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宝昌：二胎政策完全有条件在全国广泛推行

2009年12月29日 14:32商务周刊　　
　　顾宝昌，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世界卫生组织(WHO)生殖健康社会科学专家组成员。　　
　　过去几年，围绕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争论不断。生育政策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对我国人口形势的判断不同所致。一个通常的反对意见是，我国人口众多，并且不断增大，如果再让多生孩子，问题就会更严重。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的行为趋向于多样化，人们的权益趋向于个体化，在生不生、生几个的问题上，夫妇能否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政府在各方面对个人生活的直接干预已经越来越淡化，为什么在生育问题上还要固守计划经济时的旧规呢？ 1970年代以来，随着全面开展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生育水平大幅度下降，1990年代初，更下跌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目前已经处于更替水平以下快20年了。 　　更替水平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简要来说，一个国家的人口如要实现世代延续，每对夫妇就需要生育两个孩子，但由于在成长过程中可能死亡，一般把一对夫妇需要生育2.1个孩子作为实现人口世代更替所需的生育水平。一个国家的人口生育水平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上还是以下，成为考察人口生育水平高低及其对人口增长影响的重要标志。 　　国内一批人口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在世纪之交组成了“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对全国各地实行的不同生育政策进行大量研究基础上，课题组于2004年起草并向有关部门递交了由18位学者共同署名的《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呼吁尽快将生育政策调整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制订方案，并选择少数地区先行试点。但是，这个建议受到了很多的质疑，认为如果生育政策一松动，必然引起生育水平的反弹和人口的失控。 　　为了回答这些质疑，课题组在2005—2007年间对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的地区进行了深入调研。调研发现，这些地区覆盖的人口达800多万，尽管实行的是二胎政策，但生育水平一直维持在低位，没有出现大幅度反弹。我们后来在其他已经实行二胎政策地区的调研也得出同样的结论，调研表明，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正在不断走向个性化和多样化，生育政策已不是决定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首要因素。实践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21世纪，二胎政策完全有条件在全国广泛推行。 2009年，27名学者又共同署名了《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再建议》，再次提出调整生育政策刻不容缓，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不会造成人口失控，应尽快加强对低生育率下的人口规律性的认识，允许各地着手试点探索经验。 　　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长期处于人口压力下形成的思维定势不是一下子能扭转的，需要开展大量的工作让人们认识到我国的人口形势已经出现了历史性变化。我们在生育政策调整问题上由于各种争论，无论在思想准备和实践探索方面都已经耽误了整整十年。更重要的是，低生育率带来的效应将不断显现。建起的希望小学因缺乏生源而关闭，企业因找不到工人而闹“民工荒”，低生育率效应的最近信号就是2009年高考人数的锐减。这些现象本来是不难预见的，只是人们长期以来为人口增长的表象所影响而不愿意承认而已。 　　未来我们会看到，中国将成为一个生育不断走低、人口严重老化、越来越城市化的社会。对于这样一个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社会形态，中国缺乏经验、准备和认识。因此，中国面临的挑战远远不只是一个生育政策问题，而如果我们在放开二胎的政策调整上都不能迈出一步，那我们在迎接全新的社会面前必将步履艰难。2009年12月29日 14:32商务周刊　　
　　顾宝昌，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世界卫生组织(WHO)生殖健康社会科学专家组成员。　　
　　过去几年，围绕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争论不断。生育政策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对我国人口形势的判断不同所致。一个通常的反对意见是，我国人口众多，并且不断增大，如果再让多生孩子，问题就会更严重。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的行为趋向于多样化，人们的权益趋向于个体化，在生不生、生几个的问题上，夫妇能否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政府在各方面对个人生活的直接干预已经越来越淡化，为什么在生育问题上还要固守计划经济时的旧规呢？ 1970年代以来，随着全面开展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生育水平大幅度下降，1990年代初，更下跌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目前已经处于更替水平以下快20年了。 　　更替水平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简要来说，一个国家的人口如要实现世代延续，每对夫妇就需要生育两个孩子，但由于在成长过程中可能死亡，一般把一对夫妇需要生育2.1个孩子作为实现人口世代更替所需的生育水平。一个国家的人口生育水平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上还是以下，成为考察人口生育水平高低及其对人口增长影响的重要标志。 　　国内一批人口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在世纪之交组成了“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对全国各地实行的不同生育政策进行大量研究基础上，课题组于2004年起草并向有关部门递交了由18位学者共同署名的《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呼吁尽快将生育政策调整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制订方案，并选择少数地区先行试点。但是，这个建议受到了很多的质疑，认为如果生育政策一松动，必然引起生育水平的反弹和人口的失控。 　　为了回答这些质疑，课题组在2005—2007年间对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的地区进行了深入调研。调研发现，这些地区覆盖的人口达800多万，尽管实行的是二胎政策，但生育水平一直维持在低位，没有出现大幅度反弹。我们后来在其他已经实行二胎政策地区的调研也得出同样的结论，调研表明，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正在不断走向个性化和多样化，生育政策已不是决定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首要因素。实践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21世纪，二胎政策完全有条件在全国广泛推行。 2009年，27名学者又共同署名了《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再建议》，再次提出调整生育政策刻不容缓，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不会造成人口失控，应尽快加强对低生育率下的人口规律性的认识，允许各地着手试点探索经验。 　　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长期处于人口压力下形成的思维定势不是一下子能扭转的，需要开展大量的工作让人们认识到我国的人口形势已经出现了历史性变化。我们在生育政策调整问题上由于各种争论，无论在思想准备和实践探索方面都已经耽误了整整十年。更重要的是，低生育率带来的效应将不断显现。建起的希望小学因缺乏生源而关闭，企业因找不到工人而闹“民工荒”，低生育率效应的最近信号就是2009年高考人数的锐减。这些现象本来是不难预见的，只是人们长期以来为人口增长的表象所影响而不愿意承认而已。 　　未来我们会看到，中国将成为一个生育不断走低、人口严重老化、越来越城市化的社会。对于这样一个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社会形态，中国缺乏经验、准备和认识。因此，中国面临的挑战远远不只是一个生育政策问题，而如果我们在放开二胎的政策调整上都不能迈出一步，那我们在迎接全新的社会面前必将步履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