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扫盲贴之对手篇

在谈论宋朝军事问题的时候，很多意气用事的人喜欢把汉唐时代的对手和宋朝对手混为一谈，得出宋朝军事懦弱的肤浅结论，切在谈论北方蛮族政权的时候，可能是受〈狼图腾〉的影响，不少网友可能会得出了“谁更野蛮谁就胜出”的印象，事实不是这样的，北方蛮族政权的成功靠的并不仅仅是〈狼图腾〉所说的所谓“狼性”。
众所周知，无论是中原王朝还是已经汉化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元朝是个例外），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难题，那就是如何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进攻的威胁。这段历史，最早当追述到犬戎部族入侵镐京导致西周灭亡的烽火戏诸侯事件，自此以后，直到满清入关，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们。
纵观历史，中原王朝的对手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纯粹意义上的游牧民族，以匈奴，突厥为代表，另一类是由于气候原因获得农田而获得真正意义上国家形态的蛮族政权，我们姑且称为进化版蛮族政权，东晋南北朝时代的五胡，隋唐时代的高句丽，吐蕃，宋朝时期的辽金西夏和蒙古，明朝末年的满清都属于这一类政权，虽然我们习惯上都称他们是游牧民族政权，但其实他们有本质的区别。
哪一类对中原王朝威胁更大呢？
先说前者，在谈论游牧民族的时候，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游牧民族的经济形态。匈奴，突厥还有后世的蒙古之所以叫游牧民族和他们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是分不开的。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使游牧民族拥有全民皆兵的制度优势。而加上骑兵优势后，游牧民族也就建立起了对中原王朝的战略优势。
在骑兵方面，毫无疑问，中原汉族王朝的军队是很难与之相提并论的，这一点，是历代皆知，与血性、斗志等无关，人家是在北方的大草原上和天地、自然争锋而锻炼出来的。一般来说游牧民族军队的作战意志要比汉族军队要高的多，其原因也是游牧经济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决定的，在这里我很赞同嫖姚无尚的观点：每个游牧民族战斗力最强大的时侯通常也是他们的经济基础从少数奴隶主经济向私有经济转型的时侯。因为战争需要人的动力，通过战争力功的奴隶可以得到自由，财富，地位，权力....这些将直接鼓励他们在战场上舍身忘死！要知道连自己的生死都由别人主载的生存状态是多么的艰苦。只要给他们一把弓，他们会为了摆脱这一切，像狼一样扑向我们的村庄，城镇直到长安，这是大漠狼群的来源。
但是我要说在纯粹的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战争中胜利最终是属于中原农业民族的。
　汉唐是如何战胜匈奴，突厥的呢？这还的从游牧民族的经济特点说起，游牧经济的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的特点固然有利于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的战略优势，但也带来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游牧经济的单一和脆弱使游牧民族抵御天灾的能力远不如农业民族，大家知道古代是靠天吃饭的，无论是放牧和耕田都对气候有依赖，但游牧民族对自然的依赖要比农业文明大的多。《中国草原》1984年2期内蒙古镶黄旗气象局等发表的《牧草生长的气候条件的研究》文章就曾提到：研究表明游牧民族的生存对草原生态环境有很大的依赖性，气温波动和降雨量的变化对牧业生产的影响往往是致命的。至今草原地区的"白灾"仍是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在生产力更低下的中古时期，传统游牧民族相对于当时的农耕民族而言，对自然的依赖更加明显。研究表明，我国内蒙古草原地区有的地方牧草产量与夏季降雨量相关系数达0.68。1980年的气温偏低和夏季少雨使牧草生长期减少了五分之三的时间，加上气候寒冷，致使有的地方冬春死畜率达90%。
其次，由于游牧经济生产资料分散的特点，使游牧民族政治和经济联系非常松散，难以形成稳定的国家形态，充其量只是部落联盟而已。
　　而匈奴，突厥等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国家不过是草原上一个最强大的势力作为盟主，所建立起来的各部族联盟“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大汗（或者单于）有一个，小汗（王）数不清，有实力的酋长们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大汗的位子，这样的争斗在客观上保证了游牧民战士的强悍，可同时也让这个联盟变得更加不稳定。这也是为什么草原上不时会有杰出人物诞生，如冒顿、颉利，可是人一死势力就会消散的原因。这就为中原王朝分化打击，以夷制夷提供了可能。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纯粹的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土地是没有野心的。
我们汉民族，一提到战争功绩，首先想到的一个词就是开疆拓土，可是如果用这种思路来解释游牧民族的行为，那就大错特错了。（电视剧《贞观长歌》把颉利可汗描述成梦想和李世民逐鹿中原的野心家是与史实严重不符的）
对农耕民族来说土地就是生命线，战争的首要目的就是开拓和守护土地。这一点我们的农耕民族和他们有着本质的区别，对游牧民族来说，他们的民族秉性就是逐水草而居，对他们来说，只要是有水源、有牧场的地方，他们就可以生活下去。他们也可能会为了一块牧场大动干戈，可是失败的一方并不会受到灭顶之灾，只是换一个地方继续游牧而已，他们的心中战争是与天地、与自然、与同类竞争的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只要你够强大，抢劫和掠夺，都是很合理的行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我们的那一种对土地的眷恋之情。
而游牧民族南下的目的仅仅是掠夺。每当草原上环境恶化的时候，他们就把气候温和的汉地当成了自己的粮仓，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抢夺各种生活必需品，至于说消灭汉人？他们根本没想过——身为牧民，会把自己的羊都杀掉吗？当然，这种掠夺有的时候是小范围的，而有的时候，当汉民族为了守护自己的财产而派驻了重兵的时候，那就要各部族联合起来行动了。从历史上看，这样的联合行动，能够最终被我们挫败的，似乎并不多。
但是再强大的联盟也仅仅是联盟，只要是联盟就有分化瓦解的可能，更何况草原部族的联盟内部本来就有着这样和那样的破绽。这就是我们的取胜之道。
汉唐是怎样战胜匈奴，突厥的呢？
当中原王朝实力不足时，面对强大而团结的游牧民族联军，以汉高祖百战之师，有白登之围；以唐高祖倾国之力，有迁都之议，无论汉与唐，考虑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要先避让一下的。
而当他们的国力恢复以后，就开始寻找时机对游牧民族进行反击，汉民族对游牧民族的战争，所使用的无外乎两招：一是分化瓦解，二是斩首行动。汉武帝时兵分三路，奔袭千里，直捣匈奴王廷，一路之上，为了保守秘密，将所有见到的牧民、商旅全部杀掉，而放到唐代也一样，首先分化出了以突利为首的一批小汗们，最后还是由李靖千里奔袭抄了颉利的老窝。这样的行动如果放在中国，则是无法想象的。可以设想一下，在今天，一支特种部队在上海登陆，一路见人就杀，直奔北京，他能保密多久？他又能走出多远？
那么这样的战争失败，对于这些游牧部落的总体影响又有多大呢？答案是微乎其微，毕竟，草原上的生存环境不是汉兵所能适应的，占领这一片未开垦地，戍守还要成为负担，因此取胜之后也只能老老实实的退走而已，根除游牧各族？在如此广阔的草原上，你要投入多少兵力才能做到？而回到游牧民族本身，他们本就是逐水草而居的，东边不亮西边亮，你们这边抢不下去了，大不了换个地方就是了。这也就是汉唐战争的最终结局。因此说，在单兵作战或多数战斗中，农耕民族绝非游牧民族的对手，然而最终会取胜的，却是农耕民族的我们。
在这里也顺便谈一下唐太宗灭东突厥的战争，事实电视剧《贞观长歌》中的所谓定襄会战是子虚乌有的，唐太宗是怎样战胜东突厥的呢？
据《旧唐书李靖传》记载：突厥部种离畔，帝方图进取，以兵部尚书为定襄道行军总管，率劲骑三千繇马邑趋恶阳岭。颉利可汗大惊，曰：“兵不倾国来，靖敢提孤军至此？”于是帐部数恐。靖纵谍者离其腹心，夜袭定襄，破之，可汗脱身遁碛口。进封代国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绝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书竹帛。靖以骑三千，蹀血虏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辈，足澡吾渭水之耻矣！” 颉利走保铁山，遣使者谢罪，请举国内附。以靖为定襄道总管往迎之。又遣鸿胪卿唐俭、将军安修仁慰抚。靖谓副将张公谨曰：“诏使到，虏必自安，若万骑赍二十日粮，自白道袭之，必得所欲。”公谨曰：“上已与约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机不可失，韩信所以破齐也。如唐俭辈何足惜哉！”督兵疾进，行遇候逻，皆俘以从，去其牙七里乃觉，部众震溃，斩万余级，俘男女十万，禽其子叠罗施，杀义成公主。颉利亡去，为大同道行军总管张宝相禽以献。于是斥地自阴山北至大漠矣。
很显然，这是两次突然袭击的结果，背景是“突厥部种离畔”，而造成“突厥部种离畔”的原因就是突厥地区天降大雪，连年灾荒，难以生存，激化了内部矛盾，东突厥内外离心，特别是铁勒诸部起义，国力大损。（注：《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而颉利可汗的表现也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根本没有草原之主的半点风范，初战失利，已经决定向唐投降，就在此时遭到了第二次突袭，身俘国灭。颉利本人表现太差劲，李靖表现太出色，关键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突厥内哄，人心不稳，已经众叛亲离，才有初战失利就想投降的意图，也才有可能在投降过程中被再次袭击。说句实话，李靖有点胜之不武，如果呼韩邪内附时，汉军突袭，肯定也会有同样的战果，但胜得也并不太光彩。但这个例子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战胜游牧民族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困难。
然而到宋朝，这个局面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这个问题还得从汉唐时代说起，在战胜了游牧民族之后，为了对付不胜其烦的小部落南下掠夺，汉唐两代，不约而同的采用了一种养狗策略：扶持靠近汉地的游牧部落，帮助他们定居和发展，同时也把他们作为抵御这些小部落的天险。例如唐太宗扶持党项，契丹来牵制突厥，东汉王朝利用南匈奴对抗北匈奴甚至花钱收买鲜卑人对抗北匈奴；明朝利用东北女真来牵制北方的蒙古。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以夷制夷”，应该说在气候正常的情况下，这种政策是成功的，可是，却也同时为那些靠近汉地游牧民族指出了一条出路：虽然单兵作战能力远胜于汉人，可真打起来却因为人少打不过，想打赢怎么办，办法就是和汉人学，屯垦！走上了这一条路而强大起来的原本的游牧民族已经不再是游牧民族了。而这一政策的弊端，也在汉末三国的时候第一次展现出来，推翻了西晋统治的刘渊，本人虽冒称高祖后代，其实却是货真价实的匈奴人。这以后的南北朝，实际上就是汉人与汉化了的胡人互动的一段历史，最终，失去了本民族的游牧特性的游牧民族，在实际上转化成了汉人，这也就是隋、唐的兴起。
　　而由于唐朝错误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在安史之乱后，中原王朝先后丧失了辽东，甘凉河套河西走廊一带还有蓟北之野（即今热察一带）等产马良地等重要战略要地全部丢失，而中原王朝也陷入长期分裂割据局面中，河北，河徨等地竟然出现了逆向的蛮族化倾向，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长达200多年的乱世削弱了中原王朝的政治军事力量，这就为周围蛮族政权的崛起提供了难得的良机。契丹，党项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逐渐壮大自己的力量，为他们日后与中原王朝抗衡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契丹，党项早在唐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农耕化，等到北宋建立的时候，他们早已经是彻彻底底的农耕国家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再把他们称为游牧民族就是对历史的无知。此时他们应该被叫做进化版蛮族政权。
　　进化版蛮族政权和他们的前身相比有哪些变化呢？
　　首先由于获得了农田，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根本上解决了靠天吃饭的问题，其经济基础更加稳定而强大。因此进化版蛮族政权比起他们还在游牧阶段时期的前辈更能经受天灾的打击。
　　其次他们转型为农业文明后，已经有很强的国防观念，并且修筑了坚实的国防设施。而且对领土已经有了野心，契丹已经知道了土地的重要性，因而对幽云十六州非常看重，而女真、蒙古则一直想统一天下做皇帝。并且他们一般都产生了非常优秀的军事领袖，如耶律阿保机、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等。这和以往游牧民族没有国防观念，使卫青、霍去病攻打匈奴时长驱直入，并且对中原王朝的野心只局限于抢劫而已，一般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军事领袖的情况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因此，匈奴、突厥，纯粹的游牧民族，其力量在于彪悍的体魄，强健高大的战马和快速的反映机制，其目标在于抢劫；而五胡，契丹、党项、女真、蒙古则不仅保持了游牧民族的强悍和快速，而且有比较稳定的经济基础、坚实的国防设施以及善于运用兵法的军事领袖，其目标在于土地甚至统治全国，如果说前者相当于一群强悍的有武装的强盗的话，那么后者已经超越前者而成为一个强大的有极大野心的掠夺型的武装国家。
　　当然对于进化版蛮族政权我们也应该辨证的分析，有这样一个流行观点：辽、金、元、清这些少数民族本来都是骁勇善战的，可是进了中原以后受到儒家毒害，一下子就废了。换言之，如果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不提高自己的文明程度就不会造成自己军事力量的削弱。这种观点实在是对历史的无知。其实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军队入主中原不复骁勇善战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在这里我很欣赏嫖姚无尚的观点草原能生产狼，但狼能否强大依然需要农田！而农田越肥沃，狼群就会越快失去锋利的狼牙！为什么呢？因为 北方游牧民族在进入中原建立汉化政权的过程中，除了要实现原先的游牧经济转化为农业经济的转型外，同时也要实现由奴隶制经济向封建制经济形态的转型。而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农耕民族，他们作战意志最强的时候正是他们的经济基础从少数奴隶主经济向私有经济转型的时侯。秦军的强大的根源也在于此，当然秦的转型要比游牧民族转型要彻底的多。因此此时的进化版蛮族政权的军队爆发出比处在游牧阶段前辈高的多的作战意志。但转型是一把双刃剑，它固然能激发奴隶的战斗热情，而一旦这个过程结束，就会使他们的作战意志最终走向衰退，因此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武力衰退得要比汉族王朝更快。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八旗子弟入关后成为纨绔子弟的根本原因。尽管如此，由于中原王朝和他们的战争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农业文明和游牧民族（或者渔猎民族）的战争，而是农业文明内部的战争，因此他们之间的战争往往都是残酷的、持久的、难分胜负的。宋朝和辽金西夏蒙古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同于传统的与游牧民族争夺食物的战争，而是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的争夺。一旦涉及这方面的争夺，就是寸土必争的问题了。这种性质是由农业文明的特性决定的，因为拥有土地就是拥有生存权（还有发展权，）这是前所未见的生与死的战争。
　　对于进化版蛮族政权，不要说骑兵力量不足的宋朝，即使是拥有强大骑兵力量的隋唐帝国似乎对此也是束手无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隋唐帝国对高句丽的征伐。大家知道隋唐时代的高句丽和中原王朝国力对比可谓天壤之别，按照很多人的理解，连版图巨大的突厥汗国都能征服（突厥本身有版图这种意识吗？）的隋唐帝国要征服它应该并不难。但就是这样的一个蕞尔小国，却令隋炀帝和唐太宗这样的英主均束手无策，前者间接因此亡国，后者甚至因此受伤。只是到唐高宗时代唐朝才利用高句丽内乱之机将其灭亡。事实不光是对高句丽，即使是对吐蕃这样的农业小国唐朝也是胜少败多。更有甚者，在安史之乱之前，唐朝军队在讨伐南诏这个南方的农耕小国时候也被对方杀的惨不忍睹。
　而宋朝面对的诸如辽，金，西夏还有蒙古等进化版蛮族政权比起当年唐朝遇到的高句丽，吐蕃之流要强得多，而且宋朝也不可能象隋唐时代那样拥有建立大规模骑兵的条件了，隋唐军队倾举国之力奈何不了一个小小的高句丽，何况是面对远比高句丽强大的多的辽帝国。因此即使是唐太宗在位，面对这样的局面恐怕也只有束手无策的份了。
　　在谈论宋朝军事问题的时候，很多意气用事的人喜欢把汉唐时代的对手和宋朝对手混为一谈，得出宋朝军事懦弱的肤浅结论，切在谈论北方蛮族政权的时候，可能是受〈狼图腾〉的影响，不少网友可能会得出了“谁更野蛮谁就胜出”的印象，事实不是这样的，北方蛮族政权的成功靠的并不仅仅是〈狼图腾〉所说的所谓“狼性”。
众所周知，无论是中原王朝还是已经汉化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元朝是个例外），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难题，那就是如何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进攻的威胁。这段历史，最早当追述到犬戎部族入侵镐京导致西周灭亡的烽火戏诸侯事件，自此以后，直到满清入关，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们。
纵观历史，中原王朝的对手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纯粹意义上的游牧民族，以匈奴，突厥为代表，另一类是由于气候原因获得农田而获得真正意义上国家形态的蛮族政权，我们姑且称为进化版蛮族政权，东晋南北朝时代的五胡，隋唐时代的高句丽，吐蕃，宋朝时期的辽金西夏和蒙古，明朝末年的满清都属于这一类政权，虽然我们习惯上都称他们是游牧民族政权，但其实他们有本质的区别。
哪一类对中原王朝威胁更大呢？
先说前者，在谈论游牧民族的时候，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游牧民族的经济形态。匈奴，突厥还有后世的蒙古之所以叫游牧民族和他们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是分不开的。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使游牧民族拥有全民皆兵的制度优势。而加上骑兵优势后，游牧民族也就建立起了对中原王朝的战略优势。
在骑兵方面，毫无疑问，中原汉族王朝的军队是很难与之相提并论的，这一点，是历代皆知，与血性、斗志等无关，人家是在北方的大草原上和天地、自然争锋而锻炼出来的。一般来说游牧民族军队的作战意志要比汉族军队要高的多，其原因也是游牧经济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决定的，在这里我很赞同嫖姚无尚的观点：每个游牧民族战斗力最强大的时侯通常也是他们的经济基础从少数奴隶主经济向私有经济转型的时侯。因为战争需要人的动力，通过战争力功的奴隶可以得到自由，财富，地位，权力....这些将直接鼓励他们在战场上舍身忘死！要知道连自己的生死都由别人主载的生存状态是多么的艰苦。只要给他们一把弓，他们会为了摆脱这一切，像狼一样扑向我们的村庄，城镇直到长安，这是大漠狼群的来源。
但是我要说在纯粹的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战争中胜利最终是属于中原农业民族的。
　汉唐是如何战胜匈奴，突厥的呢？这还的从游牧民族的经济特点说起，游牧经济的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的特点固然有利于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的战略优势，但也带来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游牧经济的单一和脆弱使游牧民族抵御天灾的能力远不如农业民族，大家知道古代是靠天吃饭的，无论是放牧和耕田都对气候有依赖，但游牧民族对自然的依赖要比农业文明大的多。《中国草原》1984年2期内蒙古镶黄旗气象局等发表的《牧草生长的气候条件的研究》文章就曾提到：研究表明游牧民族的生存对草原生态环境有很大的依赖性，气温波动和降雨量的变化对牧业生产的影响往往是致命的。至今草原地区的"白灾"仍是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在生产力更低下的中古时期，传统游牧民族相对于当时的农耕民族而言，对自然的依赖更加明显。研究表明，我国内蒙古草原地区有的地方牧草产量与夏季降雨量相关系数达0.68。1980年的气温偏低和夏季少雨使牧草生长期减少了五分之三的时间，加上气候寒冷，致使有的地方冬春死畜率达90%。
其次，由于游牧经济生产资料分散的特点，使游牧民族政治和经济联系非常松散，难以形成稳定的国家形态，充其量只是部落联盟而已。
　　而匈奴，突厥等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国家不过是草原上一个最强大的势力作为盟主，所建立起来的各部族联盟“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大汗（或者单于）有一个，小汗（王）数不清，有实力的酋长们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大汗的位子，这样的争斗在客观上保证了游牧民战士的强悍，可同时也让这个联盟变得更加不稳定。这也是为什么草原上不时会有杰出人物诞生，如冒顿、颉利，可是人一死势力就会消散的原因。这就为中原王朝分化打击，以夷制夷提供了可能。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纯粹的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土地是没有野心的。
我们汉民族，一提到战争功绩，首先想到的一个词就是开疆拓土，可是如果用这种思路来解释游牧民族的行为，那就大错特错了。（电视剧《贞观长歌》把颉利可汗描述成梦想和李世民逐鹿中原的野心家是与史实严重不符的）
对农耕民族来说土地就是生命线，战争的首要目的就是开拓和守护土地。这一点我们的农耕民族和他们有着本质的区别，对游牧民族来说，他们的民族秉性就是逐水草而居，对他们来说，只要是有水源、有牧场的地方，他们就可以生活下去。他们也可能会为了一块牧场大动干戈，可是失败的一方并不会受到灭顶之灾，只是换一个地方继续游牧而已，他们的心中战争是与天地、与自然、与同类竞争的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只要你够强大，抢劫和掠夺，都是很合理的行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我们的那一种对土地的眷恋之情。
而游牧民族南下的目的仅仅是掠夺。每当草原上环境恶化的时候，他们就把气候温和的汉地当成了自己的粮仓，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抢夺各种生活必需品，至于说消灭汉人？他们根本没想过——身为牧民，会把自己的羊都杀掉吗？当然，这种掠夺有的时候是小范围的，而有的时候，当汉民族为了守护自己的财产而派驻了重兵的时候，那就要各部族联合起来行动了。从历史上看，这样的联合行动，能够最终被我们挫败的，似乎并不多。
但是再强大的联盟也仅仅是联盟，只要是联盟就有分化瓦解的可能，更何况草原部族的联盟内部本来就有着这样和那样的破绽。这就是我们的取胜之道。
汉唐是怎样战胜匈奴，突厥的呢？
当中原王朝实力不足时，面对强大而团结的游牧民族联军，以汉高祖百战之师，有白登之围；以唐高祖倾国之力，有迁都之议，无论汉与唐，考虑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要先避让一下的。
而当他们的国力恢复以后，就开始寻找时机对游牧民族进行反击，汉民族对游牧民族的战争，所使用的无外乎两招：一是分化瓦解，二是斩首行动。汉武帝时兵分三路，奔袭千里，直捣匈奴王廷，一路之上，为了保守秘密，将所有见到的牧民、商旅全部杀掉，而放到唐代也一样，首先分化出了以突利为首的一批小汗们，最后还是由李靖千里奔袭抄了颉利的老窝。这样的行动如果放在中国，则是无法想象的。可以设想一下，在今天，一支特种部队在上海登陆，一路见人就杀，直奔北京，他能保密多久？他又能走出多远？
那么这样的战争失败，对于这些游牧部落的总体影响又有多大呢？答案是微乎其微，毕竟，草原上的生存环境不是汉兵所能适应的，占领这一片未开垦地，戍守还要成为负担，因此取胜之后也只能老老实实的退走而已，根除游牧各族？在如此广阔的草原上，你要投入多少兵力才能做到？而回到游牧民族本身，他们本就是逐水草而居的，东边不亮西边亮，你们这边抢不下去了，大不了换个地方就是了。这也就是汉唐战争的最终结局。因此说，在单兵作战或多数战斗中，农耕民族绝非游牧民族的对手，然而最终会取胜的，却是农耕民族的我们。
在这里也顺便谈一下唐太宗灭东突厥的战争，事实电视剧《贞观长歌》中的所谓定襄会战是子虚乌有的，唐太宗是怎样战胜东突厥的呢？
据《旧唐书李靖传》记载：突厥部种离畔，帝方图进取，以兵部尚书为定襄道行军总管，率劲骑三千繇马邑趋恶阳岭。颉利可汗大惊，曰：“兵不倾国来，靖敢提孤军至此？”于是帐部数恐。靖纵谍者离其腹心，夜袭定襄，破之，可汗脱身遁碛口。进封代国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绝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书竹帛。靖以骑三千，蹀血虏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辈，足澡吾渭水之耻矣！” 颉利走保铁山，遣使者谢罪，请举国内附。以靖为定襄道总管往迎之。又遣鸿胪卿唐俭、将军安修仁慰抚。靖谓副将张公谨曰：“诏使到，虏必自安，若万骑赍二十日粮，自白道袭之，必得所欲。”公谨曰：“上已与约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机不可失，韩信所以破齐也。如唐俭辈何足惜哉！”督兵疾进，行遇候逻，皆俘以从，去其牙七里乃觉，部众震溃，斩万余级，俘男女十万，禽其子叠罗施，杀义成公主。颉利亡去，为大同道行军总管张宝相禽以献。于是斥地自阴山北至大漠矣。
很显然，这是两次突然袭击的结果，背景是“突厥部种离畔”，而造成“突厥部种离畔”的原因就是突厥地区天降大雪，连年灾荒，难以生存，激化了内部矛盾，东突厥内外离心，特别是铁勒诸部起义，国力大损。（注：《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而颉利可汗的表现也实在让人大跌眼镜，根本没有草原之主的半点风范，初战失利，已经决定向唐投降，就在此时遭到了第二次突袭，身俘国灭。颉利本人表现太差劲，李靖表现太出色，关键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突厥内哄，人心不稳，已经众叛亲离，才有初战失利就想投降的意图，也才有可能在投降过程中被再次袭击。说句实话，李靖有点胜之不武，如果呼韩邪内附时，汉军突袭，肯定也会有同样的战果，但胜得也并不太光彩。但这个例子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战胜游牧民族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困难。
然而到宋朝，这个局面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这个问题还得从汉唐时代说起，在战胜了游牧民族之后，为了对付不胜其烦的小部落南下掠夺，汉唐两代，不约而同的采用了一种养狗策略：扶持靠近汉地的游牧部落，帮助他们定居和发展，同时也把他们作为抵御这些小部落的天险。例如唐太宗扶持党项，契丹来牵制突厥，东汉王朝利用南匈奴对抗北匈奴甚至花钱收买鲜卑人对抗北匈奴；明朝利用东北女真来牵制北方的蒙古。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以夷制夷”，应该说在气候正常的情况下，这种政策是成功的，可是，却也同时为那些靠近汉地游牧民族指出了一条出路：虽然单兵作战能力远胜于汉人，可真打起来却因为人少打不过，想打赢怎么办，办法就是和汉人学，屯垦！走上了这一条路而强大起来的原本的游牧民族已经不再是游牧民族了。而这一政策的弊端，也在汉末三国的时候第一次展现出来，推翻了西晋统治的刘渊，本人虽冒称高祖后代，其实却是货真价实的匈奴人。这以后的南北朝，实际上就是汉人与汉化了的胡人互动的一段历史，最终，失去了本民族的游牧特性的游牧民族，在实际上转化成了汉人，这也就是隋、唐的兴起。
　　而由于唐朝错误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在安史之乱后，中原王朝先后丧失了辽东，甘凉河套河西走廊一带还有蓟北之野（即今热察一带）等产马良地等重要战略要地全部丢失，而中原王朝也陷入长期分裂割据局面中，河北，河徨等地竟然出现了逆向的蛮族化倾向，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长达200多年的乱世削弱了中原王朝的政治军事力量，这就为周围蛮族政权的崛起提供了难得的良机。契丹，党项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逐渐壮大自己的力量，为他们日后与中原王朝抗衡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契丹，党项早在唐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农耕化，等到北宋建立的时候，他们早已经是彻彻底底的农耕国家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再把他们称为游牧民族就是对历史的无知。此时他们应该被叫做进化版蛮族政权。
　　进化版蛮族政权和他们的前身相比有哪些变化呢？
　　首先由于获得了农田，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根本上解决了靠天吃饭的问题，其经济基础更加稳定而强大。因此进化版蛮族政权比起他们还在游牧阶段时期的前辈更能经受天灾的打击。
　　其次他们转型为农业文明后，已经有很强的国防观念，并且修筑了坚实的国防设施。而且对领土已经有了野心，契丹已经知道了土地的重要性，因而对幽云十六州非常看重，而女真、蒙古则一直想统一天下做皇帝。并且他们一般都产生了非常优秀的军事领袖，如耶律阿保机、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等。这和以往游牧民族没有国防观念，使卫青、霍去病攻打匈奴时长驱直入，并且对中原王朝的野心只局限于抢劫而已，一般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军事领袖的情况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因此，匈奴、突厥，纯粹的游牧民族，其力量在于彪悍的体魄，强健高大的战马和快速的反映机制，其目标在于抢劫；而五胡，契丹、党项、女真、蒙古则不仅保持了游牧民族的强悍和快速，而且有比较稳定的经济基础、坚实的国防设施以及善于运用兵法的军事领袖，其目标在于土地甚至统治全国，如果说前者相当于一群强悍的有武装的强盗的话，那么后者已经超越前者而成为一个强大的有极大野心的掠夺型的武装国家。
　　当然对于进化版蛮族政权我们也应该辨证的分析，有这样一个流行观点：辽、金、元、清这些少数民族本来都是骁勇善战的，可是进了中原以后受到儒家毒害，一下子就废了。换言之，如果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不提高自己的文明程度就不会造成自己军事力量的削弱。这种观点实在是对历史的无知。其实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军队入主中原不复骁勇善战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在这里我很欣赏嫖姚无尚的观点草原能生产狼，但狼能否强大依然需要农田！而农田越肥沃，狼群就会越快失去锋利的狼牙！为什么呢？因为 北方游牧民族在进入中原建立汉化政权的过程中，除了要实现原先的游牧经济转化为农业经济的转型外，同时也要实现由奴隶制经济向封建制经济形态的转型。而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农耕民族，他们作战意志最强的时候正是他们的经济基础从少数奴隶主经济向私有经济转型的时侯。秦军的强大的根源也在于此，当然秦的转型要比游牧民族转型要彻底的多。因此此时的进化版蛮族政权的军队爆发出比处在游牧阶段前辈高的多的作战意志。但转型是一把双刃剑，它固然能激发奴隶的战斗热情，而一旦这个过程结束，就会使他们的作战意志最终走向衰退，因此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武力衰退得要比汉族王朝更快。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八旗子弟入关后成为纨绔子弟的根本原因。尽管如此，由于中原王朝和他们的战争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农业文明和游牧民族（或者渔猎民族）的战争，而是农业文明内部的战争，因此他们之间的战争往往都是残酷的、持久的、难分胜负的。宋朝和辽金西夏蒙古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同于传统的与游牧民族争夺食物的战争，而是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的争夺。一旦涉及这方面的争夺，就是寸土必争的问题了。这种性质是由农业文明的特性决定的，因为拥有土地就是拥有生存权（还有发展权，）这是前所未见的生与死的战争。
　　对于进化版蛮族政权，不要说骑兵力量不足的宋朝，即使是拥有强大骑兵力量的隋唐帝国似乎对此也是束手无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隋唐帝国对高句丽的征伐。大家知道隋唐时代的高句丽和中原王朝国力对比可谓天壤之别，按照很多人的理解，连版图巨大的突厥汗国都能征服（突厥本身有版图这种意识吗？）的隋唐帝国要征服它应该并不难。但就是这样的一个蕞尔小国，却令隋炀帝和唐太宗这样的英主均束手无策，前者间接因此亡国，后者甚至因此受伤。只是到唐高宗时代唐朝才利用高句丽内乱之机将其灭亡。事实不光是对高句丽，即使是对吐蕃这样的农业小国唐朝也是胜少败多。更有甚者，在安史之乱之前，唐朝军队在讨伐南诏这个南方的农耕小国时候也被对方杀的惨不忍睹。
　而宋朝面对的诸如辽，金，西夏还有蒙古等进化版蛮族政权比起当年唐朝遇到的高句丽，吐蕃之流要强得多，而且宋朝也不可能象隋唐时代那样拥有建立大规模骑兵的条件了，隋唐军队倾举国之力奈何不了一个小小的高句丽，何况是面对远比高句丽强大的多的辽帝国。因此即使是唐太宗在位，面对这样的局面恐怕也只有束手无策的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