的款式下，黑光，鱼鳞，山纹，皮甲也变得容易理解。也就是说三国的明光和隋唐的明光是不一样的，只是款式不同。事实上称为文山甲的也有这样的胸板，该是称它为文山甲呢？还是称它为明光甲？

面对这样的盔甲，唯一解释的通的，就是款式都一样，只有较大光亮的才是明光甲，其它品种的盔甲不在于他的胸板是什么类型。各朝各代款式不同，到了宋代原来要求要打磨的甲叶片，现在上漆不用打磨了，不用反光了？甲片由大变小，锻造时间减少了，又同时提高了身甲的自由度。甲片大，打磨工艺简单操作方便，如同现在看到的第一图，也就能解说隋书中描述一团一团着明光甲的大军了。自三国到隋唐这一段盔甲的演变，也就说那被打磨后的排列的札甲片才是明光铠。

如果只是按传统的理解，凡是胸前有大护板就是明光，事实上那一系列出土的东西只能使人一头雾水，永远不知其为所以然。


西汉到东汉末期中国甲胄并无明显的变化，这一时期铁甲主要是供给车骑军，车兵有了盆领铁铠，骑兵铁甲还是只是简单的襦铠，三国时有了明光铠、黑光铠和适用于骑兵的两裆铠，史料中讲到前秦苻坚的军队时，突然出现骑兵所用“具装铠”，“具装铠”是一种由身甲和腿裙甲连在一起的铠甲，它和汉代骑兵所用铁铠甲最大的不同是多出了前开叉的腿裙甲，汉代骑兵铁铠甲在没有马镫的情况下只能穿着齐腰的襦铠跃身上马，是没有腿裙的，有腿裙的铁甲都是车兵所用，而且前不开叉，只有在拥有马镫的情况下，穿着这种有铁腿裙的具装铠才有跨镫上马的可能。突然出现这个变化一定事出有因，翻阅史料发现公元295年冬十月，晋惠帝司马衷时期，“武库火，焚累代之宝。十二月丙戌，新作武库，大调兵器”。〈晋书卷四 帝纪第四〉另外《资治通鉴卷八十二》讲得更细：“冬，十月，武库火，焚累代之宝及二百万人器械。十二月，丙戌，新作武库，大调兵器。”二百万人的军用器械都被烧毁了，后果肯定很严重，除此之外还有用严重违反了史学的叙事原则讲述的：“武库火，（张）华惧因此变作，列兵固守，然后救之，故累代之宝及汉高斩蛇剑、王莽头、孔子屐等尽焚焉。时华见剑穿屋而飞，莫知所向。”《晋书卷三十六 列传第六》司马光在《与范内翰论修书帖》一文说：“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所以这一事件应该是可信的。赵王伦篡位时，司空张华为伦所诛。《晋书卷八十九 列传第五十九》

当不打仗时，兵器都是放置在武库中的，出征时才临时调配，这是历来的规矩，而后世兵制都是以汉制为参照的，重型武器没有皇帝批准连关都不能出如：“昭帝始元五年，罢天下马弩关（注：汉法：弩十石以上不得出关）。”《 文献通考卷一百六十一 兵考十三 》

又有西晋在平吴之后，在中原又解除洲郡武备和兵役，以至后来各洲郡兵无力平定叛乱，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八王之乱，严重动摇了统治基础。这一场大火不仅烧毁了收缴上来武器战具，也同时烧毁了历代累积的武器和文物，在这之后再也不见有“大黄”、“连弩车”、“襦铠”这样的东西，战车部队的历史地位在这个时期也有所下降，这一时期的史料中再没见到关于晋军专用战车部队的描述，而步军和骑兵说得较多，很多情形下步兵兼有有车兵的角色，故而以此作出这个判断。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促进军用器具和甲胄的突然变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中原王朝的军队才会突出使用甲骑，取代烧毁的战车装备的“射声”部队出战，面对越来越频繁的平叛战争，西晋军队马匹的供给断绝，马匹越用越少，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原本用于拉战车的马和随身的马甲也就自然被用于骑兵。而到了偏安于江南的东晋时，这种混战动则有几万到十几万的骑兵，多则达到数十万，这在《晋书苻坚传》有记载，如前秦苻坚征东晋：“戎兵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西晋早期的马甲只见有当胸，如长沙西晋永宁二年的陶骑俑，而完整的马甲包括：面帘、鸡颈、当胸，身甲，搭后、寄生、鞍具和镫。而又由于汉族当时人口数量较少，军队对甲胄的防护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武备被烧毁的情况下，新作甲胄也随之出现适应变化。

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马镫是长沙西晋永宁二年（302）墓葬中陶骑俑上马鞍左侧的三角形马镫。（张海滨《关于马镫的思考》《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仅单侧有一只，这个单镫还说明，双马镫或许是从单镫演化来的，我很难相信马术精湛的游牧部落会在这个时候突然发明这种东西，巧合得很，马镫的出现竟然与晋朝武库大火时间这么接近，很显然只有骑术不精的汉族军队才会去发明这种东西用来掌握骑术，而双马镫的出现才会使穿着“具装铠”的骑士，不会因为重心不稳栽下马来。1965年至1970年，南京象山发掘了东晋琅琊王氏族墓群，7号墓中出土了一件装双镫的陶马，墓葬年代为东晋永昌元年（322）前后。这件陶马的双镫是已知马镫的较早实例。《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2年11月12日第七版)而我通观所有考古资料显示：游牧民族所有的的马镫资料都晚于这个年代。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就据此认为马镫是中国古代对世界文明史做出贡献的伟大发明之一。马镫的使用对骑兵的发展至关重要，只有装备了马镫，骑兵才能很好地控制披有重甲的骑马，使骑士和战马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兵器的效能。<杨泓、于炳文、李力 《中国古代兵器与兵书》出土的最早的实用马镫据考证为前燕时期，出土地点在辽宁省西部与内蒙古赤峰相接的北票县。1965年，考古人员在北票县北燕贵族冯素弗墓中，出土了一对鎏金木芯直柄铜马镫。这对马镫长24.5厘米，宽16.8厘米，是世界上现存时代最早的马镫实物。《内蒙古晨报2009年11月17日 星期二》

考证前秦的历史资料获息：“石虔设计夜渡水， 既济，贼始觉，力战破之，进克管城，擒震，斩首七千级，俘获万人，马数百匹， 牛羊千头，具装铠三百领。”《晋书·卷七十四 列传第四十四》东晋桓石虔(?—388) 攻击的是前秦苻坚（338-385）手下将领王鉴的军队。也就是说甲骑具装出现的年代晚了马镫几十年。

在295年10月武备烧毁第二年，公元296年，匈奴部族首领郝散和他的兄弟郝度元率冯翊、北地马兰羌、庐水的各部反叛，攻击北地郡，太守张损战死。冯翊太守欧阳建与郝度元开战，欧阳建的住屯兵再吃败绩。到了秋八月，雍州刺史解系的军队又被郝度元所破。秦雍氐、羌悉叛，推氐帅齐万年僣号称帝，围泾阳。公元297年年春正月癸丑，原东吴降将周处率西晋中央军与齐万氐部族军队年战于六陌，再次“王师败绩”，周处兵败战死。〈晋书卷四 帝纪第四〉处曰：“军无后继，必败，不徒亡身，为国取耻”，“自旦战至暮，斩获甚众。弦绝矢尽，救兵不至”，“处按剑曰：“是吾效节致命之日也！”遂力战而死”〈晋书卷四 帝纪第四〉当初周鲂之子周处，膂力绝人，从不修那些文人细微的德行，乡里的人都觉得是个祸患。周处一次问他的父老乡亲说：“今年的收成很丰足，但是人们都不快乐，为何这么奇怪？”父老乡亲叹息说：“三害不除，何乐之有！”周处说：“这从何说起呢？”父老乡亲说：“南山上出现了白额虎，长桥下有鳄蛟，和你一起并为三害。”周处说：“如果所说的祸患就只有这些，吾能除之。”于是进到南山中寻找老虎，射杀它，又到长桥下跳入水中，搏杀了鳄蛟。于是后来在陆机那里从学、研习了很多学问，笃志读书，砥节砺行，等到学习期满后，被州府推荐。有日记一篇：

（晋）周处　

　　越俗，饮宴即鼓盘以为乐。取太素圆盘广尺六者，抱以着腹，以左手五指更弹之，以为节，舞者应节而舞。阳羡县东有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穴，潜行地中，云无所不通，谓之洞庭地脉。

　　魏时人或问董勋云：“七月七曰为良曰，饮食不同于古，何也？”勋云：“七月黍熟，七曰为阳数，故以糜为珍。今此曰唯设汤饼，无复有糜矣。”

　　九月九曰，律中无射而数九，俗尚此曰，折茱萸房以插头，言辟除恶气而御初寒。

　　蜀之风俗，晚岁相与馈问，谓之馈岁。酒食相邀为别岁。至除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

　　七月七曰，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或云：见天汉中有奕拊积白气，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颇有受其祚者。

这几次的连续军事失利，可见武库被毁的后果很严重，打造兵甲器具是需要时间的，不是很快就会齐备。直到公元299年春正月，左积弩将军孟观带了赶水新造武器“积弩”征伐秦雍氐，战于中亭，才大破之，抓获了氐帅齐万年。〈晋书卷四 帝纪第四〉永兴元年（304）冬十一月乙未，“方以帝幸其垒，帝令方具车载宫人宝物，军人因妻略后宫，分争府藏。魏晋已来之积，扫地无遗矣。”〈晋书卷四 帝纪第四〉前有武库失火，后有灾兵进后宫抢老婆，还能留下些什么呢！

在史料中没有提及西晋和东晋甲胄和武器制作的具体细节，但以十六国的夏国来考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研究武备制作的状况：赫连勃勃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发岭北夷夏十万人，於朔方之北、黑水之南营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残忍刻暴，乃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勃勃以为忠，故委营缮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锐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便斩铠匠。又造百炼刚刀，为龙雀大环，号曰“大夏龙雀”，铭其背曰：“古之利器，吴楚湛卢。大夏龙雀，名冠神都。可以怀远，可以柔逋。如风靡草，威服九区。”世甚珍之。复铸铜为大鼓，飞廉，翁仲、铜驼、龙兽之属，皆以黄金饰之，列於宫殿之前。凡杀工匠数千，以是器物莫不精丽。《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五 ◎兵部七十六》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一点，没有死亡的危胁和刺激，就没有好的器械，军事武备的发明和创造，很多时候都是逼出来的。两晋交替的时期很多军备制作工艺都已失传，之后每创出一个技术含量高的品种，又哪用哪丢，再没有技术的储备和工艺的传承，宝剑和甲胄就是最显著的例子，只有和日常生活有关的东西才就传了下来，其它的都伴随创造者的死亡而失匿。

注：积弩（積弩）连射之弩。《淮南子·兵略训》：“脩鎩短鏦，齐为前行；积弩陪后，错车卫旁。” 高诱 注：“积弩，连弩也。”《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或为地道，衝輣橦城，积弩乱发，矢下如雨。”《三国志·魏志·王昶传》：“贼奔南岸，凿七道并来攻，於是 昶 使积弩同时俱发。” 这个“积弩”显然已不是早期的“连弩车”，但也是早就有的品种。

明光铠这一个响亮的名称不知有多少人以为神奇，更有甚者把此时出现的凡是胸前有整块铁片的不管是否光亮都称其为“明光甲”，殊不知这是一个无奈的作品。事实上明光甲就是一种表面没有防锈处理的盔甲，比起西汉时的细鳞和襦铠甲胄都差了很远，由于要生锈又不得不时常擦饰抛光，甲片不能精工细作，所以它又用整片整片的铁片来联缀不是活动的部位，直到宋代甲片制作还是大小不一，又通过甲叶分两轻重通融，成为明举甲、明光细网甲的的代表，到了明代又把没有防锈处理过的，不用布和棉包裹的甲称为“明甲”如：齐腰明甲。这种“明光甲”一直使用到唐代早期，到了中唐，中原王朝的金属工艺才又恢复到西汉时的水平，后由于五代的动荡，到宋时又一次衰败下去，而降式造甲，所造之甲还不如青塘羌的冷锻甲。直到解放初共和国成立，金属工艺都没有达到西汉时的水平，而中国现代金属工艺研究却是始于五十年代中期。后人常以《梦溪笔谈》作为中国当时先进的代名词，而这样的著作不过是文人的笔计罢了。古代中国人不缺主动性和创造力，缺的是技术的传承与沿续性。唐以后，历代武备在民间是禁止的，不准私造，而后世官方造兵器的人，大都是劳动改造的犯人和街面上抓来的役人，这些人根本就不具备和掌握金属器具制造的技术工艺和条件，民间的金属工艺也只为了满足生活所需，没有必需的刺激条件，所以就没有更高的能够满足军事的使用技术。在早期就不一样，古代的名剑名甲都在唐代以前，那时官方对民间的武器是自由的，没有禁止和限制，很多时候的私家军队所用兵器的制作也是比国家军队精美很多，而很多发明创造都是在这一段时期，比如四大发明都是在唐以前，纸最早在东汉元兴元年（105），蔡伦改进了造纸术。指南针最早由春秋的“司南”而出。火药出现在隋代，那时就诞生了硝石、硫磺和木炭三元体系火药。印刷术在东汉末年的熹平年间（公元１７２－１７８年），出现了摹印和拓印石碑的方法，大约在公元６００年前后的隋朝，从刻印章中得到启发，最早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1.全三国文/卷十五·魏十五:先帝赐臣铠，黑光、明光各一领，两当铠一领，赤炼铠一领，马铠一领，今世已平，兵革无事，乞悉以付铠曹自理
2.|初学记| 卷二十二·武部·甲第六:【魏曹植《上先帝赐铠表》】先帝赐臣铠，黑光明光各一领，两裆铠一领。今代以升平，兵革无事，乞悉以付铠曹自理。
3.太平御览 宋·李昉 ●卷三百五十六：曹植表曰：先帝赐臣铠，黑光、明光各一具，两当铠一领，环锁铠一领，马铠一领，今世以升平，兵革无事，乞悉以付铠曹。
4.《编珠》卷2：“曹植表曰：‘先帝赐臣黑犀铠一、环锁二。’”(60B)《御览》卷356：“曹植表曰：‘两当铠二十领，兜鍪自副；铠百领，兜鍪自副。’”(1638B)曹植有《上先帝赐铠表》，此二处当皆为表中佚文。《考异》卷8拼合为一 (510A)，恐犹有未妥。<曹植佚文辑考作者：梁春胜>


注：曹植集隋唐旧本有30卷本和20卷本两种，大约至宋代均告亡佚。宋人乃搜采遗文，编为10卷，此10卷本为后世各种曹集之祖本。明代张燮《七十二家集》、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清代严可均《全三国文》、朱绪曾《曹集考异》(以下简称《考异》)、丁晏《曹集铨评》(以下简称《铨评》)等，又续有增辑和考订，虽逐步精密，然错漏仍在所难免。今人赵幼文先生的《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从上面来看说的都不同，还很矛盾，有的盔甲用领，有的盔甲用具，马铠也用领，这就要辩识了，马铠一领，到底是说马穿的还是说人穿的。言语模煳无从辩识。但是{袁本初铠万领,吾大铠二十领;本初马铠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就已说得很明白了。宋代朱翌 的《猗觉寮杂记》卷上：“马甲全装谓之马具装。” 《桓伊传》：输马具装百具。〈永乐大典（残卷）卷之六千五百二十三〉据《宋史•仪卫志》：“甲骑具装：甲，人铠也；具装，马铠也。”


普遍的观点认为“具装铠”是单指马具装,而本人认为“具装铠”和“马具装”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分为人用和马用两类，这一观点来至于宋代〈翠微先生北征录〉“步人则甲身腰圈、吊腿连成一片，名曰全装”，宋代步人甲完全是早期马军“具装铠”的翻版，由于早期马军“具装铠”重量过大，上马困难，到了宋代才有了“马军则吊腿、拖泥遴作二段，名曰摘吊”，宋人骑到了马背上才挂“摘吊”。又有“具装铠三百领”《晋书·卷七十四 列传第四十四》而不是三百具，可见人铠才用“领”，马铠才用“具”。说明三国时的马铠是马车所用，而不是甲骑具装。许多学者认为在这一段时期出现的马铠可以证明甲骑具装起自三国，也有根据尹湾汉墓的《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而推论出甲骑具装起源在西汉。关建一点，没有马镫是证明不了甲骑具装起自三国或者西汉的。没有马镫穿上具装铠这样的重甲敢说连马背都上不了，早期人是披齐腰的襦铠或两裆铠上马作战，没有马镫也能上马。而三国时期的武备与东晋的武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不能连在一起作推论，只能分开讲，还得接合出土的文物才能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