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新型结核病在中国面临失控 尚未引起国人重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6 17:41:08
由于患者不能接受规范治疗导致结核杆菌出现耐药性，目前中国国内对这种新型结核病的防治策略尚不成熟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发自北京这是一个因病而贫的家庭。
主人公王国强，安徽芜湖人，患上结核病已十年。十年来，为了治病，他先后到过南京、上海。如今说话依然是气喘吁吁。医生说他的肺部已经被结核菌完全吞噬，现在大多时间他只能呆在床上。
对这个家庭更大的打击是在2008年，王国强在南京治疗时被确诊为“耐多药结核病”，这是一种近几年才引起重视的新型结核病。医生对他的妻子和女儿都作了一次检查，不幸的是，这个女儿只有15岁的三口之家全染上了这种新型结核病。
耐多药结核病需要昂贵的二线药物治疗，不过这种药物国家并不免费提供。每个月，王国强和女儿要花2000多元买药，除此之外，隔几个月还要到医院治疗一次。
原本是一位出租车司机的王国强，为了治病，他已卖掉了出租车。“卖车的29万块钱现在只剩了2万来块钱，老父亲的退休金也用在我们身上。”
他的爱人胡女士在芜湖一家工厂做小工，每月工资800多块钱，她吃的是国家免费提供的一线药物。实际上，对耐多药患者来说，这类药物无力对付他们体内的结核菌。
胡女士不愿面对自己是耐多药结核病的事实，这或许是身为一个母亲的无奈，她说：“女儿还小，花再多的钱我都要把女儿的病治好。”
在3月24日“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到来之时，这种绰号“白色瘟疫”的疾病正在慢慢吞噬着越来越多的普通中国家庭的幸福。
“白色瘟疫”卷土重来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07年中国新发肺结核患者约为131万，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印度。2009年，这个数字也不容乐观，“全国网络直报系统共报告肺结核病约108万例，报告发病率约为每10万人里有81例，死亡人数约3800人。与2008年相比，发病率下降了约8%，但死亡率上升了34%。”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预防中控制中心副主任陈明亭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说，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要高于这个数字，因为很多由结核病诱发的疾病并不计入其中。
山东省胸科医院内科主任邱丽华主任也印证了这个观点，他说近几年接受了很多结核病的重症患者，“有些结核菌已经跑到脑部，形成脑膜炎并导致死亡的案例，这些并不纳入国家直报系统的肺结核病例。”
陈明亭认为，由于感染结核菌的人口基数大，发病率下降缓慢，因此结核病疫情仍然很严重。不过，与艾滋病和甲流等疾病相比，结核病远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甚至一度被遗忘。
正是在这种轻敌的氛围之下，结核病卷土重来，并带来了一个新的敌人“耐多药结核病”。所谓“耐多药”，是指病人由于接受不规范治疗导致体内的结核病菌产生了耐药性，使得主要的抗结核一线药物失去了治疗效果。
在陈明亭看来，耐多药可谓一种“人造病”。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四种一线药物（异烟肼、利福平、吡嗪酰胺和乙胺丁醇）必须同时服用，而且要连服半年以上，才能把结核病菌从身体里彻底清除出去，但患者往往不能接受规范治疗，从而使结核杆菌出现耐药性。
2009年4月，全球首次耐多药/广泛耐药结核病高负担国家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卫生部长陈竺在会上向各国代表通报了中国的最新情况：中国结核病人中耐多药发生率为8.32%，总计约为12万人，总数量仅次于印度位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新发耐多药患者人数的1/4。广泛耐药发病率则为0.68%，总计约有1万人。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公开承认在中国大陆发现了广泛耐药结核病人。所谓“广泛耐药结核病”是指对几乎所有的抗结核一线和二线药物都产生耐药性，因此，患者死亡率往往很高。
尚未引起国人重视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曾指出，如果广泛耐药结核病不能得到控制，人类将被带回没有抗生素、面对结核病几乎束手无策的时代。“因为人类已经40多年没有研制出治疗结核病的新药了。”
在此背景下，中国存在12万耐多药结核病人的状况的确令人担忧。因为如果一个健康人被耐多药结核病患者传染而发病，会直接形成耐多药结核病，而不是普通结核病。
由于结核病是通过呼吸道传播，只要呼吸尚存，就无法从根本上避免传染。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如果不加控制，每个肺结核病人平均每年会传染给10到15名健康人，但耐多药结核病的传播人数可能会大于这个估计值。“因为耐多药的病人带菌时间长，而且治疗时间也长，潜在传播人数会更多。”陈明亭解释说。
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新患者的耐多药率约为5.71%，这证明耐多药结核病已在普通人群中传播，但这并没有引起社会足够的重视。
在结核一线工作的邱丽华最近收治了一位结核病患者。这是一位初中老师，罹患结核病已经20多年，一直坚持给学生上课。“直到话不能说了才跑到医院治疗，我们检测他的痰涂片上都是结核菌。”
由于技术制约，诊断耐多药结核菌还需要一段时间对结核病菌作培养和药敏试验，“虽然结果还未出来，但我们判断他应该就是耐药性的，因为他有时吃药有时不吃，20年的时间结核菌一定会产生耐药性。”邱丽华感慨地说：“想想这20多年，会传染给多少学生？”
囊中羞涩延误诊疗
目前，除了抗结核一线药物，耐药结核病的检查、诊断和治疗均未实行免费政策。而普通结核病和耐多药结核病之间，治疗成本可谓差别巨大：前者疗程一般为六个至八个月，诊疗费用可以控制在数百元；后者却只能使用不良反应更大的二线药物，进行为期两年的治疗，诊疗费用可达数万元之多。
这让一些农村和贫困地区的耐多药患者望而却步。尽管结核病在各地已陆续被纳入城镇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范围，但患者仍需支付一大笔费用。
王国强告诉记者，他每月只能在社区报销30%的医疗费用，这笔支出已足以让他倾家荡产。
政府需要加大投入
“如不能尽快治愈这些多耐药病人，多耐药结核病会在我国更广泛地传播。不但会夺走更多人的生命，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多耐药肺结核病人，更严重的是会致使结核病再次变为不治之症，严重威胁公众生命与健康及社会的和谐稳定。”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南开大学医学院教授朱天慧提交了关于结核病的提案——《关于将多药耐药结核病纳入补充医疗保险的议案》。
结核病防治投入捉襟见肘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过去几年国家不断提高结核项目经费，但5亿元经费仍无法满足全国防控这一新疫情的需要。陈明亭说：“这些钱分配到一个督导的村医手里一年只有60块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一天看病100元的收益相比，他们根本不干。”
其实在结核病防治方面，中国已开展了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包括世界银行贷款、英国政府赠款结核病控制项目、盖茨基金会结核项目、全球基金及日本援助结核病控制项目等，这些项目在2001-2010年结核病防治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更多的工作还需要政府解决。
法规空白亟需填补
除了财政扶持不足，法律法规的空白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2002年对结核病人实施督导治疗，即由当地医护人员或者经过培训的患者家属来督导病人按时吃药。但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的今天就显出了不足，在一次公共卫生论坛上，多位专家对流动人口加速结核病传播的可能性表示担忧。中国有1亿多的流动人口，很多打工者居无定所，因此很难追踪到他们。邱丽华说：“现在病人对耐多药的认识不足，因为早期症状比较轻，他们认为没事，而且医患关系也紧张，我们打电话给他们，他会说我们对他造成影响，有些人之后再也没联系上。”
邱丽华说有些耐多药的病人确诊后想走就走。目前，结核病是按照乙类传染病来规范治疗，因此不能对病人采取任何强制措施。陈明亭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对耐多药结核病人实行隔离治疗，“因为这种呼吸道传染的疾病就像是SARS，只不过它的潜伏期要长。”
他建议国家应该尽快制定耐多药结核肺结核病患者的隔离、免费治疗管理、旅行限制和关怀等在内的相关法规和政策。
http://news.qq.com/a/20100326/002209.htm由于患者不能接受规范治疗导致结核杆菌出现耐药性，目前中国国内对这种新型结核病的防治策略尚不成熟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发自北京这是一个因病而贫的家庭。
主人公王国强，安徽芜湖人，患上结核病已十年。十年来，为了治病，他先后到过南京、上海。如今说话依然是气喘吁吁。医生说他的肺部已经被结核菌完全吞噬，现在大多时间他只能呆在床上。
对这个家庭更大的打击是在2008年，王国强在南京治疗时被确诊为“耐多药结核病”，这是一种近几年才引起重视的新型结核病。医生对他的妻子和女儿都作了一次检查，不幸的是，这个女儿只有15岁的三口之家全染上了这种新型结核病。
耐多药结核病需要昂贵的二线药物治疗，不过这种药物国家并不免费提供。每个月，王国强和女儿要花2000多元买药，除此之外，隔几个月还要到医院治疗一次。
原本是一位出租车司机的王国强，为了治病，他已卖掉了出租车。“卖车的29万块钱现在只剩了2万来块钱，老父亲的退休金也用在我们身上。”
他的爱人胡女士在芜湖一家工厂做小工，每月工资800多块钱，她吃的是国家免费提供的一线药物。实际上，对耐多药患者来说，这类药物无力对付他们体内的结核菌。
胡女士不愿面对自己是耐多药结核病的事实，这或许是身为一个母亲的无奈，她说：“女儿还小，花再多的钱我都要把女儿的病治好。”
在3月24日“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到来之时，这种绰号“白色瘟疫”的疾病正在慢慢吞噬着越来越多的普通中国家庭的幸福。
“白色瘟疫”卷土重来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07年中国新发肺结核患者约为131万，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印度。2009年，这个数字也不容乐观，“全国网络直报系统共报告肺结核病约108万例，报告发病率约为每10万人里有81例，死亡人数约3800人。与2008年相比，发病率下降了约8%，但死亡率上升了34%。”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预防中控制中心副主任陈明亭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说，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要高于这个数字，因为很多由结核病诱发的疾病并不计入其中。
山东省胸科医院内科主任邱丽华主任也印证了这个观点，他说近几年接受了很多结核病的重症患者，“有些结核菌已经跑到脑部，形成脑膜炎并导致死亡的案例，这些并不纳入国家直报系统的肺结核病例。”
陈明亭认为，由于感染结核菌的人口基数大，发病率下降缓慢，因此结核病疫情仍然很严重。不过，与艾滋病和甲流等疾病相比，结核病远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甚至一度被遗忘。
正是在这种轻敌的氛围之下，结核病卷土重来，并带来了一个新的敌人“耐多药结核病”。所谓“耐多药”，是指病人由于接受不规范治疗导致体内的结核病菌产生了耐药性，使得主要的抗结核一线药物失去了治疗效果。
在陈明亭看来，耐多药可谓一种“人造病”。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四种一线药物（异烟肼、利福平、吡嗪酰胺和乙胺丁醇）必须同时服用，而且要连服半年以上，才能把结核病菌从身体里彻底清除出去，但患者往往不能接受规范治疗，从而使结核杆菌出现耐药性。
2009年4月，全球首次耐多药/广泛耐药结核病高负担国家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卫生部长陈竺在会上向各国代表通报了中国的最新情况：中国结核病人中耐多药发生率为8.32%，总计约为12万人，总数量仅次于印度位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新发耐多药患者人数的1/4。广泛耐药发病率则为0.68%，总计约有1万人。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公开承认在中国大陆发现了广泛耐药结核病人。所谓“广泛耐药结核病”是指对几乎所有的抗结核一线和二线药物都产生耐药性，因此，患者死亡率往往很高。
尚未引起国人重视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曾指出，如果广泛耐药结核病不能得到控制，人类将被带回没有抗生素、面对结核病几乎束手无策的时代。“因为人类已经40多年没有研制出治疗结核病的新药了。”
在此背景下，中国存在12万耐多药结核病人的状况的确令人担忧。因为如果一个健康人被耐多药结核病患者传染而发病，会直接形成耐多药结核病，而不是普通结核病。
由于结核病是通过呼吸道传播，只要呼吸尚存，就无法从根本上避免传染。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如果不加控制，每个肺结核病人平均每年会传染给10到15名健康人，但耐多药结核病的传播人数可能会大于这个估计值。“因为耐多药的病人带菌时间长，而且治疗时间也长，潜在传播人数会更多。”陈明亭解释说。
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新患者的耐多药率约为5.71%，这证明耐多药结核病已在普通人群中传播，但这并没有引起社会足够的重视。
在结核一线工作的邱丽华最近收治了一位结核病患者。这是一位初中老师，罹患结核病已经20多年，一直坚持给学生上课。“直到话不能说了才跑到医院治疗，我们检测他的痰涂片上都是结核菌。”
由于技术制约，诊断耐多药结核菌还需要一段时间对结核病菌作培养和药敏试验，“虽然结果还未出来，但我们判断他应该就是耐药性的，因为他有时吃药有时不吃，20年的时间结核菌一定会产生耐药性。”邱丽华感慨地说：“想想这20多年，会传染给多少学生？”
囊中羞涩延误诊疗
目前，除了抗结核一线药物，耐药结核病的检查、诊断和治疗均未实行免费政策。而普通结核病和耐多药结核病之间，治疗成本可谓差别巨大：前者疗程一般为六个至八个月，诊疗费用可以控制在数百元；后者却只能使用不良反应更大的二线药物，进行为期两年的治疗，诊疗费用可达数万元之多。
这让一些农村和贫困地区的耐多药患者望而却步。尽管结核病在各地已陆续被纳入城镇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范围，但患者仍需支付一大笔费用。
王国强告诉记者，他每月只能在社区报销30%的医疗费用，这笔支出已足以让他倾家荡产。
政府需要加大投入
“如不能尽快治愈这些多耐药病人，多耐药结核病会在我国更广泛地传播。不但会夺走更多人的生命，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多耐药肺结核病人，更严重的是会致使结核病再次变为不治之症，严重威胁公众生命与健康及社会的和谐稳定。”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南开大学医学院教授朱天慧提交了关于结核病的提案——《关于将多药耐药结核病纳入补充医疗保险的议案》。
结核病防治投入捉襟见肘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过去几年国家不断提高结核项目经费，但5亿元经费仍无法满足全国防控这一新疫情的需要。陈明亭说：“这些钱分配到一个督导的村医手里一年只有60块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一天看病100元的收益相比，他们根本不干。”
其实在结核病防治方面，中国已开展了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包括世界银行贷款、英国政府赠款结核病控制项目、盖茨基金会结核项目、全球基金及日本援助结核病控制项目等，这些项目在2001-2010年结核病防治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更多的工作还需要政府解决。
法规空白亟需填补
除了财政扶持不足，法律法规的空白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2002年对结核病人实施督导治疗，即由当地医护人员或者经过培训的患者家属来督导病人按时吃药。但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的今天就显出了不足，在一次公共卫生论坛上，多位专家对流动人口加速结核病传播的可能性表示担忧。中国有1亿多的流动人口，很多打工者居无定所，因此很难追踪到他们。邱丽华说：“现在病人对耐多药的认识不足，因为早期症状比较轻，他们认为没事，而且医患关系也紧张，我们打电话给他们，他会说我们对他造成影响，有些人之后再也没联系上。”
邱丽华说有些耐多药的病人确诊后想走就走。目前，结核病是按照乙类传染病来规范治疗，因此不能对病人采取任何强制措施。陈明亭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对耐多药结核病人实行隔离治疗，“因为这种呼吸道传染的疾病就像是SARS，只不过它的潜伏期要长。”
他建议国家应该尽快制定耐多药结核肺结核病患者的隔离、免费治疗管理、旅行限制和关怀等在内的相关法规和政策。
http://news.qq.com/a/20100326/002209.htm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发自北京这是一个因病而贫的家庭。
主人公王国强，安徽芜湖人，患上结核病已十年。十年来，为了治病，他先后到过南京、上海。如今说话依然是气喘吁吁。医生说他的肺部已经被结核菌完全吞噬，现在大多时间他只能呆在床上。
对这个家庭更大的打击是在2008年，王国强在南京治疗时被确诊为“耐多药结核病”，这是一种近几年才引起重视的新型结核病。医生对他的妻子和女儿都作了一次检查，不幸的是，这个女儿只有15岁的三口之家全染上了这种新型结核病。
耐多药结核病需要昂贵的二线药物治疗，不过这种药物国家并不免费提供。每个月，王国强和女儿要花2000多元买药，除此之外，隔几个月还要到医院治疗一次。
原本是一位出租车司机的王国强，为了治病，他已卖掉了出租车。“卖车的29万块钱现在只剩了2万来块钱，老父亲的退休金也用在我们身上。”
他的爱人胡女士在芜湖一家工厂做小工，每月工资800多块钱，她吃的是国家免费提供的一线药物。实际上，对耐多药患者来说，这类药物无力对付他们体内的结核菌。
胡女士不愿面对自己是耐多药结核病的事实，这或许是身为一个母亲的无奈，她说：“女儿还小，花再多的钱我都要把女儿的病治好。”
在3月24日“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到来之时，这种绰号“白色瘟疫”的疾病正在慢慢吞噬着越来越多的普通中国家庭的幸福。
“白色瘟疫”卷土重来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07年中国新发肺结核患者约为131万，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印度。2009年，这个数字也不容乐观，“全国网络直报系统共报告肺结核病约108万例，报告发病率约为每10万人里有81例，死亡人数约3800人。与2008年相比，发病率下降了约8%，但死亡率上升了34%。”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预防中控制中心副主任陈明亭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说，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要高于这个数字，因为很多由结核病诱发的疾病并不计入其中。
山东省胸科医院内科主任邱丽华主任也印证了这个观点，他说近几年接受了很多结核病的重症患者，“有些结核菌已经跑到脑部，形成脑膜炎并导致死亡的案例，这些并不纳入国家直报系统的肺结核病例。”
陈明亭认为，由于感染结核菌的人口基数大，发病率下降缓慢，因此结核病疫情仍然很严重。不过，与艾滋病和甲流等疾病相比，结核病远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甚至一度被遗忘。
正是在这种轻敌的氛围之下，结核病卷土重来，并带来了一个新的敌人“耐多药结核病”。所谓“耐多药”，是指病人由于接受不规范治疗导致体内的结核病菌产生了耐药性，使得主要的抗结核一线药物失去了治疗效果。
在陈明亭看来，耐多药可谓一种“人造病”。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四种一线药物（异烟肼、利福平、吡嗪酰胺和乙胺丁醇）必须同时服用，而且要连服半年以上，才能把结核病菌从身体里彻底清除出去，但患者往往不能接受规范治疗，从而使结核杆菌出现耐药性。
2009年4月，全球首次耐多药/广泛耐药结核病高负担国家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卫生部长陈竺在会上向各国代表通报了中国的最新情况：中国结核病人中耐多药发生率为8.32%，总计约为12万人，总数量仅次于印度位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新发耐多药患者人数的1/4。广泛耐药发病率则为0.68%，总计约有1万人。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公开承认在中国大陆发现了广泛耐药结核病人。所谓“广泛耐药结核病”是指对几乎所有的抗结核一线和二线药物都产生耐药性，因此，患者死亡率往往很高。
尚未引起国人重视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曾指出，如果广泛耐药结核病不能得到控制，人类将被带回没有抗生素、面对结核病几乎束手无策的时代。“因为人类已经40多年没有研制出治疗结核病的新药了。”
在此背景下，中国存在12万耐多药结核病人的状况的确令人担忧。因为如果一个健康人被耐多药结核病患者传染而发病，会直接形成耐多药结核病，而不是普通结核病。
由于结核病是通过呼吸道传播，只要呼吸尚存，就无法从根本上避免传染。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如果不加控制，每个肺结核病人平均每年会传染给10到15名健康人，但耐多药结核病的传播人数可能会大于这个估计值。“因为耐多药的病人带菌时间长，而且治疗时间也长，潜在传播人数会更多。”陈明亭解释说。
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新患者的耐多药率约为5.71%，这证明耐多药结核病已在普通人群中传播，但这并没有引起社会足够的重视。
在结核一线工作的邱丽华最近收治了一位结核病患者。这是一位初中老师，罹患结核病已经20多年，一直坚持给学生上课。“直到话不能说了才跑到医院治疗，我们检测他的痰涂片上都是结核菌。”
由于技术制约，诊断耐多药结核菌还需要一段时间对结核病菌作培养和药敏试验，“虽然结果还未出来，但我们判断他应该就是耐药性的，因为他有时吃药有时不吃，20年的时间结核菌一定会产生耐药性。”邱丽华感慨地说：“想想这20多年，会传染给多少学生？”
囊中羞涩延误诊疗
目前，除了抗结核一线药物，耐药结核病的检查、诊断和治疗均未实行免费政策。而普通结核病和耐多药结核病之间，治疗成本可谓差别巨大：前者疗程一般为六个至八个月，诊疗费用可以控制在数百元；后者却只能使用不良反应更大的二线药物，进行为期两年的治疗，诊疗费用可达数万元之多。
这让一些农村和贫困地区的耐多药患者望而却步。尽管结核病在各地已陆续被纳入城镇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范围，但患者仍需支付一大笔费用。
王国强告诉记者，他每月只能在社区报销30%的医疗费用，这笔支出已足以让他倾家荡产。
政府需要加大投入
“如不能尽快治愈这些多耐药病人，多耐药结核病会在我国更广泛地传播。不但会夺走更多人的生命，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多耐药肺结核病人，更严重的是会致使结核病再次变为不治之症，严重威胁公众生命与健康及社会的和谐稳定。”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南开大学医学院教授朱天慧提交了关于结核病的提案——《关于将多药耐药结核病纳入补充医疗保险的议案》。
结核病防治投入捉襟见肘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过去几年国家不断提高结核项目经费，但5亿元经费仍无法满足全国防控这一新疫情的需要。陈明亭说：“这些钱分配到一个督导的村医手里一年只有60块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一天看病100元的收益相比，他们根本不干。”
其实在结核病防治方面，中国已开展了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包括世界银行贷款、英国政府赠款结核病控制项目、盖茨基金会结核项目、全球基金及日本援助结核病控制项目等，这些项目在2001-2010年结核病防治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更多的工作还需要政府解决。
法规空白亟需填补
除了财政扶持不足，法律法规的空白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2002年对结核病人实施督导治疗，即由当地医护人员或者经过培训的患者家属来督导病人按时吃药。但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的今天就显出了不足，在一次公共卫生论坛上，多位专家对流动人口加速结核病传播的可能性表示担忧。中国有1亿多的流动人口，很多打工者居无定所，因此很难追踪到他们。邱丽华说：“现在病人对耐多药的认识不足，因为早期症状比较轻，他们认为没事，而且医患关系也紧张，我们打电话给他们，他会说我们对他造成影响，有些人之后再也没联系上。”
邱丽华说有些耐多药的病人确诊后想走就走。目前，结核病是按照乙类传染病来规范治疗，因此不能对病人采取任何强制措施。陈明亭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对耐多药结核病人实行隔离治疗，“因为这种呼吸道传染的疾病就像是SARS，只不过它的潜伏期要长。”
他建议国家应该尽快制定耐多药结核肺结核病患者的隔离、免费治疗管理、旅行限制和关怀等在内的相关法规和政策。
http://news.qq.com/a/20100326/002209.htm由于患者不能接受规范治疗导致结核杆菌出现耐药性，目前中国国内对这种新型结核病的防治策略尚不成熟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发自北京这是一个因病而贫的家庭。
主人公王国强，安徽芜湖人，患上结核病已十年。十年来，为了治病，他先后到过南京、上海。如今说话依然是气喘吁吁。医生说他的肺部已经被结核菌完全吞噬，现在大多时间他只能呆在床上。
对这个家庭更大的打击是在2008年，王国强在南京治疗时被确诊为“耐多药结核病”，这是一种近几年才引起重视的新型结核病。医生对他的妻子和女儿都作了一次检查，不幸的是，这个女儿只有15岁的三口之家全染上了这种新型结核病。
耐多药结核病需要昂贵的二线药物治疗，不过这种药物国家并不免费提供。每个月，王国强和女儿要花2000多元买药，除此之外，隔几个月还要到医院治疗一次。
原本是一位出租车司机的王国强，为了治病，他已卖掉了出租车。“卖车的29万块钱现在只剩了2万来块钱，老父亲的退休金也用在我们身上。”
他的爱人胡女士在芜湖一家工厂做小工，每月工资800多块钱，她吃的是国家免费提供的一线药物。实际上，对耐多药患者来说，这类药物无力对付他们体内的结核菌。
胡女士不愿面对自己是耐多药结核病的事实，这或许是身为一个母亲的无奈，她说：“女儿还小，花再多的钱我都要把女儿的病治好。”
在3月24日“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到来之时，这种绰号“白色瘟疫”的疾病正在慢慢吞噬着越来越多的普通中国家庭的幸福。
“白色瘟疫”卷土重来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07年中国新发肺结核患者约为131万，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印度。2009年，这个数字也不容乐观，“全国网络直报系统共报告肺结核病约108万例，报告发病率约为每10万人里有81例，死亡人数约3800人。与2008年相比，发病率下降了约8%，但死亡率上升了34%。”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预防中控制中心副主任陈明亭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说，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要高于这个数字，因为很多由结核病诱发的疾病并不计入其中。
山东省胸科医院内科主任邱丽华主任也印证了这个观点，他说近几年接受了很多结核病的重症患者，“有些结核菌已经跑到脑部，形成脑膜炎并导致死亡的案例，这些并不纳入国家直报系统的肺结核病例。”
陈明亭认为，由于感染结核菌的人口基数大，发病率下降缓慢，因此结核病疫情仍然很严重。不过，与艾滋病和甲流等疾病相比，结核病远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甚至一度被遗忘。
正是在这种轻敌的氛围之下，结核病卷土重来，并带来了一个新的敌人“耐多药结核病”。所谓“耐多药”，是指病人由于接受不规范治疗导致体内的结核病菌产生了耐药性，使得主要的抗结核一线药物失去了治疗效果。
在陈明亭看来，耐多药可谓一种“人造病”。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四种一线药物（异烟肼、利福平、吡嗪酰胺和乙胺丁醇）必须同时服用，而且要连服半年以上，才能把结核病菌从身体里彻底清除出去，但患者往往不能接受规范治疗，从而使结核杆菌出现耐药性。
2009年4月，全球首次耐多药/广泛耐药结核病高负担国家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卫生部长陈竺在会上向各国代表通报了中国的最新情况：中国结核病人中耐多药发生率为8.32%，总计约为12万人，总数量仅次于印度位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新发耐多药患者人数的1/4。广泛耐药发病率则为0.68%，总计约有1万人。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公开承认在中国大陆发现了广泛耐药结核病人。所谓“广泛耐药结核病”是指对几乎所有的抗结核一线和二线药物都产生耐药性，因此，患者死亡率往往很高。
尚未引起国人重视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曾指出，如果广泛耐药结核病不能得到控制，人类将被带回没有抗生素、面对结核病几乎束手无策的时代。“因为人类已经40多年没有研制出治疗结核病的新药了。”
在此背景下，中国存在12万耐多药结核病人的状况的确令人担忧。因为如果一个健康人被耐多药结核病患者传染而发病，会直接形成耐多药结核病，而不是普通结核病。
由于结核病是通过呼吸道传播，只要呼吸尚存，就无法从根本上避免传染。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如果不加控制，每个肺结核病人平均每年会传染给10到15名健康人，但耐多药结核病的传播人数可能会大于这个估计值。“因为耐多药的病人带菌时间长，而且治疗时间也长，潜在传播人数会更多。”陈明亭解释说。
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新患者的耐多药率约为5.71%，这证明耐多药结核病已在普通人群中传播，但这并没有引起社会足够的重视。
在结核一线工作的邱丽华最近收治了一位结核病患者。这是一位初中老师，罹患结核病已经20多年，一直坚持给学生上课。“直到话不能说了才跑到医院治疗，我们检测他的痰涂片上都是结核菌。”
由于技术制约，诊断耐多药结核菌还需要一段时间对结核病菌作培养和药敏试验，“虽然结果还未出来，但我们判断他应该就是耐药性的，因为他有时吃药有时不吃，20年的时间结核菌一定会产生耐药性。”邱丽华感慨地说：“想想这20多年，会传染给多少学生？”
囊中羞涩延误诊疗
目前，除了抗结核一线药物，耐药结核病的检查、诊断和治疗均未实行免费政策。而普通结核病和耐多药结核病之间，治疗成本可谓差别巨大：前者疗程一般为六个至八个月，诊疗费用可以控制在数百元；后者却只能使用不良反应更大的二线药物，进行为期两年的治疗，诊疗费用可达数万元之多。
这让一些农村和贫困地区的耐多药患者望而却步。尽管结核病在各地已陆续被纳入城镇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范围，但患者仍需支付一大笔费用。
王国强告诉记者，他每月只能在社区报销30%的医疗费用，这笔支出已足以让他倾家荡产。
政府需要加大投入
“如不能尽快治愈这些多耐药病人，多耐药结核病会在我国更广泛地传播。不但会夺走更多人的生命，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多耐药肺结核病人，更严重的是会致使结核病再次变为不治之症，严重威胁公众生命与健康及社会的和谐稳定。”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南开大学医学院教授朱天慧提交了关于结核病的提案——《关于将多药耐药结核病纳入补充医疗保险的议案》。
结核病防治投入捉襟见肘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过去几年国家不断提高结核项目经费，但5亿元经费仍无法满足全国防控这一新疫情的需要。陈明亭说：“这些钱分配到一个督导的村医手里一年只有60块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一天看病100元的收益相比，他们根本不干。”
其实在结核病防治方面，中国已开展了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包括世界银行贷款、英国政府赠款结核病控制项目、盖茨基金会结核项目、全球基金及日本援助结核病控制项目等，这些项目在2001-2010年结核病防治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更多的工作还需要政府解决。
法规空白亟需填补
除了财政扶持不足，法律法规的空白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2002年对结核病人实施督导治疗，即由当地医护人员或者经过培训的患者家属来督导病人按时吃药。但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的今天就显出了不足，在一次公共卫生论坛上，多位专家对流动人口加速结核病传播的可能性表示担忧。中国有1亿多的流动人口，很多打工者居无定所，因此很难追踪到他们。邱丽华说：“现在病人对耐多药的认识不足，因为早期症状比较轻，他们认为没事，而且医患关系也紧张，我们打电话给他们，他会说我们对他造成影响，有些人之后再也没联系上。”
邱丽华说有些耐多药的病人确诊后想走就走。目前，结核病是按照乙类传染病来规范治疗，因此不能对病人采取任何强制措施。陈明亭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对耐多药结核病人实行隔离治疗，“因为这种呼吸道传染的疾病就像是SARS，只不过它的潜伏期要长。”
他建议国家应该尽快制定耐多药结核肺结核病患者的隔离、免费治疗管理、旅行限制和关怀等在内的相关法规和政策。
http://news.qq.com/a/20100326/00220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