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让日本十分头疼的中国女人——王选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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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王选：一个让日本十分头疼的中国女人

——中华网.军事论坛

　　一位整天拉着上百名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在中国和日本间来回折腾打官司的中国女人； 　

　　一位英语和日语都非常精通且不图任何报酬而与日本政府较劲打官司的中国女人；

　　一位经常被人骂为“有病”而让英国广播公司（BBC）年轻、漂亮、干练的女制片人流泪的中国女人； 　

　　一位经常被骚扰（其电话和邮箱总是无来由地出毛病）还不被众多国人所理解的中国女人； 　

　　一位在一个中国男记者眼里看来作为中国传统女人有些失败的中国女人。 　

　　王选，一位50岁的中国女人经常睡在日本简陋的办公室里。脸上除了精瘦，还是精瘦。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国内；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她住旅馆总是拣几乎是最便宜的。记者曾与她有几十次的电话交谈，曾与她有十几次的见面，但从来没有见过她请客买单。她的经济来源非常有限，日本友好人士捐赠的每一分钱，她花费时必须慎之又慎。 　

　　还有一点是，在日本，支持日本右翼搞活动的赞助要远远多于那些赞助向日本讨回公道的。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右翼在日本国内外组织活动总是显得那么财大气粗。记者还获悉，不仅在二战前，日本有很多大企业都支持战争，即使在二战结束后的今天，仍然有很多日本大企业都极力赞助日本国内的右翼活动，有些大商社至今还在中国大把大把地挣钱。BBC就曾经公布过一份日本赞助企业的名单。 　

　　几年前，我是通过本报驻东京记者而在北京认识王选的。见面之前，我被告知，她是一个“奇人”，我应该认识她。一见面，就听见她在不停地说，说，说，而且全是与她的细菌战官司有关。 　

　　坦白地说，到后来，我也有些听烦了，记者的毛病在于总是想发掘一点儿新东西。因此，尽管认识她并采访她有很长一段时间，但我从来没为她写过一篇专门的文章。不过，通过她，我曾发表大量有关日本的、有关细菌战的报道，很多报道都是本报独家的。我所掌握的很多独家材料、独家消息来源以及很多别人无法取得联系的受访对象，都是通过她获得或取得联系的。她不是什么专家，但是，她与世界上几乎所有与细菌战有关的专家、学者、律师都有联系，无论他们是在日本、在美国、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什么地方。 　

　　据新华社8月27日报道说，王选1977年从杭州大学毕业后，在家乡当了8年中学教师。1987年，她留学日本筑波大学，毕业后到她丈夫的贸易公司担任海外特派员。1995年8月3日，一则关于日军细菌战的报道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这则日本共同社采写的消息说，首届731部队国际研讨会在中国哈尔滨召开，其中提到王选父亲的家乡―――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3个村民代表就当年日军实施细菌战要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报道还提到，参加会议的几名日本人将赴崇山村调查。王选是细菌战受害者亲属，她时年13岁的叔叔王海宝死于那场灾难。1969年，王选作为知识青年，从上海下放到崇山村，和村民们一起生活了近4年。“末日般的鼠疫灾难、强奸、抢劫、放火、活体解剖，无恶不作的日军罪行，深埋在村民们记忆中。我，一个农民的子孙，在青少年时代，从村民们那里受到了最好的历史和爱国主义教育。” 　

　　报道还说：“‘崇山村，我的老家！’王选看到这里一下子跳了起来，她很快与这些日本人取得联系，并说：‘崇山村就我一个人在日本，只有我才能准确地把崇山方言翻译成日语。’就这样，她义无返顾地加入到日本细菌战调查团。1997年，中国第一批原告起诉时一致推举她担任原告代表团团长。” 　

　　新华社的这一段描述应是可信的。她是一个性格外向的女人。以我跟她的交往经历，这样的场景是可以想象的，她很可能会有这样的反应。也许是关系很熟的缘故，在我眼里，她是一个憋不住话的女人。 　

　　尽管我们有这么多次交往，但我没有亲眼见过她流泪。她总是给人一种性格很硬的印象。其实，她的内心并非这样。BBC曾播放一部时间很长的专题片，就是关于王选与细菌战官司的故事。在这部英文纪录片里，日本右翼那种对其野蛮侵略历史蛮横狡辩的镜头会让无数的中国人义愤填膺，就连那个给BBC公司干活的加拿大人也很是“气愤”。正是在这部专题片里，我看到，当王选在拜祭那些因为日本细菌战而死的中国英灵时留下了眼泪。这也可能是她的官司打得实在太辛苦的缘故。 　

　　第一次见面，我就毫不客气问她：“你折腾了半天，官司赢不了怎么办？”她说，这场官司几乎可以肯定是赢不了的，但是，她一定要让整个世界都知道，日军当年是如何残杀中国人的。从　法律上，我们也许赢不了，但是，我们一定要道义上战胜他们，一定要在公关上战胜他们。如果日本不承认，我们可以世世代代与他们打官司…… 　

　　尽管这场官司今天输了，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中国人起诉日本的官司中，细菌战官司所造的声势是最浩大的一起。它在整个国际社会都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因为王选吸取了其他所有官司中的教训，而使得自己有既定的主攻方向。还有，王选特别善于调用国际社会的资源。 　

　　也正是因为如此，不仅中国媒体，即使是西方主流媒体都会时常报道中国人状告日本政府的细菌战官司，比如，英国 B BC、美国《纽约时报》、路透社、美联社等等。就是今天的官司，《纽约时报》、路透社、美联社都以醒目的标题及时地进行了报道。 　

　　这场官司输了，也许还不算糟糕。真正糟糕的是，她的那一支告状大军人数越来越少。官司历经5年，27次开庭，10％的原告已去逝。再坚强的意志也抵挡不了自然规律。对于七八十岁的老人来说，亲自与日本政府对阵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更何况，他们当中有些曾直接遭受过日本细菌战的折磨。 　

　　作为中国一个民间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可以说，王选在她的那个位置上已经竭尽全力了，还有些问题是她的个人能力所根本不能的解决。不过，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则完全是有能力解决的。不仅中国人希望这样，很多日本人也希望这样。 　

　　王选曾说，她的最深刻体会是，中国人的事情要中国人自己来做，不能靠别人，也不能有幻想。对正义，始终要有坚定的信念。“咱们中国人自己打官司。自己的官司要自己打。”王选始终强调，民间赔偿是日本政府向人民谢罪的一种合适方式。打这样的官司，对中国受害者来说，绝不是为了赔偿多少钱，主要是揭露历史真相，讨还历史公道。但愿人们听起来这不是硬性说教。 </P><P></P>
<P>王选：一个让日本十分头疼的中国女人

——中华网.军事论坛

　　一位整天拉着上百名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在中国和日本间来回折腾打官司的中国女人； 　

　　一位英语和日语都非常精通且不图任何报酬而与日本政府较劲打官司的中国女人；

　　一位经常被人骂为“有病”而让英国广播公司（BBC）年轻、漂亮、干练的女制片人流泪的中国女人； 　

　　一位经常被骚扰（其电话和邮箱总是无来由地出毛病）还不被众多国人所理解的中国女人； 　

　　一位在一个中国男记者眼里看来作为中国传统女人有些失败的中国女人。 　

　　王选，一位50岁的中国女人经常睡在日本简陋的办公室里。脸上除了精瘦，还是精瘦。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国内；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她住旅馆总是拣几乎是最便宜的。记者曾与她有几十次的电话交谈，曾与她有十几次的见面，但从来没有见过她请客买单。她的经济来源非常有限，日本友好人士捐赠的每一分钱，她花费时必须慎之又慎。 　

　　还有一点是，在日本，支持日本右翼搞活动的赞助要远远多于那些赞助向日本讨回公道的。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右翼在日本国内外组织活动总是显得那么财大气粗。记者还获悉，不仅在二战前，日本有很多大企业都支持战争，即使在二战结束后的今天，仍然有很多日本大企业都极力赞助日本国内的右翼活动，有些大商社至今还在中国大把大把地挣钱。BBC就曾经公布过一份日本赞助企业的名单。 　

　　几年前，我是通过本报驻东京记者而在北京认识王选的。见面之前，我被告知，她是一个“奇人”，我应该认识她。一见面，就听见她在不停地说，说，说，而且全是与她的细菌战官司有关。 　

　　坦白地说，到后来，我也有些听烦了，记者的毛病在于总是想发掘一点儿新东西。因此，尽管认识她并采访她有很长一段时间，但我从来没为她写过一篇专门的文章。不过，通过她，我曾发表大量有关日本的、有关细菌战的报道，很多报道都是本报独家的。我所掌握的很多独家材料、独家消息来源以及很多别人无法取得联系的受访对象，都是通过她获得或取得联系的。她不是什么专家，但是，她与世界上几乎所有与细菌战有关的专家、学者、律师都有联系，无论他们是在日本、在美国、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什么地方。 　

　　据新华社8月27日报道说，王选1977年从杭州大学毕业后，在家乡当了8年中学教师。1987年，她留学日本筑波大学，毕业后到她丈夫的贸易公司担任海外特派员。1995年8月3日，一则关于日军细菌战的报道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这则日本共同社采写的消息说，首届731部队国际研讨会在中国哈尔滨召开，其中提到王选父亲的家乡―――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3个村民代表就当年日军实施细菌战要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报道还提到，参加会议的几名日本人将赴崇山村调查。王选是细菌战受害者亲属，她时年13岁的叔叔王海宝死于那场灾难。1969年，王选作为知识青年，从上海下放到崇山村，和村民们一起生活了近4年。“末日般的鼠疫灾难、强奸、抢劫、放火、活体解剖，无恶不作的日军罪行，深埋在村民们记忆中。我，一个农民的子孙，在青少年时代，从村民们那里受到了最好的历史和爱国主义教育。” 　

　　报道还说：“‘崇山村，我的老家！’王选看到这里一下子跳了起来，她很快与这些日本人取得联系，并说：‘崇山村就我一个人在日本，只有我才能准确地把崇山方言翻译成日语。’就这样，她义无返顾地加入到日本细菌战调查团。1997年，中国第一批原告起诉时一致推举她担任原告代表团团长。” 　

　　新华社的这一段描述应是可信的。她是一个性格外向的女人。以我跟她的交往经历，这样的场景是可以想象的，她很可能会有这样的反应。也许是关系很熟的缘故，在我眼里，她是一个憋不住话的女人。 　

　　尽管我们有这么多次交往，但我没有亲眼见过她流泪。她总是给人一种性格很硬的印象。其实，她的内心并非这样。BBC曾播放一部时间很长的专题片，就是关于王选与细菌战官司的故事。在这部英文纪录片里，日本右翼那种对其野蛮侵略历史蛮横狡辩的镜头会让无数的中国人义愤填膺，就连那个给BBC公司干活的加拿大人也很是“气愤”。正是在这部专题片里，我看到，当王选在拜祭那些因为日本细菌战而死的中国英灵时留下了眼泪。这也可能是她的官司打得实在太辛苦的缘故。 　

　　第一次见面，我就毫不客气问她：“你折腾了半天，官司赢不了怎么办？”她说，这场官司几乎可以肯定是赢不了的，但是，她一定要让整个世界都知道，日军当年是如何残杀中国人的。从　法律上，我们也许赢不了，但是，我们一定要道义上战胜他们，一定要在公关上战胜他们。如果日本不承认，我们可以世世代代与他们打官司…… 　

　　尽管这场官司今天输了，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中国人起诉日本的官司中，细菌战官司所造的声势是最浩大的一起。它在整个国际社会都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因为王选吸取了其他所有官司中的教训，而使得自己有既定的主攻方向。还有，王选特别善于调用国际社会的资源。 　

　　也正是因为如此，不仅中国媒体，即使是西方主流媒体都会时常报道中国人状告日本政府的细菌战官司，比如，英国 B BC、美国《纽约时报》、路透社、美联社等等。就是今天的官司，《纽约时报》、路透社、美联社都以醒目的标题及时地进行了报道。 　

　　这场官司输了，也许还不算糟糕。真正糟糕的是，她的那一支告状大军人数越来越少。官司历经5年，27次开庭，10％的原告已去逝。再坚强的意志也抵挡不了自然规律。对于七八十岁的老人来说，亲自与日本政府对阵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更何况，他们当中有些曾直接遭受过日本细菌战的折磨。 　

　　作为中国一个民间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可以说，王选在她的那个位置上已经竭尽全力了，还有些问题是她的个人能力所根本不能的解决。不过，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则完全是有能力解决的。不仅中国人希望这样，很多日本人也希望这样。 　

　　王选曾说，她的最深刻体会是，中国人的事情要中国人自己来做，不能靠别人，也不能有幻想。对正义，始终要有坚定的信念。“咱们中国人自己打官司。自己的官司要自己打。”王选始终强调，民间赔偿是日本政府向人民谢罪的一种合适方式。打这样的官司，对中国受害者来说，绝不是为了赔偿多少钱，主要是揭露历史真相，讨还历史公道。但愿人们听起来这不是硬性说教。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