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九十年代中国的文物破坏最严重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6 08:08:20
原帖貌似被和谐了。
九十年代中国的文物破坏最严重
谢辰生的家朴素无华，和文物有关的书籍却几乎堆成了山。尽管一直以来都有着全国最著名的文物保护专家的称谓，可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文物保护的爱好者。60多年的文物保护生涯中，谢辰生起草出版了大量的文物保护文件并出版文物保护书籍，为制止文物走私、古迹破坏奔走呼号。
青年时代追随郑振铎开始文物保护。
谢辰生与文物结缘是因为郑振铎。如果不是解放前几年在上海遇到郑振铎，一起痛心于当时猖獗的文物流失，他也许就不会走上文物保护这条道路了。1946年，当时还是在校学生的谢辰生在上海有幸遇见了当时的文物专家郑振铎，很偶然地就开始协助其料理事务。
此前，因为哥哥谢国桢是著名的明清史专家，自小受家中环境熏陶，谢辰生从小喜爱文物，但直到与郑振铎共事，他才真正开始了此后60年未断的文物保护工作。
“快解放时，很多文物从北方运到上海，再从上海运出去，这时郑振铎站出来强烈呼吁要保护文物不要外流。”面对陆续不断走私出去的文物，郑振铎和谢辰生当时能做的最大的事就是拾起笔，编写出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甲午以后流入日本文物之目录》等一本又一本文物著作。图册精美具体，可编的时候滋味并不好受。
除此之外，两人还继续想再为文物保护做些事情。郑振铎买了一些便宜的陶俑，可也是杯水车薪。在1947年到1948年，郑振铎倾其所有在上海购得了汉魏六朝隋唐俑600多件，全部赠予故宫博物院。这些事迹，给当时才20多岁的谢辰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建国以后提出“文物主权”概念
谈到中国的文物流失，谢辰生不免有点激动起来。“近百年来，我们有很多国耻，比如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等等，但在这个过程中，文物的命运和国*家是一样的，文物同样遭受着国耻，是近百年来国耻的组成部分。”谢辰生和其他一些文物学者提出的“文物主权”就是希望在这个概念上引起人们对文物流失的重视。
解放前，因为海关不独立，中国的文物都陆续用各种方法被运往西方。新中国成立后，在谢辰生看来，文物保护进入了较好的时期。“建国以后，海关到了我们手里，建国后第一个文物法就是禁止文物流失。”随郑振铎进入国*家文物局，谢辰生参与起草了第一个文物保护条例《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阻止了长期以来文物外流的现象，此后，从1950年的《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到1960年的《文物保护暂行条例》，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谢辰生不断地参与起草新中国文物法规制定，是这些法规制定的主要参与者。
对过去，谢辰生始终抱着怀念的心情。“50年代时，国*家花了48万港币从香港把故宫的藏品买回来。那个时候经济很困难，但周恩来亲批，最终还是想办法通过关系给秘密买了回来。文物回流从建国一开始就是重视的。”在还没有和国际社会建交的几十年里，国*家通过购买途径，买回了不少珍贵的文物。
“文革”期间，谢辰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受了很多苦，真是家破人亡”，他淡淡地说着。但奇怪的是，谢辰生认为“文革”对文物的破坏并不像人想的那样严重。“现在的文物破坏是全面的，尤其是古建筑的破坏，看看现在的北京古城，历史上没有过的。”“文革”中，谢辰生依旧尽自己所能地保护文物，在《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中，他尽力地延续了此前《文物保护条例》的内容，“当时一个文件真是解决问题，破坏文物马上刹住了。”
90年代“走私分子已经智能化了”
然而上世纪80年代之后，文物走私再度猖獗，说起90年代的文物流失，谢辰生非常愤慨。“对文物最大的破坏是在90年代，最大的出口量也是在90年代，问题严重程度超过以往各个年代。”
“现在走私分子已经智能化了，用最现代的手段来挖墓，开着奔驰车，警察都追不上。走私已经集团化、智能化，从国外到国内形成网络了，打击很困难。”
同时，盗墓问题也“可以说达到了几千年来最严重程度”。他只举了一个例子：“内蒙古辽代的墓葬，90％都是在90年代被盗掘的，大量的珍贵文物出现在英国的文物拍卖市场上，这种例子河南陕西更不用说了。有些地方还官商勾结。”
谢辰生去过世界很多大的博物馆，每次看到中国藏品满满地摆着就痛心疾首。他更痛心的是，在文物走私过程中，文物的价值受到了很大的破坏。“破坏主要在挖的过程中，挖的人见好就拉走。你一套杯子，10个里面他拿走了3个，剩下的就不是一套，对学术来讲，完整性没有了，全都乱套了。”
而与走私猖獗同时发展的是文物拍卖市场的日益壮大，对市场，谢辰生一直抱着谨慎的态度。他说，文物本身不是商品，是文化遗产，只有其中一小部分才能进入市场。而市场同时又很容易混淆文物的价值和价格。对待文物进入市场一定要慎而又慎。
谢辰生，江苏武进人。曾任郑振铎业务秘书，我国文物界著名专家，曾主持起草１９８２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前言、第一次明确提出文物的定义。
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回国后，致力于文物保护管理事业。历任文化部文物局文物处业务秘书、副处长，国*家文物局副秘书长、顾问，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在上海参与了战时文物的清理工作，并协助郑振铎编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甲午以后留存日本文物目录》等。倡导创办了景德镇古陶瓷制作博物馆、铜绿山古铜冶遗址博物馆，主持复制了随县编钟和古代珍贵纺织品，并负责开拓水文、地震考古新领域。
1995年退休后仍在为保护文物不停地奔波。1999年他亲赴浙江舟山定海考察，是第一批阻止定海文物破坏的专家之一；2000年他又赴新*疆为西部大开发中的文物保护工作献计献策。
现为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为文物保护奔走呼号，无怨无悔。
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物在国际市场渐渐热起来后，英国一个著名的古董商人家里，就挂上了一张中国地图，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地点被标注出来，作为其按图索骥，以非法手段收罗中国新出土文物的“作战地图”。直到1994年，当英国警方破获一起盗窃走私文物案，查扣7个集装箱6000多件中国文物时，代表中国Z*F前往英国索回这批走私文物的专家们才在那栋豪宅里亲眼看见了这幅地图。
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至少有三四十万座古墓被盗，被盗、毁文物多达数百万件，即便是一些体积庞大的地上文物也未能幸免，其中包括著名的龙门石窟唐代立佛、甘肃11层高的宋代石塔；1991至2000年，全国海关共查获走私文物10万余件，其中仅深圳海关就查扣走私文物近3万件，而这仅仅是在海关对于出境货物5％的抽查中发现的。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自鸦片战争以来，有超过1000万件的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港澳台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即达100余万件，精品达几十万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则显示：在47个国*家的2000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7万件，而民间所藏中国文物更是馆藏数量的10倍以上。
这些文物主要分布在欧美主要国*家及日本和东南亚。仅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就达2万多件，其中有许多是珍品、孤品，如青铜器中的商双羊尊、西周康侯簋、邢侯簋等，绘画中的顾恺之《女史箴图》、苏轼《墨竹图》等；而美国史密森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一家就收藏有中国古代绘画1200余幅。
当代盗掘狂潮
改革开放以来的文物走私，则成为我国文物大量流失的最重要原因。“要想富，挖古墓，一夜能成万元户”，这是20世纪80年代流行于河南、陕西、山西、甘肃等省份的一句顺口溜。当时这些地区群众性盗墓活动十分猖獗，盗挖古墓均在光天化日下进行。有些盗墓贼甚至使用炸药炸开古墓，盗取陪葬品。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乡后排村的汉高祖刘邦长陵的陪葬墓即曾遭此劫难。山西省芮城县古魏镇坑头村一村民曾用自制炸药炸开一个深达8米的锥形大洞，企图盗掘一个两周时期的古墓葬。芮城警方还曾抓获8名专门用土炸药盗挖古墓的嫌犯。
除了盗掘之外，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建设工程的纷纷上马，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地下文物的进一步流失。大量的工程建设出土文物因未能得到及时保护而遭到毁坏、哄抢、盗取。比如三峡工程库区淹没及迁建区共确定文物点1282处，但真正得到有效抢救发掘的仅占20%左右。在这样的情况下，库区盗掘古遗址、古墓葬和贩卖走私文物的犯罪活动极其猖獗，盗掘者甚至公然与考古队争夺挖掘文物。奉节上关A级国*家古遗址，考古队还没进入，已遭多批盗掘者洗劫。2003年8月，一批盗墓者甚至打着某大学考古队的旗号，大摇大摆进入万州武陵进行“科学考察”，一夜盗走大批文物。近年来，全国公安、海关查获了大量从三峡库区流散出来的文物。仅在1996年至1997年两年间，三峡库区公安机关就截获走私三峡文物265件，其中上等级文物21件。巫山县江东嘴战国秦汉墓地内一座举世罕见的汉代青铜灯树，于1997年被发掘，次年3月即以250万美元的价格在美国被拍卖。据介绍，三峡库区文物贩子将文物非法出土后，一般都是先运输到河南洛阳、陕西西安和甘肃这几个内陆文物集散地，再从这些地方通过铁路运往广州、深圳、福建等地，最后经过海路和航空货运抵达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然后流向韩国、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
盗墓活动的猖獗与文物走私和倒卖的嚣张是互为因果、紧密联系的。这些盗取而来的文物，只有通过走私、非法交易等流动，才能兑现其市场价值；而市场价值的兑现，又会反过来大大激发盗墓逐利的冲动。
对中国文物走私和倒卖的猖狂，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曾用“失控”二字来概括：“中国文物的流失，已经形成国际化‘一条龙’经营。从盗掘到走私，直至出现在国外交易市场，常常几天之内就可以完成。”
2004年5月，安徽省公安厅侦破了一起特大盗掘古墓葬、走私、倒卖文物系列案，抓获境内外犯罪嫌疑人30多名，追缴各类文物400余件，其中国*家珍贵文物就有128件，捣毁了6条文物走私通道。几名国际文物贩子的供述令警方吃惊不小，在他们长达10余年的走私活动中，文物出境从未被查获过。而其惯用的几种走私文物出境的方式竟是如此简单：一是用纸箱包装好从内地收购的文物，将其放在汽车后备箱中，然后由文物贩子自己大摇大摆地开车通关前往港澳地区。二是通过专门携带文物出关的“文物带工”出关。三是将文物交给经常往来内地和港澳地区的菜农，让他们将文物放在装菜的背篓中携带出关，文物贩子则尾随其后。而文物贩子每次付给菜农的只不过是100元至200元的报酬。
他们往往利用冬季昼短夜长，农村夜间少有人迹的时机从事盗掘，然后再利用春节期间各进出口岸业务最为繁忙的时机把盗掘、盗卖来的文物走私出境。
另外一种文物走私方式是通过国际邮件快递和包裹邮寄进行。2001年6月，海关关员在查验出口邮政快件时，从3箱申报为“工艺品”的快件内发现从秦汉到明清时期各个年代的古铜（纸）币共161枚张。2003年5月，沈阳海关从邮寄出境的茶叶包裹里一次查获89件国*家禁止出境的文物。
除了这类“蚂蚁搬家”式的走私方式外，更加可怕的是，近年来，通过集装箱夹藏，甚至整个整个集装箱稍事伪装（如在集装箱外打上“出口艺术品”标签）后就交运闯关的也屡有出现。而各处海关因受设备和专业人手的限制，对这类大规模文物走私的查获率也并不高。
盗掘盗窃、倒买倒卖、走私出境，最终实现非法文物漂白变脸、“合法”流通，文物盗窃、走私分子不仅手段娴熟，而且装备精良。他们既备有简易但却非常实用的传统著名盗墓工具洛阳铲，又配有压挤式定向爆破器材、红外线探测仪、军用指南针、夜视镜、防毒面罩、冲锋枪和可以加密通话、装有全球定位系统的移动电话等现代化设备，不仅产业链条完整，而且敢于公开与执法部门对抗。芮城的盗墓嫌犯就曾公开与公安人员进行武装对峙和交火。
暴富心理与法律困境
由于大量流失，除少数人所共知的精品、孤品外，中国文物在海外市场上价格一跌再跌，很多博物馆甚至将中国文物摆在走廊上任由游人亵玩。究其原因，有专家认为，正是由于大批量的文物走私败坏了市场。
那么病源究竟在哪里呢？
暴富心理是促成文物偷盗、走私的内在驱动力。马克思曾说过，只要有百分百的利润，就足以令人不惜杀人放火以求之，何况文物的利润远不止于百分之百。国内外文物市场差价悬殊，在三峡库区盗掘、收购的文物，倒卖到广州可以翻几倍，出境后又可以翻几倍甚至上百倍。巨额利润足以令盗掘、走私者铤而走险、疯狂作案。正是在这种暴富心理的作用下，盗墓之风盛行，不仅绝大多数古墓葬在劫难逃，而且许多入葬不久的名人墓葬也被殃及。著名探险家余纯顺遇难后不到一年，其在大漠中的简陋坟墓即已遭到盗掘。而其墓中随葬之物，其实只是一些普通的生活用具。
面对如此强大的内驱力，我们却缺乏足够的约束力量与之相对抗。原帖貌似被和谐了。
九十年代中国的文物破坏最严重
谢辰生的家朴素无华，和文物有关的书籍却几乎堆成了山。尽管一直以来都有着全国最著名的文物保护专家的称谓，可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文物保护的爱好者。60多年的文物保护生涯中，谢辰生起草出版了大量的文物保护文件并出版文物保护书籍，为制止文物走私、古迹破坏奔走呼号。
青年时代追随郑振铎开始文物保护。
谢辰生与文物结缘是因为郑振铎。如果不是解放前几年在上海遇到郑振铎，一起痛心于当时猖獗的文物流失，他也许就不会走上文物保护这条道路了。1946年，当时还是在校学生的谢辰生在上海有幸遇见了当时的文物专家郑振铎，很偶然地就开始协助其料理事务。
此前，因为哥哥谢国桢是著名的明清史专家，自小受家中环境熏陶，谢辰生从小喜爱文物，但直到与郑振铎共事，他才真正开始了此后60年未断的文物保护工作。
“快解放时，很多文物从北方运到上海，再从上海运出去，这时郑振铎站出来强烈呼吁要保护文物不要外流。”面对陆续不断走私出去的文物，郑振铎和谢辰生当时能做的最大的事就是拾起笔，编写出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甲午以后流入日本文物之目录》等一本又一本文物著作。图册精美具体，可编的时候滋味并不好受。
除此之外，两人还继续想再为文物保护做些事情。郑振铎买了一些便宜的陶俑，可也是杯水车薪。在1947年到1948年，郑振铎倾其所有在上海购得了汉魏六朝隋唐俑600多件，全部赠予故宫博物院。这些事迹，给当时才20多岁的谢辰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建国以后提出“文物主权”概念
谈到中国的文物流失，谢辰生不免有点激动起来。“近百年来，我们有很多国耻，比如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等等，但在这个过程中，文物的命运和国*家是一样的，文物同样遭受着国耻，是近百年来国耻的组成部分。”谢辰生和其他一些文物学者提出的“文物主权”就是希望在这个概念上引起人们对文物流失的重视。
解放前，因为海关不独立，中国的文物都陆续用各种方法被运往西方。新中国成立后，在谢辰生看来，文物保护进入了较好的时期。“建国以后，海关到了我们手里，建国后第一个文物法就是禁止文物流失。”随郑振铎进入国*家文物局，谢辰生参与起草了第一个文物保护条例《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阻止了长期以来文物外流的现象，此后，从1950年的《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到1960年的《文物保护暂行条例》，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谢辰生不断地参与起草新中国文物法规制定，是这些法规制定的主要参与者。
对过去，谢辰生始终抱着怀念的心情。“50年代时，国*家花了48万港币从香港把故宫的藏品买回来。那个时候经济很困难，但周恩来亲批，最终还是想办法通过关系给秘密买了回来。文物回流从建国一开始就是重视的。”在还没有和国际社会建交的几十年里，国*家通过购买途径，买回了不少珍贵的文物。
“文革”期间，谢辰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受了很多苦，真是家破人亡”，他淡淡地说着。但奇怪的是，谢辰生认为“文革”对文物的破坏并不像人想的那样严重。“现在的文物破坏是全面的，尤其是古建筑的破坏，看看现在的北京古城，历史上没有过的。”“文革”中，谢辰生依旧尽自己所能地保护文物，在《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中，他尽力地延续了此前《文物保护条例》的内容，“当时一个文件真是解决问题，破坏文物马上刹住了。”
90年代“走私分子已经智能化了”
然而上世纪80年代之后，文物走私再度猖獗，说起90年代的文物流失，谢辰生非常愤慨。“对文物最大的破坏是在90年代，最大的出口量也是在90年代，问题严重程度超过以往各个年代。”
“现在走私分子已经智能化了，用最现代的手段来挖墓，开着奔驰车，警察都追不上。走私已经集团化、智能化，从国外到国内形成网络了，打击很困难。”
同时，盗墓问题也“可以说达到了几千年来最严重程度”。他只举了一个例子：“内蒙古辽代的墓葬，90％都是在90年代被盗掘的，大量的珍贵文物出现在英国的文物拍卖市场上，这种例子河南陕西更不用说了。有些地方还官商勾结。”
谢辰生去过世界很多大的博物馆，每次看到中国藏品满满地摆着就痛心疾首。他更痛心的是，在文物走私过程中，文物的价值受到了很大的破坏。“破坏主要在挖的过程中，挖的人见好就拉走。你一套杯子，10个里面他拿走了3个，剩下的就不是一套，对学术来讲，完整性没有了，全都乱套了。”
而与走私猖獗同时发展的是文物拍卖市场的日益壮大，对市场，谢辰生一直抱着谨慎的态度。他说，文物本身不是商品，是文化遗产，只有其中一小部分才能进入市场。而市场同时又很容易混淆文物的价值和价格。对待文物进入市场一定要慎而又慎。
谢辰生，江苏武进人。曾任郑振铎业务秘书，我国文物界著名专家，曾主持起草１９８２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前言、第一次明确提出文物的定义。
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回国后，致力于文物保护管理事业。历任文化部文物局文物处业务秘书、副处长，国*家文物局副秘书长、顾问，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在上海参与了战时文物的清理工作，并协助郑振铎编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甲午以后留存日本文物目录》等。倡导创办了景德镇古陶瓷制作博物馆、铜绿山古铜冶遗址博物馆，主持复制了随县编钟和古代珍贵纺织品，并负责开拓水文、地震考古新领域。
1995年退休后仍在为保护文物不停地奔波。1999年他亲赴浙江舟山定海考察，是第一批阻止定海文物破坏的专家之一；2000年他又赴新*疆为西部大开发中的文物保护工作献计献策。
现为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为文物保护奔走呼号，无怨无悔。
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物在国际市场渐渐热起来后，英国一个著名的古董商人家里，就挂上了一张中国地图，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地点被标注出来，作为其按图索骥，以非法手段收罗中国新出土文物的“作战地图”。直到1994年，当英国警方破获一起盗窃走私文物案，查扣7个集装箱6000多件中国文物时，代表中国Z*F前往英国索回这批走私文物的专家们才在那栋豪宅里亲眼看见了这幅地图。
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至少有三四十万座古墓被盗，被盗、毁文物多达数百万件，即便是一些体积庞大的地上文物也未能幸免，其中包括著名的龙门石窟唐代立佛、甘肃11层高的宋代石塔；1991至2000年，全国海关共查获走私文物10万余件，其中仅深圳海关就查扣走私文物近3万件，而这仅仅是在海关对于出境货物5％的抽查中发现的。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自鸦片战争以来，有超过1000万件的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港澳台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即达100余万件，精品达几十万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则显示：在47个国*家的2000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7万件，而民间所藏中国文物更是馆藏数量的10倍以上。
这些文物主要分布在欧美主要国*家及日本和东南亚。仅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就达2万多件，其中有许多是珍品、孤品，如青铜器中的商双羊尊、西周康侯簋、邢侯簋等，绘画中的顾恺之《女史箴图》、苏轼《墨竹图》等；而美国史密森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一家就收藏有中国古代绘画1200余幅。
当代盗掘狂潮
改革开放以来的文物走私，则成为我国文物大量流失的最重要原因。“要想富，挖古墓，一夜能成万元户”，这是20世纪80年代流行于河南、陕西、山西、甘肃等省份的一句顺口溜。当时这些地区群众性盗墓活动十分猖獗，盗挖古墓均在光天化日下进行。有些盗墓贼甚至使用炸药炸开古墓，盗取陪葬品。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乡后排村的汉高祖刘邦长陵的陪葬墓即曾遭此劫难。山西省芮城县古魏镇坑头村一村民曾用自制炸药炸开一个深达8米的锥形大洞，企图盗掘一个两周时期的古墓葬。芮城警方还曾抓获8名专门用土炸药盗挖古墓的嫌犯。
除了盗掘之外，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建设工程的纷纷上马，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地下文物的进一步流失。大量的工程建设出土文物因未能得到及时保护而遭到毁坏、哄抢、盗取。比如三峡工程库区淹没及迁建区共确定文物点1282处，但真正得到有效抢救发掘的仅占20%左右。在这样的情况下，库区盗掘古遗址、古墓葬和贩卖走私文物的犯罪活动极其猖獗，盗掘者甚至公然与考古队争夺挖掘文物。奉节上关A级国*家古遗址，考古队还没进入，已遭多批盗掘者洗劫。2003年8月，一批盗墓者甚至打着某大学考古队的旗号，大摇大摆进入万州武陵进行“科学考察”，一夜盗走大批文物。近年来，全国公安、海关查获了大量从三峡库区流散出来的文物。仅在1996年至1997年两年间，三峡库区公安机关就截获走私三峡文物265件，其中上等级文物21件。巫山县江东嘴战国秦汉墓地内一座举世罕见的汉代青铜灯树，于1997年被发掘，次年3月即以250万美元的价格在美国被拍卖。据介绍，三峡库区文物贩子将文物非法出土后，一般都是先运输到河南洛阳、陕西西安和甘肃这几个内陆文物集散地，再从这些地方通过铁路运往广州、深圳、福建等地，最后经过海路和航空货运抵达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然后流向韩国、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
盗墓活动的猖獗与文物走私和倒卖的嚣张是互为因果、紧密联系的。这些盗取而来的文物，只有通过走私、非法交易等流动，才能兑现其市场价值；而市场价值的兑现，又会反过来大大激发盗墓逐利的冲动。
对中国文物走私和倒卖的猖狂，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曾用“失控”二字来概括：“中国文物的流失，已经形成国际化‘一条龙’经营。从盗掘到走私，直至出现在国外交易市场，常常几天之内就可以完成。”
2004年5月，安徽省公安厅侦破了一起特大盗掘古墓葬、走私、倒卖文物系列案，抓获境内外犯罪嫌疑人30多名，追缴各类文物400余件，其中国*家珍贵文物就有128件，捣毁了6条文物走私通道。几名国际文物贩子的供述令警方吃惊不小，在他们长达10余年的走私活动中，文物出境从未被查获过。而其惯用的几种走私文物出境的方式竟是如此简单：一是用纸箱包装好从内地收购的文物，将其放在汽车后备箱中，然后由文物贩子自己大摇大摆地开车通关前往港澳地区。二是通过专门携带文物出关的“文物带工”出关。三是将文物交给经常往来内地和港澳地区的菜农，让他们将文物放在装菜的背篓中携带出关，文物贩子则尾随其后。而文物贩子每次付给菜农的只不过是100元至200元的报酬。
他们往往利用冬季昼短夜长，农村夜间少有人迹的时机从事盗掘，然后再利用春节期间各进出口岸业务最为繁忙的时机把盗掘、盗卖来的文物走私出境。
另外一种文物走私方式是通过国际邮件快递和包裹邮寄进行。2001年6月，海关关员在查验出口邮政快件时，从3箱申报为“工艺品”的快件内发现从秦汉到明清时期各个年代的古铜（纸）币共161枚张。2003年5月，沈阳海关从邮寄出境的茶叶包裹里一次查获89件国*家禁止出境的文物。
除了这类“蚂蚁搬家”式的走私方式外，更加可怕的是，近年来，通过集装箱夹藏，甚至整个整个集装箱稍事伪装（如在集装箱外打上“出口艺术品”标签）后就交运闯关的也屡有出现。而各处海关因受设备和专业人手的限制，对这类大规模文物走私的查获率也并不高。
盗掘盗窃、倒买倒卖、走私出境，最终实现非法文物漂白变脸、“合法”流通，文物盗窃、走私分子不仅手段娴熟，而且装备精良。他们既备有简易但却非常实用的传统著名盗墓工具洛阳铲，又配有压挤式定向爆破器材、红外线探测仪、军用指南针、夜视镜、防毒面罩、冲锋枪和可以加密通话、装有全球定位系统的移动电话等现代化设备，不仅产业链条完整，而且敢于公开与执法部门对抗。芮城的盗墓嫌犯就曾公开与公安人员进行武装对峙和交火。
暴富心理与法律困境
由于大量流失，除少数人所共知的精品、孤品外，中国文物在海外市场上价格一跌再跌，很多博物馆甚至将中国文物摆在走廊上任由游人亵玩。究其原因，有专家认为，正是由于大批量的文物走私败坏了市场。
那么病源究竟在哪里呢？
暴富心理是促成文物偷盗、走私的内在驱动力。马克思曾说过，只要有百分百的利润，就足以令人不惜杀人放火以求之，何况文物的利润远不止于百分之百。国内外文物市场差价悬殊，在三峡库区盗掘、收购的文物，倒卖到广州可以翻几倍，出境后又可以翻几倍甚至上百倍。巨额利润足以令盗掘、走私者铤而走险、疯狂作案。正是在这种暴富心理的作用下，盗墓之风盛行，不仅绝大多数古墓葬在劫难逃，而且许多入葬不久的名人墓葬也被殃及。著名探险家余纯顺遇难后不到一年，其在大漠中的简陋坟墓即已遭到盗掘。而其墓中随葬之物，其实只是一些普通的生活用具。
面对如此强大的内驱力，我们却缺乏足够的约束力量与之相对抗。
九十年代中国的文物破坏最严重
谢辰生的家朴素无华，和文物有关的书籍却几乎堆成了山。尽管一直以来都有着全国最著名的文物保护专家的称谓，可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文物保护的爱好者。60多年的文物保护生涯中，谢辰生起草出版了大量的文物保护文件并出版文物保护书籍，为制止文物走私、古迹破坏奔走呼号。
青年时代追随郑振铎开始文物保护。
谢辰生与文物结缘是因为郑振铎。如果不是解放前几年在上海遇到郑振铎，一起痛心于当时猖獗的文物流失，他也许就不会走上文物保护这条道路了。1946年，当时还是在校学生的谢辰生在上海有幸遇见了当时的文物专家郑振铎，很偶然地就开始协助其料理事务。
此前，因为哥哥谢国桢是著名的明清史专家，自小受家中环境熏陶，谢辰生从小喜爱文物，但直到与郑振铎共事，他才真正开始了此后60年未断的文物保护工作。
“快解放时，很多文物从北方运到上海，再从上海运出去，这时郑振铎站出来强烈呼吁要保护文物不要外流。”面对陆续不断走私出去的文物，郑振铎和谢辰生当时能做的最大的事就是拾起笔，编写出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甲午以后流入日本文物之目录》等一本又一本文物著作。图册精美具体，可编的时候滋味并不好受。
除此之外，两人还继续想再为文物保护做些事情。郑振铎买了一些便宜的陶俑，可也是杯水车薪。在1947年到1948年，郑振铎倾其所有在上海购得了汉魏六朝隋唐俑600多件，全部赠予故宫博物院。这些事迹，给当时才20多岁的谢辰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建国以后提出“文物主权”概念
谈到中国的文物流失，谢辰生不免有点激动起来。“近百年来，我们有很多国耻，比如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等等，但在这个过程中，文物的命运和国*家是一样的，文物同样遭受着国耻，是近百年来国耻的组成部分。”谢辰生和其他一些文物学者提出的“文物主权”就是希望在这个概念上引起人们对文物流失的重视。
解放前，因为海关不独立，中国的文物都陆续用各种方法被运往西方。新中国成立后，在谢辰生看来，文物保护进入了较好的时期。“建国以后，海关到了我们手里，建国后第一个文物法就是禁止文物流失。”随郑振铎进入国*家文物局，谢辰生参与起草了第一个文物保护条例《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阻止了长期以来文物外流的现象，此后，从1950年的《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到1960年的《文物保护暂行条例》，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谢辰生不断地参与起草新中国文物法规制定，是这些法规制定的主要参与者。
对过去，谢辰生始终抱着怀念的心情。“50年代时，国*家花了48万港币从香港把故宫的藏品买回来。那个时候经济很困难，但周恩来亲批，最终还是想办法通过关系给秘密买了回来。文物回流从建国一开始就是重视的。”在还没有和国际社会建交的几十年里，国*家通过购买途径，买回了不少珍贵的文物。
“文革”期间，谢辰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受了很多苦，真是家破人亡”，他淡淡地说着。但奇怪的是，谢辰生认为“文革”对文物的破坏并不像人想的那样严重。“现在的文物破坏是全面的，尤其是古建筑的破坏，看看现在的北京古城，历史上没有过的。”“文革”中，谢辰生依旧尽自己所能地保护文物，在《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中，他尽力地延续了此前《文物保护条例》的内容，“当时一个文件真是解决问题，破坏文物马上刹住了。”
90年代“走私分子已经智能化了”
然而上世纪80年代之后，文物走私再度猖獗，说起90年代的文物流失，谢辰生非常愤慨。“对文物最大的破坏是在90年代，最大的出口量也是在90年代，问题严重程度超过以往各个年代。”
“现在走私分子已经智能化了，用最现代的手段来挖墓，开着奔驰车，警察都追不上。走私已经集团化、智能化，从国外到国内形成网络了，打击很困难。”
同时，盗墓问题也“可以说达到了几千年来最严重程度”。他只举了一个例子：“内蒙古辽代的墓葬，90％都是在90年代被盗掘的，大量的珍贵文物出现在英国的文物拍卖市场上，这种例子河南陕西更不用说了。有些地方还官商勾结。”
谢辰生去过世界很多大的博物馆，每次看到中国藏品满满地摆着就痛心疾首。他更痛心的是，在文物走私过程中，文物的价值受到了很大的破坏。“破坏主要在挖的过程中，挖的人见好就拉走。你一套杯子，10个里面他拿走了3个，剩下的就不是一套，对学术来讲，完整性没有了，全都乱套了。”
而与走私猖獗同时发展的是文物拍卖市场的日益壮大，对市场，谢辰生一直抱着谨慎的态度。他说，文物本身不是商品，是文化遗产，只有其中一小部分才能进入市场。而市场同时又很容易混淆文物的价值和价格。对待文物进入市场一定要慎而又慎。
谢辰生，江苏武进人。曾任郑振铎业务秘书，我国文物界著名专家，曾主持起草１９８２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前言、第一次明确提出文物的定义。
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回国后，致力于文物保护管理事业。历任文化部文物局文物处业务秘书、副处长，国*家文物局副秘书长、顾问，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在上海参与了战时文物的清理工作，并协助郑振铎编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甲午以后留存日本文物目录》等。倡导创办了景德镇古陶瓷制作博物馆、铜绿山古铜冶遗址博物馆，主持复制了随县编钟和古代珍贵纺织品，并负责开拓水文、地震考古新领域。
1995年退休后仍在为保护文物不停地奔波。1999年他亲赴浙江舟山定海考察，是第一批阻止定海文物破坏的专家之一；2000年他又赴新*疆为西部大开发中的文物保护工作献计献策。
现为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为文物保护奔走呼号，无怨无悔。
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物在国际市场渐渐热起来后，英国一个著名的古董商人家里，就挂上了一张中国地图，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地点被标注出来，作为其按图索骥，以非法手段收罗中国新出土文物的“作战地图”。直到1994年，当英国警方破获一起盗窃走私文物案，查扣7个集装箱6000多件中国文物时，代表中国Z*F前往英国索回这批走私文物的专家们才在那栋豪宅里亲眼看见了这幅地图。
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至少有三四十万座古墓被盗，被盗、毁文物多达数百万件，即便是一些体积庞大的地上文物也未能幸免，其中包括著名的龙门石窟唐代立佛、甘肃11层高的宋代石塔；1991至2000年，全国海关共查获走私文物10万余件，其中仅深圳海关就查扣走私文物近3万件，而这仅仅是在海关对于出境货物5％的抽查中发现的。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自鸦片战争以来，有超过1000万件的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港澳台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即达100余万件，精品达几十万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则显示：在47个国*家的2000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7万件，而民间所藏中国文物更是馆藏数量的10倍以上。
这些文物主要分布在欧美主要国*家及日本和东南亚。仅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就达2万多件，其中有许多是珍品、孤品，如青铜器中的商双羊尊、西周康侯簋、邢侯簋等，绘画中的顾恺之《女史箴图》、苏轼《墨竹图》等；而美国史密森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一家就收藏有中国古代绘画1200余幅。
当代盗掘狂潮
改革开放以来的文物走私，则成为我国文物大量流失的最重要原因。“要想富，挖古墓，一夜能成万元户”，这是20世纪80年代流行于河南、陕西、山西、甘肃等省份的一句顺口溜。当时这些地区群众性盗墓活动十分猖獗，盗挖古墓均在光天化日下进行。有些盗墓贼甚至使用炸药炸开古墓，盗取陪葬品。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乡后排村的汉高祖刘邦长陵的陪葬墓即曾遭此劫难。山西省芮城县古魏镇坑头村一村民曾用自制炸药炸开一个深达8米的锥形大洞，企图盗掘一个两周时期的古墓葬。芮城警方还曾抓获8名专门用土炸药盗挖古墓的嫌犯。
除了盗掘之外，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建设工程的纷纷上马，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地下文物的进一步流失。大量的工程建设出土文物因未能得到及时保护而遭到毁坏、哄抢、盗取。比如三峡工程库区淹没及迁建区共确定文物点1282处，但真正得到有效抢救发掘的仅占20%左右。在这样的情况下，库区盗掘古遗址、古墓葬和贩卖走私文物的犯罪活动极其猖獗，盗掘者甚至公然与考古队争夺挖掘文物。奉节上关A级国*家古遗址，考古队还没进入，已遭多批盗掘者洗劫。2003年8月，一批盗墓者甚至打着某大学考古队的旗号，大摇大摆进入万州武陵进行“科学考察”，一夜盗走大批文物。近年来，全国公安、海关查获了大量从三峡库区流散出来的文物。仅在1996年至1997年两年间，三峡库区公安机关就截获走私三峡文物265件，其中上等级文物21件。巫山县江东嘴战国秦汉墓地内一座举世罕见的汉代青铜灯树，于1997年被发掘，次年3月即以250万美元的价格在美国被拍卖。据介绍，三峡库区文物贩子将文物非法出土后，一般都是先运输到河南洛阳、陕西西安和甘肃这几个内陆文物集散地，再从这些地方通过铁路运往广州、深圳、福建等地，最后经过海路和航空货运抵达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然后流向韩国、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
盗墓活动的猖獗与文物走私和倒卖的嚣张是互为因果、紧密联系的。这些盗取而来的文物，只有通过走私、非法交易等流动，才能兑现其市场价值；而市场价值的兑现，又会反过来大大激发盗墓逐利的冲动。
对中国文物走私和倒卖的猖狂，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曾用“失控”二字来概括：“中国文物的流失，已经形成国际化‘一条龙’经营。从盗掘到走私，直至出现在国外交易市场，常常几天之内就可以完成。”
2004年5月，安徽省公安厅侦破了一起特大盗掘古墓葬、走私、倒卖文物系列案，抓获境内外犯罪嫌疑人30多名，追缴各类文物400余件，其中国*家珍贵文物就有128件，捣毁了6条文物走私通道。几名国际文物贩子的供述令警方吃惊不小，在他们长达10余年的走私活动中，文物出境从未被查获过。而其惯用的几种走私文物出境的方式竟是如此简单：一是用纸箱包装好从内地收购的文物，将其放在汽车后备箱中，然后由文物贩子自己大摇大摆地开车通关前往港澳地区。二是通过专门携带文物出关的“文物带工”出关。三是将文物交给经常往来内地和港澳地区的菜农，让他们将文物放在装菜的背篓中携带出关，文物贩子则尾随其后。而文物贩子每次付给菜农的只不过是100元至200元的报酬。
他们往往利用冬季昼短夜长，农村夜间少有人迹的时机从事盗掘，然后再利用春节期间各进出口岸业务最为繁忙的时机把盗掘、盗卖来的文物走私出境。
另外一种文物走私方式是通过国际邮件快递和包裹邮寄进行。2001年6月，海关关员在查验出口邮政快件时，从3箱申报为“工艺品”的快件内发现从秦汉到明清时期各个年代的古铜（纸）币共161枚张。2003年5月，沈阳海关从邮寄出境的茶叶包裹里一次查获89件国*家禁止出境的文物。
除了这类“蚂蚁搬家”式的走私方式外，更加可怕的是，近年来，通过集装箱夹藏，甚至整个整个集装箱稍事伪装（如在集装箱外打上“出口艺术品”标签）后就交运闯关的也屡有出现。而各处海关因受设备和专业人手的限制，对这类大规模文物走私的查获率也并不高。
盗掘盗窃、倒买倒卖、走私出境，最终实现非法文物漂白变脸、“合法”流通，文物盗窃、走私分子不仅手段娴熟，而且装备精良。他们既备有简易但却非常实用的传统著名盗墓工具洛阳铲，又配有压挤式定向爆破器材、红外线探测仪、军用指南针、夜视镜、防毒面罩、冲锋枪和可以加密通话、装有全球定位系统的移动电话等现代化设备，不仅产业链条完整，而且敢于公开与执法部门对抗。芮城的盗墓嫌犯就曾公开与公安人员进行武装对峙和交火。
暴富心理与法律困境
由于大量流失，除少数人所共知的精品、孤品外，中国文物在海外市场上价格一跌再跌，很多博物馆甚至将中国文物摆在走廊上任由游人亵玩。究其原因，有专家认为，正是由于大批量的文物走私败坏了市场。
那么病源究竟在哪里呢？
暴富心理是促成文物偷盗、走私的内在驱动力。马克思曾说过，只要有百分百的利润，就足以令人不惜杀人放火以求之，何况文物的利润远不止于百分之百。国内外文物市场差价悬殊，在三峡库区盗掘、收购的文物，倒卖到广州可以翻几倍，出境后又可以翻几倍甚至上百倍。巨额利润足以令盗掘、走私者铤而走险、疯狂作案。正是在这种暴富心理的作用下，盗墓之风盛行，不仅绝大多数古墓葬在劫难逃，而且许多入葬不久的名人墓葬也被殃及。著名探险家余纯顺遇难后不到一年，其在大漠中的简陋坟墓即已遭到盗掘。而其墓中随葬之物，其实只是一些普通的生活用具。
面对如此强大的内驱力，我们却缺乏足够的约束力量与之相对抗。原帖貌似被和谐了。
九十年代中国的文物破坏最严重
谢辰生的家朴素无华，和文物有关的书籍却几乎堆成了山。尽管一直以来都有着全国最著名的文物保护专家的称谓，可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文物保护的爱好者。60多年的文物保护生涯中，谢辰生起草出版了大量的文物保护文件并出版文物保护书籍，为制止文物走私、古迹破坏奔走呼号。
青年时代追随郑振铎开始文物保护。
谢辰生与文物结缘是因为郑振铎。如果不是解放前几年在上海遇到郑振铎，一起痛心于当时猖獗的文物流失，他也许就不会走上文物保护这条道路了。1946年，当时还是在校学生的谢辰生在上海有幸遇见了当时的文物专家郑振铎，很偶然地就开始协助其料理事务。
此前，因为哥哥谢国桢是著名的明清史专家，自小受家中环境熏陶，谢辰生从小喜爱文物，但直到与郑振铎共事，他才真正开始了此后60年未断的文物保护工作。
“快解放时，很多文物从北方运到上海，再从上海运出去，这时郑振铎站出来强烈呼吁要保护文物不要外流。”面对陆续不断走私出去的文物，郑振铎和谢辰生当时能做的最大的事就是拾起笔，编写出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甲午以后流入日本文物之目录》等一本又一本文物著作。图册精美具体，可编的时候滋味并不好受。
除此之外，两人还继续想再为文物保护做些事情。郑振铎买了一些便宜的陶俑，可也是杯水车薪。在1947年到1948年，郑振铎倾其所有在上海购得了汉魏六朝隋唐俑600多件，全部赠予故宫博物院。这些事迹，给当时才20多岁的谢辰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建国以后提出“文物主权”概念
谈到中国的文物流失，谢辰生不免有点激动起来。“近百年来，我们有很多国耻，比如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等等，但在这个过程中，文物的命运和国*家是一样的，文物同样遭受着国耻，是近百年来国耻的组成部分。”谢辰生和其他一些文物学者提出的“文物主权”就是希望在这个概念上引起人们对文物流失的重视。
解放前，因为海关不独立，中国的文物都陆续用各种方法被运往西方。新中国成立后，在谢辰生看来，文物保护进入了较好的时期。“建国以后，海关到了我们手里，建国后第一个文物法就是禁止文物流失。”随郑振铎进入国*家文物局，谢辰生参与起草了第一个文物保护条例《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阻止了长期以来文物外流的现象，此后，从1950年的《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到1960年的《文物保护暂行条例》，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谢辰生不断地参与起草新中国文物法规制定，是这些法规制定的主要参与者。
对过去，谢辰生始终抱着怀念的心情。“50年代时，国*家花了48万港币从香港把故宫的藏品买回来。那个时候经济很困难，但周恩来亲批，最终还是想办法通过关系给秘密买了回来。文物回流从建国一开始就是重视的。”在还没有和国际社会建交的几十年里，国*家通过购买途径，买回了不少珍贵的文物。
“文革”期间，谢辰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受了很多苦，真是家破人亡”，他淡淡地说着。但奇怪的是，谢辰生认为“文革”对文物的破坏并不像人想的那样严重。“现在的文物破坏是全面的，尤其是古建筑的破坏，看看现在的北京古城，历史上没有过的。”“文革”中，谢辰生依旧尽自己所能地保护文物，在《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中，他尽力地延续了此前《文物保护条例》的内容，“当时一个文件真是解决问题，破坏文物马上刹住了。”
90年代“走私分子已经智能化了”
然而上世纪80年代之后，文物走私再度猖獗，说起90年代的文物流失，谢辰生非常愤慨。“对文物最大的破坏是在90年代，最大的出口量也是在90年代，问题严重程度超过以往各个年代。”
“现在走私分子已经智能化了，用最现代的手段来挖墓，开着奔驰车，警察都追不上。走私已经集团化、智能化，从国外到国内形成网络了，打击很困难。”
同时，盗墓问题也“可以说达到了几千年来最严重程度”。他只举了一个例子：“内蒙古辽代的墓葬，90％都是在90年代被盗掘的，大量的珍贵文物出现在英国的文物拍卖市场上，这种例子河南陕西更不用说了。有些地方还官商勾结。”
谢辰生去过世界很多大的博物馆，每次看到中国藏品满满地摆着就痛心疾首。他更痛心的是，在文物走私过程中，文物的价值受到了很大的破坏。“破坏主要在挖的过程中，挖的人见好就拉走。你一套杯子，10个里面他拿走了3个，剩下的就不是一套，对学术来讲，完整性没有了，全都乱套了。”
而与走私猖獗同时发展的是文物拍卖市场的日益壮大，对市场，谢辰生一直抱着谨慎的态度。他说，文物本身不是商品，是文化遗产，只有其中一小部分才能进入市场。而市场同时又很容易混淆文物的价值和价格。对待文物进入市场一定要慎而又慎。
谢辰生，江苏武进人。曾任郑振铎业务秘书，我国文物界著名专家，曾主持起草１９８２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前言、第一次明确提出文物的定义。
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回国后，致力于文物保护管理事业。历任文化部文物局文物处业务秘书、副处长，国*家文物局副秘书长、顾问，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在上海参与了战时文物的清理工作，并协助郑振铎编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甲午以后留存日本文物目录》等。倡导创办了景德镇古陶瓷制作博物馆、铜绿山古铜冶遗址博物馆，主持复制了随县编钟和古代珍贵纺织品，并负责开拓水文、地震考古新领域。
1995年退休后仍在为保护文物不停地奔波。1999年他亲赴浙江舟山定海考察，是第一批阻止定海文物破坏的专家之一；2000年他又赴新*疆为西部大开发中的文物保护工作献计献策。
现为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为文物保护奔走呼号，无怨无悔。
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物在国际市场渐渐热起来后，英国一个著名的古董商人家里，就挂上了一张中国地图，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地点被标注出来，作为其按图索骥，以非法手段收罗中国新出土文物的“作战地图”。直到1994年，当英国警方破获一起盗窃走私文物案，查扣7个集装箱6000多件中国文物时，代表中国Z*F前往英国索回这批走私文物的专家们才在那栋豪宅里亲眼看见了这幅地图。
据不完全统计，19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至少有三四十万座古墓被盗，被盗、毁文物多达数百万件，即便是一些体积庞大的地上文物也未能幸免，其中包括著名的龙门石窟唐代立佛、甘肃11层高的宋代石塔；1991至2000年，全国海关共查获走私文物10万余件，其中仅深圳海关就查扣走私文物近3万件，而这仅仅是在海关对于出境货物5％的抽查中发现的。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自鸦片战争以来，有超过1000万件的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港澳台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即达100余万件，精品达几十万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则显示：在47个国*家的2000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167万件，而民间所藏中国文物更是馆藏数量的10倍以上。
这些文物主要分布在欧美主要国*家及日本和东南亚。仅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就达2万多件，其中有许多是珍品、孤品，如青铜器中的商双羊尊、西周康侯簋、邢侯簋等，绘画中的顾恺之《女史箴图》、苏轼《墨竹图》等；而美国史密森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一家就收藏有中国古代绘画1200余幅。
当代盗掘狂潮
改革开放以来的文物走私，则成为我国文物大量流失的最重要原因。“要想富，挖古墓，一夜能成万元户”，这是20世纪80年代流行于河南、陕西、山西、甘肃等省份的一句顺口溜。当时这些地区群众性盗墓活动十分猖獗，盗挖古墓均在光天化日下进行。有些盗墓贼甚至使用炸药炸开古墓，盗取陪葬品。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乡后排村的汉高祖刘邦长陵的陪葬墓即曾遭此劫难。山西省芮城县古魏镇坑头村一村民曾用自制炸药炸开一个深达8米的锥形大洞，企图盗掘一个两周时期的古墓葬。芮城警方还曾抓获8名专门用土炸药盗挖古墓的嫌犯。
除了盗掘之外，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建设工程的纷纷上马，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地下文物的进一步流失。大量的工程建设出土文物因未能得到及时保护而遭到毁坏、哄抢、盗取。比如三峡工程库区淹没及迁建区共确定文物点1282处，但真正得到有效抢救发掘的仅占20%左右。在这样的情况下，库区盗掘古遗址、古墓葬和贩卖走私文物的犯罪活动极其猖獗，盗掘者甚至公然与考古队争夺挖掘文物。奉节上关A级国*家古遗址，考古队还没进入，已遭多批盗掘者洗劫。2003年8月，一批盗墓者甚至打着某大学考古队的旗号，大摇大摆进入万州武陵进行“科学考察”，一夜盗走大批文物。近年来，全国公安、海关查获了大量从三峡库区流散出来的文物。仅在1996年至1997年两年间，三峡库区公安机关就截获走私三峡文物265件，其中上等级文物21件。巫山县江东嘴战国秦汉墓地内一座举世罕见的汉代青铜灯树，于1997年被发掘，次年3月即以250万美元的价格在美国被拍卖。据介绍，三峡库区文物贩子将文物非法出土后，一般都是先运输到河南洛阳、陕西西安和甘肃这几个内陆文物集散地，再从这些地方通过铁路运往广州、深圳、福建等地，最后经过海路和航空货运抵达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然后流向韩国、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
盗墓活动的猖獗与文物走私和倒卖的嚣张是互为因果、紧密联系的。这些盗取而来的文物，只有通过走私、非法交易等流动，才能兑现其市场价值；而市场价值的兑现，又会反过来大大激发盗墓逐利的冲动。
对中国文物走私和倒卖的猖狂，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曾用“失控”二字来概括：“中国文物的流失，已经形成国际化‘一条龙’经营。从盗掘到走私，直至出现在国外交易市场，常常几天之内就可以完成。”
2004年5月，安徽省公安厅侦破了一起特大盗掘古墓葬、走私、倒卖文物系列案，抓获境内外犯罪嫌疑人30多名，追缴各类文物400余件，其中国*家珍贵文物就有128件，捣毁了6条文物走私通道。几名国际文物贩子的供述令警方吃惊不小，在他们长达10余年的走私活动中，文物出境从未被查获过。而其惯用的几种走私文物出境的方式竟是如此简单：一是用纸箱包装好从内地收购的文物，将其放在汽车后备箱中，然后由文物贩子自己大摇大摆地开车通关前往港澳地区。二是通过专门携带文物出关的“文物带工”出关。三是将文物交给经常往来内地和港澳地区的菜农，让他们将文物放在装菜的背篓中携带出关，文物贩子则尾随其后。而文物贩子每次付给菜农的只不过是100元至200元的报酬。
他们往往利用冬季昼短夜长，农村夜间少有人迹的时机从事盗掘，然后再利用春节期间各进出口岸业务最为繁忙的时机把盗掘、盗卖来的文物走私出境。
另外一种文物走私方式是通过国际邮件快递和包裹邮寄进行。2001年6月，海关关员在查验出口邮政快件时，从3箱申报为“工艺品”的快件内发现从秦汉到明清时期各个年代的古铜（纸）币共161枚张。2003年5月，沈阳海关从邮寄出境的茶叶包裹里一次查获89件国*家禁止出境的文物。
除了这类“蚂蚁搬家”式的走私方式外，更加可怕的是，近年来，通过集装箱夹藏，甚至整个整个集装箱稍事伪装（如在集装箱外打上“出口艺术品”标签）后就交运闯关的也屡有出现。而各处海关因受设备和专业人手的限制，对这类大规模文物走私的查获率也并不高。
盗掘盗窃、倒买倒卖、走私出境，最终实现非法文物漂白变脸、“合法”流通，文物盗窃、走私分子不仅手段娴熟，而且装备精良。他们既备有简易但却非常实用的传统著名盗墓工具洛阳铲，又配有压挤式定向爆破器材、红外线探测仪、军用指南针、夜视镜、防毒面罩、冲锋枪和可以加密通话、装有全球定位系统的移动电话等现代化设备，不仅产业链条完整，而且敢于公开与执法部门对抗。芮城的盗墓嫌犯就曾公开与公安人员进行武装对峙和交火。
暴富心理与法律困境
由于大量流失，除少数人所共知的精品、孤品外，中国文物在海外市场上价格一跌再跌，很多博物馆甚至将中国文物摆在走廊上任由游人亵玩。究其原因，有专家认为，正是由于大批量的文物走私败坏了市场。
那么病源究竟在哪里呢？
暴富心理是促成文物偷盗、走私的内在驱动力。马克思曾说过，只要有百分百的利润，就足以令人不惜杀人放火以求之，何况文物的利润远不止于百分之百。国内外文物市场差价悬殊，在三峡库区盗掘、收购的文物，倒卖到广州可以翻几倍，出境后又可以翻几倍甚至上百倍。巨额利润足以令盗掘、走私者铤而走险、疯狂作案。正是在这种暴富心理的作用下，盗墓之风盛行，不仅绝大多数古墓葬在劫难逃，而且许多入葬不久的名人墓葬也被殃及。著名探险家余纯顺遇难后不到一年，其在大漠中的简陋坟墓即已遭到盗掘。而其墓中随葬之物，其实只是一些普通的生活用具。
面对如此强大的内驱力，我们却缺乏足够的约束力量与之相对抗。
盗掘盗窃、倒买倒卖、走私出境，最终实现非法文物漂白变脸、“合法”流通，文物盗窃、走私分子不仅手段娴熟，而且装备精良。他们既备有简易但却非常实用的传统著名盗墓工具洛阳铲，又配有压挤式定向爆破器材、红外线探测仪、军用指南针、夜视镜、防毒面罩、冲锋枪和可以加密通话、装有全球定位系统的移动电话等现代化设备，不仅产业链条完整，而且敢于公开与执法部门对抗。芮城的盗墓嫌犯就曾公开与公安人员进行武装对峙和交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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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涯看到一个小说连载也讲到盗墓，也就是这十来年的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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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涯看到一个小说连载也讲到盗墓，也就是这十来年的事吧．
囤积中国文物，在西方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前阶段提出的古籍图书数字回归恐怕是比较得力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