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90年代的中美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在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2 06: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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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很多美国人认为美国不需要中国
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急剧变化，冷战结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是小平同志所说的“大气候”，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紧接着东欧国家一个跟着一个改变政体，罗马尼亚甚至发生了奇奥赛斯库被枪决这样的极端事件，到1991年9月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这个冷战结束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非常之大。
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阀门和1978年底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双方都有共同对付苏联的考量，现在这个战略基础没有了，所以美国要重新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很多人认为随着苏联解体，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不复存在，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会步苏联的后尘，苏联搞了70多年的主义都解体了，为什么中国不会？报纸公开发表过一些文章，说中国处在疆土分裂、民主革命和社会动乱的边缘，包括1992年参选的克林顿、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 • 洛德(Winston Lord)都对中国形势做出如此猜测。
总之，当时在很多美国人看来，中国和中美关系对美国并不重要。1994年春天，一个美国学者来我们所里，他就说是现在中国需要美国的资金、市场和技术，因为中国出口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商品最终到了美国市场，美国需要中国什么呢？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尚不及对一个欧洲小国奥地利的出口。只是中国需要美国，需要中美关系；美国不需要中国，不需要中美关系，美国人随时可以走开，这是整个90年代美国人的心理。
90年代是中美关系的动荡时期， 1993年克林顿刚上台就发生了“银河号事件”，美国中央情报局说中国开往伊朗的一艘货轮上装有既可以制造化学武器又能制造日用化学品的药品，死盯着中国的“银河号”不放。当时，江泽民主席在接见美国国会议员的时候，对芮孝俭(Stapleton Roy)说，我个人介入了这件事情，我们保证这艘船上没有你们所说的这些药品。芮孝俭回去说既然中国最高领导人都已经表了态，咱们就适可而止吧。但是美国不信中国领导人的保证，只相信他自己的情报，后来在沙特阿拉伯的一个港口截停了“银河号”，由沙方专家检查，并没有查出药品。
1993年北京申报2000年奥运会受阻的事至今仍记忆犹新。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因为中国人权状况不好，奥运会不能在中国办，而且把这个决议交给了国际奥委会。再一件事就是1994年克林顿提出，中国享受的最惠国待遇要跟中国人权状况挂钩，虽然这个政策没能成功，但对两国关系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94年克林顿政府提高了美国跟台湾交流的层级，95年李登辉访美，这些给中美关系带来很大的损害。
芮孝俭推动中美关系不成功，是大使的悲剧
美国驻华大使芮孝俭在中国任满，是灰溜溜地离开中国前往印度尼西亚的。美国外交官离任的时候都要举行一个Party，以前的朋友和中国方面有交道的人都会来道别，但是芮孝俭的走大家都不知道，其实他是美国历任驻华大使里相当优秀的，生在成都、了解中国文化、会流利的汉语、对中美关系有很多自己的真知灼见。1994年芮孝俭接受《纽约时报》采访，他说回顾中国最近150年的近代史，现在是前所未有的最好的时期。
但是芮孝俭本人运气不好，正好赶上两国关系较差的时期，他很多意见被国务院拒绝，政治见解被克林顿政府拒绝，想推进中美关系却没有成功，甚至他本人受到国务院调查，这是一个大使的悲剧。政策制定跟大使本人的想法不一样，他没有办法，回天乏力。
大使要是赶上了好时候，就可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要是赶上了坏时候，处境是很困难的。这得看当时政府的姿态和政策。
虽然李登辉访问给中美关系带来一个打击，但是中美两国之间毕竟还是有很多的共同点，1995年8月1号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到文莱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克里斯托弗把克林顿总统亲笔信转交给江泽民主席，邀请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中国提出，国家主席去访问应该是国事访问，美国觉得国事访问还没有做好准备，国事访问跟工作访问是有区别的，工作访问你来了就来了，我们就谈事儿，谈完了你就走，国事访问那就是有一整套的仪式，美国政府必须要在白宫的南草坪举行欢迎仪式，要奏中国的国歌，华盛顿特区宾夕法尼亚大街上要跟长安街上一样挂起对方国家的国旗。克林顿心里想，我们恐怕还没有做好这个准备，不敢接待江泽民主席去做国事访问。
虽然江泽民主席没有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10月25号两国元首在纽约还是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正式的会晤，双方谈得非常顺利，气氛非常融洽，克林顿主席再一次表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不是遏制的政策，而是接触的政策，美国要跟中国打交道，而且表示像李登辉这样的台湾领导人的访问是个人的，是非政治性的，要个案处理。中方要求美国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台湾领导人以政治目的访美。现在美国做了这样的保证，也就可以了。
实际上，李登辉以后，再没有出现过台湾领导人对美国的访问。江主席和克林顿在纽约的会晤结束了因为李登辉访美对中美关系造成的损害。
1996年台湾领导人选举，大陆正式宣布要在台湾海峡地区进行导弹演习，在距离高雄30多海里，基隆30多海里的地方放了4枚导弹，引起了美国很大的关注，克林顿政府下令两个航空母舰编队一个从菲律宾、一个从中东出发驶向台湾海峡，到台湾的外海、公海附近观察，第二个航空母舰还没到，我们的导弹演习已经结束了，美国就回去了。
克林顿总统确实感到中美之间因为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再也不能让中美关系像过去的1993、1994、1995年那样随波逐流，那几年，美国各部门有自己的政策，没有统管整个部门队伍的政策，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所以，1996年5月以后，克林顿政府一再发出信息，美国欢迎一个繁荣的开放的稳定的中国，美国愿意跟中国发展关系。1996年已经是克林顿政府的第一个任期的最后一年，第二个任期里克林顿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了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和1998年6月克林顿主席访华。
江主席访美是在12年当中中国国家主席对美国的第一次正式访问，在江主席访问前几天，克林顿总统对媒体发表长篇讲话，系统阐述在后冷战时期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以及在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促进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在反恐反对有组织的国际犯罪这些方面的共同利益。
当时中美两国领导人达成了很多共识，最重要的是致力于建设中美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中美两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两者之间关系不管是好是坏，一定得是战略关系，一个大国和一些小国的关系谈不到战略关系，但是中美两国的关系就是战略关系，这种说法无可置疑。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对中国做了回访，这次回访从第一天到西安到最后一天从香港离开前后一共是9天，而且克林顿仅仅是到了中国，也没有去日本，也没有去韩国。
这次访问应该说也是很成功的：克林顿在北大做了演讲，而且中国第一次把外国领导人的演讲通过电视媒体向全国公开；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也通过电视媒体向全国报道；克林顿对这次访问也很高兴，6月份在上海图书馆跟上海市民举行座谈的时候，有人问他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时，他说我们的台湾政策坚持以前的信念，不支持两个中国，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和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这就是所谓的“三不政策”，这并不是美国的新政策，基辛格尼克松访问的时候已经做了类似的承诺，但美国总统在上海公开说出来，份量还是不一样的，对台湾也造成了一些冲击。
但是当时美国社会对于中美关系的共识还是比较脆弱，所以这次访问在共和党里头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弹，共和党说我们美国在东亚的战略伙伴是日本和韩国，中国如果是战略伙伴，那么日本和韩国算什么？中国不是我们的战略伙伴，是我们的战略竞争者，克林顿到中国来前前后后9天，而没有去访问日本和韩国，这是故意的贬低了我们的战略盟友，我们的同盟国，抬高了中国的地位。http://news.qq.com/a/20090923/001021_5.htm
90年代，很多美国人认为美国不需要中国
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急剧变化，冷战结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是小平同志所说的“大气候”，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紧接着东欧国家一个跟着一个改变政体，罗马尼亚甚至发生了奇奥赛斯库被枪决这样的极端事件，到1991年9月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这个冷战结束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非常之大。
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阀门和1978年底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双方都有共同对付苏联的考量，现在这个战略基础没有了，所以美国要重新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很多人认为随着苏联解体，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不复存在，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会步苏联的后尘，苏联搞了70多年的主义都解体了，为什么中国不会？报纸公开发表过一些文章，说中国处在疆土分裂、民主革命和社会动乱的边缘，包括1992年参选的克林顿、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 • 洛德(Winston Lord)都对中国形势做出如此猜测。
总之，当时在很多美国人看来，中国和中美关系对美国并不重要。1994年春天，一个美国学者来我们所里，他就说是现在中国需要美国的资金、市场和技术，因为中国出口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商品最终到了美国市场，美国需要中国什么呢？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尚不及对一个欧洲小国奥地利的出口。只是中国需要美国，需要中美关系；美国不需要中国，不需要中美关系，美国人随时可以走开，这是整个90年代美国人的心理。
90年代是中美关系的动荡时期， 1993年克林顿刚上台就发生了“银河号事件”，美国中央情报局说中国开往伊朗的一艘货轮上装有既可以制造化学武器又能制造日用化学品的药品，死盯着中国的“银河号”不放。当时，江泽民主席在接见美国国会议员的时候，对芮孝俭(Stapleton Roy)说，我个人介入了这件事情，我们保证这艘船上没有你们所说的这些药品。芮孝俭回去说既然中国最高领导人都已经表了态，咱们就适可而止吧。但是美国不信中国领导人的保证，只相信他自己的情报，后来在沙特阿拉伯的一个港口截停了“银河号”，由沙方专家检查，并没有查出药品。
1993年北京申报2000年奥运会受阻的事至今仍记忆犹新。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因为中国人权状况不好，奥运会不能在中国办，而且把这个决议交给了国际奥委会。再一件事就是1994年克林顿提出，中国享受的最惠国待遇要跟中国人权状况挂钩，虽然这个政策没能成功，但对两国关系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94年克林顿政府提高了美国跟台湾交流的层级，95年李登辉访美，这些给中美关系带来很大的损害。
芮孝俭推动中美关系不成功，是大使的悲剧
美国驻华大使芮孝俭在中国任满，是灰溜溜地离开中国前往印度尼西亚的。美国外交官离任的时候都要举行一个Party，以前的朋友和中国方面有交道的人都会来道别，但是芮孝俭的走大家都不知道，其实他是美国历任驻华大使里相当优秀的，生在成都、了解中国文化、会流利的汉语、对中美关系有很多自己的真知灼见。1994年芮孝俭接受《纽约时报》采访，他说回顾中国最近150年的近代史，现在是前所未有的最好的时期。
但是芮孝俭本人运气不好，正好赶上两国关系较差的时期，他很多意见被国务院拒绝，政治见解被克林顿政府拒绝，想推进中美关系却没有成功，甚至他本人受到国务院调查，这是一个大使的悲剧。政策制定跟大使本人的想法不一样，他没有办法，回天乏力。
大使要是赶上了好时候，就可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要是赶上了坏时候，处境是很困难的。这得看当时政府的姿态和政策。
虽然李登辉访问给中美关系带来一个打击，但是中美两国之间毕竟还是有很多的共同点，1995年8月1号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到文莱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克里斯托弗把克林顿总统亲笔信转交给江泽民主席，邀请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中国提出，国家主席去访问应该是国事访问，美国觉得国事访问还没有做好准备，国事访问跟工作访问是有区别的，工作访问你来了就来了，我们就谈事儿，谈完了你就走，国事访问那就是有一整套的仪式，美国政府必须要在白宫的南草坪举行欢迎仪式，要奏中国的国歌，华盛顿特区宾夕法尼亚大街上要跟长安街上一样挂起对方国家的国旗。克林顿心里想，我们恐怕还没有做好这个准备，不敢接待江泽民主席去做国事访问。
虽然江泽民主席没有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10月25号两国元首在纽约还是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正式的会晤，双方谈得非常顺利，气氛非常融洽，克林顿主席再一次表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不是遏制的政策，而是接触的政策，美国要跟中国打交道，而且表示像李登辉这样的台湾领导人的访问是个人的，是非政治性的，要个案处理。中方要求美国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台湾领导人以政治目的访美。现在美国做了这样的保证，也就可以了。
实际上，李登辉以后，再没有出现过台湾领导人对美国的访问。江主席和克林顿在纽约的会晤结束了因为李登辉访美对中美关系造成的损害。
1996年台湾领导人选举，大陆正式宣布要在台湾海峡地区进行导弹演习，在距离高雄30多海里，基隆30多海里的地方放了4枚导弹，引起了美国很大的关注，克林顿政府下令两个航空母舰编队一个从菲律宾、一个从中东出发驶向台湾海峡，到台湾的外海、公海附近观察，第二个航空母舰还没到，我们的导弹演习已经结束了，美国就回去了。
克林顿总统确实感到中美之间因为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再也不能让中美关系像过去的1993、1994、1995年那样随波逐流，那几年，美国各部门有自己的政策，没有统管整个部门队伍的政策，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所以，1996年5月以后，克林顿政府一再发出信息，美国欢迎一个繁荣的开放的稳定的中国，美国愿意跟中国发展关系。1996年已经是克林顿政府的第一个任期的最后一年，第二个任期里克林顿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了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和1998年6月克林顿主席访华。
江主席访美是在12年当中中国国家主席对美国的第一次正式访问，在江主席访问前几天，克林顿总统对媒体发表长篇讲话，系统阐述在后冷战时期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以及在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促进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在反恐反对有组织的国际犯罪这些方面的共同利益。
当时中美两国领导人达成了很多共识，最重要的是致力于建设中美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中美两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两者之间关系不管是好是坏，一定得是战略关系，一个大国和一些小国的关系谈不到战略关系，但是中美两国的关系就是战略关系，这种说法无可置疑。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对中国做了回访，这次回访从第一天到西安到最后一天从香港离开前后一共是9天，而且克林顿仅仅是到了中国，也没有去日本，也没有去韩国。
这次访问应该说也是很成功的：克林顿在北大做了演讲，而且中国第一次把外国领导人的演讲通过电视媒体向全国公开；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也通过电视媒体向全国报道；克林顿对这次访问也很高兴，6月份在上海图书馆跟上海市民举行座谈的时候，有人问他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时，他说我们的台湾政策坚持以前的信念，不支持两个中国，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和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这就是所谓的“三不政策”，这并不是美国的新政策，基辛格尼克松访问的时候已经做了类似的承诺，但美国总统在上海公开说出来，份量还是不一样的，对台湾也造成了一些冲击。
但是当时美国社会对于中美关系的共识还是比较脆弱，所以这次访问在共和党里头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弹，共和党说我们美国在东亚的战略伙伴是日本和韩国，中国如果是战略伙伴，那么日本和韩国算什么？中国不是我们的战略伙伴，是我们的战略竞争者，克林顿到中国来前前后后9天，而没有去访问日本和韩国，这是故意的贬低了我们的战略盟友，我们的同盟国，抬高了中国的地位。
90年代，很多美国人认为美国不需要中国
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急剧变化，冷战结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是小平同志所说的“大气候”，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紧接着东欧国家一个跟着一个改变政体，罗马尼亚甚至发生了奇奥赛斯库被枪决这样的极端事件，到1991年9月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这个冷战结束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非常之大。
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阀门和1978年底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双方都有共同对付苏联的考量，现在这个战略基础没有了，所以美国要重新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很多人认为随着苏联解体，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不复存在，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会步苏联的后尘，苏联搞了70多年的主义都解体了，为什么中国不会？报纸公开发表过一些文章，说中国处在疆土分裂、民主革命和社会动乱的边缘，包括1992年参选的克林顿、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 • 洛德(Winston Lord)都对中国形势做出如此猜测。
总之，当时在很多美国人看来，中国和中美关系对美国并不重要。1994年春天，一个美国学者来我们所里，他就说是现在中国需要美国的资金、市场和技术，因为中国出口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商品最终到了美国市场，美国需要中国什么呢？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尚不及对一个欧洲小国奥地利的出口。只是中国需要美国，需要中美关系；美国不需要中国，不需要中美关系，美国人随时可以走开，这是整个90年代美国人的心理。
90年代是中美关系的动荡时期， 1993年克林顿刚上台就发生了“银河号事件”，美国中央情报局说中国开往伊朗的一艘货轮上装有既可以制造化学武器又能制造日用化学品的药品，死盯着中国的“银河号”不放。当时，江泽民主席在接见美国国会议员的时候，对芮孝俭(Stapleton Roy)说，我个人介入了这件事情，我们保证这艘船上没有你们所说的这些药品。芮孝俭回去说既然中国最高领导人都已经表了态，咱们就适可而止吧。但是美国不信中国领导人的保证，只相信他自己的情报，后来在沙特阿拉伯的一个港口截停了“银河号”，由沙方专家检查，并没有查出药品。
1993年北京申报2000年奥运会受阻的事至今仍记忆犹新。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因为中国人权状况不好，奥运会不能在中国办，而且把这个决议交给了国际奥委会。再一件事就是1994年克林顿提出，中国享受的最惠国待遇要跟中国人权状况挂钩，虽然这个政策没能成功，但对两国关系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94年克林顿政府提高了美国跟台湾交流的层级，95年李登辉访美，这些给中美关系带来很大的损害。
芮孝俭推动中美关系不成功，是大使的悲剧
美国驻华大使芮孝俭在中国任满，是灰溜溜地离开中国前往印度尼西亚的。美国外交官离任的时候都要举行一个Party，以前的朋友和中国方面有交道的人都会来道别，但是芮孝俭的走大家都不知道，其实他是美国历任驻华大使里相当优秀的，生在成都、了解中国文化、会流利的汉语、对中美关系有很多自己的真知灼见。1994年芮孝俭接受《纽约时报》采访，他说回顾中国最近150年的近代史，现在是前所未有的最好的时期。
但是芮孝俭本人运气不好，正好赶上两国关系较差的时期，他很多意见被国务院拒绝，政治见解被克林顿政府拒绝，想推进中美关系却没有成功，甚至他本人受到国务院调查，这是一个大使的悲剧。政策制定跟大使本人的想法不一样，他没有办法，回天乏力。
大使要是赶上了好时候，就可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要是赶上了坏时候，处境是很困难的。这得看当时政府的姿态和政策。
虽然李登辉访问给中美关系带来一个打击，但是中美两国之间毕竟还是有很多的共同点，1995年8月1号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到文莱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克里斯托弗把克林顿总统亲笔信转交给江泽民主席，邀请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中国提出，国家主席去访问应该是国事访问，美国觉得国事访问还没有做好准备，国事访问跟工作访问是有区别的，工作访问你来了就来了，我们就谈事儿，谈完了你就走，国事访问那就是有一整套的仪式，美国政府必须要在白宫的南草坪举行欢迎仪式，要奏中国的国歌，华盛顿特区宾夕法尼亚大街上要跟长安街上一样挂起对方国家的国旗。克林顿心里想，我们恐怕还没有做好这个准备，不敢接待江泽民主席去做国事访问。
虽然江泽民主席没有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10月25号两国元首在纽约还是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正式的会晤，双方谈得非常顺利，气氛非常融洽，克林顿主席再一次表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不是遏制的政策，而是接触的政策，美国要跟中国打交道，而且表示像李登辉这样的台湾领导人的访问是个人的，是非政治性的，要个案处理。中方要求美国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台湾领导人以政治目的访美。现在美国做了这样的保证，也就可以了。
实际上，李登辉以后，再没有出现过台湾领导人对美国的访问。江主席和克林顿在纽约的会晤结束了因为李登辉访美对中美关系造成的损害。
1996年台湾领导人选举，大陆正式宣布要在台湾海峡地区进行导弹演习，在距离高雄30多海里，基隆30多海里的地方放了4枚导弹，引起了美国很大的关注，克林顿政府下令两个航空母舰编队一个从菲律宾、一个从中东出发驶向台湾海峡，到台湾的外海、公海附近观察，第二个航空母舰还没到，我们的导弹演习已经结束了，美国就回去了。
克林顿总统确实感到中美之间因为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再也不能让中美关系像过去的1993、1994、1995年那样随波逐流，那几年，美国各部门有自己的政策，没有统管整个部门队伍的政策，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所以，1996年5月以后，克林顿政府一再发出信息，美国欢迎一个繁荣的开放的稳定的中国，美国愿意跟中国发展关系。1996年已经是克林顿政府的第一个任期的最后一年，第二个任期里克林顿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了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和1998年6月克林顿主席访华。
江主席访美是在12年当中中国国家主席对美国的第一次正式访问，在江主席访问前几天，克林顿总统对媒体发表长篇讲话，系统阐述在后冷战时期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以及在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促进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在反恐反对有组织的国际犯罪这些方面的共同利益。
当时中美两国领导人达成了很多共识，最重要的是致力于建设中美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中美两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两者之间关系不管是好是坏，一定得是战略关系，一个大国和一些小国的关系谈不到战略关系，但是中美两国的关系就是战略关系，这种说法无可置疑。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对中国做了回访，这次回访从第一天到西安到最后一天从香港离开前后一共是9天，而且克林顿仅仅是到了中国，也没有去日本，也没有去韩国。
这次访问应该说也是很成功的：克林顿在北大做了演讲，而且中国第一次把外国领导人的演讲通过电视媒体向全国公开；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也通过电视媒体向全国报道；克林顿对这次访问也很高兴，6月份在上海图书馆跟上海市民举行座谈的时候，有人问他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时，他说我们的台湾政策坚持以前的信念，不支持两个中国，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和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这就是所谓的“三不政策”，这并不是美国的新政策，基辛格尼克松访问的时候已经做了类似的承诺，但美国总统在上海公开说出来，份量还是不一样的，对台湾也造成了一些冲击。
但是当时美国社会对于中美关系的共识还是比较脆弱，所以这次访问在共和党里头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弹，共和党说我们美国在东亚的战略伙伴是日本和韩国，中国如果是战略伙伴，那么日本和韩国算什么？中国不是我们的战略伙伴，是我们的战略竞争者，克林顿到中国来前前后后9天，而没有去访问日本和韩国，这是故意的贬低了我们的战略盟友，我们的同盟国，抬高了中国的地位。http://news.qq.com/a/20090923/001021_5.htm
90年代，很多美国人认为美国不需要中国
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急剧变化，冷战结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是小平同志所说的“大气候”，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紧接着东欧国家一个跟着一个改变政体，罗马尼亚甚至发生了奇奥赛斯库被枪决这样的极端事件，到1991年9月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这个冷战结束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非常之大。
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阀门和1978年底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双方都有共同对付苏联的考量，现在这个战略基础没有了，所以美国要重新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很多人认为随着苏联解体，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不复存在，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会步苏联的后尘，苏联搞了70多年的主义都解体了，为什么中国不会？报纸公开发表过一些文章，说中国处在疆土分裂、民主革命和社会动乱的边缘，包括1992年参选的克林顿、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 • 洛德(Winston Lord)都对中国形势做出如此猜测。
总之，当时在很多美国人看来，中国和中美关系对美国并不重要。1994年春天，一个美国学者来我们所里，他就说是现在中国需要美国的资金、市场和技术，因为中国出口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商品最终到了美国市场，美国需要中国什么呢？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尚不及对一个欧洲小国奥地利的出口。只是中国需要美国，需要中美关系；美国不需要中国，不需要中美关系，美国人随时可以走开，这是整个90年代美国人的心理。
90年代是中美关系的动荡时期， 1993年克林顿刚上台就发生了“银河号事件”，美国中央情报局说中国开往伊朗的一艘货轮上装有既可以制造化学武器又能制造日用化学品的药品，死盯着中国的“银河号”不放。当时，江泽民主席在接见美国国会议员的时候，对芮孝俭(Stapleton Roy)说，我个人介入了这件事情，我们保证这艘船上没有你们所说的这些药品。芮孝俭回去说既然中国最高领导人都已经表了态，咱们就适可而止吧。但是美国不信中国领导人的保证，只相信他自己的情报，后来在沙特阿拉伯的一个港口截停了“银河号”，由沙方专家检查，并没有查出药品。
1993年北京申报2000年奥运会受阻的事至今仍记忆犹新。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因为中国人权状况不好，奥运会不能在中国办，而且把这个决议交给了国际奥委会。再一件事就是1994年克林顿提出，中国享受的最惠国待遇要跟中国人权状况挂钩，虽然这个政策没能成功，但对两国关系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94年克林顿政府提高了美国跟台湾交流的层级，95年李登辉访美，这些给中美关系带来很大的损害。
芮孝俭推动中美关系不成功，是大使的悲剧
美国驻华大使芮孝俭在中国任满，是灰溜溜地离开中国前往印度尼西亚的。美国外交官离任的时候都要举行一个Party，以前的朋友和中国方面有交道的人都会来道别，但是芮孝俭的走大家都不知道，其实他是美国历任驻华大使里相当优秀的，生在成都、了解中国文化、会流利的汉语、对中美关系有很多自己的真知灼见。1994年芮孝俭接受《纽约时报》采访，他说回顾中国最近150年的近代史，现在是前所未有的最好的时期。
但是芮孝俭本人运气不好，正好赶上两国关系较差的时期，他很多意见被国务院拒绝，政治见解被克林顿政府拒绝，想推进中美关系却没有成功，甚至他本人受到国务院调查，这是一个大使的悲剧。政策制定跟大使本人的想法不一样，他没有办法，回天乏力。
大使要是赶上了好时候，就可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要是赶上了坏时候，处境是很困难的。这得看当时政府的姿态和政策。
虽然李登辉访问给中美关系带来一个打击，但是中美两国之间毕竟还是有很多的共同点，1995年8月1号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到文莱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克里斯托弗把克林顿总统亲笔信转交给江泽民主席，邀请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中国提出，国家主席去访问应该是国事访问，美国觉得国事访问还没有做好准备，国事访问跟工作访问是有区别的，工作访问你来了就来了，我们就谈事儿，谈完了你就走，国事访问那就是有一整套的仪式，美国政府必须要在白宫的南草坪举行欢迎仪式，要奏中国的国歌，华盛顿特区宾夕法尼亚大街上要跟长安街上一样挂起对方国家的国旗。克林顿心里想，我们恐怕还没有做好这个准备，不敢接待江泽民主席去做国事访问。
虽然江泽民主席没有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10月25号两国元首在纽约还是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正式的会晤，双方谈得非常顺利，气氛非常融洽，克林顿主席再一次表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不是遏制的政策，而是接触的政策，美国要跟中国打交道，而且表示像李登辉这样的台湾领导人的访问是个人的，是非政治性的，要个案处理。中方要求美国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台湾领导人以政治目的访美。现在美国做了这样的保证，也就可以了。
实际上，李登辉以后，再没有出现过台湾领导人对美国的访问。江主席和克林顿在纽约的会晤结束了因为李登辉访美对中美关系造成的损害。
1996年台湾领导人选举，大陆正式宣布要在台湾海峡地区进行导弹演习，在距离高雄30多海里，基隆30多海里的地方放了4枚导弹，引起了美国很大的关注，克林顿政府下令两个航空母舰编队一个从菲律宾、一个从中东出发驶向台湾海峡，到台湾的外海、公海附近观察，第二个航空母舰还没到，我们的导弹演习已经结束了，美国就回去了。
克林顿总统确实感到中美之间因为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再也不能让中美关系像过去的1993、1994、1995年那样随波逐流，那几年，美国各部门有自己的政策，没有统管整个部门队伍的政策，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所以，1996年5月以后，克林顿政府一再发出信息，美国欢迎一个繁荣的开放的稳定的中国，美国愿意跟中国发展关系。1996年已经是克林顿政府的第一个任期的最后一年，第二个任期里克林顿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了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和1998年6月克林顿主席访华。
江主席访美是在12年当中中国国家主席对美国的第一次正式访问，在江主席访问前几天，克林顿总统对媒体发表长篇讲话，系统阐述在后冷战时期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以及在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促进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在反恐反对有组织的国际犯罪这些方面的共同利益。
当时中美两国领导人达成了很多共识，最重要的是致力于建设中美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中美两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两者之间关系不管是好是坏，一定得是战略关系，一个大国和一些小国的关系谈不到战略关系，但是中美两国的关系就是战略关系，这种说法无可置疑。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对中国做了回访，这次回访从第一天到西安到最后一天从香港离开前后一共是9天，而且克林顿仅仅是到了中国，也没有去日本，也没有去韩国。
这次访问应该说也是很成功的：克林顿在北大做了演讲，而且中国第一次把外国领导人的演讲通过电视媒体向全国公开；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也通过电视媒体向全国报道；克林顿对这次访问也很高兴，6月份在上海图书馆跟上海市民举行座谈的时候，有人问他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时，他说我们的台湾政策坚持以前的信念，不支持两个中国，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和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这就是所谓的“三不政策”，这并不是美国的新政策，基辛格尼克松访问的时候已经做了类似的承诺，但美国总统在上海公开说出来，份量还是不一样的，对台湾也造成了一些冲击。
但是当时美国社会对于中美关系的共识还是比较脆弱，所以这次访问在共和党里头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弹，共和党说我们美国在东亚的战略伙伴是日本和韩国，中国如果是战略伙伴，那么日本和韩国算什么？中国不是我们的战略伙伴，是我们的战略竞争者，克林顿到中国来前前后后9天，而没有去访问日本和韩国，这是故意的贬低了我们的战略盟友，我们的同盟国，抬高了中国的地位。
[历史学家眼中60年]陶文钊:美国需要中国吗
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很可能是中情局有人捣乱
这个时候还发生过一件大事，就是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大使馆进行轰炸，连续炸了78天，美国导弹击中了中国的大使馆，造成人员的伤亡，这确实使中美关系陷入了建交以来从没有过的一个低潮。
在此之前，还有一系列让中国公众非常不满意不高兴的事情，比如所谓的中国窃取美国的高新科技和机密的“考克斯报告”、“李文和案件”等。
另外一个事情是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主要目的是跟克林顿政府谈判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定，但是克林顿总统还在犹豫，达成了的协定不敢签字。所谓的窃取事件，还有中国入世克林顿不签字，这些事情加起来，中国人心里憋着一口气，现在又炸了我们的使馆，这口气真像火山爆发一样地爆发出来，北京的学生上街表威行游，到美国大使馆去抗议。这并不是偶然，有两三个月中美关系确实处于低潮。
李登辉觉得中美关系正好处于低潮，这个形势可以利用，所以7月10号在接受德国电视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发表了“两国论”，他讲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两国论”发表以后，美国的国会和白宫的发言人都表示，美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克林顿政府也想用一种更好的办法来表达反对两国论的态度，后来派人通过一定的渠道跟江泽民主席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江主席表示中国重视中美关系。李登辉原以为中美低谷关系可以利用，“两国论”其实恰恰为中美之间恢复沟通提供了契机，9月9日江主席和克林顿参加APEC会议的时候，两国领导人都把事先准备的稿子放在一边，中美关系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必须要把因为炸馆引起的中美关系低谷结束，而且要在年内就中国入世谈判达成协议。11月份美国的代表团来到中国，原定两天的谈判延长了一天，一直到第5天中美两国才就中国入世达成了协议。
中美关系经过了一段波折，恢复了，事实上也发展了，这恰恰说明中美关系的破裂是没有必然性的，而中美关系的稳定和改善是有必然性的。
当时就很多人质疑，中美关系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说轰炸中国大使馆、在中美关系中制造麻烦是克林顿政府和奥尔布莱特的既定政策，我觉得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克林顿在他的第二个任期是把政策重点放在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上的，在中美关系改善过程中，克林顿实际上利用了不同的机会进行了五次道歉。然而，如果说克林顿政府里的共和党员、军方、中央情报局不满意克林顿的对华政策，要给中美关系制造麻烦、要来炸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太大了，因为轰炸事件发生以后，中央情报局有六个人下了岗。
2000年，克林顿政府发生了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件大事，美国通过了与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立法。克林顿政府在八年任期里，对外关系方面最重要的两个立法，一个是第一任期内通过的在老布什时期达成北美资源贸易区，再一个是第二任期内达成的对华永久性政策贸易关系法案。
克林顿政府确实是全体总动员，从总统、内阁部长、部长助理都出来对国会、智库、媒体做工作，阐述这个立法的重要性。这个立法通过了以后，我去美国访问，看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一个办公室门口写着“作战室”（WAR ROOM），各个部门在这儿集中办公，一天24小时有人在这儿值班，就是为了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待遇。这个“作战室”在参议院通过的时候是85票赞成，虽然很多参议员在辩论时也提出要附加各种各样的法案，但是85票赞成毕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也说明了中美关系的稳定和改善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说明了当时中美关系已经比90年代早些时候有了更坚实的一个社会的基础。
可能过去30年里，如果说有一件事情是中美关系当中最具实质性意义的发展，我想正是美国对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因为中美经贸关系正是建筑在这个更加稳固的基础上，而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也为以后的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很可能是中情局有人捣乱
这个时候还发生过一件大事，就是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大使馆进行轰炸，连续炸了78天，美国导弹击中了中国的大使馆，造成人员的伤亡，这确实使中美关系陷入了建交以来从没有过的一个低潮。
在此之前，还有一系列让中国公众非常不满意不高兴的事情，比如所谓的中国窃取美国的高新科技和机密的“考克斯报告”、“李文和案件”等。
另外一个事情是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主要目的是跟克林顿政府谈判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定，但是克林顿总统还在犹豫，达成了的协定不敢签字。所谓的窃取事件，还有中国入世克林顿不签字，这些事情加起来，中国人心里憋着一口气，现在又炸了我们的使馆，这口气真像火山爆发一样地爆发出来，北京的学生上街表威行游，到美国大使馆去抗议。这并不是偶然，有两三个月中美关系确实处于低潮。
李登辉觉得中美关系正好处于低潮，这个形势可以利用，所以7月10号在接受德国电视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发表了“两国论”，他讲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两国论”发表以后，美国的国会和白宫的发言人都表示，美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克林顿政府也想用一种更好的办法来表达反对两国论的态度，后来派人通过一定的渠道跟江泽民主席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江主席表示中国重视中美关系。李登辉原以为中美低谷关系可以利用，“两国论”其实恰恰为中美之间恢复沟通提供了契机，9月9日江主席和克林顿参加APEC会议的时候，两国领导人都把事先准备的稿子放在一边，中美关系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必须要把因为炸馆引起的中美关系低谷结束，而且要在年内就中国入世谈判达成协议。11月份美国的代表团来到中国，原定两天的谈判延长了一天，一直到第5天中美两国才就中国入世达成了协议。
中美关系经过了一段波折，恢复了，事实上也发展了，这恰恰说明中美关系的破裂是没有必然性的，而中美关系的稳定和改善是有必然性的。
当时就很多人质疑，中美关系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说轰炸中国大使馆、在中美关系中制造麻烦是克林顿政府和奥尔布莱特的既定政策，我觉得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克林顿在他的第二个任期是把政策重点放在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上的，在中美关系改善过程中，克林顿实际上利用了不同的机会进行了五次道歉。然而，如果说克林顿政府里的共和党员、军方、中央情报局不满意克林顿的对华政策，要给中美关系制造麻烦、要来炸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太大了，因为轰炸事件发生以后，中央情报局有六个人下了岗。
2000年，克林顿政府发生了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件大事，美国通过了与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立法。克林顿政府在八年任期里，对外关系方面最重要的两个立法，一个是第一任期内通过的在老布什时期达成北美资源贸易区，再一个是第二任期内达成的对华永久性政策贸易关系法案。
克林顿政府确实是全体总动员，从总统、内阁部长、部长助理都出来对国会、智库、媒体做工作，阐述这个立法的重要性。这个立法通过了以后，我去美国访问，看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一个办公室门口写着“作战室”（WAR ROOM），各个部门在这儿集中办公，一天24小时有人在这儿值班，就是为了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待遇。这个“作战室”在参议院通过的时候是85票赞成，虽然很多参议员在辩论时也提出要附加各种各样的法案，但是85票赞成毕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也说明了中美关系的稳定和改善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说明了当时中美关系已经比90年代早些时候有了更坚实的一个社会的基础。
可能过去30年里，如果说有一件事情是中美关系当中最具实质性意义的发展，我想正是美国对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因为中美经贸关系正是建筑在这个更加稳固的基础上，而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也为以后的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给台湾造武器可不是闹着玩的事
本世纪以来中美两国的建设性合作关系的一个全面发展时期，但是一开始也是有一点点麻烦。
2001年布什政府当政，布什政府当政的时候实现所谓ABC(Anything But Clinton）政策，就是跟克林顿的政策对着干，他把克林顿的很多政策都改了。在对华政策上他也有所改动，主要是对台政策。2001年4月他在当政百日，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他如果台湾海峡地区发生了军事冲突，你是不是要去保卫台湾？布什说我会尽其所能协防台湾。
这个话说得很不好，从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还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说过这样的话。以前美国总统被问到这个问题，他会说我会按照《与台湾关系法》来采取措施，这样就可以说得过去了。但是布什觉得《与台湾关系法》的规定太模糊，我现在要很明确，大陆就是不许进攻台湾，就是在任何情况下大陆都不许进攻台湾，所以他说只要是发生军事冲突我就要尽其所能协防台湾，这是建交以来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说过的话，另外在4月份他答应了卖给台湾一大笔武器，其中包括8艘柴油动力机的潜艇，4艘基德级驱逐舰，12架反舰飞机，爱国者3导弹和其他一些武器，那么在这些武器当中，柴油动力机潜艇这是美国已经有20多年没有生产了。美国准备向欧洲国家订货，造完以后转手卖给台湾。当然谁也不是傻瓜，给台湾造武器这不是闹着玩的事。原来荷兰卖给台湾一艘军舰，结果中国把荷兰的关系降为代办级好几年，所以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敢做这个事情，这事后来黄掉了。
布什当政时另一个严重事件是4月1日的“撞机事件”，王伟驾驶的战斗机被美国人撞掉了。撞机事件本身是突发事件，并不是说谁事先设想好要把对方撞掉，因为飞机在空中这么高的速度是难以控制的，就是好莱坞大片中的撞车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也不敢，何况撞机？最主要的是中美双方的解释不一样：中国说这个地方临近中国的海域，离中国领土只有103海里，是在专属经济区，按照《联合国海洋公约》，在专属经济区内只能无害通行，美国你这是军用侦察机，不属于无害通行，你跑到我家门口来搞侦查活动，你居心何在？美国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只承认12海里的邻海，不承认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这是公海，公海上我哪儿都能去，你怎么可以在公海上拦截我？这个事情是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
虽然在“撞机事件”一个多星期以后，双方都客观冷静地解决了，但对当时的中美关系气氛还是有影响的。实际上，之后中美关系开始逐渐恢复，7月4日美国把这艘侦察飞机运回去了，7月5日布什就给江主席打电话表示重视中美关系，要改善两国关系。所以在“9.11”事件发生之前，中美关系已经开始有所缓和，“9.11”当然对中美关系影响还是很大的。“9.11”构成对国家安全的最高威胁，以前美国人把这种恐怖主义、贩毒、有组织的国际犯罪统称为“第一政治的安全威胁”，就是非传统的安全威胁。
“9.11”事件后，恐怖主义成了对国家安全的最高威胁，在此后的几年当中，中国对美国在反对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方面，进行了很好的合作。美国在2000年通过了对中国的永久性的正常贸易立法，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此后，中国每年的对外贸易额以28.5%的速度增长，每3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就翻一番，对美国的贸易额基本上也是这样。这是中国入世以前没有一个经济学家预料到的奇迹。
所以，现在中国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主要就是中国入世后这几年积攒起来的，因为我们每年都有三、四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额，再加上每年有几百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这都是中国人30年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资本。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力量、一个资本。
在90年代中国领导人下决心要投入到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去，我们加入世贸组织这个决策是英明的，是完全正确的。中美之间的贸易现在占了美国对外贸易的11%，占了中国对外贸易的14%。依据2007年中美双方的统计，双边贸易都已超过了3000亿美元；依据2008年美国的统计，中美贸易已经超过了4000亿美元，中国的计算口径有点不太一样，统计结果没有那么多，因为中美的贸易额相当大一部分通过香港转口，大陆和香港的贸易因为是作为两个不同的关系地区，计算时把大陆和香港分开。中美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越来越深。
布什政府的任期之内，胡主席跟布什会晤了20次，通电话和互致书信又有几十次，中美两国的领导人保持了密切的高层交往。两国之间各种各样的合作、交流、对话的渠道和平台，有60多个，其中当然最主要的是战略对话与战略经济对话。2009年已整合为“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些机制的建立对于中美关系的顺利的发展和长期的稳定都是有非常影响的。
当然一个重要的问题还是台湾问题，陈水扁比布什早上任一年，晚卸任一年，但是他们两个的任期差不多是平行的，是同一个时期。
陈水扁在后期搞台独分裂活动是搞得越来越不像话，第一次是2002年8月3号，当时我们把台湾的一个“邦交国”瑙鲁争取了过来，陈水扁在给日本的一次海外华人的视讯讲话，在越洋对话当中讲到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是“一边一国”，实际上是李登辉的“两国论”的翻版，此言一出，美国国务院和白宫的发言人很快表态，美国一个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这事反而给布什政府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2004年陈水扁第一个任期就满了，要举行大选，2003年要为大选造势。台湾经济在他的治理下发展缓慢，60年代超过60%的增长，他任期间增长率3%，民生凋敝，如何刺激选举，争取第二个任期？他就确定要打“统独”牌，所以在2003年9月，在他的民进党20周年党庆的时候就提出提出“台独的时间表”：2004年第一次公投、2006年制订新宪法，2008年5月他卸任时实施新宪法。
对此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制抵，温总理12月访美之前接见华盛顿邮报总编时明确的表示要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也会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布什在记者招待会的讲话简短明确，台湾领导人的言行表明他有可能做出决定来单方面改变现状，对此我们反对大陆和台湾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在讲话中，布什说到台湾领导人时用的是“He”，实际上就是指陈水扁，除了明言“陈水扁”三字以外，他把该说的话都说了，除了布什总统，没有任何一个美国领导人会把话这么直白地把话说出来，这话对陈水扁还是有一定的遏制作用。
以后几年胡主席和布什的多次会晤均强调，台独分裂势力的活动不仅破坏了台海地区的和平，而且破坏了亚太地区的和平，维护台海地区和平不但是中国利益的需要，也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也相当配合中方的活动，比如2006年反对陈水扁废除国统会和国统纲领，2007年反对陈水扁提出的“入联公投”。1994年以后，台湾一直要求重新加入联合国，陈水扁说中华民国是1971年被从联合国赶出来的，现在要用台湾的名义而不是中华民国的名义去重新加入联合国。台湾不是一个国家，陈水扁就是想把台独搞到国际上去，而且2008年3月选举的时候要就加入联合国进行公投。从2007年6月陈水扁提出入联公投以后，布什政府的高管从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副国务卿内阁罗蓬特 (John D. Negroponte)，国务卿赖斯一再公开表示反对入联公投，这对3月份的选举和国统还是有影响的。3月份马英九以17.9%的选票战胜了民进党候选人，两个公投以34%的投票率没被通过。
本世纪以来中美两国的建设性合作关系的一个全面发展时期，但是一开始也是有一点点麻烦。
2001年布什政府当政，布什政府当政的时候实现所谓ABC(Anything But Clinton）政策，就是跟克林顿的政策对着干，他把克林顿的很多政策都改了。在对华政策上他也有所改动，主要是对台政策。2001年4月他在当政百日，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他如果台湾海峡地区发生了军事冲突，你是不是要去保卫台湾？布什说我会尽其所能协防台湾。
这个话说得很不好，从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还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说过这样的话。以前美国总统被问到这个问题，他会说我会按照《与台湾关系法》来采取措施，这样就可以说得过去了。但是布什觉得《与台湾关系法》的规定太模糊，我现在要很明确，大陆就是不许进攻台湾，就是在任何情况下大陆都不许进攻台湾，所以他说只要是发生军事冲突我就要尽其所能协防台湾，这是建交以来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说过的话，另外在4月份他答应了卖给台湾一大笔武器，其中包括8艘柴油动力机的潜艇，4艘基德级驱逐舰，12架反舰飞机，爱国者3导弹和其他一些武器，那么在这些武器当中，柴油动力机潜艇这是美国已经有20多年没有生产了。美国准备向欧洲国家订货，造完以后转手卖给台湾。当然谁也不是傻瓜，给台湾造武器这不是闹着玩的事。原来荷兰卖给台湾一艘军舰，结果中国把荷兰的关系降为代办级好几年，所以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敢做这个事情，这事后来黄掉了。
布什当政时另一个严重事件是4月1日的“撞机事件”，王伟驾驶的战斗机被美国人撞掉了。撞机事件本身是突发事件，并不是说谁事先设想好要把对方撞掉，因为飞机在空中这么高的速度是难以控制的，就是好莱坞大片中的撞车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也不敢，何况撞机？最主要的是中美双方的解释不一样：中国说这个地方临近中国的海域，离中国领土只有103海里，是在专属经济区，按照《联合国海洋公约》，在专属经济区内只能无害通行，美国你这是军用侦察机，不属于无害通行，你跑到我家门口来搞侦查活动，你居心何在？美国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只承认12海里的邻海，不承认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这是公海，公海上我哪儿都能去，你怎么可以在公海上拦截我？这个事情是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
虽然在“撞机事件”一个多星期以后，双方都客观冷静地解决了，但对当时的中美关系气氛还是有影响的。实际上，之后中美关系开始逐渐恢复，7月4日美国把这艘侦察飞机运回去了，7月5日布什就给江主席打电话表示重视中美关系，要改善两国关系。所以在“9.11”事件发生之前，中美关系已经开始有所缓和，“9.11”当然对中美关系影响还是很大的。“9.11”构成对国家安全的最高威胁，以前美国人把这种恐怖主义、贩毒、有组织的国际犯罪统称为“第一政治的安全威胁”，就是非传统的安全威胁。
“9.11”事件后，恐怖主义成了对国家安全的最高威胁，在此后的几年当中，中国对美国在反对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方面，进行了很好的合作。美国在2000年通过了对中国的永久性的正常贸易立法，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此后，中国每年的对外贸易额以28.5%的速度增长，每3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就翻一番，对美国的贸易额基本上也是这样。这是中国入世以前没有一个经济学家预料到的奇迹。
所以，现在中国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主要就是中国入世后这几年积攒起来的，因为我们每年都有三、四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额，再加上每年有几百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这都是中国人30年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资本。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力量、一个资本。
在90年代中国领导人下决心要投入到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去，我们加入世贸组织这个决策是英明的，是完全正确的。中美之间的贸易现在占了美国对外贸易的11%，占了中国对外贸易的14%。依据2007年中美双方的统计，双边贸易都已超过了3000亿美元；依据2008年美国的统计，中美贸易已经超过了4000亿美元，中国的计算口径有点不太一样，统计结果没有那么多，因为中美的贸易额相当大一部分通过香港转口，大陆和香港的贸易因为是作为两个不同的关系地区，计算时把大陆和香港分开。中美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越来越深。
布什政府的任期之内，胡主席跟布什会晤了20次，通电话和互致书信又有几十次，中美两国的领导人保持了密切的高层交往。两国之间各种各样的合作、交流、对话的渠道和平台，有60多个，其中当然最主要的是战略对话与战略经济对话。2009年已整合为“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些机制的建立对于中美关系的顺利的发展和长期的稳定都是有非常影响的。
当然一个重要的问题还是台湾问题，陈水扁比布什早上任一年，晚卸任一年，但是他们两个的任期差不多是平行的，是同一个时期。
陈水扁在后期搞台独分裂活动是搞得越来越不像话，第一次是2002年8月3号，当时我们把台湾的一个“邦交国”瑙鲁争取了过来，陈水扁在给日本的一次海外华人的视讯讲话，在越洋对话当中讲到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是“一边一国”，实际上是李登辉的“两国论”的翻版，此言一出，美国国务院和白宫的发言人很快表态，美国一个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这事反而给布什政府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2004年陈水扁第一个任期就满了，要举行大选，2003年要为大选造势。台湾经济在他的治理下发展缓慢，60年代超过60%的增长，他任期间增长率3%，民生凋敝，如何刺激选举，争取第二个任期？他就确定要打“统独”牌，所以在2003年9月，在他的民进党20周年党庆的时候就提出提出“台独的时间表”：2004年第一次公投、2006年制订新宪法，2008年5月他卸任时实施新宪法。
对此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制抵，温总理12月访美之前接见华盛顿邮报总编时明确的表示要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也会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布什在记者招待会的讲话简短明确，台湾领导人的言行表明他有可能做出决定来单方面改变现状，对此我们反对大陆和台湾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在讲话中，布什说到台湾领导人时用的是“He”，实际上就是指陈水扁，除了明言“陈水扁”三字以外，他把该说的话都说了，除了布什总统，没有任何一个美国领导人会把话这么直白地把话说出来，这话对陈水扁还是有一定的遏制作用。
以后几年胡主席和布什的多次会晤均强调，台独分裂势力的活动不仅破坏了台海地区的和平，而且破坏了亚太地区的和平，维护台海地区和平不但是中国利益的需要，也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也相当配合中方的活动，比如2006年反对陈水扁废除国统会和国统纲领，2007年反对陈水扁提出的“入联公投”。1994年以后，台湾一直要求重新加入联合国，陈水扁说中华民国是1971年被从联合国赶出来的，现在要用台湾的名义而不是中华民国的名义去重新加入联合国。台湾不是一个国家，陈水扁就是想把台独搞到国际上去，而且2008年3月选举的时候要就加入联合国进行公投。从2007年6月陈水扁提出入联公投以后，布什政府的高管从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副国务卿内阁罗蓬特 (John D. Negroponte)，国务卿赖斯一再公开表示反对入联公投，这对3月份的选举和国统还是有影响的。3月份马英九以17.9%的选票战胜了民进党候选人，两个公投以34%的投票率没被通过。
奥巴马当政实现完美过渡，中美关系未受影响
在过去几年当中，中美两国在“一个中国”方面的共识得到了加强，现在美国是奥巴马总统执政，过去老布什总统转到克林顿总统、克林顿总统转到小布什总统的交替时期，中美关系都受到影响，克林顿到小布什有几个月，老布什到克林顿有几年，但这一次，从共和党的小布什总统到民主党的奥巴马总统，中美关系有一个完美的过渡，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奥巴马总统把中美两国原来的好事情一件一件都往下做，尤其是4月1号胡主席和奥巴马在伦敦20国峰会会晤时，两国领导人把中美关系定位为是积极的、合作的、全面的关系。这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定位。
另外一个特征，中美两国之间现在仍然存在着分歧这是毫无疑问的。在台湾问题上、人权问题上我们有分歧。但现在的分歧跟90年代的分歧完全不一样：90年代初，在克林顿政府和很多美国人看来人权问题几乎就是整个的中美关系。他们看待中国，看待中美关系都要透过人权问题这个透镜，而现在人权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的一小部分，两国都不愿意让这个分歧来干扰了两国在其他方面的合作。奥巴马总统是很现实的人，他知道现美国在各个方面都需要中国的合作。所以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月份访问中国、日本和韩国时就表示不会让中美关系的分歧影响了两国之间的合作。
第三个特征，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30年来全球性的问题，如金融危机、能源和气候，第一次上升到中美关系的重心。今年上半年以来，所有到中国的美国高官主题几乎都一样，不是谈金融危机就是谈能源和气候，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甚至包括90年代初在中国人权问题上打先锋的国会领袖、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跟发改委举行能源和气候的论坛。她讲的就是使用绿色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加强环境保护，然后他说这些事情是跟人权相关联的。
所以，中美关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90年代美国人一直都在说，中国对美国的需要远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需要，现在美国人不说这个话了。
现在美国人讲我们互有需要，奥巴马的政策是建立一个全球的伙伴关系，在7月份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前，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与盖特纳财长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讲到很少有什么问题可以由中美两个国家来解决，也很少什么问题可以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就解决掉，中美两国的合作对于解决世界全球性的问题是必需的。7月份奥巴马总统亲自出席了战略与经济对话，而且做了一篇演讲，还引用了老子里头的话来讲“我们就是要多走动，多交往，加深相互之间的理解”。
我对于奥巴马总统任内的中美关系还是抱着乐观的态度，对于今后的长远的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也是可以抱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
国债背后的中美的共同利益
我们现在还持有将近8000亿美元的美国的国债，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关于中国应该采取的措施，经济学界、金融学界意见有分歧，有人觉得该减持，有人觉得中国可以把外汇储备多元化。我觉得应该是多元化，因为从去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元的表现比欧元和日元还好一点，另外我们现在购买国外资源，兼并国外企业，但也是有困难和风险的。
中国的外汇储备多元化，不是说一下子就可以做到，所以我们现在要求美国要保证中国美元资产的安全。这一点上恰恰也表明了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美元的贬值就意味着中国美元资产的贬值，美元要贬值5%，中国的美元资产8000亿就贬值了5%。
如果美元贬值，对中美关系会有一些影响，但是盖特纳财长一再向中国保证资产安全：9月底美国结束本财政年度时，预算赤字可能达到GDP的13%，这当然是不正常的，但奥巴马政府希望在这一个四年任期结束时把财政赤字减少到GDP的3%，3%就是一个正常的范围。
我们也希望奥巴马政府刺激经济的方案能够成功，美国能够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因为现在中国跟美国的经济高度地相互依赖，跟日本的经济，跟世界的经济也相互依赖，这些国家经济不好，也意味着我国经济的外部环境不好，在全球化的时代，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高度地相互依存，各国共同努力尽早走出金融危机是当下的共识。
总之，前30年，中美之间更多地受到政治影响，特别是冷战的大背景下；渐渐地，经济利益的考量开始出现，并与政治利益的考量同步；后30年，中美的利益绑在一起了，包括共同的经济利益。比如您前面的演讲，90年代美国对人权盯得比较紧，21世纪就不只是人权，更多的是经济、能源、生态，其中经济是最主要的。
中美关系的共识从狭隘走到全面，这是一个趋势，就是我们中美关系越来越超越双边的范畴，中美关系里头或者是有的学者说中美关系越来越全球化，这是地区和全球的安全和经济在中美关系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全球性的问题是金融危机，能源和气候，现在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这是以前所没有过的。
奥巴马当政实现完美过渡，中美关系未受影响
在过去几年当中，中美两国在“一个中国”方面的共识得到了加强，现在美国是奥巴马总统执政，过去老布什总统转到克林顿总统、克林顿总统转到小布什总统的交替时期，中美关系都受到影响，克林顿到小布什有几个月，老布什到克林顿有几年，但这一次，从共和党的小布什总统到民主党的奥巴马总统，中美关系有一个完美的过渡，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奥巴马总统把中美两国原来的好事情一件一件都往下做，尤其是4月1号胡主席和奥巴马在伦敦20国峰会会晤时，两国领导人把中美关系定位为是积极的、合作的、全面的关系。这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定位。
另外一个特征，中美两国之间现在仍然存在着分歧这是毫无疑问的。在台湾问题上、人权问题上我们有分歧。但现在的分歧跟90年代的分歧完全不一样：90年代初，在克林顿政府和很多美国人看来人权问题几乎就是整个的中美关系。他们看待中国，看待中美关系都要透过人权问题这个透镜，而现在人权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的一小部分，两国都不愿意让这个分歧来干扰了两国在其他方面的合作。奥巴马总统是很现实的人，他知道现美国在各个方面都需要中国的合作。所以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月份访问中国、日本和韩国时就表示不会让中美关系的分歧影响了两国之间的合作。
第三个特征，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30年来全球性的问题，如金融危机、能源和气候，第一次上升到中美关系的重心。今年上半年以来，所有到中国的美国高官主题几乎都一样，不是谈金融危机就是谈能源和气候，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甚至包括90年代初在中国人权问题上打先锋的国会领袖、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跟发改委举行能源和气候的论坛。她讲的就是使用绿色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加强环境保护，然后他说这些事情是跟人权相关联的。
所以，中美关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90年代美国人一直都在说，中国对美国的需要远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需要，现在美国人不说这个话了。
现在美国人讲我们互有需要，奥巴马的政策是建立一个全球的伙伴关系，在7月份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前，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与盖特纳财长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讲到很少有什么问题可以由中美两个国家来解决，也很少什么问题可以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就解决掉，中美两国的合作对于解决世界全球性的问题是必需的。7月份奥巴马总统亲自出席了战略与经济对话，而且做了一篇演讲，还引用了老子里头的话来讲“我们就是要多走动，多交往，加深相互之间的理解”。
我对于奥巴马总统任内的中美关系还是抱着乐观的态度，对于今后的长远的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也是可以抱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
国债背后的中美的共同利益
我们现在还持有将近8000亿美元的美国的国债，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关于中国应该采取的措施，经济学界、金融学界意见有分歧，有人觉得该减持，有人觉得中国可以把外汇储备多元化。我觉得应该是多元化，因为从去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元的表现比欧元和日元还好一点，另外我们现在购买国外资源，兼并国外企业，但也是有困难和风险的。
中国的外汇储备多元化，不是说一下子就可以做到，所以我们现在要求美国要保证中国美元资产的安全。这一点上恰恰也表明了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美元的贬值就意味着中国美元资产的贬值，美元要贬值5%，中国的美元资产8000亿就贬值了5%。
如果美元贬值，对中美关系会有一些影响，但是盖特纳财长一再向中国保证资产安全：9月底美国结束本财政年度时，预算赤字可能达到GDP的13%，这当然是不正常的，但奥巴马政府希望在这一个四年任期结束时把财政赤字减少到GDP的3%，3%就是一个正常的范围。
我们也希望奥巴马政府刺激经济的方案能够成功，美国能够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因为现在中国跟美国的经济高度地相互依赖，跟日本的经济，跟世界的经济也相互依赖，这些国家经济不好，也意味着我国经济的外部环境不好，在全球化的时代，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高度地相互依存，各国共同努力尽早走出金融危机是当下的共识。
总之，前30年，中美之间更多地受到政治影响，特别是冷战的大背景下；渐渐地，经济利益的考量开始出现，并与政治利益的考量同步；后30年，中美的利益绑在一起了，包括共同的经济利益。比如您前面的演讲，90年代美国对人权盯得比较紧，21世纪就不只是人权，更多的是经济、能源、生态，其中经济是最主要的。
中美关系的共识从狭隘走到全面，这是一个趋势，就是我们中美关系越来越超越双边的范畴，中美关系里头或者是有的学者说中美关系越来越全球化，这是地区和全球的安全和经济在中美关系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全球性的问题是金融危机，能源和气候，现在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这是以前所没有过的。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