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移民投资反比送子女留学划算 高管移民逐年增多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2:55:33
最近，某媒体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因为文中提出了一个专家的观点——某些国家的投资移民非常划算，因为移民后一个孩子从初中到大学的费用正好可以抵消移民的费用。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这种情况是个例还是普遍现象？留学中该怎样掌握理财机会？记者走访了北京市几家移民和留学的权威机构，给您详细算算这笔移民和留学账。
高管移民逐年增多
为了孩子教育而移民的现象其实一直都存在，但是这种比例在最近有了越来越高的趋势。在采访中，记者结识了金强，尽管他现在还是每天到自己在华贸的写字楼打理生意，但是早在2008年，他就已经将他们夫妇俩以及两个儿子移民到了加拿大。金强坦言，自己移民的目的就是两个孩子的教育问题。
今年45岁的金强1996年从所在的国企下海经商，原来从事建筑弱电工程的承包，后来企业发展壮大，还涉足了家具制造、物流等行业。两年前，他先将16岁的大儿子送到加拿大温哥华读高中，在探望儿子期间，金强亲身感受了加拿大的风土人情与生活环境，他开始萌生移民的念头：“我觉得他们的福利很好，无论是老人的医疗还是孩子的教育，尤其是只要拥有了身份，孩子在接受高等教育时的费用可以享受当地公民的待遇。因为我有两个儿子，我认为这样做很划算，在我的劝说下我妹妹家还有我的一个股东也都移民成功了。”
另一位身为外企高管的吴先生也是同样的情况，只不过他们一家移民的目的地是新加坡。目前，他们一家三口只是获得了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还没有加入新加坡国籍。吴先生告诉记者，选择移民新加坡的理由是该国没有“移民监”，不需要为了绿卡而长期滞留当地，因为自己现在的工作还不方便加入外籍，所以他选择了取得永久居留权以方便探望母子二人，因为他老婆还有四岁的儿子已经常住新加坡，儿子已经在当地上幼儿园了。
80万搞定加拿大移民
投资移民，是否如金强所说的那样非常划算呢？加成顾问的移民部经理孙利军给记者详细算了笔账。据他介绍，在加拿大读大学一年的学费及生活费折合人民币应该在20万元左右，四年的费用就是80万元，如果再念两年研究生，还额外需要50万元人民币，也就是本科和研究生全都读下来的学费在130万元左右。金吉列留学的加拿大三部经理罗琼的计算和他略有差异，她计算的是孩子从上中学到大学毕业的费用，总数也基本相当。据罗琼介绍，在加拿大上中学一年的费用折合人民币大概在12万元到13万元，这样六年的中学读下来费用在七八十万元之间，读大学如果选择便宜一些的，每年的费用在十五六万元（如果是艺术类的学校费用会高出许多），这样四年下来也是60多万元，总体算下来也在130万元到140万元之间。
目前，投资移民加拿大的费用需要多少呢？孙利军告诉记者，加拿大政府规定的投资额是80万加元，折合人民币550万元左右，即将80万加元资金存入由该国政府指定的基金公司，由基金公司统一管理支配，在五年后还本但是无息。目前，很多移民者选择另外一种支付方式，即由基金公司替移民者申请贷款，移民者只需支付12万加元的贷款利息即可，折合成人民币也就是80万元，即这80万元费用是不再退还的。据孙利军介绍，目前加拿大执行的法律是2002年的制定的，通常这样的移民法规会在5-8年之间修改一次，现在看来将来提高门槛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对于北京人来说，不用说大的企业家，就是普通居民如果一个家庭有两套房，那么拿出80万元人民币来说都不是难事。
如此算来，80万元的移民花费不管是相比加成顾问孙利军计算的130万元大学和研究生留学费用，还是金吉列罗琼计算的140万元的中学和大学留学费用，都远远低很多，因此以投资移民加拿大的个案来说，投资移民的费用确实要低于留学的费用。
投资移民切勿从众
当然，这种投资移民也有诸多的限制条件的，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主绿卡申请人要在申请后五年的时间里在加拿大住满两年的时间。据孙利军介绍，目前他们办理的投资移民的家庭中，有三分之一的家庭父母最终放弃了在国内的生活和事业，陪孩子在加拿大定居，这样当然有利于孩子迅速融入当地的生活。另外的三分之二家庭，父母为了不舍弃国内的事业，就会为了这个五年内住满两年的限制，采取各种办法达到人家的规定：一种办法就是主申请人，通常是孩子的爸爸往返于国内和加拿大之间，住满两年的时间；第二种办法就是孩子的妈妈先在四年的时间里住满三年，迅速拿到加拿大国籍，这样绿卡申请人和拥有国籍的配偶一起在国内居住的时间也可以冲抵这两年的时间要求；第三种办法则更多是一种中国人智慧想出的变通，申请人在加拿大加入某个当地的公司，再被该公司派出常驻中国，而这种常驻也可冲抵这两年的时间。
如此看来，莫非投资移民是一件稳赚不赔的买卖吗？其实不然，即使从理财的角度看也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品种，因此作为在移民中介行业从业时间长达12年的资深专家，孙利军提醒一些申请人不要有从众心理，因为周围的人投资移民而进行申请。他认为移民是一件目的性很强的事情，要么是父母为了孩子的教育，要么是子女为了父母的养老医疗，如果不是这样，就要慎重考虑了。他举例说，自己曾有一名客户因为盲目跟风而移民，最终无法放弃国内的事业和生活而未住满五年，最终主动放弃移民。另外，80万元的投资只是移民门槛，移民后的生活成本还要考虑进去，不要把全部身家用来投资，最终落得一个名义投资移民实际却过着技术移民的生活，这样还不如在国内过得舒服。
移民多数并不划算
除了加拿大之外，其他的留学热门国家是否也有划算的投资机会呢？据金吉列澳大利亚部经理牛雅卓介绍，目前澳大利亚的投资移民政策是今年4月刚刚调整过的，之前的标准是30万澳元，现在是50万澳元，折合人民币300万左右。另外，与加拿大投资移民要5年后退还本金不同的是，澳大利亚的投资移民是需要实实在在的投资做生意，有成功赚钱的希望，当然也有赔本的风险，而且因为投资的门槛相对较高，每年通过投资移民去澳大利亚的中国人要比去加拿大的数量少非常多。这样看来，作为中国人另外一个主要留学目的地澳大利亚并不适合这样的“投资代替留学”。
因为英镑的汇率从最高时期的15比1回落到现在的9比1，使得英国留学成为近期的热门，但是在英国也同样不适用“投资代替留学”的规则。金吉列英国二部经理盛晓冬告诉记者，英国投资移民的门槛是100万英镑，也就是将近1000万人民币，这是大部分中国留学家庭无法承受的数字。记者调查得知，这种“投资代替留学”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不适用的，除了加拿大外，澳大利亚可能是最接近的一个，其他的都相去甚远。因此《财道》周刊提醒您，在投资移民代替留学的问题上，切勿跟风，谨慎选择。
【作者：侯振威 来源：北京晚报】 (责任编辑：雅娜)
http://news.hexun.com/2010-06-06/123904835.html最近，某媒体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因为文中提出了一个专家的观点——某些国家的投资移民非常划算，因为移民后一个孩子从初中到大学的费用正好可以抵消移民的费用。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这种情况是个例还是普遍现象？留学中该怎样掌握理财机会？记者走访了北京市几家移民和留学的权威机构，给您详细算算这笔移民和留学账。
高管移民逐年增多
为了孩子教育而移民的现象其实一直都存在，但是这种比例在最近有了越来越高的趋势。在采访中，记者结识了金强，尽管他现在还是每天到自己在华贸的写字楼打理生意，但是早在2008年，他就已经将他们夫妇俩以及两个儿子移民到了加拿大。金强坦言，自己移民的目的就是两个孩子的教育问题。
今年45岁的金强1996年从所在的国企下海经商，原来从事建筑弱电工程的承包，后来企业发展壮大，还涉足了家具制造、物流等行业。两年前，他先将16岁的大儿子送到加拿大温哥华读高中，在探望儿子期间，金强亲身感受了加拿大的风土人情与生活环境，他开始萌生移民的念头：“我觉得他们的福利很好，无论是老人的医疗还是孩子的教育，尤其是只要拥有了身份，孩子在接受高等教育时的费用可以享受当地公民的待遇。因为我有两个儿子，我认为这样做很划算，在我的劝说下我妹妹家还有我的一个股东也都移民成功了。”
另一位身为外企高管的吴先生也是同样的情况，只不过他们一家移民的目的地是新加坡。目前，他们一家三口只是获得了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还没有加入新加坡国籍。吴先生告诉记者，选择移民新加坡的理由是该国没有“移民监”，不需要为了绿卡而长期滞留当地，因为自己现在的工作还不方便加入外籍，所以他选择了取得永久居留权以方便探望母子二人，因为他老婆还有四岁的儿子已经常住新加坡，儿子已经在当地上幼儿园了。
80万搞定加拿大移民
投资移民，是否如金强所说的那样非常划算呢？加成顾问的移民部经理孙利军给记者详细算了笔账。据他介绍，在加拿大读大学一年的学费及生活费折合人民币应该在20万元左右，四年的费用就是80万元，如果再念两年研究生，还额外需要50万元人民币，也就是本科和研究生全都读下来的学费在130万元左右。金吉列留学的加拿大三部经理罗琼的计算和他略有差异，她计算的是孩子从上中学到大学毕业的费用，总数也基本相当。据罗琼介绍，在加拿大上中学一年的费用折合人民币大概在12万元到13万元，这样六年的中学读下来费用在七八十万元之间，读大学如果选择便宜一些的，每年的费用在十五六万元（如果是艺术类的学校费用会高出许多），这样四年下来也是60多万元，总体算下来也在130万元到140万元之间。
目前，投资移民加拿大的费用需要多少呢？孙利军告诉记者，加拿大政府规定的投资额是80万加元，折合人民币550万元左右，即将80万加元资金存入由该国政府指定的基金公司，由基金公司统一管理支配，在五年后还本但是无息。目前，很多移民者选择另外一种支付方式，即由基金公司替移民者申请贷款，移民者只需支付12万加元的贷款利息即可，折合成人民币也就是80万元，即这80万元费用是不再退还的。据孙利军介绍，目前加拿大执行的法律是2002年的制定的，通常这样的移民法规会在5-8年之间修改一次，现在看来将来提高门槛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对于北京人来说，不用说大的企业家，就是普通居民如果一个家庭有两套房，那么拿出80万元人民币来说都不是难事。
如此算来，80万元的移民花费不管是相比加成顾问孙利军计算的130万元大学和研究生留学费用，还是金吉列罗琼计算的140万元的中学和大学留学费用，都远远低很多，因此以投资移民加拿大的个案来说，投资移民的费用确实要低于留学的费用。
投资移民切勿从众
当然，这种投资移民也有诸多的限制条件的，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主绿卡申请人要在申请后五年的时间里在加拿大住满两年的时间。据孙利军介绍，目前他们办理的投资移民的家庭中，有三分之一的家庭父母最终放弃了在国内的生活和事业，陪孩子在加拿大定居，这样当然有利于孩子迅速融入当地的生活。另外的三分之二家庭，父母为了不舍弃国内的事业，就会为了这个五年内住满两年的限制，采取各种办法达到人家的规定：一种办法就是主申请人，通常是孩子的爸爸往返于国内和加拿大之间，住满两年的时间；第二种办法就是孩子的妈妈先在四年的时间里住满三年，迅速拿到加拿大国籍，这样绿卡申请人和拥有国籍的配偶一起在国内居住的时间也可以冲抵这两年的时间要求；第三种办法则更多是一种中国人智慧想出的变通，申请人在加拿大加入某个当地的公司，再被该公司派出常驻中国，而这种常驻也可冲抵这两年的时间。
如此看来，莫非投资移民是一件稳赚不赔的买卖吗？其实不然，即使从理财的角度看也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品种，因此作为在移民中介行业从业时间长达12年的资深专家，孙利军提醒一些申请人不要有从众心理，因为周围的人投资移民而进行申请。他认为移民是一件目的性很强的事情，要么是父母为了孩子的教育，要么是子女为了父母的养老医疗，如果不是这样，就要慎重考虑了。他举例说，自己曾有一名客户因为盲目跟风而移民，最终无法放弃国内的事业和生活而未住满五年，最终主动放弃移民。另外，80万元的投资只是移民门槛，移民后的生活成本还要考虑进去，不要把全部身家用来投资，最终落得一个名义投资移民实际却过着技术移民的生活，这样还不如在国内过得舒服。
移民多数并不划算
除了加拿大之外，其他的留学热门国家是否也有划算的投资机会呢？据金吉列澳大利亚部经理牛雅卓介绍，目前澳大利亚的投资移民政策是今年4月刚刚调整过的，之前的标准是30万澳元，现在是50万澳元，折合人民币300万左右。另外，与加拿大投资移民要5年后退还本金不同的是，澳大利亚的投资移民是需要实实在在的投资做生意，有成功赚钱的希望，当然也有赔本的风险，而且因为投资的门槛相对较高，每年通过投资移民去澳大利亚的中国人要比去加拿大的数量少非常多。这样看来，作为中国人另外一个主要留学目的地澳大利亚并不适合这样的“投资代替留学”。
因为英镑的汇率从最高时期的15比1回落到现在的9比1，使得英国留学成为近期的热门，但是在英国也同样不适用“投资代替留学”的规则。金吉列英国二部经理盛晓冬告诉记者，英国投资移民的门槛是100万英镑，也就是将近1000万人民币，这是大部分中国留学家庭无法承受的数字。记者调查得知，这种“投资代替留学”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不适用的，除了加拿大外，澳大利亚可能是最接近的一个，其他的都相去甚远。因此《财道》周刊提醒您，在投资移民代替留学的问题上，切勿跟风，谨慎选择。
【作者：侯振威 来源：北京晚报】 (责任编辑：雅娜)
http://news.hexun.com/2010-06-06/123904835.html
高管移民逐年增多
为了孩子教育而移民的现象其实一直都存在，但是这种比例在最近有了越来越高的趋势。在采访中，记者结识了金强，尽管他现在还是每天到自己在华贸的写字楼打理生意，但是早在2008年，他就已经将他们夫妇俩以及两个儿子移民到了加拿大。金强坦言，自己移民的目的就是两个孩子的教育问题。
今年45岁的金强1996年从所在的国企下海经商，原来从事建筑弱电工程的承包，后来企业发展壮大，还涉足了家具制造、物流等行业。两年前，他先将16岁的大儿子送到加拿大温哥华读高中，在探望儿子期间，金强亲身感受了加拿大的风土人情与生活环境，他开始萌生移民的念头：“我觉得他们的福利很好，无论是老人的医疗还是孩子的教育，尤其是只要拥有了身份，孩子在接受高等教育时的费用可以享受当地公民的待遇。因为我有两个儿子，我认为这样做很划算，在我的劝说下我妹妹家还有我的一个股东也都移民成功了。”
另一位身为外企高管的吴先生也是同样的情况，只不过他们一家移民的目的地是新加坡。目前，他们一家三口只是获得了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还没有加入新加坡国籍。吴先生告诉记者，选择移民新加坡的理由是该国没有“移民监”，不需要为了绿卡而长期滞留当地，因为自己现在的工作还不方便加入外籍，所以他选择了取得永久居留权以方便探望母子二人，因为他老婆还有四岁的儿子已经常住新加坡，儿子已经在当地上幼儿园了。
80万搞定加拿大移民
投资移民，是否如金强所说的那样非常划算呢？加成顾问的移民部经理孙利军给记者详细算了笔账。据他介绍，在加拿大读大学一年的学费及生活费折合人民币应该在20万元左右，四年的费用就是80万元，如果再念两年研究生，还额外需要50万元人民币，也就是本科和研究生全都读下来的学费在130万元左右。金吉列留学的加拿大三部经理罗琼的计算和他略有差异，她计算的是孩子从上中学到大学毕业的费用，总数也基本相当。据罗琼介绍，在加拿大上中学一年的费用折合人民币大概在12万元到13万元，这样六年的中学读下来费用在七八十万元之间，读大学如果选择便宜一些的，每年的费用在十五六万元（如果是艺术类的学校费用会高出许多），这样四年下来也是60多万元，总体算下来也在130万元到140万元之间。
目前，投资移民加拿大的费用需要多少呢？孙利军告诉记者，加拿大政府规定的投资额是80万加元，折合人民币550万元左右，即将80万加元资金存入由该国政府指定的基金公司，由基金公司统一管理支配，在五年后还本但是无息。目前，很多移民者选择另外一种支付方式，即由基金公司替移民者申请贷款，移民者只需支付12万加元的贷款利息即可，折合成人民币也就是80万元，即这80万元费用是不再退还的。据孙利军介绍，目前加拿大执行的法律是2002年的制定的，通常这样的移民法规会在5-8年之间修改一次，现在看来将来提高门槛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对于北京人来说，不用说大的企业家，就是普通居民如果一个家庭有两套房，那么拿出80万元人民币来说都不是难事。
如此算来，80万元的移民花费不管是相比加成顾问孙利军计算的130万元大学和研究生留学费用，还是金吉列罗琼计算的140万元的中学和大学留学费用，都远远低很多，因此以投资移民加拿大的个案来说，投资移民的费用确实要低于留学的费用。
投资移民切勿从众
当然，这种投资移民也有诸多的限制条件的，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主绿卡申请人要在申请后五年的时间里在加拿大住满两年的时间。据孙利军介绍，目前他们办理的投资移民的家庭中，有三分之一的家庭父母最终放弃了在国内的生活和事业，陪孩子在加拿大定居，这样当然有利于孩子迅速融入当地的生活。另外的三分之二家庭，父母为了不舍弃国内的事业，就会为了这个五年内住满两年的限制，采取各种办法达到人家的规定：一种办法就是主申请人，通常是孩子的爸爸往返于国内和加拿大之间，住满两年的时间；第二种办法就是孩子的妈妈先在四年的时间里住满三年，迅速拿到加拿大国籍，这样绿卡申请人和拥有国籍的配偶一起在国内居住的时间也可以冲抵这两年的时间要求；第三种办法则更多是一种中国人智慧想出的变通，申请人在加拿大加入某个当地的公司，再被该公司派出常驻中国，而这种常驻也可冲抵这两年的时间。
如此看来，莫非投资移民是一件稳赚不赔的买卖吗？其实不然，即使从理财的角度看也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品种，因此作为在移民中介行业从业时间长达12年的资深专家，孙利军提醒一些申请人不要有从众心理，因为周围的人投资移民而进行申请。他认为移民是一件目的性很强的事情，要么是父母为了孩子的教育，要么是子女为了父母的养老医疗，如果不是这样，就要慎重考虑了。他举例说，自己曾有一名客户因为盲目跟风而移民，最终无法放弃国内的事业和生活而未住满五年，最终主动放弃移民。另外，80万元的投资只是移民门槛，移民后的生活成本还要考虑进去，不要把全部身家用来投资，最终落得一个名义投资移民实际却过着技术移民的生活，这样还不如在国内过得舒服。
移民多数并不划算
除了加拿大之外，其他的留学热门国家是否也有划算的投资机会呢？据金吉列澳大利亚部经理牛雅卓介绍，目前澳大利亚的投资移民政策是今年4月刚刚调整过的，之前的标准是30万澳元，现在是50万澳元，折合人民币300万左右。另外，与加拿大投资移民要5年后退还本金不同的是，澳大利亚的投资移民是需要实实在在的投资做生意，有成功赚钱的希望，当然也有赔本的风险，而且因为投资的门槛相对较高，每年通过投资移民去澳大利亚的中国人要比去加拿大的数量少非常多。这样看来，作为中国人另外一个主要留学目的地澳大利亚并不适合这样的“投资代替留学”。
因为英镑的汇率从最高时期的15比1回落到现在的9比1，使得英国留学成为近期的热门，但是在英国也同样不适用“投资代替留学”的规则。金吉列英国二部经理盛晓冬告诉记者，英国投资移民的门槛是100万英镑，也就是将近1000万人民币，这是大部分中国留学家庭无法承受的数字。记者调查得知，这种“投资代替留学”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不适用的，除了加拿大外，澳大利亚可能是最接近的一个，其他的都相去甚远。因此《财道》周刊提醒您，在投资移民代替留学的问题上，切勿跟风，谨慎选择。
【作者：侯振威 来源：北京晚报】 (责任编辑：雅娜)
http://news.hexun.com/2010-06-06/123904835.html最近，某媒体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因为文中提出了一个专家的观点——某些国家的投资移民非常划算，因为移民后一个孩子从初中到大学的费用正好可以抵消移民的费用。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这种情况是个例还是普遍现象？留学中该怎样掌握理财机会？记者走访了北京市几家移民和留学的权威机构，给您详细算算这笔移民和留学账。
高管移民逐年增多
为了孩子教育而移民的现象其实一直都存在，但是这种比例在最近有了越来越高的趋势。在采访中，记者结识了金强，尽管他现在还是每天到自己在华贸的写字楼打理生意，但是早在2008年，他就已经将他们夫妇俩以及两个儿子移民到了加拿大。金强坦言，自己移民的目的就是两个孩子的教育问题。
今年45岁的金强1996年从所在的国企下海经商，原来从事建筑弱电工程的承包，后来企业发展壮大，还涉足了家具制造、物流等行业。两年前，他先将16岁的大儿子送到加拿大温哥华读高中，在探望儿子期间，金强亲身感受了加拿大的风土人情与生活环境，他开始萌生移民的念头：“我觉得他们的福利很好，无论是老人的医疗还是孩子的教育，尤其是只要拥有了身份，孩子在接受高等教育时的费用可以享受当地公民的待遇。因为我有两个儿子，我认为这样做很划算，在我的劝说下我妹妹家还有我的一个股东也都移民成功了。”
另一位身为外企高管的吴先生也是同样的情况，只不过他们一家移民的目的地是新加坡。目前，他们一家三口只是获得了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还没有加入新加坡国籍。吴先生告诉记者，选择移民新加坡的理由是该国没有“移民监”，不需要为了绿卡而长期滞留当地，因为自己现在的工作还不方便加入外籍，所以他选择了取得永久居留权以方便探望母子二人，因为他老婆还有四岁的儿子已经常住新加坡，儿子已经在当地上幼儿园了。
80万搞定加拿大移民
投资移民，是否如金强所说的那样非常划算呢？加成顾问的移民部经理孙利军给记者详细算了笔账。据他介绍，在加拿大读大学一年的学费及生活费折合人民币应该在20万元左右，四年的费用就是80万元，如果再念两年研究生，还额外需要50万元人民币，也就是本科和研究生全都读下来的学费在130万元左右。金吉列留学的加拿大三部经理罗琼的计算和他略有差异，她计算的是孩子从上中学到大学毕业的费用，总数也基本相当。据罗琼介绍，在加拿大上中学一年的费用折合人民币大概在12万元到13万元，这样六年的中学读下来费用在七八十万元之间，读大学如果选择便宜一些的，每年的费用在十五六万元（如果是艺术类的学校费用会高出许多），这样四年下来也是60多万元，总体算下来也在130万元到140万元之间。
目前，投资移民加拿大的费用需要多少呢？孙利军告诉记者，加拿大政府规定的投资额是80万加元，折合人民币550万元左右，即将80万加元资金存入由该国政府指定的基金公司，由基金公司统一管理支配，在五年后还本但是无息。目前，很多移民者选择另外一种支付方式，即由基金公司替移民者申请贷款，移民者只需支付12万加元的贷款利息即可，折合成人民币也就是80万元，即这80万元费用是不再退还的。据孙利军介绍，目前加拿大执行的法律是2002年的制定的，通常这样的移民法规会在5-8年之间修改一次，现在看来将来提高门槛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对于北京人来说，不用说大的企业家，就是普通居民如果一个家庭有两套房，那么拿出80万元人民币来说都不是难事。
如此算来，80万元的移民花费不管是相比加成顾问孙利军计算的130万元大学和研究生留学费用，还是金吉列罗琼计算的140万元的中学和大学留学费用，都远远低很多，因此以投资移民加拿大的个案来说，投资移民的费用确实要低于留学的费用。
投资移民切勿从众
当然，这种投资移民也有诸多的限制条件的，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主绿卡申请人要在申请后五年的时间里在加拿大住满两年的时间。据孙利军介绍，目前他们办理的投资移民的家庭中，有三分之一的家庭父母最终放弃了在国内的生活和事业，陪孩子在加拿大定居，这样当然有利于孩子迅速融入当地的生活。另外的三分之二家庭，父母为了不舍弃国内的事业，就会为了这个五年内住满两年的限制，采取各种办法达到人家的规定：一种办法就是主申请人，通常是孩子的爸爸往返于国内和加拿大之间，住满两年的时间；第二种办法就是孩子的妈妈先在四年的时间里住满三年，迅速拿到加拿大国籍，这样绿卡申请人和拥有国籍的配偶一起在国内居住的时间也可以冲抵这两年的时间要求；第三种办法则更多是一种中国人智慧想出的变通，申请人在加拿大加入某个当地的公司，再被该公司派出常驻中国，而这种常驻也可冲抵这两年的时间。
如此看来，莫非投资移民是一件稳赚不赔的买卖吗？其实不然，即使从理财的角度看也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品种，因此作为在移民中介行业从业时间长达12年的资深专家，孙利军提醒一些申请人不要有从众心理，因为周围的人投资移民而进行申请。他认为移民是一件目的性很强的事情，要么是父母为了孩子的教育，要么是子女为了父母的养老医疗，如果不是这样，就要慎重考虑了。他举例说，自己曾有一名客户因为盲目跟风而移民，最终无法放弃国内的事业和生活而未住满五年，最终主动放弃移民。另外，80万元的投资只是移民门槛，移民后的生活成本还要考虑进去，不要把全部身家用来投资，最终落得一个名义投资移民实际却过着技术移民的生活，这样还不如在国内过得舒服。
移民多数并不划算
除了加拿大之外，其他的留学热门国家是否也有划算的投资机会呢？据金吉列澳大利亚部经理牛雅卓介绍，目前澳大利亚的投资移民政策是今年4月刚刚调整过的，之前的标准是30万澳元，现在是50万澳元，折合人民币300万左右。另外，与加拿大投资移民要5年后退还本金不同的是，澳大利亚的投资移民是需要实实在在的投资做生意，有成功赚钱的希望，当然也有赔本的风险，而且因为投资的门槛相对较高，每年通过投资移民去澳大利亚的中国人要比去加拿大的数量少非常多。这样看来，作为中国人另外一个主要留学目的地澳大利亚并不适合这样的“投资代替留学”。
因为英镑的汇率从最高时期的15比1回落到现在的9比1，使得英国留学成为近期的热门，但是在英国也同样不适用“投资代替留学”的规则。金吉列英国二部经理盛晓冬告诉记者，英国投资移民的门槛是100万英镑，也就是将近1000万人民币，这是大部分中国留学家庭无法承受的数字。记者调查得知，这种“投资代替留学”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不适用的，除了加拿大外，澳大利亚可能是最接近的一个，其他的都相去甚远。因此《财道》周刊提醒您，在投资移民代替留学的问题上，切勿跟风，谨慎选择。
【作者：侯振威 来源：北京晚报】 (责任编辑：雅娜)
http://news.hexun.com/2010-06-06/123904835.html
加拿大估计人少地多，需要移民，所以门槛相对较低。
不晓得为啥最近这么多关于移民的新闻啊
不晓得为啥最近这么多关于移民的新闻啊
留美幼童“后遗症”
从美国回来的小雨和牛牛害上的一系列“后遗症”,折射出中美两国教育之差异,而在瑞士人Peter看来,中美教育都太有野心,欧洲的教育更强调,即使成为明星也要平易近人。
学校没有教科书,不用穿校服,见到老师不用问好,回答问题不用起立,上下课没有固定时间,上课的主要任务是看小说,还能得到校长的当众夸奖……
对11岁戴眼镜、小圆脸的高个女孩Poncho(小雨)和12岁的男孩牛牛来说,六一儿童节的“短暂解放日”比起这些在美国学校享受到的自由来说太微不足道了。回到中国,土生土长的中国女孩小雨仍喜欢自称英文名“Poncho”。
随做访问学者的父母到美国学习一两年后回来,中国,对于他俩成了一个需要重新适应的世界。
除了变胖变高,精神世界更变得截然不同。至今他俩仍以一个孩子的内心触角对“那个鼓励自信心和想象力的国家”充满好感。
而两个家长对孩子未来的态度则截然相反,牛牛的父亲已下定决心,将来还要送儿子再去美国,而Poncho的妈妈于爱群现在忧心的是,这一年美国经历给女儿的影响,会让她对中国感到陌生,乃至发生碰撞,会撞得头破血流?
为什么不投诉老师?
“我们班的老师自己什么都不会组织,还想让我们给她争分。这要是在美国,我们和家长早就把她投诉走了。”Poncho振振有词。“那在中国为什么不投诉呢?”“没有用。校长跟老师是一伙的。”
妈妈敏感地觉得,从美国回来的Poncho似乎害上了一系列让人头疼的“留美后遗症”。
这学期,Poncho最喜欢的课文是方志敏那篇长盛不衰的《可爱的中国》,原因却令人大跌眼镜。
她说,自己纯粹是被这篇散文中的激烈情绪吸引,认为这篇文章能贴切地反映了她所在学校的现状,“缺乏爱心,愚昧无知,肮脏”。“学校哪有那么烂!”Poncho的母亲于爱群乐了,“她呆的可是北京的重点小学!”事实上,不到一年前,对教育持激烈批判态度的,恰是于爱群自己。
彼时,这位央视《探索发现》节目的女编导,给北师大版小学5年级语文教科书中的5篇课文中的硬伤予以猛烈批判。她的这些意见都发表在媒体上,引起不小的社会反响。
于爱群在美国做了这项工作。2008———2009年8月,她作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访问学者在美国待了一年,带着Poncho。为了不让女儿回国后落下功课,她特意带上了女儿的教科书,准备自己给她补一补。这时才发现“对权威的教科书编写者毫无保留的信任被践踏了”。“我妈总是挑刺儿,非要跟别人不一样。”彼时,Poncho的态度是一撇嘴。“你这孩子!我是在给你权利,你怎么不支持我?”于爱群十分郁闷。
一年后的今天,从美国回来的Poncho来了180度大转变:“我妈挑出来那些错,真有道理!”“留美后遗症”的典型表现是Poncho对待老师的态度发生了大变。之前对老师言听计从的她现在学会了给老师挑刺。“我们班的老师只在乎数学成绩,什么都要瞎管。像足球赛、运动会,都是一些不当班干部的同学组织的,她还横加干涉,最后非要我们都穿校服,难看死了。自己什么都不会组织,还想让我们给她争分。这要是在美国,我们和家长早就把她投诉走了。”Poncho振振有词。“那在中国为什么不投诉呢?”“没有用。校长跟老师是一伙的。正校长挺和蔼的,但有一个副校长肯定是跟老师一伙的。去投诉老师,老师就会找他撑腰。”“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背后骂老师。”Poncho这样说的底气来自于实践。她在美国伯克利小镇的华盛顿小学上五年级时,班里有个总爱朝孩子们吼的白人老师,最后被家长们联合签名向当地的教育局投诉,给赶走了。
写作文时,老师要求写“一个熟悉的人”,Poncho写了自己的表哥,带上了他的“一些烂事儿”,理所当然地被打回来重写,“要突出人物的高尚品质。”老师说。
这与她在美国时所受的写作教育截然不同。美国老师讲授历史,留了一篇作文:你认为哥伦布是好人还是坏人?请写出理由。Pomcho写的是“坏人”。理由是:他把自由人变成了奴隶,还把美洲“搞得乱七八糟”。老师给她打了一个A。
全班28个同学只有两个认为哥伦布是好人,其中一个来自西班牙。他的理由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老师同样也打了一个A。
从美国回来,Poncho的兴趣迅速从运动转向网络。也难怪,在美国住的可以开派对的大院子没有了,操场过于拥挤———几乎同样大的操场,在美国给二三百个孩子用,在中国则挤着近2000人。中国的同学们只好上网玩摩尔庄园。为了有共同话题,她也只好参与其中,并迅速上了瘾。
回国后上一节英语课,Poncho回答了一个问题。老师大概认为她回答得很好,稍后又问她:你愿意再回答一个问题吗?Poncho很干脆地回答:不愿意!老师只好叫下一个孩子,不料那孩子受了感染,也回答:不愿意!全班哄笑。
“只有我才能评价我自己”
美国学校也灌输价值观,教室里也挂标语,但不是单纯的说教,有各种奇思怪想的活动。
“那一次我就明白了,老师是让我们各个种族的同学互相友爱,互相配合。”
从美国回来发生改变的孩子还有Poncho的朋友牛牛。
牛牛在国内时其实是一个很讨大人喜欢的12岁男孩。早在小学四年级时他已能背诵一百首唐诗,经常被命令在宾客面前站起来,背诵一首《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之类的诗歌助兴。同样跟在伯克利当访问学者的父亲在美国待了一年,这孩子也变了。
现在,牛牛似乎也得了“留美后遗症”,挑刺症状明显:“上课主要时间都是老师一个人在讲,很少问孩子们的看法。美国的课桌都是以小组为单位排成一圈一圈,而中国的课桌集体向着黑板。计算机课程一个学期只讲了二十几页,做一个简单的PowerPoint就算合格。”有一连串事件让他憋闷,让他看不惯。
特别是,回中国后,没人表扬他了。在美国他可是经常被校长表扬的。
牛牛不到10岁就看金庸小说,但都是在家看,老师不知道。到美国后,很多时候上课主要内容就是看小说,校长曾经当着全校同学的面夸奖“这个中国孩子爱读书”。这令他的自信心陡增,胆子大了许多。
5月29日晚,Poncho的妈妈与牛牛的爸爸一起组织了伯克利分校的同学聚会。当着记者和满堂宾客,他按山东人习惯仍管父亲叫“爹”。但这次不是奉命背唐诗,而是说出了一句四座皆惊的宣言:“你无权评价我,只有我才能评价我自己。”父亲当场被噎住,表情有些尴尬。
对这种南橘北枳的现状,其实他在潜意识中已有心理准备。2008年9月,他在伯克利做一次关于“民主”主题的演讲,牛牛在下面看《纳尼亚传奇》。为了放映幻灯片,他把灯都关了。正准备开讲,儿子却在底下理直气壮地举起手来:你这样我就没法看书了。
他不得不在按钮之间调来调去,终于找到一盏只朝儿子的方向开的灯,各得其所。“这才是民主。”美国听众笑着说。3个小时的演讲,牛牛看完了那本210页的书,全英文。
父亲为此感到困惑:“他遇到的生词非常非常多,为什么那么多障碍都打消不了他的好奇心?而我,一个学了快30年英文的人,仍然讨厌读英文。”事实上,牛牛的高涨学习激情很容易解释。在美国,一个孩子所能收获的鼓励,像在地球上大部分地区找到水一样容易。
他就读的小学规定:学生每读完一本书,并把这本书写个条子推荐给其他人,便可到学校图书馆随意选一本书据为己有。牛牛中国式的勤奋就此被触发,经常写个“推荐书”给校长,然后去图书馆挑书。他就这样攒齐了几乎全部的《哈利波特》。最后校长不得不拒绝他:“对不起,我不能再给你了,要给其他同学留几本。”不过,美国学校也灌输价值观,教室里也挂“你想让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的标语,但不是单纯的说教。
牛牛回忆,他在美国上五年级时,学校组织了一次全年级同学参加的露营,一共5天。途中有各种各样奇思怪想的活动。
其中之一是:把学生们分成十几个人一小组,白人、黑人、华人、墨西哥人。在地上画两道长长的横线,相隔7—8米,这是一条河；每个小组分三个垫子,想办法利用它们渡过这条河。至于怎么办,靠组员们集思广益。
一名黑人孩子建议“大家抓着树枝荡过去”———他善于爬树———被否定了；一名墨西哥孩子去向老师软磨硬泡“再给我们两个垫子好吗”,也遭拒；最后,牛牛和两名白人同学同时提出一个主意:让一名个高腿长的混血女孩跳到第一个垫子上,再前推后拽过了河。大家跟着她。“那一次我就明白了,老师是让我们各个种族的同学互相友爱,互相配合。”从美国回来,牛牛明显变得更勇敢了,这得益于他在美国街头向陌生人卖票为学校募捐的锻炼。当时他鼓起勇气,用蹩脚英语在超市成功推销出五张票,得十美元。
跟在身后的父亲追上去向第一位掏钱的美国老太太致谢,老太太说:“你儿子真迷人!”还有一件事让牛牛的爸爸享受到了让儿子去美国上学的意外好处。
放学回家的路上,父子俩畅想未来。牛牛说了很多计划:等我长大了,你还给我讲故事,我和我儿子一起听,咱们三个一起玩,我给你买个大房子,你天天给我们讲。
到家,牛牛又凑过来,神秘地说:“爸爸,为什么我觉得为你做那么多事———买大房子啊,买游泳池啊,还是没有表达出我对你的爱?”“我简直被儿子这句话俘虏了。”父亲自语。
“中国人比美国人的野心更大”
“这双鞋是欧洲设计,在中国生产。它值100元,中国的生产者只拿20元。但值80元的设计、创意、商标,需要想象力,你们做不了。”“中国式教育把孩子变成思维方式和价值观雷同的跟随者。”瑞士人Peter说。
这种热情得有些泛滥的鼓励正是美国教育的特色。但按于爱群的理解,“美国教育不对学生负责,只负责鼓励他们的想象力和自信心。”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便是学生的基础功课极差。如同Poncho所见,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连“7乘8”都不会算。回国后,于爱群赶紧花了两千块钱,找人给她补了一个假期的数学。
因为数学“太优秀了”,Poncho获得了一张学校颁发的“华盛顿小学者”的奖状。这让她的继父———瑞士人Peter大不以为然,“美国人怎么能在小学时就让孩子们竞争呢?”他说。
Peter年轻时是马拉松选手,在瑞士苏黎世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在美国住了近十年。用他妻子的话说,他对美国式教育“一肚子不满”。像大部分欧洲人一样,他认为美国人不尊重其他国家,没有足够的知识和教养。他甚至认为,美国人每天早上唱国歌也属于对国家主义过度的灌输。
Peter的一些“瑞士观点”不久便对继女产生了影响———她关掉了电视。“看电视学到的知识,远不如你为了看电视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多。”Peter说服了妻子,尽管她是一名电视工作者。与其让Poncho跟美国孩子一样看动画片和肥皂剧,不如跟着Peter出去Hiking(远足)———这是瑞士人最喜欢的运动。
有时候夫妇两人出去长跑,Poncho蹬着滑板车跟在后面。
这个由瑞士男人和中国女人组成的家庭始终不完全认可美式价值观。美国有一条令中国人颇不习惯的法律:不允许把12岁以下的孩子独自留在家里。这种儿童保护措施为美国人津津乐道,而Peter和妻子一样看不惯,“我6岁就去镇上的商店买胡萝卜啦。”Peter一耸肩,“美国人夸大了这世界的危险。”自从Poncho回到北京,Peter和她的交流少多了。一个英文变差了,一个中文不好。他更多的时候是在观察,而非像在美国时那样,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意见:美国的孩子为什么总在不停地吃零食,而中国的父母总鼓励孩子们多吃饭?
通过观察Poncho每天繁重的功课,Peter认为,自己已经看到了中国式教育的“软肋”:有自己的想法并不是一件好事。
在这一点上,于爱群和丈夫取得了共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了2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与美国的教育方式不无关系。美国人从小都自以为天才,都恨不得有机会能一夜成名。大多数人固然无法做到,但那少数真正的天才就会被这种极端的自信所发掘。而中国式教育则竭力禁止孩子的想象力,把他们变成思维方式和价值观雷同的跟随者。
为了表明自己对中美两国教育的态度,Peter跑到门口拿来自己的跑鞋,指着它说:“这双鞋是欧洲设计,在中国生产。它值100元,中国的生产者只能拿到20元。你们如果只是在学习,那么拷贝的能力会很强。但值80元的设计、创意、商标,需要想象力,你们做不了。”因为在美国太闲了,Poncho一年写了两万多字的中文小说,靠此延续了母语写作,“我妈又给你看我的作文了?我要扁她!”她惊叫一声。
在美国的一年里,这一家三口常有激烈的文化碰撞。于爱群一般都站在“中国”立场上捍卫自己的母语价值观,而Peter常常站在她的对立面,两人再一起评价发生在美国人身上的问题。为“政府是否有权力规定公民给自己起名字”,两人争论近一个星期还没达成共识。
这种争论无疑影响到了Poncho。她为继父编排了两个段子:
一个是,瑞士那个国家真小,举行马拉松比赛只能绕着圈跑。如果直着跑,一不留神就跑到别的国家了。绕圈跑也不行,因为绕的圈太多了,懵了,连跑到哪个国家都不知道。
另一个是,瑞士的手表和军刀最有名。手表号称是世界上最坚固耐用的；军刀号称锋利无比。那如果用瑞士的军刀去砍瑞士的手表,会怎样呢?
对瑞士人来说,这是两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当时Peter的反应是:“乐不可支”,连声称是。
关于未来,Pomcho和牛牛都希望将来还能回美国。
牛牛是因为美国“能学橄榄球和空手道,吃的也好”；Poncho则干脆说:怕在中国学不好数学和理工科,“还不如逃到美国去。”“美国人很有野心。但现在中国人比美国人的野心更大,小孩子们整天都在拼命地学习,但只有想象力是最重要的,”Peter说,“我们瑞士人不像美国人那样想成为超级明星。即使成为了明星,也要一样平凡,用功,平易近人。比如瑞士的网球明星费德勒。”
http://view.news.qq.com/a/20100605/000010.htm
从美国回来的小雨和牛牛害上的一系列“后遗症”,折射出中美两国教育之差异,而在瑞士人Peter看来,中美教育都太有野心,欧洲的教育更强调,即使成为明星也要平易近人。
学校没有教科书,不用穿校服,见到老师不用问好,回答问题不用起立,上下课没有固定时间,上课的主要任务是看小说,还能得到校长的当众夸奖……
对11岁戴眼镜、小圆脸的高个女孩Poncho(小雨)和12岁的男孩牛牛来说,六一儿童节的“短暂解放日”比起这些在美国学校享受到的自由来说太微不足道了。回到中国,土生土长的中国女孩小雨仍喜欢自称英文名“Poncho”。
随做访问学者的父母到美国学习一两年后回来,中国,对于他俩成了一个需要重新适应的世界。
除了变胖变高,精神世界更变得截然不同。至今他俩仍以一个孩子的内心触角对“那个鼓励自信心和想象力的国家”充满好感。
而两个家长对孩子未来的态度则截然相反,牛牛的父亲已下定决心,将来还要送儿子再去美国,而Poncho的妈妈于爱群现在忧心的是,这一年美国经历给女儿的影响,会让她对中国感到陌生,乃至发生碰撞,会撞得头破血流?
为什么不投诉老师?
“我们班的老师自己什么都不会组织,还想让我们给她争分。这要是在美国,我们和家长早就把她投诉走了。”Poncho振振有词。“那在中国为什么不投诉呢?”“没有用。校长跟老师是一伙的。”
妈妈敏感地觉得,从美国回来的Poncho似乎害上了一系列让人头疼的“留美后遗症”。
这学期,Poncho最喜欢的课文是方志敏那篇长盛不衰的《可爱的中国》,原因却令人大跌眼镜。
她说,自己纯粹是被这篇散文中的激烈情绪吸引,认为这篇文章能贴切地反映了她所在学校的现状,“缺乏爱心,愚昧无知,肮脏”。“学校哪有那么烂!”Poncho的母亲于爱群乐了,“她呆的可是北京的重点小学!”事实上,不到一年前,对教育持激烈批判态度的,恰是于爱群自己。
彼时,这位央视《探索发现》节目的女编导,给北师大版小学5年级语文教科书中的5篇课文中的硬伤予以猛烈批判。她的这些意见都发表在媒体上,引起不小的社会反响。
于爱群在美国做了这项工作。2008———2009年8月,她作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访问学者在美国待了一年,带着Poncho。为了不让女儿回国后落下功课,她特意带上了女儿的教科书,准备自己给她补一补。这时才发现“对权威的教科书编写者毫无保留的信任被践踏了”。“我妈总是挑刺儿,非要跟别人不一样。”彼时,Poncho的态度是一撇嘴。“你这孩子!我是在给你权利,你怎么不支持我?”于爱群十分郁闷。
一年后的今天,从美国回来的Poncho来了180度大转变:“我妈挑出来那些错,真有道理!”“留美后遗症”的典型表现是Poncho对待老师的态度发生了大变。之前对老师言听计从的她现在学会了给老师挑刺。“我们班的老师只在乎数学成绩,什么都要瞎管。像足球赛、运动会,都是一些不当班干部的同学组织的,她还横加干涉,最后非要我们都穿校服,难看死了。自己什么都不会组织,还想让我们给她争分。这要是在美国,我们和家长早就把她投诉走了。”Poncho振振有词。“那在中国为什么不投诉呢?”“没有用。校长跟老师是一伙的。正校长挺和蔼的,但有一个副校长肯定是跟老师一伙的。去投诉老师,老师就会找他撑腰。”“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背后骂老师。”Poncho这样说的底气来自于实践。她在美国伯克利小镇的华盛顿小学上五年级时,班里有个总爱朝孩子们吼的白人老师,最后被家长们联合签名向当地的教育局投诉,给赶走了。
写作文时,老师要求写“一个熟悉的人”,Poncho写了自己的表哥,带上了他的“一些烂事儿”,理所当然地被打回来重写,“要突出人物的高尚品质。”老师说。
这与她在美国时所受的写作教育截然不同。美国老师讲授历史,留了一篇作文:你认为哥伦布是好人还是坏人?请写出理由。Pomcho写的是“坏人”。理由是:他把自由人变成了奴隶,还把美洲“搞得乱七八糟”。老师给她打了一个A。
全班28个同学只有两个认为哥伦布是好人,其中一个来自西班牙。他的理由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老师同样也打了一个A。
从美国回来,Poncho的兴趣迅速从运动转向网络。也难怪,在美国住的可以开派对的大院子没有了,操场过于拥挤———几乎同样大的操场,在美国给二三百个孩子用,在中国则挤着近2000人。中国的同学们只好上网玩摩尔庄园。为了有共同话题,她也只好参与其中,并迅速上了瘾。
回国后上一节英语课,Poncho回答了一个问题。老师大概认为她回答得很好,稍后又问她:你愿意再回答一个问题吗?Poncho很干脆地回答:不愿意!老师只好叫下一个孩子,不料那孩子受了感染,也回答:不愿意!全班哄笑。
“只有我才能评价我自己”
美国学校也灌输价值观,教室里也挂标语,但不是单纯的说教,有各种奇思怪想的活动。
“那一次我就明白了,老师是让我们各个种族的同学互相友爱,互相配合。”
从美国回来发生改变的孩子还有Poncho的朋友牛牛。
牛牛在国内时其实是一个很讨大人喜欢的12岁男孩。早在小学四年级时他已能背诵一百首唐诗,经常被命令在宾客面前站起来,背诵一首《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之类的诗歌助兴。同样跟在伯克利当访问学者的父亲在美国待了一年,这孩子也变了。
现在,牛牛似乎也得了“留美后遗症”,挑刺症状明显:“上课主要时间都是老师一个人在讲,很少问孩子们的看法。美国的课桌都是以小组为单位排成一圈一圈,而中国的课桌集体向着黑板。计算机课程一个学期只讲了二十几页,做一个简单的PowerPoint就算合格。”有一连串事件让他憋闷,让他看不惯。
特别是,回中国后,没人表扬他了。在美国他可是经常被校长表扬的。
牛牛不到10岁就看金庸小说,但都是在家看,老师不知道。到美国后,很多时候上课主要内容就是看小说,校长曾经当着全校同学的面夸奖“这个中国孩子爱读书”。这令他的自信心陡增,胆子大了许多。
5月29日晚,Poncho的妈妈与牛牛的爸爸一起组织了伯克利分校的同学聚会。当着记者和满堂宾客,他按山东人习惯仍管父亲叫“爹”。但这次不是奉命背唐诗,而是说出了一句四座皆惊的宣言:“你无权评价我,只有我才能评价我自己。”父亲当场被噎住,表情有些尴尬。
对这种南橘北枳的现状,其实他在潜意识中已有心理准备。2008年9月,他在伯克利做一次关于“民主”主题的演讲,牛牛在下面看《纳尼亚传奇》。为了放映幻灯片,他把灯都关了。正准备开讲,儿子却在底下理直气壮地举起手来:你这样我就没法看书了。
他不得不在按钮之间调来调去,终于找到一盏只朝儿子的方向开的灯,各得其所。“这才是民主。”美国听众笑着说。3个小时的演讲,牛牛看完了那本210页的书,全英文。
父亲为此感到困惑:“他遇到的生词非常非常多,为什么那么多障碍都打消不了他的好奇心?而我,一个学了快30年英文的人,仍然讨厌读英文。”事实上,牛牛的高涨学习激情很容易解释。在美国,一个孩子所能收获的鼓励,像在地球上大部分地区找到水一样容易。
他就读的小学规定:学生每读完一本书,并把这本书写个条子推荐给其他人,便可到学校图书馆随意选一本书据为己有。牛牛中国式的勤奋就此被触发,经常写个“推荐书”给校长,然后去图书馆挑书。他就这样攒齐了几乎全部的《哈利波特》。最后校长不得不拒绝他:“对不起,我不能再给你了,要给其他同学留几本。”不过,美国学校也灌输价值观,教室里也挂“你想让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的标语,但不是单纯的说教。
牛牛回忆,他在美国上五年级时,学校组织了一次全年级同学参加的露营,一共5天。途中有各种各样奇思怪想的活动。
其中之一是:把学生们分成十几个人一小组,白人、黑人、华人、墨西哥人。在地上画两道长长的横线,相隔7—8米,这是一条河；每个小组分三个垫子,想办法利用它们渡过这条河。至于怎么办,靠组员们集思广益。
一名黑人孩子建议“大家抓着树枝荡过去”———他善于爬树———被否定了；一名墨西哥孩子去向老师软磨硬泡“再给我们两个垫子好吗”,也遭拒；最后,牛牛和两名白人同学同时提出一个主意:让一名个高腿长的混血女孩跳到第一个垫子上,再前推后拽过了河。大家跟着她。“那一次我就明白了,老师是让我们各个种族的同学互相友爱,互相配合。”从美国回来,牛牛明显变得更勇敢了,这得益于他在美国街头向陌生人卖票为学校募捐的锻炼。当时他鼓起勇气,用蹩脚英语在超市成功推销出五张票,得十美元。
跟在身后的父亲追上去向第一位掏钱的美国老太太致谢,老太太说:“你儿子真迷人!”还有一件事让牛牛的爸爸享受到了让儿子去美国上学的意外好处。
放学回家的路上,父子俩畅想未来。牛牛说了很多计划:等我长大了,你还给我讲故事,我和我儿子一起听,咱们三个一起玩,我给你买个大房子,你天天给我们讲。
到家,牛牛又凑过来,神秘地说:“爸爸,为什么我觉得为你做那么多事———买大房子啊,买游泳池啊,还是没有表达出我对你的爱?”“我简直被儿子这句话俘虏了。”父亲自语。
“中国人比美国人的野心更大”
“这双鞋是欧洲设计,在中国生产。它值100元,中国的生产者只拿20元。但值80元的设计、创意、商标,需要想象力,你们做不了。”“中国式教育把孩子变成思维方式和价值观雷同的跟随者。”瑞士人Peter说。
这种热情得有些泛滥的鼓励正是美国教育的特色。但按于爱群的理解,“美国教育不对学生负责,只负责鼓励他们的想象力和自信心。”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便是学生的基础功课极差。如同Poncho所见,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连“7乘8”都不会算。回国后,于爱群赶紧花了两千块钱,找人给她补了一个假期的数学。
因为数学“太优秀了”,Poncho获得了一张学校颁发的“华盛顿小学者”的奖状。这让她的继父———瑞士人Peter大不以为然,“美国人怎么能在小学时就让孩子们竞争呢?”他说。
Peter年轻时是马拉松选手,在瑞士苏黎世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在美国住了近十年。用他妻子的话说,他对美国式教育“一肚子不满”。像大部分欧洲人一样,他认为美国人不尊重其他国家,没有足够的知识和教养。他甚至认为,美国人每天早上唱国歌也属于对国家主义过度的灌输。
Peter的一些“瑞士观点”不久便对继女产生了影响———她关掉了电视。“看电视学到的知识,远不如你为了看电视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多。”Peter说服了妻子,尽管她是一名电视工作者。与其让Poncho跟美国孩子一样看动画片和肥皂剧,不如跟着Peter出去Hiking(远足)———这是瑞士人最喜欢的运动。
有时候夫妇两人出去长跑,Poncho蹬着滑板车跟在后面。
这个由瑞士男人和中国女人组成的家庭始终不完全认可美式价值观。美国有一条令中国人颇不习惯的法律:不允许把12岁以下的孩子独自留在家里。这种儿童保护措施为美国人津津乐道,而Peter和妻子一样看不惯,“我6岁就去镇上的商店买胡萝卜啦。”Peter一耸肩,“美国人夸大了这世界的危险。”自从Poncho回到北京,Peter和她的交流少多了。一个英文变差了,一个中文不好。他更多的时候是在观察,而非像在美国时那样,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意见:美国的孩子为什么总在不停地吃零食,而中国的父母总鼓励孩子们多吃饭?
通过观察Poncho每天繁重的功课,Peter认为,自己已经看到了中国式教育的“软肋”:有自己的想法并不是一件好事。
在这一点上,于爱群和丈夫取得了共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了2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与美国的教育方式不无关系。美国人从小都自以为天才,都恨不得有机会能一夜成名。大多数人固然无法做到,但那少数真正的天才就会被这种极端的自信所发掘。而中国式教育则竭力禁止孩子的想象力,把他们变成思维方式和价值观雷同的跟随者。
为了表明自己对中美两国教育的态度,Peter跑到门口拿来自己的跑鞋,指着它说:“这双鞋是欧洲设计,在中国生产。它值100元,中国的生产者只能拿到20元。你们如果只是在学习,那么拷贝的能力会很强。但值80元的设计、创意、商标,需要想象力,你们做不了。”因为在美国太闲了,Poncho一年写了两万多字的中文小说,靠此延续了母语写作,“我妈又给你看我的作文了?我要扁她!”她惊叫一声。
在美国的一年里,这一家三口常有激烈的文化碰撞。于爱群一般都站在“中国”立场上捍卫自己的母语价值观,而Peter常常站在她的对立面,两人再一起评价发生在美国人身上的问题。为“政府是否有权力规定公民给自己起名字”,两人争论近一个星期还没达成共识。
这种争论无疑影响到了Poncho。她为继父编排了两个段子:
一个是,瑞士那个国家真小,举行马拉松比赛只能绕着圈跑。如果直着跑,一不留神就跑到别的国家了。绕圈跑也不行,因为绕的圈太多了,懵了,连跑到哪个国家都不知道。
另一个是,瑞士的手表和军刀最有名。手表号称是世界上最坚固耐用的；军刀号称锋利无比。那如果用瑞士的军刀去砍瑞士的手表,会怎样呢?
对瑞士人来说,这是两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当时Peter的反应是:“乐不可支”,连声称是。
关于未来,Pomcho和牛牛都希望将来还能回美国。
牛牛是因为美国“能学橄榄球和空手道,吃的也好”；Poncho则干脆说:怕在中国学不好数学和理工科,“还不如逃到美国去。”“美国人很有野心。但现在中国人比美国人的野心更大,小孩子们整天都在拼命地学习,但只有想象力是最重要的,”Peter说,“我们瑞士人不像美国人那样想成为超级明星。即使成为了明星,也要一样平凡,用功,平易近人。比如瑞士的网球明星费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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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创业面对体制瓶颈 “人情世故”成隐痛
归国创业四处碰壁
留学生小王在英国获得互联网工程的学士学位后，在多家IT公司有过工作经历。2006年他在英国创办了一家IT咨询公司，在中国、印度设分部。
有了之前的工作经验和第一次创业的资本，他计划在上海投资创办一家教育咨询公司，但是“没有想到回国创业这么难”。
“我去了几乎每一场的留交会(留学人员科技交流会)，咨询每一个政策细节，但是因为公司是‘外资教育’背景，所以到处碰壁。事后他通过正常的公司注册程序到工商局办理手续，还是阻碍重重。
小王还告诉记者，他自己在第二次创业过程中花了很多无用功，“归国创业，我没有社会网络，花了一年的时间去建立一个九个人的团队，到处找投资方，找不对人就根本没有办法，有时候就是乱投一通。如果有这样一个平台，可以把人力资源、资金资源、专家资源这些创业最需要的要素整合起来，创业者能够方便获取信息，我也不会耗费这么多精力。
关系才是硬道理？
高先生毕业于帝国理工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回国后于2007年与朋友合伙创办了一家计算机视觉公司。高先生现为公司的技术负责人，管理公司20名员工，在东南沿海某省会城市的软件园区内主营交通信息系统的有关业务。
他坦言当初回国之所以没有像其它大部分海归那样选择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创业，关键还是因为在那边“没有关系网”。
正在伯明翰阿斯顿大学就读、曾从事风险投资的龚女士表示，留学人员在国外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后和国内的生活有一个断层，归国后在人力资源和人力背景上很多不如本地的生意人。“我们在国内原先很看好的一个项目，和另一个本地项目竞争，在条件上这个项目优于本地企业的项目，但是最后对方因为有更好的当地社会网络获得了更多政策的倾斜。”
“我认为好的项目和人际关系同等重要，”华威大学无线光通讯的博士生曾宇告诉记者。“人际关系可以归到创业的Marketing(市场营销)这块，一个项目前期靠对技术的投入站住脚，后期的销售就要靠非技术方面的资源去推广。”
曾宇目前正在参与一个超声波应用方面的研究项目，这个研发团队正准备等技术成熟后回国创业。“我们必须对这个项目进行很好的包装，让评审委员会能够更清楚了解这个技术以及它可能的市场价值，这样我们才能协调资金寻求合作。”
他承认评审过程中难免要公关，“国内在资源的分配上会比国外考虑地更多一些，在这里我们申报项目只要把技术方面的事情写清楚就好了，不用去做人事方面的交流。在国内，我们必须做两方面的工作，既要写好技术部分，也要找相关的负责人谈。”
“官方导向”创业环境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受访者表示，国内对归国人员的创业扶持是“官方导向”的，吸引留学人员归国创业与官员的政绩挂钩，容易走上只重数量忽视质量，只追求短期经济效应而忽视长期的培育和扶植。
一些省市地区为了吸引人才，把创业前期的优惠措施做的很细致，但是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在后期投入较大，政府资金或企业前期积累的资本还不足以扩大企业的规模。如落户在厦门创业园的某公司是由留学人员和厦门大学合作创办，公司研发的量谱仪价钱仅为进口仪器的三分之一，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
但是资金问题目前成了企业发展的大难题：一方面通过国家基金、厦门科委等申请到的资金有限，而厦门科技局方面最多只能提供50万元，还不够公司一台机器的本钱；另一方面，公司在现有法律中尚不具备上市融资的资格，而官方的融资运作又规定不明.
自1994年起，国内开始设立创业园区，引入创业孵化器模式，并辅以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各类人才，包括归国留学人员。尽管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提供的优惠政策有所不同，但是基本都包括减免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代办各种落户手续，提供价格低廉的场地和后勤服务等。
适者生存还是体制改革？
在目前国内的创业体系中，政府、民间资本和创业人员三方面的职能界定还十分模糊，政府同时作为风险投资方和创业体系管理者，而民间资本和创业人员又苦于没有对话平台寻求更多合作机会，此外，民间资本的投资又通常按照自己的游戏规则，缺乏统一的标准。
由于在技术创业领域，涉及到的不仅仅是中小企业的扶持和管理，还关系到国家整个科技体系运作，各方利益的博弈。此外，政府在经济领域的管理思路还遵循大政府的“控制”方针，短时内难以退居二线转变为引导、辅助和推动。
创办创教创业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的留学生张洋对记者表示，目前国内有关创业孵化尚缺乏系统管理，“每个创业园都有自己的培训课程，但是每个月就一次、两次，每次一到两小时，这个对于创业者来说是非常不系统的。
攻读EMBA创业学的张洋，在归国创业上也走过弯路，“我创办这个公司是希望能够把西方社会已经做得很成熟的风投咨询理念引入中国，针对归国留学人员这个特殊的群体，提供如归国文化再学习的服务，同时帮助他们一步一步完善创业计划。”
“在现有的体制下，我还是尽力去适应这个环境，”高先生说。“物竞天择，如果我没有强大到可以改变这个环境，我只有选择去适应它。有风险才有挑战，我喜欢接受挑战，”他说。
正如曾宇所说，创业在任何地方都有风险，创业者的开拓之路必定充满艰难和挑战。对于归国创业的留学生而言，国内体制的不完善和他们在西方环境中所形成的观念的落差，让他们在创业之路上要比发达国家的创业者付出更多的代价。随着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回流国内，改变现有体制中不适应市场发展的规则的诉求也会更为强烈，张洋正是这样的试水者，他用创业的方式来填补现有制度内的空白，而这也正是改变的开始。
http://view.news.qq.com/a/20100605/000009.htm
归国创业四处碰壁
留学生小王在英国获得互联网工程的学士学位后，在多家IT公司有过工作经历。2006年他在英国创办了一家IT咨询公司，在中国、印度设分部。
有了之前的工作经验和第一次创业的资本，他计划在上海投资创办一家教育咨询公司，但是“没有想到回国创业这么难”。
“我去了几乎每一场的留交会(留学人员科技交流会)，咨询每一个政策细节，但是因为公司是‘外资教育’背景，所以到处碰壁。事后他通过正常的公司注册程序到工商局办理手续，还是阻碍重重。
小王还告诉记者，他自己在第二次创业过程中花了很多无用功，“归国创业，我没有社会网络，花了一年的时间去建立一个九个人的团队，到处找投资方，找不对人就根本没有办法，有时候就是乱投一通。如果有这样一个平台，可以把人力资源、资金资源、专家资源这些创业最需要的要素整合起来，创业者能够方便获取信息，我也不会耗费这么多精力。
关系才是硬道理？
高先生毕业于帝国理工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回国后于2007年与朋友合伙创办了一家计算机视觉公司。高先生现为公司的技术负责人，管理公司20名员工，在东南沿海某省会城市的软件园区内主营交通信息系统的有关业务。
他坦言当初回国之所以没有像其它大部分海归那样选择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创业，关键还是因为在那边“没有关系网”。
正在伯明翰阿斯顿大学就读、曾从事风险投资的龚女士表示，留学人员在国外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后和国内的生活有一个断层，归国后在人力资源和人力背景上很多不如本地的生意人。“我们在国内原先很看好的一个项目，和另一个本地项目竞争，在条件上这个项目优于本地企业的项目，但是最后对方因为有更好的当地社会网络获得了更多政策的倾斜。”
“我认为好的项目和人际关系同等重要，”华威大学无线光通讯的博士生曾宇告诉记者。“人际关系可以归到创业的Marketing(市场营销)这块，一个项目前期靠对技术的投入站住脚，后期的销售就要靠非技术方面的资源去推广。”
曾宇目前正在参与一个超声波应用方面的研究项目，这个研发团队正准备等技术成熟后回国创业。“我们必须对这个项目进行很好的包装，让评审委员会能够更清楚了解这个技术以及它可能的市场价值，这样我们才能协调资金寻求合作。”
他承认评审过程中难免要公关，“国内在资源的分配上会比国外考虑地更多一些，在这里我们申报项目只要把技术方面的事情写清楚就好了，不用去做人事方面的交流。在国内，我们必须做两方面的工作，既要写好技术部分，也要找相关的负责人谈。”
“官方导向”创业环境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受访者表示，国内对归国人员的创业扶持是“官方导向”的，吸引留学人员归国创业与官员的政绩挂钩，容易走上只重数量忽视质量，只追求短期经济效应而忽视长期的培育和扶植。
一些省市地区为了吸引人才，把创业前期的优惠措施做的很细致，但是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在后期投入较大，政府资金或企业前期积累的资本还不足以扩大企业的规模。如落户在厦门创业园的某公司是由留学人员和厦门大学合作创办，公司研发的量谱仪价钱仅为进口仪器的三分之一，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
但是资金问题目前成了企业发展的大难题：一方面通过国家基金、厦门科委等申请到的资金有限，而厦门科技局方面最多只能提供50万元，还不够公司一台机器的本钱；另一方面，公司在现有法律中尚不具备上市融资的资格，而官方的融资运作又规定不明.
自1994年起，国内开始设立创业园区，引入创业孵化器模式，并辅以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各类人才，包括归国留学人员。尽管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提供的优惠政策有所不同，但是基本都包括减免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代办各种落户手续，提供价格低廉的场地和后勤服务等。
适者生存还是体制改革？
在目前国内的创业体系中，政府、民间资本和创业人员三方面的职能界定还十分模糊，政府同时作为风险投资方和创业体系管理者，而民间资本和创业人员又苦于没有对话平台寻求更多合作机会，此外，民间资本的投资又通常按照自己的游戏规则，缺乏统一的标准。
由于在技术创业领域，涉及到的不仅仅是中小企业的扶持和管理，还关系到国家整个科技体系运作，各方利益的博弈。此外，政府在经济领域的管理思路还遵循大政府的“控制”方针，短时内难以退居二线转变为引导、辅助和推动。
创办创教创业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司的留学生张洋对记者表示，目前国内有关创业孵化尚缺乏系统管理，“每个创业园都有自己的培训课程，但是每个月就一次、两次，每次一到两小时，这个对于创业者来说是非常不系统的。
攻读EMBA创业学的张洋，在归国创业上也走过弯路，“我创办这个公司是希望能够把西方社会已经做得很成熟的风投咨询理念引入中国，针对归国留学人员这个特殊的群体，提供如归国文化再学习的服务，同时帮助他们一步一步完善创业计划。”
“在现有的体制下，我还是尽力去适应这个环境，”高先生说。“物竞天择，如果我没有强大到可以改变这个环境，我只有选择去适应它。有风险才有挑战，我喜欢接受挑战，”他说。
正如曾宇所说，创业在任何地方都有风险，创业者的开拓之路必定充满艰难和挑战。对于归国创业的留学生而言，国内体制的不完善和他们在西方环境中所形成的观念的落差，让他们在创业之路上要比发达国家的创业者付出更多的代价。随着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回流国内，改变现有体制中不适应市场发展的规则的诉求也会更为强烈，张洋正是这样的试水者，他用创业的方式来填补现有制度内的空白，而这也正是改变的开始。
http://view.news.qq.com/a/20100605/000009.htm
移民的隐性成本
一个北京的哥们儿最近开始琢磨移民的事情。由于节日期间到加拿大溜达了一圈，彼岸的自然环境和城市秩序让平日堵在三环的牢骚迅速完成2.0升级，轻轻一点，便勾出了远走的梦想。再加上孩子眼看到了上中学的当口，即使不为自己，也要为下一代做一次生存选择吧。
朋友算了一笔账，根据自己和爱人的实际情况，只需少许借贷便可以完成移民的全过程，到了彼岸工作顺利的话，很快就能偿还债务。不过，作为他的朋友，我担心的不是真金白银的问题，而是钱、能力以外的事儿。比如说，他在北京一住40年，过惯了亲人朋友大规模散布首都各角落，一个电话就可以呼朋引伴的日子，未来如果失去这份踏实的逍遥，还能不能晃晃悠悠的快乐着？
也许我纯属多虑，万事都有适应期，况且亲情友情这回事，属于不可估量的隐性成本。不过，这个世界总有闲人为这样的成本算账。比如，2007年伦敦大学经济学家Nattavudh Powdthavee运用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英国的家庭盘区调查），再结合经济学的定量分析得出，假如一个人从经常能见到家人和朋友的城市搬到另外一个不能常看见他们的城市，他需要每年多挣八万五千英镑来弥补由于远离这些人所失去的幸福。
Powdthavee还补充说，一个月见一到两次朋友和亲人的价值相当于三万英镑的额外收入，而如果将这个频率提高到一周两次，则相当于四万七千英镑。所以他认为，稳定的亲朋关系可以助长个人的快乐情绪。这甚至超过了移民带来小幅度工资上涨的快感。
而这个研究还只是单向的，仅仅针对移民者本人。假如算上留守故土的老人在儿女离开后的失落，移民的隐性成本恐怕还要翻倍。这样算来，把父母从老家迁到内地大城市或者海外，仅仅用一套房子是很难抵消掉其中的隐性成本的。
当然，任何的调查都只是“参考消息”，让数据决定个人前程，就好像让搜索引擎判断个人喜好一样的本末倒置。
不过，相关的调研，至少说明亲朋存在的价值也许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平时，他们因为不具备实际的经济效益，常常被忽略掉。人们总要等到搬去陌生的城市，房子漏水而单位无法请假，或者生病在家没有热水的时候，才由衷呐喊：我想回家！这里的“家”，可能不是花园洋房，但意味着至少有2个以上的亲人、或者熟悉的邻居、信任的朋友。
话说回来，移民作为一项全方位的生存投资，有隐性成本，就必然有隐性收益，比如教育环境、医疗、居住环境、甚至同事关系，只是收益的多少因人而异。
记得几年前，一个从东北闯到北京电视圈儿里漂着的朋友说，虽然离开了稳定的生活，月纯收入不足5000元，还要经常熬夜加班，但是每当夜里下了节目，看看依然灯火通明的传媒大楼，温暖便由心生，那感觉就好像回家一样，因为楼里乃至整个城里聚集了许多自己的同类，抱着梦想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却依然快乐的活着。
对于某些人，或者人生的某个特定阶段，梦想作为隐性收益带来的满足感，也许远远超出了显性的物质收益。所以，当外界将怜悯的目光投向城市蚁族时，他们可能正觉得自己的隐性收益银行中“不差钱”，而且，未来一定会有更多利息进账。当然，对于这类别人看不见，只有自己才摸得着的隐性收益，更多的人无法坚持相信其回报率。
而还有一类别人看得见，自己却摸不着的隐性收益，比如说——面子。面子存在于虚拟账户中，其泡沫可以被吹的无限高。幸运的人当然可以抱着虚拟的泡泡在A级城市活一辈子，不过，他一定要有强大的想象力和视赞美如金钱的能力。
依我看，最血本无归的一类移民，属于为了逃避眼前困难，比如对单位环境不满或者刚刚失恋，算算银行户头足够，便一个箭步迈到了国外，完全不考虑隐性投资和收益的那种。
待在原地当然不见得能解决问题，但是盲目的移民，恐怕只会制造出新的问题。本来只需要一点点耐心，让时间化解的困难，在换了地方以后，反而成几何倍数的增长，让人在点儿背的时候感觉喝凉水都塞牙。其实，不是凉水塞牙，只是人水土不服而已。
http://view.news.qq.com/a/20100605/000005.htm
一个北京的哥们儿最近开始琢磨移民的事情。由于节日期间到加拿大溜达了一圈，彼岸的自然环境和城市秩序让平日堵在三环的牢骚迅速完成2.0升级，轻轻一点，便勾出了远走的梦想。再加上孩子眼看到了上中学的当口，即使不为自己，也要为下一代做一次生存选择吧。
朋友算了一笔账，根据自己和爱人的实际情况，只需少许借贷便可以完成移民的全过程，到了彼岸工作顺利的话，很快就能偿还债务。不过，作为他的朋友，我担心的不是真金白银的问题，而是钱、能力以外的事儿。比如说，他在北京一住40年，过惯了亲人朋友大规模散布首都各角落，一个电话就可以呼朋引伴的日子，未来如果失去这份踏实的逍遥，还能不能晃晃悠悠的快乐着？
也许我纯属多虑，万事都有适应期，况且亲情友情这回事，属于不可估量的隐性成本。不过，这个世界总有闲人为这样的成本算账。比如，2007年伦敦大学经济学家Nattavudh Powdthavee运用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英国的家庭盘区调查），再结合经济学的定量分析得出，假如一个人从经常能见到家人和朋友的城市搬到另外一个不能常看见他们的城市，他需要每年多挣八万五千英镑来弥补由于远离这些人所失去的幸福。
Powdthavee还补充说，一个月见一到两次朋友和亲人的价值相当于三万英镑的额外收入，而如果将这个频率提高到一周两次，则相当于四万七千英镑。所以他认为，稳定的亲朋关系可以助长个人的快乐情绪。这甚至超过了移民带来小幅度工资上涨的快感。
而这个研究还只是单向的，仅仅针对移民者本人。假如算上留守故土的老人在儿女离开后的失落，移民的隐性成本恐怕还要翻倍。这样算来，把父母从老家迁到内地大城市或者海外，仅仅用一套房子是很难抵消掉其中的隐性成本的。
当然，任何的调查都只是“参考消息”，让数据决定个人前程，就好像让搜索引擎判断个人喜好一样的本末倒置。
不过，相关的调研，至少说明亲朋存在的价值也许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平时，他们因为不具备实际的经济效益，常常被忽略掉。人们总要等到搬去陌生的城市，房子漏水而单位无法请假，或者生病在家没有热水的时候，才由衷呐喊：我想回家！这里的“家”，可能不是花园洋房，但意味着至少有2个以上的亲人、或者熟悉的邻居、信任的朋友。
话说回来，移民作为一项全方位的生存投资，有隐性成本，就必然有隐性收益，比如教育环境、医疗、居住环境、甚至同事关系，只是收益的多少因人而异。
记得几年前，一个从东北闯到北京电视圈儿里漂着的朋友说，虽然离开了稳定的生活，月纯收入不足5000元，还要经常熬夜加班，但是每当夜里下了节目，看看依然灯火通明的传媒大楼，温暖便由心生，那感觉就好像回家一样，因为楼里乃至整个城里聚集了许多自己的同类，抱着梦想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却依然快乐的活着。
对于某些人，或者人生的某个特定阶段，梦想作为隐性收益带来的满足感，也许远远超出了显性的物质收益。所以，当外界将怜悯的目光投向城市蚁族时，他们可能正觉得自己的隐性收益银行中“不差钱”，而且，未来一定会有更多利息进账。当然，对于这类别人看不见，只有自己才摸得着的隐性收益，更多的人无法坚持相信其回报率。
而还有一类别人看得见，自己却摸不着的隐性收益，比如说——面子。面子存在于虚拟账户中，其泡沫可以被吹的无限高。幸运的人当然可以抱着虚拟的泡泡在A级城市活一辈子，不过，他一定要有强大的想象力和视赞美如金钱的能力。
依我看，最血本无归的一类移民，属于为了逃避眼前困难，比如对单位环境不满或者刚刚失恋，算算银行户头足够，便一个箭步迈到了国外，完全不考虑隐性投资和收益的那种。
待在原地当然不见得能解决问题，但是盲目的移民，恐怕只会制造出新的问题。本来只需要一点点耐心，让时间化解的困难，在换了地方以后，反而成几何倍数的增长，让人在点儿背的时候感觉喝凉水都塞牙。其实，不是凉水塞牙，只是人水土不服而已。
http://view.news.qq.com/a/20100605/000005.htm
是什么拨动了你的移民心弦
移民海外在十多年前还是一个神秘的话题，那时候谈及的人甚少，而当时有门道出国者，也常常被冠以“精英”的光环。上世纪90年代中叶，技术移民开始被人熟知，其中以加拿大技术移民最受欢迎。而加拿大之所以广泛向海外招纳移民，是因为当时其日益发展的国力急需诸如IT、化工、机械、电子电器、土木工程等领域的工程师和人才。加拿大政府开放对中国大陆地区的移民政策后，仅几年时间，技术移民就开始在国内大行其道，许多外语出色而又有一技之长的人才都蜂拥而至，当时上海加成做移民说明会时，就常常出现会场爆满的情况。事实证明，当时这批出去的人为加拿大国家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他们也都获得了丰厚的收入，并成功融入到加拿大社会中，成为该国中产阶级，其中成功者更是进入了加拿大的上流社会。
上个世纪末，投资移民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投资移民对申请人的要求，强化了对企业管理经验和资产的要求，弱化了对外语和技能的要求，更适合中国大陆的财富阶层。移民国政府设立投资移民项目的目的是，吸引一些成功企业家带着资金来自己国家发展和生活，这样既能引资用于国家经济建设，又可吸引高素质人才。
而最近几年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等大环境的改变导致了移民需求方向的改变，各移民国由对人才的需求转变为对资金的需求，造成了各国对技术移民的审批紧缩，将更多精力放到吸纳投资移民上的现象。而中国随着国力的增强，新的财富阶层选择了以投资移民的方式移居海外，供求双方的同步增长造就了一个异常火爆的投资移民市场。
可能许多人会问，为何这么多高收入、高资产人群要选择移居海外呢?究竟是什么拨动了他们移民的心弦?上海加成公司综合分析了其办理的数万案例后，归纳出国人出国的动因：
1.子女教育
中国虽然是教育大国，但不是教育强国，特别是高等教育还是和发达国家有不小的差距，于是有条件的家庭大多选择让孩子留学海外，但国外学校对于本国学生和国际学生是采用两套标准对待的，对于国际学生的录取更为严格而且收费更昂贵。近年来，精明的家长计算后，发现孩子留学海外的花费甚至还高于投资移民所需的费用，所以很多家长都为了孩子日后能进入一个国际名校而选择了移民，一来可以节省一些费用，二来可以让孩子享受移民国学生待遇，更轻松地被名校录取。
2.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中国由于正处于高速发展期，自然环境污染问题比较严重。曾经的那一句笑谈，国外的月亮比国内圆，经过不少人亲身体验后发现，其实是因为国外城市的空气比国内城市干净很多，所以月亮才会显得更亮、更圆。国外由于已经经历过了那个以牺牲环境换发展的时期，也纷纷将重污染企业迁移到国外，所以曾经被污染的环境经过几十年的调整，已经恢复到相当好的状态。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大多形成了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模式，相对较为稳定。
3.进一步开拓事业，走向国际
某些事业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并遇到瓶颈的人士，不妨尝试通过身份的转换而获得新机遇和事业增长点。为自己的企业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做一个准备和铺垫。有时候，特别是在发展停滞阶段，换个环境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4.福利与养老
国外的生活与国内的高强度、快节奏相比较，要轻松和悠闲很多，而这种轻松也是基于该国良好的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那些已经事业有成的国人，可考虑换一个身份，在悠闲与轻松间涤荡心灵，或许会发现一些在忙碌中所不曾注意的闪光与美好，换一种生活方式，有利于身心的健康。
其实作为高收入群体，在国内的消费并不比在国外低，国内一线城市的房价随着几番上涨，已经悄然与国外大城市的房价持平，但是房屋质量却因为建筑标准、人口密度的不同而逊色于国外。
从某种角度来看，中国的财富阶层是幸运的，中国现在所暴露出的诸如环境污染之类的问题，都是那些发达国家在发展中所经历过的。但世界格局发展至今，由于产生了区域性发展差距，造就了一个可以让一部分人提前享受发达成果的机会。
http://view.news.qq.com/a/20100605/000006.htm
移民海外在十多年前还是一个神秘的话题，那时候谈及的人甚少，而当时有门道出国者，也常常被冠以“精英”的光环。上世纪90年代中叶，技术移民开始被人熟知，其中以加拿大技术移民最受欢迎。而加拿大之所以广泛向海外招纳移民，是因为当时其日益发展的国力急需诸如IT、化工、机械、电子电器、土木工程等领域的工程师和人才。加拿大政府开放对中国大陆地区的移民政策后，仅几年时间，技术移民就开始在国内大行其道，许多外语出色而又有一技之长的人才都蜂拥而至，当时上海加成做移民说明会时，就常常出现会场爆满的情况。事实证明，当时这批出去的人为加拿大国家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他们也都获得了丰厚的收入，并成功融入到加拿大社会中，成为该国中产阶级，其中成功者更是进入了加拿大的上流社会。
上个世纪末，投资移民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投资移民对申请人的要求，强化了对企业管理经验和资产的要求，弱化了对外语和技能的要求，更适合中国大陆的财富阶层。移民国政府设立投资移民项目的目的是，吸引一些成功企业家带着资金来自己国家发展和生活，这样既能引资用于国家经济建设，又可吸引高素质人才。
而最近几年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等大环境的改变导致了移民需求方向的改变，各移民国由对人才的需求转变为对资金的需求，造成了各国对技术移民的审批紧缩，将更多精力放到吸纳投资移民上的现象。而中国随着国力的增强，新的财富阶层选择了以投资移民的方式移居海外，供求双方的同步增长造就了一个异常火爆的投资移民市场。
可能许多人会问，为何这么多高收入、高资产人群要选择移居海外呢?究竟是什么拨动了他们移民的心弦?上海加成公司综合分析了其办理的数万案例后，归纳出国人出国的动因：
1.子女教育
中国虽然是教育大国，但不是教育强国，特别是高等教育还是和发达国家有不小的差距，于是有条件的家庭大多选择让孩子留学海外，但国外学校对于本国学生和国际学生是采用两套标准对待的，对于国际学生的录取更为严格而且收费更昂贵。近年来，精明的家长计算后，发现孩子留学海外的花费甚至还高于投资移民所需的费用，所以很多家长都为了孩子日后能进入一个国际名校而选择了移民，一来可以节省一些费用，二来可以让孩子享受移民国学生待遇，更轻松地被名校录取。
2.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中国由于正处于高速发展期，自然环境污染问题比较严重。曾经的那一句笑谈，国外的月亮比国内圆，经过不少人亲身体验后发现，其实是因为国外城市的空气比国内城市干净很多，所以月亮才会显得更亮、更圆。国外由于已经经历过了那个以牺牲环境换发展的时期，也纷纷将重污染企业迁移到国外，所以曾经被污染的环境经过几十年的调整，已经恢复到相当好的状态。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大多形成了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模式，相对较为稳定。
3.进一步开拓事业，走向国际
某些事业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并遇到瓶颈的人士，不妨尝试通过身份的转换而获得新机遇和事业增长点。为自己的企业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做一个准备和铺垫。有时候，特别是在发展停滞阶段，换个环境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4.福利与养老
国外的生活与国内的高强度、快节奏相比较，要轻松和悠闲很多，而这种轻松也是基于该国良好的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那些已经事业有成的国人，可考虑换一个身份，在悠闲与轻松间涤荡心灵，或许会发现一些在忙碌中所不曾注意的闪光与美好，换一种生活方式，有利于身心的健康。
其实作为高收入群体，在国内的消费并不比在国外低，国内一线城市的房价随着几番上涨，已经悄然与国外大城市的房价持平，但是房屋质量却因为建筑标准、人口密度的不同而逊色于国外。
从某种角度来看，中国的财富阶层是幸运的，中国现在所暴露出的诸如环境污染之类的问题，都是那些发达国家在发展中所经历过的。但世界格局发展至今，由于产生了区域性发展差距，造就了一个可以让一部分人提前享受发达成果的机会。
http://view.news.qq.com/a/20100605/000006.htm
http://view.news.qq.com/zt/2010/yimin/index.htm
我想起2009年阅兵式那个新加坡回来的"女民兵"
我认识的几个公司的高管都办了投资移民，要求至少600WRMB财产，费用是80WRMB，跟我说是为了子女教育。
中国的财富阶层是幸运的
从美国回来的孩子们的“综合征”真是太可爱了。
到底是谁得了综合征？
珍爱孩子，远离XX
到底是谁得了综合征？
珍爱孩子，远离XX
很正常啊~~~ 公司里面中干高管一半的子女都在国外，他们都想着老了去国外养老呢~
太平洋没有盖子，果然都游过去了{:3_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