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在大陆做的最后一件事

　在抗战时的大后方，所有崇尚自由市场精神的企业家们都已奄奄一息，沦为官商资本集团下的“小伙计”。此时，唯存一支“孤军”还有一定的话语力量，他们就是孤悬海外、尚不为政府所控制的华侨富商们。

　　1940年3月26日，由南洋华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率领的南侨回国慰问团一行50人，乘飞机抵达重庆珊瑚坝机场。慰问团冒着被日机击落的危险归国，当然是大大激励国民士气。当日，200多个团体的上千人到机场热烈欢迎。

　　慰问团抵重庆后，自蒋介石以降所有的党国政要纷纷宴请。谁料，正是这份热情让陈嘉庚的担忧一日盛过一日，他在这里看到的景象竟是歌舞升平，官贪将骄，民不聊生。

　　陈嘉庚在重庆60多天，无日不被邀请赴宴，常常一天要赶两场，因而有“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之感叹。有一次，他去参观成都武侯祠，却看到旁边正在为死去的前任四川省主席刘湘建造硕大的坟墓。他很天真地问：“试问刘湘后人款自何来，是否民脂民膏？”陪同者无人敢应。他还听说，四川农民的钱粮税竟已经征收到了民国七十年（1981年），不由大为咋舌。

　　在大后方观察近两个月后，陈嘉庚的笑容日渐消失，最后竟心事重重。他在后来出版的《南洋回忆录》中写道：“那些国民党中央委员，都是身居要职，但都假公济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那些人都是四五十岁，既不能做好事，又不会早死，他们至少还要尸位二三十年，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即使出世了，或者还在学校读书，恐怕还要三几十年才能出来担当国家大事，国家前途深可忧虑。”正是在失望之下，陈嘉庚把目光投向了西北。5月底，他辗转抵达陕西延安。

　　他受到了与重庆一样热烈的欢迎，自毛泽东以降的中共高层全数接待了慰问团。当时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部队很感好奇与神秘。陈嘉庚在延安参观了七天，他看得十分细致，特别是关于商业的部分。

　　延安城外1里路，有一条百米长的小街，当地军民称它为“新市场”，是唯一的商业街。陈嘉庚专门前往观察。这里有百多家商铺，还有一家照相馆，土特产不少而工业品奇缺。陈嘉庚问一个店主：“政府有没有存货公卖？”答：“没有，都是我们自行经营的。”又问：“这里大商店大概有多少资本？”答：“大商店很少，听说有十万和二三十万的，大多是收买土产生意的。”回到招待所后，陈嘉庚遇到从南洋归国投奔延安的女学生，又悄悄问：“这里有没有国家经营的店铺？”女学生答：“没有国营的，所有的店铺都是民营的。”

　　正是经过这样的观察，南洋侨商一行对共产党的观感为之大改。最让陈嘉庚感慨的是延安军民的亲密融洽，他亲眼看到总司令朱德杂坐在勤务兵的人群中，狼吞虎咽地吃同样的杂粮。他与毛泽东闲聊南洋趣闻时，很多人都跑来围听，顷刻座位告满。有个勤务兵就往毛泽东所坐的长板凳上挤，毛泽东扭头看他一看，自己移开一些，让他坐了下来。这些细节让人印象深刻，恰与重庆的官气森严形成了鲜明对照。客观地说，20世纪40年代中期之前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经济政策，因为身处在野，没有任何的包袱和既得利益，因而，所有经济关系均十分简单和原始。也正是这种清明简快的状态，使很多到过延安的人顿时有了深刻的印象和好感。

　　延安之行后，陈嘉庚对国共两党形成了新的看法。回到南洋，他随即发动商人捐献了一批药品和医用器材运到延安。而他在大陆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带头驱赶了家乡福建省的国民党大员。

　　当时的福建省主席是蒋介石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同学陈仪，他在福建大搞“统制经济”，分别组建了企业公司、贸易公司和运输公司三大国营企业，垄断全省经济的命脉。福建财经十分萧条和紊乱。据陈嘉庚的记载，货物“平时商家自行雇运三四天可到者，统制机关代运六十天尚未交到”，结果是运费倍增，货物则损坏腐烂严重，物价暴涨。如涵江出产的虾米，每担成本170元，运到泉州可卖至400元，民间运输三天，国营的运输公司两个月才能到，虾米大半臭坏。“公务人员与奸商大发财利，多则百余万，少者数十万元”。福建百姓则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福州通往苍前山有一闽江大桥，统制运输后，很多百姓跳江自杀，不到一年就有900多具尸体被捞起。

　　陈嘉庚目睹惨状怒不能遏，他分别给蒋介石和陈仪写信，恳请“迅速下令撤销统制，免贫苦人民数十百万人，饥饿疾病死亡之惨”。陈仪的答复是：“战争时代运输必须政府统制，此乃各国通例，唯不识政治之人故有反对。”蒋则回电曰：“闽省田赋系中央意旨。闽事可电我知，切勿外扬。”陈嘉庚彻底绝望，他行走福建各地，每到一处就大声疾呼，号召各地的商会、同乡会一起抗争。陈仪暗令福建媒体绝不能刊登陈嘉庚的言论，陈嘉庚就自费印刷了“陈仪祸闽”的罪状在东南和西南各省广为散发。回到南洋后，他又将罪状装订成册，印刷上千份投递到国内政界各要人、各省主席、各战区司令长官以及南洋各报馆、福建同乡会手上。

　　正是在这种不要命般的攻击下，时任民国政府主席林森将陈嘉庚的投诉交给行政院提案讨论，国民参政会也有议员签名提案，院会组成一个五人委员会到福建调查。4月，日军进攻福建长乐，陈仪不战而逃，福州很快沦陷，蒋介石不得不免了陈仪的省政府主席一职，徐学禹也被调离。

　　“驱陈救闽”一事，是企业家阶层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最有标志意义的议政行动，而且几乎是唯一成功的一次。

http://paper.cs.com.cn/html/2009-09/09/content_34137.htm在抗战时的大后方，所有崇尚自由市场精神的企业家们都已奄奄一息，沦为官商资本集团下的“小伙计”。此时，唯存一支“孤军”还有一定的话语力量，他们就是孤悬海外、尚不为政府所控制的华侨富商们。

　　1940年3月26日，由南洋华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率领的南侨回国慰问团一行50人，乘飞机抵达重庆珊瑚坝机场。慰问团冒着被日机击落的危险归国，当然是大大激励国民士气。当日，200多个团体的上千人到机场热烈欢迎。

　　慰问团抵重庆后，自蒋介石以降所有的党国政要纷纷宴请。谁料，正是这份热情让陈嘉庚的担忧一日盛过一日，他在这里看到的景象竟是歌舞升平，官贪将骄，民不聊生。

　　陈嘉庚在重庆60多天，无日不被邀请赴宴，常常一天要赶两场，因而有“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之感叹。有一次，他去参观成都武侯祠，却看到旁边正在为死去的前任四川省主席刘湘建造硕大的坟墓。他很天真地问：“试问刘湘后人款自何来，是否民脂民膏？”陪同者无人敢应。他还听说，四川农民的钱粮税竟已经征收到了民国七十年（1981年），不由大为咋舌。

　　在大后方观察近两个月后，陈嘉庚的笑容日渐消失，最后竟心事重重。他在后来出版的《南洋回忆录》中写道：“那些国民党中央委员，都是身居要职，但都假公济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那些人都是四五十岁，既不能做好事，又不会早死，他们至少还要尸位二三十年，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即使出世了，或者还在学校读书，恐怕还要三几十年才能出来担当国家大事，国家前途深可忧虑。”正是在失望之下，陈嘉庚把目光投向了西北。5月底，他辗转抵达陕西延安。

　　他受到了与重庆一样热烈的欢迎，自毛泽东以降的中共高层全数接待了慰问团。当时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部队很感好奇与神秘。陈嘉庚在延安参观了七天，他看得十分细致，特别是关于商业的部分。

　　延安城外1里路，有一条百米长的小街，当地军民称它为“新市场”，是唯一的商业街。陈嘉庚专门前往观察。这里有百多家商铺，还有一家照相馆，土特产不少而工业品奇缺。陈嘉庚问一个店主：“政府有没有存货公卖？”答：“没有，都是我们自行经营的。”又问：“这里大商店大概有多少资本？”答：“大商店很少，听说有十万和二三十万的，大多是收买土产生意的。”回到招待所后，陈嘉庚遇到从南洋归国投奔延安的女学生，又悄悄问：“这里有没有国家经营的店铺？”女学生答：“没有国营的，所有的店铺都是民营的。”

　　正是经过这样的观察，南洋侨商一行对共产党的观感为之大改。最让陈嘉庚感慨的是延安军民的亲密融洽，他亲眼看到总司令朱德杂坐在勤务兵的人群中，狼吞虎咽地吃同样的杂粮。他与毛泽东闲聊南洋趣闻时，很多人都跑来围听，顷刻座位告满。有个勤务兵就往毛泽东所坐的长板凳上挤，毛泽东扭头看他一看，自己移开一些，让他坐了下来。这些细节让人印象深刻，恰与重庆的官气森严形成了鲜明对照。客观地说，20世纪40年代中期之前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经济政策，因为身处在野，没有任何的包袱和既得利益，因而，所有经济关系均十分简单和原始。也正是这种清明简快的状态，使很多到过延安的人顿时有了深刻的印象和好感。

　　延安之行后，陈嘉庚对国共两党形成了新的看法。回到南洋，他随即发动商人捐献了一批药品和医用器材运到延安。而他在大陆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带头驱赶了家乡福建省的国民党大员。

　　当时的福建省主席是蒋介石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同学陈仪，他在福建大搞“统制经济”，分别组建了企业公司、贸易公司和运输公司三大国营企业，垄断全省经济的命脉。福建财经十分萧条和紊乱。据陈嘉庚的记载，货物“平时商家自行雇运三四天可到者，统制机关代运六十天尚未交到”，结果是运费倍增，货物则损坏腐烂严重，物价暴涨。如涵江出产的虾米，每担成本170元，运到泉州可卖至400元，民间运输三天，国营的运输公司两个月才能到，虾米大半臭坏。“公务人员与奸商大发财利，多则百余万，少者数十万元”。福建百姓则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福州通往苍前山有一闽江大桥，统制运输后，很多百姓跳江自杀，不到一年就有900多具尸体被捞起。

　　陈嘉庚目睹惨状怒不能遏，他分别给蒋介石和陈仪写信，恳请“迅速下令撤销统制，免贫苦人民数十百万人，饥饿疾病死亡之惨”。陈仪的答复是：“战争时代运输必须政府统制，此乃各国通例，唯不识政治之人故有反对。”蒋则回电曰：“闽省田赋系中央意旨。闽事可电我知，切勿外扬。”陈嘉庚彻底绝望，他行走福建各地，每到一处就大声疾呼，号召各地的商会、同乡会一起抗争。陈仪暗令福建媒体绝不能刊登陈嘉庚的言论，陈嘉庚就自费印刷了“陈仪祸闽”的罪状在东南和西南各省广为散发。回到南洋后，他又将罪状装订成册，印刷上千份投递到国内政界各要人、各省主席、各战区司令长官以及南洋各报馆、福建同乡会手上。

　　正是在这种不要命般的攻击下，时任民国政府主席林森将陈嘉庚的投诉交给行政院提案讨论，国民参政会也有议员签名提案，院会组成一个五人委员会到福建调查。4月，日军进攻福建长乐，陈仪不战而逃，福州很快沦陷，蒋介石不得不免了陈仪的省政府主席一职，徐学禹也被调离。

　　“驱陈救闽”一事，是企业家阶层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最有标志意义的议政行动，而且几乎是唯一成功的一次。

http://paper.cs.com.cn/html/2009-09/09/content_3413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