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黄埔军校将帅们的文化素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3 03:02:30
◆王晓华 张庆军
黄埔军校是中国现代军事的摇篮，为民国时期的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杰出的军事人才与高级将领。《黄埔军校的将帅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版)生动记述了黄埔军校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所刻下的深深烙印。黄埔军人自有黄埔气质，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出身黄埔的将领，较高的文化素养奠定了他们行军作战的风格和成熟的战术素养。本文选摘自该书。
他们军容整齐，挺胸端坐，双手都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
黄埔军人自有黄埔气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这样一个故事。
1958年的夏季，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在“八一”建军节前夕，在南京军事学院大礼堂举行招待演出，招待南京军区所属部队团以上干部，观看话剧《东进序曲》。这部戏描写抗日战争时期，江南新四军挺进纵队占领江北郭村为桥头堡，以便接应主力渡江挺进苏北抗日。在汪精卫、韩德勤等势力的挑唆下，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李长江、李明扬部队进攻新四军挺进纵队，我新四军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与二李进行团结、斗争，打败了他们的进攻，迫使二李回到谈判桌上。最后双方化干戈为玉帛，捐弃前嫌，共同抗日。
南京是著名的三大火炉，溽暑如蒸。当时剧场内没有空调设备，只有几个吊扇在运转，下面稍许凉快一点的座位上坐的几乎全是军区首长。其余的观众挥汗如雨，有的脱光脊梁，有的跷着二郎腿，还有的干脆蹲在座椅上，把裤腿挽得高高的，每个人手里不是蒲扇就是折扇，摇得“哗哗”直响。
在观众席的一个角落里，静静地坐着几十名军官，没有一个人卷胳膊捋袖子。他们军容整齐，就连风纪扣都扣得好好的，挺胸端坐，双手都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直到散场始终如此。
原来，他们大多是在解放战争中起义投诚和被俘虏的黄埔出身的国民党中高级军官，被精挑细筛后留在南京军事学院任教员。他们之中，在国民党军队里军阶最高的要数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中将郭汝瑰，其余以少将级别最多，如第一一九军副军长赵秀昆等人。
据曾经在南京军事学院任过教员的原华北傅作义部队的田昭林研究员说：“当时军事学院集中了旧中国各派系军队的精英分子，这些人中素质最好的要数黄埔军人，无论是战术理论、战术素养都要高出其他军事教员一筹；在文学水准、道德修养等方面也与众不同，一看就是受过正规化的训练，尤其注意军容仪表、言谈举止。”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中国有句俗话叫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意思是说旧时有正经营生的人、老实巴交的人是不去当兵的。吃粮当兵、给钱打仗的理念，使当兵成为一种职业。于是一些好逸恶劳的二流子就去扛枪，兵痞、兵油子就此而产生。
毛泽东有句名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黄埔军校在招生时，招生对象的门槛很严格，除了要求青年人有理想、有抱负之外，文化程度要求中学毕业(当时没有高中，中学学制为4年)，考试科目有作文、历史、地理、数学等。据宋希濂回忆，题目为：《论中国贫弱的原因和挽救之道》，这样的文章决非不关心国家大事、浑浑噩噩的青年所能答出的。
像湖南长沙的明德学校是全国有名的学校，黄兴从日本留学归来，曾在该校任教员，该校就有一批学生投考黄埔军校。黄埔四期的文强就毕业于该校，后又考入徐特立为校长的长沙艺群美术专门学校，很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浅说》等革命书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到广州时，与著名的共产党员夏曦同船，深受教益；后报考黄埔军校。
与黄埔军校同时期的西北军招兵就是鲜明的对比。西北军招兵在文化上没有特别的要求，但以农村青年，尤其是偏僻的、与世隔绝的农村青年为最好；甚至认为在民国进入十三、十四年之后，头上犹能留着前清猪尾巴样小辫子的青年是首选对象，因为这些人是“绿色环保”型的，无污染的，是不会产生兵痞的，反之对那些识字的、有阅历的、能说会道的人是敬而远之的。如果用西北军的招兵理念和黄埔军校的招生理念相比，在战场上，老实愚昧的兵固然听命令，但遇到有文化的军队，不论武器，单从素质上论，孰优孰劣应该是没有悬念的。
黄埔军人的文化修养较高，好读书，喜欢接受新观点、新知识，不少人都阅读过《新青年》及马克思主义著作，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他们的起点和视野就高于同时代的军人。黄埔前几期的学生所接触的大人物、教官在当时国内都是一流的，如孙中山、蒋介石、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邵力子、孙科、邵元冲、周恩来、张申府、萧楚女、张太雷、恽代英等都曾给他们讲课或演讲。
学生们聆听高水平的讲座外，自发成立政治学习小组，由周恩来担任主任，对所学的知识进行讨论分析，融会贯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此出现左派、右派、国民党、共产党之争，这种情形在其他军校是没有的。
血花剧社是黄埔军校政治部组织的一个业余文艺团体，自编自演具有革命性的文艺
黄埔学生还成立了“血花剧社”。血花剧社是黄埔军校政治部组织的一个业余文艺团体，自编自演具有革命性的文艺，特别把文明戏这种新颖的艺术形式搬上舞台，全校师生都爱观看这种由自己熟悉的同窗好友表演的节目。成立剧社的目的是活跃军校的文娱生活，对学生和士兵用文艺的形式，进行宣传，现身说法。
之所以取名“血花”，出自该剧社在演出时悬挂的红布对联：“革命之血，主义之花”。每逢革命纪念日，或举行文娱晚会，血花剧社在校本部大礼堂或大操场上都有精彩演出。共产党员和左派学生在其中占多数，李之龙、陈赓、贺衷寒、曾扩情等都是积极分子。
周恩来早年在南开大学时，就喜爱话剧，常扮演女性角色，还兼导演。因此，周主任成为该剧社的灵魂，他常常给胡宗南分析角色，教他表演，给他说戏。
胡宗南对李之龙总是当男一号非常嫉妒；他也妒忌那个曾扩情，也是个走红人物，常在戏剧中演主角，还专门扮演革命的女性，与当时走红的女明星紫罗兰跳着天真的革命舞蹈，让胡宗南眼馋不已。他也想演主角，扮英雄人物，无奈自身受形象限制，在分配角色时，总是演反派，不是演个北洋军官，就是土豪劣绅什么，加上悟性差，有时排演几遍还是入不了戏，不是忘了台词就是忘记动作。有一次，他演一个北洋军官，一出场，只有一句话，被他紧张得全忘了，站在台上不知如何是好；李之龙急中生智，急忙给了他一“枪”，于是他“啊——”一声，倒下了，成为同学们的笑料。
胡宗南心灵上颇受刺激。于是他放弃了做演员的梦想，另辟蹊径，去学编剧，想通过塑造剧中人物形象，来表现与反映自己的理想与追求。他写了一个本子又一个本子，但能被选中排演的没 一个。
于是，胡宗南虚心地与周恩来讨论剧本，让其帮助挖掘主题，构思剧情，升华人物。
胡宗南有一个反映革命青年与北洋军阀进行斗争的剧本，里面有段台词是这样的：
革命青年：不!不!我本意不要反对你，可是我如何可以不反对你?你是革命的对象!
反动军官：你反对我吧，没有人会反对我的。
革命青年：不!不!我不是这种意思……
反动军官：好了!好了!你去做你的事吧。
革命青年：总有一天我会推翻你的!
胡宗南恭恭敬敬地把剧本送给周恩来提意见，周恩来照顾他的自尊心，没有直接说他的剧本不行，而是对他一手行书大加赞赏，最后对剧本的评价：“这并没有太多的艺术成分，只是革命口号的宣传，但在革命的年代，我们还是需要用革命的口号来鼓舞士气的；但作为文明戏，就必须有艺术成分。要让大家看下去才行!”
周恩来建议胡宗南修改，胡宗南也由此从心里感激周主任。
在1925年的“省港大停工”期间，为声援停工，血花剧社义演数场，筹得捐款3000元，全部捐献给总工会，聊充杯水，以表达军校学生反帝的决心。
林彪的表演欲望和戏剧情结就是在黄埔军校时期萌发的。可是剧社里高手如云，轮不到他上台。他到红色根据地后，在战斗之余，粉墨登场，扮演校长蒋介石，由于他对角色的原型很熟悉，演起来得心应手，尤其演到蒋介石被红军打败时气急败坏的样子，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也让林彪着实过了一把戏瘾。
黄埔军人中，善书法者不少
黄埔的一些学生阅历丰富，理论水平较高。像黄埔一期的贺衷寒，字君山，湖南岳阳人，是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1921年秋，他作为武汉学生代表，赴苏联考察，并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因与代表团团长张国焘吵了一架，回国后，即被开除团籍。他在武昌教中学，好舞文弄墨，办了个“人民通讯社”，针砭时事。不久，就被北洋军阀查封。后来，南下广东，报考黄埔军校，金榜题名，是个“探花”。黄埔一期毕业后，他留校任政治部上尉秘书。由于讨厌张国焘的恶霸作风，后来投靠蒋介石，成为反共急先锋。
黄埔一期的胡宗南，在投考军校前是小学教员，古文功底就不错，应该算是小知识分子。
黄埔二期的王大文原是新加坡养正学校的学生，上学期间便与同盟会设在新加坡的机关同德书报社有联系，接触并潜心研究孙中山的著作；毕业后回国到南京的暨南学校学习。在此期间与国民党领袖张继、张秋白、胡汉民、廖仲恺等人相识，并团结和动员华侨学生支持、参加革命。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孙中山总统府后，王大文在《国民日报》上发表两封写给孙中山的信函，同情和慰问孙中山，得到孙中山亲笔签名的复信，并得到国民党总部颁发的委任状。1923年，王大文到上海环龙路国民党总部，通过廖仲恺的介绍见到孙中山，并请汪精卫到暨南学校进行演讲。从此王大文就成为华侨学生领袖，被国民党总部任命为国民党上海第七分部部长。在廖仲恺的安排下，他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
黄埔军人中，善书法者不少，其中最著名的书法家有陕西人关麟征与张灵甫。关麟征人称儒将，在黄埔系名将中以“毕生穷力杀倭寇，一代名将姓字香”著称。他的书法独具特点，豪迈、狂放，自成一家。他的老乡张灵甫，早年曾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跟于右仁学习过书法。进入黄埔四期后，军书傍午，作擘窠大书，还经常给袍泽书写中堂、对联，南京的部队中多挂他的墨宝，有黄埔书法家之称。罗列，黄埔四期生，早年在福建连城县中读书，后入广东省立高等师范就读，黄埔军校成立后，投笔从戎。毕业后从排长干到军长，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迁台后调升“陆军总司令”，陆军二级上将。罗列也有一笔好字，书学赵孟，后自成一家。此外，黄埔一期生袁朴，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中将军长，抵台后晋升军团司令，“陆军副总司令”、“陆军二级上将”。他的字遒劲有力，可圈可点。黄埔五期毕业的浙江诸暨人刘钊铭，官至国民党第五十七军副军长兼二一五师师长，1949年12月在四川邛崃起义；解放后为诸暨政协副主席。他的字秀丽中带着舒展，亦见书发.愣.功底。胡宗南也是一笔好字，当年受到蒋介石的青睐，也与他的书法有关。
黄埔军校的学生毕业后，有相当一部分人被分配到黄埔军校教导团任下级士官。该团和第二期学生总队、第三期入伍生组成黄埔军校校军。黄埔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被当时的军阀称作是“学生军”。学生军无疑就是一支有文化的军队。第一次东征时，所向披靡，陈炯明的部队只要听说是“学生军来了”，就立即狼狈而逃。可见，素质高的军人对敌人有很大的震慑作用。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时，以黄埔生充任中央军各部各级军官，指挥作战，最终战胜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各派军阀，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指挥官的素质较高。◆王晓华 张庆军
黄埔军校是中国现代军事的摇篮，为民国时期的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杰出的军事人才与高级将领。《黄埔军校的将帅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版)生动记述了黄埔军校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所刻下的深深烙印。黄埔军人自有黄埔气质，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出身黄埔的将领，较高的文化素养奠定了他们行军作战的风格和成熟的战术素养。本文选摘自该书。
他们军容整齐，挺胸端坐，双手都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
黄埔军人自有黄埔气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这样一个故事。
1958年的夏季，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在“八一”建军节前夕，在南京军事学院大礼堂举行招待演出，招待南京军区所属部队团以上干部，观看话剧《东进序曲》。这部戏描写抗日战争时期，江南新四军挺进纵队占领江北郭村为桥头堡，以便接应主力渡江挺进苏北抗日。在汪精卫、韩德勤等势力的挑唆下，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李长江、李明扬部队进攻新四军挺进纵队，我新四军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与二李进行团结、斗争，打败了他们的进攻，迫使二李回到谈判桌上。最后双方化干戈为玉帛，捐弃前嫌，共同抗日。
南京是著名的三大火炉，溽暑如蒸。当时剧场内没有空调设备，只有几个吊扇在运转，下面稍许凉快一点的座位上坐的几乎全是军区首长。其余的观众挥汗如雨，有的脱光脊梁，有的跷着二郎腿，还有的干脆蹲在座椅上，把裤腿挽得高高的，每个人手里不是蒲扇就是折扇，摇得“哗哗”直响。
在观众席的一个角落里，静静地坐着几十名军官，没有一个人卷胳膊捋袖子。他们军容整齐，就连风纪扣都扣得好好的，挺胸端坐，双手都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直到散场始终如此。
原来，他们大多是在解放战争中起义投诚和被俘虏的黄埔出身的国民党中高级军官，被精挑细筛后留在南京军事学院任教员。他们之中，在国民党军队里军阶最高的要数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中将郭汝瑰，其余以少将级别最多，如第一一九军副军长赵秀昆等人。
据曾经在南京军事学院任过教员的原华北傅作义部队的田昭林研究员说：“当时军事学院集中了旧中国各派系军队的精英分子，这些人中素质最好的要数黄埔军人，无论是战术理论、战术素养都要高出其他军事教员一筹；在文学水准、道德修养等方面也与众不同，一看就是受过正规化的训练，尤其注意军容仪表、言谈举止。”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中国有句俗话叫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意思是说旧时有正经营生的人、老实巴交的人是不去当兵的。吃粮当兵、给钱打仗的理念，使当兵成为一种职业。于是一些好逸恶劳的二流子就去扛枪，兵痞、兵油子就此而产生。
毛泽东有句名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黄埔军校在招生时，招生对象的门槛很严格，除了要求青年人有理想、有抱负之外，文化程度要求中学毕业(当时没有高中，中学学制为4年)，考试科目有作文、历史、地理、数学等。据宋希濂回忆，题目为：《论中国贫弱的原因和挽救之道》，这样的文章决非不关心国家大事、浑浑噩噩的青年所能答出的。
像湖南长沙的明德学校是全国有名的学校，黄兴从日本留学归来，曾在该校任教员，该校就有一批学生投考黄埔军校。黄埔四期的文强就毕业于该校，后又考入徐特立为校长的长沙艺群美术专门学校，很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浅说》等革命书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到广州时，与著名的共产党员夏曦同船，深受教益；后报考黄埔军校。
与黄埔军校同时期的西北军招兵就是鲜明的对比。西北军招兵在文化上没有特别的要求，但以农村青年，尤其是偏僻的、与世隔绝的农村青年为最好；甚至认为在民国进入十三、十四年之后，头上犹能留着前清猪尾巴样小辫子的青年是首选对象，因为这些人是“绿色环保”型的，无污染的，是不会产生兵痞的，反之对那些识字的、有阅历的、能说会道的人是敬而远之的。如果用西北军的招兵理念和黄埔军校的招生理念相比，在战场上，老实愚昧的兵固然听命令，但遇到有文化的军队，不论武器，单从素质上论，孰优孰劣应该是没有悬念的。
黄埔军人的文化修养较高，好读书，喜欢接受新观点、新知识，不少人都阅读过《新青年》及马克思主义著作，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他们的起点和视野就高于同时代的军人。黄埔前几期的学生所接触的大人物、教官在当时国内都是一流的，如孙中山、蒋介石、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邵力子、孙科、邵元冲、周恩来、张申府、萧楚女、张太雷、恽代英等都曾给他们讲课或演讲。
学生们聆听高水平的讲座外，自发成立政治学习小组，由周恩来担任主任，对所学的知识进行讨论分析，融会贯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此出现左派、右派、国民党、共产党之争，这种情形在其他军校是没有的。
血花剧社是黄埔军校政治部组织的一个业余文艺团体，自编自演具有革命性的文艺
黄埔学生还成立了“血花剧社”。血花剧社是黄埔军校政治部组织的一个业余文艺团体，自编自演具有革命性的文艺，特别把文明戏这种新颖的艺术形式搬上舞台，全校师生都爱观看这种由自己熟悉的同窗好友表演的节目。成立剧社的目的是活跃军校的文娱生活，对学生和士兵用文艺的形式，进行宣传，现身说法。
之所以取名“血花”，出自该剧社在演出时悬挂的红布对联：“革命之血，主义之花”。每逢革命纪念日，或举行文娱晚会，血花剧社在校本部大礼堂或大操场上都有精彩演出。共产党员和左派学生在其中占多数，李之龙、陈赓、贺衷寒、曾扩情等都是积极分子。
周恩来早年在南开大学时，就喜爱话剧，常扮演女性角色，还兼导演。因此，周主任成为该剧社的灵魂，他常常给胡宗南分析角色，教他表演，给他说戏。
胡宗南对李之龙总是当男一号非常嫉妒；他也妒忌那个曾扩情，也是个走红人物，常在戏剧中演主角，还专门扮演革命的女性，与当时走红的女明星紫罗兰跳着天真的革命舞蹈，让胡宗南眼馋不已。他也想演主角，扮英雄人物，无奈自身受形象限制，在分配角色时，总是演反派，不是演个北洋军官，就是土豪劣绅什么，加上悟性差，有时排演几遍还是入不了戏，不是忘了台词就是忘记动作。有一次，他演一个北洋军官，一出场，只有一句话，被他紧张得全忘了，站在台上不知如何是好；李之龙急中生智，急忙给了他一“枪”，于是他“啊——”一声，倒下了，成为同学们的笑料。
胡宗南心灵上颇受刺激。于是他放弃了做演员的梦想，另辟蹊径，去学编剧，想通过塑造剧中人物形象，来表现与反映自己的理想与追求。他写了一个本子又一个本子，但能被选中排演的没 一个。
于是，胡宗南虚心地与周恩来讨论剧本，让其帮助挖掘主题，构思剧情，升华人物。
胡宗南有一个反映革命青年与北洋军阀进行斗争的剧本，里面有段台词是这样的：
革命青年：不!不!我本意不要反对你，可是我如何可以不反对你?你是革命的对象!
反动军官：你反对我吧，没有人会反对我的。
革命青年：不!不!我不是这种意思……
反动军官：好了!好了!你去做你的事吧。
革命青年：总有一天我会推翻你的!
胡宗南恭恭敬敬地把剧本送给周恩来提意见，周恩来照顾他的自尊心，没有直接说他的剧本不行，而是对他一手行书大加赞赏，最后对剧本的评价：“这并没有太多的艺术成分，只是革命口号的宣传，但在革命的年代，我们还是需要用革命的口号来鼓舞士气的；但作为文明戏，就必须有艺术成分。要让大家看下去才行!”
周恩来建议胡宗南修改，胡宗南也由此从心里感激周主任。
在1925年的“省港大停工”期间，为声援停工，血花剧社义演数场，筹得捐款3000元，全部捐献给总工会，聊充杯水，以表达军校学生反帝的决心。
林彪的表演欲望和戏剧情结就是在黄埔军校时期萌发的。可是剧社里高手如云，轮不到他上台。他到红色根据地后，在战斗之余，粉墨登场，扮演校长蒋介石，由于他对角色的原型很熟悉，演起来得心应手，尤其演到蒋介石被红军打败时气急败坏的样子，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也让林彪着实过了一把戏瘾。
黄埔军人中，善书法者不少
黄埔的一些学生阅历丰富，理论水平较高。像黄埔一期的贺衷寒，字君山，湖南岳阳人，是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1921年秋，他作为武汉学生代表，赴苏联考察，并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因与代表团团长张国焘吵了一架，回国后，即被开除团籍。他在武昌教中学，好舞文弄墨，办了个“人民通讯社”，针砭时事。不久，就被北洋军阀查封。后来，南下广东，报考黄埔军校，金榜题名，是个“探花”。黄埔一期毕业后，他留校任政治部上尉秘书。由于讨厌张国焘的恶霸作风，后来投靠蒋介石，成为反共急先锋。
黄埔一期的胡宗南，在投考军校前是小学教员，古文功底就不错，应该算是小知识分子。
黄埔二期的王大文原是新加坡养正学校的学生，上学期间便与同盟会设在新加坡的机关同德书报社有联系，接触并潜心研究孙中山的著作；毕业后回国到南京的暨南学校学习。在此期间与国民党领袖张继、张秋白、胡汉民、廖仲恺等人相识，并团结和动员华侨学生支持、参加革命。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孙中山总统府后，王大文在《国民日报》上发表两封写给孙中山的信函，同情和慰问孙中山，得到孙中山亲笔签名的复信，并得到国民党总部颁发的委任状。1923年，王大文到上海环龙路国民党总部，通过廖仲恺的介绍见到孙中山，并请汪精卫到暨南学校进行演讲。从此王大文就成为华侨学生领袖，被国民党总部任命为国民党上海第七分部部长。在廖仲恺的安排下，他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
黄埔军人中，善书法者不少，其中最著名的书法家有陕西人关麟征与张灵甫。关麟征人称儒将，在黄埔系名将中以“毕生穷力杀倭寇，一代名将姓字香”著称。他的书法独具特点，豪迈、狂放，自成一家。他的老乡张灵甫，早年曾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跟于右仁学习过书法。进入黄埔四期后，军书傍午，作擘窠大书，还经常给袍泽书写中堂、对联，南京的部队中多挂他的墨宝，有黄埔书法家之称。罗列，黄埔四期生，早年在福建连城县中读书，后入广东省立高等师范就读，黄埔军校成立后，投笔从戎。毕业后从排长干到军长，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迁台后调升“陆军总司令”，陆军二级上将。罗列也有一笔好字，书学赵孟，后自成一家。此外，黄埔一期生袁朴，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中将军长，抵台后晋升军团司令，“陆军副总司令”、“陆军二级上将”。他的字遒劲有力，可圈可点。黄埔五期毕业的浙江诸暨人刘钊铭，官至国民党第五十七军副军长兼二一五师师长，1949年12月在四川邛崃起义；解放后为诸暨政协副主席。他的字秀丽中带着舒展，亦见书发.愣.功底。胡宗南也是一笔好字，当年受到蒋介石的青睐，也与他的书法有关。
黄埔军校的学生毕业后，有相当一部分人被分配到黄埔军校教导团任下级士官。该团和第二期学生总队、第三期入伍生组成黄埔军校校军。黄埔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被当时的军阀称作是“学生军”。学生军无疑就是一支有文化的军队。第一次东征时，所向披靡，陈炯明的部队只要听说是“学生军来了”，就立即狼狈而逃。可见，素质高的军人对敌人有很大的震慑作用。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时，以黄埔生充任中央军各部各级军官，指挥作战，最终战胜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各派军阀，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指挥官的素质较高。
黄埔军校是中国现代军事的摇篮，为民国时期的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杰出的军事人才与高级将领。《黄埔军校的将帅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版)生动记述了黄埔军校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所刻下的深深烙印。黄埔军人自有黄埔气质，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出身黄埔的将领，较高的文化素养奠定了他们行军作战的风格和成熟的战术素养。本文选摘自该书。
他们军容整齐，挺胸端坐，双手都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
黄埔军人自有黄埔气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这样一个故事。
1958年的夏季，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在“八一”建军节前夕，在南京军事学院大礼堂举行招待演出，招待南京军区所属部队团以上干部，观看话剧《东进序曲》。这部戏描写抗日战争时期，江南新四军挺进纵队占领江北郭村为桥头堡，以便接应主力渡江挺进苏北抗日。在汪精卫、韩德勤等势力的挑唆下，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李长江、李明扬部队进攻新四军挺进纵队，我新四军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与二李进行团结、斗争，打败了他们的进攻，迫使二李回到谈判桌上。最后双方化干戈为玉帛，捐弃前嫌，共同抗日。
南京是著名的三大火炉，溽暑如蒸。当时剧场内没有空调设备，只有几个吊扇在运转，下面稍许凉快一点的座位上坐的几乎全是军区首长。其余的观众挥汗如雨，有的脱光脊梁，有的跷着二郎腿，还有的干脆蹲在座椅上，把裤腿挽得高高的，每个人手里不是蒲扇就是折扇，摇得“哗哗”直响。
在观众席的一个角落里，静静地坐着几十名军官，没有一个人卷胳膊捋袖子。他们军容整齐，就连风纪扣都扣得好好的，挺胸端坐，双手都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直到散场始终如此。
原来，他们大多是在解放战争中起义投诚和被俘虏的黄埔出身的国民党中高级军官，被精挑细筛后留在南京军事学院任教员。他们之中，在国民党军队里军阶最高的要数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中将郭汝瑰，其余以少将级别最多，如第一一九军副军长赵秀昆等人。
据曾经在南京军事学院任过教员的原华北傅作义部队的田昭林研究员说：“当时军事学院集中了旧中国各派系军队的精英分子，这些人中素质最好的要数黄埔军人，无论是战术理论、战术素养都要高出其他军事教员一筹；在文学水准、道德修养等方面也与众不同，一看就是受过正规化的训练，尤其注意军容仪表、言谈举止。”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中国有句俗话叫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意思是说旧时有正经营生的人、老实巴交的人是不去当兵的。吃粮当兵、给钱打仗的理念，使当兵成为一种职业。于是一些好逸恶劳的二流子就去扛枪，兵痞、兵油子就此而产生。
毛泽东有句名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黄埔军校在招生时，招生对象的门槛很严格，除了要求青年人有理想、有抱负之外，文化程度要求中学毕业(当时没有高中，中学学制为4年)，考试科目有作文、历史、地理、数学等。据宋希濂回忆，题目为：《论中国贫弱的原因和挽救之道》，这样的文章决非不关心国家大事、浑浑噩噩的青年所能答出的。
像湖南长沙的明德学校是全国有名的学校，黄兴从日本留学归来，曾在该校任教员，该校就有一批学生投考黄埔军校。黄埔四期的文强就毕业于该校，后又考入徐特立为校长的长沙艺群美术专门学校，很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浅说》等革命书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到广州时，与著名的共产党员夏曦同船，深受教益；后报考黄埔军校。
与黄埔军校同时期的西北军招兵就是鲜明的对比。西北军招兵在文化上没有特别的要求，但以农村青年，尤其是偏僻的、与世隔绝的农村青年为最好；甚至认为在民国进入十三、十四年之后，头上犹能留着前清猪尾巴样小辫子的青年是首选对象，因为这些人是“绿色环保”型的，无污染的，是不会产生兵痞的，反之对那些识字的、有阅历的、能说会道的人是敬而远之的。如果用西北军的招兵理念和黄埔军校的招生理念相比，在战场上，老实愚昧的兵固然听命令，但遇到有文化的军队，不论武器，单从素质上论，孰优孰劣应该是没有悬念的。
黄埔军人的文化修养较高，好读书，喜欢接受新观点、新知识，不少人都阅读过《新青年》及马克思主义著作，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他们的起点和视野就高于同时代的军人。黄埔前几期的学生所接触的大人物、教官在当时国内都是一流的，如孙中山、蒋介石、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邵力子、孙科、邵元冲、周恩来、张申府、萧楚女、张太雷、恽代英等都曾给他们讲课或演讲。
学生们聆听高水平的讲座外，自发成立政治学习小组，由周恩来担任主任，对所学的知识进行讨论分析，融会贯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此出现左派、右派、国民党、共产党之争，这种情形在其他军校是没有的。
血花剧社是黄埔军校政治部组织的一个业余文艺团体，自编自演具有革命性的文艺
黄埔学生还成立了“血花剧社”。血花剧社是黄埔军校政治部组织的一个业余文艺团体，自编自演具有革命性的文艺，特别把文明戏这种新颖的艺术形式搬上舞台，全校师生都爱观看这种由自己熟悉的同窗好友表演的节目。成立剧社的目的是活跃军校的文娱生活，对学生和士兵用文艺的形式，进行宣传，现身说法。
之所以取名“血花”，出自该剧社在演出时悬挂的红布对联：“革命之血，主义之花”。每逢革命纪念日，或举行文娱晚会，血花剧社在校本部大礼堂或大操场上都有精彩演出。共产党员和左派学生在其中占多数，李之龙、陈赓、贺衷寒、曾扩情等都是积极分子。
周恩来早年在南开大学时，就喜爱话剧，常扮演女性角色，还兼导演。因此，周主任成为该剧社的灵魂，他常常给胡宗南分析角色，教他表演，给他说戏。
胡宗南对李之龙总是当男一号非常嫉妒；他也妒忌那个曾扩情，也是个走红人物，常在戏剧中演主角，还专门扮演革命的女性，与当时走红的女明星紫罗兰跳着天真的革命舞蹈，让胡宗南眼馋不已。他也想演主角，扮英雄人物，无奈自身受形象限制，在分配角色时，总是演反派，不是演个北洋军官，就是土豪劣绅什么，加上悟性差，有时排演几遍还是入不了戏，不是忘了台词就是忘记动作。有一次，他演一个北洋军官，一出场，只有一句话，被他紧张得全忘了，站在台上不知如何是好；李之龙急中生智，急忙给了他一“枪”，于是他“啊——”一声，倒下了，成为同学们的笑料。
胡宗南心灵上颇受刺激。于是他放弃了做演员的梦想，另辟蹊径，去学编剧，想通过塑造剧中人物形象，来表现与反映自己的理想与追求。他写了一个本子又一个本子，但能被选中排演的没 一个。
于是，胡宗南虚心地与周恩来讨论剧本，让其帮助挖掘主题，构思剧情，升华人物。
胡宗南有一个反映革命青年与北洋军阀进行斗争的剧本，里面有段台词是这样的：
革命青年：不!不!我本意不要反对你，可是我如何可以不反对你?你是革命的对象!
反动军官：你反对我吧，没有人会反对我的。
革命青年：不!不!我不是这种意思……
反动军官：好了!好了!你去做你的事吧。
革命青年：总有一天我会推翻你的!
胡宗南恭恭敬敬地把剧本送给周恩来提意见，周恩来照顾他的自尊心，没有直接说他的剧本不行，而是对他一手行书大加赞赏，最后对剧本的评价：“这并没有太多的艺术成分，只是革命口号的宣传，但在革命的年代，我们还是需要用革命的口号来鼓舞士气的；但作为文明戏，就必须有艺术成分。要让大家看下去才行!”
周恩来建议胡宗南修改，胡宗南也由此从心里感激周主任。
在1925年的“省港大停工”期间，为声援停工，血花剧社义演数场，筹得捐款3000元，全部捐献给总工会，聊充杯水，以表达军校学生反帝的决心。
林彪的表演欲望和戏剧情结就是在黄埔军校时期萌发的。可是剧社里高手如云，轮不到他上台。他到红色根据地后，在战斗之余，粉墨登场，扮演校长蒋介石，由于他对角色的原型很熟悉，演起来得心应手，尤其演到蒋介石被红军打败时气急败坏的样子，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也让林彪着实过了一把戏瘾。
黄埔军人中，善书法者不少
黄埔的一些学生阅历丰富，理论水平较高。像黄埔一期的贺衷寒，字君山，湖南岳阳人，是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1921年秋，他作为武汉学生代表，赴苏联考察，并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因与代表团团长张国焘吵了一架，回国后，即被开除团籍。他在武昌教中学，好舞文弄墨，办了个“人民通讯社”，针砭时事。不久，就被北洋军阀查封。后来，南下广东，报考黄埔军校，金榜题名，是个“探花”。黄埔一期毕业后，他留校任政治部上尉秘书。由于讨厌张国焘的恶霸作风，后来投靠蒋介石，成为反共急先锋。
黄埔一期的胡宗南，在投考军校前是小学教员，古文功底就不错，应该算是小知识分子。
黄埔二期的王大文原是新加坡养正学校的学生，上学期间便与同盟会设在新加坡的机关同德书报社有联系，接触并潜心研究孙中山的著作；毕业后回国到南京的暨南学校学习。在此期间与国民党领袖张继、张秋白、胡汉民、廖仲恺等人相识，并团结和动员华侨学生支持、参加革命。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孙中山总统府后，王大文在《国民日报》上发表两封写给孙中山的信函，同情和慰问孙中山，得到孙中山亲笔签名的复信，并得到国民党总部颁发的委任状。1923年，王大文到上海环龙路国民党总部，通过廖仲恺的介绍见到孙中山，并请汪精卫到暨南学校进行演讲。从此王大文就成为华侨学生领袖，被国民党总部任命为国民党上海第七分部部长。在廖仲恺的安排下，他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
黄埔军人中，善书法者不少，其中最著名的书法家有陕西人关麟征与张灵甫。关麟征人称儒将，在黄埔系名将中以“毕生穷力杀倭寇，一代名将姓字香”著称。他的书法独具特点，豪迈、狂放，自成一家。他的老乡张灵甫，早年曾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跟于右仁学习过书法。进入黄埔四期后，军书傍午，作擘窠大书，还经常给袍泽书写中堂、对联，南京的部队中多挂他的墨宝，有黄埔书法家之称。罗列，黄埔四期生，早年在福建连城县中读书，后入广东省立高等师范就读，黄埔军校成立后，投笔从戎。毕业后从排长干到军长，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迁台后调升“陆军总司令”，陆军二级上将。罗列也有一笔好字，书学赵孟，后自成一家。此外，黄埔一期生袁朴，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中将军长，抵台后晋升军团司令，“陆军副总司令”、“陆军二级上将”。他的字遒劲有力，可圈可点。黄埔五期毕业的浙江诸暨人刘钊铭，官至国民党第五十七军副军长兼二一五师师长，1949年12月在四川邛崃起义；解放后为诸暨政协副主席。他的字秀丽中带着舒展，亦见书发.愣.功底。胡宗南也是一笔好字，当年受到蒋介石的青睐，也与他的书法有关。
黄埔军校的学生毕业后，有相当一部分人被分配到黄埔军校教导团任下级士官。该团和第二期学生总队、第三期入伍生组成黄埔军校校军。黄埔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被当时的军阀称作是“学生军”。学生军无疑就是一支有文化的军队。第一次东征时，所向披靡，陈炯明的部队只要听说是“学生军来了”，就立即狼狈而逃。可见，素质高的军人对敌人有很大的震慑作用。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时，以黄埔生充任中央军各部各级军官，指挥作战，最终战胜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各派军阀，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指挥官的素质较高。◆王晓华 张庆军
黄埔军校是中国现代军事的摇篮，为民国时期的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杰出的军事人才与高级将领。《黄埔军校的将帅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版)生动记述了黄埔军校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所刻下的深深烙印。黄埔军人自有黄埔气质，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出身黄埔的将领，较高的文化素养奠定了他们行军作战的风格和成熟的战术素养。本文选摘自该书。
他们军容整齐，挺胸端坐，双手都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
黄埔军人自有黄埔气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这样一个故事。
1958年的夏季，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在“八一”建军节前夕，在南京军事学院大礼堂举行招待演出，招待南京军区所属部队团以上干部，观看话剧《东进序曲》。这部戏描写抗日战争时期，江南新四军挺进纵队占领江北郭村为桥头堡，以便接应主力渡江挺进苏北抗日。在汪精卫、韩德勤等势力的挑唆下，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李长江、李明扬部队进攻新四军挺进纵队，我新四军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与二李进行团结、斗争，打败了他们的进攻，迫使二李回到谈判桌上。最后双方化干戈为玉帛，捐弃前嫌，共同抗日。
南京是著名的三大火炉，溽暑如蒸。当时剧场内没有空调设备，只有几个吊扇在运转，下面稍许凉快一点的座位上坐的几乎全是军区首长。其余的观众挥汗如雨，有的脱光脊梁，有的跷着二郎腿，还有的干脆蹲在座椅上，把裤腿挽得高高的，每个人手里不是蒲扇就是折扇，摇得“哗哗”直响。
在观众席的一个角落里，静静地坐着几十名军官，没有一个人卷胳膊捋袖子。他们军容整齐，就连风纪扣都扣得好好的，挺胸端坐，双手都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直到散场始终如此。
原来，他们大多是在解放战争中起义投诚和被俘虏的黄埔出身的国民党中高级军官，被精挑细筛后留在南京军事学院任教员。他们之中，在国民党军队里军阶最高的要数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中将郭汝瑰，其余以少将级别最多，如第一一九军副军长赵秀昆等人。
据曾经在南京军事学院任过教员的原华北傅作义部队的田昭林研究员说：“当时军事学院集中了旧中国各派系军队的精英分子，这些人中素质最好的要数黄埔军人，无论是战术理论、战术素养都要高出其他军事教员一筹；在文学水准、道德修养等方面也与众不同，一看就是受过正规化的训练，尤其注意军容仪表、言谈举止。”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中国有句俗话叫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意思是说旧时有正经营生的人、老实巴交的人是不去当兵的。吃粮当兵、给钱打仗的理念，使当兵成为一种职业。于是一些好逸恶劳的二流子就去扛枪，兵痞、兵油子就此而产生。
毛泽东有句名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黄埔军校在招生时，招生对象的门槛很严格，除了要求青年人有理想、有抱负之外，文化程度要求中学毕业(当时没有高中，中学学制为4年)，考试科目有作文、历史、地理、数学等。据宋希濂回忆，题目为：《论中国贫弱的原因和挽救之道》，这样的文章决非不关心国家大事、浑浑噩噩的青年所能答出的。
像湖南长沙的明德学校是全国有名的学校，黄兴从日本留学归来，曾在该校任教员，该校就有一批学生投考黄埔军校。黄埔四期的文强就毕业于该校，后又考入徐特立为校长的长沙艺群美术专门学校，很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浅说》等革命书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到广州时，与著名的共产党员夏曦同船，深受教益；后报考黄埔军校。
与黄埔军校同时期的西北军招兵就是鲜明的对比。西北军招兵在文化上没有特别的要求，但以农村青年，尤其是偏僻的、与世隔绝的农村青年为最好；甚至认为在民国进入十三、十四年之后，头上犹能留着前清猪尾巴样小辫子的青年是首选对象，因为这些人是“绿色环保”型的，无污染的，是不会产生兵痞的，反之对那些识字的、有阅历的、能说会道的人是敬而远之的。如果用西北军的招兵理念和黄埔军校的招生理念相比，在战场上，老实愚昧的兵固然听命令，但遇到有文化的军队，不论武器，单从素质上论，孰优孰劣应该是没有悬念的。
黄埔军人的文化修养较高，好读书，喜欢接受新观点、新知识，不少人都阅读过《新青年》及马克思主义著作，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他们的起点和视野就高于同时代的军人。黄埔前几期的学生所接触的大人物、教官在当时国内都是一流的，如孙中山、蒋介石、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邵力子、孙科、邵元冲、周恩来、张申府、萧楚女、张太雷、恽代英等都曾给他们讲课或演讲。
学生们聆听高水平的讲座外，自发成立政治学习小组，由周恩来担任主任，对所学的知识进行讨论分析，融会贯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由此出现左派、右派、国民党、共产党之争，这种情形在其他军校是没有的。
血花剧社是黄埔军校政治部组织的一个业余文艺团体，自编自演具有革命性的文艺
黄埔学生还成立了“血花剧社”。血花剧社是黄埔军校政治部组织的一个业余文艺团体，自编自演具有革命性的文艺，特别把文明戏这种新颖的艺术形式搬上舞台，全校师生都爱观看这种由自己熟悉的同窗好友表演的节目。成立剧社的目的是活跃军校的文娱生活，对学生和士兵用文艺的形式，进行宣传，现身说法。
之所以取名“血花”，出自该剧社在演出时悬挂的红布对联：“革命之血，主义之花”。每逢革命纪念日，或举行文娱晚会，血花剧社在校本部大礼堂或大操场上都有精彩演出。共产党员和左派学生在其中占多数，李之龙、陈赓、贺衷寒、曾扩情等都是积极分子。
周恩来早年在南开大学时，就喜爱话剧，常扮演女性角色，还兼导演。因此，周主任成为该剧社的灵魂，他常常给胡宗南分析角色，教他表演，给他说戏。
胡宗南对李之龙总是当男一号非常嫉妒；他也妒忌那个曾扩情，也是个走红人物，常在戏剧中演主角，还专门扮演革命的女性，与当时走红的女明星紫罗兰跳着天真的革命舞蹈，让胡宗南眼馋不已。他也想演主角，扮英雄人物，无奈自身受形象限制，在分配角色时，总是演反派，不是演个北洋军官，就是土豪劣绅什么，加上悟性差，有时排演几遍还是入不了戏，不是忘了台词就是忘记动作。有一次，他演一个北洋军官，一出场，只有一句话，被他紧张得全忘了，站在台上不知如何是好；李之龙急中生智，急忙给了他一“枪”，于是他“啊——”一声，倒下了，成为同学们的笑料。
胡宗南心灵上颇受刺激。于是他放弃了做演员的梦想，另辟蹊径，去学编剧，想通过塑造剧中人物形象，来表现与反映自己的理想与追求。他写了一个本子又一个本子，但能被选中排演的没 一个。
于是，胡宗南虚心地与周恩来讨论剧本，让其帮助挖掘主题，构思剧情，升华人物。
胡宗南有一个反映革命青年与北洋军阀进行斗争的剧本，里面有段台词是这样的：
革命青年：不!不!我本意不要反对你，可是我如何可以不反对你?你是革命的对象!
反动军官：你反对我吧，没有人会反对我的。
革命青年：不!不!我不是这种意思……
反动军官：好了!好了!你去做你的事吧。
革命青年：总有一天我会推翻你的!
胡宗南恭恭敬敬地把剧本送给周恩来提意见，周恩来照顾他的自尊心，没有直接说他的剧本不行，而是对他一手行书大加赞赏，最后对剧本的评价：“这并没有太多的艺术成分，只是革命口号的宣传，但在革命的年代，我们还是需要用革命的口号来鼓舞士气的；但作为文明戏，就必须有艺术成分。要让大家看下去才行!”
周恩来建议胡宗南修改，胡宗南也由此从心里感激周主任。
在1925年的“省港大停工”期间，为声援停工，血花剧社义演数场，筹得捐款3000元，全部捐献给总工会，聊充杯水，以表达军校学生反帝的决心。
林彪的表演欲望和戏剧情结就是在黄埔军校时期萌发的。可是剧社里高手如云，轮不到他上台。他到红色根据地后，在战斗之余，粉墨登场，扮演校长蒋介石，由于他对角色的原型很熟悉，演起来得心应手，尤其演到蒋介石被红军打败时气急败坏的样子，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也让林彪着实过了一把戏瘾。
黄埔军人中，善书法者不少
黄埔的一些学生阅历丰富，理论水平较高。像黄埔一期的贺衷寒，字君山，湖南岳阳人，是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1921年秋，他作为武汉学生代表，赴苏联考察，并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因与代表团团长张国焘吵了一架，回国后，即被开除团籍。他在武昌教中学，好舞文弄墨，办了个“人民通讯社”，针砭时事。不久，就被北洋军阀查封。后来，南下广东，报考黄埔军校，金榜题名，是个“探花”。黄埔一期毕业后，他留校任政治部上尉秘书。由于讨厌张国焘的恶霸作风，后来投靠蒋介石，成为反共急先锋。
黄埔一期的胡宗南，在投考军校前是小学教员，古文功底就不错，应该算是小知识分子。
黄埔二期的王大文原是新加坡养正学校的学生，上学期间便与同盟会设在新加坡的机关同德书报社有联系，接触并潜心研究孙中山的著作；毕业后回国到南京的暨南学校学习。在此期间与国民党领袖张继、张秋白、胡汉民、廖仲恺等人相识，并团结和动员华侨学生支持、参加革命。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孙中山总统府后，王大文在《国民日报》上发表两封写给孙中山的信函，同情和慰问孙中山，得到孙中山亲笔签名的复信，并得到国民党总部颁发的委任状。1923年，王大文到上海环龙路国民党总部，通过廖仲恺的介绍见到孙中山，并请汪精卫到暨南学校进行演讲。从此王大文就成为华侨学生领袖，被国民党总部任命为国民党上海第七分部部长。在廖仲恺的安排下，他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
黄埔军人中，善书法者不少，其中最著名的书法家有陕西人关麟征与张灵甫。关麟征人称儒将，在黄埔系名将中以“毕生穷力杀倭寇，一代名将姓字香”著称。他的书法独具特点，豪迈、狂放，自成一家。他的老乡张灵甫，早年曾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跟于右仁学习过书法。进入黄埔四期后，军书傍午，作擘窠大书，还经常给袍泽书写中堂、对联，南京的部队中多挂他的墨宝，有黄埔书法家之称。罗列，黄埔四期生，早年在福建连城县中读书，后入广东省立高等师范就读，黄埔军校成立后，投笔从戎。毕业后从排长干到军长，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迁台后调升“陆军总司令”，陆军二级上将。罗列也有一笔好字，书学赵孟，后自成一家。此外，黄埔一期生袁朴，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中将军长，抵台后晋升军团司令，“陆军副总司令”、“陆军二级上将”。他的字遒劲有力，可圈可点。黄埔五期毕业的浙江诸暨人刘钊铭，官至国民党第五十七军副军长兼二一五师师长，1949年12月在四川邛崃起义；解放后为诸暨政协副主席。他的字秀丽中带着舒展，亦见书发.愣.功底。胡宗南也是一笔好字，当年受到蒋介石的青睐，也与他的书法有关。
黄埔军校的学生毕业后，有相当一部分人被分配到黄埔军校教导团任下级士官。该团和第二期学生总队、第三期入伍生组成黄埔军校校军。黄埔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被当时的军阀称作是“学生军”。学生军无疑就是一支有文化的军队。第一次东征时，所向披靡，陈炯明的部队只要听说是“学生军来了”，就立即狼狈而逃。可见，素质高的军人对敌人有很大的震慑作用。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时，以黄埔生充任中央军各部各级军官，指挥作战，最终战胜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各派军阀，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指挥官的素质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