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应该正名为西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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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时语
于时语专栏

新疆问题的一个重要层次，便是新疆这一地名已经成为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心理包袱，为西方和疆独势力充分利用。

新疆一名除了严重违反亚洲和中国历史，更在国际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心理上加剧了疆独问题，而有“正名”的必要。新疆根本不是“新疆”，而是汉唐旧土，西域才应该是新疆地区的准确名字，虽然新疆只代表了狭义的西域地区。

　　新疆7·5暴乱已经过去一月有余，却仍是欧美传媒和智库关注的重点，从《经济学家》周刊到《纽约时报》，继续不断地就此事大放厥词。新疆显然变成了新一轮国际大博弈的热点。

　　新疆问题有各种复杂的历史和现代因素，但是大部分世人不注意到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乃是“新疆”这一地名。这里不能不钦佩先哲孔子的睿智。当子路问到“为政”的首要任务时，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这样的远见，2500多年之后仍然放之四海而皆准。独立近廿年的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至今未能加入欧盟和北约，正是因为以古代马其顿传人自居的希腊坚持的“正名”问题。

　　新近有论者提出中共建国时缺乏历史远见，另起国名，没有承继“中华民国”，是造成“两个中国”和台独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颇有见地。不妨再提到北京面临的内部社会和道德危机，也可归结到执政党名义上信奉的意识

形态与社会现实，尤其是世袭特权私利之间名实不符、名不正则言不顺的矛盾。

地缘政治和心理包袱

　　新疆问题的一个重要层次，便是新疆这一地名已经成为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心理包袱，为西方和疆独势力充分利用。　欧美传媒无不喜欢指出新疆一名意味“新边疆”或“新疆土”，言下之意，便是这原非中国国土，并以此强调欧美朝野的一个主题：新疆的汉人是迟来后到的“殖民者”。
　　疆独人士更大力渲染汉语的“新疆”一名，俨然以新疆的“主人”和“原住民”自居，将汉族描绘成喧宾夺主的新来“外客”。不少汉族人士，也因为新疆的“新”字，在心理上认此为“化外之地”。

　　可是历史事实却是中国早在两汉时代就确立了对今天新疆地区的主权，这比突厥语维吾尔人从蒙古高原西迁到新疆，早了一千多年。在本地發現的大量唐代或更早的古代文獻中，没有一件是回纥（古维吾尔）文，而汉语文献文物，包括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佉卢双语钱币，则比比皆是。

　　提到汉唐时代的西域，许多人不免有异国情调的联想。这也与事实不符。包括汉文石刻在内的古代文字记载，证明从两汉起西域各地就有了“秦人”和“秦城Cinackand”。而今天所有安姓和康姓，都是西域原住民后代。

　　中国对西域的主权还牵涉到今天家喻户晓的人物。例如《三国演义》中因貂蝉而被吕布杀掉的董卓，在汉灵帝时出任西域戊己校尉；关羽败走麦城的原因之一是镇守上庸的孟达不肯援救，而孟达之父孟佗于汉灵帝建宁三年率西域焉耆、龟兹、车师等国兵马，讨伐疏勒（即今喀什），令疏勒王“面缚归死”。

　　到了晋代，西域众多国王的头衔中出现晋朝所授的“侍中”称号，尼雅遗址的汉文木简中更有“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焉耆、龟兹、疏勒……”的字样。

　　晋室南渡之后，与藏族有密切亲缘关系的前秦氐族政权派遣部将吕光收复西域，此后吐鲁番地区出现了高昌汉族社区。从《论语》抄本到“急急如律令”之类的下层民俗，这一社区完全是中国内地的延伸。唐代以新疆地区作为安西都护府广袤辖区的中心，导致丝路的空前繁荣。

“新疆”原是汉唐旧土

　　现代的新疆一名，是满清消灭当地厄鲁特准噶尔政权之后所定，从新兴的满族角度固然不错，却没有反映中国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在西域地区的长久存在。清代许多学者对此很清楚，乾嘉学者徐松在新疆实地调查后所著的《西域水道记》便是一例。但是漠视西域历史的新疆一名却一直延用至今。

　　就是在满清征服西域之前，新疆地区的政治主人是厄鲁特（瓦剌、卫拉特）蒙古族，一直属于东亚的佛教文化圈。连第二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基地伊宁地区，以及7·5暴乱中心乌鲁木齐等地的大部分维族人口，也是在清高宗（乾隆）翦除当地厄鲁特势力后才逐步移入的。笔者之见，新疆一名除了严重违反亚洲和中国历史，更在国际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心理上加剧了疆独问题，而有“正名”的必要。新疆根本不是“新疆”，而是汉唐旧土，西域才应该是新疆地区的准确名字，虽然新疆只代表了狭义的西域地区。
　　为新疆正名的另一必要，是随着中国经济起飞和西部开发，西域地区正在向汉唐时代回归，古老的丝绸之路成为中国领导中亚地区经济和文化复兴的象征。

　　这一正名建议，不是要将维族边缘化。恰恰相反，笔者认为北京应该在内地汉族中小学广泛开设维吾尔语和藏语课程，真正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增加少数民族知识界的国家认同。这是另外一个题目了。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http://www.zaobao.com/yl/yl090825_00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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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问题的一个重要层次，便是新疆这一地名已经成为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心理包袱，为西方和疆独势力充分利用。

新疆一名除了严重违反亚洲和中国历史，更在国际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心理上加剧了疆独问题，而有“正名”的必要。新疆根本不是“新疆”，而是汉唐旧土，西域才应该是新疆地区的准确名字，虽然新疆只代表了狭义的西域地区。

　　新疆7·5暴乱已经过去一月有余，却仍是欧美传媒和智库关注的重点，从《经济学家》周刊到《纽约时报》，继续不断地就此事大放厥词。新疆显然变成了新一轮国际大博弈的热点。

　　新疆问题有各种复杂的历史和现代因素，但是大部分世人不注意到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乃是“新疆”这一地名。这里不能不钦佩先哲孔子的睿智。当子路问到“为政”的首要任务时，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这样的远见，2500多年之后仍然放之四海而皆准。独立近廿年的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至今未能加入欧盟和北约，正是因为以古代马其顿传人自居的希腊坚持的“正名”问题。

　　新近有论者提出中共建国时缺乏历史远见，另起国名，没有承继“中华民国”，是造成“两个中国”和台独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颇有见地。不妨再提到北京面临的内部社会和道德危机，也可归结到执政党名义上信奉的意识

形态与社会现实，尤其是世袭特权私利之间名实不符、名不正则言不顺的矛盾。

地缘政治和心理包袱

　　新疆问题的一个重要层次，便是新疆这一地名已经成为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心理包袱，为西方和疆独势力充分利用。　欧美传媒无不喜欢指出新疆一名意味“新边疆”或“新疆土”，言下之意，便是这原非中国国土，并以此强调欧美朝野的一个主题：新疆的汉人是迟来后到的“殖民者”。
　　疆独人士更大力渲染汉语的“新疆”一名，俨然以新疆的“主人”和“原住民”自居，将汉族描绘成喧宾夺主的新来“外客”。不少汉族人士，也因为新疆的“新”字，在心理上认此为“化外之地”。

　　可是历史事实却是中国早在两汉时代就确立了对今天新疆地区的主权，这比突厥语维吾尔人从蒙古高原西迁到新疆，早了一千多年。在本地發現的大量唐代或更早的古代文獻中，没有一件是回纥（古维吾尔）文，而汉语文献文物，包括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佉卢双语钱币，则比比皆是。

　　提到汉唐时代的西域，许多人不免有异国情调的联想。这也与事实不符。包括汉文石刻在内的古代文字记载，证明从两汉起西域各地就有了“秦人”和“秦城Cinackand”。而今天所有安姓和康姓，都是西域原住民后代。

　　中国对西域的主权还牵涉到今天家喻户晓的人物。例如《三国演义》中因貂蝉而被吕布杀掉的董卓，在汉灵帝时出任西域戊己校尉；关羽败走麦城的原因之一是镇守上庸的孟达不肯援救，而孟达之父孟佗于汉灵帝建宁三年率西域焉耆、龟兹、车师等国兵马，讨伐疏勒（即今喀什），令疏勒王“面缚归死”。

　　到了晋代，西域众多国王的头衔中出现晋朝所授的“侍中”称号，尼雅遗址的汉文木简中更有“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鄯善、焉耆、龟兹、疏勒……”的字样。

　　晋室南渡之后，与藏族有密切亲缘关系的前秦氐族政权派遣部将吕光收复西域，此后吐鲁番地区出现了高昌汉族社区。从《论语》抄本到“急急如律令”之类的下层民俗，这一社区完全是中国内地的延伸。唐代以新疆地区作为安西都护府广袤辖区的中心，导致丝路的空前繁荣。

“新疆”原是汉唐旧土

　　现代的新疆一名，是满清消灭当地厄鲁特准噶尔政权之后所定，从新兴的满族角度固然不错，却没有反映中国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在西域地区的长久存在。清代许多学者对此很清楚，乾嘉学者徐松在新疆实地调查后所著的《西域水道记》便是一例。但是漠视西域历史的新疆一名却一直延用至今。

　　就是在满清征服西域之前，新疆地区的政治主人是厄鲁特（瓦剌、卫拉特）蒙古族，一直属于东亚的佛教文化圈。连第二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基地伊宁地区，以及7·5暴乱中心乌鲁木齐等地的大部分维族人口，也是在清高宗（乾隆）翦除当地厄鲁特势力后才逐步移入的。笔者之见，新疆一名除了严重违反亚洲和中国历史，更在国际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心理上加剧了疆独问题，而有“正名”的必要。新疆根本不是“新疆”，而是汉唐旧土，西域才应该是新疆地区的准确名字，虽然新疆只代表了狭义的西域地区。
　　为新疆正名的另一必要，是随着中国经济起飞和西部开发，西域地区正在向汉唐时代回归，古老的丝绸之路成为中国领导中亚地区经济和文化复兴的象征。

　　这一正名建议，不是要将维族边缘化。恰恰相反，笔者认为北京应该在内地汉族中小学广泛开设维吾尔语和藏语课程，真正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增加少数民族知识界的国家认同。这是另外一个题目了。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