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兰州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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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严打”是这样开始的——前公安部长刘复之的记忆(转载)
　　
　　1983年春，我从司法部调到公安部工作。
　　
　　那几年，治安形势严峻，杀人、抢劫、强奸、盗窃等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甚为嚣张，社会影响极坏的恶性案件接连发生，如东北有个姓王的两兄弟，持枪到处杀人抢劫，被称为“二王”抢劫案，还有卓长仁劫机案、上海“控江路流氓团伙滋扰事件”、唐山“菜刀队”流氓团伙案等，社会反响强烈，严重妨害人民群众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我到任后，面对这种情况研究起草了一个报告，题为《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送中央审批。报告是7月16日送出的，没有想到小平同志很快就看了，并对报告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7月19日上午，我应约来到小平同志住处。主管我们工作的彭真同志也来了。小平同志穿着草绿色军便服，踏着拖鞋，从便门走进会客室，神情闲逸地拿着公安部的报告。


寒暄几句话之后，小平同志开门见山地说：“你们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他翻开公安部的报告。



边念边说：“你们的文章主要是这一段：”要求对各种犯罪分子和流氓团伙的骨干分子，收容审查一批，劳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法办一批，对严重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处；


同时，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持不抓，该从宽的坚持从宽，要进一步加强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多做教育、疏导和预防犯罪工作，落实基层单位的公安保卫责任制。“


念到这里时，小平同志批评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嘛。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



小平同志要求必须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态度非常坚决。他系统地谈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方针、步骤和措施。



他说：”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比如说北京市，流氓犯罪集团到底有多少，有哪些人，是不难搞清楚的。


像彭真同志讲的；找老民警当顾问，调查调查，情况就清楚了，就可以组织战役了。


一次战役打击他一大批，就这么干下去。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动员全市人民参加，这本身对人民是教育，同时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

发动群众，声势大，有的罪犯会闻风跑掉，那也不要紧，还有第二次战役可以追回来。“
　　
　　小平同志说：“最近有的城市抓了一批犯罪分子，形势有好转。当然，这还只是一时的现象。那些犯罪分子在看风向，看你下一步怎么办。如果还是软弱无力，处理不严，坏人的气势还会长上来。”
　　
　　小平同志打着手势说：“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包括杀人犯、抢劫犯、流氓犯罪团伙分子、教唆犯、在劳改劳教中继续传授犯罪技术的惯犯，以及人贩子、老鸨儿等，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



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抓一批。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十年二十年也解决不了问题。


一九七五年处理铁路问题时对帮派分子，我说现在不抓人，把他们调开。‘四人帮’说不行。


我说凡是帮派头子，有一个调开一个，再出一个再调开，一天调一个，一年调三百六十五个。这个话传下去以后，铁路上的秩序马上就好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不采取这样的办法不行。”
　　
　　小平同志强调：“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


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先从北京开始，然后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坚持这么干，情况一定能好转。”
　　

　　小平同志的这篇谈话，明确地解决了在干部中特别是一些政法干部中担心的问题：会不会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会不会发生新的冤假错案？会不会变成搞运动了？


小平同志站得高，看得远。他准确地把握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内在关系，教育我们要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而“严打”要作为维护大局的一个重要措施来看待。坚决打击刑事犯罪，只会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严打”开展以后，取得了辉煌的战果。特别是1983年8月至年底的第一战役第一仗，行动快，来势猛，给犯罪分子以重大打击。


在此期间，摧毁了犯罪团伙7万多个，逮捕了一大批流氓犯罪分子，缴获枪支18000多支，子弹42万多发，群众检举线索150万件，群众扭送犯罪分子47000多人，投案自首的10万多名。


经过这次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被震慑下去了，各种公共场所秩序好转了，妇女上夜班不要家人护送了，社会秩序安定，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1985年“严打”转入第三战役后，对于是否坚持“严打”战役又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有的说打击面宽了，个别地方一度出现“复查风”，少数不知悔改的犯罪分子开始闹翻案，以至刚刚纠正过来的软弱涣散倾向又有重新抬头的征兆，引起广大干部群众的不满和不安。



在1985年的全国政法会议上，陈丕显同志传达了小平同志的指示：“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这样，使得第三战役能够顺利地进行到底。
　　


　　回顾历史，我想，在“严打”斗争中，特别是在开展战役的几个关键时刻，假如没有小平同志的关心和支持，没有他的决心和刚毅，要把“严打”斗争开展起来和坚持下去是不能设想的。



在1984年10月的中顾委第三次会议上，小平同志谦虚地说：“去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打击刑事犯罪分子。”小平同志亲自指导下的历时3年、持续3个战役的“严打”行动，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史上又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作者曾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职务）
　　
　　《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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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严打”是这样开始的——前公安部长刘复之的记忆(转载)
　　
　　1983年春，我从司法部调到公安部工作。
　　
　　那几年，治安形势严峻，杀人、抢劫、强奸、盗窃等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甚为嚣张，社会影响极坏的恶性案件接连发生，如东北有个姓王的两兄弟，持枪到处杀人抢劫，被称为“二王”抢劫案，还有卓长仁劫机案、上海“控江路流氓团伙滋扰事件”、唐山“菜刀队”流氓团伙案等，社会反响强烈，严重妨害人民群众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我到任后，面对这种情况研究起草了一个报告，题为《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送中央审批。报告是7月16日送出的，没有想到小平同志很快就看了，并对报告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7月19日上午，我应约来到小平同志住处。主管我们工作的彭真同志也来了。小平同志穿着草绿色军便服，踏着拖鞋，从便门走进会客室，神情闲逸地拿着公安部的报告。


寒暄几句话之后，小平同志开门见山地说：“你们这个文件不解决问题。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他翻开公安部的报告。



边念边说：“你们的文章主要是这一段：”要求对各种犯罪分子和流氓团伙的骨干分子，收容审查一批，劳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法办一批，对严重犯罪分子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惩处；


同时，注意不一刀切，不炒剩饭，不该抓的坚持不抓，该从宽的坚持从宽，要进一步加强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多做教育、疏导和预防犯罪工作，落实基层单位的公安保卫责任制。“


念到这里时，小平同志批评说：”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嘛。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



小平同志要求必须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态度非常坚决。他系统地谈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方针、步骤和措施。



他说：”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比如说北京市，流氓犯罪集团到底有多少，有哪些人，是不难搞清楚的。


像彭真同志讲的；找老民警当顾问，调查调查，情况就清楚了，就可以组织战役了。


一次战役打击他一大批，就这么干下去。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动员全市人民参加，这本身对人民是教育，同时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

发动群众，声势大，有的罪犯会闻风跑掉，那也不要紧，还有第二次战役可以追回来。“
　　
　　小平同志说：“最近有的城市抓了一批犯罪分子，形势有好转。当然，这还只是一时的现象。那些犯罪分子在看风向，看你下一步怎么办。如果还是软弱无力，处理不严，坏人的气势还会长上来。”
　　
　　小平同志打着手势说：“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包括杀人犯、抢劫犯、流氓犯罪团伙分子、教唆犯、在劳改劳教中继续传授犯罪技术的惯犯，以及人贩子、老鸨儿等，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



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抓一批。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十年二十年也解决不了问题。


一九七五年处理铁路问题时对帮派分子，我说现在不抓人，把他们调开。‘四人帮’说不行。


我说凡是帮派头子，有一个调开一个，再出一个再调开，一天调一个，一年调三百六十五个。这个话传下去以后，铁路上的秩序马上就好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不采取这样的办法不行。”
　　
　　小平同志强调：“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


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先从北京开始，然后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坚持这么干，情况一定能好转。”
　　

　　小平同志的这篇谈话，明确地解决了在干部中特别是一些政法干部中担心的问题：会不会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会不会发生新的冤假错案？会不会变成搞运动了？


小平同志站得高，看得远。他准确地把握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内在关系，教育我们要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而“严打”要作为维护大局的一个重要措施来看待。坚决打击刑事犯罪，只会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严打”开展以后，取得了辉煌的战果。特别是1983年8月至年底的第一战役第一仗，行动快，来势猛，给犯罪分子以重大打击。


在此期间，摧毁了犯罪团伙7万多个，逮捕了一大批流氓犯罪分子，缴获枪支18000多支，子弹42万多发，群众检举线索150万件，群众扭送犯罪分子47000多人，投案自首的10万多名。


经过这次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被震慑下去了，各种公共场所秩序好转了，妇女上夜班不要家人护送了，社会秩序安定，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1985年“严打”转入第三战役后，对于是否坚持“严打”战役又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有的说打击面宽了，个别地方一度出现“复查风”，少数不知悔改的犯罪分子开始闹翻案，以至刚刚纠正过来的软弱涣散倾向又有重新抬头的征兆，引起广大干部群众的不满和不安。



在1985年的全国政法会议上，陈丕显同志传达了小平同志的指示：“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这样，使得第三战役能够顺利地进行到底。
　　


　　回顾历史，我想，在“严打”斗争中，特别是在开展战役的几个关键时刻，假如没有小平同志的关心和支持，没有他的决心和刚毅，要把“严打”斗争开展起来和坚持下去是不能设想的。



在1984年10月的中顾委第三次会议上，小平同志谦虚地说：“去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打击刑事犯罪分子。”小平同志亲自指导下的历时3年、持续3个战役的“严打”行动，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史上又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作者曾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职务）
　　
　　《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
[稿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