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虾扯蛋系列之二】中国GC党，中国农民党

中国GCD与无产阶级关系不大，是个农民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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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中世纪相当的的封建制度在我国两千年前就过时并淘汰了。自秦皇帝灭六国至今，除了天下大乱的时候之外，中国始终是中央集权的农业国家。马克思远在西欧没怎么研究过，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没有对应概念，供着马列主义神牌的中国GCD人也没心思在这种无干大局的方面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于是干脆称之为封建社会。这令我这个没学没识的菜鸟特别苦恼，不知该用什么称呼，勉强叫做“中华帝国”吧。


如前所说，中华帝国并不是典型的封建社会。

农民头顶上不是一层套一层的封建领主。除了个别时代，自耕农和自身参与劳动的小地主是这个社会的主体。一旦状况偏离正轨过远，大地主豪强兼并达到一定程度，洗牌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中华帝国的阶级壁垒并不森严。

和平年代，科考制度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稳固的开放的进身之道，让被统治者有机会参与统治。当然，有人上去就有人下来，西方人说三代才能培养出一个贵族，而我们的说法则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在洗牌时代，甚至统治阶级最高代表皇帝也不是高不可攀的。在帝国初期，陈胜提出一个问题：“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帝国末期，吴承恩借孙猴子之口回答说：“皇帝轮流做，来年到我家。”看，一以贯之。

一个社会形式长期稳定存续（两千年，是够长的了），必然要达成某种程度的社会共识。任何一个社会阶层都是作为整体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统治者虽然高高在上很风光，但他们同样只能在自己的有限空间内行动，决不是自由自在的。作为开拓者的秦王朝太年轻，没有经验，不懂得这个道理，以为可以随心所欲地爱怎么干怎么干，结果“二世而斩”。作为后来者的汉王朝看到了教训，这是汉朝先尊黄老后奉孔孟的基本原因。难道姓刘的是自虐狂，听见孟子的“民贵君轻”觉得爽？当然不是，而是他们知道自己的限制。就连最骄狂的汉武帝HIGH了半辈子之后惊觉自己玩过了界，也不得不下罪己诏救火。

总的来看，刘家干得不错，为后来的继承王朝开辟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基本模式。这个模式界定了皇帝和政府的权力的界限，以及对社会承担的义务。这种义务以儒家理论的形式固化了。

综上，在中华帝国，尽管作为个体的农民常常无力而困苦，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农民掌握着这个国家的命脉，农民是决定性的力量。农民之外的阶层，包括高居庙堂的缙绅士大夫们都是这个实体的投影。所谓“载舟覆舟”并不单是统治者的假惺惺，而是对现实的承认。

谁能最大程度上利用这股力量，谁就掌握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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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和落后总是相对的。
在帝国勃兴（秦汉）和辉煌（唐宋）时期，中华农业文明的确是先进的，然而到了自身垂老将死而西洋资本主义文明方兴未艾的时候，它就大大地落后了。眼盲体病的巨人仍然是个巨人，仍然有力量，不能像澳洲或美洲的更原始的土著文明那样轻易被取代；它感到痛苦，但是不知道怎样结束痛苦。中国，或者说中国农民需要眼睛和头脑，需要向导，需要一个体现自己意志的代言人，于是无数代言人应运而生。

但条件很严格。

它不能太落后。落后的代言人指不出前途，没有用处——如太平天国运动。
它不能太先进。你在悬崖顶上伸出手，我在深渊里怎么够得着？——例子就不举了，怀抱理想主义而落败的革命者很多，他们都是英雄。
它不能心有异趣。中国决定性的力量是农民，唯有农民。蒋介石所依靠的力量是幻影，这是他失败的原因。

经过达尔文式的残酷竞争，符合一切条件存活下来的是毛ZD和中国GCD。

毛ZD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毛ZD是个落入非典型的改朝换代时期的典型的农民英雄。他的力量根植于中国历史和文化，他的全部缺点也一样。

中国GCD与无产阶级关系不大，是体现中国农民的意志的农民政党。

预防针：
1，本系列内容全无严谨真实可言，没数据，没资料，没参考书，没系统没逻辑，扯到哪里算哪里；
2，本系列可能只有一二，未必有三，遑论四五；
3，全是私货。

中国GCD与无产阶级关系不大，是个农民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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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中世纪相当的的封建制度在我国两千年前就过时并淘汰了。自秦皇帝灭六国至今，除了天下大乱的时候之外，中国始终是中央集权的农业国家。马克思远在西欧没怎么研究过，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没有对应概念，供着马列主义神牌的中国GCD人也没心思在这种无干大局的方面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于是干脆称之为封建社会。这令我这个没学没识的菜鸟特别苦恼，不知该用什么称呼，勉强叫做“中华帝国”吧。


如前所说，中华帝国并不是典型的封建社会。

农民头顶上不是一层套一层的封建领主。除了个别时代，自耕农和自身参与劳动的小地主是这个社会的主体。一旦状况偏离正轨过远，大地主豪强兼并达到一定程度，洗牌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中华帝国的阶级壁垒并不森严。

和平年代，科考制度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稳固的开放的进身之道，让被统治者有机会参与统治。当然，有人上去就有人下来，西方人说三代才能培养出一个贵族，而我们的说法则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在洗牌时代，甚至统治阶级最高代表皇帝也不是高不可攀的。在帝国初期，陈胜提出一个问题：“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帝国末期，吴承恩借孙猴子之口回答说：“皇帝轮流做，来年到我家。”看，一以贯之。

一个社会形式长期稳定存续（两千年，是够长的了），必然要达成某种程度的社会共识。任何一个社会阶层都是作为整体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统治者虽然高高在上很风光，但他们同样只能在自己的有限空间内行动，决不是自由自在的。作为开拓者的秦王朝太年轻，没有经验，不懂得这个道理，以为可以随心所欲地爱怎么干怎么干，结果“二世而斩”。作为后来者的汉王朝看到了教训，这是汉朝先尊黄老后奉孔孟的基本原因。难道姓刘的是自虐狂，听见孟子的“民贵君轻”觉得爽？当然不是，而是他们知道自己的限制。就连最骄狂的汉武帝HIGH了半辈子之后惊觉自己玩过了界，也不得不下罪己诏救火。

总的来看，刘家干得不错，为后来的继承王朝开辟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基本模式。这个模式界定了皇帝和政府的权力的界限，以及对社会承担的义务。这种义务以儒家理论的形式固化了。

综上，在中华帝国，尽管作为个体的农民常常无力而困苦，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农民掌握着这个国家的命脉，农民是决定性的力量。农民之外的阶层，包括高居庙堂的缙绅士大夫们都是这个实体的投影。所谓“载舟覆舟”并不单是统治者的假惺惺，而是对现实的承认。

谁能最大程度上利用这股力量，谁就掌握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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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和落后总是相对的。
在帝国勃兴（秦汉）和辉煌（唐宋）时期，中华农业文明的确是先进的，然而到了自身垂老将死而西洋资本主义文明方兴未艾的时候，它就大大地落后了。眼盲体病的巨人仍然是个巨人，仍然有力量，不能像澳洲或美洲的更原始的土著文明那样轻易被取代；它感到痛苦，但是不知道怎样结束痛苦。中国，或者说中国农民需要眼睛和头脑，需要向导，需要一个体现自己意志的代言人，于是无数代言人应运而生。

但条件很严格。

它不能太落后。落后的代言人指不出前途，没有用处——如太平天国运动。
它不能太先进。你在悬崖顶上伸出手，我在深渊里怎么够得着？——例子就不举了，怀抱理想主义而落败的革命者很多，他们都是英雄。
它不能心有异趣。中国决定性的力量是农民，唯有农民。蒋介石所依靠的力量是幻影，这是他失败的原因。

经过达尔文式的残酷竞争，符合一切条件存活下来的是毛ZD和中国GCD。

毛ZD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毛ZD是个落入非典型的改朝换代时期的典型的农民英雄。他的力量根植于中国历史和文化，他的全部缺点也一样。

中国GCD与无产阶级关系不大，是体现中国农民的意志的农民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