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事重提，发“反革命”杨师群教授的几篇博文

2009-05-31 | 再说几句家里过去的事情  
  
再说几句家里过去的事情

不知为什么，这几天五毛党们又拿父亲杨宽的自传来说事，并进行一些恶意攻击。所以忍不住就想再说几句，同时感觉到对此事进行一些反思，应该对社会也会有所教益的。

我注意到五毛党最近想用继承法对我进行攻击，其实他恰恰在帮助我。我看到有位朋友谈到了应如何用继承法来处理我家的矛盾：“继承法规定：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就是说三者是同一顺序。如果母亲去世，子女与父亲是同一顺序，母亲的遗产就应该由配偶与子女共同并平均继承，配偶或父亲能独吞财产？太可笑了吧？父亲再婚，只能自由支配他自己的财产（包括继承其配偶的财产），而不是家中所有的财产。母亲有家中一半的财产权，去世时，她的财产由子女与与配偶平分。就以杨宽家庭为例，其母亲去世，三个子女应得家中八分之三的财产。这么简单的法律知识，五毛党居然都不懂？”说得在理，只是有一个错处需要纠正一下，就是我家是子女四人，按照继承法四个子女应得家中财产的十分之四。

就是说母亲去世，按照继承法家中几乎有一小半的财产应归子女继承。然而父亲不但不懂法，也没有多少亲情。他认为这“家天下”主要是他一人拼打下来的，所以母亲去世后所有财产依然归他一人所有，如今他要另组家庭，子女就应该空身离开而没有半点财产权。在这种情况下，二个哥哥气不过，所以一个拿了他几百本书，一个拿了电视机和银行存折（由于父亲及时报案，所以二哥没有从银行取走一分钱）。矛盾由是爆发了。

等我回到上海，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甚至连父亲是否再婚都不清楚，只见家中所有财产、什物已经被搬运一空，同时大门上还贴了封条。父亲告诉我，家里东西因预防你哥哥再来偷，已经全部搬空，你得另外找生活的地方。我只得找到楼下的小时候朋友庄鲁迅，恳请他奶奶（一位中国编织大师）收留我几日。一位十几岁就被流放到边塞的知青，经过八年的“抗战”总算回家了，然而现在哪里还有家？然后我找父亲要报户口，先解决当时的基本生活问题（当时生活什么都靠凭户口发的票证），而父亲的回答是，你的户口不能报在家里，因为你得另外住开，我可以申请市里分一间房子给你。这对我无疑又是当头一捧，你不给我报户口，叫我如何生活，等市里另外分间房子，这要等到猴年马月？要知道我回上海一个多月后才分配工作，当时没有工作，没有户口，没有任何生活来源，我能生活吗？我与父亲的矛盾也由是爆发，吵了二次之后，父亲再也不理我。好几次去敲门，都无人理采，由是我只能用钉门的方法，希望父亲出来解决问题。

一个多月挤在楼下小时候朋友的家里，每天就在楼底小面馆吃一二碗光面过日子。当时我确实很冲动不够冷静，我也不知道其他人会如何处理这样的家庭纠纷，难道只有忍气吞声的接受这个现实？后来，我撕了自己家门上父亲贴的封条，撞开大门住进了一个没有任何家具的空荡荡的屋子，这样与父亲的矛盾进一步升级。一个多月后，我分配到新华书店，由书店领导出面强迫我父亲拿出户口本，这样我才得报上户口，当然矛盾也越积越深，父亲回绝书店领导出面的调解。一年多之后，我考上了大学，之后市里也分了一间房子给我。大学三年级时，我把情况与系里领导谈了，最后由系里领导出面与父亲谈判。父亲才答应拿出五百元钱来作安家费，条件是不但要交还户口本，还必须把户口迁走。领导说与你这样的父亲谈，不会有什么更好的结果，我感到很无奈也就同意了。

母亲由于在文革遭遇到各种不顺心的事，四个子女全部不在身边，丈夫又曾被关牛棚，其日子之难熬可以想见。在文革后期查出肺癌，我请假回家整整半年多陪伴在母亲身边，还几次去杭州诸地找中药，母亲住院后，每天与父亲轮流陪伴，直到母亲去世。母亲走后，我便回贵州上班，没有料到的是才一年时间，家里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我能调回上海，那是在母亲的要求与催促下，父亲打的报告，理由是二老年岁已高，家中没有子女照顾。当家里发生矛盾，我曾到复旦大学找领导反映，希望复旦领导出面解决问题，不料复旦领导说，你母亲死后你父亲就改变主意，要求不要调你回来了，然而调令已经发出，所以矛盾看来很难调解。就连复旦领导也知道问题之棘手而不愿插手。

父亲的自传看了，确实记载了一些有关他人生的真实史料，然而最大的问题是他自以为是正确的代表，所以他必须要扭曲和隐瞒一些史实，或对自己进行一些可悲的修饰。在与子女的问题上就不多谈了。有两件事必须一提：其一是文革后期他曾被四人帮利用过，写过一些违心的文章，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尤其是曾被指定为四届人大代表，1975年上北京非常“自豪”地开了那次可笑的大会。如果他在自传中能如实叙说，并作一些反省，不但没有什么问题，反而更能体现他思想水平的提高，然而恰恰相反的是，他基本上隐瞒了这段历史。其二最不能原谅的是，与他朝夕相处四十年的结发妻子，居然在这本几十万言的自传中只是轻蔑地一提而过，连她的姓名都不屑一记。这充分暴露出父亲的绝情，绝情到这种地步，完全无视母亲的存在！要知道四十年中父亲从来不管家中琐事，完全是母亲在操劳；父亲也从来不管子女的教育，完全是母亲在关心……后来母亲骨灰下葬，他操办后连子女都不告诉一声，今天我们子女在清明节想给母亲上上坟都不知道该去哪里？！

2005年父亲在美国去世，如今我们家中所有财产，除大哥拿过几百本书，二哥拿过电视机等什物，我得到五百元钱之外，姐姐没有拿过一分钱，所有的财产都由躲在父亲身后的那位后母一人独吞了。不知这位后母拿着这样获取的别人家的财产，是否心安理得？为什么著名历史学家的父亲会是这样一个人，问题就在于他认为他是这个家的君主，子女没有任何平等权利可言，就连与他一起生活了四十年的母亲也几乎是没有什么权利可言的。他最后能给我五百元钱也是一种恩赐，我应该感到皇恩浩荡才对。当然子女的这种争吵也很没有休养，尤其是我的钉门，只想到要父亲出来解决问题，而没有想到我这样做也会侵犯到其他人的权益。问题是在一个没有平等、人权诸文化底蕴的社会中，我们曾经非常独裁和专横、无知和粗鲁……这些文化基因如果作用于国家大事，其结果会更加血腥和惨痛。我们今天不但需要反省和忏悔，更应该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弥补这样的文化缺陷？ 2009-05-31 | 再说几句家里过去的事情  
  
再说几句家里过去的事情

不知为什么，这几天五毛党们又拿父亲杨宽的自传来说事，并进行一些恶意攻击。所以忍不住就想再说几句，同时感觉到对此事进行一些反思，应该对社会也会有所教益的。

我注意到五毛党最近想用继承法对我进行攻击，其实他恰恰在帮助我。我看到有位朋友谈到了应如何用继承法来处理我家的矛盾：“继承法规定：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就是说三者是同一顺序。如果母亲去世，子女与父亲是同一顺序，母亲的遗产就应该由配偶与子女共同并平均继承，配偶或父亲能独吞财产？太可笑了吧？父亲再婚，只能自由支配他自己的财产（包括继承其配偶的财产），而不是家中所有的财产。母亲有家中一半的财产权，去世时，她的财产由子女与与配偶平分。就以杨宽家庭为例，其母亲去世，三个子女应得家中八分之三的财产。这么简单的法律知识，五毛党居然都不懂？”说得在理，只是有一个错处需要纠正一下，就是我家是子女四人，按照继承法四个子女应得家中财产的十分之四。

就是说母亲去世，按照继承法家中几乎有一小半的财产应归子女继承。然而父亲不但不懂法，也没有多少亲情。他认为这“家天下”主要是他一人拼打下来的，所以母亲去世后所有财产依然归他一人所有，如今他要另组家庭，子女就应该空身离开而没有半点财产权。在这种情况下，二个哥哥气不过，所以一个拿了他几百本书，一个拿了电视机和银行存折（由于父亲及时报案，所以二哥没有从银行取走一分钱）。矛盾由是爆发了。

等我回到上海，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甚至连父亲是否再婚都不清楚，只见家中所有财产、什物已经被搬运一空，同时大门上还贴了封条。父亲告诉我，家里东西因预防你哥哥再来偷，已经全部搬空，你得另外找生活的地方。我只得找到楼下的小时候朋友庄鲁迅，恳请他奶奶（一位中国编织大师）收留我几日。一位十几岁就被流放到边塞的知青，经过八年的“抗战”总算回家了，然而现在哪里还有家？然后我找父亲要报户口，先解决当时的基本生活问题（当时生活什么都靠凭户口发的票证），而父亲的回答是，你的户口不能报在家里，因为你得另外住开，我可以申请市里分一间房子给你。这对我无疑又是当头一捧，你不给我报户口，叫我如何生活，等市里另外分间房子，这要等到猴年马月？要知道我回上海一个多月后才分配工作，当时没有工作，没有户口，没有任何生活来源，我能生活吗？我与父亲的矛盾也由是爆发，吵了二次之后，父亲再也不理我。好几次去敲门，都无人理采，由是我只能用钉门的方法，希望父亲出来解决问题。

一个多月挤在楼下小时候朋友的家里，每天就在楼底小面馆吃一二碗光面过日子。当时我确实很冲动不够冷静，我也不知道其他人会如何处理这样的家庭纠纷，难道只有忍气吞声的接受这个现实？后来，我撕了自己家门上父亲贴的封条，撞开大门住进了一个没有任何家具的空荡荡的屋子，这样与父亲的矛盾进一步升级。一个多月后，我分配到新华书店，由书店领导出面强迫我父亲拿出户口本，这样我才得报上户口，当然矛盾也越积越深，父亲回绝书店领导出面的调解。一年多之后，我考上了大学，之后市里也分了一间房子给我。大学三年级时，我把情况与系里领导谈了，最后由系里领导出面与父亲谈判。父亲才答应拿出五百元钱来作安家费，条件是不但要交还户口本，还必须把户口迁走。领导说与你这样的父亲谈，不会有什么更好的结果，我感到很无奈也就同意了。

母亲由于在文革遭遇到各种不顺心的事，四个子女全部不在身边，丈夫又曾被关牛棚，其日子之难熬可以想见。在文革后期查出肺癌，我请假回家整整半年多陪伴在母亲身边，还几次去杭州诸地找中药，母亲住院后，每天与父亲轮流陪伴，直到母亲去世。母亲走后，我便回贵州上班，没有料到的是才一年时间，家里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我能调回上海，那是在母亲的要求与催促下，父亲打的报告，理由是二老年岁已高，家中没有子女照顾。当家里发生矛盾，我曾到复旦大学找领导反映，希望复旦领导出面解决问题，不料复旦领导说，你母亲死后你父亲就改变主意，要求不要调你回来了，然而调令已经发出，所以矛盾看来很难调解。就连复旦领导也知道问题之棘手而不愿插手。

父亲的自传看了，确实记载了一些有关他人生的真实史料，然而最大的问题是他自以为是正确的代表，所以他必须要扭曲和隐瞒一些史实，或对自己进行一些可悲的修饰。在与子女的问题上就不多谈了。有两件事必须一提：其一是文革后期他曾被四人帮利用过，写过一些违心的文章，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尤其是曾被指定为四届人大代表，1975年上北京非常“自豪”地开了那次可笑的大会。如果他在自传中能如实叙说，并作一些反省，不但没有什么问题，反而更能体现他思想水平的提高，然而恰恰相反的是，他基本上隐瞒了这段历史。其二最不能原谅的是，与他朝夕相处四十年的结发妻子，居然在这本几十万言的自传中只是轻蔑地一提而过，连她的姓名都不屑一记。这充分暴露出父亲的绝情，绝情到这种地步，完全无视母亲的存在！要知道四十年中父亲从来不管家中琐事，完全是母亲在操劳；父亲也从来不管子女的教育，完全是母亲在关心……后来母亲骨灰下葬，他操办后连子女都不告诉一声，今天我们子女在清明节想给母亲上上坟都不知道该去哪里？！

2005年父亲在美国去世，如今我们家中所有财产，除大哥拿过几百本书，二哥拿过电视机等什物，我得到五百元钱之外，姐姐没有拿过一分钱，所有的财产都由躲在父亲身后的那位后母一人独吞了。不知这位后母拿着这样获取的别人家的财产，是否心安理得？为什么著名历史学家的父亲会是这样一个人，问题就在于他认为他是这个家的君主，子女没有任何平等权利可言，就连与他一起生活了四十年的母亲也几乎是没有什么权利可言的。他最后能给我五百元钱也是一种恩赐，我应该感到皇恩浩荡才对。当然子女的这种争吵也很没有休养，尤其是我的钉门，只想到要父亲出来解决问题，而没有想到我这样做也会侵犯到其他人的权益。问题是在一个没有平等、人权诸文化底蕴的社会中，我们曾经非常独裁和专横、无知和粗鲁……这些文化基因如果作用于国家大事，其结果会更加血腥和惨痛。我们今天不但需要反省和忏悔，更应该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弥补这样的文化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