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毒饺案破中日心结犹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4:39:40
两年前，在中日关系仍紧绷的阶段，日本传媒发明了“毒饺事件”这个耸人听闻的新名词。间中也有传媒使用“毒饺子”、“饺子事件”、“饺子中毒事件”等称呼，没有一个不使日本人闻之胆战心惊，人人“谈‘饺’色变”。
饺子是中国北方人的日常食品，也是近年普通日本人重要的副食品，特别是工薪阶层、家庭主妇，在日本它几乎取代了方便面的地位，因为日本商社在中国成功开发了冷冻饺子这一崭新的商品，不仅方便保存和食用，还价廉物美，对生活日益困难的日本工薪阶层，无疑是另一个“快速食品”时代的降临。
也许是“树大招风”，既触动了国粹主义的神经，也唤醒了农产品保护主义的精神，一个“毒饺子”冲击几乎就改变了日本人的食生活，甚至发展到中国形象的急速恶化，右翼传媒甚至将“毒饺子”与钓鱼岛、东海油气田并列为中日争执三大课题之一，可见“毒饺子”的宣传威力何其之大。
疑犯落网后日媒体仍追击
根据中国新华社3月26日报道，中国警方已将两年前发生在日本的中国制造冷冻饺子中毒事件的嫌疑犯吕月庭逮捕归案，并通过外交途径事前通报了日本政府，而日本政府首相鸠山由纪夫也对中国的侦破“毒饺案”所作努力表示肯定，事情似乎便急转直下获得了解决，而中日关系也就可因此雨过天晴了。
但事情没有如此简单。虽然民主党政府从大局出发，接受中国的通报，并派出日本警方人员前往中国再调查，日本传媒还是紧咬不放，继续作各种政治解读，比如第一大报《读卖新闻》3月28日的社论标题就说，“即使逮捕了嫌疑犯，不信依然残留”。
以反华作卖点的《产经新闻》，同日社论更上纲上线说：一、消费者依然对中国食品有戒心，因此强烈要求中方解明事件的全容。二、对“不诚实”的中国不能轻易相信，既然承认中国人为嫌疑犯，日本政府就应该要求对日本谢罪与赔偿等问题。三、事件仍有不明之处，中国方面必须将事实全盘加以公开。四、中日虽然互换了食品安全协议书，日本政府仍需要积极参与调查，而不能全面仰赖中国来解明真相。五、日中关系的悬案，除了毒饺子事件，还有中方未依据协议单独开采东海油气田等问题。中国还有在增强军备问题上继续迈开大步。中方果真要改善日中关系，就必须有更大的责任承担。
拖延两年徒增不信
中国产饺子被人下毒是事实，开始时双方都希望能快速解明真相，但发现吃饺子后中毒的案件发生在日本，日方就咬定问题出在中方生产过程中的差错，而中方却怀疑它在日本的运输或销售过程中出了乱子。这些都是人之常情。但问题似乎是开始时中方的过分自信，声明其工厂管理万无一失，而日方则由始至终不信中国能有现代化的管理。更甚的是，对外国农产品的排斥，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执著，加上中日的感情对立与历史恩怨，让唯恐天下不乱的日方传媒有机可乘，竟然让一宗社会罪案，很快就演变成政治性案件，甚至是中日外交“三大悬案”之一的重大事件。
所谓“毒饺子事件”发生于2007年12月至2008年1月间，日本千叶县和兵库县先后发生三起食用中国冷冻饺子后出现食物中毒现象的事件。有三个家庭，总共10人，出现中毒症状。问题饺子全来自中国河北省石家庄的天祥食品厂。日本警方在冷冻饺子中测出超浓度的“甲胺磷”，还断言这些有毒农药在日本混入的可能性极低，因此否定了日本人下毒的可能。接着中方又作出反应，公开宣布已进行全面调查和实验，重申在中国境内被人为投毒的可能性极低，结果形成互相推诿的现象。
时至今日，两年过后，中方又突然宣布在中国破案，疑犯是天祥食品厂一名36岁男性临时工吕月庭。他单独一人干案，又纯粹为发泄个人不满，包括不能成为正规工人，而且有极大的待遇差别。中方宣布，其公安机关已经在工厂下水道内找到作案的注射器，唯一破案缺陷是，没有收集到作案的指纹。在中国看来，这些虽然是两年后姗姗来迟的破案喜讯，总算对毒饺子案有了个交待，而日本人的谈“饺”色变现象，到此应该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吧。
出入意表的是，毒饺子案在日本并不就此时过境迁，正如《读卖新闻》所形容，即使嫌犯已经逮捕，日本人还对中国有强烈的不信感。
增强排外国粹主义
毒饺子案所以从一宗社会或个人犯罪案，发展成为对进口食品安全的恐惧，甚至对新兴经济体的排斥，进而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和农业民族主义的旗帜，一是日本传统的排外民族主义在作祟；二是日本传媒乘机煽动狭隘的国粹主义；三是不惜代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以确保所谓“粮食安保”政策的推行。在短期内，对刚萌芽的中国商品农业经济确实造成沉重打击；但从长远来看，对提升中国人的品质与安全观念、对“中国制造”的形象改造，既是严格的考验，也是必须的磨练。
毒饺子事件发生，日本传媒几乎全被动员起来，比如共同社即刻动员其东京50名社会部记者和编辑组织有关新闻，另派5名记者到石家庄工厂所在地进行调查和挖掘“真相”，进而热炒冷冻饺子的安全问题。另有人统计，《读卖新闻》头一天就发表了5篇有关文章、1月31日6篇、2月1日20篇、2日12篇、3日13篇，到2月28日已发表156篇，至5月15日更增加到180篇，显示日本传媒除了重视毒饺子事件的发生，还充分利用机会“教育”国人减少对外国农产品的依靠，特别对中国食品的信赖。深一层想，受到如此倾盆大雨般的洗脑宣传，加上长年累月的精神轰炸，日本民众哪有不同仇敌忾，对中国农产品或加工品退避三舍之理呢？
对中国的冷冻饺子敬而远之，连中国原料加工的食品、农产品一概不再触碰。有统计显示，2008年1月至11月，中国产鱼类食品、肉类及相关制成品在日本进口市场的占有率，从同期的57%骤降到45%，贸易额也下降了13%。由于日本粮食严重依赖进口，日本人对外国农产品安全问题特别敏感也可以理解，但全面排斥中国饺子，甚至对所有中国农产品，从超市、加工厂，甚至家庭主妇的脑海中赶尽杀绝，这样的全民运动，其影响就不是一般贸易统计、价格比较等等形态能够充分琢磨的事情。换言之，毒饺子宣传，不仅是食品安全、贸易保护主义，还包括对中日关系走向都有着有形或无形的影响。
日本有60%的粮农产品必须进口，随着中国工业与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包括日本商社在中国大量委托生产和增加收购活动，日本进口的中国农产和加工产品的数量也跟着激增，这又引起一些日本农民感受到强烈的竞争压力，甚至使一些日本人感到所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日本国内的“粮食安保”、“经济独立”等课题又热炒一番。
毒饺子事件之前，所谓中国产蔬菜农药超标等问题，就曾经被放大为食品安全以上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暴发冷冻饺子下毒事件之后，不仅引发日本人怀疑中国的生产管理技术不到家，甚至担心中国有极端分子可能借下毒手段，一表明他们依然仇视日本，二或要利用事端让中共政府处于政治上的尴尬地位。
同样，中国也有人担忧日本国内有别有用心的人，会通过下毒等手段来使中国产品不能在日本市场立足，甚至以此激发日本人的国粹主义爱国精神。毒饺子事件发生之后，中日双方都在推诿责任，又为国家面子互不退让的表现，既是民族主义政治在作祟，也是执法官员明争暗斗的证明。
商品被人下毒，过去日本也屡见不鲜，甚至有些至今还没有破案。中日间即使发生毒饺子或其他下毒案件，只要双方能真诚合作积极调查，迅速破案，不仅不需要在开始时上纲上线，事后也没有必要坚持不认输，甚至在破案之后还怀疑对方另有计算，在在说明，当初不是一些传媒在煽风点火，就不致演变成今天的骑虎难下局面。
福田时代的自民党政府原本已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双方将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建立更为紧密合作的关系，保证可改善中国农产品的安全，也可避免类似菠菜、冷冻饺子等问题的再度发生。但在日本方面，即使后来上台的民主党政府号称对中国更为友善，日方仍坚持，必须在冷冻饺子问题解决之后，才能执行有关的协议，说明饺子问题已劫持了日本的“民意”，而传媒又还继续在左右“民意”，难怪两国“心结”一直不能解开。
作者是新加坡退休资深报人
《联合早报网两年前，在中日关系仍紧绷的阶段，日本传媒发明了“毒饺事件”这个耸人听闻的新名词。间中也有传媒使用“毒饺子”、“饺子事件”、“饺子中毒事件”等称呼，没有一个不使日本人闻之胆战心惊，人人“谈‘饺’色变”。
饺子是中国北方人的日常食品，也是近年普通日本人重要的副食品，特别是工薪阶层、家庭主妇，在日本它几乎取代了方便面的地位，因为日本商社在中国成功开发了冷冻饺子这一崭新的商品，不仅方便保存和食用，还价廉物美，对生活日益困难的日本工薪阶层，无疑是另一个“快速食品”时代的降临。
也许是“树大招风”，既触动了国粹主义的神经，也唤醒了农产品保护主义的精神，一个“毒饺子”冲击几乎就改变了日本人的食生活，甚至发展到中国形象的急速恶化，右翼传媒甚至将“毒饺子”与钓鱼岛、东海油气田并列为中日争执三大课题之一，可见“毒饺子”的宣传威力何其之大。
疑犯落网后日媒体仍追击
根据中国新华社3月26日报道，中国警方已将两年前发生在日本的中国制造冷冻饺子中毒事件的嫌疑犯吕月庭逮捕归案，并通过外交途径事前通报了日本政府，而日本政府首相鸠山由纪夫也对中国的侦破“毒饺案”所作努力表示肯定，事情似乎便急转直下获得了解决，而中日关系也就可因此雨过天晴了。
但事情没有如此简单。虽然民主党政府从大局出发，接受中国的通报，并派出日本警方人员前往中国再调查，日本传媒还是紧咬不放，继续作各种政治解读，比如第一大报《读卖新闻》3月28日的社论标题就说，“即使逮捕了嫌疑犯，不信依然残留”。
以反华作卖点的《产经新闻》，同日社论更上纲上线说：一、消费者依然对中国食品有戒心，因此强烈要求中方解明事件的全容。二、对“不诚实”的中国不能轻易相信，既然承认中国人为嫌疑犯，日本政府就应该要求对日本谢罪与赔偿等问题。三、事件仍有不明之处，中国方面必须将事实全盘加以公开。四、中日虽然互换了食品安全协议书，日本政府仍需要积极参与调查，而不能全面仰赖中国来解明真相。五、日中关系的悬案，除了毒饺子事件，还有中方未依据协议单独开采东海油气田等问题。中国还有在增强军备问题上继续迈开大步。中方果真要改善日中关系，就必须有更大的责任承担。
拖延两年徒增不信
中国产饺子被人下毒是事实，开始时双方都希望能快速解明真相，但发现吃饺子后中毒的案件发生在日本，日方就咬定问题出在中方生产过程中的差错，而中方却怀疑它在日本的运输或销售过程中出了乱子。这些都是人之常情。但问题似乎是开始时中方的过分自信，声明其工厂管理万无一失，而日方则由始至终不信中国能有现代化的管理。更甚的是，对外国农产品的排斥，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执著，加上中日的感情对立与历史恩怨，让唯恐天下不乱的日方传媒有机可乘，竟然让一宗社会罪案，很快就演变成政治性案件，甚至是中日外交“三大悬案”之一的重大事件。
所谓“毒饺子事件”发生于2007年12月至2008年1月间，日本千叶县和兵库县先后发生三起食用中国冷冻饺子后出现食物中毒现象的事件。有三个家庭，总共10人，出现中毒症状。问题饺子全来自中国河北省石家庄的天祥食品厂。日本警方在冷冻饺子中测出超浓度的“甲胺磷”，还断言这些有毒农药在日本混入的可能性极低，因此否定了日本人下毒的可能。接着中方又作出反应，公开宣布已进行全面调查和实验，重申在中国境内被人为投毒的可能性极低，结果形成互相推诿的现象。
时至今日，两年过后，中方又突然宣布在中国破案，疑犯是天祥食品厂一名36岁男性临时工吕月庭。他单独一人干案，又纯粹为发泄个人不满，包括不能成为正规工人，而且有极大的待遇差别。中方宣布，其公安机关已经在工厂下水道内找到作案的注射器，唯一破案缺陷是，没有收集到作案的指纹。在中国看来，这些虽然是两年后姗姗来迟的破案喜讯，总算对毒饺子案有了个交待，而日本人的谈“饺”色变现象，到此应该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吧。
出入意表的是，毒饺子案在日本并不就此时过境迁，正如《读卖新闻》所形容，即使嫌犯已经逮捕，日本人还对中国有强烈的不信感。
增强排外国粹主义
毒饺子案所以从一宗社会或个人犯罪案，发展成为对进口食品安全的恐惧，甚至对新兴经济体的排斥，进而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和农业民族主义的旗帜，一是日本传统的排外民族主义在作祟；二是日本传媒乘机煽动狭隘的国粹主义；三是不惜代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以确保所谓“粮食安保”政策的推行。在短期内，对刚萌芽的中国商品农业经济确实造成沉重打击；但从长远来看，对提升中国人的品质与安全观念、对“中国制造”的形象改造，既是严格的考验，也是必须的磨练。
毒饺子事件发生，日本传媒几乎全被动员起来，比如共同社即刻动员其东京50名社会部记者和编辑组织有关新闻，另派5名记者到石家庄工厂所在地进行调查和挖掘“真相”，进而热炒冷冻饺子的安全问题。另有人统计，《读卖新闻》头一天就发表了5篇有关文章、1月31日6篇、2月1日20篇、2日12篇、3日13篇，到2月28日已发表156篇，至5月15日更增加到180篇，显示日本传媒除了重视毒饺子事件的发生，还充分利用机会“教育”国人减少对外国农产品的依靠，特别对中国食品的信赖。深一层想，受到如此倾盆大雨般的洗脑宣传，加上长年累月的精神轰炸，日本民众哪有不同仇敌忾，对中国农产品或加工品退避三舍之理呢？
对中国的冷冻饺子敬而远之，连中国原料加工的食品、农产品一概不再触碰。有统计显示，2008年1月至11月，中国产鱼类食品、肉类及相关制成品在日本进口市场的占有率，从同期的57%骤降到45%，贸易额也下降了13%。由于日本粮食严重依赖进口，日本人对外国农产品安全问题特别敏感也可以理解，但全面排斥中国饺子，甚至对所有中国农产品，从超市、加工厂，甚至家庭主妇的脑海中赶尽杀绝，这样的全民运动，其影响就不是一般贸易统计、价格比较等等形态能够充分琢磨的事情。换言之，毒饺子宣传，不仅是食品安全、贸易保护主义，还包括对中日关系走向都有着有形或无形的影响。
日本有60%的粮农产品必须进口，随着中国工业与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包括日本商社在中国大量委托生产和增加收购活动，日本进口的中国农产和加工产品的数量也跟着激增，这又引起一些日本农民感受到强烈的竞争压力，甚至使一些日本人感到所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日本国内的“粮食安保”、“经济独立”等课题又热炒一番。
毒饺子事件之前，所谓中国产蔬菜农药超标等问题，就曾经被放大为食品安全以上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暴发冷冻饺子下毒事件之后，不仅引发日本人怀疑中国的生产管理技术不到家，甚至担心中国有极端分子可能借下毒手段，一表明他们依然仇视日本，二或要利用事端让中共政府处于政治上的尴尬地位。
同样，中国也有人担忧日本国内有别有用心的人，会通过下毒等手段来使中国产品不能在日本市场立足，甚至以此激发日本人的国粹主义爱国精神。毒饺子事件发生之后，中日双方都在推诿责任，又为国家面子互不退让的表现，既是民族主义政治在作祟，也是执法官员明争暗斗的证明。
商品被人下毒，过去日本也屡见不鲜，甚至有些至今还没有破案。中日间即使发生毒饺子或其他下毒案件，只要双方能真诚合作积极调查，迅速破案，不仅不需要在开始时上纲上线，事后也没有必要坚持不认输，甚至在破案之后还怀疑对方另有计算，在在说明，当初不是一些传媒在煽风点火，就不致演变成今天的骑虎难下局面。
福田时代的自民党政府原本已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双方将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建立更为紧密合作的关系，保证可改善中国农产品的安全，也可避免类似菠菜、冷冻饺子等问题的再度发生。但在日本方面，即使后来上台的民主党政府号称对中国更为友善，日方仍坚持，必须在冷冻饺子问题解决之后，才能执行有关的协议，说明饺子问题已劫持了日本的“民意”，而传媒又还继续在左右“民意”，难怪两国“心结”一直不能解开。
作者是新加坡退休资深报人
《联合早报网
饺子是中国北方人的日常食品，也是近年普通日本人重要的副食品，特别是工薪阶层、家庭主妇，在日本它几乎取代了方便面的地位，因为日本商社在中国成功开发了冷冻饺子这一崭新的商品，不仅方便保存和食用，还价廉物美，对生活日益困难的日本工薪阶层，无疑是另一个“快速食品”时代的降临。
也许是“树大招风”，既触动了国粹主义的神经，也唤醒了农产品保护主义的精神，一个“毒饺子”冲击几乎就改变了日本人的食生活，甚至发展到中国形象的急速恶化，右翼传媒甚至将“毒饺子”与钓鱼岛、东海油气田并列为中日争执三大课题之一，可见“毒饺子”的宣传威力何其之大。
疑犯落网后日媒体仍追击
根据中国新华社3月26日报道，中国警方已将两年前发生在日本的中国制造冷冻饺子中毒事件的嫌疑犯吕月庭逮捕归案，并通过外交途径事前通报了日本政府，而日本政府首相鸠山由纪夫也对中国的侦破“毒饺案”所作努力表示肯定，事情似乎便急转直下获得了解决，而中日关系也就可因此雨过天晴了。
但事情没有如此简单。虽然民主党政府从大局出发，接受中国的通报，并派出日本警方人员前往中国再调查，日本传媒还是紧咬不放，继续作各种政治解读，比如第一大报《读卖新闻》3月28日的社论标题就说，“即使逮捕了嫌疑犯，不信依然残留”。
以反华作卖点的《产经新闻》，同日社论更上纲上线说：一、消费者依然对中国食品有戒心，因此强烈要求中方解明事件的全容。二、对“不诚实”的中国不能轻易相信，既然承认中国人为嫌疑犯，日本政府就应该要求对日本谢罪与赔偿等问题。三、事件仍有不明之处，中国方面必须将事实全盘加以公开。四、中日虽然互换了食品安全协议书，日本政府仍需要积极参与调查，而不能全面仰赖中国来解明真相。五、日中关系的悬案，除了毒饺子事件，还有中方未依据协议单独开采东海油气田等问题。中国还有在增强军备问题上继续迈开大步。中方果真要改善日中关系，就必须有更大的责任承担。
拖延两年徒增不信
中国产饺子被人下毒是事实，开始时双方都希望能快速解明真相，但发现吃饺子后中毒的案件发生在日本，日方就咬定问题出在中方生产过程中的差错，而中方却怀疑它在日本的运输或销售过程中出了乱子。这些都是人之常情。但问题似乎是开始时中方的过分自信，声明其工厂管理万无一失，而日方则由始至终不信中国能有现代化的管理。更甚的是，对外国农产品的排斥，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执著，加上中日的感情对立与历史恩怨，让唯恐天下不乱的日方传媒有机可乘，竟然让一宗社会罪案，很快就演变成政治性案件，甚至是中日外交“三大悬案”之一的重大事件。
所谓“毒饺子事件”发生于2007年12月至2008年1月间，日本千叶县和兵库县先后发生三起食用中国冷冻饺子后出现食物中毒现象的事件。有三个家庭，总共10人，出现中毒症状。问题饺子全来自中国河北省石家庄的天祥食品厂。日本警方在冷冻饺子中测出超浓度的“甲胺磷”，还断言这些有毒农药在日本混入的可能性极低，因此否定了日本人下毒的可能。接着中方又作出反应，公开宣布已进行全面调查和实验，重申在中国境内被人为投毒的可能性极低，结果形成互相推诿的现象。
时至今日，两年过后，中方又突然宣布在中国破案，疑犯是天祥食品厂一名36岁男性临时工吕月庭。他单独一人干案，又纯粹为发泄个人不满，包括不能成为正规工人，而且有极大的待遇差别。中方宣布，其公安机关已经在工厂下水道内找到作案的注射器，唯一破案缺陷是，没有收集到作案的指纹。在中国看来，这些虽然是两年后姗姗来迟的破案喜讯，总算对毒饺子案有了个交待，而日本人的谈“饺”色变现象，到此应该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吧。
出入意表的是，毒饺子案在日本并不就此时过境迁，正如《读卖新闻》所形容，即使嫌犯已经逮捕，日本人还对中国有强烈的不信感。
增强排外国粹主义
毒饺子案所以从一宗社会或个人犯罪案，发展成为对进口食品安全的恐惧，甚至对新兴经济体的排斥，进而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和农业民族主义的旗帜，一是日本传统的排外民族主义在作祟；二是日本传媒乘机煽动狭隘的国粹主义；三是不惜代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以确保所谓“粮食安保”政策的推行。在短期内，对刚萌芽的中国商品农业经济确实造成沉重打击；但从长远来看，对提升中国人的品质与安全观念、对“中国制造”的形象改造，既是严格的考验，也是必须的磨练。
毒饺子事件发生，日本传媒几乎全被动员起来，比如共同社即刻动员其东京50名社会部记者和编辑组织有关新闻，另派5名记者到石家庄工厂所在地进行调查和挖掘“真相”，进而热炒冷冻饺子的安全问题。另有人统计，《读卖新闻》头一天就发表了5篇有关文章、1月31日6篇、2月1日20篇、2日12篇、3日13篇，到2月28日已发表156篇，至5月15日更增加到180篇，显示日本传媒除了重视毒饺子事件的发生，还充分利用机会“教育”国人减少对外国农产品的依靠，特别对中国食品的信赖。深一层想，受到如此倾盆大雨般的洗脑宣传，加上长年累月的精神轰炸，日本民众哪有不同仇敌忾，对中国农产品或加工品退避三舍之理呢？
对中国的冷冻饺子敬而远之，连中国原料加工的食品、农产品一概不再触碰。有统计显示，2008年1月至11月，中国产鱼类食品、肉类及相关制成品在日本进口市场的占有率，从同期的57%骤降到45%，贸易额也下降了13%。由于日本粮食严重依赖进口，日本人对外国农产品安全问题特别敏感也可以理解，但全面排斥中国饺子，甚至对所有中国农产品，从超市、加工厂，甚至家庭主妇的脑海中赶尽杀绝，这样的全民运动，其影响就不是一般贸易统计、价格比较等等形态能够充分琢磨的事情。换言之，毒饺子宣传，不仅是食品安全、贸易保护主义，还包括对中日关系走向都有着有形或无形的影响。
日本有60%的粮农产品必须进口，随着中国工业与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包括日本商社在中国大量委托生产和增加收购活动，日本进口的中国农产和加工产品的数量也跟着激增，这又引起一些日本农民感受到强烈的竞争压力，甚至使一些日本人感到所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日本国内的“粮食安保”、“经济独立”等课题又热炒一番。
毒饺子事件之前，所谓中国产蔬菜农药超标等问题，就曾经被放大为食品安全以上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暴发冷冻饺子下毒事件之后，不仅引发日本人怀疑中国的生产管理技术不到家，甚至担心中国有极端分子可能借下毒手段，一表明他们依然仇视日本，二或要利用事端让中共政府处于政治上的尴尬地位。
同样，中国也有人担忧日本国内有别有用心的人，会通过下毒等手段来使中国产品不能在日本市场立足，甚至以此激发日本人的国粹主义爱国精神。毒饺子事件发生之后，中日双方都在推诿责任，又为国家面子互不退让的表现，既是民族主义政治在作祟，也是执法官员明争暗斗的证明。
商品被人下毒，过去日本也屡见不鲜，甚至有些至今还没有破案。中日间即使发生毒饺子或其他下毒案件，只要双方能真诚合作积极调查，迅速破案，不仅不需要在开始时上纲上线，事后也没有必要坚持不认输，甚至在破案之后还怀疑对方另有计算，在在说明，当初不是一些传媒在煽风点火，就不致演变成今天的骑虎难下局面。
福田时代的自民党政府原本已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双方将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建立更为紧密合作的关系，保证可改善中国农产品的安全，也可避免类似菠菜、冷冻饺子等问题的再度发生。但在日本方面，即使后来上台的民主党政府号称对中国更为友善，日方仍坚持，必须在冷冻饺子问题解决之后，才能执行有关的协议，说明饺子问题已劫持了日本的“民意”，而传媒又还继续在左右“民意”，难怪两国“心结”一直不能解开。
作者是新加坡退休资深报人
《联合早报网两年前，在中日关系仍紧绷的阶段，日本传媒发明了“毒饺事件”这个耸人听闻的新名词。间中也有传媒使用“毒饺子”、“饺子事件”、“饺子中毒事件”等称呼，没有一个不使日本人闻之胆战心惊，人人“谈‘饺’色变”。
饺子是中国北方人的日常食品，也是近年普通日本人重要的副食品，特别是工薪阶层、家庭主妇，在日本它几乎取代了方便面的地位，因为日本商社在中国成功开发了冷冻饺子这一崭新的商品，不仅方便保存和食用，还价廉物美，对生活日益困难的日本工薪阶层，无疑是另一个“快速食品”时代的降临。
也许是“树大招风”，既触动了国粹主义的神经，也唤醒了农产品保护主义的精神，一个“毒饺子”冲击几乎就改变了日本人的食生活，甚至发展到中国形象的急速恶化，右翼传媒甚至将“毒饺子”与钓鱼岛、东海油气田并列为中日争执三大课题之一，可见“毒饺子”的宣传威力何其之大。
疑犯落网后日媒体仍追击
根据中国新华社3月26日报道，中国警方已将两年前发生在日本的中国制造冷冻饺子中毒事件的嫌疑犯吕月庭逮捕归案，并通过外交途径事前通报了日本政府，而日本政府首相鸠山由纪夫也对中国的侦破“毒饺案”所作努力表示肯定，事情似乎便急转直下获得了解决，而中日关系也就可因此雨过天晴了。
但事情没有如此简单。虽然民主党政府从大局出发，接受中国的通报，并派出日本警方人员前往中国再调查，日本传媒还是紧咬不放，继续作各种政治解读，比如第一大报《读卖新闻》3月28日的社论标题就说，“即使逮捕了嫌疑犯，不信依然残留”。
以反华作卖点的《产经新闻》，同日社论更上纲上线说：一、消费者依然对中国食品有戒心，因此强烈要求中方解明事件的全容。二、对“不诚实”的中国不能轻易相信，既然承认中国人为嫌疑犯，日本政府就应该要求对日本谢罪与赔偿等问题。三、事件仍有不明之处，中国方面必须将事实全盘加以公开。四、中日虽然互换了食品安全协议书，日本政府仍需要积极参与调查，而不能全面仰赖中国来解明真相。五、日中关系的悬案，除了毒饺子事件，还有中方未依据协议单独开采东海油气田等问题。中国还有在增强军备问题上继续迈开大步。中方果真要改善日中关系，就必须有更大的责任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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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饺子被人下毒是事实，开始时双方都希望能快速解明真相，但发现吃饺子后中毒的案件发生在日本，日方就咬定问题出在中方生产过程中的差错，而中方却怀疑它在日本的运输或销售过程中出了乱子。这些都是人之常情。但问题似乎是开始时中方的过分自信，声明其工厂管理万无一失，而日方则由始至终不信中国能有现代化的管理。更甚的是，对外国农产品的排斥，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执著，加上中日的感情对立与历史恩怨，让唯恐天下不乱的日方传媒有机可乘，竟然让一宗社会罪案，很快就演变成政治性案件，甚至是中日外交“三大悬案”之一的重大事件。
所谓“毒饺子事件”发生于2007年12月至2008年1月间，日本千叶县和兵库县先后发生三起食用中国冷冻饺子后出现食物中毒现象的事件。有三个家庭，总共10人，出现中毒症状。问题饺子全来自中国河北省石家庄的天祥食品厂。日本警方在冷冻饺子中测出超浓度的“甲胺磷”，还断言这些有毒农药在日本混入的可能性极低，因此否定了日本人下毒的可能。接着中方又作出反应，公开宣布已进行全面调查和实验，重申在中国境内被人为投毒的可能性极低，结果形成互相推诿的现象。
时至今日，两年过后，中方又突然宣布在中国破案，疑犯是天祥食品厂一名36岁男性临时工吕月庭。他单独一人干案，又纯粹为发泄个人不满，包括不能成为正规工人，而且有极大的待遇差别。中方宣布，其公安机关已经在工厂下水道内找到作案的注射器，唯一破案缺陷是，没有收集到作案的指纹。在中国看来，这些虽然是两年后姗姗来迟的破案喜讯，总算对毒饺子案有了个交待，而日本人的谈“饺”色变现象，到此应该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吧。
出入意表的是，毒饺子案在日本并不就此时过境迁，正如《读卖新闻》所形容，即使嫌犯已经逮捕，日本人还对中国有强烈的不信感。
增强排外国粹主义
毒饺子案所以从一宗社会或个人犯罪案，发展成为对进口食品安全的恐惧，甚至对新兴经济体的排斥，进而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和农业民族主义的旗帜，一是日本传统的排外民族主义在作祟；二是日本传媒乘机煽动狭隘的国粹主义；三是不惜代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以确保所谓“粮食安保”政策的推行。在短期内，对刚萌芽的中国商品农业经济确实造成沉重打击；但从长远来看，对提升中国人的品质与安全观念、对“中国制造”的形象改造，既是严格的考验，也是必须的磨练。
毒饺子事件发生，日本传媒几乎全被动员起来，比如共同社即刻动员其东京50名社会部记者和编辑组织有关新闻，另派5名记者到石家庄工厂所在地进行调查和挖掘“真相”，进而热炒冷冻饺子的安全问题。另有人统计，《读卖新闻》头一天就发表了5篇有关文章、1月31日6篇、2月1日20篇、2日12篇、3日13篇，到2月28日已发表156篇，至5月15日更增加到180篇，显示日本传媒除了重视毒饺子事件的发生，还充分利用机会“教育”国人减少对外国农产品的依靠，特别对中国食品的信赖。深一层想，受到如此倾盆大雨般的洗脑宣传，加上长年累月的精神轰炸，日本民众哪有不同仇敌忾，对中国农产品或加工品退避三舍之理呢？
对中国的冷冻饺子敬而远之，连中国原料加工的食品、农产品一概不再触碰。有统计显示，2008年1月至11月，中国产鱼类食品、肉类及相关制成品在日本进口市场的占有率，从同期的57%骤降到45%，贸易额也下降了13%。由于日本粮食严重依赖进口，日本人对外国农产品安全问题特别敏感也可以理解，但全面排斥中国饺子，甚至对所有中国农产品，从超市、加工厂，甚至家庭主妇的脑海中赶尽杀绝，这样的全民运动，其影响就不是一般贸易统计、价格比较等等形态能够充分琢磨的事情。换言之，毒饺子宣传，不仅是食品安全、贸易保护主义，还包括对中日关系走向都有着有形或无形的影响。
日本有60%的粮农产品必须进口，随着中国工业与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包括日本商社在中国大量委托生产和增加收购活动，日本进口的中国农产和加工产品的数量也跟着激增，这又引起一些日本农民感受到强烈的竞争压力，甚至使一些日本人感到所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日本国内的“粮食安保”、“经济独立”等课题又热炒一番。
毒饺子事件之前，所谓中国产蔬菜农药超标等问题，就曾经被放大为食品安全以上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暴发冷冻饺子下毒事件之后，不仅引发日本人怀疑中国的生产管理技术不到家，甚至担心中国有极端分子可能借下毒手段，一表明他们依然仇视日本，二或要利用事端让中共政府处于政治上的尴尬地位。
同样，中国也有人担忧日本国内有别有用心的人，会通过下毒等手段来使中国产品不能在日本市场立足，甚至以此激发日本人的国粹主义爱国精神。毒饺子事件发生之后，中日双方都在推诿责任，又为国家面子互不退让的表现，既是民族主义政治在作祟，也是执法官员明争暗斗的证明。
商品被人下毒，过去日本也屡见不鲜，甚至有些至今还没有破案。中日间即使发生毒饺子或其他下毒案件，只要双方能真诚合作积极调查，迅速破案，不仅不需要在开始时上纲上线，事后也没有必要坚持不认输，甚至在破案之后还怀疑对方另有计算，在在说明，当初不是一些传媒在煽风点火，就不致演变成今天的骑虎难下局面。
福田时代的自民党政府原本已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双方将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建立更为紧密合作的关系，保证可改善中国农产品的安全，也可避免类似菠菜、冷冻饺子等问题的再度发生。但在日本方面，即使后来上台的民主党政府号称对中国更为友善，日方仍坚持，必须在冷冻饺子问题解决之后，才能执行有关的协议，说明饺子问题已劫持了日本的“民意”，而传媒又还继续在左右“民意”，难怪两国“心结”一直不能解开。
作者是新加坡退休资深报人
《联合早报网
鼻屎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