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中国的4大阶级zt

戏说现实中国的四大“阶级”

    伟大领袖毛主席四十多年前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于是，阶级斗争在中国大地轰轰烈烈、如火如荼。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阶级斗争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甚至是时时刻刻讲，分分秒秒讲，把诺大的中国弄的鸡飞狗跳、人心惶惶、国穷民贫。所以，改革开放以后，痛定思痛，“阶级斗争”不但不讲了，而且忘记了。甚至，干脆根本不存在了。
    四十多年后，物是人非。现在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有几个还知道“阶级斗争”这个当年令人心惊胆颤的词语？只有邓小平是很清醒的，他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几年以后，还讲过大意如“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话，并建议写进宪法。
    笔者不习惯拍马屁，但对邓小平却不能不拍：说的太英明了！
    可不，时到新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阶级”和“阶级斗争”不仅仍然存在，而且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向。——也许，用“阶级”、“阶级斗争”两个词语说事，很不妥，会令人反感和伤心。但专事语言词汇创造的学者和网络精英们比较懒惰，至今尚没有创造出合适笔者表达的同义词汇。所以笔者只好仍然借用行将就木的“阶级”、“阶级斗争”来传情达意。
    好在现实的“阶级”、“阶级斗争”已经不象过去那么你死我活、冰炭难容。而且，由于时代的发展和进步，“阶级”组成的成分在根本变化，“阶级”的角色极其容易转换，“阶级斗争”的方式方法也在不断更改和创新。
    ——以前，有什么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则是修正主义剥削阶级。以前，“阶级”的角色很难转换，工人及其同盟者贫下中农，属于无产阶级，其诞生的子女当然就地继承父辈（！）的所属阶级；其他的阶级，也是一旦划定就不可能更改，其诞生的子女也当然就地继承父辈（！）的所属阶级。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那可不是好玩的，那可是你死我活、屠刀见血的要命玩意儿。对其他阶级，无产阶级专政一是从肉体上消灭掉——杀，不留活口；二是从精神上消灭掉——斗，生不如死！所以，就是贵为国家主席，一旦确定为修正主义剥削阶级，也毫不客气地弄死；所以，1949年后的30年间，政治运动（即斗人=整人运动）一波凶过一波，从不间断。其他阶级的子女，已经生长在无产阶级专政红旗之下，即使天生没有当无产阶级的命，按理和其他阶级也挨不上边；然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混帐儿混蛋”，也得受批挨整，务必斩草除根；只不过他们比自己的老子们好一点：“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属于“可以改造好”的人；但要“改造好”，又何其难也，非得精神肉体大折磨，九死一生不可。于是乎，人人都喊着“我把党来比母亲”，唱着“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无论是真情流露还是口是心非，只要喊的唱的响就行；喊的唱的响，就可以免受精神之痛、皮肉之苦。
    于是乎，喊到最后，把人性道德都喊没有了，人们只能出于自身利益而选择到底谁亲。唱到最后，把国民经济唱垮架了，因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这种泾渭分明的“阶级”划分和手段简单的“阶级斗争”，对统治一个社会是很得力和很有效的，但也太霸蛮、强硬，压的人们喘不过气来。
    大凡人们都可以忍辱负重，但一件物什到了把人们压的实在喘不过气来时，人们就会“发宝气”，把那物什扔掉。所以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人们把“阶级”、“阶级斗争”扔掉了。
    无产阶级专政也被扔掉了。连无产阶级本身也被扔掉了——如今，谁还好意思面带得色地拍着胸脯道：本大爷是无产阶级？！现如今，无产阶级即是无权、无钱、无势、无知的无能之辈，是穷鬼下三滥、流氓无产者，如果还面带得色，那就是整个一个无耻的无赖。
人们为扔掉一个沉重的桎梏而欢欣鼓舞。
    但阶级这东西，却并不象脱帽子那么容易，想不戴就可以不戴的。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阶级有了新的组合和新的交锋形式罢了。
    现在，“阶级”组成的成分不象以前那么简单明了。好歹划分一下，分为：权力阶级、金钱阶级、知识阶级、说不清楚是什么阶级的阶级。
    大致就是这么四大阶级，在当代中国上演着一台美奂美仑的绝妙好戏。
    权力阶级。组成这个阶级的人员，以前叫“人民勤务员”、“公仆”；但似乎有点名不副实。因为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算不得“勤”字；私欲横流、腐败成风、惟我独尊，也算不得“公”字；养尊处优、仗势欺人、专横冷漠，比主子还要主子，与“仆”之一字更是相去甚远。但总得有个名称。拍脑袋一想：这些人员是国家掏钱养着，理当属于国家的；不管干什么事情、干得怎么样，名义上总是为国家干事；既然为国家干事，则无论好赖照例都是“公务”。所以，现在这个阶级的人员，自己给自己取了一个实事求是的名称，叫做“国家公务员”。
    整个中国的权力，现在都掌握在“国家公务员”的手上，所以称其为权力阶级。权力阶级，是中国的领导阶级。
    金钱阶级。金钱阶级在现时中国的形成，自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其中，有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家，有发达的个体户，有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单位的“老板”，有外资、合资企业的买办，也有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大量动产、不动产资源的各类人士。总之，是社会上的金钱、财富的占有者。当称之为金钱阶级。
    有钱，是个好事。在中国的有钱人，地位仅次于“国家公务员”。这类人士，无论金钱的来源是否合法，但一有钱地位就自然飚升；因为有钱，就能够卖通“国家公务员”，将“国家公务员”的权力分一点到自己的荷包里，即所谓的“权钱勾结”。于是乎，金钱阶级自己也就飘飘然，狐假虎威起来。所以，就象当年的贫下中农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一样，金钱阶级是权力阶级的可靠同盟军。
    知识阶级。知识阶级是一个不尴不尬的阶级，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只是现在，拥有知识分子头衔并不是象过去那样不光彩，而是人人都以自己是知识分子为荣，而且段位越高越好。有权的，如果自己没有硕士、博士头衔，就利用权力让别人送；有了硕士、博士头衔还不满足，还要捞院士。有钱的，就用金钱去买学士、硕士、博士头衔，尽管连“儒”字的含义都弄不清楚，却敢大言不惭地号称自己是的“儒商”。
    因此，知识阶级就很难定义。
    但也不很难。因为大凡一个人有权、有钱以后，心中其实并不把所谓知识当回事了，之所以要多“知识”一下，另有目的。所以，一脚把有权、有钱者从知识阶级中踢开，那么知识阶级的定义就很容易了：真正拥有各项领域的专业知识并从事各项领域的专业知识工作的、正在为有权和有钱人卖命并幻想自己也能成为有权和有钱人的、却永远也成不了有权和有钱人的人士们。
    知识阶级之所以是一个不尴不尬的阶级，是因为他们的地位决定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象过去的知识分子，不能上升为无产阶级及其同盟军，却比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好歹要强一些。但因为如此，知识阶级就比较危险和“毒辣”：因为幻想着上升，就会对上拼命地巴结、迎合；但又上升不了，于是就会利用自己的知识，拼命地煽阴风点鬼火，制造点麻烦，正所谓“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是也。
    有人说：那些骂当官的骂得最凶的是因为自己永远也当不了官的人，那些仇富仇得最厉害的也是因为自己永远也富不了的人。目前，对有权和有钱人过不去而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人是谁？得，知识阶级！
    除了上述这三个阶级外，剩下的统属于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人数最多，但也最无能、最无奈。甚至无奈到连给他们取一个阶级的名称都没法办到。曾经想叫他们为“人民阶级”，因为人多啊；但上述三个阶级有意见。无论怎样，那三个阶级也是人民！何况，国家的宪法在序言中就明确规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事实上，这个人数最多的阶级只能是象被主人套上辕子的驴，挨鞭子听喝，无怨无悔地劳动外，还得被蒙上眼罩。开明一点的的主人，会在驴身上绑上一根长过驴头三尺的竹竿，再在竹竿离驴头两尺五寸左右的地方，挂上一束绿绿的叫做“民主、法制”之类名称的可口菜叶，能看见，却永远吃不着。除了主人为保持驴们体力以便更好干活而有所保留地喂食。所以，这个阶级既不能做主，也没有任何实际的权力，如果把他们叫做“人民阶级”，就是明目张胆地违反宪法。笔者胆子再大，也不敢公然违宪。
    权力几乎没有。金钱呢？很少；按理说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但正如鼓词中讲的“破衣烂衫造高楼，绫罗绸缎住高楼”，他们创造的财富却被人用各种方法巧取豪夺去了，自己的收益甚微，简直不成比例。知识，照例很少。——时到二十一世纪，当然不能说他们全都没有知识或者是文盲，只是他们没有知识阶级那样专业，为了生存终日营营役役，也没有时间和条件补充和利用知识，甚至没有金钱来学习知识。
    不过，权力阶级、金钱阶级、知识阶级是从这个阶级中诞生的，这个阶级当属于一个“父母阶级”。鲁迅说：“人一阔，脸就变”，千真万确。权力阶级、金钱阶级从这个母体中分离出来后，就开始奴役、欺凌和压逼自己的父母，要把他们变成“驴马阶级”。只有知识阶级，在对权力阶级、金钱阶级大拍马屁的同时，因为自己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奴役、欺凌和压逼，所以对这个阶级还有一定的同情心，在不影响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对这个阶级的苦难及其遭遇进行声援、帮助。
    如果统治或领导阶级对知识阶级的奴役、欺凌、压逼太甚，知识阶级还会带头闹事；虽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如果和“驴马阶级”联起手来可就力量无穷。三年不成，造他二十八年反，铁打的江山也要改朝换代。
    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是深知这知识阶级的臭德行的，因为自己当年也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之辈。所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老人家首先就敲他们几棒子，要他们“夹着尾巴做人”，免得这些家伙坏事儿。
    前面说了，由于时代的发展和进步，“阶级”组成的成分在根本变化，“阶级”的角色极其容易转换。转换的途径也多了起来。
    笔者所说的转换“极其容易” 、“途径多”是相对的。
    比如，要从其他阶级转换到权力阶级，目前的合法途径是“国家公务员考试”，除要达到笔试、口试、面试的合格条件外，还要受到学历、年龄、身体甚至长相、身高的诸多限制。还是很难。但也不是没有其他路数，比如媒体公开过的例子：有人情关系，社会闲散人员可以制造假档案进入公安局当上科长；有钱，可以买通当权者从小打字员一跃成为法院的副院长；就是没有人情也没有钱，只要是女人，只要有一张漂亮的脸蛋，裤子一脱把某书记某长侍侯好了，马上也就能成为局长、部长。
    再比如，要成为金钱阶级，靠老老实实地面朝黄土背朝天或勤勤恳恳地朝九晚五，自然很不容易，更不快捷；但也不是没有办法：偷盗、抢劫、卖淫、贩毒、走私……凡是违法犯罪的勾当都容易来钱，都是路子，只要你有胆量。事实上，现时的许多富翁，就是“乱搞乱发财”的英雄虎胆之流。一旦钱到手，自己不仅成为金钱阶级还可以上升为权利阶级。就象辽宁沈阳的刘涌，胆子大点子多，搜罗一批亡命徒白手起家，没几年就是一方巨富，而且还当上了市人大代表；就象湖南衡阳的李文革，也是短短几年就成为威镇湘南的阔佬，照例当上了省人大代表——别看这人大代表平时没什么大用处，却每年有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也能猪鼻子插葱——举举手，过一把装象的权力瘾。而诸如赖昌星这样的大行家、大手笔就更牛逼了，让诸如李部长、杨关长这类真正的权力阶级为他鸣锣开道，充当马前走卒，而李部长、杨关长这类真正的权力阶级也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何况，目前快捷容易地成为金钱阶级的真正合法途径，还有购买股票、彩票等等，只要你运气好就行。
   “阶级”的角色极其容易转换，还表现在上一阶级向下一阶级的转换。
    首先是权力阶级、金钱阶级挖空心思地向知识阶级转换。前面也说了，有权的，如果自己没有硕士、博士头衔，就利用权力让别人送；有了硕士、博士头衔还不满足，还要捞院士——媒体报道，在国家工程院院士评选时，该院长的手头就积攒着百十张来自权力阶级要求送院士头衔的条子。有钱的，就用金钱去买学士、硕士、博士头衔，再不济也要去某某大学买一个“客座教授”。
    而且，在权力阶级、金钱阶级中不仅流行“之乎者也”，更时尚的是“傻哟拉落”、“鼓得败”、“打死位大娘”……之类的洋词码，好与国际接轨。
    当今时代，的确是一个“掌握知识、尊重知识”的时代！
    那么权力阶级、金钱阶级是真正要“掌握知识、尊重知识”么？非也非也。否则就不会用权去要、用钱去买头衔了。学士、硕士、博士、院士头衔，在他们眼里只不过象大清帝国的明黄马褂、花翎顶戴，仅仅用来“荣身”而已。
    在他们心中的“知识”其实仅仅只有权力和金钱。在国家“科教兴国”的大环境下，一旦捞到代表知识的头衔，也就等于自己有“知识”是“人才”，也就可以捞到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金钱。
    其次，是权力阶级、金钱阶级挖空心思地向——说不清楚是什么阶级的阶级——转换。那些因为本身的丑行、恶行不幸被暴光而受到法律惩处的权力阶级、金钱阶级们，是被动地转换，且不说它。笔者感兴趣的是主动者。一般情况下，这些主动者还不是在中国就地转换，而是跑到外国去。这种转换分三部曲：首先将钱捞足，再将钱转移到国外，同时将老婆、情人、子女也转移国外，最后自己在中国消失。
    跑到外国后一时是成不了当地国民的，自然也就成不了当地的权力阶级；钱是有钱，但公开的金钱阶级也成不了，因为怕树大招风。只好在国外做“说不清楚是什么阶级的阶级”。
    而赖昌星者，赖在外国要做“说不清楚是什么阶级的阶级”也费尽周章，还打官司呢。
    当然，要在国外做“说不清楚是什么阶级的阶级”是出于无奈；好多树大根深的权力阶级、金钱阶级们，就不屑于这么做。
    “阶级”说完了，说说“阶级”斗争。
    其实，这“阶级”斗争是用不着说的，只要稍微接触一下媒体——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媒体还是很有选择很有节制和很有倾向性的，就可以知道斗争的激烈。上海拆迁户和周正毅的斗争，北京天安门前发生农民引火自焚的斗争，陕西农民冷血怒屠村官等十四人的斗争，广州孙志刚惨死“收容遣送”的斗争……不胜枚举。
    其实，“阶级”斗争从来就不是从下而上开始的。而是从上至下引发、扩展到从下而上，最后又以从上而下的方式暂时结束。
    所以，现实中国的“阶级”斗争的症结还在于领导阶级，即权力阶级。因为，只有对权力阶级的规范和约束，才能缓解矛盾、才能调和“阶级”与“阶级斗争”。权力阶级的位置摆端正了，其他所谓阶级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在网络上，有人进行过分析。说纵观我国经济发展可分三个阶段：上世纪的八十至九十年代，我国开始摸索市场经济，一批民营企业家便开始摸着石头过河；政府的审批权、行政权很大，市场经济存在着许多漏洞；与权力部门关系的亲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生意的好坏，于是产生官商勾结的局面。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初，是市场经济确立，民营资本蓬勃发展的年代；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许多人通过钻制度的空子大发横财；针对官员的弱点，金银开道，腐败现象非常严重，国有资产迅速流失，贫富差距日益拉大。而从现在到今后的十五年间，则应该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阶段。
    人们乐观地估计：为了营造公平、公正、有序的竞争环境，政府的审批权，垄断权将会受到限制，执政的透明度将要提高。舆论的公开，民众维权意识的提高，对贫富悬殊产生的憎恨会将加强人民对政府、富翁们的监督力度。资本家在完成原始积累后，欺诈、贿赂等行为将会减少。加入WTO，与国际接轨，客观上也将要求我们必须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由此可见，对于反腐工作力度的加强，政治体制改革，政府职能的转变，不仅仅是中央的决心，也是适应时代发展、完善市场经济的必须。
    所以，人们呼吁：捞金的官员们，你们是时侯收手了！
    笔者是同意这种观点的。
    但马上就有人回应：你叫别人收手就能收手吗？傻瓜！
    纵然事异时移，权力阶级的官商勾结也不会自己淡出时代的舞台。
    是的，新一届政府成立之后，加强了反腐力度，刘方仁，程维高，田凤山等一批省部级大员纷纷落马。人们拍手称快，可局面并不轻松。想看看目前人们针对权力阶级的“现形图”吗？有网上的顺口溜为凭：
   “村级不算啥，头戴遮阳帽，双手腰上叉。
    只知刮地皮，不会种庄稼！
    白天催粮催款催酒肉，晚上大红灯笼高高挂。

    乡级真不差，骑着摩托车，到处瞎溜达。
    手拿大哥大，土匪又恶霸！
    吃喝嫖赌坑蒙骗，样样在行是专家。

    县级很发达，坐着桑塔纳，警灯哇啦啦。
    见人破口骂，吃饭要王八！
    受贿百万叫‘廉正’，抱着妓女搞开发。

    市级最到家，贪污算小节，受贿更不怕。
    只要后台欣赏咱，金钱美女一把抓！
    有钱有权有靠山，再多检举也白搭。

    省级牛极啦，出门坐宝马，情妇一大把。
    游山玩水是视察，欧元美钞是爹妈！
    贪污受贿几亿怕个啥？最多躲到美国加拿大。”
    人们对“不算啥”却拥有权力的村级，都是如此描绘；可抓可杀，要抓要杀！但如果较真，实在是抓不胜抓，杀不胜杀。可见中央的决心再大，也当发积重难返、力不从心之叹！中央和中纪委就是千手万眼如来佛，也难以对权力阶级的进行有效的规范和约束。
    是啊，从江泽民的“三讲”、“三个代表”到胡锦涛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其雷霆钧钧、化雨绵绵，手腕也钢铁，用心也良苦，但实际效果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其实，这些教导在我们中国自古有之。几千年前，“为德善政”、“政在养民”、“天下为公”、“君为轻”等至理名言就成为统治者的座右铭。可把它们当回事的人又有多少？！
    近日，媒体报道“中国（长沙）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进反腐倡廉高层论坛”即全国首次反腐倡廉高层论坛在湖南国际影视会展中心盛装开幕和谢幕。据报道此次高层论坛筹划了10个月之久，共向中央各部委领导、地市以上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的负责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负责人、知名专家学者征集反腐倡廉论文1300多篇，评出获奖论文180篇。领导和专家们就“用发展的办法防治和克服腐败”、“创新体制机制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抓廉洁从业建设为发展经济服务”、“社会转型时期腐败泛滥的原因”等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探讨。笔者不敢妄言这高层论坛的威势和效果，笔者只笑看在不远的将来有多少在这高层论坛里下笔万言、侃侃而谈的高官因贪污受贿而进了监狱。
                         ……  ……
    那么，就没有办法啦？也并非如此。
    最好的办法，就是削减社会阶级层次，搞阶级调和。
    削减社会阶级层次，搞阶级调和历来就是治世的一大法宝。元朝军事力量举世无双，但在中国实行“人分四等”，最后还是让第四等人用菜刀给灭了，政权仅九十余年；清兵入关后血债累累，但后来弄了个“满汉平则天下平”，清朝居然坚持了三百年。前苏联只搞阶级斗争不搞阶级调和，七十余年就灰飞尘散；美国独立的宣言就首当其冲地明确“人人生而平等”，活了两百多年，并且成为世界上最理想的国度——连我们这样的伟大祖国的许多领导人，也纷纷把子女送到该国，成为该国的国民。美利坚合众国，当然会继续长期活下去。
    事实证明，大清帝国的清圣祖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杰佛逊，是玩削减社会阶级层次、搞阶级调和的高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前三十年，阶级等级也很森严。如果不是邓小平及时地改革开放，在搞活经济上来了个人人平等，恐怕早在十几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前苏联一起，完蛋了。
    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是很成功的。而且，中国人也越来越从中受惠。也都感慨市场经济制度越来越规范。但，人们的心气却没有改革开放初期那么好，反而怨气越来越大。
    这是因为，无论胡锦涛、温家宝表现的如何亲民，而整个官场——权力阶级却越来越腐败，离民众越来越远。权力阶级的权和利也越来越膨胀。
    所以，民众也就越来越要求对权力阶级的严格规范和约束，也就越来越要求国事、政事、天下事的“公开、公平、公正”，也就越来越要求真正的“生而平等”的权利。
    总之一句话：迫切要求政治体制改革。
    不可否认，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也正在进行着。经济体制改革本身也触及和推动着政治体制改革。比如政府的执政透明度在大大提高；政府尽力转变形象和职能；政府在努力为经济和民众服务；人及其人的价值在政府的眼里开始变的重要；权力阶级们肆无忌惮的进行权钱交易，也总有一些落入法网的倒霉鬼……等等等等。
    但是，慢吞吞、吞吞慢。离民众的要求远之又远。
    很多权力阶级、金钱阶级的人，都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有必要进行，但借口“中国国情不同”、“民众的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人民的政治素质普遍较差”……种种种种理由，推诿和拖延政治体制改革。许多知识阶级出于太监的心态，也附会甚至帮助完善这种“理论”。
    这种“理论”纯粹是放屁。愚弄人，比放屁还臭不可闻。
    笔者不用“高深”的理论驳斥，仅以两则实例破之：一、四十余年前，西藏还是实行符合“区情”的农奴制度，达赖叛国出走，中央政府即开始在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夜之间，西藏就从奴隶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跨度达几千年！那时，谁因为“区情”不同而反对、推诿和拖延在西藏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双重改革？！难道那时西藏农奴的“教育程度”、“政治素质”比现在的全体中国人还好还高？！事实上，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农奴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生活才得以提高，“教育程度”、“政治素质”也才得以提高。二、在2003年广州孙志刚被“收容遣送”致死事件以前，尽管人们对“收容遣送”的恶法深恶痛绝，但权力阶级也用“社会治安”、“城市管理”、“现实必须”、“市民愿望”等等堂皇理由予以坚持和纵容，大有如不“收容遣送”必然天塌地陷之势；但中央政府一纸公文废止了“收容遣送”，天地不仅没塌陷，反而深得民心，天空更为晴朗，大地更为精神。不利的只有一些权力阶级，因为又断了一条搞腐败、赚黑钱的路子。
    所以，那些推诿和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利阶级，其实根本不是在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着想，而仅仅是为了拼命维护个人和一小撮私利集团的既得利益。以公开、公平、公正、平等为原则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旦实施，势必彻底摧毁权钱阶级的腐朽和黑暗的温床，从根本上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带来长久的富足、强盛、安康，但同时却又给权钱阶级带来灭顶之灾。
    何去何从？笔者不知道。这是肉食者谋之的事体。戏说现实中国的四大“阶级”

    伟大领袖毛主席四十多年前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于是，阶级斗争在中国大地轰轰烈烈、如火如荼。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阶级斗争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甚至是时时刻刻讲，分分秒秒讲，把诺大的中国弄的鸡飞狗跳、人心惶惶、国穷民贫。所以，改革开放以后，痛定思痛，“阶级斗争”不但不讲了，而且忘记了。甚至，干脆根本不存在了。
    四十多年后，物是人非。现在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有几个还知道“阶级斗争”这个当年令人心惊胆颤的词语？只有邓小平是很清醒的，他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几年以后，还讲过大意如“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话，并建议写进宪法。
    笔者不习惯拍马屁，但对邓小平却不能不拍：说的太英明了！
    可不，时到新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阶级”和“阶级斗争”不仅仍然存在，而且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向。——也许，用“阶级”、“阶级斗争”两个词语说事，很不妥，会令人反感和伤心。但专事语言词汇创造的学者和网络精英们比较懒惰，至今尚没有创造出合适笔者表达的同义词汇。所以笔者只好仍然借用行将就木的“阶级”、“阶级斗争”来传情达意。
    好在现实的“阶级”、“阶级斗争”已经不象过去那么你死我活、冰炭难容。而且，由于时代的发展和进步，“阶级”组成的成分在根本变化，“阶级”的角色极其容易转换，“阶级斗争”的方式方法也在不断更改和创新。
    ——以前，有什么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则是修正主义剥削阶级。以前，“阶级”的角色很难转换，工人及其同盟者贫下中农，属于无产阶级，其诞生的子女当然就地继承父辈（！）的所属阶级；其他的阶级，也是一旦划定就不可能更改，其诞生的子女也当然就地继承父辈（！）的所属阶级。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那可不是好玩的，那可是你死我活、屠刀见血的要命玩意儿。对其他阶级，无产阶级专政一是从肉体上消灭掉——杀，不留活口；二是从精神上消灭掉——斗，生不如死！所以，就是贵为国家主席，一旦确定为修正主义剥削阶级，也毫不客气地弄死；所以，1949年后的30年间，政治运动（即斗人=整人运动）一波凶过一波，从不间断。其他阶级的子女，已经生长在无产阶级专政红旗之下，即使天生没有当无产阶级的命，按理和其他阶级也挨不上边；然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混帐儿混蛋”，也得受批挨整，务必斩草除根；只不过他们比自己的老子们好一点：“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属于“可以改造好”的人；但要“改造好”，又何其难也，非得精神肉体大折磨，九死一生不可。于是乎，人人都喊着“我把党来比母亲”，唱着“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无论是真情流露还是口是心非，只要喊的唱的响就行；喊的唱的响，就可以免受精神之痛、皮肉之苦。
    于是乎，喊到最后，把人性道德都喊没有了，人们只能出于自身利益而选择到底谁亲。唱到最后，把国民经济唱垮架了，因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这种泾渭分明的“阶级”划分和手段简单的“阶级斗争”，对统治一个社会是很得力和很有效的，但也太霸蛮、强硬，压的人们喘不过气来。
    大凡人们都可以忍辱负重，但一件物什到了把人们压的实在喘不过气来时，人们就会“发宝气”，把那物什扔掉。所以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人们把“阶级”、“阶级斗争”扔掉了。
    无产阶级专政也被扔掉了。连无产阶级本身也被扔掉了——如今，谁还好意思面带得色地拍着胸脯道：本大爷是无产阶级？！现如今，无产阶级即是无权、无钱、无势、无知的无能之辈，是穷鬼下三滥、流氓无产者，如果还面带得色，那就是整个一个无耻的无赖。
人们为扔掉一个沉重的桎梏而欢欣鼓舞。
    但阶级这东西，却并不象脱帽子那么容易，想不戴就可以不戴的。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阶级有了新的组合和新的交锋形式罢了。
    现在，“阶级”组成的成分不象以前那么简单明了。好歹划分一下，分为：权力阶级、金钱阶级、知识阶级、说不清楚是什么阶级的阶级。
    大致就是这么四大阶级，在当代中国上演着一台美奂美仑的绝妙好戏。
    权力阶级。组成这个阶级的人员，以前叫“人民勤务员”、“公仆”；但似乎有点名不副实。因为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算不得“勤”字；私欲横流、腐败成风、惟我独尊，也算不得“公”字；养尊处优、仗势欺人、专横冷漠，比主子还要主子，与“仆”之一字更是相去甚远。但总得有个名称。拍脑袋一想：这些人员是国家掏钱养着，理当属于国家的；不管干什么事情、干得怎么样，名义上总是为国家干事；既然为国家干事，则无论好赖照例都是“公务”。所以，现在这个阶级的人员，自己给自己取了一个实事求是的名称，叫做“国家公务员”。
    整个中国的权力，现在都掌握在“国家公务员”的手上，所以称其为权力阶级。权力阶级，是中国的领导阶级。
    金钱阶级。金钱阶级在现时中国的形成，自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其中，有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家，有发达的个体户，有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单位的“老板”，有外资、合资企业的买办，也有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大量动产、不动产资源的各类人士。总之，是社会上的金钱、财富的占有者。当称之为金钱阶级。
    有钱，是个好事。在中国的有钱人，地位仅次于“国家公务员”。这类人士，无论金钱的来源是否合法，但一有钱地位就自然飚升；因为有钱，就能够卖通“国家公务员”，将“国家公务员”的权力分一点到自己的荷包里，即所谓的“权钱勾结”。于是乎，金钱阶级自己也就飘飘然，狐假虎威起来。所以，就象当年的贫下中农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一样，金钱阶级是权力阶级的可靠同盟军。
    知识阶级。知识阶级是一个不尴不尬的阶级，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只是现在，拥有知识分子头衔并不是象过去那样不光彩，而是人人都以自己是知识分子为荣，而且段位越高越好。有权的，如果自己没有硕士、博士头衔，就利用权力让别人送；有了硕士、博士头衔还不满足，还要捞院士。有钱的，就用金钱去买学士、硕士、博士头衔，尽管连“儒”字的含义都弄不清楚，却敢大言不惭地号称自己是的“儒商”。
    因此，知识阶级就很难定义。
    但也不很难。因为大凡一个人有权、有钱以后，心中其实并不把所谓知识当回事了，之所以要多“知识”一下，另有目的。所以，一脚把有权、有钱者从知识阶级中踢开，那么知识阶级的定义就很容易了：真正拥有各项领域的专业知识并从事各项领域的专业知识工作的、正在为有权和有钱人卖命并幻想自己也能成为有权和有钱人的、却永远也成不了有权和有钱人的人士们。
    知识阶级之所以是一个不尴不尬的阶级，是因为他们的地位决定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象过去的知识分子，不能上升为无产阶级及其同盟军，却比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好歹要强一些。但因为如此，知识阶级就比较危险和“毒辣”：因为幻想着上升，就会对上拼命地巴结、迎合；但又上升不了，于是就会利用自己的知识，拼命地煽阴风点鬼火，制造点麻烦，正所谓“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是也。
    有人说：那些骂当官的骂得最凶的是因为自己永远也当不了官的人，那些仇富仇得最厉害的也是因为自己永远也富不了的人。目前，对有权和有钱人过不去而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人是谁？得，知识阶级！
    除了上述这三个阶级外，剩下的统属于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人数最多，但也最无能、最无奈。甚至无奈到连给他们取一个阶级的名称都没法办到。曾经想叫他们为“人民阶级”，因为人多啊；但上述三个阶级有意见。无论怎样，那三个阶级也是人民！何况，国家的宪法在序言中就明确规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事实上，这个人数最多的阶级只能是象被主人套上辕子的驴，挨鞭子听喝，无怨无悔地劳动外，还得被蒙上眼罩。开明一点的的主人，会在驴身上绑上一根长过驴头三尺的竹竿，再在竹竿离驴头两尺五寸左右的地方，挂上一束绿绿的叫做“民主、法制”之类名称的可口菜叶，能看见，却永远吃不着。除了主人为保持驴们体力以便更好干活而有所保留地喂食。所以，这个阶级既不能做主，也没有任何实际的权力，如果把他们叫做“人民阶级”，就是明目张胆地违反宪法。笔者胆子再大，也不敢公然违宪。
    权力几乎没有。金钱呢？很少；按理说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但正如鼓词中讲的“破衣烂衫造高楼，绫罗绸缎住高楼”，他们创造的财富却被人用各种方法巧取豪夺去了，自己的收益甚微，简直不成比例。知识，照例很少。——时到二十一世纪，当然不能说他们全都没有知识或者是文盲，只是他们没有知识阶级那样专业，为了生存终日营营役役，也没有时间和条件补充和利用知识，甚至没有金钱来学习知识。
    不过，权力阶级、金钱阶级、知识阶级是从这个阶级中诞生的，这个阶级当属于一个“父母阶级”。鲁迅说：“人一阔，脸就变”，千真万确。权力阶级、金钱阶级从这个母体中分离出来后，就开始奴役、欺凌和压逼自己的父母，要把他们变成“驴马阶级”。只有知识阶级，在对权力阶级、金钱阶级大拍马屁的同时，因为自己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奴役、欺凌和压逼，所以对这个阶级还有一定的同情心，在不影响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对这个阶级的苦难及其遭遇进行声援、帮助。
    如果统治或领导阶级对知识阶级的奴役、欺凌、压逼太甚，知识阶级还会带头闹事；虽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如果和“驴马阶级”联起手来可就力量无穷。三年不成，造他二十八年反，铁打的江山也要改朝换代。
    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是深知这知识阶级的臭德行的，因为自己当年也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之辈。所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老人家首先就敲他们几棒子，要他们“夹着尾巴做人”，免得这些家伙坏事儿。
    前面说了，由于时代的发展和进步，“阶级”组成的成分在根本变化，“阶级”的角色极其容易转换。转换的途径也多了起来。
    笔者所说的转换“极其容易” 、“途径多”是相对的。
    比如，要从其他阶级转换到权力阶级，目前的合法途径是“国家公务员考试”，除要达到笔试、口试、面试的合格条件外，还要受到学历、年龄、身体甚至长相、身高的诸多限制。还是很难。但也不是没有其他路数，比如媒体公开过的例子：有人情关系，社会闲散人员可以制造假档案进入公安局当上科长；有钱，可以买通当权者从小打字员一跃成为法院的副院长；就是没有人情也没有钱，只要是女人，只要有一张漂亮的脸蛋，裤子一脱把某书记某长侍侯好了，马上也就能成为局长、部长。
    再比如，要成为金钱阶级，靠老老实实地面朝黄土背朝天或勤勤恳恳地朝九晚五，自然很不容易，更不快捷；但也不是没有办法：偷盗、抢劫、卖淫、贩毒、走私……凡是违法犯罪的勾当都容易来钱，都是路子，只要你有胆量。事实上，现时的许多富翁，就是“乱搞乱发财”的英雄虎胆之流。一旦钱到手，自己不仅成为金钱阶级还可以上升为权利阶级。就象辽宁沈阳的刘涌，胆子大点子多，搜罗一批亡命徒白手起家，没几年就是一方巨富，而且还当上了市人大代表；就象湖南衡阳的李文革，也是短短几年就成为威镇湘南的阔佬，照例当上了省人大代表——别看这人大代表平时没什么大用处，却每年有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也能猪鼻子插葱——举举手，过一把装象的权力瘾。而诸如赖昌星这样的大行家、大手笔就更牛逼了，让诸如李部长、杨关长这类真正的权力阶级为他鸣锣开道，充当马前走卒，而李部长、杨关长这类真正的权力阶级也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何况，目前快捷容易地成为金钱阶级的真正合法途径，还有购买股票、彩票等等，只要你运气好就行。
   “阶级”的角色极其容易转换，还表现在上一阶级向下一阶级的转换。
    首先是权力阶级、金钱阶级挖空心思地向知识阶级转换。前面也说了，有权的，如果自己没有硕士、博士头衔，就利用权力让别人送；有了硕士、博士头衔还不满足，还要捞院士——媒体报道，在国家工程院院士评选时，该院长的手头就积攒着百十张来自权力阶级要求送院士头衔的条子。有钱的，就用金钱去买学士、硕士、博士头衔，再不济也要去某某大学买一个“客座教授”。
    而且，在权力阶级、金钱阶级中不仅流行“之乎者也”，更时尚的是“傻哟拉落”、“鼓得败”、“打死位大娘”……之类的洋词码，好与国际接轨。
    当今时代，的确是一个“掌握知识、尊重知识”的时代！
    那么权力阶级、金钱阶级是真正要“掌握知识、尊重知识”么？非也非也。否则就不会用权去要、用钱去买头衔了。学士、硕士、博士、院士头衔，在他们眼里只不过象大清帝国的明黄马褂、花翎顶戴，仅仅用来“荣身”而已。
    在他们心中的“知识”其实仅仅只有权力和金钱。在国家“科教兴国”的大环境下，一旦捞到代表知识的头衔，也就等于自己有“知识”是“人才”，也就可以捞到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金钱。
    其次，是权力阶级、金钱阶级挖空心思地向——说不清楚是什么阶级的阶级——转换。那些因为本身的丑行、恶行不幸被暴光而受到法律惩处的权力阶级、金钱阶级们，是被动地转换，且不说它。笔者感兴趣的是主动者。一般情况下，这些主动者还不是在中国就地转换，而是跑到外国去。这种转换分三部曲：首先将钱捞足，再将钱转移到国外，同时将老婆、情人、子女也转移国外，最后自己在中国消失。
    跑到外国后一时是成不了当地国民的，自然也就成不了当地的权力阶级；钱是有钱，但公开的金钱阶级也成不了，因为怕树大招风。只好在国外做“说不清楚是什么阶级的阶级”。
    而赖昌星者，赖在外国要做“说不清楚是什么阶级的阶级”也费尽周章，还打官司呢。
    当然，要在国外做“说不清楚是什么阶级的阶级”是出于无奈；好多树大根深的权力阶级、金钱阶级们，就不屑于这么做。
    “阶级”说完了，说说“阶级”斗争。
    其实，这“阶级”斗争是用不着说的，只要稍微接触一下媒体——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媒体还是很有选择很有节制和很有倾向性的，就可以知道斗争的激烈。上海拆迁户和周正毅的斗争，北京天安门前发生农民引火自焚的斗争，陕西农民冷血怒屠村官等十四人的斗争，广州孙志刚惨死“收容遣送”的斗争……不胜枚举。
    其实，“阶级”斗争从来就不是从下而上开始的。而是从上至下引发、扩展到从下而上，最后又以从上而下的方式暂时结束。
    所以，现实中国的“阶级”斗争的症结还在于领导阶级，即权力阶级。因为，只有对权力阶级的规范和约束，才能缓解矛盾、才能调和“阶级”与“阶级斗争”。权力阶级的位置摆端正了，其他所谓阶级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在网络上，有人进行过分析。说纵观我国经济发展可分三个阶段：上世纪的八十至九十年代，我国开始摸索市场经济，一批民营企业家便开始摸着石头过河；政府的审批权、行政权很大，市场经济存在着许多漏洞；与权力部门关系的亲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生意的好坏，于是产生官商勾结的局面。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初，是市场经济确立，民营资本蓬勃发展的年代；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许多人通过钻制度的空子大发横财；针对官员的弱点，金银开道，腐败现象非常严重，国有资产迅速流失，贫富差距日益拉大。而从现在到今后的十五年间，则应该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阶段。
    人们乐观地估计：为了营造公平、公正、有序的竞争环境，政府的审批权，垄断权将会受到限制，执政的透明度将要提高。舆论的公开，民众维权意识的提高，对贫富悬殊产生的憎恨会将加强人民对政府、富翁们的监督力度。资本家在完成原始积累后，欺诈、贿赂等行为将会减少。加入WTO，与国际接轨，客观上也将要求我们必须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由此可见，对于反腐工作力度的加强，政治体制改革，政府职能的转变，不仅仅是中央的决心，也是适应时代发展、完善市场经济的必须。
    所以，人们呼吁：捞金的官员们，你们是时侯收手了！
    笔者是同意这种观点的。
    但马上就有人回应：你叫别人收手就能收手吗？傻瓜！
    纵然事异时移，权力阶级的官商勾结也不会自己淡出时代的舞台。
    是的，新一届政府成立之后，加强了反腐力度，刘方仁，程维高，田凤山等一批省部级大员纷纷落马。人们拍手称快，可局面并不轻松。想看看目前人们针对权力阶级的“现形图”吗？有网上的顺口溜为凭：
   “村级不算啥，头戴遮阳帽，双手腰上叉。
    只知刮地皮，不会种庄稼！
    白天催粮催款催酒肉，晚上大红灯笼高高挂。

    乡级真不差，骑着摩托车，到处瞎溜达。
    手拿大哥大，土匪又恶霸！
    吃喝嫖赌坑蒙骗，样样在行是专家。

    县级很发达，坐着桑塔纳，警灯哇啦啦。
    见人破口骂，吃饭要王八！
    受贿百万叫‘廉正’，抱着妓女搞开发。

    市级最到家，贪污算小节，受贿更不怕。
    只要后台欣赏咱，金钱美女一把抓！
    有钱有权有靠山，再多检举也白搭。

    省级牛极啦，出门坐宝马，情妇一大把。
    游山玩水是视察，欧元美钞是爹妈！
    贪污受贿几亿怕个啥？最多躲到美国加拿大。”
    人们对“不算啥”却拥有权力的村级，都是如此描绘；可抓可杀，要抓要杀！但如果较真，实在是抓不胜抓，杀不胜杀。可见中央的决心再大，也当发积重难返、力不从心之叹！中央和中纪委就是千手万眼如来佛，也难以对权力阶级的进行有效的规范和约束。
    是啊，从江泽民的“三讲”、“三个代表”到胡锦涛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其雷霆钧钧、化雨绵绵，手腕也钢铁，用心也良苦，但实际效果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其实，这些教导在我们中国自古有之。几千年前，“为德善政”、“政在养民”、“天下为公”、“君为轻”等至理名言就成为统治者的座右铭。可把它们当回事的人又有多少？！
    近日，媒体报道“中国（长沙）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进反腐倡廉高层论坛”即全国首次反腐倡廉高层论坛在湖南国际影视会展中心盛装开幕和谢幕。据报道此次高层论坛筹划了10个月之久，共向中央各部委领导、地市以上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的负责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负责人、知名专家学者征集反腐倡廉论文1300多篇，评出获奖论文180篇。领导和专家们就“用发展的办法防治和克服腐败”、“创新体制机制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抓廉洁从业建设为发展经济服务”、“社会转型时期腐败泛滥的原因”等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探讨。笔者不敢妄言这高层论坛的威势和效果，笔者只笑看在不远的将来有多少在这高层论坛里下笔万言、侃侃而谈的高官因贪污受贿而进了监狱。
                         ……  ……
    那么，就没有办法啦？也并非如此。
    最好的办法，就是削减社会阶级层次，搞阶级调和。
    削减社会阶级层次，搞阶级调和历来就是治世的一大法宝。元朝军事力量举世无双，但在中国实行“人分四等”，最后还是让第四等人用菜刀给灭了，政权仅九十余年；清兵入关后血债累累，但后来弄了个“满汉平则天下平”，清朝居然坚持了三百年。前苏联只搞阶级斗争不搞阶级调和，七十余年就灰飞尘散；美国独立的宣言就首当其冲地明确“人人生而平等”，活了两百多年，并且成为世界上最理想的国度——连我们这样的伟大祖国的许多领导人，也纷纷把子女送到该国，成为该国的国民。美利坚合众国，当然会继续长期活下去。
    事实证明，大清帝国的清圣祖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杰佛逊，是玩削减社会阶级层次、搞阶级调和的高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前三十年，阶级等级也很森严。如果不是邓小平及时地改革开放，在搞活经济上来了个人人平等，恐怕早在十几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前苏联一起，完蛋了。
    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是很成功的。而且，中国人也越来越从中受惠。也都感慨市场经济制度越来越规范。但，人们的心气却没有改革开放初期那么好，反而怨气越来越大。
    这是因为，无论胡锦涛、温家宝表现的如何亲民，而整个官场——权力阶级却越来越腐败，离民众越来越远。权力阶级的权和利也越来越膨胀。
    所以，民众也就越来越要求对权力阶级的严格规范和约束，也就越来越要求国事、政事、天下事的“公开、公平、公正”，也就越来越要求真正的“生而平等”的权利。
    总之一句话：迫切要求政治体制改革。
    不可否认，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也正在进行着。经济体制改革本身也触及和推动着政治体制改革。比如政府的执政透明度在大大提高；政府尽力转变形象和职能；政府在努力为经济和民众服务；人及其人的价值在政府的眼里开始变的重要；权力阶级们肆无忌惮的进行权钱交易，也总有一些落入法网的倒霉鬼……等等等等。
    但是，慢吞吞、吞吞慢。离民众的要求远之又远。
    很多权力阶级、金钱阶级的人，都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有必要进行，但借口“中国国情不同”、“民众的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人民的政治素质普遍较差”……种种种种理由，推诿和拖延政治体制改革。许多知识阶级出于太监的心态，也附会甚至帮助完善这种“理论”。
    这种“理论”纯粹是放屁。愚弄人，比放屁还臭不可闻。
    笔者不用“高深”的理论驳斥，仅以两则实例破之：一、四十余年前，西藏还是实行符合“区情”的农奴制度，达赖叛国出走，中央政府即开始在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夜之间，西藏就从奴隶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跨度达几千年！那时，谁因为“区情”不同而反对、推诿和拖延在西藏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双重改革？！难道那时西藏农奴的“教育程度”、“政治素质”比现在的全体中国人还好还高？！事实上，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农奴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生活才得以提高，“教育程度”、“政治素质”也才得以提高。二、在2003年广州孙志刚被“收容遣送”致死事件以前，尽管人们对“收容遣送”的恶法深恶痛绝，但权力阶级也用“社会治安”、“城市管理”、“现实必须”、“市民愿望”等等堂皇理由予以坚持和纵容，大有如不“收容遣送”必然天塌地陷之势；但中央政府一纸公文废止了“收容遣送”，天地不仅没塌陷，反而深得民心，天空更为晴朗，大地更为精神。不利的只有一些权力阶级，因为又断了一条搞腐败、赚黑钱的路子。
    所以，那些推诿和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利阶级，其实根本不是在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着想，而仅仅是为了拼命维护个人和一小撮私利集团的既得利益。以公开、公平、公正、平等为原则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旦实施，势必彻底摧毁权钱阶级的腐朽和黑暗的温床，从根本上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带来长久的富足、强盛、安康，但同时却又给权钱阶级带来灭顶之灾。
    何去何从？笔者不知道。这是肉食者谋之的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