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地方债:硬扛还是巧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1:28:52
发难中国地方债,国际投行是善意提醒还是刻意搅局

统计数字误差大,地方债务是风险可控还是命悬一线

  ■ 本期嘉宾:

华 民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奚君羊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崔新生 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

宋颂兴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

编者按:不断蔓延的欧洲债务危机,加重了各界对国家主权债务问题的担忧。而难解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之谜,同样引人关注。2010年,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负债规模急剧膨胀,大规模的投融资带来巨额债务。地方政府的高负债率像一把悬在头顶上的利剑,即使无近忧,也必有远虑。如何让地方政府走出举债过日子的泥潭,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

岂止2.79万亿

国家审计署:2.79万亿元

国家审计署报告结果显示,调查的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本级截至2009年底,政府性债务约合计2.79万亿元,其中各级融资平台公司的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45万亿元。从债务余额与当年可用财力的比率看,省、市本级和西部地区债务风险较为集中,有7个省、10个市和14个县本级超过100%,最高的达364.77%。从偿债资金来源看,2009年这些地区通过举借新债偿还债务本息2745.46亿元,占其全部还本付息额的47.97%,财政资金偿债能力不足。

银监会:7.38万亿元

银监会给出了更为惊人的数字。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最新数据,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38万亿元,这一数字是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6.85万亿元的107.74%,地方本级财政收入3.26万亿元的226.38%。如果加上中央政府的6万多亿元国债和近4000亿美元的外债,中国的债务规模占财政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国外投行:23万亿-27万亿元

高盛5月发布的报告认为,截至2009年底,地方政府总负债7.8万亿元,约占GDP的23%。中金、花旗等分析机构的观点则更为激进:到2010年底地方债务将到12万亿元以上。如果再加上高悬的、没有进入统计的隐性债务,真实负债水平可能占GDP的70%-80%,即高达23万亿元-27万亿元。

华民:审计署报告显示的2009年末政府性债务约合计2.79万亿,并未涵盖中国所有地方政府。而且,由于地方政府不被允许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他们的负债大多都是欠银行的,因此银监会的数据更准确些。此外,中国地方财政统计不透明,预算、结算都很难判断。地方债务的规模也尚未有完整的统计数据,风险难以得到结论。

奚君羊:各方统计口径的不一致,造成了数据的巨大出入。地方融资平台比较公开,但事实上地方政府也用其他各种方式融资,也有的地方政府的融资并未用政府名义,而是用地方政府所属机构名义,如果加上隐性债务,真实负债水平要比披露的多很多。

崔新生:具体的数据可能存在一定偏差,但注意,地方债务的主体不是地方政府,地方债务也是缺乏产业投资规划的盲目招商引资的显现。

另外,值得警惕的是高盛等国外投行的报告。可以说,本次地方债务危机被炒起来恰恰是高盛等投行的功劳。高盛曾经为深陷金融危机的希腊提供过解决方案,结果显而易见。前车之鉴不可小觑,我们不能跟着高盛的报告进行决策。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6/29/c_12274393.htm发难中国地方债,国际投行是善意提醒还是刻意搅局

统计数字误差大,地方债务是风险可控还是命悬一线

  ■ 本期嘉宾:

华 民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奚君羊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崔新生 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

宋颂兴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

编者按:不断蔓延的欧洲债务危机,加重了各界对国家主权债务问题的担忧。而难解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之谜,同样引人关注。2010年,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负债规模急剧膨胀,大规模的投融资带来巨额债务。地方政府的高负债率像一把悬在头顶上的利剑,即使无近忧,也必有远虑。如何让地方政府走出举债过日子的泥潭,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

岂止2.79万亿

国家审计署:2.79万亿元

国家审计署报告结果显示,调查的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本级截至2009年底,政府性债务约合计2.79万亿元,其中各级融资平台公司的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45万亿元。从债务余额与当年可用财力的比率看,省、市本级和西部地区债务风险较为集中,有7个省、10个市和14个县本级超过100%,最高的达364.77%。从偿债资金来源看,2009年这些地区通过举借新债偿还债务本息2745.46亿元,占其全部还本付息额的47.97%,财政资金偿债能力不足。

银监会:7.38万亿元

银监会给出了更为惊人的数字。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最新数据,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38万亿元,这一数字是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6.85万亿元的107.74%,地方本级财政收入3.26万亿元的226.38%。如果加上中央政府的6万多亿元国债和近4000亿美元的外债,中国的债务规模占财政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国外投行:23万亿-27万亿元

高盛5月发布的报告认为,截至2009年底,地方政府总负债7.8万亿元,约占GDP的23%。中金、花旗等分析机构的观点则更为激进:到2010年底地方债务将到12万亿元以上。如果再加上高悬的、没有进入统计的隐性债务,真实负债水平可能占GDP的70%-80%,即高达23万亿元-27万亿元。

华民:审计署报告显示的2009年末政府性债务约合计2.79万亿,并未涵盖中国所有地方政府。而且,由于地方政府不被允许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他们的负债大多都是欠银行的,因此银监会的数据更准确些。此外,中国地方财政统计不透明,预算、结算都很难判断。地方债务的规模也尚未有完整的统计数据,风险难以得到结论。

奚君羊:各方统计口径的不一致,造成了数据的巨大出入。地方融资平台比较公开,但事实上地方政府也用其他各种方式融资,也有的地方政府的融资并未用政府名义,而是用地方政府所属机构名义,如果加上隐性债务,真实负债水平要比披露的多很多。

崔新生:具体的数据可能存在一定偏差,但注意,地方债务的主体不是地方政府,地方债务也是缺乏产业投资规划的盲目招商引资的显现。

另外,值得警惕的是高盛等国外投行的报告。可以说,本次地方债务危机被炒起来恰恰是高盛等投行的功劳。高盛曾经为深陷金融危机的希腊提供过解决方案,结果显而易见。前车之鉴不可小觑,我们不能跟着高盛的报告进行决策。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6/29/c_12274393.htm
祸起“4万亿”

据审计调查,截至2009年底,所调查的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本级,在政府性债务余额的2.79万亿元中,2009年以前形成的债务余额为1.75万亿元,占62.72%;当年新增1.04万亿元,占37.28%。而在这些新增债务中,仅有8.92%用于中央扩内需新增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还有相当部分用于建设2008年前已开工的交通、市政等基础设施。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2009年地方债务的急剧增加?

崔新生:我国地方债务主要有三方面的来源。首先从纵向上看,要追溯到1994年前后的分税制改革。当时,国家税收和地方税收进行了重新分配,国家在其中占到了大多数份额,同时,国家也将土地所有权出让给了地方政府。但分税制改革造成的些许矛盾也开始显现作用。出于对GDP的追捧和政绩工程的热衷,不少地方政府都会加大投资力度,这难免会造成地方债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当年的分税制改革留下的后遗症是地方债务出现的源头。其次,在我国经济刺激政策的作用下,为了完成或建设诸多项目,去年国家要求配套发放贷款,这在某种程度上让地方政府的债务出现了激增。再次,主题政策的出现,如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让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进一步得以显现。

奚君羊:地方债务规模在2009年迅速膨胀的原因在于,首先,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为楼市经济刺激政策计划,国家放松了地方融资平台的管制。其次,地方政府基于为国家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配套的现实考量,以当地名义加入更多投资,然而仅凭借地方政府本身的财力远远不够,主要资金只能靠负债。另外,由于各地发展不平衡,财政收入的差距过大。一些经济落后的地方,无法维持政府部门的正常运转,加剧了地方负债。

宋颂兴: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投资,而城市化建设特别需要资金,通过负债的模式,有效地解决了资金短缺问题。

华民:由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而GDP考核机制也就成为地方政府短期行为的动因,很大程度上加大了隐性举债的力度。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6/29/c_12274393_2.htm
无稽“破产说”

政府债务负担过重的风险及其危害性就在眼前——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不仅让政府濒临破产,也让整个欧元区陷入恐慌。不过,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在日前的“陆家嘴论坛”上对新华社记者表示,不必对目前部分地方政府高负债率问题有过大的担忧。“目前政府负债率比较高的主要集中在经济不是特别发达的地方,中央财政对这些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较大,可以逐步帮助其解决高负债率问题。”果真如此吗?

崔新生:巨额地方债务对无论是中央财政、地方财政还是普通民众来说,并无太大影响,要说有,纯粹是一种消息面或心理方面的影响。因为一方面,地方债务的具体数字与中央总的财政收入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可比性;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区别两个概念:地方债务投融资平台的“破产”是不是就意味着地方财政的危机?其实地方债务的主体并不是地方政府,因此不能像其他联邦国家那样可以宣布破产,在我国,能破产的只能是类似于为地方政府贷款的公司或平台。

华民:负债风险大小,要看资金具体投向何处。如果投于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招商引资创造条件,使税收增加,风险还不会很大;如果是用于转移支付、产业投资以及建楼堂管所等,就会存在一定的威胁。当然,风险是否可控,还与地方政府的偿还债务能力相关。

奚君羊:仅从目前已披露的数据来看,地方负债数额在GDP、与地方政府收入中所占比重已经很高,因此存在着一定的潜在风险,我们要对未来负债的增速进行有效控制。如果任由其发展,债权人难以回收债务,进而牵连至各个环节,最终导致风险向整个社会蔓延。拿银行来说,单个银行的风险,有可能积聚成有规模的金融风险,最终可能引发债务危机。

当然,我国现在还未到债务危机的程度,因为债务危机的形成需要有一定的积累时间,3年、5年甚至更长时间,而我国现在是2009年的突发性增长,风险总体可控,必须引起注意。

宋颂兴:风险目前可控。值得指出的是,我国的地方债和西方存在一定差别。西方负债用在社会福利等方面,而我国地方政府的许多债务,比如城际交通、桥梁等都形成相应的资产,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政府负债的压力,但具体还要看项目是否优质。

事实上,中国经济很大程度上靠投资驱动。如果投资过度,地方政府突然没有举债能力,不能投资,将对国家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影响。而如果造成银行产生不良资产,那么金融能力降低将对整个国家影响更大。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6/29/c_12274393_3.htm
求助“第三方”

国家审计署建议,要进一步强化对地方财政的管理,健全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防范财政潜在风险;在摸清地方政府性债务底数的情况下,制定逐步清理化解逾期债务方案,落实偿债责任,有效管理存量债务,严格控制增量债务,防范金融风险向财政转移;清理整合现有融资平台公司,加强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公司债务的集中统一管理,规范融资平台公司的设立、经营和筹资行为。

宋颂兴:日前国家已采取清理控制措施,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加强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关键,就是让市场化手段支持城市经济发展,政府投资应逐步退出。这就意味着要适当引入民间资本,鼓励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这样不仅民间资本能够获得一定回报,而且也能够扩大地方项目建设的资金来源。

崔新生:从长远来看,地方债务最终可能得到豁免。各地方的具体债务数据或许存在偏差,但还是有不少地方政府还不了,而且放贷也是有周期的。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建立第三方公共财政制度,即在政府财政之外、连接政府与市场间的一种集公共财政与市场投融资功能于一体的集合制度,也是弥合中央财政、地方财政、社会三方投资集合机制。另一方面,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政府投资力度并未明显萎缩的情况下,民间丰厚的资本也是可以利用的对象,这同时也需要相关部门进行斟酌,并制定相关的准入和配套措施。

华民: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央要给予地方政府稳定的财权;财政必须公开化,加大对地方融资的审核和监督;地方政府应减少转移支付以及在产业方面的投资,将资金多用于加强生产能力、改善条件等的基础设施建设。

奚君羊:对地方政府融资权限、途径进行梳理;增加地方政府融资的透明度,数额、途径公开化,杜绝严重的负债风险产生;设立信贷预警治标,将负债与收入、GDP进行关联,当接近危机指标时预警以引起警示,尽量想办法禁止进一步恶化。(见习记者 陈偲 黄烨)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6/29/c_12274393_4.htm
评论:切勿妖魔化地方债

在讨论地方债务的问题时,需要澄清几个可能出现的误区:1.中国地方政府究竟是否存在破产一说;2.地方政府坏账的评判标准究竟是什么;3.金融监管部门此次对于地方融资平台清查的初衷究竟是什么;4.银行系统是否能一概而论,大银行和小银行对地方融资的看法和实际风险的控制机制是不是一样。

中国的财政收支体系是“收支两条线”,有别于西方国家的财政联邦,因此,并不能简单地从政府收支表象,就轻易得出地方政府破产的结论。

在中国现有财税体系下,自2000年以来,地方税收和中央税收基本稳定在“三七开”格局,而财政收入则基本是“五五开”,中央略多一些;而在政府支出方面,中央和地方的比例则由2003年的“三七开”,快速变为了“二八开”。虽然每年中央都通过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给予地方补充(2009年为2.86万亿元),但仍难以解决地方政府不断扩大的收支敞口。因此,在城市化不断加速和就业压力不断提升的双重推动下,再加之GDP政绩考核等因素,“土地财政”自就成为必然。

土地财政背后则是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统一矛盾的激化。

伴随1994年分税制和1998年政府规费改革的成功实施和随后的不断完善,可以说中国财政体制在收入方面的改革已基本完成;同时伴随政府集中采购、国库现金支付和部门预算等多项改革的深入推进,政府支出机制已较以前有了很大改观,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最难的,也是最核心的“诸侯问题”(地方政府支出)并未有实质性进展,其背后就是各级政府事权划分的问题。此次危机中,中央为了保证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的尽快见效,对地方融资大开绿灯,正是在地方融资门槛降低和银行信贷超宽松投放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刺激政策效果得以快速显现,中国经济实现率先复苏,同时也出现了一年之中,3万多亿元地方债务和9.59万亿元银行信贷的井喷式增长,这个因果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其实,伴随中国银行体系改革不断深入,同以前相比,地方政府想从银行借钱越来越难。之所以这一次银行敢给地方融资,实际上同中央的政策引导和中央潜在提供的“隐性担保”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也因此,仅把地方融资风险的板子打在地方身上,地方的怨言也是情理之中,而且就目前客观存在中央政府的“隐性担保”而言,各级政府的资产负债只能做并表处理,而不能仅将地方政府单独来看。

自2003年银监会成立以来,在不到8年时间里,中国金融业的资产负债表不仅快速完成了由“技术性破产”向健康的修复,而且还通过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保证危机下宏观层逆周期调控的顺利实施。

但不可否认是,一定程度上讲,今日金融业资产负债修复的基础可能更多源于金融监管之外。因为,金融业资产负债表之所以能快速修复,主要还是得益于2003-2004年建中两行、2005年工行和2008年农行的股改过程中对历史不良资产实施的体外剥离,进而才出现整体金融行业不良资产的阶梯式下降,而金融监管这些年最大的成效则是在此基础上控制了新的不良资产的产生。

如今中国再度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与1998年那次不同的是,此次财政的积极还有超宽松信贷投放的配合,因此,无论在力度上,还是速度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也由此,目前金融监管陷入两难:一方面要继续贯彻宏观调控的意图,特别是在经济复苏基础不牢的环境下;另一方面则是如何继续巩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金融改革来之不易的成果。所以,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收紧地方融资的后门,同时为保证民间投资顺利接棒,一方面加大解除限制民间投资的政策束缚,另一方面,就是继续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张涛 摘自经济观察网,作者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总行金融市场部,现挂职乌鲁木齐商业银行任行长助理)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6/29/c_12274393_5.htm
地方债发行重新启动  

事隔半年后,地方债的发行序幕再次拉开。6月18日,总额共计438亿元的地方债务开始招标,6月28日起上市交易,成为今年发行的首批地方政府债券。此次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仍旧采用2009年中央打包的方式,发行品种分为3年期和5年期,发行地区包括新疆、青海、重庆、甘肃和广西西部省市区,其余几个地区分别为江西、湖北、厦门和湖南。其中湖南将发行89亿元,江西65亿元,额度位居榜首,而厦门3年期和5年期的发行总量只有6亿元。

根据中债信息网的统计数据,2009年地方债发行50期,总规模为2000亿元,而此前从2005年到2008年4年的发债总额仅为1585亿元。(见习记者 陈偲 黄烨)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6/29/c_12274393_6.htm
2万亿美元不是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