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日君再来》是首禁歌吗?

好像是吧，其实在那个年代很正常，两岸都差不多，齐豫的《橄榄树》在台湾也被禁过

转贴】一曲《何日君再来》 刘雪庵蒙冤多少年
原乡人
1楼

作者：吴 逸         
   

你知道《何日君再来》这首歌吗？  

刘雪庵这个名字曾与《何日君再来》密切相连。  

就这首歌而言，歌的名气越大，人的命运越悲惨。  

一首歌，几乎毁掉了他的小半生！  

如今已盖棺论定，我们也有必要讲清这段冤案的内幕。  

   

八宝山是北京最有名的墓园。  

在同龄人中，我去八宝山的次数可能是偏多的。有各种原因，一是参加追悼会或遗体告别仪式，二是为先人扫墓，三是寻觅文字之外的历史踪影、故人旧事。我以为，这第三点，足以成为一个课题研究的引子。  

2002年清明前去八宝山扫墓，无意中见到了骨灰墙上音乐家刘雪庵先生的墓穴，片刻的凝视，触动我想起许多事。十余年前，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那座旧宅院里出现了新砌的骨灰墙，最初我以为只是有效地利用空间，但又觉得这做法与老话所说的“入土为安”不符，所以不明白为什么骨灰墙一排排地增加，竟还一排排地逐年“满员”。后经他人点拨，方知：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是要有资格证明的，级别在这里重过金钱，级别不够，有钱也没资格进来，葬在这里，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待遇的体现。弄清这一点，也就明白刘雪庵先生的墓为什么要“挤”在这里了。恕我不敬，用“挤”这个字，没有夸张，也没有贬义。  

黑色大理石墓碑正中是逝者的遗像，花白头发，戴着眼镜，着中式服装，典型的中国老知识分子模样。遗像两旁的文字是：“鞠躬尽瘁，光明磊落”。下面的文字是：  

1905—1985  

中国著名作曲家刘雪庵先生千古  

儿学达、学信、学苏 女学宏、学麟 敬立  

一九九零年三月十五日  

过去我对刘雪庵先生的了解，仅限于知道他作曲的《何日君再来》、《长城谣》和他作词的歌曲《踏雪寻梅》。后两首歌现在还常常能在音乐会上听到，而《何日君再来》这首风靡多年的歌，好象只有歌星邓丽君和蔡琴的录音能在音像店里找到了。记得二十年前的暑假，我在西安的亲戚家中，拉上窗帘，偷听邓丽君的盒带，唱到这首《何日君再来》时，音量必须小到只能自己听见。我怕隔墙有耳，被人告密的后果我是尝过的，就是因为听老柴的《天鹅湖》，我家的一皮箱古典音乐唱片曾被小有权利的人尽数抄去。很长时间里，邓丽君的盒带只能在民间、在地下流传。好象是在我听《何日君再来》之前的1980年，《北京晚报》一版下端刊出对刘雪庵的专访。回顾了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澄清了一些史实，颇有在舆论上为他平反昭雪的意思。当时我尚处懵懂年龄，不甚明了这些现象的含义，于今看来，那至少是三中全会之后开始拨乱反正的成果吧。  

2002年2月，我在三联书店发现音乐类书架的顶端竖着几本《刘雪庵作品选》，抬起脚尖才能摸到。取下一册翻阅，竟是年初刚刚出版的。尽管我不搞音乐史音乐学，尽管书中的线谱对我来说比读古文都难，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掏了32块钱。只为书中的几篇文章，只为要对这位经历坎坷的老作曲家多一点了解。  

书名由江定仙题写，周小燕的题词是“雪地天晴朗，又闻腊梅香。长城长万里，玉笛声悠扬”。两位音乐家都是刘雪庵的老同学，可惜除了题字题词，没有他们的回忆文章。此书的编辑者是原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和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1947年由重庆璧山迁此）的部分校友，都曾受业于刘雪庵门下，发起者是美国圣荷西州立大学退休教授杨鸿义。编辑工作进行期间，收到各地校友及相关人士的认捐款两万余元，其中包括前辈音乐家贺绿汀（也是刘的同学）认捐的一千元。载于后记中的这些内容，至少透露出编辑工作是在民间层面上进行的，连经费都是自筹。读过全书，我觉得有理由提议：有关部门（如中国音乐学院）应当出资出力，为刘雪庵编一部更完整的集子，使之作为中国现代音乐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化遗产，真实地保留下来。  

刘雪庵生于1905年，卒于1985年，终年80岁。这个年龄可以说是高寿，但对他来说却无法用“享年”一词，因为他生命的最后三十来年时光，几乎没有享受到“生”的乐趣。有一部电影名叫《活着》，看过电影就知道，这看似再简单不过的两个字，包含了多少说不清的内容。1957年，刘雪庵被划为右派，撤消了他的职务，堂堂教授，降职成为北京艺术学院（1963年改建为中国音乐学院）图书馆的资料员，文革中更遭到了灭顶之灾。他的罪名是反革命、汉奸，他的作品被斥为黄色、反动。1980年，老友谢孝思来京探望，见到了住在残破的陋室里中风瘫痪、泪流满面、哽咽难言的刘雪庵。给刘雪庵带来巨大灾难的原因是什么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那首《何日君再来》，而把那首歌的罪名完全架在刘雪庵头上，又恰恰是一个冤案！  
  


2006-7-30 06:12 回复  

原乡人
2楼

电影剧作家潘孑农1986年撰文回顾了这首歌的创作过程：1936年，上海艺华影片公司拍摄广告宣传歌舞片《三星伴月》，导演方沛霖请刘雪庵为影片写一首当时流行的探戈曲。刘写成后，导演心血来潮，未征得刘雪庵同意，就让编剧黄嘉谟填了唱词。刘雪庵看到词后，觉得有些段落粗俗，曾向友人表示不满，但碍于情面，未公开提出异议。潘文认为，那时上海尚未沦陷，不能说这首歌是“为汉奸做宣传”；先有曲后填词，词句颓废消极了些，又与刘雪庵何干！潘孑农这个见证人反右以后也被张春桥打入冤狱，1981年才有机会向媒体披露真相。站在另一角度、立场看，这披露真相就是替刘“翻案”，曾几何时，“翻案不得人心”也是一句重要的语录呢。  

书中收录的沈鹏年文章，引录了曹白1938年写的题为《喘息》的报道，记述了当时上海人喜欢《何日君再来》的原因：“四郊既然封锁，出入是这样的难，认真做个良民，心头又是这样的苦，唱唱《何日君再来》罢，这倒还是可以救药的……陷前的上海的歌声，‘起来！起来！’那是年轻胸膛的鼓动；陷后的歌声，《何日君再来》应该作为年轻的满怀的哀诉。虽然嫌孱弱，然而是真的。”此段谈到了这首歌的历史作用和社会效果，也就是说，虽有粗俗内容，却还起到过并非消极的作用。  

上海音乐学院的校史上，应该有刘雪庵一笔。1930年他考入该校，师从萧友梅、黄自、朱英、易韦斋、龙榆生、吴伯超、李惟宁及俄籍钢琴家吕维钿夫人，后来还得到齐尔品教授的赏识。廖辅叔《记作曲家刘雪庵》一文主要回顾的就是刘雪庵在上海的这段经历，廖文对刘雪庵既有肯定也有批评，肯定的方面提到：九·一八事变后，音专学生中最早出来号召抗日的就有刘雪庵；他当面向日本侵华首相近卫文麿的弟弟、指挥家近卫秀麿表示了捍卫民族尊严的态度；他的寓所成了中国作曲者协会的会所，他主编出版了18期《战歌周刊》，他创作歌曲的《募寒衣》、《长城谣》都在刊物上发表；他把张寒晖的《松花江上》续成了《流亡三部曲》；他为进步的电影和话剧写过一些作品……批评方面，指出刘雪庵的一些歌词粉饰太平，弱点无可讳言，还写了一些迎合小市民趣味的不健康的以至消极颓废的电影音乐和歌曲。廖辅叔认为，对刘雪庵需要做出恰当的评价。  

纵观刘雪庵的创作，有两处起到很大的积极意义的地方，还是要特别提一笔。一是《长城谣》这首歌，原本是1937年为潘孑农的电影剧本《关山万里》写的插曲，上海沦陷后，电影未能拍成，歌曲却流传到前线后方，成为家喻户晓的爱国歌曲。据潘回忆，周小燕出国途经新加坡时，百代公司请她录制唱片，发行国外，激发了欧美侨胞的爱国热情，纷纷捐款抗日。后来刘雪庵又把《流亡三部曲》和《长城谣》拍成了音乐短片，上映后扩大了宣传效果。1995年，时值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电视台邀请周小燕率学生登上长城，再唱《长城谣》，并拍摄了专题片。可以说，这首歌的艺术感染力和影响力至今仍未消减。二是1942年重庆隆重上演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潘孑农推荐刘雪庵创作了管弦乐队的配乐，演出时还由他担任乐队指挥，可谓锦上添花。1962年刘又对音乐进行了修改和发展，使之以崭新的音乐形象出现在舞台上。他的创作，形式多样，从声乐到器乐作品，都产生过积极的历史作用。四十年代起，他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培养出许多音乐人材，同时还率学生一起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当年在璧山的学生们还记得，刘雪庵曾指挥1500余名学生演唱《黄河大合唱》，尽管周围军警林立，他仍从容镇定。建国后，他创作了《人民解放进行曲》等讴歌新中国的作品，参与了中国音乐学院的创建。划为右派后，还在为毛泽东诗词谱曲、创作……  

1985年5月8日，刘雪庵先生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任治丧委员会主任，中国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厉声和院长杜利分别主持和致悼词，对他的贡献做了较高的评价。在《刘雪庵作品选》中，没有收入这篇悼词，我也没看过这篇悼词。人死了，盖棺定论，不知这悼词中有没有溢美之词，有没有矫枉过正。我同意廖辅叔先生那句话，恰当的评价是需要的；我以为，在做恰当的评价之前，资料的完备也是必须的，包括悼词，他人的文章，甚至当年那些批判他的文章（大字报？），都应集入一本更完整的公开出版物中。这是对历史负责，有个交待，也利于后人对其有准确的认识和评价。而在《何日君再来》这样特殊的作品名下，也应准确地写明：刘雪庵曲，黄嘉谟填词。这样做，为的是以正视听。

2006-7-30 06:13 回复  

原乡人
3楼

再说刘雪庵  

上面的文字写于2002年4月8日，2002年10月5日《文汇报》笔会副刊发表了我这篇文章，因版面所限，或其它原因，删去了两段文字。我按《刘雪庵作品选》书中所附的地址，将剪报复印件寄给刘雪庵先生的二女儿刘学麟一份，另寄呈上海音乐学院戴鹏海教授一份。数日后，得到刘学麟女士回信。她应我要求，寄来刘雪庵60岁时的一张照片，及悼词一份。1985年的文化界，显然不能与今天同日而语，对故人的认识也不可能一律，将悼词附在这里，也是留下份历史的记录。  

10月下旬，戴鹏海教授公差来京，特约我一谈，指出了拙文中的一些错处，我已做了修改。戴先生还对文中一些细节提出意见或质疑，比如：廖辅叔对刘雪庵的批评，戴认为不准确。我笑答：廖说对刘雪庵需要做出恰当的评价，真想“恰当”，又谈何容易？而今廖先生亦作古，无法与他对话、讨论了，他的文章、观点，只可视为一家之言。  

戴先生质疑的是拙文中提到的1962年刘雪庵又对话剧《屈原》音乐进行了修改和发展，使之以崭新的音乐形象出现在舞台上。戴先生说，那时刘还是右派，他的作品不可能演出，会不会是马思聪写了一稿，可以查查资料。笔者做这个课题研究比较吃力，需要阅读的东西太多，如有可能，一定查查。文中提到此事，系引自《刘雪庵作品选》的前言。  

戴先生还建议我看看1957年《人民音乐》杂志刊发的两篇批判刘雪庵的文章，看看贺绿汀1980年为刘说话的文章。  

贺文发表于1980年8月20日《北京晚报》，后收入《贺绿汀全集》，题为《应该还他本来面目——从〈何日君再来〉谈到刘雪庵》，是由当年7月27日《北京晚报》记者沙青采访刘雪庵的文章及数篇有关《何日君再来》的文章引发的。  

贺文写道：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思想，是不可能用枪杆子消灭的。文化大革命就可算是封建主义的大回潮。要想在一个早上肃清十年浩劫时期的习惯势力是不可能的。错划右派得到改正的刘雪庵也只好默默无言地蹲在他的小屋里，忍受着继续向他射来的冷箭。对一个人的评价必须实事求是，一棍子打倒和全盘否定都是错误的。人们应该从严重的错误和挫折中吸取教训，老老实实按照《准则》精神办事，我们的国家才真正会有无限光明的前途。

看了看歌词，好像也挺正常的嘛，也不黄不暴力啊

flynow 发表于 2010-2-20 18:58


    仁者见仁 淫者见淫
这种人鲁迅就骂过了，今日仍然大行其道。

贺日军再来？

放在今日无问题，但在当时抗日救亡图存的环境下，属于没心没肝的一类。

电影剧作家潘孑农1986年撰文回顾了这首歌的创作过程：1936年，上海艺华影片公司拍摄广告宣传歌舞片《三星伴月》，导演方沛霖请刘雪庵为影片写一首当时流行的探戈曲。刘写成后，导演心血来潮，未征得刘雪庵同意，就让编剧黄嘉谟填了唱词。刘雪庵看到词后，觉得有些段落粗俗，曾向友人表示不满，但碍于情面，未公开提出异议。潘文认为，那时上海尚未沦陷，不能说这首歌是“为汉奸做宣传”；先有曲后填词，词句颓废消极了些，又与刘雪庵何干！潘孑农这个见证人反右以后也被张春桥打入冤狱，1981年才有机会向媒体披露真相。站在另一角度、立场看，这披露真相就是替刘“翻案”，曾几何时，“翻案不得人心”也是一句重要的语录呢。

历史是个过程，不会停在一个时间点或时间段。

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对同一个东西有不同的认识，而那些得出认识的人都觉得自己的认识是正确的
比如“觉今是而昨非”——到了明天，如果还是这感觉，那么今天的又未必“是”了。
可是今天的人总是认定过去的人更蠢，或者自己更聪明。
  
远的不说，80年代大家感觉从文革中解脱出来了，似乎什么都“恢复本来面目”了，追求和认识似乎更加美好和合理了……今天回过头看，当时的气功热、红茶菌热、君子兰热、写诗热等等是不是显得愚蠢和可笑？可是当时普通人能象我们现在这样认识到吗？——同样，我们今天认定合理的美好的，过了若干年没准也一样可笑。
  
人得出认识，一定要承认自己也会受环境、时代影响，出现此一时彼一时也没啥可大惊小怪的。

5091123 发表于 2010-2-21 11:02


    可是今天的人总是认定过去的人更蠢，或者自己更聪明--------顶这句，实质上历史上有名字的，都比我们聪明，因为不聪明的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刘雪庵的《长城谣》经典

《何日君再来》当年在台湾也是禁歌

后来还改了个名字

70年前，当她诞生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她会红遍整个中国，更不会有人想到，她的遭遇会如此坎坷。共产党禁过她，国民党政府禁过她，日本政府也禁过她。她第一次亮相，就借周璇的金嗓子惊艳上海滩；次经金鱼美人李香兰充满异国风味地深情演绎，更是冠绝一时；尔后，邓丽君又用她那天籁般的嗓音，让她永驻所有华语歌迷的心间。在中国，作为传唱度最高，流传时间最长的歌曲，从来没有任何一首歌，会有她这般传奇的经历。享受到了一首歌曲能够享受到的几乎所有的荣誉，也经历了一首歌曲能经历到的最多的诋毁。她，就是《何日君再来》。

她的诞生其实很偶然，就像邻家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的降生，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曲作者叫刘雪庵，曾师从黄自，与贺绿汀等被称为“黄自四大弟子”。1936年，刘雪庵在一次同学聚会上，即兴谱写了这首具有探戈风格的舞曲，后来被朋友拿去用在歌舞片《三星伴月》中，歌词是著名的编导黄嘉谟所加。并由当时著名影响周璇首次演唱。

周璇


尽管这首歌的第一次与听众见面，是在类似当今的广告短片中出现，但还是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她鲜明的探戈舞曲风格。所以，不久，在1938年的香港电影《孤岛天堂》中，这首歌作为电影主题曲，由片中的女主角黎莉莉再一次在银幕上演唱。因为歌曲准确表达了要走上抗战前线的青年男女的惜别之情，加之当时全国抗战情绪激昂，伴随着电影的放映，这首歌马上唱遍大江南北，成为标准的流行歌曲。

演唱主题歌的黎莉莉的父亲是著名的地下党员钱壮飞，曾被周恩来誉为龙潭三杰（另两位是李克农和胡北风）。作为第一个翻唱《何日君再来》的明星，因为其特殊的身份，黎莉莉本人并没有借这首歌蹿红。这在当时看似乎有点遗憾，可是从几十年后来看，反而算是幸运了。黎莉莉虽然在文革中被剃了阴阳头游街，但因为远离这首“汉奸歌”，最终幸运地躲过了这一劫。其他几个和《何日君再来》发生瓜葛的人则没有她这么幸运。

黎莉莉


这首歌的第二个翻唱者是李香兰。李香兰曾是《何日君再来》原唱周璇的崇拜者。她把这首歌的魅力演绎到一个几乎不可能达到的高度，这首歌也让她终生纠缠在有关的是是非非之中。李香兰是地道的日本血统，因为一直生活在中国，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被当时的伪“满洲电影协会”相中，包装成中国歌星推出。1940年，李香兰在伪满洲国录制了这首让她红遍整个中国的歌，她也借此从满洲来到北平，开始了演唱和影视事业的高峰。1945年抗战胜利，李香兰在上海以汉奸罪的罪名被起诉。羁押一年之后，靠公布自己的日本人身份得以摆脱牢狱之灾。释放后，跌至人生低谷的李香兰被迫回到日本。

回到日本的李香兰希望继续在影视圈发展，但处处不如意。后李香兰把《何日君再来》翻唱为日文，在日本国内立即大受欢迎。但一直有日本人制抵她曾经的中国身份和她所演唱的《何日君再来》。这首歌和李香兰的《夜来香》在日本也一度遭禁。

李香兰


歌曲作者刘雪庵的遭遇更是悲惨。刘雪庵抗战前后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世名曲，如《长城谣》、《流亡三部曲》和《满江红》，还为电影《中华儿女》、《保家乡》作曲，并为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谱写全部插曲。但是就因为《何日君再来》这首无心之作，刘雪庵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都无幸免，先是被打成右派，后投进“牛棚”，遭受非人折磨。22年的“牛棚”生活，使得刘雪庵双目失明，疾患缠身，而其罪名是“编写黄色歌曲，为日寇张目，替汉奸宣传”，他的其他歌曲也因此部分遭禁。

1984年，当“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的熟悉旋律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响起的时候，它的作曲者刘雪庵还戴着右派的帽子躺在病床上。1985年3月15日，刘雪庵病逝，此时他的冤案刚刚平反，而为他带来牢狱之灾的《何日君再来》却在“汉奸歌曲”罪名之外，又多了一顶“黄色歌曲”的帽子。

刘雪庵


大陆改革开放之初，对外来事物分外敏感。在大陆公开场合消失近三十年的流行音乐，当时还被视为洪水猛兽。八十年代初期，《何日君再来》尽管随着邓丽君的翻唱在大陆再度走红，但同时遭到了更严厉的封杀。大陆青年在背地里偷偷传唱这首歌的同时，私底下也认为这是靡靡之音。

邓丽君



《何日君再来》在解放前受到的主要指责，一是认为歌曲太过绵软，腐蚀人的斗争意志，不利于抗争；二是认为歌曲的政治取向有问题，尤其是被有日本血统的李香兰所唱开，所以直接贴上了“汉奸歌曲”的标签。在改革开放之初，《何日君再来》所受到的指责也还是主要纠结在这两个问题上。

邓丽君在她15岁的时候，第一次出台湾岛演出。按照台湾当局的惯例，名气稍微大一点的艺人，要想获得出境许可，必须要加入情报员组织，虽然没有具体从事间谍活动的任务。邓丽君被迫加入该组织，这成为她的歌曲在大陆被禁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在当时，“左”的思想还控制着大部分国人的思维，连谷建芬的《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这样健康向上、旋律优美的歌曲还被视为靡靡之音，《何日君再来》受到“低俗”、“淫荡”的指责也就很容易理解了。这一时期的大陆，长头发，牛仔裤，流行音乐，一度成为衡量人们思想端正与否的重要标志；《何日君再来》也成为黄色歌曲的代名词。

八十年代初的大陆服装和街头舞蹈

1995年5月8日，年仅42岁的邓丽君在泰国清迈猝然离世，让喜欢她的歌迷心碎不已。《何日君再来》和邓丽君的众多歌曲一样，一直是歌厅和KTV包间里点唱最多的歌曲之一。但是，有心人可以观察到，在所谓音乐的正殿中，却一直没有《何日君再来》和邓丽君的位置。

与《何日君再来》有瓜葛的另一著名影星是亚洲影后林黛。林黛曾创纪录地连获4届亚洲影后，是香港历史上当之无愧的最有名的电影演员，红极一时。她与龙云之子的婚姻也被传为一时佳话。然而，在她拍摄《蓝与黑》的1964年，却因为感情问题等重重压力，在自己的寓所服下大量安眠药，并打开煤气自杀。这一年，她只有30岁。影片《蓝与黑》选用的主题曲，就是《何日君再来》。

林黛


这首流行了近70年的中文传世名曲，在被时代、民族、国家扭曲成“汉奸歌曲”、“黄色歌曲”和“不祥歌曲”的岁月里，从来不缺传唱者；缺少的只是一点点宽容，一点点关怀。

====================
网上搜了下，果然是够传奇的，居然在大陆，台湾，日本三地都被禁过，而和这首歌有关的人结局看来都不是很好{:wugu:}

70年前，当她诞生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她会红遍整个中国，更不会有人想到，她的遭遇会如此坎坷。共产党禁过她，国民党政府禁过她，日本政府也禁过她。她第一次亮相，就借周璇的金嗓子惊艳上海滩；次经金鱼美人李香兰充满异国风味地深情演绎，更是冠绝一时；尔后，邓丽君又用她那天籁般的嗓音，让她永驻所有华语歌迷的心间。在中国，作为传唱度最高，流传时间最长的歌曲，从来没有任何一首歌，会有她这般传奇的经历。享受到了一首歌曲能够享受到的几乎所有的荣誉，也经历了一首歌曲能经历到的最多的诋毁。她，就是《何日君再来》。

她的诞生其实很偶然，就像邻家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的降生，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曲作者叫刘雪庵，曾师从黄自，与贺绿汀等被称为“黄自四大弟子”。1936年，刘雪庵在一次同学聚会上，即兴谱写了这首具有探戈风格的舞曲，后来被朋友拿去用在歌舞片《三星伴月》中，歌词是著名的编导黄嘉谟所加。并由当时著名影响周璇首次演唱。

周璇


尽管这首歌的第一次与听众见面，是在类似当今的广告短片中出现，但还是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她鲜明的探戈舞曲风格。所以，不久，在1938年的香港电影《孤岛天堂》中，这首歌作为电影主题曲，由片中的女主角黎莉莉再一次在银幕上演唱。因为歌曲准确表达了要走上抗战前线的青年男女的惜别之情，加之当时全国抗战情绪激昂，伴随着电影的放映，这首歌马上唱遍大江南北，成为标准的流行歌曲。

演唱主题歌的黎莉莉的父亲是著名的地下党员钱壮飞，曾被周恩来誉为龙潭三杰（另两位是李克农和胡北风）。作为第一个翻唱《何日君再来》的明星，因为其特殊的身份，黎莉莉本人并没有借这首歌蹿红。这在当时看似乎有点遗憾，可是从几十年后来看，反而算是幸运了。黎莉莉虽然在文革中被剃了阴阳头游街，但因为远离这首“汉奸歌”，最终幸运地躲过了这一劫。其他几个和《何日君再来》发生瓜葛的人则没有她这么幸运。

黎莉莉


这首歌的第二个翻唱者是李香兰。李香兰曾是《何日君再来》原唱周璇的崇拜者。她把这首歌的魅力演绎到一个几乎不可能达到的高度，这首歌也让她终生纠缠在有关的是是非非之中。李香兰是地道的日本血统，因为一直生活在中国，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被当时的伪“满洲电影协会”相中，包装成中国歌星推出。1940年，李香兰在伪满洲国录制了这首让她红遍整个中国的歌，她也借此从满洲来到北平，开始了演唱和影视事业的高峰。1945年抗战胜利，李香兰在上海以汉奸罪的罪名被起诉。羁押一年之后，靠公布自己的日本人身份得以摆脱牢狱之灾。释放后，跌至人生低谷的李香兰被迫回到日本。

回到日本的李香兰希望继续在影视圈发展，但处处不如意。后李香兰把《何日君再来》翻唱为日文，在日本国内立即大受欢迎。但一直有日本人制抵她曾经的中国身份和她所演唱的《何日君再来》。这首歌和李香兰的《夜来香》在日本也一度遭禁。

李香兰


歌曲作者刘雪庵的遭遇更是悲惨。刘雪庵抗战前后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世名曲，如《长城谣》、《流亡三部曲》和《满江红》，还为电影《中华儿女》、《保家乡》作曲，并为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谱写全部插曲。但是就因为《何日君再来》这首无心之作，刘雪庵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都无幸免，先是被打成右派，后投进“牛棚”，遭受非人折磨。22年的“牛棚”生活，使得刘雪庵双目失明，疾患缠身，而其罪名是“编写黄色歌曲，为日寇张目，替汉奸宣传”，他的其他歌曲也因此部分遭禁。

1984年，当“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的熟悉旋律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响起的时候，它的作曲者刘雪庵还戴着右派的帽子躺在病床上。1985年3月15日，刘雪庵病逝，此时他的冤案刚刚平反，而为他带来牢狱之灾的《何日君再来》却在“汉奸歌曲”罪名之外，又多了一顶“黄色歌曲”的帽子。

刘雪庵


大陆改革开放之初，对外来事物分外敏感。在大陆公开场合消失近三十年的流行音乐，当时还被视为洪水猛兽。八十年代初期，《何日君再来》尽管随着邓丽君的翻唱在大陆再度走红，但同时遭到了更严厉的封杀。大陆青年在背地里偷偷传唱这首歌的同时，私底下也认为这是靡靡之音。

邓丽君



《何日君再来》在解放前受到的主要指责，一是认为歌曲太过绵软，腐蚀人的斗争意志，不利于抗争；二是认为歌曲的政治取向有问题，尤其是被有日本血统的李香兰所唱开，所以直接贴上了“汉奸歌曲”的标签。在改革开放之初，《何日君再来》所受到的指责也还是主要纠结在这两个问题上。

邓丽君在她15岁的时候，第一次出台湾岛演出。按照台湾当局的惯例，名气稍微大一点的艺人，要想获得出境许可，必须要加入情报员组织，虽然没有具体从事间谍活动的任务。邓丽君被迫加入该组织，这成为她的歌曲在大陆被禁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在当时，“左”的思想还控制着大部分国人的思维，连谷建芬的《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这样健康向上、旋律优美的歌曲还被视为靡靡之音，《何日君再来》受到“低俗”、“淫荡”的指责也就很容易理解了。这一时期的大陆，长头发，牛仔裤，流行音乐，一度成为衡量人们思想端正与否的重要标志；《何日君再来》也成为黄色歌曲的代名词。

八十年代初的大陆服装和街头舞蹈

1995年5月8日，年仅42岁的邓丽君在泰国清迈猝然离世，让喜欢她的歌迷心碎不已。《何日君再来》和邓丽君的众多歌曲一样，一直是歌厅和KTV包间里点唱最多的歌曲之一。但是，有心人可以观察到，在所谓音乐的正殿中，却一直没有《何日君再来》和邓丽君的位置。

与《何日君再来》有瓜葛的另一著名影星是亚洲影后林黛。林黛曾创纪录地连获4届亚洲影后，是香港历史上当之无愧的最有名的电影演员，红极一时。她与龙云之子的婚姻也被传为一时佳话。然而，在她拍摄《蓝与黑》的1964年，却因为感情问题等重重压力，在自己的寓所服下大量安眠药，并打开煤气自杀。这一年，她只有30岁。影片《蓝与黑》选用的主题曲，就是《何日君再来》。

林黛


这首流行了近70年的中文传世名曲，在被时代、民族、国家扭曲成“汉奸歌曲”、“黄色歌曲”和“不祥歌曲”的岁月里，从来不缺传唱者；缺少的只是一点点宽容，一点点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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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搜了下，果然是够传奇的，居然在大陆，台湾，日本三地都被禁过，而和这首歌有关的人结局看来都不是很好{:wugu:}

外一篇

创作于1936年的《何日君再来》（黄嘉谟作词，署名“贝林”）原是刘雪庵应剧作家潘孑农的邀请，写一首“跳舞场里用的音乐”，潘孑农当时创作了《弹性女儿》，需要一个在带有离愁别绪的舞曲风格的插曲，烘托电影气氛。刘雪庵到舞厅里听到了探戈音乐，就随手写了几首，有《双双燕》、《满园春色》等。刘雪庵对流行音乐的拿捏应该说是非常准确的，他这些作品，很快就在市面上流行起来。后来上海艺华影片公司的布景题方沛霖想导一部模仿好莱坞风格的歌舞片《三星伴月》，需要一首舞曲，刘雪庵就将这首歌给了他，编剧黄嘉谟为之填写了《何日君再来》的歌词。但刘雪庵后来却承认，自己连剧本都没看，内容一点也不晓得。 哪知这首《何日君再来》马上就红遍十里洋场，百代公司也灌制了唱片，据刘雪庵的同学钱仁康先生回忆，因为《何日君再来》的红火，当年百代公司的经理在会客室里将周璇的照片挂上，而取下了原来挂在那里的梅兰芳的照片。

    对于流行音乐，刘雪庵是这样说的：当时的电影完全是市场竞争，你写的歌曲必须要在社会上流行，一首不流行两首不流行，就不会再有商人找你，而要流行，就必须迎合市民的口味，在电影插曲中，无所谓就是渲染喜怒哀乐这些人人都有的情绪，渲染得好便能引起共鸣，就能流行起来。有时一个片子要一天就交出一首插曲来，他就写一些曲调，需要时就拿出来，填上词就交差了。刘雪庵是出身学院派的作曲家，在音乐的学术道路上有自己的追求，看他早期的词曲作品，也不难判断，他的内心有一定的文化自尊和传统士人的风雅追求。1934年，他曾就黎锦晖的时代曲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怎样才能彻底取缔黎锦晖一流剧曲》发表在当年上海《音乐杂志》的第3期上，文中说对“黎派黄色音乐”“仅仅禁止播放是不够的，应该采取积极措施。如征求爱国歌曲，把各地的民歌收集起来，根据现在的作曲技巧予以改编、整理、发挥。这不只适合民众的口味，而且将来可以把握住这种新奇乐风，创造一派国民音乐，也可以为我国艺术争得相当地位。” 很显然，作为音专学生的刘雪庵对黎锦晖的“时代曲”是不认可的。对他自己后来创作的《何日君再来》这种作品，他也深感格调不高，自己有些不安，一律没有用真名，而是取了“晏如“的笔名。剧作家、与刘雪庵有过多次合作的潘孑农先生1986年撰文回顾了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刘雪庵应《三星伴月》导演之邀写成些曲后，导演心血来潮，未征得刘雪庵同意，就让编剧黄嘉谟填了唱词。刘雪庵看到词后，觉得有些段落粗俗，曾向友人表示不满，但碍于情面，未公开提出异议。《何日君再来》在当时名噪一时，除了《三星伴月》，蔡楚生的《孤岛儿女》也采用它作为插曲，直至1966年，香港邵氏公司投拍的电影《蓝与黑》中还将此曲作为插曲。

刘雪庵对这首歌的曲调并不看中，填词非常不满，但它居然引来了数十年的争议，这当然是刘雪庵当初无法预料、后来无法左右的。

    NHK前不久专程拍摄了部名为《一首歌的故事》的纪录片，披露这首歌在日本和中国两岸的遭遇，曾经彼此敌对的政权曾以差不多相似的理由查禁此曲，现在看上去令人啼笑皆非，但我们已经经历过正在经历着的一切，可能就是那么吊诡。

    《何日君再来》首度遭禁是抗战末期，作家段彩华曾撰文指，当年11岁的他曾亲眼看到日军，将“何日君再来”改作“贺日军再来”，使得这首传唱数年、尽人皆知的歌曲成了汉奸歌。这个情况很快被敌后情报人员发现，反映到当时的大后方首都重庆。国民政府蒋中正委员长很生气，亲自下令全国禁唱这首歌。同时出版《何日君再来》的唱片公司也将没有卖出的唱片统统收回销毁，广播电台也不准播放这首歌。很快的这首歌由极盛而衰，从此便沉寂了，在台湾这首歌一直无人问津，直到1979年才由邓丽君重新演唱，后传入大陆，重新风靡。

    有意思的是，李香兰（山口淑子）在日据上海时期曾在兰心大戏院开过一个音乐会，音乐会上演唱了这首《何日君再来》也同样招来麻烦，工部局传唤了她，理由是 “被怀疑带着盼望重庆政府或共产党政府早日归来的愿望，才演唱了《何日君再来》。”审问李香兰的是一个中国警员，她反驳说这只是一首普通的情歌，丝毫没有政治含义，更何况此前周璇已经把它唱得人人知晓了。当时李香兰还没有公开她的日本人的身份，审问他的警员提醒她当天演出的舞台背景为蓝色，而她又身着白色礼服，两相映衬，有“青天白日”的效果，所以招致了怀疑。

    在中国大陆，《何日君再来》起初被批判为汉奸歌曲和黄色歌曲，文革过后，邓丽君重新带来这首歌又引起了纷争，此时汉奸歌曲的罪名得以洗刷，黄色歌曲的定性却仍然在。1980年，《北京晚报》上曾掀起了一阵讨论《何日君再来》的热潮，欲借此将流行歌曲引入百姓正常的文化生活，但哪知接踵而来的却是对李谷一、苏小明的非议，对邓丽君的查禁，一本由《人民音乐》杂志社编于1982年《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小册子里收入两篇关于《何日君再来》的文章，此曲仍被定性为“黄色歌曲”，直至1980年代中后期，这首歌才得以重见天日。

    一首曲调简单优美，歌词有点暖昧缠绵的流行歌曲，能引起几十年的争议，这样的历史确实不应该再重演了。刘雪庵或许曾大惑不解，或许也曾在内心深处认为这首歌起到了粉饰太平、瓦解斗志、甚至反动的作用，但这些所谓的作用无疑都不是他的本意，而且，反动歌曲也好、靡靡之音也罢，都不过是解读者强压在它头上的大帽子而已。一件作品创作完成之后，能够引起何种社会反响并不能为创作者所掌控，更何况乐曲本来就只有抽象情感含义而没有确切的叙事指向，《何日君再来》也不过是拄了歌词的拐杖，踏进了几十年的混沌。

一位名叫曹白的作者曾于1938年写过一篇题为《喘息》的报道，记述了当时上海人喜欢《何日君再来》的原因：“四郊既然封锁，出入是这样的难，认真做个良民，心头又是这样的苦，唱唱《何日君再来》罢，这倒还是可以救药的……陷前的上海的歌声，‘起来！起来！’那是年轻胸膛的鼓动；陷后的歌声，《何日君再来》应该作为年轻的满怀的哀诉。虽然嫌孱弱，然而是真的。”此段谈到了这首歌的历史作用和社会效果，也就是说，虽有粗俗内容，却还起到过并非消极的作用。

    对刘雪庵与《何日君再来》的遭遇，音乐学专家田青先生曾作过一首打油诗：“曹操说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没人怪他凄惶。东坡说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没人骂他颓唐。可为什么你唱了一句：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在。便被赶下歌堂？荒唐，荒唐，笑罢似觉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