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有没有基本化学知识啊？大理石基本成分是碳酸氢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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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柱先生，你准备还撒多少谎？

   在曹操墓的认定中，刘庆柱可谓不遗余力。然而细究，却发现先生说下了一大堆谎话，八月二十一日苏州三国史高层论坛上，我对此有过揭露。原以为经此一遭，先生会收敛一些，改弦更张，返回到诚实人的本分上，不做检讨也可以，毕竟是体面人嘛。令人想象不到的是，先生为了掩盖过去的谎言，竟然在不断地撒谎，用新谎言掩盖旧谎言，从而使谎言不断翻新，层出不穷。

在接待《中国社会科学报》采访时，针对揭露先生伪造卞氏年龄的提问，你玩弄了一大堆术语概念，撒下了一批谎言，这在《刘庆柱先生还在说谎》一文中有系统揭露，本文不再做重复（见胡觉照博客）。

    后来又陆续发现，岂止在这里，几乎在所有回应中，先生都采取了很不诚实的、玩世不恭的态度，一个接一个地不断撒谎。今试举几例以飨读者。

    一，曹操墓铭牌字迹潦草

李路平先生指出，曹操墓铭牌字迹潦草，是初学书法者伪造。先生辩解道：“要是你仔细辨认，会发现，魏武王三字很潦草。为啥？古代王陵都是生前就开始打造，所以都是精雕细刻的。曹操死后，曹丕称帝，这中间有8个月空白。而人死后，要入土为安，怎么称呼曹操呢？仓促之间，刻了石碑。仔细看，魏武王三字都比较潦草，这说明是当时急急忙忙雕刻的，而不是生前就开始打造的。”

    真是这样吗？帝王将相的陵墓文化，无一例外是奢侈文化、腐朽文化垃圾文化，是专制社会等级制度的延伸，所以在造墓和丧事其间，都是不惜工本的追求豪华。曹操虽主张薄葬，也不会挖一个仅容其棺的墓穴。在治丧期间，所有参与者都抱着毕恭毕敬、诚惶诚恐的心情各执其事。书写几十个铭牌，工整点需要两个时辰，潦草点需要一个时辰。曹操从死到埋葬，其间有八个多月，书写铭牌者有何理由书写得那样潦草？二百四十多天中，能在乎节约一个时辰？再反思一下，书写得那样潦草，能通过吗？难道是办理曹操丧事仅此一人，要看穴地，要挖墓箍墓，要进山开石……故而忙得不可开交！

    曹操死于公元220年，陵墓始建于218年，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这一点你在之前已经说过，何以到了解释潦草字迹的时候，却得出“急急忙忙雕刻的”结论？

    二，画像石很新的原因

    黄震云先生提出，曹操墓发掘出的画像石刻纹很新，最迟超不过三天，最早超不过三个月，由此得出结论说：这是伪造的。

    先生辩解说：“判断画像石的真假，不是根据新旧来判断的。很多出土文物，虽然几千年了，但是很新。就像秦始皇兵马俑中出土的刀剑，有的还锋利无比。”见（长江日报    2010-8-25 14:18:33 ）   

    请问先生，秦始皇兵马俑出土的刀剑，因为匪夷所思的合金技术，才保持锋利无比，大理石是天然形成，自有其特性，难道也是合金技术的作用！显然，先生明明白白地在说瞎话。大理石基本成分是碳酸氢钠，属强碱弱酸，遇到湿气中飘逸的其他酸会发生置换，雨水沁入地下时，必然沁入水中的微酸，连尿酸都能置换碳酸根。大理石微溶于水，正因为这一特点，才形成溶洞和钟乳石。请问先生，大理石在地下经历一千七百九十年之后，还能够“锋利无比”？即令能很新，何以同一墓穴同时出土的所有铭牌却很陈旧？

    在回答金陵晚报记者时，先生又说：“有些文物看起来很‘新’，但也不能认定为赝品。在考古实践中，如果保存环境许可，出土文物看起来会显得比较新，马王堆汉墓一些衣服出土时，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见2010-08-23《金陵晚报》）

    曹操墓多年中屡遭盗窃已是不争的事实，据先生自己所说，曹操墓遭到报复性毁坏。报复只能是曹操仇家的近代后人，几代后仇恨淡释，没有了复仇的欲望。就是说，早在一千五六百年多年前，曹操墓已遭到报复性毁坏。另据报道，曹操墓自2008年12月开始发掘以来，基本上都是“清淤”再“清淤”，并没有进入实质发掘。显然，清淤证实了毁坏和泥水沁入的严重程度，根本谈不上保护，哪里会有“保存环境许可”类前提！既然谈不上保护，为什么要假设一种根本并不存在的前提，为崭新的“画像石”开脱？

    三，墓志铭上标识该墓方位正常否

    针对质疑鲁潜墓志铭无字又无铭，却突出标明曹操墓具体方位，这是不折不扣的造假。先生辩称道：“鲁潜用曹操墓来做坐标表示方位，很正常。”（见2010年八月二十六日中教网报道）

    这里，先生只是给出了简洁明快的结论，却既没有说出正常的道理，也没有举出其他墓志铭例证，证明无志无铭的墓志铭正常。那么，“很正常”命题就是谎言，无法成立。

    先生恐怕忘记了，苏州会议上，指证鲁潜墓志铭系有意伪造时，不仅指出无字无铭的鲁潜墓志铭很不正常，而且还质问：鲁潜死在曹操身后125年，同曹操没有任何特殊关联，鲁潜家属和后赵政府，何以能知道曹操墓准确地点？既然这些人知道，当然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信息，必然会写进地方志。请拿出安阳县志、邺郡郡志的有关记载。如果地方志没有记载，按照基本的逻辑思维，鲁潜墓志铭记载就是人为作假。这是逻辑的必然，别无合理的解释。先生自知无法驳回这一质疑，故而极力加以回避，却以行家的口吻，用武断的“正常”，继续掩盖伪造的痕迹。
　　四，“魏武王”称谓

    针对曹操不可能叫“魏武王”的质疑，刘庆柱先生辩解道：“称曹操为‘魏武王’叫法在南北朝时期文献上就已经有了，”并以教训的口吻说：“疑者应该先去翻翻古文献。”见（2010年8月24日长江日报）

    这个辩解不过是潘伟斌余唾，不是刘先生的新发现。在古代，皇帝的庙号，王侯的谥号，都很规范不容出错。武王只能称武王，不能称为魏武王。只是到后来，因为历史上有着一些同样的庙号谥号，特别是文王、武王，文帝、武帝，高祖、太宗等大路称谓，很容易令后世混淆，这才在前边冠上朝代加以区别。如果南北朝时候，还称曹操为武王就不对，容易让读者将周朝的武王和东汉的武王混淆起来，这才在前边增加了魏字。当然，也有因为历史久远，人们在称呼上发生随意性变化，后来则以讹传讹，比如曹操被称为魏武，诸葛亮因为被封为军师将军，后世误称为军师，，关张赵马黄五人被称为五虎将，明清两代内阁大学士被称为宰相，曾国藩组织率领的湘勇被称为湘军等。刘庆柱先生一生考古，一生侵淫在古文字中，对这些称谓及其变迁耳熟能详，为什么要将南北朝时候的称谓，挪用在曹魏时代？后人错了，当时人也得跟着错吗？再别摆出教师爷架势，以行家口吻教训别人了，你连起码的常识都不顾及，还摆什么老资格！

    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魏武王，那就是姚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而你，为了掩盖之前的谎言，总是要找新借口，却不肯正视历史的基本常识。

    先生在西安呆过多年，关中人形容喜欢撒谎者时候，说他眼睛一眨就是个谎，而先生你，怎么说起谎话的时候，竟连眼睛都不眨啊！

    请问先生，在曹操墓的认定上，你准备还撒多少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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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科普工作任重道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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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柱先生，你准备还撒多少谎？

   在曹操墓的认定中，刘庆柱可谓不遗余力。然而细究，却发现先生说下了一大堆谎话，八月二十一日苏州三国史高层论坛上，我对此有过揭露。原以为经此一遭，先生会收敛一些，改弦更张，返回到诚实人的本分上，不做检讨也可以，毕竟是体面人嘛。令人想象不到的是，先生为了掩盖过去的谎言，竟然在不断地撒谎，用新谎言掩盖旧谎言，从而使谎言不断翻新，层出不穷。

在接待《中国社会科学报》采访时，针对揭露先生伪造卞氏年龄的提问，你玩弄了一大堆术语概念，撒下了一批谎言，这在《刘庆柱先生还在说谎》一文中有系统揭露，本文不再做重复（见胡觉照博客）。

    后来又陆续发现，岂止在这里，几乎在所有回应中，先生都采取了很不诚实的、玩世不恭的态度，一个接一个地不断撒谎。今试举几例以飨读者。

    一，曹操墓铭牌字迹潦草

李路平先生指出，曹操墓铭牌字迹潦草，是初学书法者伪造。先生辩解道：“要是你仔细辨认，会发现，魏武王三字很潦草。为啥？古代王陵都是生前就开始打造，所以都是精雕细刻的。曹操死后，曹丕称帝，这中间有8个月空白。而人死后，要入土为安，怎么称呼曹操呢？仓促之间，刻了石碑。仔细看，魏武王三字都比较潦草，这说明是当时急急忙忙雕刻的，而不是生前就开始打造的。”

    真是这样吗？帝王将相的陵墓文化，无一例外是奢侈文化、腐朽文化垃圾文化，是专制社会等级制度的延伸，所以在造墓和丧事其间，都是不惜工本的追求豪华。曹操虽主张薄葬，也不会挖一个仅容其棺的墓穴。在治丧期间，所有参与者都抱着毕恭毕敬、诚惶诚恐的心情各执其事。书写几十个铭牌，工整点需要两个时辰，潦草点需要一个时辰。曹操从死到埋葬，其间有八个多月，书写铭牌者有何理由书写得那样潦草？二百四十多天中，能在乎节约一个时辰？再反思一下，书写得那样潦草，能通过吗？难道是办理曹操丧事仅此一人，要看穴地，要挖墓箍墓，要进山开石……故而忙得不可开交！

    曹操死于公元220年，陵墓始建于218年，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这一点你在之前已经说过，何以到了解释潦草字迹的时候，却得出“急急忙忙雕刻的”结论？

    二，画像石很新的原因

    黄震云先生提出，曹操墓发掘出的画像石刻纹很新，最迟超不过三天，最早超不过三个月，由此得出结论说：这是伪造的。

    先生辩解说：“判断画像石的真假，不是根据新旧来判断的。很多出土文物，虽然几千年了，但是很新。就像秦始皇兵马俑中出土的刀剑，有的还锋利无比。”见（长江日报    2010-8-25 14:18:33 ）   

    请问先生，秦始皇兵马俑出土的刀剑，因为匪夷所思的合金技术，才保持锋利无比，大理石是天然形成，自有其特性，难道也是合金技术的作用！显然，先生明明白白地在说瞎话。大理石基本成分是碳酸氢钠，属强碱弱酸，遇到湿气中飘逸的其他酸会发生置换，雨水沁入地下时，必然沁入水中的微酸，连尿酸都能置换碳酸根。大理石微溶于水，正因为这一特点，才形成溶洞和钟乳石。请问先生，大理石在地下经历一千七百九十年之后，还能够“锋利无比”？即令能很新，何以同一墓穴同时出土的所有铭牌却很陈旧？

    在回答金陵晚报记者时，先生又说：“有些文物看起来很‘新’，但也不能认定为赝品。在考古实践中，如果保存环境许可，出土文物看起来会显得比较新，马王堆汉墓一些衣服出土时，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见2010-08-23《金陵晚报》）

    曹操墓多年中屡遭盗窃已是不争的事实，据先生自己所说，曹操墓遭到报复性毁坏。报复只能是曹操仇家的近代后人，几代后仇恨淡释，没有了复仇的欲望。就是说，早在一千五六百年多年前，曹操墓已遭到报复性毁坏。另据报道，曹操墓自2008年12月开始发掘以来，基本上都是“清淤”再“清淤”，并没有进入实质发掘。显然，清淤证实了毁坏和泥水沁入的严重程度，根本谈不上保护，哪里会有“保存环境许可”类前提！既然谈不上保护，为什么要假设一种根本并不存在的前提，为崭新的“画像石”开脱？

    三，墓志铭上标识该墓方位正常否

    针对质疑鲁潜墓志铭无字又无铭，却突出标明曹操墓具体方位，这是不折不扣的造假。先生辩称道：“鲁潜用曹操墓来做坐标表示方位，很正常。”（见2010年八月二十六日中教网报道）

    这里，先生只是给出了简洁明快的结论，却既没有说出正常的道理，也没有举出其他墓志铭例证，证明无志无铭的墓志铭正常。那么，“很正常”命题就是谎言，无法成立。

    先生恐怕忘记了，苏州会议上，指证鲁潜墓志铭系有意伪造时，不仅指出无字无铭的鲁潜墓志铭很不正常，而且还质问：鲁潜死在曹操身后125年，同曹操没有任何特殊关联，鲁潜家属和后赵政府，何以能知道曹操墓准确地点？既然这些人知道，当然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信息，必然会写进地方志。请拿出安阳县志、邺郡郡志的有关记载。如果地方志没有记载，按照基本的逻辑思维，鲁潜墓志铭记载就是人为作假。这是逻辑的必然，别无合理的解释。先生自知无法驳回这一质疑，故而极力加以回避，却以行家的口吻，用武断的“正常”，继续掩盖伪造的痕迹。
　　四，“魏武王”称谓

    针对曹操不可能叫“魏武王”的质疑，刘庆柱先生辩解道：“称曹操为‘魏武王’叫法在南北朝时期文献上就已经有了，”并以教训的口吻说：“疑者应该先去翻翻古文献。”见（2010年8月24日长江日报）

    这个辩解不过是潘伟斌余唾，不是刘先生的新发现。在古代，皇帝的庙号，王侯的谥号，都很规范不容出错。武王只能称武王，不能称为魏武王。只是到后来，因为历史上有着一些同样的庙号谥号，特别是文王、武王，文帝、武帝，高祖、太宗等大路称谓，很容易令后世混淆，这才在前边冠上朝代加以区别。如果南北朝时候，还称曹操为武王就不对，容易让读者将周朝的武王和东汉的武王混淆起来，这才在前边增加了魏字。当然，也有因为历史久远，人们在称呼上发生随意性变化，后来则以讹传讹，比如曹操被称为魏武，诸葛亮因为被封为军师将军，后世误称为军师，，关张赵马黄五人被称为五虎将，明清两代内阁大学士被称为宰相，曾国藩组织率领的湘勇被称为湘军等。刘庆柱先生一生考古，一生侵淫在古文字中，对这些称谓及其变迁耳熟能详，为什么要将南北朝时候的称谓，挪用在曹魏时代？后人错了，当时人也得跟着错吗？再别摆出教师爷架势，以行家口吻教训别人了，你连起码的常识都不顾及，还摆什么老资格！

    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魏武王，那就是姚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而你，为了掩盖之前的谎言，总是要找新借口，却不肯正视历史的基本常识。

    先生在西安呆过多年，关中人形容喜欢撒谎者时候，说他眼睛一眨就是个谎，而先生你，怎么说起谎话的时候，竟连眼睛都不眨啊！

    请问先生，在曹操墓的认定上，你准备还撒多少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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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科普工作任重道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