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两弹一星---兼谈“诺贝尔奖”

新中国六十周年大庆刚刚过去，又迎来了国际学术界的“诺贝尔奖”颁奖高潮，前一节日让很多中国人“自豪”，后一个高潮让中国很多人酸溜溜，但是无论是哪一个事件，都完全一致地引起了广泛地争论，我认为争论是件好事，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真理是越争越明的，争论也许能让更多年轻的中国人更加清醒，更加正确地理解新中国的各个历史阶段，让更多中国人能更好的掌握未来。

     1978年被中国人作为“科学春天”的起点宣传了三十多年，春天是一个非常好听的词汇，她象征了万物复收，她蕴含了未来的希望，她播洒了秋天收获的种子，然而，春天过去了三十多年，中国人到底收获了什么，是应当有所总结的时候了，因为，与新中国之前二十九年的科技成就相比，这个春天并不比某些人眼中的那个“冬天”温暖人心，相反，从科技的原创性和独立性来讲，春天好象比冬天更冷，这是为什么呢？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媒体津津乐道于“两弹一星”、洲际核导弹、神七飞天、核潜艇等等值得骄傲的国防成就，但并没有炫耀我们的大飞机项目，因为我们的“预警机2000”搭载平台还是俄罗斯的“伊尔76”，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主制造，这就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如果1978年以前，中国没有造出“两弹一星”，没有造出核潜艇，这些项目会不会也象大飞机、红旗骄车一样被迫中途下马呢？也许有人说不会的，但我认为一定会下马，为什么呢？

   
     科学的春天到来以后，中国的科技界并没有把精力放在自主发展科技上，而是把精力放到了“技术引进”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引进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但是，一旦指导思想错误，就一定会走极端，“造不如租、租不如买的思想”在科技界也一样形成了强大的共识，“生产力决定一切”深入到了科技的每一个领域，即使是有了坚实基础、即将成功的大飞机都能下马，有了坚实基础的红旗轿车都能下马，我看不被下马的尖端项目就为数不多了，东风汽车公司的原老总苗圩有一次从欧洲回来感叹道：三十年前我们在发动机研究上跟欧洲只差一代，现在如果不买技术的话，我们要相差两代以上。这说明一个问题：三十年来，我们的市场并没有真正换来技术，大飞机就更不用说，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曲折以后，当我们发现西方不会真正把核心技术给我们以后，不得不又重新上马，这种教训的深刻性可能不是一两代人能够忘记的，三十年的“科技春天”除了让中国成为西方产业的竞技场以外，我们没有得到科技本身的任何创新和发展，有人把“导弹比以前打得远、潜艇比以前噪声小、神七比东方红更先进”来证明中国科技的进步，这算一个什么样的进步呢？如果以前没有，哪来后面的进步？


     1978年以前，如果中国没有搞出“两弹一星”，我敢肯定，1978年后决策部门一定会将其下马，为什么会下马？政治因素将是决定性的，中国要想被西方接受，要想完全投入到西方怀抱，有一件事情西方是必须要办到的：军事上给棒子，经济上给糖吃。按照中国当时决策者的思路：经济超越一切，中国绝对不可能顶着西方蛮搞军事。如果中国那时没有“两弹一星”的话，将面临两种情况：一种是继续坚持干下去，直到搞出来为止；一种是放弃，以经济挂帅向西方靠拢。因为美国为首的西方不可能一边让你搞核弹、搞星星，一边与你搞建交，1978年以后西方之所以愿意跟中国建交，并不是他们希望中国有这两种东西，而是之前的既成事实已经无法改变，他们能做的事情只能是后期的和平演变，“大飞机”的下马就是西方在中国还没有造成既成事实以前的一个典型骗子案例，有人也许会说：中国领导人没那么笨，不可能放弃“两弹一星”跟美国建交的。但是，我要说，肯定会放弃，除非你不想同西方靠近，因为当时的决策者已经下定决心不顾一切地接近西方，不顾一切地与西方建交。又有人会问，印度搞核武，美国不是照样没把它怎么样吗？大家想到没有，美国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默许印度的？是出于什么目的容忍印度的？如果中国没有核武，美国就会断然阻断印度的想法。还有人会说，现在不是也重新搞大飞机了吗，“两弹一星”也可以等经济发展了再搞，这种想法太天真，姑且不说下马的代价，从国际关系走向来讲，中国就很难达到目的，如果不是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搞出“两弹一星”，中国根本不可能有后来的核威慑，不可能取得常任理事席位，不可能有与美国讨价还价的机会和地位，甚至连俄罗斯也不会容许中国再搞什么核武了（即使在毛时代苏联都是反对中国搞核武的），在有核威慑的情况下，中国近三十尚且“韬光养晦”，如果没有的话，还不知道会退到何种地步，有哪一位领导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为了改革开放，为了同西方靠拢，1978年以前“两弹一星”如果没有问世，命运只有一个：被下马，并且也不会再有什么重新立项。


     如果说三十年前，中国有些成就（如人工合成胰岛素）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的话，近三十内就完全没有任何成就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这与种族歧视没有任何关系，文学、和平、经济诺贝尔奖可能存在某些意识形态的因素，自然科学则看不出这种倾向，我们可以简单地把近些年来的诺奖成果拿出来看看，再把我们自己的理论成就晒晒，有谁敢说出中国哪一项是有竞争力的？如果没有，就别乱怪别人。


     “诺奖”本身对中国本没有那么重要，也并非事关国家生死存亡，但是，我们最最要紧的是如何反思近三十多年以来我们的科研人员在干什么？我们做出了什么？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科技界除开“论文”显示出了“春天的温暖”，其它方面我没有看出来任何感到暖心的地方，用原始创新和独立自主两个指标来衡量的话，中国的科学研究还在漫长的冬天里挣扎，并且仍然没有看到春天脚步来临的迹象。


     我今天抛一个话题供大家去讨论，这是中国科研的真实写照：科研经费10%用于项目本身属科研领域正常现象，20%能用于项目算是很对得起国家的良心专家，30%经费能用于项目本身算是“卓越的科研者”了，个别的项目有50%用于项目本身，这当算中国科研大军中的“伟人”了，其它的部分到哪里去了？大家思考一下。


  中南大学孙锡良（转载须署名）20091007新中国六十周年大庆刚刚过去，又迎来了国际学术界的“诺贝尔奖”颁奖高潮，前一节日让很多中国人“自豪”，后一个高潮让中国很多人酸溜溜，但是无论是哪一个事件，都完全一致地引起了广泛地争论，我认为争论是件好事，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真理是越争越明的，争论也许能让更多年轻的中国人更加清醒，更加正确地理解新中国的各个历史阶段，让更多中国人能更好的掌握未来。

     1978年被中国人作为“科学春天”的起点宣传了三十多年，春天是一个非常好听的词汇，她象征了万物复收，她蕴含了未来的希望，她播洒了秋天收获的种子，然而，春天过去了三十多年，中国人到底收获了什么，是应当有所总结的时候了，因为，与新中国之前二十九年的科技成就相比，这个春天并不比某些人眼中的那个“冬天”温暖人心，相反，从科技的原创性和独立性来讲，春天好象比冬天更冷，这是为什么呢？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媒体津津乐道于“两弹一星”、洲际核导弹、神七飞天、核潜艇等等值得骄傲的国防成就，但并没有炫耀我们的大飞机项目，因为我们的“预警机2000”搭载平台还是俄罗斯的“伊尔76”，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主制造，这就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如果1978年以前，中国没有造出“两弹一星”，没有造出核潜艇，这些项目会不会也象大飞机、红旗骄车一样被迫中途下马呢？也许有人说不会的，但我认为一定会下马，为什么呢？

   
     科学的春天到来以后，中国的科技界并没有把精力放在自主发展科技上，而是把精力放到了“技术引进”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引进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但是，一旦指导思想错误，就一定会走极端，“造不如租、租不如买的思想”在科技界也一样形成了强大的共识，“生产力决定一切”深入到了科技的每一个领域，即使是有了坚实基础、即将成功的大飞机都能下马，有了坚实基础的红旗轿车都能下马，我看不被下马的尖端项目就为数不多了，东风汽车公司的原老总苗圩有一次从欧洲回来感叹道：三十年前我们在发动机研究上跟欧洲只差一代，现在如果不买技术的话，我们要相差两代以上。这说明一个问题：三十年来，我们的市场并没有真正换来技术，大飞机就更不用说，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曲折以后，当我们发现西方不会真正把核心技术给我们以后，不得不又重新上马，这种教训的深刻性可能不是一两代人能够忘记的，三十年的“科技春天”除了让中国成为西方产业的竞技场以外，我们没有得到科技本身的任何创新和发展，有人把“导弹比以前打得远、潜艇比以前噪声小、神七比东方红更先进”来证明中国科技的进步，这算一个什么样的进步呢？如果以前没有，哪来后面的进步？


     1978年以前，如果中国没有搞出“两弹一星”，我敢肯定，1978年后决策部门一定会将其下马，为什么会下马？政治因素将是决定性的，中国要想被西方接受，要想完全投入到西方怀抱，有一件事情西方是必须要办到的：军事上给棒子，经济上给糖吃。按照中国当时决策者的思路：经济超越一切，中国绝对不可能顶着西方蛮搞军事。如果中国那时没有“两弹一星”的话，将面临两种情况：一种是继续坚持干下去，直到搞出来为止；一种是放弃，以经济挂帅向西方靠拢。因为美国为首的西方不可能一边让你搞核弹、搞星星，一边与你搞建交，1978年以后西方之所以愿意跟中国建交，并不是他们希望中国有这两种东西，而是之前的既成事实已经无法改变，他们能做的事情只能是后期的和平演变，“大飞机”的下马就是西方在中国还没有造成既成事实以前的一个典型骗子案例，有人也许会说：中国领导人没那么笨，不可能放弃“两弹一星”跟美国建交的。但是，我要说，肯定会放弃，除非你不想同西方靠近，因为当时的决策者已经下定决心不顾一切地接近西方，不顾一切地与西方建交。又有人会问，印度搞核武，美国不是照样没把它怎么样吗？大家想到没有，美国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默许印度的？是出于什么目的容忍印度的？如果中国没有核武，美国就会断然阻断印度的想法。还有人会说，现在不是也重新搞大飞机了吗，“两弹一星”也可以等经济发展了再搞，这种想法太天真，姑且不说下马的代价，从国际关系走向来讲，中国就很难达到目的，如果不是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搞出“两弹一星”，中国根本不可能有后来的核威慑，不可能取得常任理事席位，不可能有与美国讨价还价的机会和地位，甚至连俄罗斯也不会容许中国再搞什么核武了（即使在毛时代苏联都是反对中国搞核武的），在有核威慑的情况下，中国近三十尚且“韬光养晦”，如果没有的话，还不知道会退到何种地步，有哪一位领导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为了改革开放，为了同西方靠拢，1978年以前“两弹一星”如果没有问世，命运只有一个：被下马，并且也不会再有什么重新立项。


     如果说三十年前，中国有些成就（如人工合成胰岛素）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的话，近三十内就完全没有任何成就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这与种族歧视没有任何关系，文学、和平、经济诺贝尔奖可能存在某些意识形态的因素，自然科学则看不出这种倾向，我们可以简单地把近些年来的诺奖成果拿出来看看，再把我们自己的理论成就晒晒，有谁敢说出中国哪一项是有竞争力的？如果没有，就别乱怪别人。


     “诺奖”本身对中国本没有那么重要，也并非事关国家生死存亡，但是，我们最最要紧的是如何反思近三十多年以来我们的科研人员在干什么？我们做出了什么？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科技界除开“论文”显示出了“春天的温暖”，其它方面我没有看出来任何感到暖心的地方，用原始创新和独立自主两个指标来衡量的话，中国的科学研究还在漫长的冬天里挣扎，并且仍然没有看到春天脚步来临的迹象。


     我今天抛一个话题供大家去讨论，这是中国科研的真实写照：科研经费10%用于项目本身属科研领域正常现象，20%能用于项目算是很对得起国家的良心专家，30%经费能用于项目本身算是“卓越的科研者”了，个别的项目有50%用于项目本身，这当算中国科研大军中的“伟人”了，其它的部分到哪里去了？大家思考一下。


  中南大学孙锡良（转载须署名）2009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