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环球”登署名长文分析中共的对台政策（转贴）

从“环球”登署名秋风的长文分析中共的对台政策（转贴）
作者：高新

北大朱锋先生和人民日报何洪泽先生以第一人称参与讨论，我则自认为自己对两岸关系的观察和评论是既不预设立场，亦不掺杂个人好恶。

我从事中国大陆当代政治，特别是政治人物的实证研究十余年，期间一直涉猎两岸关系，特别是中国大陆历届党政领导层在台湾问题上的决策和表现。

近几年里，因为不断看到许多爱国人士，包括许多中共政权的体制内学者、专家均对江泽民及胡锦涛两届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和与之紧密相关的中美关系问题上表现“软弱”，乃至“无所作为”而颇有微词，颇为江、胡抱不平。

这次台湾大选前，一篇署名秋风的长文，分四部分连续发表在人民日报办的环球时报上，总题目是＜论和平统一祖国＞。这显然不是个人，而是大陆国台办集体写的文章。文章详细回顾大陆对台政策演变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和平统一祖国”的可行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大陆并不象在座的诸位所认为的那样没有对台政策或对台政策摇摆不定；相反，在邓小平时期，就有明确和长远的对台政策，而且这一政策是基于对大陆发展的需要和台湾问题的国际环境的分析判断。

面对许多爱国人士在台湾问题上的急躁和激进，该文带领读者重温邓小平当年在台湾问题上的关键性讲话内容：“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到本世纪末和下一世纪前50年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台湾。”

可见，在台湾问题上邓小平当年为中国大陆制定的指导方针很明确，对内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对外则要为此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即和平与发展的环境。邓小平要求紧紧围绕经济发展这个中心，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动摇。他确实有过在80年代统一中国的想法，但在90年代，他修正了这个想法。他说，也许他那一代人看不到中国统一台湾了。他想藉此表明，即使推迟解决台湾问题，也要维持发展的国际条件。按照邓的时间表，到2020年至2050年中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后，再在国际社会发言，那时才有实力发言。秋风的文章中诠释邓小平的讲话说，只要台湾不从中国独立出去，我们就要集中精力搞建设。经济、军事和综合国力搞上去了，就为和平统一和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决定性条件。解决台湾问题，决定的因素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

所以，无论是邓小平之后的江泽民针对李登辉，还是江泽民之后的胡锦涛、温家宝等人针对陈水扁，两岸关系的好与坏都不是这两届领导人议事日程上的头等大事。江泽民和胡锦涛不过是继续贯彻邓小平的决策。回避台湾问题上的武力选择是为维护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而不是没有判断和对策，更不是软弱。

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的两届领导人不断向大陆方面的对台政策底线推进，表面上看是在甘冒战争风险，实际上是基于对大陆对台政策战略性考虑的仔细研究而做出的选择。台湾对大陆研究得非常认真具体和实际。他们知道了大陆高层领导的战略判断和决策，即大陆要发展经济，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不会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研究大陆要比大陆研究台湾水准高得多。他们知道大陆领导与民众追求利益和实惠，也知道大陆回避国际争端的时间表。　当然，江泽民时代在推出“江八点”未能得到积极回应后，又具体推出了对台动武的“三个如果”，被外界炒做了制定了对台动武或者说武力统一的时间表。如果理解这个“时间表”，秋风的文章也已经用邓小平的语录做了解释：“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把邓小平的这段话与秋风文章同时引述的“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到本世纪末和下一世纪前50年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台湾”等内容联系在一起理解，答案自然就出来了，那就是二十一世纪中叶之后才是考虑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如果台湾当局一直拖到那个时候仍然拒绝和中国大陆就统一问题进行和平谈判。也就是说，按照邓的时间表，真正冒着国际冲突的危险解决台湾问题，不仅不是他那一代人能看到的，而且可能是我们都看不到的一天。

至于中国大陆军方在台湾问题上是否激进的问题，我想推荐出自中国大陆的另外一篇文章，那就是多维最近转载的对空军中将刘亚洲的专访。这篇文章表明中国新一代将军是如何透过两次海湾战争认识当代军事战略、战术和技术发展的以及中国军队的差距。由此我们得知，中国军队并不象外界传言那样好战，也不是昏庸。这批将军是在解读冷战后的战争中形成新的战略思维的。刘介绍说，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军第一天投下的导弹就比我军布署在东南沿海的导弹总量还要多，还不算导弹的技术差距。这样的实力对比怎么能贸然在台湾动武？

总之，我认为，美国方面所谓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台海政策，其实符合中国大陆方面的实际对台政策的。大陆政府面对李登辉和陈水扁主政期间的台湾岛内局势变化，其应对政策的指导方针，也就是所谓大原则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是一以贯之的。而且这一指导方针是建立在对自己的利益、目标和所需要的国际条件的清醒冷静的判断之上的。具体到针对这一次台湾大选，中国大陆政府的表现也不是象有些大陆人士所认为的那样“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从“环球”登署名秋风的长文分析中共的对台政策（转贴）
作者：高新

北大朱锋先生和人民日报何洪泽先生以第一人称参与讨论，我则自认为自己对两岸关系的观察和评论是既不预设立场，亦不掺杂个人好恶。

我从事中国大陆当代政治，特别是政治人物的实证研究十余年，期间一直涉猎两岸关系，特别是中国大陆历届党政领导层在台湾问题上的决策和表现。

近几年里，因为不断看到许多爱国人士，包括许多中共政权的体制内学者、专家均对江泽民及胡锦涛两届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和与之紧密相关的中美关系问题上表现“软弱”，乃至“无所作为”而颇有微词，颇为江、胡抱不平。

这次台湾大选前，一篇署名秋风的长文，分四部分连续发表在人民日报办的环球时报上，总题目是＜论和平统一祖国＞。这显然不是个人，而是大陆国台办集体写的文章。文章详细回顾大陆对台政策演变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和平统一祖国”的可行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大陆并不象在座的诸位所认为的那样没有对台政策或对台政策摇摆不定；相反，在邓小平时期，就有明确和长远的对台政策，而且这一政策是基于对大陆发展的需要和台湾问题的国际环境的分析判断。

面对许多爱国人士在台湾问题上的急躁和激进，该文带领读者重温邓小平当年在台湾问题上的关键性讲话内容：“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到本世纪末和下一世纪前50年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台湾。”

可见，在台湾问题上邓小平当年为中国大陆制定的指导方针很明确，对内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对外则要为此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即和平与发展的环境。邓小平要求紧紧围绕经济发展这个中心，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动摇。他确实有过在80年代统一中国的想法，但在90年代，他修正了这个想法。他说，也许他那一代人看不到中国统一台湾了。他想藉此表明，即使推迟解决台湾问题，也要维持发展的国际条件。按照邓的时间表，到2020年至2050年中国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后，再在国际社会发言，那时才有实力发言。秋风的文章中诠释邓小平的讲话说，只要台湾不从中国独立出去，我们就要集中精力搞建设。经济、军事和综合国力搞上去了，就为和平统一和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决定性条件。解决台湾问题，决定的因素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

所以，无论是邓小平之后的江泽民针对李登辉，还是江泽民之后的胡锦涛、温家宝等人针对陈水扁，两岸关系的好与坏都不是这两届领导人议事日程上的头等大事。江泽民和胡锦涛不过是继续贯彻邓小平的决策。回避台湾问题上的武力选择是为维护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而不是没有判断和对策，更不是软弱。

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的两届领导人不断向大陆方面的对台政策底线推进，表面上看是在甘冒战争风险，实际上是基于对大陆对台政策战略性考虑的仔细研究而做出的选择。台湾对大陆研究得非常认真具体和实际。他们知道了大陆高层领导的战略判断和决策，即大陆要发展经济，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不会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研究大陆要比大陆研究台湾水准高得多。他们知道大陆领导与民众追求利益和实惠，也知道大陆回避国际争端的时间表。　当然，江泽民时代在推出“江八点”未能得到积极回应后，又具体推出了对台动武的“三个如果”，被外界炒做了制定了对台动武或者说武力统一的时间表。如果理解这个“时间表”，秋风的文章也已经用邓小平的语录做了解释：“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把邓小平的这段话与秋风文章同时引述的“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到本世纪末和下一世纪前50年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台湾”等内容联系在一起理解，答案自然就出来了，那就是二十一世纪中叶之后才是考虑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如果台湾当局一直拖到那个时候仍然拒绝和中国大陆就统一问题进行和平谈判。也就是说，按照邓的时间表，真正冒着国际冲突的危险解决台湾问题，不仅不是他那一代人能看到的，而且可能是我们都看不到的一天。

至于中国大陆军方在台湾问题上是否激进的问题，我想推荐出自中国大陆的另外一篇文章，那就是多维最近转载的对空军中将刘亚洲的专访。这篇文章表明中国新一代将军是如何透过两次海湾战争认识当代军事战略、战术和技术发展的以及中国军队的差距。由此我们得知，中国军队并不象外界传言那样好战，也不是昏庸。这批将军是在解读冷战后的战争中形成新的战略思维的。刘介绍说，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军第一天投下的导弹就比我军布署在东南沿海的导弹总量还要多，还不算导弹的技术差距。这样的实力对比怎么能贸然在台湾动武？

总之，我认为，美国方面所谓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台海政策，其实符合中国大陆方面的实际对台政策的。大陆政府面对李登辉和陈水扁主政期间的台湾岛内局势变化，其应对政策的指导方针，也就是所谓大原则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是一以贯之的。而且这一指导方针是建立在对自己的利益、目标和所需要的国际条件的清醒冷静的判断之上的。具体到针对这一次台湾大选，中国大陆政府的表现也不是象有些大陆人士所认为的那样“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