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某专家眼中的民主的，。光明的印度。

苏小和 财经作家

郎咸平的演讲选题是不是枯竭了，他竟然开始拿印度说事。他有模有样地，像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一样，堆出一堆数据，还有事实，说印度的民主效率多么低，印度官员的腐败多么严重，为此他甚至说：“我们(中国大陆)这里的劳务成本慢慢高了，但是我们这边交易成本非常低，不管怎么讲，和印度比起来，我们政府是非常文明的，是非常清廉的，而且很多政府官员想把事情做好。”

我再次想问问，被众多粉丝拥戴起来的郎咸平教授，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叫做交易成本，到底知不知道我们的官员究竟有多清廉？你这些话究竟是说给你的粉丝们听，还是说给权力在手的官员们听？有点意思的是，这回郎咸平的粉丝中，有相当一部分似乎不买账了，开始骂，“以前我觉得你是个人才，现在我觉得你是条狗”。作为郎咸平的反对者，我觉得这样的谩骂有点过了。但我以前就直接说过，郎咸平一直努力迎合权力，变着法子讨好，大陆官员并不鸟他，可惜众多粉丝看不到郎咸平的这种欺骗本质，还把他当成怀疑政府、批评政府的独立知识分子，叫人哭笑不得。

那么现在，我越过这些喧闹的谩骂，直接问郎咸平，你真的了解印度吗？

印度棚户区与中国没完没了的拆迁

关于中国和印度最大的相同点，我们有必要把目光放在那些正在向大城市涌动的穷人上面，这正是后发国家试图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最明显的特征。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无论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还是加尔各答、新德里，这些看上去鳞次栉比，灯火辉煌的城市背后，总是住着看上去不和谐的贫穷人群。在印度，叫棚户区；在中国，则叫民工、农民工、流动人口或者是社会闲散人员。

但如何处理这样的人群，两个国家显得很不相同。我读到了另一本以印度为调查对象，思索大众政治的著作《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1]，为我们提供了印度的基本现实。

“我们是一些来自过去的东巴基斯坦的难民和来自南孟加拉的没有土地的人民。由于失去了一切——生活来源、土地，甚至家园，我们不得不来到加尔各答，找一口饭吃和求一个容身之处。……我们大多数人是日工和用人，生活在贫困线下。我们想法自己盖了一个棚子。如果拆毁我们的窝棚，从棚户区将我们赶走，我们无处可去。”[2]

这是1998年印度加尔各答郊区一个名叫人民福利联合会的民间自治组织写给政府和铁路主管部门的一份请愿信。该组织又名“铁道村”，所有成员沿铁路而居，用简陋的材料搭起低矮的窝棚，并在窝棚外面自行组织起交易市场。在没有火车经过的时候，他们甚至把摊点摆上了铁路上面，而当火车鸣叫着汽笛来临，他们则迅速把摊点挪开，让火车得以缓慢通过。

显然，这样的局面让铁路运营商大伤脑筋，采取行政手段将这些棚户区里的居民赶走，是必然要想到的办法。想赶走这些穷人的还有正式的加尔各答市民，2002年，一个市民团体在加尔各答高级法院提起公共利益诉讼，要求将铁道村的所有住户赶走，因为他们污染了位于加尔各答南部的拉宾答拉湖。

有意思的是，铁道村的穷人们发出的请愿信得到了政府官员的同情，认为他们捍卫的仅仅是穷人的自由居住权利，而关于铁路运营的管理问题，可以找到另外的有建设性的办法，而不必诉诸以暴力驱赶的方式；在市民公共利益和环境污染的问题上，高级法院也认为，穷人的基本生活权力正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

这可能是很多中国人不能理解的地方，尤其是那些到过印度的中国人，看见他们的城市里到处充满了衣衫褴褛的穷人，高楼大厦旁边竟然是破烂不堪的棚户区，火车在驶进城里的时候，要为穷人减速，甚至停车，内心必然怀念起中国城市里的通衢大道来。

相比之下，中国地方政府处理穷人居住问题的手段就简洁明快多了。

“近千平米的土坡上浓烟滚滚，一些地方仍有暗火燃烧，残破的瓦砾和烧过的家具三五成堆——在深圳宝安区上塘工业区龙塘社区旁的外来人口聚居地，民治街道240多名执法队员前日完成了一次拆除违章建筑行动，在将七八十名违建住户带到一边后，点火烧掉了近千平方米违章建筑。”[3]

最近几年，这样的消息其实已经算不得新闻了，只是这次政府的执法人员推出了火烧的办法，滚滚浓烟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北京这边也不断上演这样的故事情节。比如公安系统突然决定全市范围内检查出租屋，手续不全的外地务工人员被赶，接受不菲的罚金；某派出所田姓政委值班时得到指令，救助重病中的流浪女，他非但没有伸出援手，反而将流浪女扔到荒郊野外，使其无法得到救治而一夜暴死。前不久， 陕西宁陕县也上演了同样的一幕：当地民政官员谌太林为迎接上级卫生检查，而将本镇一名流浪汉扔到山上，致其因饥寒交迫而一命归西。

对历史的理性思考

仅仅纠住穷人问题进行思考，极有可能掉入简单的平均主义陷阱，甚至会助长平均主义暴力。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心，印度加尔各答社会研究中心教授partha chatterjee 才提出“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这样的概念。他采取的个案研究方法是最古老的底层研究，但是，我们听到的声音却是一个加尔各答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面对城市化进程中无端涌现的边缘性民众，partha进一步认为，无论是帝国模式，还是后现代的威权主义模式，无论是公民身份的模式，还是公民社会的模式，都可能不足以解决目前的大众政治问题。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模式，特别是政治社会和民主的模式，通过踏上这条道路，我们对现实的把握和对政治的想象将可能迎来一个崭新的可能。

印度的学者持有如此价值观，并成为印度思想界的主流，并非偶然，而是经历过对自身历史的漫长反思，并最终成为一种集体视野。主张改革的总理辛格有一段著名的讲话，认为英国给印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历史渐渐远去，我们现在可以以一种公正客观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作为印度总理的我，有必要对大家说一句，英国也给印度留下了有益的影响。英国在印度这片古老而文明的土地上留下了法制观念、宪政政府、自由的媒体、专业的市民服务、现代大学、研究机构和各种实验室。”[4]

经济学家梅格纳德·德赛是中印比较学的专家，他甚至认为，“英语也是英国留给印度的一大财富，英语使印度能更加便利地进入全球市场”。[5]

事实上，正如大多数中国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样，印度也有人将印度的衰落归罪于西方尤其是英国的掠夺。对于如此重要的历史问题，印度现代史曾经进行了反复的讨论，一个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权威机构，认为英国的确使印度更加贫困了，他们的论据来自马克思。

“印度历史上曾经接二连三遭受过的内战、侵扰、革命、征服、饥荒等等，无论有多么惨烈、频繁和具有摧毁性，但都没有从本质上动摇过印度。唯有英国的侵略摧毁了印度的社会，扰乱了国家的结构。英国人打碎了印度的旧社会，却没有帮助其建立一个新社会，这导致了如今印度人民的苦难和境遇，也使印度人失去了与他们古老传统和历史的联系”。[6]

这样的批判我们再熟悉不过了，不过印度人比我们幸运的是，他们还能听到另外一种声音：

“英国不一定就阻碍了印度的工业化，是工业革命而不是英国使成千上万的手工织工失去了工作。重要的是，将印度变成一个一贫如洗的国家，并不符合英国的利益”。[7]

我们认为，这种对历史的理性思考，正是印度人的伟大之所在。现在印度人普遍认为，当欧洲朝着工业革新的道路迈进，印度在技术革新方面一片茫然，数世纪都没有重大的进步。印度学者拉尔很坚决地认为，除了那些民族主义圣徒之外，我在中世纪的印度找不到自发的技术革新愿望，尽管说印度的发展受到了英国殖民主义的压制，但事实上正是英国的庇护，才使得印度成为第三世界的革新驱动之一。[8]

绕不开的“李约瑟之谜”

如果把拉尔的话置放在中国历史背景下思考，应该是有意义的。不过这样的观点可能会遭到猛烈的批判，并有可能被视为大逆不道。

但是，拉尔从技术革新着眼研究印度问题，与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存在某种类似之处。李约瑟是久负盛名的汉学家，他的问题是：近代科学为什么在西欧而不在中国产生？或者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欧而不是产生于曾经在科技方面领先世界的中国？

第一种解释是中国技术进步的特征。中国很早就达到了较高的技术水平，但之后就少有进步了。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的滴漏钟在当时非常先进，完全可以进一步发挥为机械钟，但结果却是欧洲人抢得先机，并将这种技术垄断了300多年。有人指出，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对技术没有迫切要求，不愿意承认西方科技的先进性，只把这些机器当成普通的玩具。火药的用途正是如此，当西方人把火药压缩成球状，形成极大破坏力的时候，中国仅仅把火药做成了鞭炮。

第二种解释认为当时中国本应该进一步发展技术时，却突然止步了。显著的例子是，中国制造了气派的“大宝船”，并远航，但目的却不是为了贸易，而是为了显耀国威。这样的“面子工程”持续上演，最后造成了财政危机，因此政府不得不取消经费，终止船舶研究和航运研究，并禁止国人与国外进行任何贸易往来。如此，贸易禁令和技术停滞互为因果，最终导致了国力的衰败。

从文化方面找原因，也是一个不错的路径。很多学者强调，中国的“儒学”排斥科学，强调内省、感悟以及主观感受，这种文化哲学对科学的影响几乎是灾难性的，这正是中国现代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也是17世纪以后中国人强烈制抵西方科学精神的深层原因。

相比之下，最有影响力的分析来自于对中国社会结构和统治特点的怀疑。主要观点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实行中央集权制。中央的权力越大，个人的主动性就越小。几乎在几千年时间内，中国王朝统治使得民众不能发挥个人创造性，思想家的活动会被认为扰乱主流意识形态，科学家的活动会被认为破坏了祖宗律法，而商人的活动则被认为不利于政府的有效管治。法国人艾迪安·巴拉日发现了这一点，他写道：

中国“不仅不允许违反和损害政府利益的事情发生，而且强制灌输‘存在就是合理’的思想。墨守成规，传统至上和不求进取的氛围扼杀了革新创造，由于没有自由环境，也没有人提倡和支持主动精神。”[9]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到目前为止，“李约瑟之谜”提到的诸多解释，我们今天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吗？对此我保留谨慎的悲观。一个不完全的市场体系必然要阻碍技术的交易和提升；一个致力于大政府建设，倾向于重商主义建设的时代，必然要为政府管理的高昂成本付出代价，而开放的、透明的市场年体系本来是可以节约成本的；文化的盲目自尊、观念上的假想敌思维仍然在进行，我们似乎永远陷在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二元对立中，殊不知多元共融才是全球化时代的主题；而一个没有言说自由、没有迁徙自由、没有居住自由、没有选举自由的国家，他的人民怎么可能突然在一夜之间就拥有无限的思想创造力？

英国人卢斯显然看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他在其著作《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10]中，花了不少的篇幅来叙述一个年仅10岁的印度小男孩满脑子的问题和他不倦的怀疑。这个可爱的印度男孩用了整整一晚上的时间，在火车上与卢斯进行智力游戏，即便这样的游戏已经影响到了别人的睡眠，也不能停止。此情此景，与中国无数的乖孩子们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我相信卢斯不舍昼夜地和小男孩交谈，不吝篇幅的加以描述，是在向他的读者暗示，印度未来的希望，就在这些对世界充满了质问的孩子身上。他有可能是未来的泰戈尔，也有可能是下一个阿玛蒂亚·森。而那些对自由思想加以钳制的国家，它的人民，即使再过100年，也是不会有大出息的。

[1] 《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印)帕萨·查特杰(Partha Chatterjee)著，田立年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

[2] 《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第69页。

[3] 见《南方都市报》，2007年09月02日。

[4] 曼莫汉·辛格：2005年7月牛津大学学位授予仪式致辞。

[5] 《龙象之争：中国、印度与世界新秩序》，第23页。

[6] 卡尔·马克思：《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发表于《纽约先驱论坛报》，1853年6月25日。

[7] 古尔恰兰·达斯：《无限的印度：从独立时期到全球化信息时代》，Profile Books 出版公司，第66-67页。

[8] 《龙象之争：中国、印度与世界新秩序》，第21页。

[9] 艾蒂安·巴拉日：《中华文明及其官僚体制》，巴黎gallimard出版社，1968年出版，第22-23页。

[10] 《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英)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著，张淑芳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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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的演讲选题是不是枯竭了，他竟然开始拿印度说事。他有模有样地，像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一样，堆出一堆数据，还有事实，说印度的民主效率多么低，印度官员的腐败多么严重，为此他甚至说：“我们(中国大陆)这里的劳务成本慢慢高了，但是我们这边交易成本非常低，不管怎么讲，和印度比起来，我们政府是非常文明的，是非常清廉的，而且很多政府官员想把事情做好。”

我再次想问问，被众多粉丝拥戴起来的郎咸平教授，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叫做交易成本，到底知不知道我们的官员究竟有多清廉？你这些话究竟是说给你的粉丝们听，还是说给权力在手的官员们听？有点意思的是，这回郎咸平的粉丝中，有相当一部分似乎不买账了，开始骂，“以前我觉得你是个人才，现在我觉得你是条狗”。作为郎咸平的反对者，我觉得这样的谩骂有点过了。但我以前就直接说过，郎咸平一直努力迎合权力，变着法子讨好，大陆官员并不鸟他，可惜众多粉丝看不到郎咸平的这种欺骗本质，还把他当成怀疑政府、批评政府的独立知识分子，叫人哭笑不得。

那么现在，我越过这些喧闹的谩骂，直接问郎咸平，你真的了解印度吗？

印度棚户区与中国没完没了的拆迁

关于中国和印度最大的相同点，我们有必要把目光放在那些正在向大城市涌动的穷人上面，这正是后发国家试图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最明显的特征。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无论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还是加尔各答、新德里，这些看上去鳞次栉比，灯火辉煌的城市背后，总是住着看上去不和谐的贫穷人群。在印度，叫棚户区；在中国，则叫民工、农民工、流动人口或者是社会闲散人员。

但如何处理这样的人群，两个国家显得很不相同。我读到了另一本以印度为调查对象，思索大众政治的著作《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1]，为我们提供了印度的基本现实。

“我们是一些来自过去的东巴基斯坦的难民和来自南孟加拉的没有土地的人民。由于失去了一切——生活来源、土地，甚至家园，我们不得不来到加尔各答，找一口饭吃和求一个容身之处。……我们大多数人是日工和用人，生活在贫困线下。我们想法自己盖了一个棚子。如果拆毁我们的窝棚，从棚户区将我们赶走，我们无处可去。”[2]

这是1998年印度加尔各答郊区一个名叫人民福利联合会的民间自治组织写给政府和铁路主管部门的一份请愿信。该组织又名“铁道村”，所有成员沿铁路而居，用简陋的材料搭起低矮的窝棚，并在窝棚外面自行组织起交易市场。在没有火车经过的时候，他们甚至把摊点摆上了铁路上面，而当火车鸣叫着汽笛来临，他们则迅速把摊点挪开，让火车得以缓慢通过。

显然，这样的局面让铁路运营商大伤脑筋，采取行政手段将这些棚户区里的居民赶走，是必然要想到的办法。想赶走这些穷人的还有正式的加尔各答市民，2002年，一个市民团体在加尔各答高级法院提起公共利益诉讼，要求将铁道村的所有住户赶走，因为他们污染了位于加尔各答南部的拉宾答拉湖。

有意思的是，铁道村的穷人们发出的请愿信得到了政府官员的同情，认为他们捍卫的仅仅是穷人的自由居住权利，而关于铁路运营的管理问题，可以找到另外的有建设性的办法，而不必诉诸以暴力驱赶的方式；在市民公共利益和环境污染的问题上，高级法院也认为，穷人的基本生活权力正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

这可能是很多中国人不能理解的地方，尤其是那些到过印度的中国人，看见他们的城市里到处充满了衣衫褴褛的穷人，高楼大厦旁边竟然是破烂不堪的棚户区，火车在驶进城里的时候，要为穷人减速，甚至停车，内心必然怀念起中国城市里的通衢大道来。

相比之下，中国地方政府处理穷人居住问题的手段就简洁明快多了。

“近千平米的土坡上浓烟滚滚，一些地方仍有暗火燃烧，残破的瓦砾和烧过的家具三五成堆——在深圳宝安区上塘工业区龙塘社区旁的外来人口聚居地，民治街道240多名执法队员前日完成了一次拆除违章建筑行动，在将七八十名违建住户带到一边后，点火烧掉了近千平方米违章建筑。”[3]

最近几年，这样的消息其实已经算不得新闻了，只是这次政府的执法人员推出了火烧的办法，滚滚浓烟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北京这边也不断上演这样的故事情节。比如公安系统突然决定全市范围内检查出租屋，手续不全的外地务工人员被赶，接受不菲的罚金；某派出所田姓政委值班时得到指令，救助重病中的流浪女，他非但没有伸出援手，反而将流浪女扔到荒郊野外，使其无法得到救治而一夜暴死。前不久， 陕西宁陕县也上演了同样的一幕：当地民政官员谌太林为迎接上级卫生检查，而将本镇一名流浪汉扔到山上，致其因饥寒交迫而一命归西。

对历史的理性思考

仅仅纠住穷人问题进行思考，极有可能掉入简单的平均主义陷阱，甚至会助长平均主义暴力。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心，印度加尔各答社会研究中心教授partha chatterjee 才提出“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这样的概念。他采取的个案研究方法是最古老的底层研究，但是，我们听到的声音却是一个加尔各答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面对城市化进程中无端涌现的边缘性民众，partha进一步认为，无论是帝国模式，还是后现代的威权主义模式，无论是公民身份的模式，还是公民社会的模式，都可能不足以解决目前的大众政治问题。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模式，特别是政治社会和民主的模式，通过踏上这条道路，我们对现实的把握和对政治的想象将可能迎来一个崭新的可能。

印度的学者持有如此价值观，并成为印度思想界的主流，并非偶然，而是经历过对自身历史的漫长反思，并最终成为一种集体视野。主张改革的总理辛格有一段著名的讲话，认为英国给印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历史渐渐远去，我们现在可以以一种公正客观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作为印度总理的我，有必要对大家说一句，英国也给印度留下了有益的影响。英国在印度这片古老而文明的土地上留下了法制观念、宪政政府、自由的媒体、专业的市民服务、现代大学、研究机构和各种实验室。”[4]

经济学家梅格纳德·德赛是中印比较学的专家，他甚至认为，“英语也是英国留给印度的一大财富，英语使印度能更加便利地进入全球市场”。[5]

事实上，正如大多数中国将中国的落后归结为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样，印度也有人将印度的衰落归罪于西方尤其是英国的掠夺。对于如此重要的历史问题，印度现代史曾经进行了反复的讨论，一个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权威机构，认为英国的确使印度更加贫困了，他们的论据来自马克思。

“印度历史上曾经接二连三遭受过的内战、侵扰、革命、征服、饥荒等等，无论有多么惨烈、频繁和具有摧毁性，但都没有从本质上动摇过印度。唯有英国的侵略摧毁了印度的社会，扰乱了国家的结构。英国人打碎了印度的旧社会，却没有帮助其建立一个新社会，这导致了如今印度人民的苦难和境遇，也使印度人失去了与他们古老传统和历史的联系”。[6]

这样的批判我们再熟悉不过了，不过印度人比我们幸运的是，他们还能听到另外一种声音：

“英国不一定就阻碍了印度的工业化，是工业革命而不是英国使成千上万的手工织工失去了工作。重要的是，将印度变成一个一贫如洗的国家，并不符合英国的利益”。[7]

我们认为，这种对历史的理性思考，正是印度人的伟大之所在。现在印度人普遍认为，当欧洲朝着工业革新的道路迈进，印度在技术革新方面一片茫然，数世纪都没有重大的进步。印度学者拉尔很坚决地认为，除了那些民族主义圣徒之外，我在中世纪的印度找不到自发的技术革新愿望，尽管说印度的发展受到了英国殖民主义的压制，但事实上正是英国的庇护，才使得印度成为第三世界的革新驱动之一。[8]

绕不开的“李约瑟之谜”

如果把拉尔的话置放在中国历史背景下思考，应该是有意义的。不过这样的观点可能会遭到猛烈的批判，并有可能被视为大逆不道。

但是，拉尔从技术革新着眼研究印度问题，与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存在某种类似之处。李约瑟是久负盛名的汉学家，他的问题是：近代科学为什么在西欧而不在中国产生？或者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欧而不是产生于曾经在科技方面领先世界的中国？

第一种解释是中国技术进步的特征。中国很早就达到了较高的技术水平，但之后就少有进步了。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的滴漏钟在当时非常先进，完全可以进一步发挥为机械钟，但结果却是欧洲人抢得先机，并将这种技术垄断了300多年。有人指出，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对技术没有迫切要求，不愿意承认西方科技的先进性，只把这些机器当成普通的玩具。火药的用途正是如此，当西方人把火药压缩成球状，形成极大破坏力的时候，中国仅仅把火药做成了鞭炮。

第二种解释认为当时中国本应该进一步发展技术时，却突然止步了。显著的例子是，中国制造了气派的“大宝船”，并远航，但目的却不是为了贸易，而是为了显耀国威。这样的“面子工程”持续上演，最后造成了财政危机，因此政府不得不取消经费，终止船舶研究和航运研究，并禁止国人与国外进行任何贸易往来。如此，贸易禁令和技术停滞互为因果，最终导致了国力的衰败。

从文化方面找原因，也是一个不错的路径。很多学者强调，中国的“儒学”排斥科学，强调内省、感悟以及主观感受，这种文化哲学对科学的影响几乎是灾难性的，这正是中国现代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也是17世纪以后中国人强烈制抵西方科学精神的深层原因。

相比之下，最有影响力的分析来自于对中国社会结构和统治特点的怀疑。主要观点是，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实行中央集权制。中央的权力越大，个人的主动性就越小。几乎在几千年时间内，中国王朝统治使得民众不能发挥个人创造性，思想家的活动会被认为扰乱主流意识形态，科学家的活动会被认为破坏了祖宗律法，而商人的活动则被认为不利于政府的有效管治。法国人艾迪安·巴拉日发现了这一点，他写道：

中国“不仅不允许违反和损害政府利益的事情发生，而且强制灌输‘存在就是合理’的思想。墨守成规，传统至上和不求进取的氛围扼杀了革新创造，由于没有自由环境，也没有人提倡和支持主动精神。”[9]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到目前为止，“李约瑟之谜”提到的诸多解释，我们今天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吗？对此我保留谨慎的悲观。一个不完全的市场体系必然要阻碍技术的交易和提升；一个致力于大政府建设，倾向于重商主义建设的时代，必然要为政府管理的高昂成本付出代价，而开放的、透明的市场年体系本来是可以节约成本的；文化的盲目自尊、观念上的假想敌思维仍然在进行，我们似乎永远陷在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二元对立中，殊不知多元共融才是全球化时代的主题；而一个没有言说自由、没有迁徙自由、没有居住自由、没有选举自由的国家，他的人民怎么可能突然在一夜之间就拥有无限的思想创造力？

英国人卢斯显然看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他在其著作《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10]中，花了不少的篇幅来叙述一个年仅10岁的印度小男孩满脑子的问题和他不倦的怀疑。这个可爱的印度男孩用了整整一晚上的时间，在火车上与卢斯进行智力游戏，即便这样的游戏已经影响到了别人的睡眠，也不能停止。此情此景，与中国无数的乖孩子们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我相信卢斯不舍昼夜地和小男孩交谈，不吝篇幅的加以描述，是在向他的读者暗示，印度未来的希望，就在这些对世界充满了质问的孩子身上。他有可能是未来的泰戈尔，也有可能是下一个阿玛蒂亚·森。而那些对自由思想加以钳制的国家，它的人民，即使再过100年，也是不会有大出息的。

[1] 《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印)帕萨·查特杰(Partha Chatterjee)著，田立年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

[2] 《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第69页。

[3] 见《南方都市报》，2007年09月02日。

[4] 曼莫汉·辛格：2005年7月牛津大学学位授予仪式致辞。

[5] 《龙象之争：中国、印度与世界新秩序》，第23页。

[6] 卡尔·马克思：《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发表于《纽约先驱论坛报》，1853年6月25日。

[7] 古尔恰兰·达斯：《无限的印度：从独立时期到全球化信息时代》，Profile Books 出版公司，第66-67页。

[8] 《龙象之争：中国、印度与世界新秩序》，第21页。

[9] 艾蒂安·巴拉日：《中华文明及其官僚体制》，巴黎gallimard出版社，1968年出版，第22-23页。

[10] 《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英)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著，张淑芳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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