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刊登郑渊洁文章：十年没有工资收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abae60100j7bg.html
十年没有工资收入



                郑渊洁



我1970年服兵役，由此开始计算工龄，成为“公家人”。1976年我退役，在北京一家当工厂。1977年开始文学创作。1981年，我被调到北京市文联参与创办一家期刊。之后就一直在这家期刊担任编辑。其间，我有过两个想法。一个是1985年，我认为创办一本只刊登我一个人作品的《童话大王》月刊能有销路。另一个是1986年，我认为创办一本名叫《大灰狼画报》的刊物能得到小读者的逆向思维认同从而占有市场。这两个想法，我都是先向我服务的北京市文联那家期刊的领导提出的，在领导谢绝后，我才在山西省和江西省分别创办了《童话大王》月刊和《大灰狼画报》月刊。这两家期刊都被新闻出版总署命名为社会和经济效益双效期刊，每家期刊的发行数量都已各自逾亿册，获得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影响了中国至少两代读者，至今畅销不衰。

    1992年，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希望使用我的无形资产中国本土原创“皮皮鲁”“鲁西西”等作为商业品牌开拓衍生儿童用品市场。受此启发，我先向我的领导汇报了我的作品里的人物可以进行产业化开发的思路，询问可否依托本刊做这件事。在得到否定的答复后，我才和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签署了合作10年的协议，授权该公司自1992年起至2002年结束使用皮皮鲁品牌开发衍生产品10年。

     大约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北京市文联党组马书记找我谈话，他希望我能为文联作些贡献，肥水不要都流了外人田。我表示愿意为我服务的这家期刊作贡献。当时这家期刊每年需要文联拨款十余万元。我表示可以让该期刊从此不再要北京市文联一分钱，每年还要向文联上交20万元。我还表示马上交给文联20万元风险抵押金，如果一年后我的经营失败，这20万元就充公了。我还表示，不担任期刊的任何行政职务，只管稿件和发行。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编辑部领导闻讯后立刻宣布辞退我，理由是我在外边拥有皮皮鲁品牌公司。而该公司已经成立4年，领导同志还作为嘉宾参加过该公司在北京音乐台开办的“皮皮鲁热线”节目。在我“不为单位作贡献”时，领导和我相安无事。一旦我应上级领导要求要为本单位作贡献了，本单位领导立马将我辞退，其中的道理，令人深思。当时文化单位在进行体制改革，实行全员聘任制，单位领导有权解聘下属。实行这样的政策，是为了破除大锅饭，其初衷是好的。但是解聘也能成为领导“秒杀”未必不称职下属的杀手锏。

     党组马书记没想到出现这样的局面。就派出两位副书记陈先生张女士调解。我还记得一个周末在位于和平门的陈副书记家接受调解的场面，当时张副书记也在场。他们向我转述编辑部领导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可以继续聘郑渊洁，条件是郑渊洁不能来上班，工资照发。我拒绝了这个条件。调解无效。之后编辑部停发我数年工资。

     在距离我的工龄满30年的前一个月（当时有个内部规定，工龄满30年可以提前办理退休），我办理了辞职手续，将档案拿到街道，拥有了《北京市城镇失业人员求职证》。从此不会有一分钱退休金和医疗保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完全靠稿费生存的专业作家。奇怪的事情出现了，当我意识到我没有一分钱工资后，拖家带口的我进入疯狂写作状态，我的唯一收入是作品的版税，我只能靠写作收入带给家人安全感。这之后，我的图书销量逐年递增，版税收入也同步增长。

上个世纪，我曾经当过5年北京作协的合同制专业作家，在北京作协领过5年工资。那5年，是我文学创作的最低谷，当我意识到写不写每个月都有纳税人给我发工资时，人的惰性就发作了。那5年，我几乎没有像样的作品问世。从我的经历不难看出，由国家用纳税人的钱给驻会专业作家发工资，不利于文学事业的发展。有人说作协在中国的存在有一万个理由，我认为有一个理由证明作协需要改革。这个理由就是作协经费来源应该改革。

    全国地市以上单位甚至县大都有作家协会。作家协会的经费来源主要靠财政拨款，也就是纳税人交的税金。例如北京作家协会一年的财政拨款是200万元左右。全国县以上单位大约有三千多个，全国每年用于所有作家协会的纳税人税金应该不是小数。我主持过央视50集普及税法的节目，和国家税务总局多位司长在电视节目中向观众普及税务常识。纳税人缴纳的税金用于军队、政府机关、学校、警察、医院等国家运转以及民生方面，这些使用纳税人税金的单位，每年要接受人大的监督和审计部门的严格审计，以确保纳税人的钱不被浪费。作家协会的运转经费主要来自于纳税人的钱，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作家协会用纳税人的钱做什么呢？首先是维持作协的日常开支：工作人员的工资、车辆使用、办公经费等等。然后是举办作家笔会、采风、出国考察、文学评奖、给驻会作家发工资等等。按照《著作权法》的规定，创作者领取工资创作的作品属于职务创作，其著作权归发工资方拥有。而现在的驻会作家，领取纳税人的钱作为每个月的工资，而当作品出版后，版税完全归作家所有。明显不合理。

    用纳税人的钱在风景优美的地方住在星级宾馆里举办作家笔会，相当于纳税人在作家创作之前进行了投入。那么，作家的作品出版后，纳税人获得了什么回报呢？例如，纳税人的钱用于警察，当纳税人遇到危险时，可以打110免费使用警察。那么纳税人出钱让作家出国采风或在国内开笔会，作家的作品出版后，纳税人如何享有回报？没有。

    再者，凡是花纳税人钱的单位，都要接受人大的监督和审计部门的审计，账目要透明。我们好像没见到作协的领导出现在各地人大会议上接受人大代表的质询，也没见过作协公布每年花纳税人钱的账目，接受纳税人的监督。作协好像成为唯一花纳税人的钱而被监督审计遗忘的角落。

是不是因为作协很重要，才可以享有花纳税人的钱而不必为纳税人提供服务不必接受监督的特权？其实，和作协一样重要的演出团体和报刊已经在改革大潮中先后“断粮”，不再花纳税人的钱，自收自支。为什么单单作协可以独享纳税人的税金呢？报刊的主要撰稿人是作家。报刊都不花纳税人的钱自负赢亏了，给报刊供稿的作家的组织作协却依旧花纳税人的钱，这就好比一辆汽车不使用汽油改用绿色环保电瓶了，而司机和乘客却每人背着一个烧汽油的发动机坐在汽车上继续烧油污染空气。作协完全可以像剧团和报刊那样改制，停止使用纳税人的钱，靠给作家当文学经纪人、维护版权、建立文学基金会等方法自收自支。花自己挣的钱，作协工作人员会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也能花得理直气壮。我接触过各地作协不少工作人员，都非常有能力，如果他们像我当年那样被断粮，肯定能靠智慧为作协自收自支获取办公经费，中国的文学事业将因此大展宏图。当年国家不再为报刊拨款让其自负盈亏时，也有人担心报看能否生存。事实证明，结果优胜劣汰，留下来的报刊都是高品质的。

十年没有一分钱工资期间，让我感到最有意义的，是2008年汶川地震时，我成为所有中国作家里向地震灾区捐款最多的人，我捐了38万元。2008年12月5日，国家主席胡 锦 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我颁发了“中华慈善楷模奖”。2010年4月，我向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捐款100万元，用于灾后重建小学新的校园。

作家没有工资，完全靠版税生活；作协没有财政拨款，自筹办公经费，将导致中国文学繁荣昌盛。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abae60100j7bg.html
十年没有工资收入



                郑渊洁



我1970年服兵役，由此开始计算工龄，成为“公家人”。1976年我退役，在北京一家当工厂。1977年开始文学创作。1981年，我被调到北京市文联参与创办一家期刊。之后就一直在这家期刊担任编辑。其间，我有过两个想法。一个是1985年，我认为创办一本只刊登我一个人作品的《童话大王》月刊能有销路。另一个是1986年，我认为创办一本名叫《大灰狼画报》的刊物能得到小读者的逆向思维认同从而占有市场。这两个想法，我都是先向我服务的北京市文联那家期刊的领导提出的，在领导谢绝后，我才在山西省和江西省分别创办了《童话大王》月刊和《大灰狼画报》月刊。这两家期刊都被新闻出版总署命名为社会和经济效益双效期刊，每家期刊的发行数量都已各自逾亿册，获得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影响了中国至少两代读者，至今畅销不衰。

    1992年，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希望使用我的无形资产中国本土原创“皮皮鲁”“鲁西西”等作为商业品牌开拓衍生儿童用品市场。受此启发，我先向我的领导汇报了我的作品里的人物可以进行产业化开发的思路，询问可否依托本刊做这件事。在得到否定的答复后，我才和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签署了合作10年的协议，授权该公司自1992年起至2002年结束使用皮皮鲁品牌开发衍生产品10年。

     大约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北京市文联党组马书记找我谈话，他希望我能为文联作些贡献，肥水不要都流了外人田。我表示愿意为我服务的这家期刊作贡献。当时这家期刊每年需要文联拨款十余万元。我表示可以让该期刊从此不再要北京市文联一分钱，每年还要向文联上交20万元。我还表示马上交给文联20万元风险抵押金，如果一年后我的经营失败，这20万元就充公了。我还表示，不担任期刊的任何行政职务，只管稿件和发行。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编辑部领导闻讯后立刻宣布辞退我，理由是我在外边拥有皮皮鲁品牌公司。而该公司已经成立4年，领导同志还作为嘉宾参加过该公司在北京音乐台开办的“皮皮鲁热线”节目。在我“不为单位作贡献”时，领导和我相安无事。一旦我应上级领导要求要为本单位作贡献了，本单位领导立马将我辞退，其中的道理，令人深思。当时文化单位在进行体制改革，实行全员聘任制，单位领导有权解聘下属。实行这样的政策，是为了破除大锅饭，其初衷是好的。但是解聘也能成为领导“秒杀”未必不称职下属的杀手锏。

     党组马书记没想到出现这样的局面。就派出两位副书记陈先生张女士调解。我还记得一个周末在位于和平门的陈副书记家接受调解的场面，当时张副书记也在场。他们向我转述编辑部领导提出的一个解决方案：可以继续聘郑渊洁，条件是郑渊洁不能来上班，工资照发。我拒绝了这个条件。调解无效。之后编辑部停发我数年工资。

     在距离我的工龄满30年的前一个月（当时有个内部规定，工龄满30年可以提前办理退休），我办理了辞职手续，将档案拿到街道，拥有了《北京市城镇失业人员求职证》。从此不会有一分钱退休金和医疗保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完全靠稿费生存的专业作家。奇怪的事情出现了，当我意识到我没有一分钱工资后，拖家带口的我进入疯狂写作状态，我的唯一收入是作品的版税，我只能靠写作收入带给家人安全感。这之后，我的图书销量逐年递增，版税收入也同步增长。

上个世纪，我曾经当过5年北京作协的合同制专业作家，在北京作协领过5年工资。那5年，是我文学创作的最低谷，当我意识到写不写每个月都有纳税人给我发工资时，人的惰性就发作了。那5年，我几乎没有像样的作品问世。从我的经历不难看出，由国家用纳税人的钱给驻会专业作家发工资，不利于文学事业的发展。有人说作协在中国的存在有一万个理由，我认为有一个理由证明作协需要改革。这个理由就是作协经费来源应该改革。

    全国地市以上单位甚至县大都有作家协会。作家协会的经费来源主要靠财政拨款，也就是纳税人交的税金。例如北京作家协会一年的财政拨款是200万元左右。全国县以上单位大约有三千多个，全国每年用于所有作家协会的纳税人税金应该不是小数。我主持过央视50集普及税法的节目，和国家税务总局多位司长在电视节目中向观众普及税务常识。纳税人缴纳的税金用于军队、政府机关、学校、警察、医院等国家运转以及民生方面，这些使用纳税人税金的单位，每年要接受人大的监督和审计部门的严格审计，以确保纳税人的钱不被浪费。作家协会的运转经费主要来自于纳税人的钱，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作家协会用纳税人的钱做什么呢？首先是维持作协的日常开支：工作人员的工资、车辆使用、办公经费等等。然后是举办作家笔会、采风、出国考察、文学评奖、给驻会作家发工资等等。按照《著作权法》的规定，创作者领取工资创作的作品属于职务创作，其著作权归发工资方拥有。而现在的驻会作家，领取纳税人的钱作为每个月的工资，而当作品出版后，版税完全归作家所有。明显不合理。

    用纳税人的钱在风景优美的地方住在星级宾馆里举办作家笔会，相当于纳税人在作家创作之前进行了投入。那么，作家的作品出版后，纳税人获得了什么回报呢？例如，纳税人的钱用于警察，当纳税人遇到危险时，可以打110免费使用警察。那么纳税人出钱让作家出国采风或在国内开笔会，作家的作品出版后，纳税人如何享有回报？没有。

    再者，凡是花纳税人钱的单位，都要接受人大的监督和审计部门的审计，账目要透明。我们好像没见到作协的领导出现在各地人大会议上接受人大代表的质询，也没见过作协公布每年花纳税人钱的账目，接受纳税人的监督。作协好像成为唯一花纳税人的钱而被监督审计遗忘的角落。

是不是因为作协很重要，才可以享有花纳税人的钱而不必为纳税人提供服务不必接受监督的特权？其实，和作协一样重要的演出团体和报刊已经在改革大潮中先后“断粮”，不再花纳税人的钱，自收自支。为什么单单作协可以独享纳税人的税金呢？报刊的主要撰稿人是作家。报刊都不花纳税人的钱自负赢亏了，给报刊供稿的作家的组织作协却依旧花纳税人的钱，这就好比一辆汽车不使用汽油改用绿色环保电瓶了，而司机和乘客却每人背着一个烧汽油的发动机坐在汽车上继续烧油污染空气。作协完全可以像剧团和报刊那样改制，停止使用纳税人的钱，靠给作家当文学经纪人、维护版权、建立文学基金会等方法自收自支。花自己挣的钱，作协工作人员会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也能花得理直气壮。我接触过各地作协不少工作人员，都非常有能力，如果他们像我当年那样被断粮，肯定能靠智慧为作协自收自支获取办公经费，中国的文学事业将因此大展宏图。当年国家不再为报刊拨款让其自负盈亏时，也有人担心报看能否生存。事实证明，结果优胜劣汰，留下来的报刊都是高品质的。

十年没有一分钱工资期间，让我感到最有意义的，是2008年汶川地震时，我成为所有中国作家里向地震灾区捐款最多的人，我捐了38万元。2008年12月5日，国家主席胡 锦 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我颁发了“中华慈善楷模奖”。2010年4月，我向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捐款100万元，用于灾后重建小学新的校园。

作家没有工资，完全靠版税生活；作协没有财政拨款，自筹办公经费，将导致中国文学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