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廉价民工潮到民工荒 中国经济正经历深刻变局

今年春节后、“两会”前出现的“民工荒”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在几个月之前，最让人头痛的还是农民工就业难，为什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民工荒”就已大规模出现?“民工荒”的背后，中国经济悄然发生了怎样的深刻变化?企业被迫加薪留人，快速上升的劳动力价格，会不会对中国占据传统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冲击?原本劳动力充足的中国，屡屡出现的“民工荒”怪圈到底如何破解?本社汇选有关论点，供读者参考。

　　民工荒再袭珠三角　廉价时代落幕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拥有9亿农民和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中国竟继2004年之后，大范围的“民工荒”竟然再次出现，甚至蔓延内地，不仅是技术工人短缺，而且普通劳工也开始短缺。从一年前农民工找不到工作的“民工慌”，到目前企业手持订单却招不到工人的“民工荒”，短短一年时间，珠三角的劳动力市场经历了一次截然不同的转变。(北京《中国经济时报》)

　　“劳动力大国”再次遭遇“民工荒”之痛，这也成了“两会”代表委员们关心热议的话题。对于“民工荒”还将继续多久，各界的看法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民工荒”的频繁出现，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北京《中国信息报》)

　　2010年的春节已经渐行渐远，但是对于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的许多企业来说，招工形势似乎依旧严峻。来自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消息显示：新一轮“民工荒”正随各地工厂的陆续复工而愈演愈烈。“珠三角缺工200万”，“深圳春节后缺工80万”，“广州春节后缺工20 万”……诸如此类的消息不绝于耳，比过往的任何一年都更为严峻。对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到底有多大用工缺口，至今没有一个权威统计。据了解，杭州外来劳动力市场一度创下1比20的劳动力供需比纪录。在义乌等地，招工心切的企业老板甚至开着小轿车到劳务市场“抢人”――一遇到满意的对象，当即送回工厂上班。(北京《光明日报》)

　　“民工荒”在珠三角地区并非首次出现，早在五六年前，珠三角地区便开始出现招工难，只是金融危机后的此番招工难，使得这一问题被放大，更加引起了社会关注。而从“民工慌”到“民工荒”，不能简单看成中国经济回暖的结果。专家认为，中国的劳动供应已经发生了变化，这轮企业用工紧张的原因主要是劳动力临时供需失调，与劳动强度不成正比的低廉工资，和不佳的生活环境无法吸引农民工进入工厂。(广东《深圳商报》)

　　从目前来看，“民工荒”现象已经出现了六年多，而且在目前经济还处在复苏阶段就已经备受瞩目，波及范围也越来越广，因此把“民工荒”定位为暂时和局部现象或许是草率的。之所以说“民工荒”将是一个长期和整体现象，是因为1亿人左右的80后和90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观念与第一代农民工大为不同，作为城市和农村的双面人，他们可能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同时又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术储备，择业时“高不成低不就”。如果他们选择在城市和农村无所事事地“游荡”，也会导致“民工荒”的长期化。(美国《华尔街日报》)

　　廉价劳工无以为继　重创“世界工厂”

　　去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内企业纷纷金蝉脱壳关门“走厂”，剩下一群愤怒而无奈的农民工。最后一根稻草就这样压在了已日趋脆弱的农民工供应链上。而随着人口出生的逐渐减少，这根供应链条将无可回避地走向细弱。尽管这一拐点会出现在哪一年尚在争论之中，但一个显而易见的共识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再也不是想象中的源源不断取之不尽，而是越来越有限供应。(广东《南方周末》)

　　人们曾把“民工荒”归究为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中央的惠农政策让很多农民宁愿选择在家乡务农，觉得出门打工未必合算;二是随着相关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越来越多农民工可以在当地找到工作;三是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像其父辈那样任劳任怨、忍气吞声，维权意识越来越强，找工作越来越挑剔，对报酬的要求越来越高。如果他们的预期难以达到，很多年轻的农民工宁愿东游西逛，也不愿老老实实进厂打工。

　　上述原因只能解释中国局部地区出现的“民工荒”，但难以解释今年沿海和内陆普现的“民工荒”。为何连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河南、安徽、四川都闹 “民工荒”?愈演愈烈的“民工荒”暴露出中国将要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中国已经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正在枯竭。据世行估计，“人口红利”的结构性优势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贡献度达到30%以上，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形成了过分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澳门《澳门日报》)

　　可以这样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经济正式走上了一条以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龙头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道路，这个东方巨大的经济体也以“世界工厂”的角色成功地融入了国际分工，一个属于中国的高速增长时代由此诞生。而与众多经济体昙花一现的繁荣景象不同的是，这个时代延续了足够长的时间(长达20年)，创造了足够高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率超过8%)，这一度被称作为“中国奇迹”，而创造了“中国奇迹”的所谓“中国模式”也因此散发着格外令人着迷的魅力。时至今日，当一场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一举打破了数十年来东西方的经济格局，中国经济建立在低成本劳动力廉价制造的基础上的增长模式似乎也正接近尾声。(广东《21世纪经济报道》)

　　这种发展模式必须进行转变，清华大学的秦辉教授将这种模式称之为“低人权优势”。农民工是这个模式的一个核心要素。他们每年以极大的成本往返于打工地与家乡之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要牺牲掉正常人很难割舍的家庭生活;他们在非常差的工作条件下，从事着最苦最累最危险的工作，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几乎是一种常态，而且不能享受法律规定的双休日休息;他们得到的是整个社会最低的工资收入，社会保障和福利只是近些年才得到有限的改善，受到社会的歧视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可以说，这是支撑这些年中国奇迹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没有这个因素，很难想象所谓的中国奇迹和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北京《经济观察报》)

　　基本权益屡受漠视　民工用脚投票

　　可以肯定的是，基本权益曾经屡屡被用工者漠视的农民工，正学会用双脚表达自己的选择权。去年的金融危机，大量农民工几乎成了珠三角企业力挽狂澜最直接的牺牲品。而今，经济回暖，企业急需用工，回家的农民工却不回来了。长久以来，数以百万的农民工为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却长期得不到足够的关怀，而当出现了更多选择机会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便以毫不留恋的姿态迅速离开。金融危机可以“甩”了他们，他们当然可以“甩”了经济回暖。(北京《中国青年报》)

　　无须讳言，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辉煌成就的背后，无论是政府和企业，还是城市管理者，确实存在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体力劳动者和弱势群体合理获取劳动报酬、平等享受社会资源(教育、医疗、养老等)权利的“忽视”甚至“剥夺”现象。这正如一些农民工所言：在深圳、上海、北京这样高成本的城市生存，一二千元人民币的月工资，只能过着节衣缩食的困窘生活，而且他们干的是最累最脏的活，属于最没有尊严、最不被城市接纳的一群人。这样的工作搁在第一代农民工身上似乎还能承受，但在今天已毫无吸引力。(湖南红网)

　　表面上看，民工荒与经济回暖幅度之出人意料有一定关系，但这些年来，“民工荒”已经多次出现，这一次的规模则比较大。在此背后可能存在一个结构性原因：农民工群体正在实现一次大规模的代际替换，新一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相对于期父兄辈，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他们更有明确的权利意识，他们更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体、劳动的尊严。(重庆华龙网)

　　实际上，愈演愈烈的用工荒，可以说是制度荒和权益荒，荒在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荒在中国的经济制度没有发生变革，荒在财富分配机制不合理。国内的大部分工厂正是资本主义国家早期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时所采取的血汗工厂模式，“中国制造”最火的时候也正是中国工人最惨的时候，长期超过8小时/日的工作时间，社会物价不断上涨却一直保持低水平的底薪，管理者变着法的扣除加班工资，新的劳动法出台前，没有一份正式的劳动合同和任何福利待遇，收入和安全毫无保障，许多网友戏称农民工“起得比猪早，吃得比猪差，干得比猪累”。据了解，现在珠三角缺工的主要是中小企业，因为中小企业的工资待遇和工人的福利保障不够完全。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说，“这说明，廉价劳动力、血汗工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湖南经网)

　　而这些年来，“民工荒”已经多次出现，这一次的规模则比较大。在此背后可能存在一个结构性原因：农民工群体正在实现一次大规模的代际替换，新一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相对于其父兄辈，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对占农民工总数60%多的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新”是与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相比有“三高一低”的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甘肃《西部商报》)

　　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诉求包括经济、社会、政治等多个维度，我们不能将当前[/img]

　　订单经济显露恶果　倒逼产业升级

　　春节刚过，从东南沿海向中西内陆，“民工荒”似呈蔓延之势，“用工短缺”俨然成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的新问题。“民工潮”冲刷的印记还清晰可见，“民工荒”转眼便汹涌来袭，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然而，“民工荒”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供需矛盾，它聚集了我国经济、社会、教育等领域太多的错位与畸形，显现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教育结构严重失衡。(北京《经济参考报》)

　　眼下，“赶工，缺工”成了珠三角制造业的共性。随着经济回暖，订单增多，企业不得不四处招人。然而即便加薪两成，也很难招够人手。“多的是岗位，缺的是工人”，不少企业发出如此感叹。

　　审视那些急缺工的制造业，即可发现它们大多是靠外来订单吃饭的加工贸易，有订单就开工，没订单就遣返工人回家。而这些外来订单也多集中于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何况这其中有不少是生产由跨国公司设计、营销的产品。反观德国，高附加值的工程机械和智能电力设备是其出口强项，它不但能拉动本国经济增长，更主要的是还能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材料显示，在德国近千万出口行业的职工中，真正在生产第一线的职工只占一半，另一半是在为产品出口服务的服务行业，如物流运输、批发贸易、金融咨询与服务、市场研究与开发，以及产品的营销等。

　　换言之，与德国相比，尽管我们现在在绝对数量上成为了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但是我们还不是真正的出口强国。我们的企业还停留在“接订单”加工制造的产业链低端，并没有完成走出去“派订单”的蜕变。(浙江在线网)

　　这种主要靠接订单得来的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很容易受制于人，因此，经济结构及相应出口结构的转型迫在眉睫。工人的就业取决于订单的多少，廉价的劳动力换来的只是微薄的工资，注定了“8亿件衬衫换一架空客A380”的辛苦还将持续。而且中国外贸出口的复苏不等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收敛。相反，在国外各种利益集团操纵下，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保护措施越来越多，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化，这些都将对中国的出口形成挑战。(广东《广州日报》)

　　要想真正成为出口强国，我们还需要对出口产业进行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让企业由对外“接订单”转型为向外“派订单”，让出口产品“以量取胜” 转为“以质取胜”。唯有如此，面临的贸易保护主义风险才能有所改善，企业也不必看别人脸色吃饭，工人的饭碗也就不需由外来订单而保证。

　　对珠三角而言，民工荒不可怕，可怕的是企业仍然沉湎于订单增多、工人急缺的表象中，以为临时加点薪，就能招到工人，就能让工厂开足马力，完成订单就能赚钱。却忽视了抢抓机遇，扩大内需市场，升级产业链，把工人的饭碗固定下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因为招不到工人，不少企业目前只是承接一些附加值略高的订单，利润微薄的订单一律回绝，倒并不是件坏事。倘若能由此认识到“订单经济”的局限所在，趁机转型，既能解决民工荒，又能摆脱对外依赖。(广东《广州日报》)

　　而综合起来看，今年的“民工荒”现象，已不像以前那么简单，它实际上反映了三个重大问题：中国的劳动力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广大农村地区的 80后与90后开始登上社会舞台;中国经济的区域结构正在发生快速变化，如近来国家已先后批准了十多个地区的发展规划，区域经济的步伐越走越快;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也在发生急剧变化，东南沿海地区再走老路已经行不通了，有必要对目前的产业结构及其地域分布，进行有序的产业转移。
http://www.sinonet.net/news/china/2010-03-10/66104.html今年春节后、“两会”前出现的“民工荒”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在几个月之前，最让人头痛的还是农民工就业难，为什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民工荒”就已大规模出现?“民工荒”的背后，中国经济悄然发生了怎样的深刻变化?企业被迫加薪留人，快速上升的劳动力价格，会不会对中国占据传统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冲击?原本劳动力充足的中国，屡屡出现的“民工荒”怪圈到底如何破解?本社汇选有关论点，供读者参考。

　　民工荒再袭珠三角　廉价时代落幕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拥有9亿农民和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中国竟继2004年之后，大范围的“民工荒”竟然再次出现，甚至蔓延内地，不仅是技术工人短缺，而且普通劳工也开始短缺。从一年前农民工找不到工作的“民工慌”，到目前企业手持订单却招不到工人的“民工荒”，短短一年时间，珠三角的劳动力市场经历了一次截然不同的转变。(北京《中国经济时报》)

　　“劳动力大国”再次遭遇“民工荒”之痛，这也成了“两会”代表委员们关心热议的话题。对于“民工荒”还将继续多久，各界的看法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民工荒”的频繁出现，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北京《中国信息报》)

　　2010年的春节已经渐行渐远，但是对于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的许多企业来说，招工形势似乎依旧严峻。来自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消息显示：新一轮“民工荒”正随各地工厂的陆续复工而愈演愈烈。“珠三角缺工200万”，“深圳春节后缺工80万”，“广州春节后缺工20 万”……诸如此类的消息不绝于耳，比过往的任何一年都更为严峻。对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到底有多大用工缺口，至今没有一个权威统计。据了解，杭州外来劳动力市场一度创下1比20的劳动力供需比纪录。在义乌等地，招工心切的企业老板甚至开着小轿车到劳务市场“抢人”――一遇到满意的对象，当即送回工厂上班。(北京《光明日报》)

　　“民工荒”在珠三角地区并非首次出现，早在五六年前，珠三角地区便开始出现招工难，只是金融危机后的此番招工难，使得这一问题被放大，更加引起了社会关注。而从“民工慌”到“民工荒”，不能简单看成中国经济回暖的结果。专家认为，中国的劳动供应已经发生了变化，这轮企业用工紧张的原因主要是劳动力临时供需失调，与劳动强度不成正比的低廉工资，和不佳的生活环境无法吸引农民工进入工厂。(广东《深圳商报》)

　　从目前来看，“民工荒”现象已经出现了六年多，而且在目前经济还处在复苏阶段就已经备受瞩目，波及范围也越来越广，因此把“民工荒”定位为暂时和局部现象或许是草率的。之所以说“民工荒”将是一个长期和整体现象，是因为1亿人左右的80后和90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观念与第一代农民工大为不同，作为城市和农村的双面人，他们可能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同时又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术储备，择业时“高不成低不就”。如果他们选择在城市和农村无所事事地“游荡”，也会导致“民工荒”的长期化。(美国《华尔街日报》)

　　廉价劳工无以为继　重创“世界工厂”

　　去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内企业纷纷金蝉脱壳关门“走厂”，剩下一群愤怒而无奈的农民工。最后一根稻草就这样压在了已日趋脆弱的农民工供应链上。而随着人口出生的逐渐减少，这根供应链条将无可回避地走向细弱。尽管这一拐点会出现在哪一年尚在争论之中，但一个显而易见的共识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再也不是想象中的源源不断取之不尽，而是越来越有限供应。(广东《南方周末》)

　　人们曾把“民工荒”归究为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中央的惠农政策让很多农民宁愿选择在家乡务农，觉得出门打工未必合算;二是随着相关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越来越多农民工可以在当地找到工作;三是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像其父辈那样任劳任怨、忍气吞声，维权意识越来越强，找工作越来越挑剔，对报酬的要求越来越高。如果他们的预期难以达到，很多年轻的农民工宁愿东游西逛，也不愿老老实实进厂打工。

　　上述原因只能解释中国局部地区出现的“民工荒”，但难以解释今年沿海和内陆普现的“民工荒”。为何连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河南、安徽、四川都闹 “民工荒”?愈演愈烈的“民工荒”暴露出中国将要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中国已经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正在枯竭。据世行估计，“人口红利”的结构性优势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贡献度达到30%以上，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形成了过分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澳门《澳门日报》)

　　可以这样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经济正式走上了一条以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龙头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道路，这个东方巨大的经济体也以“世界工厂”的角色成功地融入了国际分工，一个属于中国的高速增长时代由此诞生。而与众多经济体昙花一现的繁荣景象不同的是，这个时代延续了足够长的时间(长达20年)，创造了足够高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率超过8%)，这一度被称作为“中国奇迹”，而创造了“中国奇迹”的所谓“中国模式”也因此散发着格外令人着迷的魅力。时至今日，当一场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一举打破了数十年来东西方的经济格局，中国经济建立在低成本劳动力廉价制造的基础上的增长模式似乎也正接近尾声。(广东《21世纪经济报道》)

　　这种发展模式必须进行转变，清华大学的秦辉教授将这种模式称之为“低人权优势”。农民工是这个模式的一个核心要素。他们每年以极大的成本往返于打工地与家乡之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要牺牲掉正常人很难割舍的家庭生活;他们在非常差的工作条件下，从事着最苦最累最危险的工作，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几乎是一种常态，而且不能享受法律规定的双休日休息;他们得到的是整个社会最低的工资收入，社会保障和福利只是近些年才得到有限的改善，受到社会的歧视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可以说，这是支撑这些年中国奇迹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没有这个因素，很难想象所谓的中国奇迹和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北京《经济观察报》)

　　基本权益屡受漠视　民工用脚投票

　　可以肯定的是，基本权益曾经屡屡被用工者漠视的农民工，正学会用双脚表达自己的选择权。去年的金融危机，大量农民工几乎成了珠三角企业力挽狂澜最直接的牺牲品。而今，经济回暖，企业急需用工，回家的农民工却不回来了。长久以来，数以百万的农民工为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却长期得不到足够的关怀，而当出现了更多选择机会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便以毫不留恋的姿态迅速离开。金融危机可以“甩”了他们，他们当然可以“甩”了经济回暖。(北京《中国青年报》)

　　无须讳言，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辉煌成就的背后，无论是政府和企业，还是城市管理者，确实存在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体力劳动者和弱势群体合理获取劳动报酬、平等享受社会资源(教育、医疗、养老等)权利的“忽视”甚至“剥夺”现象。这正如一些农民工所言：在深圳、上海、北京这样高成本的城市生存，一二千元人民币的月工资，只能过着节衣缩食的困窘生活，而且他们干的是最累最脏的活，属于最没有尊严、最不被城市接纳的一群人。这样的工作搁在第一代农民工身上似乎还能承受，但在今天已毫无吸引力。(湖南红网)

　　表面上看，民工荒与经济回暖幅度之出人意料有一定关系，但这些年来，“民工荒”已经多次出现，这一次的规模则比较大。在此背后可能存在一个结构性原因：农民工群体正在实现一次大规模的代际替换，新一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相对于期父兄辈，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他们更有明确的权利意识，他们更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体、劳动的尊严。(重庆华龙网)

　　实际上，愈演愈烈的用工荒，可以说是制度荒和权益荒，荒在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荒在中国的经济制度没有发生变革，荒在财富分配机制不合理。国内的大部分工厂正是资本主义国家早期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时所采取的血汗工厂模式，“中国制造”最火的时候也正是中国工人最惨的时候，长期超过8小时/日的工作时间，社会物价不断上涨却一直保持低水平的底薪，管理者变着法的扣除加班工资，新的劳动法出台前，没有一份正式的劳动合同和任何福利待遇，收入和安全毫无保障，许多网友戏称农民工“起得比猪早，吃得比猪差，干得比猪累”。据了解，现在珠三角缺工的主要是中小企业，因为中小企业的工资待遇和工人的福利保障不够完全。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说，“这说明，廉价劳动力、血汗工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湖南经网)

　　而这些年来，“民工荒”已经多次出现，这一次的规模则比较大。在此背后可能存在一个结构性原因：农民工群体正在实现一次大规模的代际替换，新一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相对于其父兄辈，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对占农民工总数60%多的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新”是与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相比有“三高一低”的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甘肃《西部商报》)

　　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诉求包括经济、社会、政治等多个维度，我们不能将当前[/img]

　　订单经济显露恶果　倒逼产业升级

　　春节刚过，从东南沿海向中西内陆，“民工荒”似呈蔓延之势，“用工短缺”俨然成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的新问题。“民工潮”冲刷的印记还清晰可见，“民工荒”转眼便汹涌来袭，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然而，“民工荒”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供需矛盾，它聚集了我国经济、社会、教育等领域太多的错位与畸形，显现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教育结构严重失衡。(北京《经济参考报》)

　　眼下，“赶工，缺工”成了珠三角制造业的共性。随着经济回暖，订单增多，企业不得不四处招人。然而即便加薪两成，也很难招够人手。“多的是岗位，缺的是工人”，不少企业发出如此感叹。

　　审视那些急缺工的制造业，即可发现它们大多是靠外来订单吃饭的加工贸易，有订单就开工，没订单就遣返工人回家。而这些外来订单也多集中于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何况这其中有不少是生产由跨国公司设计、营销的产品。反观德国，高附加值的工程机械和智能电力设备是其出口强项，它不但能拉动本国经济增长，更主要的是还能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材料显示，在德国近千万出口行业的职工中，真正在生产第一线的职工只占一半，另一半是在为产品出口服务的服务行业，如物流运输、批发贸易、金融咨询与服务、市场研究与开发，以及产品的营销等。

　　换言之，与德国相比，尽管我们现在在绝对数量上成为了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但是我们还不是真正的出口强国。我们的企业还停留在“接订单”加工制造的产业链低端，并没有完成走出去“派订单”的蜕变。(浙江在线网)

　　这种主要靠接订单得来的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很容易受制于人，因此，经济结构及相应出口结构的转型迫在眉睫。工人的就业取决于订单的多少，廉价的劳动力换来的只是微薄的工资，注定了“8亿件衬衫换一架空客A380”的辛苦还将持续。而且中国外贸出口的复苏不等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收敛。相反，在国外各种利益集团操纵下，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保护措施越来越多，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化，这些都将对中国的出口形成挑战。(广东《广州日报》)

　　要想真正成为出口强国，我们还需要对出口产业进行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让企业由对外“接订单”转型为向外“派订单”，让出口产品“以量取胜” 转为“以质取胜”。唯有如此，面临的贸易保护主义风险才能有所改善，企业也不必看别人脸色吃饭，工人的饭碗也就不需由外来订单而保证。

　　对珠三角而言，民工荒不可怕，可怕的是企业仍然沉湎于订单增多、工人急缺的表象中，以为临时加点薪，就能招到工人，就能让工厂开足马力，完成订单就能赚钱。却忽视了抢抓机遇，扩大内需市场，升级产业链，把工人的饭碗固定下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因为招不到工人，不少企业目前只是承接一些附加值略高的订单，利润微薄的订单一律回绝，倒并不是件坏事。倘若能由此认识到“订单经济”的局限所在，趁机转型，既能解决民工荒，又能摆脱对外依赖。(广东《广州日报》)

　　而综合起来看，今年的“民工荒”现象，已不像以前那么简单，它实际上反映了三个重大问题：中国的劳动力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广大农村地区的 80后与90后开始登上社会舞台;中国经济的区域结构正在发生快速变化，如近来国家已先后批准了十多个地区的发展规划，区域经济的步伐越走越快;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也在发生急剧变化，东南沿海地区再走老路已经行不通了，有必要对目前的产业结构及其地域分布，进行有序的产业转移。
http://www.sinonet.net/news/china/2010-03-10/661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