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警惕正襟危坐地戏说历史——谈媒体和学者的社会责任 ...

当国防大学教授、法学博士马骏大校坐在北京电视台青少年频道《悦读会》的演播室内面对主持人和镜头侃侃而谈“北洋水师的沉没原因”是由于被日本人发现在军舰甲板上晾着水兵的衣服，体现出水师官兵素质低下、保养不善之类的故事的时候，笔者颇感震惊。在这档主要面向广大青少年观众的节目中：马教授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将发生在1891年7月3日的、曾经被国内太多的媒体、学者屡屡引用的那一幕又郑重地复述了一遍，将这两则故事列为为北洋水师暴露给日本人的两大破绽的重要依据，将北洋水师官兵“没有自觉执行条令的意识、纪律松弛、作风散漫，战斗力不强”的弱点又拿来批判了一番，并且借用了恩格斯“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勇敢者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的名言，言外之意就是北洋水师上到提督、下到水兵缺乏勇气，不能将手中先进武器的性能发挥出来，如此云云，不一而足。
    对于马骏教授的大名，笔者并不陌生，马教授作为近年来上镜率极高的博学学者，走进过不少访谈节目的演播室，这次突然听闻研究二次世界大战的马教授要评讲甲午战争了，引起了笔者无比的好奇。笔者本以为马教授能够对甲午战争能有多少独到高深的见解，但是令笔者感到遗憾的是，在这次访谈节目里，马教授所讲的故事原来大都取自网络上的流传，只要动动鼠标，无论是晒衣服还是炮口灰，这类说法都能轻易找到，并不属于独创。在网络盛行的今天，很多人的知识都取自网上的摘抄，看来马教授也不能“免俗”。但是接下来我们不禁要问：马先生在将这些观点引作自己的观点，谆谆教诲荧屏前的莘莘学子时，有没有自问过，他所转引的内容是不是具有历史依据呢？面对观众，在开口前必要三思自己的论点是否确有所据，是基础的学术休养，更不用说面对传播范围如此之广的媒体，马先生身为国防大学教授教授、军事史专家、法学博士，自然不会不具备这个起码的知识。可是当看到马先生的演讲时，却令我们感到不安——
    作为一个甲午战争史的爱好者，笔者深知对待记载应该本着慎之又慎的态度，在引用这些记载之前，首先应该费些心思去考证一下这些记载的可信度。况且，在如今对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线索和资料浮出水面的大环境下，许多先前无法解释的问题和争论尘埃落定、水落石出，考证这些记载的可信度并非不可能之事。笔者综合甲午战争史研究界的诸位前辈的考据成果：发现马教授提到的军舰甲板晾晒水兵衣服的现象其实并不是“没有自觉执行条令的意识、纪律松弛、作风散漫”表现，而是在十九世纪各国海军（包括日本海军）军舰上通行的惯例——由于当时军舰上并没有专门的衣物烘干设施，而潮湿衣物泛出的水汽会腐蚀舰上机器乃至影响到舰上官兵的健康，为此，舰上主事军官会在某个休息的日子命令全舰统一洗衣晾晒，并将洗完的衣物晾晒在军舰的甲板、栏杆或者从桅杆处拉起的绳索上，而在此时，整艘军舰凡是能挂晒的地方往往都被舰上官兵的衣裤、被单、床单等占据，此类场景也被屡屡定格在摄影师的胶片之上（当北洋海军近海防御铁甲舰“平远”号被俘编入日本海军序列后，日本摄影师拍下了一张非常著名的照片，在军舰桅杆拉出的四根绳索上密密麻麻的挂满了全舰官兵的衣物），虽然不甚雅观，但是这是在当时条件限制下的无奈之举。作为师承欧洲的北洋海军，军舰甲板上晾有衣物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对于据称是东乡平八郎亲历的“炮口黑渍积灰”故事，故事内容在东乡平八郎本人留下的文字资料中并无只言片语的记载，最早见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一本日本杂志上的第三人转述，用以攻击当时的中国海军，后被学者田汉传回国内，并进一步的添油加醋、以讹传讹，东乡登上观察的中国军舰也从“平远”变成“济远”，又进一步变成了“定远”，最后演绎成了一则无稽崖下的山海经故事；而伊东佑亨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身份提法疑点更大，因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这个职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正式被定为常设官职，而在十九世纪末的和平年代，并没有这一职位的存在。因此，在中日尚未开战的1891年，伊东佑亨就成了“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显然是不可能的。
    从马教授的意图上来看，他所引用的两则故事都是为了证明一个道理：“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勇敢者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道理本身之正确性毋庸置疑，马教授意图用例证来证明这个道理的正确性也毋庸置疑，但问题就出在马教授引用的例证上，也许马教授并没有注意到引用例证的可信度问题，显然并没有对故事的可信度进行细致的考证和推敲，出于何种原因没有作此可信度考证笔者无从得知，但是无论如何，在没有得到过硬的实证支持的情况下即见诸影响面大、受众面广的公共媒体或者报端，就很值得商榷了。如果说没有经过可信度检验的故事能以说正史的口吻叙述出来的话——那么这岂不成了正襟危坐的戏说历史了吗？这也正是历史学者通过媒体讲述历史的时候最需要警惕、要避免发生的事情。
    这就牵涉出了笔者要阐述的主题：“学者和媒体的责任心的问题”。北京电视台青少年频道作为主要面向青少年的媒体，访谈节目里显现的观点对于历史观和判断力还不够成熟的青少年受众群体往往能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青少年们往往是带着强烈的求知欲望、以学生的角色来聆听、来汲取、来丰富自己的内涵。这就对媒体和学者们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对受众群体负责任的要求——这是学者和媒体应该担负起的社会责任，可是这种社会责任往往被学者和媒体们所忽视。访谈节目是传播面极广的公众媒体，并有很强的互动性，学者们在访谈过程中产生的一言一语都会对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翻看马先生的自我介绍，马先生似以二次世界大战为专擅，上荧幕前，从未看到过他有关于中国近代海军和甲午战争这方面的研究。因此，难免在显示器前，受到网络上一些哗众取宠言论的蛊惑。可是，在自身没有对相关历史缺乏研究的时候就将这些言论轻率的以定论的形式传播给观众，给受众群体尤其是广大青少年受众群体造成先入为主的既成事实的行为，显然不是对观众负责任的做法。
    北洋海军广大官兵在战斗中表现出了可歌可泣的爱国壮举，他们平日在朝廷掐断了弹药零件补给后像爱护暖房中的花朵一般维护一颗颗有着十几年“年龄”的开花弹、战时又在陈旧的战舰上——以极大的勇气和意志在熊熊烈火中一边灭火一边奋勇还击，即便在刘公岛保卫战那种“弹将尽、援已绝”的绝境，他们也坚持到了最后时刻，不管战争结果如何，他们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了，但是当邓世昌居然被马教授剥下面皮（见马骏《剥下丁汝昌、邓世昌虚伪的脸皮》），媒体、教授有没有扪心自问，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批评北洋海军的那些吸引眼球的话语，真的有史料依据吗？怎么这么自信就向下一代进行灌输？我们到底是要培育爱国精神的接班人，还是要蒙骗出一批爱国精神的毁灭者？
文章引自：http://blog.sina.com.cn/yumajianbimawen

当国防大学教授、法学博士马骏大校坐在北京电视台青少年频道《悦读会》的演播室内面对主持人和镜头侃侃而谈“北洋水师的沉没原因”是由于被日本人发现在军舰甲板上晾着水兵的衣服，体现出水师官兵素质低下、保养不善之类的故事的时候，笔者颇感震惊。在这档主要面向广大青少年观众的节目中：马教授用非常肯定的语气将发生在1891年7月3日的、曾经被国内太多的媒体、学者屡屡引用的那一幕又郑重地复述了一遍，将这两则故事列为为北洋水师暴露给日本人的两大破绽的重要依据，将北洋水师官兵“没有自觉执行条令的意识、纪律松弛、作风散漫，战斗力不强”的弱点又拿来批判了一番，并且借用了恩格斯“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勇敢者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的名言，言外之意就是北洋水师上到提督、下到水兵缺乏勇气，不能将手中先进武器的性能发挥出来，如此云云，不一而足。
    对于马骏教授的大名，笔者并不陌生，马教授作为近年来上镜率极高的博学学者，走进过不少访谈节目的演播室，这次突然听闻研究二次世界大战的马教授要评讲甲午战争了，引起了笔者无比的好奇。笔者本以为马教授能够对甲午战争能有多少独到高深的见解，但是令笔者感到遗憾的是，在这次访谈节目里，马教授所讲的故事原来大都取自网络上的流传，只要动动鼠标，无论是晒衣服还是炮口灰，这类说法都能轻易找到，并不属于独创。在网络盛行的今天，很多人的知识都取自网上的摘抄，看来马教授也不能“免俗”。但是接下来我们不禁要问：马先生在将这些观点引作自己的观点，谆谆教诲荧屏前的莘莘学子时，有没有自问过，他所转引的内容是不是具有历史依据呢？面对观众，在开口前必要三思自己的论点是否确有所据，是基础的学术休养，更不用说面对传播范围如此之广的媒体，马先生身为国防大学教授教授、军事史专家、法学博士，自然不会不具备这个起码的知识。可是当看到马先生的演讲时，却令我们感到不安——
    作为一个甲午战争史的爱好者，笔者深知对待记载应该本着慎之又慎的态度，在引用这些记载之前，首先应该费些心思去考证一下这些记载的可信度。况且，在如今对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线索和资料浮出水面的大环境下，许多先前无法解释的问题和争论尘埃落定、水落石出，考证这些记载的可信度并非不可能之事。笔者综合甲午战争史研究界的诸位前辈的考据成果：发现马教授提到的军舰甲板晾晒水兵衣服的现象其实并不是“没有自觉执行条令的意识、纪律松弛、作风散漫”表现，而是在十九世纪各国海军（包括日本海军）军舰上通行的惯例——由于当时军舰上并没有专门的衣物烘干设施，而潮湿衣物泛出的水汽会腐蚀舰上机器乃至影响到舰上官兵的健康，为此，舰上主事军官会在某个休息的日子命令全舰统一洗衣晾晒，并将洗完的衣物晾晒在军舰的甲板、栏杆或者从桅杆处拉起的绳索上，而在此时，整艘军舰凡是能挂晒的地方往往都被舰上官兵的衣裤、被单、床单等占据，此类场景也被屡屡定格在摄影师的胶片之上（当北洋海军近海防御铁甲舰“平远”号被俘编入日本海军序列后，日本摄影师拍下了一张非常著名的照片，在军舰桅杆拉出的四根绳索上密密麻麻的挂满了全舰官兵的衣物），虽然不甚雅观，但是这是在当时条件限制下的无奈之举。作为师承欧洲的北洋海军，军舰甲板上晾有衣物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对于据称是东乡平八郎亲历的“炮口黑渍积灰”故事，故事内容在东乡平八郎本人留下的文字资料中并无只言片语的记载，最早见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一本日本杂志上的第三人转述，用以攻击当时的中国海军，后被学者田汉传回国内，并进一步的添油加醋、以讹传讹，东乡登上观察的中国军舰也从“平远”变成“济远”，又进一步变成了“定远”，最后演绎成了一则无稽崖下的山海经故事；而伊东佑亨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身份提法疑点更大，因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这个职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正式被定为常设官职，而在十九世纪末的和平年代，并没有这一职位的存在。因此，在中日尚未开战的1891年，伊东佑亨就成了“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显然是不可能的。
    从马教授的意图上来看，他所引用的两则故事都是为了证明一个道理：“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勇敢者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道理本身之正确性毋庸置疑，马教授意图用例证来证明这个道理的正确性也毋庸置疑，但问题就出在马教授引用的例证上，也许马教授并没有注意到引用例证的可信度问题，显然并没有对故事的可信度进行细致的考证和推敲，出于何种原因没有作此可信度考证笔者无从得知，但是无论如何，在没有得到过硬的实证支持的情况下即见诸影响面大、受众面广的公共媒体或者报端，就很值得商榷了。如果说没有经过可信度检验的故事能以说正史的口吻叙述出来的话——那么这岂不成了正襟危坐的戏说历史了吗？这也正是历史学者通过媒体讲述历史的时候最需要警惕、要避免发生的事情。
    这就牵涉出了笔者要阐述的主题：“学者和媒体的责任心的问题”。北京电视台青少年频道作为主要面向青少年的媒体，访谈节目里显现的观点对于历史观和判断力还不够成熟的青少年受众群体往往能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青少年们往往是带着强烈的求知欲望、以学生的角色来聆听、来汲取、来丰富自己的内涵。这就对媒体和学者们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对受众群体负责任的要求——这是学者和媒体应该担负起的社会责任，可是这种社会责任往往被学者和媒体们所忽视。访谈节目是传播面极广的公众媒体，并有很强的互动性，学者们在访谈过程中产生的一言一语都会对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翻看马先生的自我介绍，马先生似以二次世界大战为专擅，上荧幕前，从未看到过他有关于中国近代海军和甲午战争这方面的研究。因此，难免在显示器前，受到网络上一些哗众取宠言论的蛊惑。可是，在自身没有对相关历史缺乏研究的时候就将这些言论轻率的以定论的形式传播给观众，给受众群体尤其是广大青少年受众群体造成先入为主的既成事实的行为，显然不是对观众负责任的做法。
    北洋海军广大官兵在战斗中表现出了可歌可泣的爱国壮举，他们平日在朝廷掐断了弹药零件补给后像爱护暖房中的花朵一般维护一颗颗有着十几年“年龄”的开花弹、战时又在陈旧的战舰上——以极大的勇气和意志在熊熊烈火中一边灭火一边奋勇还击，即便在刘公岛保卫战那种“弹将尽、援已绝”的绝境，他们也坚持到了最后时刻，不管战争结果如何，他们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了，但是当邓世昌居然被马教授剥下面皮（见马骏《剥下丁汝昌、邓世昌虚伪的脸皮》），媒体、教授有没有扪心自问，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批评北洋海军的那些吸引眼球的话语，真的有史料依据吗？怎么这么自信就向下一代进行灌输？我们到底是要培育爱国精神的接班人，还是要蒙骗出一批爱国精神的毁灭者？
文章引自：http://blog.sina.com.cn/yumajianbimaw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