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与凯恩斯之争又起

——转自《读书》200904

        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二者孰是孰非一直争论不休。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风暴中，人们似乎抛弃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各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伸展得很是充分。于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之争又起。但由于金融风暴来势凶狠，扩张神速，影响巨大，已容不得过多的理论纠缠，理论的争议被淹没，甚至于我们听到这样的说法，“一九二九年经济大萧条时没有凯恩斯，今天人人都是凯恩斯”。
　　“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是经济理论长期争论的焦点，也是市场经济制度安排和运行选择的难题。所谓“看得见的手”，是指主要依靠政府运用各种工具来调节或控制经济运行的制度体系，即国家干预。
　　就理论渊源而言，亚当·斯密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二者孰是孰非一直争论不休。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风暴中，人们似乎抛弃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各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伸展得很是充分。于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之争又起。但由于金融风暴来势凶狠，扩张神速，影响巨大，已容不得过多的理论纠缠，理论的争议被淹没，甚至于我们听到这样的说法，“一九二九年经济大萧条时没有凯恩斯，今天人人都是凯恩斯”。
　　“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是经济理论长期争论的焦点，也是市场经济制度安排和运行选择的难题。所谓“看得见的手”，是指主要依靠政府运用各种工具来调节或控制经济运行的制度体系，即国家干预。
　　就理论渊源而言，亚当·斯密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两位不同时代的英国经济学家，贡献了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也为不同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的解说和实践指导。
　　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式，曾主导了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但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西方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开始盛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似乎寿终正寝。凯恩斯主义的“凯恩斯革命”直接导致了国家概念的重新确定和政府职能的变化，划分出了西方世界一个崭新的时代。虽然后来的经济学理论出现了许多新的派别，也有大量对于凯恩斯理论和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综合学说出现，而且西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已经成了日常的事项，但“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之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当然，争论的内容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的争论大多集中在政府多大程度上对经济进行调节和控制，而不是断然地不要政府的调节和控制。实际上，西方国家的政府也一直在“拿捏”着干预经济，理念上仍然坚持“不能也不应过多干预”的原则。
　　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来看，“看得见的手”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看不见的手”具有相当程度的盲目性，完全的自由放任会使市场由理性走向非理性，引来市场的无序和疯狂，形成经济危机，这便是学界常说的“市场失灵”。因此，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适时、适当地干预，便可以纠正“市场失灵”，促使市场理性回归，实现市场运行正常。
　　那么，“看得见的手”（政府干预）会不会“失灵”？失灵了又由什么来挽救？是回到自由放任上去，还是继续用“看得见的手”来对付以往带来的问题和灾难？对前者，答案明确，而对后者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没有清晰的答案。
　　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危机或灾难是不是都由“看不见的手”造成的？
　　历史上的许多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确是由“看不见的手”造成的。如果你读过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的《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在他讲的每个危机故事里，都可以看到“看不见的手”导致危机的直接作用。
　　按照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定，“看不见的手”之所以会带来危机，在于人性的基本规定是“自私”或“自利”的，人们总是试图“以最小的耗费获取最大的收益”。这种人性的潜在倾向就是贪婪，市场正好给这种人性提供了一个广阔无垠的扩展空间。在其他外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这种人性规定就会必然走向极端性的贪婪，带来人的行为走向疯狂，结果以社会性的危机或灾难告终。由于人性的顽固，加上市场力量强大，一个铁的定律就是：在市场环境下，金融和经济危机是不可消失的，人们都自然而然地认定其为人性的使然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为。
　　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起源于泰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掌控着泰国货币铢的价格，没有让市场的力量通过供求的自我调节来达到某种价格均衡，结果加大了泰铢的“官价”与市场价格的差距，给投机者带来了巨大的谋利空间。投机者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较量的结果，是大量外汇外流，整个金融体系迅速陷入困境，泰铢贬成准废纸一张。
　　当时的另一个新兴市场——韩国，虽然受到了危机的影响，但并不是危机的中心，也存在某种规避危机的可能机会。就在韩国外汇资金有所外流之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积极介入”改变了这个国家在危机中的位置，韩国迅速从危机的边缘走到了中心，轻微的危机一下子变成了严重的灾难。人们也许还记得这样的过程，在危机初期，韩国政府这只手不知所措，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操纵，由紧缩型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一推出，整个韩国就不再有远离灾难的希望，韩元的价值一夜之间从天空坠落到地面，外汇储备被一掏而空，以至于韩国人不得不动员起来捐金献银填补危机的黑洞。直到今天，那场危机带来的后遗症尚没有消除，韩国人完全失去了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控制权。
　　对眼下的金融风暴，人们的一种认识是，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是其起因，是市场出了问题。我们拉长一点历史的长度来看这次金融风暴，就发现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美联储（美国中央银行，名义上不是政府机构的货币政策制定和操作者）这只“看得见的手”，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一直在美国市场注入巨大的货币量，在九十年代把网络吹成泡沫之后，再将房地产又吹成了泡沫。按照美国人提供的数据，从一九八○到二○○五年，美国的货币供应量M3增长了近二十倍（见《美元大崩溃》，彼得·D.希夫、约翰·唐斯著，陈召强译，中信出版社二○○八年版），以至于从二○○六年开始，美联储不再公布货币供应量M3指标，以免引起外界对于货币量增长过度的担忧！
　　人们对这次金融风暴的另一个认识是，美国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和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不严造成了这次灾难，市场缺少了那只“看得见的手”。展开来看这次风暴的抵押信贷制度和机构（如“房利美”和“房地美”）、金融衍生产品制度、资产证券化制度等等，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机构，不是政府这只手亲自安排的，就是政府这只手高举起来认同了的。如房利美和房地美就是准政府机构，它们部分地代表着政府的意愿进行着“金融创新”。
　　既然运作主体是政府或准政府机构，那么，政府机构就应具备足够的知识、丰富的信息，以及快速的反应体系和敏锐的决策体系，再加上适时的纠错机制。按照哈耶克的理论，知识和信息是高度分散在社会个体的，政府机构获得知识和信息有一个学习和收集的过程，但是，知识和信息具有某种滞后性，而政府对信息的掌握又不可能完备，其次，政府机构的反应体系和决策体制，一定服从于政府机构的既定程序，这是政府权力实施的基本要求。在上述约束条件下，政府要非常有效地运作“看得见的手”达到较高的水准，是很困难的。 这也就是“看得见的手”的作用虽然受到重视，却没有成为终极和唯一工具的重要原因。
　　金融和经济危机是非常特殊的紧急状况。这时，分散在社会个体的危机知识和信息迅速集聚和暴露出来，社会个体的认知空前统一，为政府机构快速领会和掌握这些知识、信息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政府“救市”的社会支持基础也陡然厚实起来。从政府机构内部来看，危机迫使政府机构的反应加快，在非危机格局下的一般程序荡然无存，这样快速的反应和程序简化便于有效决策，政府机构在危机时刻有了特殊的内部机制支持。与此同时，危机的出现，也将所有社会个体的利益诉求和政府的行政目标短期内高度一致起来，危机成了一个经济体内共同的敌人，政府的纠错热情和认错道德也能够达到较高的层次。
　　综上所述，危机出现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救市不仅是必要的，也有取得成效的内外部基础。有内外部基础并不意味着救市的行为就一定能够取得成效，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对于危机原因是否有准确的判断，以及在此判断基础上运用“看得见的手”是否适度。
　　一般而论，当判断危机是“看不见的手”造成的时候，市场的作用容易被全盘否定，政府的救市行为容易过激，从而突破一定的边界，因而救市的同时，也埋下另外一次更大灾难的祸源。反之，判断危机是由“看得见的手”造成的时候，政府的救市行为则会相对缓和，它会将以往政府机构不当的行为作为救市时改造的主要对象，通过适度而非猛烈的短期调节，结合市场本身的力量（包括破坏性力量），慢慢地纠正以往的错误偏差，使经济运行重新进入到一个合理的区间内来。在这里，“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与危机之间关系的厘清，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不同的诊断会形成不同的历史性选择，自然预示着不同的未来。
　　在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原因的理论认定和舆论渲染，太多的分量指向了“看不见的手”，对过去“看得见的手”引出危机的根源性作用，则没有深刻的反省，当然就谈不到相应的对策设计和方案出台了。若是孤立地从美国来看，这样的救市理论和舆论鼓噪，将给政府更加重用“看得见的手”来救市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甚至于对“看得见的手”极端化的使用也默然认可，在美国社会埋下未来更大灾难的恶种。在此，我们说，美国时下救市的种种政策选择和工具运作，很难说真正救得了市，相反，它们很可能导致出更为严重的危机。
　　——转自《读书》200904

        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二者孰是孰非一直争论不休。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风暴中，人们似乎抛弃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各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伸展得很是充分。于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之争又起。但由于金融风暴来势凶狠，扩张神速，影响巨大，已容不得过多的理论纠缠，理论的争议被淹没，甚至于我们听到这样的说法，“一九二九年经济大萧条时没有凯恩斯，今天人人都是凯恩斯”。
　　“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是经济理论长期争论的焦点，也是市场经济制度安排和运行选择的难题。所谓“看得见的手”，是指主要依靠政府运用各种工具来调节或控制经济运行的制度体系，即国家干预。
　　就理论渊源而言，亚当·斯密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二者孰是孰非一直争论不休。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风暴中，人们似乎抛弃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各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伸展得很是充分。于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之争又起。但由于金融风暴来势凶狠，扩张神速，影响巨大，已容不得过多的理论纠缠，理论的争议被淹没，甚至于我们听到这样的说法，“一九二九年经济大萧条时没有凯恩斯，今天人人都是凯恩斯”。
　　“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是经济理论长期争论的焦点，也是市场经济制度安排和运行选择的难题。所谓“看得见的手”，是指主要依靠政府运用各种工具来调节或控制经济运行的制度体系，即国家干预。
　　就理论渊源而言，亚当·斯密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两位不同时代的英国经济学家，贡献了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也为不同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的解说和实践指导。
　　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式，曾主导了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但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西方世界经济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开始盛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似乎寿终正寝。凯恩斯主义的“凯恩斯革命”直接导致了国家概念的重新确定和政府职能的变化，划分出了西方世界一个崭新的时代。虽然后来的经济学理论出现了许多新的派别，也有大量对于凯恩斯理论和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综合学说出现，而且西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已经成了日常的事项，但“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之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当然，争论的内容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的争论大多集中在政府多大程度上对经济进行调节和控制，而不是断然地不要政府的调节和控制。实际上，西方国家的政府也一直在“拿捏”着干预经济，理念上仍然坚持“不能也不应过多干预”的原则。
　　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来看，“看得见的手”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看不见的手”具有相当程度的盲目性，完全的自由放任会使市场由理性走向非理性，引来市场的无序和疯狂，形成经济危机，这便是学界常说的“市场失灵”。因此，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适时、适当地干预，便可以纠正“市场失灵”，促使市场理性回归，实现市场运行正常。
　　那么，“看得见的手”（政府干预）会不会“失灵”？失灵了又由什么来挽救？是回到自由放任上去，还是继续用“看得见的手”来对付以往带来的问题和灾难？对前者，答案明确，而对后者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没有清晰的答案。
　　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危机或灾难是不是都由“看不见的手”造成的？
　　历史上的许多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确是由“看不见的手”造成的。如果你读过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的《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在他讲的每个危机故事里，都可以看到“看不见的手”导致危机的直接作用。
　　按照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定，“看不见的手”之所以会带来危机，在于人性的基本规定是“自私”或“自利”的，人们总是试图“以最小的耗费获取最大的收益”。这种人性的潜在倾向就是贪婪，市场正好给这种人性提供了一个广阔无垠的扩展空间。在其他外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这种人性规定就会必然走向极端性的贪婪，带来人的行为走向疯狂，结果以社会性的危机或灾难告终。由于人性的顽固，加上市场力量强大，一个铁的定律就是：在市场环境下，金融和经济危机是不可消失的，人们都自然而然地认定其为人性的使然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为。
　　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误解！
　　——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起源于泰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掌控着泰国货币铢的价格，没有让市场的力量通过供求的自我调节来达到某种价格均衡，结果加大了泰铢的“官价”与市场价格的差距，给投机者带来了巨大的谋利空间。投机者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较量的结果，是大量外汇外流，整个金融体系迅速陷入困境，泰铢贬成准废纸一张。
　　当时的另一个新兴市场——韩国，虽然受到了危机的影响，但并不是危机的中心，也存在某种规避危机的可能机会。就在韩国外汇资金有所外流之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积极介入”改变了这个国家在危机中的位置，韩国迅速从危机的边缘走到了中心，轻微的危机一下子变成了严重的灾难。人们也许还记得这样的过程，在危机初期，韩国政府这只手不知所措，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操纵，由紧缩型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一推出，整个韩国就不再有远离灾难的希望，韩元的价值一夜之间从天空坠落到地面，外汇储备被一掏而空，以至于韩国人不得不动员起来捐金献银填补危机的黑洞。直到今天，那场危机带来的后遗症尚没有消除，韩国人完全失去了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控制权。
　　对眼下的金融风暴，人们的一种认识是，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是其起因，是市场出了问题。我们拉长一点历史的长度来看这次金融风暴，就发现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美联储（美国中央银行，名义上不是政府机构的货币政策制定和操作者）这只“看得见的手”，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一直在美国市场注入巨大的货币量，在九十年代把网络吹成泡沫之后，再将房地产又吹成了泡沫。按照美国人提供的数据，从一九八○到二○○五年，美国的货币供应量M3增长了近二十倍（见《美元大崩溃》，彼得·D.希夫、约翰·唐斯著，陈召强译，中信出版社二○○八年版），以至于从二○○六年开始，美联储不再公布货币供应量M3指标，以免引起外界对于货币量增长过度的担忧！
　　人们对这次金融风暴的另一个认识是，美国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和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不严造成了这次灾难，市场缺少了那只“看得见的手”。展开来看这次风暴的抵押信贷制度和机构（如“房利美”和“房地美”）、金融衍生产品制度、资产证券化制度等等，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机构，不是政府这只手亲自安排的，就是政府这只手高举起来认同了的。如房利美和房地美就是准政府机构，它们部分地代表着政府的意愿进行着“金融创新”。
　　既然运作主体是政府或准政府机构，那么，政府机构就应具备足够的知识、丰富的信息，以及快速的反应体系和敏锐的决策体系，再加上适时的纠错机制。按照哈耶克的理论，知识和信息是高度分散在社会个体的，政府机构获得知识和信息有一个学习和收集的过程，但是，知识和信息具有某种滞后性，而政府对信息的掌握又不可能完备，其次，政府机构的反应体系和决策体制，一定服从于政府机构的既定程序，这是政府权力实施的基本要求。在上述约束条件下，政府要非常有效地运作“看得见的手”达到较高的水准，是很困难的。 这也就是“看得见的手”的作用虽然受到重视，却没有成为终极和唯一工具的重要原因。
　　金融和经济危机是非常特殊的紧急状况。这时，分散在社会个体的危机知识和信息迅速集聚和暴露出来，社会个体的认知空前统一，为政府机构快速领会和掌握这些知识、信息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政府“救市”的社会支持基础也陡然厚实起来。从政府机构内部来看，危机迫使政府机构的反应加快，在非危机格局下的一般程序荡然无存，这样快速的反应和程序简化便于有效决策，政府机构在危机时刻有了特殊的内部机制支持。与此同时，危机的出现，也将所有社会个体的利益诉求和政府的行政目标短期内高度一致起来，危机成了一个经济体内共同的敌人，政府的纠错热情和认错道德也能够达到较高的层次。
　　综上所述，危机出现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救市不仅是必要的，也有取得成效的内外部基础。有内外部基础并不意味着救市的行为就一定能够取得成效，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对于危机原因是否有准确的判断，以及在此判断基础上运用“看得见的手”是否适度。
　　一般而论，当判断危机是“看不见的手”造成的时候，市场的作用容易被全盘否定，政府的救市行为容易过激，从而突破一定的边界，因而救市的同时，也埋下另外一次更大灾难的祸源。反之，判断危机是由“看得见的手”造成的时候，政府的救市行为则会相对缓和，它会将以往政府机构不当的行为作为救市时改造的主要对象，通过适度而非猛烈的短期调节，结合市场本身的力量（包括破坏性力量），慢慢地纠正以往的错误偏差，使经济运行重新进入到一个合理的区间内来。在这里，“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与危机之间关系的厘清，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不同的诊断会形成不同的历史性选择，自然预示着不同的未来。
　　在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原因的理论认定和舆论渲染，太多的分量指向了“看不见的手”，对过去“看得见的手”引出危机的根源性作用，则没有深刻的反省，当然就谈不到相应的对策设计和方案出台了。若是孤立地从美国来看，这样的救市理论和舆论鼓噪，将给政府更加重用“看得见的手”来救市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甚至于对“看得见的手”极端化的使用也默然认可，在美国社会埋下未来更大灾难的恶种。在此，我们说，美国时下救市的种种政策选择和工具运作，很难说真正救得了市，相反，它们很可能导致出更为严重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