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盘点2009年中国农民现状：信访出现恶性循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7 06:20:04
盘点2009年中国农民现状：信访出现恶性循环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2月31日16:33 南方农村报
2009 中国农民的上下两难，进退维谷
编者按：当您读到这组报道时，2009年即将逝去或已然逝去。这一年在你的记忆中，是什么颜色，是黑色，还是红色，抑或灰色？它带给你的回味，是苦涩，还是甜蜜，抑或五味杂陈？也许你说不清道不明。
是的，这一年太过复杂，在你生命中留下的印记难以言说。然而，对中国农民来说，2009年烙下的却是确定无疑的酸楚，只是他们无法言说，或者他们的言说旁人根本听不见，即使被听见了也只能换来一声叹息。
那么，就让我们用文字替他们记录下2009年，为充满宏大叙事的这一年留下些许卑微者的腾挪转移，在向来健忘的民族志上镌刻农民的悲欣人生。
这是金融危机后的第一年，天空依然布满阴霾。依靠国家实施的空前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国被认为是率先实现经济复苏的国家。这种复苏体现在一个个宏观的数字上：GDP的成功保八、中央财政收入的涨幅超过GDP的涨幅。落在微观层面，却是一片叫苦连天之声：工薪阶层大喊收入被增长，民营企业大呼生存空间受挤压……
然而，农民更苦，尽管他们今年的“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大关，实际增幅6%以上”。他们也想喊出来，可是言者戚戚，听者藐藐。于是，他们走上了下访之路。今年，金融危机余波未平，民生更为艰难，地方政府收益也在减少，但在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体制的影响下，不少地方出现了保民生让位于保增长的现象，这导致农民的处境雪上加霜、农民下访现象空前增多。然而，在维稳和保增长的大环境下，农民的下访注定会成为基层政府的眼中钉，各种形式的截访、堵访因此粉墨登场，其中不乏开“学习”班、雇保安公司押送下访者的闹剧，而更多的是非法监视、关押农民的悲剧。这是2009年，农民的“上”——下访。
有上，自然就有下。吊诡的是，受金融危机影响最深的农民，却被当作对抗危机、拉动内需的救命稻草。于是有了家电下乡，寄望自身难保的农民去承担扩大内需、拯救中国经济的重任。其结果如何？可想而知。1500亿的下乡销售目标，结果只实现了1/3，即580多亿。这是2009年，农民的“下”——家电下乡。
家电往农村去，农民却依旧往城里赶。打工潮流的汹涌澎湃一如往年，然而，2009年却不同寻常。金融危机的阴影并未消散，迪拜一咳嗽地球抖三抖，这显示金融危机并非想象中的那么不堪一击。城市中的工作不再好找，即便能够找到，工作的环境却更加恶劣、待遇变得更加差。即便如此，城市梦却依然在他们心中深藏，温暖着现实的冰冷。这是2009年，农民的“进”——进城。
进若不行，退而求其次。在去年的金融风暴中，上千万失业的农民工黯然返乡。这一被迫的迁徙抹上了悲壮的色彩，面朝黄土背朝天，已不是这群早已习惯城市生活的农民工所愿意接受的。他们有技能、有经验、有思路、有理想，想在农村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然而，他们的豪情却难以突破现实的桎梏：想创业，却难以申请到贷款；即便可以申请到，却又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无济于事。他们在农村开始从事创业项目，却遭遇难测的政策风波和市场风险。这是2009年，农民的“退”——退回家乡。
这看似简单的四组勾勒，描绘出了中国农民2009年的灰暗图景：“上”“下”两难，“进”“退”维谷。其中，上下体现的是农民与国家的关系，进退体现的则是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农民希望国家维护其正当权益，但由于受今年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及其他因素影响，这未能得到有效落实。国家希望农民拉动内需，而由于政策不完善，农民经济条件也很有限，结果希望成为失望。
由此，在2009年，国家责任与农民“义务”，其表现都难以让对方满意。而进与退，由于受金融危机余威犹烈与国有银行嫌贫爱富的影响，农民在城市就业与在农村创业，其基本环境都未有实质性的好转，因此前景晦暗成为必然。
广东化州定点宾馆常年关押下访群众 农民吴茂志今年两次被软禁已提起国家赔偿
南方农村报讯：12月28日早上8点，阴，2009年临近尾声，众访民为期28天的“学习”被政府宣告结束。广东省化州市凤口村村民吴茂志迈出下×宾馆的飞檐大门，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这个隐藏在化州市区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路里的宾馆，带给他的，只有屈辱的回忆。
其实，化州河西街道办在该宾馆定点“关押”下访户进行“学习”，已经不需要太多理由，但这次“学习”，仍然让吴茂志感到愤怒不已。前几次，政府在该宾馆“关押”他们，都逢重大节日或者会议。这一回，从11月29日到12月28日，将近一个月时间的被“学习”，只是因为茂名市点名批评了化州市下访现象严重。而整个2009年，他有近两个月是在宾馆里度过的！
下访村民神秘失踪
11月14日早上7时许，化州市河西街道凤口村里，突然响起凌乱的脚步声，随之，吴茂志家的大门被几位不速之客推开。这几个人进门后，未向主人表明自己的身份和来意，便开始在屋里搜寻。
“吴茂志去哪里了？”在10多分钟的搜寻徒劳无功后，其中一个人终于发话了。在吴茂志妻子劳白仙的印象中，不速之客中有一位是街道办的人，还有一位身着制服的人“不知是公安还是保安”。
“早就出去了。”劳白仙暗自庆幸，就在前天晚上，吴茂志因为获得消息，跑去女儿家中躲避。那一天，朋友杨文龙的家属打电话告诉吴茂志“文龙被抓”。杨文龙与吴茂志因为经常下访，不仅成了好友，而且患难与共，多次一同被政府抓去“学习”。
一无收获的几位人员只得离开。从他们迈出家门起，劳白仙心中就一直惴惴不安。时间一天天流逝，没得到消息的劳白仙也渐渐放宽了心，“这次不会抓了吧？！”
然而，11月29日晚，女儿家打来的一通电话，让劳白仙意识到“政府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经常下访的”。11月29日上午，在女儿家已经躲了半个月的吴茂志刚走出大门几十米，就在公路旁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抓走。
从那以后，家人再也联系不上吴茂志。劳白仙除了等待以外，别无办法。按照前几次的经验，劳白仙推测，这次吴茂志还是被关在下×宾馆。因为，就在一月前的10月8日，吴茂志等8名经常赴北京下访的农民，才刚刚结束为期26天的“学习”，走出下×宾馆的大门。
记者手机宾馆遭收
12月20日下午，南方农村报记者穿过一条坑坑洼洼的小巷后，终于找到了这个依山而建的宾馆。
下×宾馆分为宾馆主楼和下×山庄两个部分。穿过宾馆主楼，可以看见一座树木葱郁的山丘，树木间散落的20多座独立建筑组成了下×山庄。依山而建的走廊是从主楼通向山庄的必经之路。
当天下午5时30分，在山庄服务台打听无果后，南方农村报记者四处探寻，终于在走廊上邂逅了从公共服务处走出来的吴茂志。和他一起走出来的还有杨文龙、张君德，以及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和两位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刚刚在公共服务处看完电视出来。中年人和年轻人正是“陪同”他们看电视的政府工作人员。
“我们被软禁了。”吴茂志见到记者，大喜过望，他一手握住南方农村报记者的手，一手指着身旁的中年人，“他是河西街道办的黄党委(委员)。”
“黄委员”立刻警惕起来，他收走记者的手机，试图阻止记者与吴茂志等接触。南方农村报记者亮明身份后，他才悻悻地将手机归还。“放我们出去！”吴茂志等人立刻与他发生口角冲突。
“这是什么宾馆，这是监狱！”年过古稀的张君德大声疾呼。很快，“黄委员”带着他们，迅速离开。
入晚，下×宾馆被夜色笼罩，小山上的树木，越发显得狰狞。月光的晦暗不明，正如下×宾馆与河西街道办的关系一样。据知情人士透露，该宾馆为化州某位市领导的亲戚所建，河西街道办每次“关押”下访者，都是在该宾馆，当然需要支付一定的住宿费。久而久之，外界早已知晓，该宾馆为定点“关押”河西下访农民的场所，甚至化州市其他乡镇政府，也试图将本镇的下访者交由河西街道办和该宾馆，一起管理。而化州市定点的“学习”宾馆则是化州市府招待所——橘州山庄。
虽然“山庄”的名字风雅可人，但吴茂志在里面却一天好觉都没睡过。化合征地款的拖欠问题，让他无法安心入睡。
征地款拖欠十三年
化合路征地款问题要从1996年说起。那年初，为了将化州到合江的公路改造为二级公路，化州市政府决定将原化合路进行加宽和硬底化，同时进行线路改造。
新的化合路通过凤口村时，村中的40多亩土地随之被占用。除了知道土地被征收以外，曾任凤口村负责人的吴茂志和大多数村民一样，不仅没有拿到分文征地款，而且连征地款总额也不清楚。
2006年初，作为村民代表，吴茂志开始向各级政府反映化合路征地款拖欠一事。他自己也记不清去过多少次政府，找过多少个部门。除了知道化合公路征地由原化合路指挥部负责，如今化合公路指挥部已经撤销，两位总指挥一位高升、另一位已经退休的信息外，征地款该由谁支付至今仍不清楚，“街道办说是由公路局支付，公路局说由街道办支付。”
对于吴茂志的说法，南方农村报记者也有体会。今年11月初，化州市地方公路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称，化合路征地款应由街道办支付。而河西街道办党委书记李文标则告诉记者，化合公路是化州市修的路，“街道办没有钱”。李文标还称，化合路原本打算用收费的方式补偿征地款，但所修的丽岗收费站被省里严禁收费。后来化合路被省交通厅购回，作为285省道的一部分，至于购买的资金是否到位，他并不知情。
李文标透露，去年11月，化州市政府向省交通厅打了报告，称河西街道拖欠化合路征地款160万。今年9月，省交通厅就此进行了专项审计。李称，尽管化合路还欠债务，但征地款已由承包商先行垫付，政府并不欠村民的钱，只欠承包商的钱。
“不管怎样，我们就是没有拿到钱。”吴茂志称，即便村集体收了钱，政府也要给村民一个交代。
然而，让吴茂志万万没料到的是，由于经常下访，他已经被政府“盯梢”，不但征地款的问题没得到解决，自己还几次遭到了“软禁”。2007年9月25日下午4时许，吴茂志在凤口村市场被北岸派出所带走，随后被“学习”29天；2008年10月26日开始，被困在家中3天。而2009年，“学习”运动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从9月13日到10月8日，从11月29日到12月28日，一年中，他有将近两个月在下×宾馆反锁的房间里，与一些看守他们的“不三不四”的人一起度过。
截访学习花费六万
“一个月内去三次北京，早该教育了。”河西街道办党委书记李文标认为，村民根本不是去信访，而是去闹事，因此，适当的教育是应该的。他还称，课程是政府根据村民反映的情况设立的。授课老师包括信访、国土、司法、法制等部门的官员。每位上课老师都要考勤，政府还要给予相应补助。然而，在吴茂志看来，所谓的官员授课，不过是官员教训下访民众，最后都是以大吵一架结束。
而化州市委办一位负责人透露，这次之所以将经常下访的农民关在宾馆“学习”，是因为上面下了死命令：年底前，各地一律不得再有人进京下访，否则，将通报批评。
更让李文标感到不满的是，截访加上“学习”花费巨大。
今年9月8日，为了接回到北京下访的吴茂志等8位访民，街道办请保安公司派人押送他们返回。每两名保安押送一名下访者，费用为5500元，这笔钱包含人工费、车票和伙食费。这样，河西街道办付给北京安×鼎保安公司达4万多元。对这笔费用，保安公司连发票都不开一张，这让李文标直呼“太黑了！”而在下×宾馆的26天，总共花去2万多元，包括住宿费、伙食费和讲课费。
当他听说有些县市的截访费用都是由县市财政支出时，便更加郁闷，“市政府只是出人，我们出钱。村民下访，我们还会挨批评。”
对于政府所说的苦衷，吴茂志并不赞同，也不打算原谅政府关押自己的行为。事实上，今年10月14日，吴茂志和其他7人已经就今年9月起被非法关押26天的问题，向河西街道办正式提起了国家赔偿，赔偿金额共计16万多元。这一次出来后，吴茂志称，还要继续告政府。(来源：南方农村报)
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谈信访制度弊端与改革——警惕信访恶性循环
南方农村报讯：本报记者就信访问题采访了中国社科院农村所教授于建嵘先生。
南方农村报：吴茂志被当地政府抓去学习，只是因为化州受到了茂名的批评，而不是他本人有什么违法问题。
于建嵘：“办学习班”是地方处理下访者的常规套路之一。与截访、送劳教等相比，这还属于“怀柔”型的，没有使用暴力。政府这样做是为了完成控访任务，毕竟上面已经下了死命令。虽然不是最恶劣的，但这样的做法仍属于公权力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是一个性质严重的问题。
南方农村报：每逢节日或重大活动，一些老下访户就被政府蹲守或者被抓，根本不能享受节日，你怎么看这些人的遭遇？
于建嵘：一方面，老百姓知道在这些敏感时期下访能给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同时中央给地方政府的防控任务也很重。为了完成防控任务，政府就要先排查那些可能下访的人，再加以稳定或者进行控制，防止这些人进京下访。这就是所说的“稳控”。我们的身边，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侵犯下访者权益的事件。在各种敏感时间，总有些不合时宜的人会被以各种方式驱赶到各种阴暗角落，短暂地失去人身自由。这些都根植于信访责任追究制度。
南方农村报：村民下访后，不仅问题没解决，还被教育、拘留等，从而增加了新的下访动机。
于建嵘：这是信访的恶性循环。信访后不仅老问题没有解决，还增加了新问题，这种现象也较普遍。只要存在信访的一票否决，有信访责任追究制度，这种现象就不可避免。
南方农村报：一些官员甚至动用社会人员去威胁或瓦解反映问题的村民。
于建嵘：政府动用这些手段是存在的，这也是政府的一种博弈手段。
南方农村报：一些地方官员称，接访村民，花了钱，还要被告，费力不讨好。你怎么看基层政府在信访中的角色？
于建嵘：基层政府在信访制度下面临两种压力，一种是来自村民的压力，要解决农民的问题，甚至成为被告。另一种是来自上级政府的压力，主要是防控任务。这两种压力同时存在，难以调和。
南方农村报：今年有关政府截访，下访者遭拘留、甚至强奸的事不绝于耳。今年的信访有何不同？
于建嵘：今年信访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政府截访、下访者遭拘留的事一直存在。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媒体更加关注这个问题。尤其是下访者被强奸、黑监狱以及专业截访公司的事曝光后，更引起了大众的关注。
南方农村报：今年11月，《瞭望》发文指出京城周边形成了截访产业链，并暴露了种种截访中的潜规则。
于建嵘：有需求就有市场，信访狂潮之下，截访开始出现市场化、商业化的运作，这是信访压力体制催生的“利益链”。虽然让人愤怒，但只抨击链条最下端的保安公司显然起不到多大作用。
要从根本上化解信访难题，还是需要进行全面的改革，那就是短期内给各级党政部门减压和给信访公民松绑，上级不对下级下任务，不搞“信访一票否决”，政府不要对信访级别作特别的限制。从中长期来说，要剥离信访制度的权利救济功能，将信访部门归于人民代表大会，并在调整社会各群体间利益分配机制的基础上，寄希望于司法制度的完善和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功能的加强。盘点2009年中国农民现状：信访出现恶性循环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2月31日16:33 南方农村报
2009 中国农民的上下两难，进退维谷
编者按：当您读到这组报道时，2009年即将逝去或已然逝去。这一年在你的记忆中，是什么颜色，是黑色，还是红色，抑或灰色？它带给你的回味，是苦涩，还是甜蜜，抑或五味杂陈？也许你说不清道不明。
是的，这一年太过复杂，在你生命中留下的印记难以言说。然而，对中国农民来说，2009年烙下的却是确定无疑的酸楚，只是他们无法言说，或者他们的言说旁人根本听不见，即使被听见了也只能换来一声叹息。
那么，就让我们用文字替他们记录下2009年，为充满宏大叙事的这一年留下些许卑微者的腾挪转移，在向来健忘的民族志上镌刻农民的悲欣人生。
这是金融危机后的第一年，天空依然布满阴霾。依靠国家实施的空前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国被认为是率先实现经济复苏的国家。这种复苏体现在一个个宏观的数字上：GDP的成功保八、中央财政收入的涨幅超过GDP的涨幅。落在微观层面，却是一片叫苦连天之声：工薪阶层大喊收入被增长，民营企业大呼生存空间受挤压……
然而，农民更苦，尽管他们今年的“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大关，实际增幅6%以上”。他们也想喊出来，可是言者戚戚，听者藐藐。于是，他们走上了下访之路。今年，金融危机余波未平，民生更为艰难，地方政府收益也在减少，但在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体制的影响下，不少地方出现了保民生让位于保增长的现象，这导致农民的处境雪上加霜、农民下访现象空前增多。然而，在维稳和保增长的大环境下，农民的下访注定会成为基层政府的眼中钉，各种形式的截访、堵访因此粉墨登场，其中不乏开“学习”班、雇保安公司押送下访者的闹剧，而更多的是非法监视、关押农民的悲剧。这是2009年，农民的“上”——下访。
有上，自然就有下。吊诡的是，受金融危机影响最深的农民，却被当作对抗危机、拉动内需的救命稻草。于是有了家电下乡，寄望自身难保的农民去承担扩大内需、拯救中国经济的重任。其结果如何？可想而知。1500亿的下乡销售目标，结果只实现了1/3，即580多亿。这是2009年，农民的“下”——家电下乡。
家电往农村去，农民却依旧往城里赶。打工潮流的汹涌澎湃一如往年，然而，2009年却不同寻常。金融危机的阴影并未消散，迪拜一咳嗽地球抖三抖，这显示金融危机并非想象中的那么不堪一击。城市中的工作不再好找，即便能够找到，工作的环境却更加恶劣、待遇变得更加差。即便如此，城市梦却依然在他们心中深藏，温暖着现实的冰冷。这是2009年，农民的“进”——进城。
进若不行，退而求其次。在去年的金融风暴中，上千万失业的农民工黯然返乡。这一被迫的迁徙抹上了悲壮的色彩，面朝黄土背朝天，已不是这群早已习惯城市生活的农民工所愿意接受的。他们有技能、有经验、有思路、有理想，想在农村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然而，他们的豪情却难以突破现实的桎梏：想创业，却难以申请到贷款；即便可以申请到，却又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无济于事。他们在农村开始从事创业项目，却遭遇难测的政策风波和市场风险。这是2009年，农民的“退”——退回家乡。
这看似简单的四组勾勒，描绘出了中国农民2009年的灰暗图景：“上”“下”两难，“进”“退”维谷。其中，上下体现的是农民与国家的关系，进退体现的则是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农民希望国家维护其正当权益，但由于受今年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及其他因素影响，这未能得到有效落实。国家希望农民拉动内需，而由于政策不完善，农民经济条件也很有限，结果希望成为失望。
由此，在2009年，国家责任与农民“义务”，其表现都难以让对方满意。而进与退，由于受金融危机余威犹烈与国有银行嫌贫爱富的影响，农民在城市就业与在农村创业，其基本环境都未有实质性的好转，因此前景晦暗成为必然。
广东化州定点宾馆常年关押下访群众 农民吴茂志今年两次被软禁已提起国家赔偿
南方农村报讯：12月28日早上8点，阴，2009年临近尾声，众访民为期28天的“学习”被政府宣告结束。广东省化州市凤口村村民吴茂志迈出下×宾馆的飞檐大门，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这个隐藏在化州市区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路里的宾馆，带给他的，只有屈辱的回忆。
其实，化州河西街道办在该宾馆定点“关押”下访户进行“学习”，已经不需要太多理由，但这次“学习”，仍然让吴茂志感到愤怒不已。前几次，政府在该宾馆“关押”他们，都逢重大节日或者会议。这一回，从11月29日到12月28日，将近一个月时间的被“学习”，只是因为茂名市点名批评了化州市下访现象严重。而整个2009年，他有近两个月是在宾馆里度过的！
下访村民神秘失踪
11月14日早上7时许，化州市河西街道凤口村里，突然响起凌乱的脚步声，随之，吴茂志家的大门被几位不速之客推开。这几个人进门后，未向主人表明自己的身份和来意，便开始在屋里搜寻。
“吴茂志去哪里了？”在10多分钟的搜寻徒劳无功后，其中一个人终于发话了。在吴茂志妻子劳白仙的印象中，不速之客中有一位是街道办的人，还有一位身着制服的人“不知是公安还是保安”。
“早就出去了。”劳白仙暗自庆幸，就在前天晚上，吴茂志因为获得消息，跑去女儿家中躲避。那一天，朋友杨文龙的家属打电话告诉吴茂志“文龙被抓”。杨文龙与吴茂志因为经常下访，不仅成了好友，而且患难与共，多次一同被政府抓去“学习”。
一无收获的几位人员只得离开。从他们迈出家门起，劳白仙心中就一直惴惴不安。时间一天天流逝，没得到消息的劳白仙也渐渐放宽了心，“这次不会抓了吧？！”
然而，11月29日晚，女儿家打来的一通电话，让劳白仙意识到“政府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经常下访的”。11月29日上午，在女儿家已经躲了半个月的吴茂志刚走出大门几十米，就在公路旁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抓走。
从那以后，家人再也联系不上吴茂志。劳白仙除了等待以外，别无办法。按照前几次的经验，劳白仙推测，这次吴茂志还是被关在下×宾馆。因为，就在一月前的10月8日，吴茂志等8名经常赴北京下访的农民，才刚刚结束为期26天的“学习”，走出下×宾馆的大门。
记者手机宾馆遭收
12月20日下午，南方农村报记者穿过一条坑坑洼洼的小巷后，终于找到了这个依山而建的宾馆。
下×宾馆分为宾馆主楼和下×山庄两个部分。穿过宾馆主楼，可以看见一座树木葱郁的山丘，树木间散落的20多座独立建筑组成了下×山庄。依山而建的走廊是从主楼通向山庄的必经之路。
当天下午5时30分，在山庄服务台打听无果后，南方农村报记者四处探寻，终于在走廊上邂逅了从公共服务处走出来的吴茂志。和他一起走出来的还有杨文龙、张君德，以及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和两位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刚刚在公共服务处看完电视出来。中年人和年轻人正是“陪同”他们看电视的政府工作人员。
“我们被软禁了。”吴茂志见到记者，大喜过望，他一手握住南方农村报记者的手，一手指着身旁的中年人，“他是河西街道办的黄党委(委员)。”
“黄委员”立刻警惕起来，他收走记者的手机，试图阻止记者与吴茂志等接触。南方农村报记者亮明身份后，他才悻悻地将手机归还。“放我们出去！”吴茂志等人立刻与他发生口角冲突。
“这是什么宾馆，这是监狱！”年过古稀的张君德大声疾呼。很快，“黄委员”带着他们，迅速离开。
入晚，下×宾馆被夜色笼罩，小山上的树木，越发显得狰狞。月光的晦暗不明，正如下×宾馆与河西街道办的关系一样。据知情人士透露，该宾馆为化州某位市领导的亲戚所建，河西街道办每次“关押”下访者，都是在该宾馆，当然需要支付一定的住宿费。久而久之，外界早已知晓，该宾馆为定点“关押”河西下访农民的场所，甚至化州市其他乡镇政府，也试图将本镇的下访者交由河西街道办和该宾馆，一起管理。而化州市定点的“学习”宾馆则是化州市府招待所——橘州山庄。
虽然“山庄”的名字风雅可人，但吴茂志在里面却一天好觉都没睡过。化合征地款的拖欠问题，让他无法安心入睡。
征地款拖欠十三年
化合路征地款问题要从1996年说起。那年初，为了将化州到合江的公路改造为二级公路，化州市政府决定将原化合路进行加宽和硬底化，同时进行线路改造。
新的化合路通过凤口村时，村中的40多亩土地随之被占用。除了知道土地被征收以外，曾任凤口村负责人的吴茂志和大多数村民一样，不仅没有拿到分文征地款，而且连征地款总额也不清楚。
2006年初，作为村民代表，吴茂志开始向各级政府反映化合路征地款拖欠一事。他自己也记不清去过多少次政府，找过多少个部门。除了知道化合公路征地由原化合路指挥部负责，如今化合公路指挥部已经撤销，两位总指挥一位高升、另一位已经退休的信息外，征地款该由谁支付至今仍不清楚，“街道办说是由公路局支付，公路局说由街道办支付。”
对于吴茂志的说法，南方农村报记者也有体会。今年11月初，化州市地方公路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称，化合路征地款应由街道办支付。而河西街道办党委书记李文标则告诉记者，化合公路是化州市修的路，“街道办没有钱”。李文标还称，化合路原本打算用收费的方式补偿征地款，但所修的丽岗收费站被省里严禁收费。后来化合路被省交通厅购回，作为285省道的一部分，至于购买的资金是否到位，他并不知情。
李文标透露，去年11月，化州市政府向省交通厅打了报告，称河西街道拖欠化合路征地款160万。今年9月，省交通厅就此进行了专项审计。李称，尽管化合路还欠债务，但征地款已由承包商先行垫付，政府并不欠村民的钱，只欠承包商的钱。
“不管怎样，我们就是没有拿到钱。”吴茂志称，即便村集体收了钱，政府也要给村民一个交代。
然而，让吴茂志万万没料到的是，由于经常下访，他已经被政府“盯梢”，不但征地款的问题没得到解决，自己还几次遭到了“软禁”。2007年9月25日下午4时许，吴茂志在凤口村市场被北岸派出所带走，随后被“学习”29天；2008年10月26日开始，被困在家中3天。而2009年，“学习”运动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从9月13日到10月8日，从11月29日到12月28日，一年中，他有将近两个月在下×宾馆反锁的房间里，与一些看守他们的“不三不四”的人一起度过。
截访学习花费六万
“一个月内去三次北京，早该教育了。”河西街道办党委书记李文标认为，村民根本不是去信访，而是去闹事，因此，适当的教育是应该的。他还称，课程是政府根据村民反映的情况设立的。授课老师包括信访、国土、司法、法制等部门的官员。每位上课老师都要考勤，政府还要给予相应补助。然而，在吴茂志看来，所谓的官员授课，不过是官员教训下访民众，最后都是以大吵一架结束。
而化州市委办一位负责人透露，这次之所以将经常下访的农民关在宾馆“学习”，是因为上面下了死命令：年底前，各地一律不得再有人进京下访，否则，将通报批评。
更让李文标感到不满的是，截访加上“学习”花费巨大。
今年9月8日，为了接回到北京下访的吴茂志等8位访民，街道办请保安公司派人押送他们返回。每两名保安押送一名下访者，费用为5500元，这笔钱包含人工费、车票和伙食费。这样，河西街道办付给北京安×鼎保安公司达4万多元。对这笔费用，保安公司连发票都不开一张，这让李文标直呼“太黑了！”而在下×宾馆的26天，总共花去2万多元，包括住宿费、伙食费和讲课费。
当他听说有些县市的截访费用都是由县市财政支出时，便更加郁闷，“市政府只是出人，我们出钱。村民下访，我们还会挨批评。”
对于政府所说的苦衷，吴茂志并不赞同，也不打算原谅政府关押自己的行为。事实上，今年10月14日，吴茂志和其他7人已经就今年9月起被非法关押26天的问题，向河西街道办正式提起了国家赔偿，赔偿金额共计16万多元。这一次出来后，吴茂志称，还要继续告政府。(来源：南方农村报)
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谈信访制度弊端与改革——警惕信访恶性循环
南方农村报讯：本报记者就信访问题采访了中国社科院农村所教授于建嵘先生。
南方农村报：吴茂志被当地政府抓去学习，只是因为化州受到了茂名的批评，而不是他本人有什么违法问题。
于建嵘：“办学习班”是地方处理下访者的常规套路之一。与截访、送劳教等相比，这还属于“怀柔”型的，没有使用暴力。政府这样做是为了完成控访任务，毕竟上面已经下了死命令。虽然不是最恶劣的，但这样的做法仍属于公权力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是一个性质严重的问题。
南方农村报：每逢节日或重大活动，一些老下访户就被政府蹲守或者被抓，根本不能享受节日，你怎么看这些人的遭遇？
于建嵘：一方面，老百姓知道在这些敏感时期下访能给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同时中央给地方政府的防控任务也很重。为了完成防控任务，政府就要先排查那些可能下访的人，再加以稳定或者进行控制，防止这些人进京下访。这就是所说的“稳控”。我们的身边，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侵犯下访者权益的事件。在各种敏感时间，总有些不合时宜的人会被以各种方式驱赶到各种阴暗角落，短暂地失去人身自由。这些都根植于信访责任追究制度。
南方农村报：村民下访后，不仅问题没解决，还被教育、拘留等，从而增加了新的下访动机。
于建嵘：这是信访的恶性循环。信访后不仅老问题没有解决，还增加了新问题，这种现象也较普遍。只要存在信访的一票否决，有信访责任追究制度，这种现象就不可避免。
南方农村报：一些官员甚至动用社会人员去威胁或瓦解反映问题的村民。
于建嵘：政府动用这些手段是存在的，这也是政府的一种博弈手段。
南方农村报：一些地方官员称，接访村民，花了钱，还要被告，费力不讨好。你怎么看基层政府在信访中的角色？
于建嵘：基层政府在信访制度下面临两种压力，一种是来自村民的压力，要解决农民的问题，甚至成为被告。另一种是来自上级政府的压力，主要是防控任务。这两种压力同时存在，难以调和。
南方农村报：今年有关政府截访，下访者遭拘留、甚至强奸的事不绝于耳。今年的信访有何不同？
于建嵘：今年信访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政府截访、下访者遭拘留的事一直存在。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媒体更加关注这个问题。尤其是下访者被强奸、黑监狱以及专业截访公司的事曝光后，更引起了大众的关注。
南方农村报：今年11月，《瞭望》发文指出京城周边形成了截访产业链，并暴露了种种截访中的潜规则。
于建嵘：有需求就有市场，信访狂潮之下，截访开始出现市场化、商业化的运作，这是信访压力体制催生的“利益链”。虽然让人愤怒，但只抨击链条最下端的保安公司显然起不到多大作用。
要从根本上化解信访难题，还是需要进行全面的改革，那就是短期内给各级党政部门减压和给信访公民松绑，上级不对下级下任务，不搞“信访一票否决”，政府不要对信访级别作特别的限制。从中长期来说，要剥离信访制度的权利救济功能，将信访部门归于人民代表大会，并在调整社会各群体间利益分配机制的基础上，寄希望于司法制度的完善和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功能的加强。
2009 中国农民的上下两难，进退维谷
编者按：当您读到这组报道时，2009年即将逝去或已然逝去。这一年在你的记忆中，是什么颜色，是黑色，还是红色，抑或灰色？它带给你的回味，是苦涩，还是甜蜜，抑或五味杂陈？也许你说不清道不明。
是的，这一年太过复杂，在你生命中留下的印记难以言说。然而，对中国农民来说，2009年烙下的却是确定无疑的酸楚，只是他们无法言说，或者他们的言说旁人根本听不见，即使被听见了也只能换来一声叹息。
那么，就让我们用文字替他们记录下2009年，为充满宏大叙事的这一年留下些许卑微者的腾挪转移，在向来健忘的民族志上镌刻农民的悲欣人生。
这是金融危机后的第一年，天空依然布满阴霾。依靠国家实施的空前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国被认为是率先实现经济复苏的国家。这种复苏体现在一个个宏观的数字上：GDP的成功保八、中央财政收入的涨幅超过GDP的涨幅。落在微观层面，却是一片叫苦连天之声：工薪阶层大喊收入被增长，民营企业大呼生存空间受挤压……
然而，农民更苦，尽管他们今年的“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大关，实际增幅6%以上”。他们也想喊出来，可是言者戚戚，听者藐藐。于是，他们走上了下访之路。今年，金融危机余波未平，民生更为艰难，地方政府收益也在减少，但在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体制的影响下，不少地方出现了保民生让位于保增长的现象，这导致农民的处境雪上加霜、农民下访现象空前增多。然而，在维稳和保增长的大环境下，农民的下访注定会成为基层政府的眼中钉，各种形式的截访、堵访因此粉墨登场，其中不乏开“学习”班、雇保安公司押送下访者的闹剧，而更多的是非法监视、关押农民的悲剧。这是2009年，农民的“上”——下访。
有上，自然就有下。吊诡的是，受金融危机影响最深的农民，却被当作对抗危机、拉动内需的救命稻草。于是有了家电下乡，寄望自身难保的农民去承担扩大内需、拯救中国经济的重任。其结果如何？可想而知。1500亿的下乡销售目标，结果只实现了1/3，即580多亿。这是2009年，农民的“下”——家电下乡。
家电往农村去，农民却依旧往城里赶。打工潮流的汹涌澎湃一如往年，然而，2009年却不同寻常。金融危机的阴影并未消散，迪拜一咳嗽地球抖三抖，这显示金融危机并非想象中的那么不堪一击。城市中的工作不再好找，即便能够找到，工作的环境却更加恶劣、待遇变得更加差。即便如此，城市梦却依然在他们心中深藏，温暖着现实的冰冷。这是2009年，农民的“进”——进城。
进若不行，退而求其次。在去年的金融风暴中，上千万失业的农民工黯然返乡。这一被迫的迁徙抹上了悲壮的色彩，面朝黄土背朝天，已不是这群早已习惯城市生活的农民工所愿意接受的。他们有技能、有经验、有思路、有理想，想在农村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然而，他们的豪情却难以突破现实的桎梏：想创业，却难以申请到贷款；即便可以申请到，却又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无济于事。他们在农村开始从事创业项目，却遭遇难测的政策风波和市场风险。这是2009年，农民的“退”——退回家乡。
这看似简单的四组勾勒，描绘出了中国农民2009年的灰暗图景：“上”“下”两难，“进”“退”维谷。其中，上下体现的是农民与国家的关系，进退体现的则是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农民希望国家维护其正当权益，但由于受今年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及其他因素影响，这未能得到有效落实。国家希望农民拉动内需，而由于政策不完善，农民经济条件也很有限，结果希望成为失望。
由此，在2009年，国家责任与农民“义务”，其表现都难以让对方满意。而进与退，由于受金融危机余威犹烈与国有银行嫌贫爱富的影响，农民在城市就业与在农村创业，其基本环境都未有实质性的好转，因此前景晦暗成为必然。
广东化州定点宾馆常年关押下访群众 农民吴茂志今年两次被软禁已提起国家赔偿
南方农村报讯：12月28日早上8点，阴，2009年临近尾声，众访民为期28天的“学习”被政府宣告结束。广东省化州市凤口村村民吴茂志迈出下×宾馆的飞檐大门，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这个隐藏在化州市区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路里的宾馆，带给他的，只有屈辱的回忆。
其实，化州河西街道办在该宾馆定点“关押”下访户进行“学习”，已经不需要太多理由，但这次“学习”，仍然让吴茂志感到愤怒不已。前几次，政府在该宾馆“关押”他们，都逢重大节日或者会议。这一回，从11月29日到12月28日，将近一个月时间的被“学习”，只是因为茂名市点名批评了化州市下访现象严重。而整个2009年，他有近两个月是在宾馆里度过的！
下访村民神秘失踪
11月14日早上7时许，化州市河西街道凤口村里，突然响起凌乱的脚步声，随之，吴茂志家的大门被几位不速之客推开。这几个人进门后，未向主人表明自己的身份和来意，便开始在屋里搜寻。
“吴茂志去哪里了？”在10多分钟的搜寻徒劳无功后，其中一个人终于发话了。在吴茂志妻子劳白仙的印象中，不速之客中有一位是街道办的人，还有一位身着制服的人“不知是公安还是保安”。
“早就出去了。”劳白仙暗自庆幸，就在前天晚上，吴茂志因为获得消息，跑去女儿家中躲避。那一天，朋友杨文龙的家属打电话告诉吴茂志“文龙被抓”。杨文龙与吴茂志因为经常下访，不仅成了好友，而且患难与共，多次一同被政府抓去“学习”。
一无收获的几位人员只得离开。从他们迈出家门起，劳白仙心中就一直惴惴不安。时间一天天流逝，没得到消息的劳白仙也渐渐放宽了心，“这次不会抓了吧？！”
然而，11月29日晚，女儿家打来的一通电话，让劳白仙意识到“政府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经常下访的”。11月29日上午，在女儿家已经躲了半个月的吴茂志刚走出大门几十米，就在公路旁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抓走。
从那以后，家人再也联系不上吴茂志。劳白仙除了等待以外，别无办法。按照前几次的经验，劳白仙推测，这次吴茂志还是被关在下×宾馆。因为，就在一月前的10月8日，吴茂志等8名经常赴北京下访的农民，才刚刚结束为期26天的“学习”，走出下×宾馆的大门。
记者手机宾馆遭收
12月20日下午，南方农村报记者穿过一条坑坑洼洼的小巷后，终于找到了这个依山而建的宾馆。
下×宾馆分为宾馆主楼和下×山庄两个部分。穿过宾馆主楼，可以看见一座树木葱郁的山丘，树木间散落的20多座独立建筑组成了下×山庄。依山而建的走廊是从主楼通向山庄的必经之路。
当天下午5时30分，在山庄服务台打听无果后，南方农村报记者四处探寻，终于在走廊上邂逅了从公共服务处走出来的吴茂志。和他一起走出来的还有杨文龙、张君德，以及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和两位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刚刚在公共服务处看完电视出来。中年人和年轻人正是“陪同”他们看电视的政府工作人员。
“我们被软禁了。”吴茂志见到记者，大喜过望，他一手握住南方农村报记者的手，一手指着身旁的中年人，“他是河西街道办的黄党委(委员)。”
“黄委员”立刻警惕起来，他收走记者的手机，试图阻止记者与吴茂志等接触。南方农村报记者亮明身份后，他才悻悻地将手机归还。“放我们出去！”吴茂志等人立刻与他发生口角冲突。
“这是什么宾馆，这是监狱！”年过古稀的张君德大声疾呼。很快，“黄委员”带着他们，迅速离开。
入晚，下×宾馆被夜色笼罩，小山上的树木，越发显得狰狞。月光的晦暗不明，正如下×宾馆与河西街道办的关系一样。据知情人士透露，该宾馆为化州某位市领导的亲戚所建，河西街道办每次“关押”下访者，都是在该宾馆，当然需要支付一定的住宿费。久而久之，外界早已知晓，该宾馆为定点“关押”河西下访农民的场所，甚至化州市其他乡镇政府，也试图将本镇的下访者交由河西街道办和该宾馆，一起管理。而化州市定点的“学习”宾馆则是化州市府招待所——橘州山庄。
虽然“山庄”的名字风雅可人，但吴茂志在里面却一天好觉都没睡过。化合征地款的拖欠问题，让他无法安心入睡。
征地款拖欠十三年
化合路征地款问题要从1996年说起。那年初，为了将化州到合江的公路改造为二级公路，化州市政府决定将原化合路进行加宽和硬底化，同时进行线路改造。
新的化合路通过凤口村时，村中的40多亩土地随之被占用。除了知道土地被征收以外，曾任凤口村负责人的吴茂志和大多数村民一样，不仅没有拿到分文征地款，而且连征地款总额也不清楚。
2006年初，作为村民代表，吴茂志开始向各级政府反映化合路征地款拖欠一事。他自己也记不清去过多少次政府，找过多少个部门。除了知道化合公路征地由原化合路指挥部负责，如今化合公路指挥部已经撤销，两位总指挥一位高升、另一位已经退休的信息外，征地款该由谁支付至今仍不清楚，“街道办说是由公路局支付，公路局说由街道办支付。”
对于吴茂志的说法，南方农村报记者也有体会。今年11月初，化州市地方公路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称，化合路征地款应由街道办支付。而河西街道办党委书记李文标则告诉记者，化合公路是化州市修的路，“街道办没有钱”。李文标还称，化合路原本打算用收费的方式补偿征地款，但所修的丽岗收费站被省里严禁收费。后来化合路被省交通厅购回，作为285省道的一部分，至于购买的资金是否到位，他并不知情。
李文标透露，去年11月，化州市政府向省交通厅打了报告，称河西街道拖欠化合路征地款160万。今年9月，省交通厅就此进行了专项审计。李称，尽管化合路还欠债务，但征地款已由承包商先行垫付，政府并不欠村民的钱，只欠承包商的钱。
“不管怎样，我们就是没有拿到钱。”吴茂志称，即便村集体收了钱，政府也要给村民一个交代。
然而，让吴茂志万万没料到的是，由于经常下访，他已经被政府“盯梢”，不但征地款的问题没得到解决，自己还几次遭到了“软禁”。2007年9月25日下午4时许，吴茂志在凤口村市场被北岸派出所带走，随后被“学习”29天；2008年10月26日开始，被困在家中3天。而2009年，“学习”运动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从9月13日到10月8日，从11月29日到12月28日，一年中，他有将近两个月在下×宾馆反锁的房间里，与一些看守他们的“不三不四”的人一起度过。
截访学习花费六万
“一个月内去三次北京，早该教育了。”河西街道办党委书记李文标认为，村民根本不是去信访，而是去闹事，因此，适当的教育是应该的。他还称，课程是政府根据村民反映的情况设立的。授课老师包括信访、国土、司法、法制等部门的官员。每位上课老师都要考勤，政府还要给予相应补助。然而，在吴茂志看来，所谓的官员授课，不过是官员教训下访民众，最后都是以大吵一架结束。
而化州市委办一位负责人透露，这次之所以将经常下访的农民关在宾馆“学习”，是因为上面下了死命令：年底前，各地一律不得再有人进京下访，否则，将通报批评。
更让李文标感到不满的是，截访加上“学习”花费巨大。
今年9月8日，为了接回到北京下访的吴茂志等8位访民，街道办请保安公司派人押送他们返回。每两名保安押送一名下访者，费用为5500元，这笔钱包含人工费、车票和伙食费。这样，河西街道办付给北京安×鼎保安公司达4万多元。对这笔费用，保安公司连发票都不开一张，这让李文标直呼“太黑了！”而在下×宾馆的26天，总共花去2万多元，包括住宿费、伙食费和讲课费。
当他听说有些县市的截访费用都是由县市财政支出时，便更加郁闷，“市政府只是出人，我们出钱。村民下访，我们还会挨批评。”
对于政府所说的苦衷，吴茂志并不赞同，也不打算原谅政府关押自己的行为。事实上，今年10月14日，吴茂志和其他7人已经就今年9月起被非法关押26天的问题，向河西街道办正式提起了国家赔偿，赔偿金额共计16万多元。这一次出来后，吴茂志称，还要继续告政府。(来源：南方农村报)
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谈信访制度弊端与改革——警惕信访恶性循环
南方农村报讯：本报记者就信访问题采访了中国社科院农村所教授于建嵘先生。
南方农村报：吴茂志被当地政府抓去学习，只是因为化州受到了茂名的批评，而不是他本人有什么违法问题。
于建嵘：“办学习班”是地方处理下访者的常规套路之一。与截访、送劳教等相比，这还属于“怀柔”型的，没有使用暴力。政府这样做是为了完成控访任务，毕竟上面已经下了死命令。虽然不是最恶劣的，但这样的做法仍属于公权力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是一个性质严重的问题。
南方农村报：每逢节日或重大活动，一些老下访户就被政府蹲守或者被抓，根本不能享受节日，你怎么看这些人的遭遇？
于建嵘：一方面，老百姓知道在这些敏感时期下访能给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同时中央给地方政府的防控任务也很重。为了完成防控任务，政府就要先排查那些可能下访的人，再加以稳定或者进行控制，防止这些人进京下访。这就是所说的“稳控”。我们的身边，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侵犯下访者权益的事件。在各种敏感时间，总有些不合时宜的人会被以各种方式驱赶到各种阴暗角落，短暂地失去人身自由。这些都根植于信访责任追究制度。
南方农村报：村民下访后，不仅问题没解决，还被教育、拘留等，从而增加了新的下访动机。
于建嵘：这是信访的恶性循环。信访后不仅老问题没有解决，还增加了新问题，这种现象也较普遍。只要存在信访的一票否决，有信访责任追究制度，这种现象就不可避免。
南方农村报：一些官员甚至动用社会人员去威胁或瓦解反映问题的村民。
于建嵘：政府动用这些手段是存在的，这也是政府的一种博弈手段。
南方农村报：一些地方官员称，接访村民，花了钱，还要被告，费力不讨好。你怎么看基层政府在信访中的角色？
于建嵘：基层政府在信访制度下面临两种压力，一种是来自村民的压力，要解决农民的问题，甚至成为被告。另一种是来自上级政府的压力，主要是防控任务。这两种压力同时存在，难以调和。
南方农村报：今年有关政府截访，下访者遭拘留、甚至强奸的事不绝于耳。今年的信访有何不同？
于建嵘：今年信访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政府截访、下访者遭拘留的事一直存在。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媒体更加关注这个问题。尤其是下访者被强奸、黑监狱以及专业截访公司的事曝光后，更引起了大众的关注。
南方农村报：今年11月，《瞭望》发文指出京城周边形成了截访产业链，并暴露了种种截访中的潜规则。
于建嵘：有需求就有市场，信访狂潮之下，截访开始出现市场化、商业化的运作，这是信访压力体制催生的“利益链”。虽然让人愤怒，但只抨击链条最下端的保安公司显然起不到多大作用。
要从根本上化解信访难题，还是需要进行全面的改革，那就是短期内给各级党政部门减压和给信访公民松绑，上级不对下级下任务，不搞“信访一票否决”，政府不要对信访级别作特别的限制。从中长期来说，要剥离信访制度的权利救济功能，将信访部门归于人民代表大会，并在调整社会各群体间利益分配机制的基础上，寄希望于司法制度的完善和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功能的加强。盘点2009年中国农民现状：信访出现恶性循环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2月31日16:33 南方农村报
2009 中国农民的上下两难，进退维谷
编者按：当您读到这组报道时，2009年即将逝去或已然逝去。这一年在你的记忆中，是什么颜色，是黑色，还是红色，抑或灰色？它带给你的回味，是苦涩，还是甜蜜，抑或五味杂陈？也许你说不清道不明。
是的，这一年太过复杂，在你生命中留下的印记难以言说。然而，对中国农民来说，2009年烙下的却是确定无疑的酸楚，只是他们无法言说，或者他们的言说旁人根本听不见，即使被听见了也只能换来一声叹息。
那么，就让我们用文字替他们记录下2009年，为充满宏大叙事的这一年留下些许卑微者的腾挪转移，在向来健忘的民族志上镌刻农民的悲欣人生。
这是金融危机后的第一年，天空依然布满阴霾。依靠国家实施的空前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国被认为是率先实现经济复苏的国家。这种复苏体现在一个个宏观的数字上：GDP的成功保八、中央财政收入的涨幅超过GDP的涨幅。落在微观层面，却是一片叫苦连天之声：工薪阶层大喊收入被增长，民营企业大呼生存空间受挤压……
然而，农民更苦，尽管他们今年的“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大关，实际增幅6%以上”。他们也想喊出来，可是言者戚戚，听者藐藐。于是，他们走上了下访之路。今年，金融危机余波未平，民生更为艰难，地方政府收益也在减少，但在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体制的影响下，不少地方出现了保民生让位于保增长的现象，这导致农民的处境雪上加霜、农民下访现象空前增多。然而，在维稳和保增长的大环境下，农民的下访注定会成为基层政府的眼中钉，各种形式的截访、堵访因此粉墨登场，其中不乏开“学习”班、雇保安公司押送下访者的闹剧，而更多的是非法监视、关押农民的悲剧。这是2009年，农民的“上”——下访。
有上，自然就有下。吊诡的是，受金融危机影响最深的农民，却被当作对抗危机、拉动内需的救命稻草。于是有了家电下乡，寄望自身难保的农民去承担扩大内需、拯救中国经济的重任。其结果如何？可想而知。1500亿的下乡销售目标，结果只实现了1/3，即580多亿。这是2009年，农民的“下”——家电下乡。
家电往农村去，农民却依旧往城里赶。打工潮流的汹涌澎湃一如往年，然而，2009年却不同寻常。金融危机的阴影并未消散，迪拜一咳嗽地球抖三抖，这显示金融危机并非想象中的那么不堪一击。城市中的工作不再好找，即便能够找到，工作的环境却更加恶劣、待遇变得更加差。即便如此，城市梦却依然在他们心中深藏，温暖着现实的冰冷。这是2009年，农民的“进”——进城。
进若不行，退而求其次。在去年的金融风暴中，上千万失业的农民工黯然返乡。这一被迫的迁徙抹上了悲壮的色彩，面朝黄土背朝天，已不是这群早已习惯城市生活的农民工所愿意接受的。他们有技能、有经验、有思路、有理想，想在农村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然而，他们的豪情却难以突破现实的桎梏：想创业，却难以申请到贷款；即便可以申请到，却又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无济于事。他们在农村开始从事创业项目，却遭遇难测的政策风波和市场风险。这是2009年，农民的“退”——退回家乡。
这看似简单的四组勾勒，描绘出了中国农民2009年的灰暗图景：“上”“下”两难，“进”“退”维谷。其中，上下体现的是农民与国家的关系，进退体现的则是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农民希望国家维护其正当权益，但由于受今年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及其他因素影响，这未能得到有效落实。国家希望农民拉动内需，而由于政策不完善，农民经济条件也很有限，结果希望成为失望。
由此，在2009年，国家责任与农民“义务”，其表现都难以让对方满意。而进与退，由于受金融危机余威犹烈与国有银行嫌贫爱富的影响，农民在城市就业与在农村创业，其基本环境都未有实质性的好转，因此前景晦暗成为必然。
广东化州定点宾馆常年关押下访群众 农民吴茂志今年两次被软禁已提起国家赔偿
南方农村报讯：12月28日早上8点，阴，2009年临近尾声，众访民为期28天的“学习”被政府宣告结束。广东省化州市凤口村村民吴茂志迈出下×宾馆的飞檐大门，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看。这个隐藏在化州市区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路里的宾馆，带给他的，只有屈辱的回忆。
其实，化州河西街道办在该宾馆定点“关押”下访户进行“学习”，已经不需要太多理由，但这次“学习”，仍然让吴茂志感到愤怒不已。前几次，政府在该宾馆“关押”他们，都逢重大节日或者会议。这一回，从11月29日到12月28日，将近一个月时间的被“学习”，只是因为茂名市点名批评了化州市下访现象严重。而整个2009年，他有近两个月是在宾馆里度过的！
下访村民神秘失踪
11月14日早上7时许，化州市河西街道凤口村里，突然响起凌乱的脚步声，随之，吴茂志家的大门被几位不速之客推开。这几个人进门后，未向主人表明自己的身份和来意，便开始在屋里搜寻。
“吴茂志去哪里了？”在10多分钟的搜寻徒劳无功后，其中一个人终于发话了。在吴茂志妻子劳白仙的印象中，不速之客中有一位是街道办的人，还有一位身着制服的人“不知是公安还是保安”。
“早就出去了。”劳白仙暗自庆幸，就在前天晚上，吴茂志因为获得消息，跑去女儿家中躲避。那一天，朋友杨文龙的家属打电话告诉吴茂志“文龙被抓”。杨文龙与吴茂志因为经常下访，不仅成了好友，而且患难与共，多次一同被政府抓去“学习”。
一无收获的几位人员只得离开。从他们迈出家门起，劳白仙心中就一直惴惴不安。时间一天天流逝，没得到消息的劳白仙也渐渐放宽了心，“这次不会抓了吧？！”
然而，11月29日晚，女儿家打来的一通电话，让劳白仙意识到“政府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经常下访的”。11月29日上午，在女儿家已经躲了半个月的吴茂志刚走出大门几十米，就在公路旁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抓走。
从那以后，家人再也联系不上吴茂志。劳白仙除了等待以外，别无办法。按照前几次的经验，劳白仙推测，这次吴茂志还是被关在下×宾馆。因为，就在一月前的10月8日，吴茂志等8名经常赴北京下访的农民，才刚刚结束为期26天的“学习”，走出下×宾馆的大门。
记者手机宾馆遭收
12月20日下午，南方农村报记者穿过一条坑坑洼洼的小巷后，终于找到了这个依山而建的宾馆。
下×宾馆分为宾馆主楼和下×山庄两个部分。穿过宾馆主楼，可以看见一座树木葱郁的山丘，树木间散落的20多座独立建筑组成了下×山庄。依山而建的走廊是从主楼通向山庄的必经之路。
当天下午5时30分，在山庄服务台打听无果后，南方农村报记者四处探寻，终于在走廊上邂逅了从公共服务处走出来的吴茂志。和他一起走出来的还有杨文龙、张君德，以及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和两位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刚刚在公共服务处看完电视出来。中年人和年轻人正是“陪同”他们看电视的政府工作人员。
“我们被软禁了。”吴茂志见到记者，大喜过望，他一手握住南方农村报记者的手，一手指着身旁的中年人，“他是河西街道办的黄党委(委员)。”
“黄委员”立刻警惕起来，他收走记者的手机，试图阻止记者与吴茂志等接触。南方农村报记者亮明身份后，他才悻悻地将手机归还。“放我们出去！”吴茂志等人立刻与他发生口角冲突。
“这是什么宾馆，这是监狱！”年过古稀的张君德大声疾呼。很快，“黄委员”带着他们，迅速离开。
入晚，下×宾馆被夜色笼罩，小山上的树木，越发显得狰狞。月光的晦暗不明，正如下×宾馆与河西街道办的关系一样。据知情人士透露，该宾馆为化州某位市领导的亲戚所建，河西街道办每次“关押”下访者，都是在该宾馆，当然需要支付一定的住宿费。久而久之，外界早已知晓，该宾馆为定点“关押”河西下访农民的场所，甚至化州市其他乡镇政府，也试图将本镇的下访者交由河西街道办和该宾馆，一起管理。而化州市定点的“学习”宾馆则是化州市府招待所——橘州山庄。
虽然“山庄”的名字风雅可人，但吴茂志在里面却一天好觉都没睡过。化合征地款的拖欠问题，让他无法安心入睡。
征地款拖欠十三年
化合路征地款问题要从1996年说起。那年初，为了将化州到合江的公路改造为二级公路，化州市政府决定将原化合路进行加宽和硬底化，同时进行线路改造。
新的化合路通过凤口村时，村中的40多亩土地随之被占用。除了知道土地被征收以外，曾任凤口村负责人的吴茂志和大多数村民一样，不仅没有拿到分文征地款，而且连征地款总额也不清楚。
2006年初，作为村民代表，吴茂志开始向各级政府反映化合路征地款拖欠一事。他自己也记不清去过多少次政府，找过多少个部门。除了知道化合公路征地由原化合路指挥部负责，如今化合公路指挥部已经撤销，两位总指挥一位高升、另一位已经退休的信息外，征地款该由谁支付至今仍不清楚，“街道办说是由公路局支付，公路局说由街道办支付。”
对于吴茂志的说法，南方农村报记者也有体会。今年11月初，化州市地方公路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称，化合路征地款应由街道办支付。而河西街道办党委书记李文标则告诉记者，化合公路是化州市修的路，“街道办没有钱”。李文标还称，化合路原本打算用收费的方式补偿征地款，但所修的丽岗收费站被省里严禁收费。后来化合路被省交通厅购回，作为285省道的一部分，至于购买的资金是否到位，他并不知情。
李文标透露，去年11月，化州市政府向省交通厅打了报告，称河西街道拖欠化合路征地款160万。今年9月，省交通厅就此进行了专项审计。李称，尽管化合路还欠债务，但征地款已由承包商先行垫付，政府并不欠村民的钱，只欠承包商的钱。
“不管怎样，我们就是没有拿到钱。”吴茂志称，即便村集体收了钱，政府也要给村民一个交代。
然而，让吴茂志万万没料到的是，由于经常下访，他已经被政府“盯梢”，不但征地款的问题没得到解决，自己还几次遭到了“软禁”。2007年9月25日下午4时许，吴茂志在凤口村市场被北岸派出所带走，随后被“学习”29天；2008年10月26日开始，被困在家中3天。而2009年，“学习”运动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从9月13日到10月8日，从11月29日到12月28日，一年中，他有将近两个月在下×宾馆反锁的房间里，与一些看守他们的“不三不四”的人一起度过。
截访学习花费六万
“一个月内去三次北京，早该教育了。”河西街道办党委书记李文标认为，村民根本不是去信访，而是去闹事，因此，适当的教育是应该的。他还称，课程是政府根据村民反映的情况设立的。授课老师包括信访、国土、司法、法制等部门的官员。每位上课老师都要考勤，政府还要给予相应补助。然而，在吴茂志看来，所谓的官员授课，不过是官员教训下访民众，最后都是以大吵一架结束。
而化州市委办一位负责人透露，这次之所以将经常下访的农民关在宾馆“学习”，是因为上面下了死命令：年底前，各地一律不得再有人进京下访，否则，将通报批评。
更让李文标感到不满的是，截访加上“学习”花费巨大。
今年9月8日，为了接回到北京下访的吴茂志等8位访民，街道办请保安公司派人押送他们返回。每两名保安押送一名下访者，费用为5500元，这笔钱包含人工费、车票和伙食费。这样，河西街道办付给北京安×鼎保安公司达4万多元。对这笔费用，保安公司连发票都不开一张，这让李文标直呼“太黑了！”而在下×宾馆的26天，总共花去2万多元，包括住宿费、伙食费和讲课费。
当他听说有些县市的截访费用都是由县市财政支出时，便更加郁闷，“市政府只是出人，我们出钱。村民下访，我们还会挨批评。”
对于政府所说的苦衷，吴茂志并不赞同，也不打算原谅政府关押自己的行为。事实上，今年10月14日，吴茂志和其他7人已经就今年9月起被非法关押26天的问题，向河西街道办正式提起了国家赔偿，赔偿金额共计16万多元。这一次出来后，吴茂志称，还要继续告政府。(来源：南方农村报)
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谈信访制度弊端与改革——警惕信访恶性循环
南方农村报讯：本报记者就信访问题采访了中国社科院农村所教授于建嵘先生。
南方农村报：吴茂志被当地政府抓去学习，只是因为化州受到了茂名的批评，而不是他本人有什么违法问题。
于建嵘：“办学习班”是地方处理下访者的常规套路之一。与截访、送劳教等相比，这还属于“怀柔”型的，没有使用暴力。政府这样做是为了完成控访任务，毕竟上面已经下了死命令。虽然不是最恶劣的，但这样的做法仍属于公权力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是一个性质严重的问题。
南方农村报：每逢节日或重大活动，一些老下访户就被政府蹲守或者被抓，根本不能享受节日，你怎么看这些人的遭遇？
于建嵘：一方面，老百姓知道在这些敏感时期下访能给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同时中央给地方政府的防控任务也很重。为了完成防控任务，政府就要先排查那些可能下访的人，再加以稳定或者进行控制，防止这些人进京下访。这就是所说的“稳控”。我们的身边，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侵犯下访者权益的事件。在各种敏感时间，总有些不合时宜的人会被以各种方式驱赶到各种阴暗角落，短暂地失去人身自由。这些都根植于信访责任追究制度。
南方农村报：村民下访后，不仅问题没解决，还被教育、拘留等，从而增加了新的下访动机。
于建嵘：这是信访的恶性循环。信访后不仅老问题没有解决，还增加了新问题，这种现象也较普遍。只要存在信访的一票否决，有信访责任追究制度，这种现象就不可避免。
南方农村报：一些官员甚至动用社会人员去威胁或瓦解反映问题的村民。
于建嵘：政府动用这些手段是存在的，这也是政府的一种博弈手段。
南方农村报：一些地方官员称，接访村民，花了钱，还要被告，费力不讨好。你怎么看基层政府在信访中的角色？
于建嵘：基层政府在信访制度下面临两种压力，一种是来自村民的压力，要解决农民的问题，甚至成为被告。另一种是来自上级政府的压力，主要是防控任务。这两种压力同时存在，难以调和。
南方农村报：今年有关政府截访，下访者遭拘留、甚至强奸的事不绝于耳。今年的信访有何不同？
于建嵘：今年信访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政府截访、下访者遭拘留的事一直存在。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媒体更加关注这个问题。尤其是下访者被强奸、黑监狱以及专业截访公司的事曝光后，更引起了大众的关注。
南方农村报：今年11月，《瞭望》发文指出京城周边形成了截访产业链，并暴露了种种截访中的潜规则。
于建嵘：有需求就有市场，信访狂潮之下，截访开始出现市场化、商业化的运作，这是信访压力体制催生的“利益链”。虽然让人愤怒，但只抨击链条最下端的保安公司显然起不到多大作用。
要从根本上化解信访难题，还是需要进行全面的改革，那就是短期内给各级党政部门减压和给信访公民松绑，上级不对下级下任务，不搞“信访一票否决”，政府不要对信访级别作特别的限制。从中长期来说，要剥离信访制度的权利救济功能，将信访部门归于人民代表大会，并在调整社会各群体间利益分配机制的基础上，寄希望于司法制度的完善和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功能的加强。
又是粤西……
想改变粤西的面貌，首先要河蟹至少50%以上党委和政府科级以上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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