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中央集权的理由

美国模式对于使传统秩序现代化的社会没有意义

在亨廷顿的价值序列中，秩序先于自由和民主，发展中国家首先要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不受这一秩序规范的民主，必然导致国家机器的衰败。

亨廷顿用一条隽语概括了美国的政治结构之所以独一无二:“不是因为它太年轻，而是因为它太古老。”独立后的美国基本上维持了独立之前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完全适合美国社会，因此，美国的现代化与生俱来，不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来实现。其他国家要走美国之路是行不通的。
我们在说到一些值得欲求的价值（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等）往往假定它们之间没有冲突与矛盾，在一个一元的价值体系里和平相处。以赛亚?伯林的著作已经让中国读者意识到，美好的价值相互之间不一定和睦。

去年圣诞前夜，美国政治思想家萨缪尔稰?亨廷顿逝世，海内外不少报刊、杂志随即发表了很多纪念文章。我国读书界对这位哈佛学者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文明冲突论”所知甚详。亨廷顿本人并不主张冲突，他对英美盲目的骄横也有微词，也许他只是在所谓“历史终结”的语境下宏观地描述或预言新的世界格局中可能呈现的“大趋势”。这多少带了点所谓“未来学家”的俗味。笔者以为，地缘政治的棋局从来不以界限模糊的“文明”为转移，帕默斯顿所说的“永久的利益”并不划分固定的敌我，故而80年代的塔利班是朋友，现在的塔利班是敌人。历史上同一文明中兄弟阋墙、近邻交恶的例子举不胜举，两次世界大战都以欧洲为主战场，基督教内部各派的纷争也会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变得极其血腥。“文明冲突”实在可以不谈。
邹容和美国政体的中世纪源头

辛亥革命前后，不少激进分子主张中央小，地方大，章太炎甚至反对中央设常备军。这些人士的立场与急欲宰割中国的强邻出奇地相似。沙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说过:“要使中国衰弱不振，并始终反对（中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最好是中国分裂成“一些个别的小共和国”。晚清时有人感叹中国的地方主义为害太烈，林纾称中国简直是“无数不盟之小国”，因而瞩望坚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也有人将“共和”等同于各省独立自治，迷醉于所谓的“联邦制”。这种谬见（“以内殉外”的热诚）多少起于对美国政体的误解。如果立宪派要学君主立宪的日本，那么激进派心目中的楷模非美国莫属。邹容只是读了《独立宣言》的中译以及一些歌颂美国革命的泛泛文字，既不审美国实势，也不考其沿革，就选定美国政体为中国法式。在风靡一时的《革命军》起首和末尾，这位“革命军马前卒”一再使用了独立厅、自由钟之类神话化的美国革命符号，鼓励汉人走美国之路。然而邹容所关心的最终还是与立宪派约略相近:政府统治的形式。他在草拟的二十五条“大义”里放心地抄袭了几段《独立宣言》里的文字，然后以下面的三条收尾:“一、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参照中国性质立定。一、自治之法律悉照美国自治法律。一、凡关全体个人之事，及交涉之事，及设官分职国家上之事，悉准美国办理。”
其实，像邹容那样急欲模仿美国的气盛青年并不了解美国政体的“实势”与“沿革”。亨廷顿对美国政体的描述得益于不少英美史学家和法学家的研究，与一般教科书的语言迥异，值得介绍。

人们一般认为美国独立后的政体是伟大的创新。亨廷顿引用法学史家麦克尔温的话说，要正确理解美国体系的沿革、作用与精神，还必须回到17世纪英国内战和内战前的先例和传统。美洲的英国殖民者坚持了都铎时代（1485—1603）的传统，而留在大西洋对岸的同胞经过内战选择了削弱、架空王权的议会制。正如美国英语中保留了一些伊丽莎白时期的英语，美国的政治体制也保留了已在英国本土匿迹的中世纪英国政治的成分。独立前十三个殖民地代议制实际上就是英国都铎王朝代议制的翻版，1787年的宪法又在全国范围内确立这些制度，总统相当于都铎王朝的国王，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所以美国的总统制像是中世纪欧洲君主立宪制的残余。（难怪华盛顿的批评者戏称他为“乔治国王”！）亨廷顿写道，约翰逊总统比英国伊丽莎白二世更像伊丽莎白一世，“美国仍然拥有一位国王，而英国仅仅保有一顶王冠。”如此看来，君主立宪与所谓三权分立的共和政体隐隐有重叠、相通之处。
亨廷顿用一条隽语概括了美国的政治结构之所以独一无二:“不是因为它太年轻，而是因为它太古老。”独立后的美国基本上维持了独立之前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完全适合美国社会，因此，美国的现代化与生俱来，不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来实现。其他国家要走美国之路是行不通的。

美国模式对于使传统秩序现代化的社会没有意义

在亨廷顿的价值序列中，秩序先于自由和民主，发展中国家首先要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不受这一秩序规范的民主，必然导致国家机器的衰败。

亨廷顿用一条隽语概括了美国的政治结构之所以独一无二:“不是因为它太年轻，而是因为它太古老。”独立后的美国基本上维持了独立之前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完全适合美国社会，因此，美国的现代化与生俱来，不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来实现。其他国家要走美国之路是行不通的。
我们在说到一些值得欲求的价值（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等）往往假定它们之间没有冲突与矛盾，在一个一元的价值体系里和平相处。以赛亚?伯林的著作已经让中国读者意识到，美好的价值相互之间不一定和睦。

去年圣诞前夜，美国政治思想家萨缪尔稰?亨廷顿逝世，海内外不少报刊、杂志随即发表了很多纪念文章。我国读书界对这位哈佛学者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文明冲突论”所知甚详。亨廷顿本人并不主张冲突，他对英美盲目的骄横也有微词，也许他只是在所谓“历史终结”的语境下宏观地描述或预言新的世界格局中可能呈现的“大趋势”。这多少带了点所谓“未来学家”的俗味。笔者以为，地缘政治的棋局从来不以界限模糊的“文明”为转移，帕默斯顿所说的“永久的利益”并不划分固定的敌我，故而80年代的塔利班是朋友，现在的塔利班是敌人。历史上同一文明中兄弟阋墙、近邻交恶的例子举不胜举，两次世界大战都以欧洲为主战场，基督教内部各派的纷争也会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变得极其血腥。“文明冲突”实在可以不谈。
邹容和美国政体的中世纪源头

辛亥革命前后，不少激进分子主张中央小，地方大，章太炎甚至反对中央设常备军。这些人士的立场与急欲宰割中国的强邻出奇地相似。沙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说过:“要使中国衰弱不振，并始终反对（中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最好是中国分裂成“一些个别的小共和国”。晚清时有人感叹中国的地方主义为害太烈，林纾称中国简直是“无数不盟之小国”，因而瞩望坚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也有人将“共和”等同于各省独立自治，迷醉于所谓的“联邦制”。这种谬见（“以内殉外”的热诚）多少起于对美国政体的误解。如果立宪派要学君主立宪的日本，那么激进派心目中的楷模非美国莫属。邹容只是读了《独立宣言》的中译以及一些歌颂美国革命的泛泛文字，既不审美国实势，也不考其沿革，就选定美国政体为中国法式。在风靡一时的《革命军》起首和末尾，这位“革命军马前卒”一再使用了独立厅、自由钟之类神话化的美国革命符号，鼓励汉人走美国之路。然而邹容所关心的最终还是与立宪派约略相近:政府统治的形式。他在草拟的二十五条“大义”里放心地抄袭了几段《独立宣言》里的文字，然后以下面的三条收尾:“一、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参照中国性质立定。一、自治之法律悉照美国自治法律。一、凡关全体个人之事，及交涉之事，及设官分职国家上之事，悉准美国办理。”
其实，像邹容那样急欲模仿美国的气盛青年并不了解美国政体的“实势”与“沿革”。亨廷顿对美国政体的描述得益于不少英美史学家和法学家的研究，与一般教科书的语言迥异，值得介绍。

人们一般认为美国独立后的政体是伟大的创新。亨廷顿引用法学史家麦克尔温的话说，要正确理解美国体系的沿革、作用与精神，还必须回到17世纪英国内战和内战前的先例和传统。美洲的英国殖民者坚持了都铎时代（1485—1603）的传统，而留在大西洋对岸的同胞经过内战选择了削弱、架空王权的议会制。正如美国英语中保留了一些伊丽莎白时期的英语，美国的政治体制也保留了已在英国本土匿迹的中世纪英国政治的成分。独立前十三个殖民地代议制实际上就是英国都铎王朝代议制的翻版，1787年的宪法又在全国范围内确立这些制度，总统相当于都铎王朝的国王，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所以美国的总统制像是中世纪欧洲君主立宪制的残余。（难怪华盛顿的批评者戏称他为“乔治国王”！）亨廷顿写道，约翰逊总统比英国伊丽莎白二世更像伊丽莎白一世，“美国仍然拥有一位国王，而英国仅仅保有一顶王冠。”如此看来，君主立宪与所谓三权分立的共和政体隐隐有重叠、相通之处。
亨廷顿用一条隽语概括了美国的政治结构之所以独一无二:“不是因为它太年轻，而是因为它太古老。”独立后的美国基本上维持了独立之前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完全适合美国社会，因此，美国的现代化与生俱来，不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来实现。其他国家要走美国之路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