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印度军方与印度的核计划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23:35:21
一、印度军方力图影响核决策的种种努力
在1948－1974年印度核开发的初期阶段，由于国家的战略重点集中于国内经济的发展，对核能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巨大潜能充满期待，尼赫鲁突出强调核开发的民用性，核武开发并未真正提上国家的战略议程。1962年中印冲突中印度失利，1964年中国成功进行核试爆之后，印度军方开始将中国视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之一。其后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转换，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使印度担忧美—中—巴轴心形成所带来的挑战，印度核武开发的抱负开始潜滋暗长。军方作为国家安全的捍卫者，军人的职业责任感促使军方在1974年核试验之后，特别是1980s中后期开始积极鼓吹核计划的军事化。
1982年5月，印度开始探讨进行新一轮核试验的可行性。1983年6月，印度三军参谋长联名致信总理英•甘地，呼吁印度应当发展自己的核武能力；在一次私下的会见中，陆军参谋长克里什纳•拉奥（Krishna Rao）又当面向英•甘地阐述了发展核武的理由。印度军方明确表达他们对核政策的看法，这在印度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印度军方试图介入核政策制定的开始。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在之后印度核开发的关键十年中，陆军参谋长桑达吉(K.Sundarji)将军、部分海军将领和以空军参谋长麦拉（S.K. Mehra）为首的一批空军将领都曾为此做过努力，并积极付诸行动。
陆军参谋长桑达吉(K.Sundarji)将军是最早系统地研究核武和印度军事战略的军事官员之一。其硕士论文就是关于核武生存能力的研究。1980s初，他任职印度陆军战争学院院长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审视核武的军事效用。这些论文指出，由于中国已知的核能力与巴方潜在的核能力，印度的常规威慑肯定会受到损害，将无法对抗核武装的对手，核武只能由核武来威慑。进而，他分析了印度军方在获得核威慑能力后，印度、巴方、中国之间可能的冲突情景，指出印度一旦获取最低限度的核力量，威慑将随之发生。
1986年1月下旬，桑达吉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他作为军方最坚定的核武支持者，持续建议印度发展核武以对抗核武装的对手。桑达吉的勃勃雄心驱使他在1986年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即“黄铜针”(Operation Brasstacks)行动。尽管这次军事行动的真正目标秘而不宣，但大多数分析家一致认为，这是印度试图在巴基斯坦兴起为一个成熟的核武国家之前对巴方的核能力实施毁灭性的先发制人打击。在“黄铜针”行动之后，印度国内要求发展核武的呼声再度强烈，当时的内阁秘书德斯穆克（B.G. Deshmukh）回忆说，桑达吉将军当时在给总理的简报中热情倡导走向核武化。
印度海军官员指出了美国海军在印度洋的存在作为采取更强有力的军事政策的理由。在新德里的一次研讨会上，海军副参谋长辛克(M.R. Schunker)指出，美国的军事存在主要针对苏联，但“1971年美国派遣企业号航母的事件警示我们超级大国的核威胁不一定仅限于相互威慑，在某些情况下，威胁也可能针对我们。”这暗示了印度核威慑能力的发展应当着眼防范包括超级大国的核讹诈，而不能仅局限于威慑中、巴等中等核国家。
在1988－1989年度国防预算大幅下滑的新环境下，一些具有革新意识的军官试图以前瞻的眼光实现印度军事战略与能力的合理化。在没有政治领导人指示的情况下，空军参谋长麦拉（S.K. Mehra）领导空军官员中的一批骨干，开始独自研究如何充分利用现有的战机和研发中的大地（Prithvi）与烈火（Agni）导弹发展战略空军。他们的研究结论是：印度应当建立一支能够管控先进的战机与未来核导系统的战略空军。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1980s后期，这些军官们制定了发展战略空军的国家规划，以避免遭受战略突袭的伤害。
但是纵观印度核决策的历程，尽管军方官员在1974年核试之后基于各自军种的利益，曾积极建言献策，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力图推动印度加快核开发的步伐，但军方在印度核决策中的地位仍是人微言轻。印度军方的种种努力并未导致官方核政策的实质性改变。1983年三军参谋长联名致信总理和克里什纳•拉奥当面向总理阐述发展核武理由的举措都未能奏效，总理以经济上的限制为由拒绝进行核试爆。1985年11月，为回复总理的咨询，印度成立了一个非正式但很权威的由三军参谋长组成的研究团队。该团队最终向总理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旨在以各种方式说服总理做出核试的决定，并思考与印度烈火(Agni)导弹计划相配套的核武开发及核战略。但该报告最终杳无音信,正如一位有见地的顾问所指出的，拉•甘地之所以欢迎该团队的研究，是因为他深知，如果一味制抵高级军官们应对核挑战的兴趣，他们会使总理对核政策的管理复杂化。因此，他很乐意接受关于核武开发可行性以及核战略的研究，但无意按照其建议行动。空军参谋长麦拉发展战略空军的规划也被搁置，政府坚持大地导弹属于常规武器而非核武投送系统。显然，尽管总理有时愿意倾听军方的专业评估，但军方的影响力甚微并仍局限于非正式的咨询作用。
当我们转向探究印度军方在印度核决策过程中为何长期遭受排斥的原因时，深入考察后的研究发现，正是印度独特的历史体验、最高决策层的政治考虑、官僚政治的竞争等深层原因导致印度军方在事关国家安全的核决策体系中令人瞩目的缺席。一、印度军方力图影响核决策的种种努力
在1948－1974年印度核开发的初期阶段，由于国家的战略重点集中于国内经济的发展，对核能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巨大潜能充满期待，尼赫鲁突出强调核开发的民用性，核武开发并未真正提上国家的战略议程。1962年中印冲突中印度失利，1964年中国成功进行核试爆之后，印度军方开始将中国视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之一。其后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转换，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使印度担忧美—中—巴轴心形成所带来的挑战，印度核武开发的抱负开始潜滋暗长。军方作为国家安全的捍卫者，军人的职业责任感促使军方在1974年核试验之后，特别是1980s中后期开始积极鼓吹核计划的军事化。
1982年5月，印度开始探讨进行新一轮核试验的可行性。1983年6月，印度三军参谋长联名致信总理英•甘地，呼吁印度应当发展自己的核武能力；在一次私下的会见中，陆军参谋长克里什纳•拉奥（Krishna Rao）又当面向英•甘地阐述了发展核武的理由。印度军方明确表达他们对核政策的看法，这在印度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印度军方试图介入核政策制定的开始。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在之后印度核开发的关键十年中，陆军参谋长桑达吉(K.Sundarji)将军、部分海军将领和以空军参谋长麦拉（S.K. Mehra）为首的一批空军将领都曾为此做过努力，并积极付诸行动。
陆军参谋长桑达吉(K.Sundarji)将军是最早系统地研究核武和印度军事战略的军事官员之一。其硕士论文就是关于核武生存能力的研究。1980s初，他任职印度陆军战争学院院长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审视核武的军事效用。这些论文指出，由于中国已知的核能力与巴方潜在的核能力，印度的常规威慑肯定会受到损害，将无法对抗核武装的对手，核武只能由核武来威慑。进而，他分析了印度军方在获得核威慑能力后，印度、巴方、中国之间可能的冲突情景，指出印度一旦获取最低限度的核力量，威慑将随之发生。
1986年1月下旬，桑达吉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他作为军方最坚定的核武支持者，持续建议印度发展核武以对抗核武装的对手。桑达吉的勃勃雄心驱使他在1986年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即“黄铜针”(Operation Brasstacks)行动。尽管这次军事行动的真正目标秘而不宣，但大多数分析家一致认为，这是印度试图在巴基斯坦兴起为一个成熟的核武国家之前对巴方的核能力实施毁灭性的先发制人打击。在“黄铜针”行动之后，印度国内要求发展核武的呼声再度强烈，当时的内阁秘书德斯穆克（B.G. Deshmukh）回忆说，桑达吉将军当时在给总理的简报中热情倡导走向核武化。
印度海军官员指出了美国海军在印度洋的存在作为采取更强有力的军事政策的理由。在新德里的一次研讨会上，海军副参谋长辛克(M.R. Schunker)指出，美国的军事存在主要针对苏联，但“1971年美国派遣企业号航母的事件警示我们超级大国的核威胁不一定仅限于相互威慑，在某些情况下，威胁也可能针对我们。”这暗示了印度核威慑能力的发展应当着眼防范包括超级大国的核讹诈，而不能仅局限于威慑中、巴等中等核国家。
在1988－1989年度国防预算大幅下滑的新环境下，一些具有革新意识的军官试图以前瞻的眼光实现印度军事战略与能力的合理化。在没有政治领导人指示的情况下，空军参谋长麦拉（S.K. Mehra）领导空军官员中的一批骨干，开始独自研究如何充分利用现有的战机和研发中的大地（Prithvi）与烈火（Agni）导弹发展战略空军。他们的研究结论是：印度应当建立一支能够管控先进的战机与未来核导系统的战略空军。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1980s后期，这些军官们制定了发展战略空军的国家规划，以避免遭受战略突袭的伤害。
但是纵观印度核决策的历程，尽管军方官员在1974年核试之后基于各自军种的利益，曾积极建言献策，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力图推动印度加快核开发的步伐，但军方在印度核决策中的地位仍是人微言轻。印度军方的种种努力并未导致官方核政策的实质性改变。1983年三军参谋长联名致信总理和克里什纳•拉奥当面向总理阐述发展核武理由的举措都未能奏效，总理以经济上的限制为由拒绝进行核试爆。1985年11月，为回复总理的咨询，印度成立了一个非正式但很权威的由三军参谋长组成的研究团队。该团队最终向总理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旨在以各种方式说服总理做出核试的决定，并思考与印度烈火(Agni)导弹计划相配套的核武开发及核战略。但该报告最终杳无音信,正如一位有见地的顾问所指出的，拉•甘地之所以欢迎该团队的研究，是因为他深知，如果一味制抵高级军官们应对核挑战的兴趣，他们会使总理对核政策的管理复杂化。因此，他很乐意接受关于核武开发可行性以及核战略的研究，但无意按照其建议行动。空军参谋长麦拉发展战略空军的规划也被搁置，政府坚持大地导弹属于常规武器而非核武投送系统。显然，尽管总理有时愿意倾听军方的专业评估，但军方的影响力甚微并仍局限于非正式的咨询作用。
当我们转向探究印度军方在印度核决策过程中为何长期遭受排斥的原因时，深入考察后的研究发现，正是印度独特的历史体验、最高决策层的政治考虑、官僚政治的竞争等深层原因导致印度军方在事关国家安全的核决策体系中令人瞩目的缺席。
在1948－1974年印度核开发的初期阶段，由于国家的战略重点集中于国内经济的发展，对核能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巨大潜能充满期待，尼赫鲁突出强调核开发的民用性，核武开发并未真正提上国家的战略议程。1962年中印冲突中印度失利，1964年中国成功进行核试爆之后，印度军方开始将中国视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之一。其后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转换，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使印度担忧美—中—巴轴心形成所带来的挑战，印度核武开发的抱负开始潜滋暗长。军方作为国家安全的捍卫者，军人的职业责任感促使军方在1974年核试验之后，特别是1980s中后期开始积极鼓吹核计划的军事化。
1982年5月，印度开始探讨进行新一轮核试验的可行性。1983年6月，印度三军参谋长联名致信总理英•甘地，呼吁印度应当发展自己的核武能力；在一次私下的会见中，陆军参谋长克里什纳•拉奥（Krishna Rao）又当面向英•甘地阐述了发展核武的理由。印度军方明确表达他们对核政策的看法，这在印度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印度军方试图介入核政策制定的开始。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在之后印度核开发的关键十年中，陆军参谋长桑达吉(K.Sundarji)将军、部分海军将领和以空军参谋长麦拉（S.K. Mehra）为首的一批空军将领都曾为此做过努力，并积极付诸行动。
陆军参谋长桑达吉(K.Sundarji)将军是最早系统地研究核武和印度军事战略的军事官员之一。其硕士论文就是关于核武生存能力的研究。1980s初，他任职印度陆军战争学院院长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审视核武的军事效用。这些论文指出，由于中国已知的核能力与巴方潜在的核能力，印度的常规威慑肯定会受到损害，将无法对抗核武装的对手，核武只能由核武来威慑。进而，他分析了印度军方在获得核威慑能力后，印度、巴方、中国之间可能的冲突情景，指出印度一旦获取最低限度的核力量，威慑将随之发生。
1986年1月下旬，桑达吉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他作为军方最坚定的核武支持者，持续建议印度发展核武以对抗核武装的对手。桑达吉的勃勃雄心驱使他在1986年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即“黄铜针”(Operation Brasstacks)行动。尽管这次军事行动的真正目标秘而不宣，但大多数分析家一致认为，这是印度试图在巴基斯坦兴起为一个成熟的核武国家之前对巴方的核能力实施毁灭性的先发制人打击。在“黄铜针”行动之后，印度国内要求发展核武的呼声再度强烈，当时的内阁秘书德斯穆克（B.G. Deshmukh）回忆说，桑达吉将军当时在给总理的简报中热情倡导走向核武化。
印度海军官员指出了美国海军在印度洋的存在作为采取更强有力的军事政策的理由。在新德里的一次研讨会上，海军副参谋长辛克(M.R. Schunker)指出，美国的军事存在主要针对苏联，但“1971年美国派遣企业号航母的事件警示我们超级大国的核威胁不一定仅限于相互威慑，在某些情况下，威胁也可能针对我们。”这暗示了印度核威慑能力的发展应当着眼防范包括超级大国的核讹诈，而不能仅局限于威慑中、巴等中等核国家。
在1988－1989年度国防预算大幅下滑的新环境下，一些具有革新意识的军官试图以前瞻的眼光实现印度军事战略与能力的合理化。在没有政治领导人指示的情况下，空军参谋长麦拉（S.K. Mehra）领导空军官员中的一批骨干，开始独自研究如何充分利用现有的战机和研发中的大地（Prithvi）与烈火（Agni）导弹发展战略空军。他们的研究结论是：印度应当建立一支能够管控先进的战机与未来核导系统的战略空军。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1980s后期，这些军官们制定了发展战略空军的国家规划，以避免遭受战略突袭的伤害。
但是纵观印度核决策的历程，尽管军方官员在1974年核试之后基于各自军种的利益，曾积极建言献策，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力图推动印度加快核开发的步伐，但军方在印度核决策中的地位仍是人微言轻。印度军方的种种努力并未导致官方核政策的实质性改变。1983年三军参谋长联名致信总理和克里什纳•拉奥当面向总理阐述发展核武理由的举措都未能奏效，总理以经济上的限制为由拒绝进行核试爆。1985年11月，为回复总理的咨询，印度成立了一个非正式但很权威的由三军参谋长组成的研究团队。该团队最终向总理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旨在以各种方式说服总理做出核试的决定，并思考与印度烈火(Agni)导弹计划相配套的核武开发及核战略。但该报告最终杳无音信,正如一位有见地的顾问所指出的，拉•甘地之所以欢迎该团队的研究，是因为他深知，如果一味制抵高级军官们应对核挑战的兴趣，他们会使总理对核政策的管理复杂化。因此，他很乐意接受关于核武开发可行性以及核战略的研究，但无意按照其建议行动。空军参谋长麦拉发展战略空军的规划也被搁置，政府坚持大地导弹属于常规武器而非核武投送系统。显然，尽管总理有时愿意倾听军方的专业评估，但军方的影响力甚微并仍局限于非正式的咨询作用。
当我们转向探究印度军方在印度核决策过程中为何长期遭受排斥的原因时，深入考察后的研究发现，正是印度独特的历史体验、最高决策层的政治考虑、官僚政治的竞争等深层原因导致印度军方在事关国家安全的核决策体系中令人瞩目的缺席。一、印度军方力图影响核决策的种种努力
在1948－1974年印度核开发的初期阶段，由于国家的战略重点集中于国内经济的发展，对核能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巨大潜能充满期待，尼赫鲁突出强调核开发的民用性，核武开发并未真正提上国家的战略议程。1962年中印冲突中印度失利，1964年中国成功进行核试爆之后，印度军方开始将中国视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之一。其后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转换，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使印度担忧美—中—巴轴心形成所带来的挑战，印度核武开发的抱负开始潜滋暗长。军方作为国家安全的捍卫者，军人的职业责任感促使军方在1974年核试验之后，特别是1980s中后期开始积极鼓吹核计划的军事化。
1982年5月，印度开始探讨进行新一轮核试验的可行性。1983年6月，印度三军参谋长联名致信总理英•甘地，呼吁印度应当发展自己的核武能力；在一次私下的会见中，陆军参谋长克里什纳•拉奥（Krishna Rao）又当面向英•甘地阐述了发展核武的理由。印度军方明确表达他们对核政策的看法，这在印度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印度军方试图介入核政策制定的开始。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在之后印度核开发的关键十年中，陆军参谋长桑达吉(K.Sundarji)将军、部分海军将领和以空军参谋长麦拉（S.K. Mehra）为首的一批空军将领都曾为此做过努力，并积极付诸行动。
陆军参谋长桑达吉(K.Sundarji)将军是最早系统地研究核武和印度军事战略的军事官员之一。其硕士论文就是关于核武生存能力的研究。1980s初，他任职印度陆军战争学院院长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审视核武的军事效用。这些论文指出，由于中国已知的核能力与巴方潜在的核能力，印度的常规威慑肯定会受到损害，将无法对抗核武装的对手，核武只能由核武来威慑。进而，他分析了印度军方在获得核威慑能力后，印度、巴方、中国之间可能的冲突情景，指出印度一旦获取最低限度的核力量，威慑将随之发生。
1986年1月下旬，桑达吉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他作为军方最坚定的核武支持者，持续建议印度发展核武以对抗核武装的对手。桑达吉的勃勃雄心驱使他在1986年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即“黄铜针”(Operation Brasstacks)行动。尽管这次军事行动的真正目标秘而不宣，但大多数分析家一致认为，这是印度试图在巴基斯坦兴起为一个成熟的核武国家之前对巴方的核能力实施毁灭性的先发制人打击。在“黄铜针”行动之后，印度国内要求发展核武的呼声再度强烈，当时的内阁秘书德斯穆克（B.G. Deshmukh）回忆说，桑达吉将军当时在给总理的简报中热情倡导走向核武化。
印度海军官员指出了美国海军在印度洋的存在作为采取更强有力的军事政策的理由。在新德里的一次研讨会上，海军副参谋长辛克(M.R. Schunker)指出，美国的军事存在主要针对苏联，但“1971年美国派遣企业号航母的事件警示我们超级大国的核威胁不一定仅限于相互威慑，在某些情况下，威胁也可能针对我们。”这暗示了印度核威慑能力的发展应当着眼防范包括超级大国的核讹诈，而不能仅局限于威慑中、巴等中等核国家。
在1988－1989年度国防预算大幅下滑的新环境下，一些具有革新意识的军官试图以前瞻的眼光实现印度军事战略与能力的合理化。在没有政治领导人指示的情况下，空军参谋长麦拉（S.K. Mehra）领导空军官员中的一批骨干，开始独自研究如何充分利用现有的战机和研发中的大地（Prithvi）与烈火（Agni）导弹发展战略空军。他们的研究结论是：印度应当建立一支能够管控先进的战机与未来核导系统的战略空军。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1980s后期，这些军官们制定了发展战略空军的国家规划，以避免遭受战略突袭的伤害。
但是纵观印度核决策的历程，尽管军方官员在1974年核试之后基于各自军种的利益，曾积极建言献策，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力图推动印度加快核开发的步伐，但军方在印度核决策中的地位仍是人微言轻。印度军方的种种努力并未导致官方核政策的实质性改变。1983年三军参谋长联名致信总理和克里什纳•拉奥当面向总理阐述发展核武理由的举措都未能奏效，总理以经济上的限制为由拒绝进行核试爆。1985年11月，为回复总理的咨询，印度成立了一个非正式但很权威的由三军参谋长组成的研究团队。该团队最终向总理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旨在以各种方式说服总理做出核试的决定，并思考与印度烈火(Agni)导弹计划相配套的核武开发及核战略。但该报告最终杳无音信,正如一位有见地的顾问所指出的，拉•甘地之所以欢迎该团队的研究，是因为他深知，如果一味制抵高级军官们应对核挑战的兴趣，他们会使总理对核政策的管理复杂化。因此，他很乐意接受关于核武开发可行性以及核战略的研究，但无意按照其建议行动。空军参谋长麦拉发展战略空军的规划也被搁置，政府坚持大地导弹属于常规武器而非核武投送系统。显然，尽管总理有时愿意倾听军方的专业评估，但军方的影响力甚微并仍局限于非正式的咨询作用。
当我们转向探究印度军方在印度核决策过程中为何长期遭受排斥的原因时，深入考察后的研究发现，正是印度独特的历史体验、最高决策层的政治考虑、官僚政治的竞争等深层原因导致印度军方在事关国家安全的核决策体系中令人瞩目的缺席。
二、政治领导人不信任军方的历史传统
印度政治领导人不信任军方的历史传统最初来自于第一代领导人对作为殖民主义统治支柱的武装力量的反感。自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政治家极力限制军方参与政策制定与发挥影响力。这一态度因印度民族运动中的两位巨星——甘地与尼赫鲁的信仰而进一步加强。甘地强烈信仰非暴力，使独立后的印度几乎没有接受使用武力的空间。曾在剑桥大学求学的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基于对美英宪政精神的深刻体认，力主排除军方而依靠文官控制的国家决策机构。加上尼赫鲁着眼于经济发展而对军方的敌意与疑虑，导致了军方在印度国防规划中的边缘化。
为确保文人领军制度的确立与巩固，尼赫鲁政府首先是通过立法规定确立文人领军的制度化。宪法规定，总统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由总统委托内阁总理行使领导权，国防事务由文官组成的国防部负责。军官不得参与议会党团活动，必须服从民选政府的领导。通过将文人领军制度化，尼赫鲁既确保了邻国巴基斯坦在独立后军方迅速成为主导性政治力量的经历不会在印度重演，也建立了确保军方与决策相分离的制度化框架。其次是迅速减低军方权力与影响力。1948年取消作为政府军事顾问的三军总司令一职，实行三军分立，以防军权过于集中到陆军手中，以此削弱陆军独大的现象。其三，加强文官对国防部的领导。如在1955年将军种司令改称军种参谋长，三军参谋长均对国防部长负责，进一步加强了文官对武装力量的控制。结果，印度成为世界上少数文职政府对军队具有极大掌控力的国家之一。这尽管便利了政府对军方的控制，但与西方不同的是，由于缺乏更高层级的一体化的国防机构，如参谋长委员会（Chiefs of Staff Committee）或是国防参谋长（Chief of Defence Staff）代言军方事务，这直接导致军方在国防决策体制中的边缘化与缺乏适当的自主权，长期被剥夺了在战略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所应发挥的应有作用。在1962年的中印战争中，尽管没有军事经验，尼赫鲁与梅农（国防部长）却“直接指导具体的旅、连、甚至是排的部署。”结果导致印度军队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然而，尼赫鲁政府并未从这场战争中汲取教训，反而担心军方因政府领导人未能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对抗外来威胁而乘机推翻文官统治，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政府对防务决策的干预力度，以削弱军方在人事、财政、采购方面的影响力。
首先是利用政府保密法阻止军方公开表达不满。其次是尼赫鲁命令修订三军训练手册，将民主体制中对军事机构合法角色的明确定位详尽地融入到三军训练手册之中，建立起对军方的制衡体系。据此，师团单位的中高级军官、基层军官与士官、战士都将从不同民族与地区选拔，重构英国的殖民主义军事模式，加大军方接管政府的难度。第三，极力阻止军方参与财政决策，防止军方要求分配更多的紧缺资源。
上述种种举措导致了此后军方选择的自主权受到文官的严格控制，任何像制定核学说与建立核指挥控制体系所涉及的军事重组与变革都要经由文职官员的批准。这导致了尽管印度2003年宣布建立由总理领导的可授权使用核武的“核指挥局”和统帅三军核力量的“战略核司令部”，但其运作并不顺畅。该司令部与文职的国防研究部门之间因争夺预算资金而使将三军核武置于新的战略司令部控制之下的计划陷入停顿。印度历次关于核试验与核武开发的重大决策中军方大都被置之度外。1998年5月11和13日的核试决定，三军参谋长是在试验前一天才被告知。海军参谋长巴维特（Bhagwat）1998年因被指控泄漏国家秘密而解职，其实是因他指责作为三位一体核威慑能力建设一部分的核潜艇项目管理混乱而迁怒于政治领导人。不难看出，核决策依旧是以总理为核心的小圈子的特权，军方领导人在核决策中几乎毫无发言权，政治领导人对军方的戒心依然深重。
印度政治领导人不信任军方的历史传统最初来自于第一代领导人对作为殖民主义统治支柱的武装力量的反感。自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政治家极力限制军方参与政策制定与发挥影响力。这一态度因印度民族运动中的两位巨星——甘地与尼赫鲁的信仰而进一步加强。甘地强烈信仰非暴力，使独立后的印度几乎没有接受使用武力的空间。曾在剑桥大学求学的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基于对美英宪政精神的深刻体认，力主排除军方而依靠文官控制的国家决策机构。加上尼赫鲁着眼于经济发展而对军方的敌意与疑虑，导致了军方在印度国防规划中的边缘化。
为确保文人领军制度的确立与巩固，尼赫鲁政府首先是通过立法规定确立文人领军的制度化。宪法规定，总统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由总统委托内阁总理行使领导权，国防事务由文官组成的国防部负责。军官不得参与议会党团活动，必须服从民选政府的领导。通过将文人领军制度化，尼赫鲁既确保了邻国巴基斯坦在独立后军方迅速成为主导性政治力量的经历不会在印度重演，也建立了确保军方与决策相分离的制度化框架。其次是迅速减低军方权力与影响力。1948年取消作为政府军事顾问的三军总司令一职，实行三军分立，以防军权过于集中到陆军手中，以此削弱陆军独大的现象。其三，加强文官对国防部的领导。如在1955年将军种司令改称军种参谋长，三军参谋长均对国防部长负责，进一步加强了文官对武装力量的控制。结果，印度成为世界上少数文职政府对军队具有极大掌控力的国家之一。这尽管便利了政府对军方的控制，但与西方不同的是，由于缺乏更高层级的一体化的国防机构，如参谋长委员会（Chiefs of Staff Committee）或是国防参谋长（Chief of Defence Staff）代言军方事务，这直接导致军方在国防决策体制中的边缘化与缺乏适当的自主权，长期被剥夺了在战略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所应发挥的应有作用。在1962年的中印战争中，尽管没有军事经验，尼赫鲁与梅农（国防部长）却“直接指导具体的旅、连、甚至是排的部署。”结果导致印度军队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然而，尼赫鲁政府并未从这场战争中汲取教训，反而担心军方因政府领导人未能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对抗外来威胁而乘机推翻文官统治，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政府对防务决策的干预力度，以削弱军方在人事、财政、采购方面的影响力。
首先是利用政府保密法阻止军方公开表达不满。其次是尼赫鲁命令修订三军训练手册，将民主体制中对军事机构合法角色的明确定位详尽地融入到三军训练手册之中，建立起对军方的制衡体系。据此，师团单位的中高级军官、基层军官与士官、战士都将从不同民族与地区选拔，重构英国的殖民主义军事模式，加大军方接管政府的难度。第三，极力阻止军方参与财政决策，防止军方要求分配更多的紧缺资源。
上述种种举措导致了此后军方选择的自主权受到文官的严格控制，任何像制定核学说与建立核指挥控制体系所涉及的军事重组与变革都要经由文职官员的批准。这导致了尽管印度2003年宣布建立由总理领导的可授权使用核武的“核指挥局”和统帅三军核力量的“战略核司令部”，但其运作并不顺畅。该司令部与文职的国防研究部门之间因争夺预算资金而使将三军核武置于新的战略司令部控制之下的计划陷入停顿。印度历次关于核试验与核武开发的重大决策中军方大都被置之度外。1998年5月11和13日的核试决定，三军参谋长是在试验前一天才被告知。海军参谋长巴维特（Bhagwat）1998年因被指控泄漏国家秘密而解职，其实是因他指责作为三位一体核威慑能力建设一部分的核潜艇项目管理混乱而迁怒于政治领导人。不难看出，核决策依旧是以总理为核心的小圈子的特权，军方领导人在核决策中几乎毫无发言权，政治领导人对军方的戒心依然深重。
三、基于象征性威慑而非实战运用的核武认知
自印度独立以来，直到1998年，决定印度核开发进程的一直是“保留核选择”的观念，即使印度也有学者曾痛斥这一核政策的虚伪性。不管印度核选择战略的终极动因如何，勿庸置疑的是，印度政治领导人的核武认知打上深深的政治烙印。尽管尼赫鲁不排除未来生产核武的可能性，核武仅作为一种威慑手段而非实战武器的观念根深蒂固，并深刻影响了印度的核开发进程。他曾说，“实际使用核武几乎等于自杀。”虽然在1998年核试验之后，印度确立了着眼于实战的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建设方针，但在此前，印度的核开发曾长时期停留在核武的象征性威慑，而非实质性威慑能力建设。
1964年尼赫鲁去世之后，继任总理夏斯特里(1964-1966)和英•甘地(1966-77, 1980-1984)仍试图维持核模糊与保留核选择的政策。夏斯特里虽然于1965年12月批准了一项进行地下核试爆的秘密研究计划，但坚决制抵了国大党内部要求增强用于军事目的的核能力的强大压力。对于1974年5月印度的核试爆决定，尽管印度科学家们一再强调核试验是一项“技术而非政治决定”。但实质上，这一决定更大程度上是“技术与政治”而非仅是技术作用的结果。而且，1974年进行核试时，政治领导人并未思考如何制定一个完备的军事安全战略。这恰好表明了印度战略精英思想意识深处非军事的要旨。总理未就核武能力将怎样影响其战略规划、核学说或长期预算向军事部门进行咨询，也未尝试把即将展示的核能力融入到军事或国家安全政策之中。正如英•甘地本人在1978年接受访谈时所说，“军事考虑并未影响她的决策，我不想要核武，它们只会招致之前不存在的危险。”
“和平核试爆”后，印度的核计划一度陷入停滞。作为甘地主义的忠实信徒，英•甘地的继任人德赛比任何他之前或之后的总理都更倾心于印度外交政策的高道德标准，强烈反对核武开发。这也与作为前财长认为国家负担不起核武竞赛高昂成本的信仰有关。他曾多次公开宣称，如果和平的核爆是必要的，印度将会这样做，但将是公开的，我们不会以偷偷摸摸方式去做。我们将告诉人民我们在干什么，让他们来见证。并说，“核武对国防完全没有用，靠它们不能赢得战争。”
1980年，英•甘地重新执掌政权，她启动了一体化的导弹发展计划，但这至多是使通向核武之路的门开大些，并未试图将核武观念融入到国家安全政策的框架之中。1984年，英•甘地被暗杀，她的儿子拉•甘地继任总理。像尼赫鲁一样，他把希望寄托在非常不现实的消除核武世界的可能性上，只是这一努力的失败导致拉•甘地批准了一项核武计划，尽管决定武器化，但并未采取行动将威慑信条融入到国家安全规划之中。
拉•甘地政府（1984－1989年）的垮台不仅终结了尼赫鲁－甘地家族在印度的统治，而且标志着由一党独大向多党竞争体制的转型。在随后的10年里，这一体制的变化对外交与安全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相比于之前的政府在核政策上的矛盾认知，推进核武开发成为此后历届政府的共识，然而，核武作为一种政治工具而非实战武器的观念在上层精英阶层思想中仍然根深蒂固。1994年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几乎50％的受访精英因政治因素愿意考虑核选择，但无法想象在实际军事冲突中使用核武。
在1996和1998年的竞选活动中，印度人民党的宣言极力诉诸于声望与民族自豪感的情结。印度的自尊、国际地位和军事实力被与获取核武紧密的联系起来，核武成为显示印度日益增加的国际抱负的至关重要因素。实质上，核武成为一个既在高科技领域获得国际承认，又在军事能力上赢得国际地位的有吸引力的工具。一旦掌权，这种将核武工具化的做法堵死了在核问题上的任何回旋空间。像他在1996年所做的一样，总理瓦杰帕伊在1998年就职后立即批准了核试验。种种迹象表明，印度的核试决定是少数政治家在部分毫无国际事务经验的科学家们的怂恿下推动印度跨越了核门槛，军方领导人完全置身于核决策过程之外。正如前总理高达在1998年5月所讲的，“进行核试验的决定不是一项军事决策，而是一项由两三位内阁成员作出的政治决断。”这一判断再度显示了印度政治领导人核决策的政治特性。。
显然，在印度核开发的漫漫历程中，印度核认知的演变具有其他发展中大国的核开发所不及的鲜明特性，展示了印度独有的历史体验与战略文化。核武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核认知确立于印度独立之初，并为不断循环的核开发实践所加强，它导致了自尼赫鲁时代以来的历任政治领导人的核认知都不同程度的打上了增强印度的国际声望与大国地位，以及打破核种族隔离的民族悲情的烙印。正是这种强调核武的象征性威慑而非实质性威慑效能的认知大大减低了军方参与核决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也解释了长时期内为何印度的核计划仅仅旨在“制造核弹”，而很少思考如何实际使用它。
自印度独立以来，直到1998年，决定印度核开发进程的一直是“保留核选择”的观念，即使印度也有学者曾痛斥这一核政策的虚伪性。不管印度核选择战略的终极动因如何，勿庸置疑的是，印度政治领导人的核武认知打上深深的政治烙印。尽管尼赫鲁不排除未来生产核武的可能性，核武仅作为一种威慑手段而非实战武器的观念根深蒂固，并深刻影响了印度的核开发进程。他曾说，“实际使用核武几乎等于自杀。”虽然在1998年核试验之后，印度确立了着眼于实战的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建设方针，但在此前，印度的核开发曾长时期停留在核武的象征性威慑，而非实质性威慑能力建设。
1964年尼赫鲁去世之后，继任总理夏斯特里(1964-1966)和英•甘地(1966-77, 1980-1984)仍试图维持核模糊与保留核选择的政策。夏斯特里虽然于1965年12月批准了一项进行地下核试爆的秘密研究计划，但坚决制抵了国大党内部要求增强用于军事目的的核能力的强大压力。对于1974年5月印度的核试爆决定，尽管印度科学家们一再强调核试验是一项“技术而非政治决定”。但实质上，这一决定更大程度上是“技术与政治”而非仅是技术作用的结果。而且，1974年进行核试时，政治领导人并未思考如何制定一个完备的军事安全战略。这恰好表明了印度战略精英思想意识深处非军事的要旨。总理未就核武能力将怎样影响其战略规划、核学说或长期预算向军事部门进行咨询，也未尝试把即将展示的核能力融入到军事或国家安全政策之中。正如英•甘地本人在1978年接受访谈时所说，“军事考虑并未影响她的决策，我不想要核武，它们只会招致之前不存在的危险。”
“和平核试爆”后，印度的核计划一度陷入停滞。作为甘地主义的忠实信徒，英•甘地的继任人德赛比任何他之前或之后的总理都更倾心于印度外交政策的高道德标准，强烈反对核武开发。这也与作为前财长认为国家负担不起核武竞赛高昂成本的信仰有关。他曾多次公开宣称，如果和平的核爆是必要的，印度将会这样做，但将是公开的，我们不会以偷偷摸摸方式去做。我们将告诉人民我们在干什么，让他们来见证。并说，“核武对国防完全没有用，靠它们不能赢得战争。”
1980年，英•甘地重新执掌政权，她启动了一体化的导弹发展计划，但这至多是使通向核武之路的门开大些，并未试图将核武观念融入到国家安全政策的框架之中。1984年，英•甘地被暗杀，她的儿子拉•甘地继任总理。像尼赫鲁一样，他把希望寄托在非常不现实的消除核武世界的可能性上，只是这一努力的失败导致拉•甘地批准了一项核武计划，尽管决定武器化，但并未采取行动将威慑信条融入到国家安全规划之中。
拉•甘地政府（1984－1989年）的垮台不仅终结了尼赫鲁－甘地家族在印度的统治，而且标志着由一党独大向多党竞争体制的转型。在随后的10年里，这一体制的变化对外交与安全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相比于之前的政府在核政策上的矛盾认知，推进核武开发成为此后历届政府的共识，然而，核武作为一种政治工具而非实战武器的观念在上层精英阶层思想中仍然根深蒂固。1994年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几乎50％的受访精英因政治因素愿意考虑核选择，但无法想象在实际军事冲突中使用核武。
在1996和1998年的竞选活动中，印度人民党的宣言极力诉诸于声望与民族自豪感的情结。印度的自尊、国际地位和军事实力被与获取核武紧密的联系起来，核武成为显示印度日益增加的国际抱负的至关重要因素。实质上，核武成为一个既在高科技领域获得国际承认，又在军事能力上赢得国际地位的有吸引力的工具。一旦掌权，这种将核武工具化的做法堵死了在核问题上的任何回旋空间。像他在1996年所做的一样，总理瓦杰帕伊在1998年就职后立即批准了核试验。种种迹象表明，印度的核试决定是少数政治家在部分毫无国际事务经验的科学家们的怂恿下推动印度跨越了核门槛，军方领导人完全置身于核决策过程之外。正如前总理高达在1998年5月所讲的，“进行核试验的决定不是一项军事决策，而是一项由两三位内阁成员作出的政治决断。”这一判断再度显示了印度政治领导人核决策的政治特性。。
显然，在印度核开发的漫漫历程中，印度核认知的演变具有其他发展中大国的核开发所不及的鲜明特性，展示了印度独有的历史体验与战略文化。核武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核认知确立于印度独立之初，并为不断循环的核开发实践所加强，它导致了自尼赫鲁时代以来的历任政治领导人的核认知都不同程度的打上了增强印度的国际声望与大国地位，以及打破核种族隔离的民族悲情的烙印。正是这种强调核武的象征性威慑而非实质性威慑效能的认知大大减低了军方参与核决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也解释了长时期内为何印度的核计划仅仅旨在“制造核弹”，而很少思考如何实际使用它。
四、国防科学家垄断核事务的强烈企图
“官僚政治”理论的基本假定是，政府不是一个单一的进行理性决策的单位，而是由一些具有不同利益的组织或个人所组成的，这些官僚组织或其代表最先考虑的往往是自身的利益，“位置决定脑袋”的情况非常明显，并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国家利益，代表不同机构的人都是通过自己部门的“棱镜”来认知国家利益，他们彼此之间为了争夺预算、人员配置、扩大管理权限而相互竞争。印度文职官员、国防科学家与军方对资源配置的潜在竞争亦显示了官僚政治的这种特性。作为推动印度核开发的核能机构的科学家们从自身部门利益着眼，为了长期掌控核开发的经济与政治资源，极力避免核开发走向武器化与实战化，从而排斥军方对核计划的控制权，这是1974年印度核试爆之后军方长期被排除于核决策之外的另一至关重要的因素。
早在尼赫鲁时期，核科学家巴巴利用与总理的亲密个人关系，通过原子能法赋予了核能机构在人事、财政、采购、生产等方面的特权，事实上成为了官僚政治中的一个独立王国。1980s后期，原子能委员会的核科学家们认为，印度已经形成了众所周知的核爆能力，如果需要的话，能很容易组装可空投的核武。但文职的国防科学家们不想失去对印度核能力与核政策制定的控制权，因此总是极力削弱军方建议对总理的影响。一位印度前核能机构的领导人曾说，“我们仍有一件事不能交给军方。印度不需要核武的指挥控制程序，我们不想让陆军或是其他军种掌控核弹。”拉•甘地时期，原子能委员会领导人私下建议总理，不要按照1985年由三军副参谋长组成的研究小组关于推进核武开发的建议行事；可以推脱说国家还未做好支持发展核武的经济准备，印度要一直等到发展出有效的核武载具，然后才能创建一个独立的机构控制核力量。只要各军种无法获得核力量与被赋予遂行核战的使命，政治领导人与科学家们就能阻止各军种形成一个联合的军事阵线迫使他们跨越部署核武的门槛。
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与防务研发组织的领导人一直对制造可用于实战的军用核武相当冷淡，科学家们一直试图利用核试验证明他们的聪明才智，同时为印度提供实现大国地位与实力的象征性手段而不用冒失去核能机构自主性的风险。因为，用于实战的核力量的部署将会削弱民选的政治领导人与防务科学家等文职官员对印度核政策的严格控制。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将核武投射至预定目标需要事先规划、部分指挥权的授予和大规模的实兵演练，作为这些演习的执行官，军事领导人必须在怎样准备演习上具有发言权，核实战的需求使得军方必须参与核决策，从而确定满足核条令所需的各项条件，这必定侵蚀政治领导人对核决策的完全控制权与防务研发机构所独享的相对自主权。所以，印度的核科学家一直极力排斥军方介入核决策。印度一位前AEC主席曾说过，“我们习得的一个教训就是，从不允许军方或官僚们在核计划中发挥作用。印度核计划从不信任军方。我们从不与他们讨论相关细节。”
1998年4月，巴基斯坦高里导弹试验之后，印度军方对巴方日益提升的战略能力忧心忡忡。在一次为期5天的陆军指挥官会议上，陆军参谋长马利克（Malik）疾呼，该是印度为应对日益浮现的核导挑战而发展战略威慑能力的时候了。他补充说，陆军急需更多财源实现现代化。这就要求陆军对其预算有更大的控制权，他们期望通过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使军方在国防规划与政策实施中发挥更大作用。这两点要求――呼吁发展更强的战略威慑能力与给予军方相对于文职官僚的更大自主权――对于一位公开发表这样言论的现役军方领导人来说是需要非凡的勇气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军方对自身在国防规划中边缘化地位的日益不满与加强军方决策参与权的强烈诉求。
显然，尽管印度军方1980s之后曾积极努力试图影响核决策，但囿于政治领导人不信任军方的历史传统，基于政治而非实际应用的考虑、国防科学家垄断核事务的强烈企图使得军方长时期里几乎被完全排除于核决策之外。仅仅强调最低限度核威慑，长期忽视核学说的制定以及相应的核武指挥控制机构的建立，正如美国助理国务卿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在谈及印度的核抱负时所说的，“核武不是军事武器，他们的逻辑是核武是国际政治的工具……印度想成为全球核秩序中的一员而非其作用的目标。”正是基于上述种种考虑，即使是在印度当今的国防决策体制中，军方仍严重远离由总理主导的小圈子所构成的核心决策圈，文职领导人持续维持对核决策的严格控制，几乎没有给军方留下发挥影响力的空间。
“官僚政治”理论的基本假定是，政府不是一个单一的进行理性决策的单位，而是由一些具有不同利益的组织或个人所组成的，这些官僚组织或其代表最先考虑的往往是自身的利益，“位置决定脑袋”的情况非常明显，并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国家利益，代表不同机构的人都是通过自己部门的“棱镜”来认知国家利益，他们彼此之间为了争夺预算、人员配置、扩大管理权限而相互竞争。印度文职官员、国防科学家与军方对资源配置的潜在竞争亦显示了官僚政治的这种特性。作为推动印度核开发的核能机构的科学家们从自身部门利益着眼，为了长期掌控核开发的经济与政治资源，极力避免核开发走向武器化与实战化，从而排斥军方对核计划的控制权，这是1974年印度核试爆之后军方长期被排除于核决策之外的另一至关重要的因素。
早在尼赫鲁时期，核科学家巴巴利用与总理的亲密个人关系，通过原子能法赋予了核能机构在人事、财政、采购、生产等方面的特权，事实上成为了官僚政治中的一个独立王国。1980s后期，原子能委员会的核科学家们认为，印度已经形成了众所周知的核爆能力，如果需要的话，能很容易组装可空投的核武。但文职的国防科学家们不想失去对印度核能力与核政策制定的控制权，因此总是极力削弱军方建议对总理的影响。一位印度前核能机构的领导人曾说，“我们仍有一件事不能交给军方。印度不需要核武的指挥控制程序，我们不想让陆军或是其他军种掌控核弹。”拉•甘地时期，原子能委员会领导人私下建议总理，不要按照1985年由三军副参谋长组成的研究小组关于推进核武开发的建议行事；可以推脱说国家还未做好支持发展核武的经济准备，印度要一直等到发展出有效的核武载具，然后才能创建一个独立的机构控制核力量。只要各军种无法获得核力量与被赋予遂行核战的使命，政治领导人与科学家们就能阻止各军种形成一个联合的军事阵线迫使他们跨越部署核武的门槛。
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与防务研发组织的领导人一直对制造可用于实战的军用核武相当冷淡，科学家们一直试图利用核试验证明他们的聪明才智，同时为印度提供实现大国地位与实力的象征性手段而不用冒失去核能机构自主性的风险。因为，用于实战的核力量的部署将会削弱民选的政治领导人与防务科学家等文职官员对印度核政策的严格控制。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将核武投射至预定目标需要事先规划、部分指挥权的授予和大规模的实兵演练，作为这些演习的执行官，军事领导人必须在怎样准备演习上具有发言权，核实战的需求使得军方必须参与核决策，从而确定满足核条令所需的各项条件，这必定侵蚀政治领导人对核决策的完全控制权与防务研发机构所独享的相对自主权。所以，印度的核科学家一直极力排斥军方介入核决策。印度一位前AEC主席曾说过，“我们习得的一个教训就是，从不允许军方或官僚们在核计划中发挥作用。印度核计划从不信任军方。我们从不与他们讨论相关细节。”
1998年4月，巴基斯坦高里导弹试验之后，印度军方对巴方日益提升的战略能力忧心忡忡。在一次为期5天的陆军指挥官会议上，陆军参谋长马利克（Malik）疾呼，该是印度为应对日益浮现的核导挑战而发展战略威慑能力的时候了。他补充说，陆军急需更多财源实现现代化。这就要求陆军对其预算有更大的控制权，他们期望通过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使军方在国防规划与政策实施中发挥更大作用。这两点要求――呼吁发展更强的战略威慑能力与给予军方相对于文职官僚的更大自主权――对于一位公开发表这样言论的现役军方领导人来说是需要非凡的勇气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军方对自身在国防规划中边缘化地位的日益不满与加强军方决策参与权的强烈诉求。
显然，尽管印度军方1980s之后曾积极努力试图影响核决策，但囿于政治领导人不信任军方的历史传统，基于政治而非实际应用的考虑、国防科学家垄断核事务的强烈企图使得军方长时期里几乎被完全排除于核决策之外。仅仅强调最低限度核威慑，长期忽视核学说的制定以及相应的核武指挥控制机构的建立，正如美国助理国务卿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在谈及印度的核抱负时所说的，“核武不是军事武器，他们的逻辑是核武是国际政治的工具……印度想成为全球核秩序中的一员而非其作用的目标。”正是基于上述种种考虑，即使是在印度当今的国防决策体制中，军方仍严重远离由总理主导的小圈子所构成的核心决策圈，文职领导人持续维持对核决策的严格控制，几乎没有给军方留下发挥影响力的空间。
julius911 发表于 2009-12-3 21:03 
四、国防科学家垄断核事务的强烈企图
“官僚政治”理论的基本假定是，政府不是一个单一的进行理性决策的单 ...
呵呵，您好！很欣赏您的这篇印度军方与印度核计划，由于我希望引用相关材料，请问此文是您的原创还是译作呢？谢谢
四、国防科学家垄断核事务的强烈企图
“官僚政治”理论的基本假定是，政府不是一个单一的进行理性决策的单 ...
呵呵，您好！很欣赏您的这篇印度军方与印度核计划，由于我希望引用相关材料，请问此文是您的原创还是译作呢？谢谢
这会不会导致印度对现实环境误判,由两三个内阁成员就可发动战争呢?
我喜欢阿三的复杂julius911 发表于 2009-12-3 21:03
四、国防科学家垄断核事务的强烈企图
“官僚政治”理论的基本假定是，政府不是一个单一的进行理性决策的单 ...
呵呵 ，找到了 历史传统、核武认知与官僚政治——印度军方被置身于核问题决策之外的动因探析
四、国防科学家垄断核事务的强烈企图
“官僚政治”理论的基本假定是，政府不是一个单一的进行理性决策的单 ...
呵呵 ，找到了 历史传统、核武认知与官僚政治——印度军方被置身于核问题决策之外的动因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