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之城"固若金汤改写世界史(图)

"英雄之城"固若金汤改写世界史(图)

原定“南水军码头“的发掘现场         钓鱼城城防示意图         正在发掘中的南一字城东墙     钓鱼城宋军砸伤大汗蒙哥重创蒙古铁骑     古城遗址经十余年考古发掘真面目逐步清晰     “杨过低头避过，飞步抢上，左手中早已拾了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呼的一声掷出，正中蒙哥后心。杨过这一掷劲力何等刚猛，蒙哥筋舍骨断，倒撞下马，登时毙命……”这是金庸先生在《神雕侠侣·大战襄阳》中描述的蒙古大汗蒙哥之死，虽突出了大侠杨过的英雄形象，却偏离了历史。     原来，蒙哥大汗于1258年率蒙古铁骑进犯四川，次年2月兵临钓鱼城。据《元史》记载：负责任的蒙哥亲临钓鱼城下督战时被城头宋军发现，于是抛石机集中向他发射。蒙哥被密集的炮石砸成重伤，7月率军撤离钓鱼城，行至金剑山温汤峡(今北温泉)逝世。钓鱼城一战，不仅迫使彪悍的蒙军北撤，让奄奄一息的南宋王朝苟延残喘了几年，还导致整个欧亚战局得以缓和，世界历史因此而改写。所以，钓鱼城作为“英雄之城”一直享誉中外，甚至被西方史学家称为“上帝折鞭处”。     自1995年起，重庆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先后多次对这座令人肃然起敬的古城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惊人的新发现接二连三出现。这些发现不仅让古城的面貌逐渐清晰，还纠正了不少认识上的错误。

印证历史

    坚守三十六年

    重伤蒙古大汗

    钓鱼山城，位于重庆市合川区东城半岛的钓鱼山上，西距合川城区约5千米，南距重庆市中区约63千米。遗址地处渠江、涪江与嘉陵江的汇合之处。从这里可沿着三条江河而上，前出至四川盆地东北部广大地区；可以沿着嘉陵江顺流而下，抵达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处的四川盆地中心城市重庆，并可从重庆沿长江而下直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图一)。这座“英雄之城”攻防结合，耕战结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坚守了36年，直至南宋灭亡后守将举城降元。

    南宋末期，随着蒙古大军侵入四川，占据了包括四川首府成都在内的半壁河山，宋王朝原先沿四川盆地边缘山区构建的防御体系土崩瓦解，南宋四川统治区面临着无险可守的局面。为了守住四川这个南宋王朝疆土的上游屏障，南宋王朝加紧了四川地区的防御部署，开始利用山河之险筑城设防，在四川境内三条纵向大江(嘉陵江、沱江和岷江)以及三江汇合后的横向大江即长江沿岸险要的地点修筑山城和水寨，将当时无险可守的州城和县城迁到这些山城和水寨中来，以遏制蒙古(元)军骑兵优势的发挥。从而建成了以山水城池为点，以江河为线，点线结合、相互策应的防御体系。而作为当时新合州城治所的钓鱼山城就是这个防御体系中重要的一环。

    南宋淳祐三年(1243年)，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命甘闰在原合州钓鱼山山寨的基础上修建钓鱼山城。宝祐二年(1254年)，王坚守合州时，又“发郡所属石照、铜梁、巴川、汉初、赤水五县之民，计户口八万、丁一十七万，以完其城”(元·无名氏《钓鱼山记》)。钓鱼城的防御设施因此更加完善。山城建成之后，将原驻合州的兴州兵移守钓鱼城，其后又陆续有“秦、巩、利、沔之民”来此城，一时“秦蜀之民，响应云集，众至十数万，屹然一巨镇”(明·何悌顺《新建王张二公祠堂记》)。景定四年(1263年)，张珏守合州，再次加修钓鱼城。“(张)珏外以兵护耕，内教民垦田积粟；再期，公私兼足。”(《宋史·余玠传》)在历任钓鱼城守将的率领下，城中之民，在战事不紧迫之时，春天出城耕地播种，秋天又出城抢收运粮，依靠着农战结合，先后打退了蒙古(元)军的多次围攻，坚守该城达36年之久。这对于阻止蒙古(元)军东进的步伐，延长宋王朝的寿命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在钓鱼城下受伤致死，蒙古第三次远征西亚北非的大军因此退兵，从一个侧面支援了当时亚非战场抵御蒙军入侵的斗争。这一偶然性事件因此成为世界中古历史重要的转折点。即使在元军攻克临安，南宋王朝名存实亡后，钓鱼城仍然坚守了三年。宋祥兴二年即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在南宋宰相陆秀夫背负最后一个小皇帝赵昺投海后，钓鱼城守将王立才举城降元。

    元军占据钓鱼城后，拆毁钓鱼城城墙，迁军民回山下合州旧城，钓鱼城从此荒废。元朝覆灭后，明朝士绅开始重视钓鱼城的历史纪念意义。明弘治七年，在钓鱼城内宋护国寺旧址修建了祠庙，祭祀守卫钓鱼城的主帅王坚、张珏。以后祠庙屡经扩建，并增加策划和主持建立四川山城体系的余玠、冉璞、冉进入忠贞祠。清代并立祠祭祀与钓鱼城相关的历史人物王立、李德辉和熊耳夫人。清嘉庆二年(1797年)，川渝因白莲教兴起社会动荡，危及合州，合州民众迁入钓鱼山避难，开始修复钓鱼城。咸丰年间，因太平军影响的缘故，钓鱼山又得到修缮，今钓鱼城护国门上咸丰四年(1854年)的“巴蜀保障”题额，就是这时的遗留。

    考古发现

    “文革”以后，为了利用钓鱼城的影响发展旅游，在没有进行充分调查研究的情况下，有关部门重修了钓鱼城，除了按照想象修复了钓鱼城的部分地段的城墙和少数城门外，还新修建了上山的公路和城内的旅游道路，以及一些接待游客的建筑，——这让钓鱼城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为了能够为钓鱼城及宋元战争历史研究提供更准确的实物资料，给保护和修复钓鱼城遗址提供科学的依据，重庆市的文物考古部门自1995年起先后对钓鱼城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发掘工作。通过系列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收获，钓鱼城遗址的本来面目正在逐步清晰。

    40余商周至明清的遗存面世

    重庆文物考古所的考古学家在钓鱼城遗址周围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发现了包括遗址、墓葬、古建筑、石刻造像、碑刻等各类文物40余处。这些遗存的年代从商周一直到明清，为全面了解钓鱼城的纵向发展背景和横向空间背景，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信息。其中在钓鱼山南发现的小白塔、天泉洞等宋元遗址，面积较大、文化堆积丰富，年代与钓鱼城大致同时或前后相关，这为认识宋蒙(元)战争时期及其前后钓鱼城周围人们的居住和生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此外，在与钓鱼城遥遥相望的一些山头上，也发现了石构山寨城堡，这些山寨城堡尽管暴露在地表的石构都是清代的遗留，但也不排除下面有宋元之际遗存的可能。


北水军码头遗迹是宋代原物

    考古调查获悉：钓鱼城遗址由钓鱼山山顶的环山城墙、南北一字城及南北水军码头组成，现存各段城墙总长约7320米(图二)。山顶环城面积约2.5平方公里，其内新发现了石照县衙、大草房、范家院子等一批宋元时期遗址。在这些遗址中，钻探发现有较大面积的夯土台基及石质建筑构件存在，应为当时城内重要军政或居住区域。

    环山城墙沿钓鱼山顶部断崖分布，全长约5810米。城墙按地形修建有马面及排水孔多处，并筑有镇西、始关、小东、新东、菁华、出奇和奇胜等城门，现存这些城门都为石构双重券顶门洞。从石块的砌法看，它们都是清代以后复建的。在镇西门外新发现有南宋咸淳年间“总统戍合军马秦琳”款的题刻，内容与当时抗蒙战争有关，颇有价值。新查明的北一字城墙，从山北的出奇门旁起，顺山势北下，绕经大龙潭和小龙潭溪沟后，直至嘉陵江边至，全长约850米。在北一字城北端西侧的江边，发现了北水军码头的遗迹。北一字城及北水军码头均为未经清代重修的宋代原物。

    发现蒙古兵攻城开凿的地道

    钓鱼城遗址西北部，是该山自然悬崖较低，主要靠人工城墙防御的地段。这里自然就成为蒙古(元)军队重点进攻的地方。在这里的奇胜门以北约100米处，调查发现了一段古地道。该地道开凿于砂岩及泥岩构成的山体中，距地表约5米，由主通道、六条短支道及竖井组成，总长度约35米。隧道内填满石块，并清理大量礌石、铁弹片、铁钉及少量宋代涂山窑瓷器残片。考古学家根据这些发现推知：该地道是蒙古(元)军为攻克钓鱼城而开凿的一条地道，因被钓鱼城守军发现封堵而废弃。

    奇胜门附近古地道的发现和清理，则为考证《元史·宪宗纪》中所载1259年四月，蒙哥率师绕道钓鱼城西北部，“丁酉，夜登外城，杀宋兵甚众”等战役提供重要线索。

    确认了真正的南水军码头

    现在习惯所说的“南水军码头”位于钓鱼山南近嘉陵江边的缓坡之上，东、西、南三面临江，“码头”西北挡墙斜上与山顶环形城墙相连。“码头”系在山脚临江处利用原有平缓坡地，外部砌筑护坡条石，内部进行人工平整并填筑黏土碎石而成。“码头”现存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由16道石砌挡墙及其上的平台、道路、炮台等遗迹组成。发掘者根据挡墙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将南水军码头分为三期：一期较小，二期稍大，三期更高大。这说明随着战事的日趋严酷，守城者在不断加高加大这处所谓的“码头”。“码头”上有多条道路，其中东北部的斜坡上山道路(编号为道路四)残长78.65米，宽3.40米，坡度30°。左右路面以规整石板铺砌成梯道，两侧有石构的排水沟。由此可见钓鱼城内宋代道路的状况。

    另外，在“码头”上发现三处卵石堆，卵石大小较为一致，应当是当时抛石机的炮石，而蒙古大汗蒙哥或许就是被这种石头打成重伤的。这处所谓的南水军码头，其构筑形态与码头差异较大而与军事要塞相似，其外水域礁多水浅，不利于船舶停靠，它应当与南一字城一样，是拱卫其间的真正南水军码头的防御设施(图三)。

    南一字城遗址东距“南水军码头”约400米，自钓鱼山南飞檐洞左侧峭壁据山脊而下，一直伸入至嘉陵江内，与横亘江中的人工挡水堤相连，全长约400米。城墙外(东)侧为一道天然沟壑，更显得城墙高大雄壮。城墙一般在宽2.5米~5.2米、高6.9米以上，但在接近嘉陵江边的缓坡地带，城墙加宽至7.2米~14.3米，最高处达到了10米。城墙的构筑方式和结构特征等与“南水军码头”类似，也是分三次不断加厚加高。城墙内及城墙上发现有女墙、道路、卵石堆、平台及柱洞等遗迹。在南一字城西不远处，发现有用石块倾斜垒砌的构筑物，石构坡台外侧是适宜于船舶停靠的深水区——这才是真正的南水军码头的所在。

    总之，新发掘的南北水军码头和一字城遗址是钓鱼城遗址未经后世重建的南宋石构，它们的垒砌形态和建造工艺为今后辨识钓鱼城及其他山城的南宋石构遗迹提供了标准，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和准确地认识这些山城的本来面目。新发现并确认的南宋真正的南水军码头遗址，纠正了过去将南一字城的西墙南端构筑物当作水军码头的误解，对于认识南一字城的功能和当时一些事件发生的空间背景，无疑很有帮助。

    重新认识

    新的考古发现

    仅是遗址一隅

    作为宋蒙(元)战争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钓鱼城遗址由于数百年来人为的破坏和修建，某些历史信息已经发生了混淆，需要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来重新揭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表示：这次钓鱼城南宋码头和一字城的勘察与发掘，是钓鱼城遗址首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钓鱼城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只是围绕这座重要山城遗址一隅开展的考古收获。如果今后能够继续开展钓鱼城城内的考古工作，定能揭示更多不为人知的历史信息，纠正目前存在的认识上的误区，从而推进宋元之际这段重要历史的研究，并为该遗址的保护和利用方案的修订提供正确的基础资料。"英雄之城"固若金汤改写世界史(图)

    原定“南水军码头“的发掘现场

   

    钓鱼城城防示意图

   

    正在发掘中的南一字城东墙

    钓鱼城宋军砸伤大汗蒙哥重创蒙古铁骑

    古城遗址经十余年考古发掘真面目逐步清晰

    “杨过低头避过，飞步抢上，左手中早已拾了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呼的一声掷出，正中蒙哥后心。杨过这一掷劲力何等刚猛，蒙哥筋舍骨断，倒撞下马，登时毙命……”这是金庸先生在《神雕侠侣·大战襄阳》中描述的蒙古大汗蒙哥之死，虽突出了大侠杨过的英雄形象，却偏离了历史。

    原来，蒙哥大汗于1258年率蒙古铁骑进犯四川，次年2月兵临钓鱼城。据《元史》记载：负责任的蒙哥亲临钓鱼城下督战时被城头宋军发现，于是抛石机集中向他发射。蒙哥被密集的炮石砸成重伤，7月率军撤离钓鱼城，行至金剑山温汤峡(今北温泉)逝世。钓鱼城一战，不仅迫使彪悍的蒙军北撤，让奄奄一息的南宋王朝苟延残喘了几年，还导致整个欧亚战局得以缓和，世界历史因此而改写。所以，钓鱼城作为“英雄之城”一直享誉中外，甚至被西方史学家称为“上帝折鞭处”。

    自1995年起，重庆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先后多次对这座令人肃然起敬的古城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惊人的新发现接二连三出现。这些发现不仅让古城的面貌逐渐清晰，还纠正了不少认识上的错误。

印证历史

    坚守三十六年

    重伤蒙古大汗

    钓鱼山城，位于重庆市合川区东城半岛的钓鱼山上，西距合川城区约5千米，南距重庆市中区约63千米。遗址地处渠江、涪江与嘉陵江的汇合之处。从这里可沿着三条江河而上，前出至四川盆地东北部广大地区；可以沿着嘉陵江顺流而下，抵达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处的四川盆地中心城市重庆，并可从重庆沿长江而下直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图一)。这座“英雄之城”攻防结合，耕战结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坚守了36年，直至南宋灭亡后守将举城降元。

    南宋末期，随着蒙古大军侵入四川，占据了包括四川首府成都在内的半壁河山，宋王朝原先沿四川盆地边缘山区构建的防御体系土崩瓦解，南宋四川统治区面临着无险可守的局面。为了守住四川这个南宋王朝疆土的上游屏障，南宋王朝加紧了四川地区的防御部署，开始利用山河之险筑城设防，在四川境内三条纵向大江(嘉陵江、沱江和岷江)以及三江汇合后的横向大江即长江沿岸险要的地点修筑山城和水寨，将当时无险可守的州城和县城迁到这些山城和水寨中来，以遏制蒙古(元)军骑兵优势的发挥。从而建成了以山水城池为点，以江河为线，点线结合、相互策应的防御体系。而作为当时新合州城治所的钓鱼山城就是这个防御体系中重要的一环。

    南宋淳祐三年(1243年)，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命甘闰在原合州钓鱼山山寨的基础上修建钓鱼山城。宝祐二年(1254年)，王坚守合州时，又“发郡所属石照、铜梁、巴川、汉初、赤水五县之民，计户口八万、丁一十七万，以完其城”(元·无名氏《钓鱼山记》)。钓鱼城的防御设施因此更加完善。山城建成之后，将原驻合州的兴州兵移守钓鱼城，其后又陆续有“秦、巩、利、沔之民”来此城，一时“秦蜀之民，响应云集，众至十数万，屹然一巨镇”(明·何悌顺《新建王张二公祠堂记》)。景定四年(1263年)，张珏守合州，再次加修钓鱼城。“(张)珏外以兵护耕，内教民垦田积粟；再期，公私兼足。”(《宋史·余玠传》)在历任钓鱼城守将的率领下，城中之民，在战事不紧迫之时，春天出城耕地播种，秋天又出城抢收运粮，依靠着农战结合，先后打退了蒙古(元)军的多次围攻，坚守该城达36年之久。这对于阻止蒙古(元)军东进的步伐，延长宋王朝的寿命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在钓鱼城下受伤致死，蒙古第三次远征西亚北非的大军因此退兵，从一个侧面支援了当时亚非战场抵御蒙军入侵的斗争。这一偶然性事件因此成为世界中古历史重要的转折点。即使在元军攻克临安，南宋王朝名存实亡后，钓鱼城仍然坚守了三年。宋祥兴二年即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在南宋宰相陆秀夫背负最后一个小皇帝赵昺投海后，钓鱼城守将王立才举城降元。

    元军占据钓鱼城后，拆毁钓鱼城城墙，迁军民回山下合州旧城，钓鱼城从此荒废。元朝覆灭后，明朝士绅开始重视钓鱼城的历史纪念意义。明弘治七年，在钓鱼城内宋护国寺旧址修建了祠庙，祭祀守卫钓鱼城的主帅王坚、张珏。以后祠庙屡经扩建，并增加策划和主持建立四川山城体系的余玠、冉璞、冉进入忠贞祠。清代并立祠祭祀与钓鱼城相关的历史人物王立、李德辉和熊耳夫人。清嘉庆二年(1797年)，川渝因白莲教兴起社会动荡，危及合州，合州民众迁入钓鱼山避难，开始修复钓鱼城。咸丰年间，因太平军影响的缘故，钓鱼山又得到修缮，今钓鱼城护国门上咸丰四年(1854年)的“巴蜀保障”题额，就是这时的遗留。

    考古发现

    “文革”以后，为了利用钓鱼城的影响发展旅游，在没有进行充分调查研究的情况下，有关部门重修了钓鱼城，除了按照想象修复了钓鱼城的部分地段的城墙和少数城门外，还新修建了上山的公路和城内的旅游道路，以及一些接待游客的建筑，——这让钓鱼城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为了能够为钓鱼城及宋元战争历史研究提供更准确的实物资料，给保护和修复钓鱼城遗址提供科学的依据，重庆市的文物考古部门自1995年起先后对钓鱼城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发掘工作。通过系列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收获，钓鱼城遗址的本来面目正在逐步清晰。

    40余商周至明清的遗存面世

    重庆文物考古所的考古学家在钓鱼城遗址周围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发现了包括遗址、墓葬、古建筑、石刻造像、碑刻等各类文物40余处。这些遗存的年代从商周一直到明清，为全面了解钓鱼城的纵向发展背景和横向空间背景，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信息。其中在钓鱼山南发现的小白塔、天泉洞等宋元遗址，面积较大、文化堆积丰富，年代与钓鱼城大致同时或前后相关，这为认识宋蒙(元)战争时期及其前后钓鱼城周围人们的居住和生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此外，在与钓鱼城遥遥相望的一些山头上，也发现了石构山寨城堡，这些山寨城堡尽管暴露在地表的石构都是清代的遗留，但也不排除下面有宋元之际遗存的可能。


北水军码头遗迹是宋代原物

    考古调查获悉：钓鱼城遗址由钓鱼山山顶的环山城墙、南北一字城及南北水军码头组成，现存各段城墙总长约7320米(图二)。山顶环城面积约2.5平方公里，其内新发现了石照县衙、大草房、范家院子等一批宋元时期遗址。在这些遗址中，钻探发现有较大面积的夯土台基及石质建筑构件存在，应为当时城内重要军政或居住区域。

    环山城墙沿钓鱼山顶部断崖分布，全长约5810米。城墙按地形修建有马面及排水孔多处，并筑有镇西、始关、小东、新东、菁华、出奇和奇胜等城门，现存这些城门都为石构双重券顶门洞。从石块的砌法看，它们都是清代以后复建的。在镇西门外新发现有南宋咸淳年间“总统戍合军马秦琳”款的题刻，内容与当时抗蒙战争有关，颇有价值。新查明的北一字城墙，从山北的出奇门旁起，顺山势北下，绕经大龙潭和小龙潭溪沟后，直至嘉陵江边至，全长约850米。在北一字城北端西侧的江边，发现了北水军码头的遗迹。北一字城及北水军码头均为未经清代重修的宋代原物。

    发现蒙古兵攻城开凿的地道

    钓鱼城遗址西北部，是该山自然悬崖较低，主要靠人工城墙防御的地段。这里自然就成为蒙古(元)军队重点进攻的地方。在这里的奇胜门以北约100米处，调查发现了一段古地道。该地道开凿于砂岩及泥岩构成的山体中，距地表约5米，由主通道、六条短支道及竖井组成，总长度约35米。隧道内填满石块，并清理大量礌石、铁弹片、铁钉及少量宋代涂山窑瓷器残片。考古学家根据这些发现推知：该地道是蒙古(元)军为攻克钓鱼城而开凿的一条地道，因被钓鱼城守军发现封堵而废弃。

    奇胜门附近古地道的发现和清理，则为考证《元史·宪宗纪》中所载1259年四月，蒙哥率师绕道钓鱼城西北部，“丁酉，夜登外城，杀宋兵甚众”等战役提供重要线索。

    确认了真正的南水军码头

    现在习惯所说的“南水军码头”位于钓鱼山南近嘉陵江边的缓坡之上，东、西、南三面临江，“码头”西北挡墙斜上与山顶环形城墙相连。“码头”系在山脚临江处利用原有平缓坡地，外部砌筑护坡条石，内部进行人工平整并填筑黏土碎石而成。“码头”现存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由16道石砌挡墙及其上的平台、道路、炮台等遗迹组成。发掘者根据挡墙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将南水军码头分为三期：一期较小，二期稍大，三期更高大。这说明随着战事的日趋严酷，守城者在不断加高加大这处所谓的“码头”。“码头”上有多条道路，其中东北部的斜坡上山道路(编号为道路四)残长78.65米，宽3.40米，坡度30°。左右路面以规整石板铺砌成梯道，两侧有石构的排水沟。由此可见钓鱼城内宋代道路的状况。

    另外，在“码头”上发现三处卵石堆，卵石大小较为一致，应当是当时抛石机的炮石，而蒙古大汗蒙哥或许就是被这种石头打成重伤的。这处所谓的南水军码头，其构筑形态与码头差异较大而与军事要塞相似，其外水域礁多水浅，不利于船舶停靠，它应当与南一字城一样，是拱卫其间的真正南水军码头的防御设施(图三)。

    南一字城遗址东距“南水军码头”约400米，自钓鱼山南飞檐洞左侧峭壁据山脊而下，一直伸入至嘉陵江内，与横亘江中的人工挡水堤相连，全长约400米。城墙外(东)侧为一道天然沟壑，更显得城墙高大雄壮。城墙一般在宽2.5米~5.2米、高6.9米以上，但在接近嘉陵江边的缓坡地带，城墙加宽至7.2米~14.3米，最高处达到了10米。城墙的构筑方式和结构特征等与“南水军码头”类似，也是分三次不断加厚加高。城墙内及城墙上发现有女墙、道路、卵石堆、平台及柱洞等遗迹。在南一字城西不远处，发现有用石块倾斜垒砌的构筑物，石构坡台外侧是适宜于船舶停靠的深水区——这才是真正的南水军码头的所在。

    总之，新发掘的南北水军码头和一字城遗址是钓鱼城遗址未经后世重建的南宋石构，它们的垒砌形态和建造工艺为今后辨识钓鱼城及其他山城的南宋石构遗迹提供了标准，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和准确地认识这些山城的本来面目。新发现并确认的南宋真正的南水军码头遗址，纠正了过去将南一字城的西墙南端构筑物当作水军码头的误解，对于认识南一字城的功能和当时一些事件发生的空间背景，无疑很有帮助。

    重新认识

    新的考古发现

    仅是遗址一隅

    作为宋蒙(元)战争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钓鱼城遗址由于数百年来人为的破坏和修建，某些历史信息已经发生了混淆，需要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来重新揭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表示：这次钓鱼城南宋码头和一字城的勘察与发掘，是钓鱼城遗址首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钓鱼城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只是围绕这座重要山城遗址一隅开展的考古收获。如果今后能够继续开展钓鱼城城内的考古工作，定能揭示更多不为人知的历史信息，纠正目前存在的认识上的误区，从而推进宋元之际这段重要历史的研究，并为该遗址的保护和利用方案的修订提供正确的基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