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兰芳共和国:1777年华人曾在印尼建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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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芳共和国:1777年华人曾在印尼建国(图)2009年06月30日 来源：凤凰网
兰芳共和国:1777年华人曾在印尼建国(图)2009年06月30日 来源：凤凰网
“兰芳”，不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而是200多年前一群中国人在数千里之外的热带海洋岛屿上建立的自治体。他们在完全没有祖国支持的条件下，以惊人的意志，顽强求生。
文/国家历史主笔 黄艾禾
公元1777年，中国的乾隆42年。罗芳伯站在西婆罗州（今印度尼西亚的西加里曼丹省）东万律的“兰芳大总制”府邸前，接受弟兄们的朝贺。离开祖国已是第六年，脚下这块土地，距离他的故乡广东嘉应府（今梅州市）有三千公里之遥，但这里的一切礼仪规制都是地道的中国产:
府邸大门口，悬挂有中文的“兰芳大总制”的牌匾，代表“兰芳”的黄色长方形旗帜和代表“太哥”的黄色三角形旗帜及代表副手们的其它各种颜色三角旗帜，在风中猎猎飘扬。在“太哥”罗芳伯的旗帜中间，写着一个“帅”字。大堂里，悬有一副金匾，“雄镇华夷”四个大字足有4尺见方，府衙内外的官员们，或长袍马褂，或身着西服，而在场的士兵，都是清朝绿营兵的打扮。
“兰芳大总制”就这样诞生在濒临南中国海的一个热带岛屿上。后来，“兰芳”有了很多名字:“兰芳公司”、“兰芳共和国”。它是一个经济组织，一个秘密会社还是一个自治领地、一个国中之国？它生存了一百多年至今仍是在人们议论不休的一个传奇。
扬帆出海 乾隆37年（1772年）时，罗芳伯决定下南洋，那年他35岁。史料上记载，罗芳伯，客家人，“少负奇气，生性豪迈，任侠好义，喜结纳，”生来是个当领袖的角色，年轻时在乡里“少年游”，伙伴们都“唯唯听命”。
决定下南洋，在乡里人看来很自然，因为梅州是一个“俗慕海利之乡”，自古以来“有志之士，竞谋泛海出国”就蔚然成风。罗芳伯也曾念书，但没考中什么功名，于是转而去下南洋。
但是，这条路却并非一条康庄大道。首先，官府不允许。从明代起，皇帝就下令海禁，后来有所松弛，到了清朝初年，朝廷为剪除东南沿海的反清势力，又一次严令海禁。这次海禁不但“片板不准入海”，而且还将沿海居民内迁，设界防守。台湾郑氏集团降清后，海禁曾有所松动，但是最多只是允许海上贸易，移居海外从来都是禁止的，直到1860年才真正开禁——那时已是咸丰年间，外国人的势力已经打进国门了。
另一方面，罗芳伯们要去的地方，也并非天堂。当时的印度尼西亚，正处在荷兰人统治下，“红溪惨案”发生不过30余年。
荷兰人是从1596年开始进入印度尼西亚的。他们对华侨的态度，经历过数度转变。在他们刚占领雅加达（后被荷兰人改名巴达维亚）时，看到“市内只有几个爪哇人”，而少数定居在那里的荷兰居民“懒得出奇”，但在那里的华侨，用一位荷兰官员的话形容，“是诚实的商人，精于运算，比任何其它民族更能适应恶劣的环境。”因此荷兰东印度公司初期鼓励并大力招徕华人入境的，指令荷兰人的船队“要大量招徕中国人，特别是木匠、伐木匠和渔民，要渔民把鱼网一起带来。”
但是到了中国移民大量增加，在商业上与荷兰本国移民发生冲突后，荷兰人开始对中国人设限，1683年以后禁止蓄辫（满洲发式）华侨入境，并大幅提高已定居华侨的人头税。然而，这些禁令并没有得到真正执行，反而是让荷兰官员和华人的当地头领从偷渡者那里得了好些银子，连运载这些中国移民的华人船只也从中渔利，“华侨新客乘船南下时，一概交缴船费”。
| “兰芳”，不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而是200多年前一群中国人在数千里之外的热带海洋岛屿上建立的自治体。他们在完全没有祖国支持的条件下，以惊人的意志，顽强求生。 文/国家历史主笔 黄艾禾 公元1777年，中国的乾隆42年。罗芳伯站在西婆罗州（今印度尼西亚的西加里曼丹省）东万律的“兰芳大总制”府邸前，接受弟兄们的朝贺。离开祖国已是第六年，脚下这块土地，距离他的故乡广东嘉应府（今梅州市）有三千公里之遥，但这里的一切礼仪规制都是地道的中国产: 府邸大门口，悬挂有中文的“兰芳大总制”的牌匾，代表“兰芳”的黄色长方形旗帜和代表“太哥”的黄色三角形旗帜及代表副手们的其它各种颜色三角旗帜，在风中猎猎飘扬。在“太哥”罗芳伯的旗帜中间，写着一个“帅”字。大堂里，悬有一副金匾，“雄镇华夷”四个大字足有4尺见方，府衙内外的官员们，或长袍马褂，或身着西服，而在场的士兵，都是清朝绿营兵的打扮。 “兰芳大总制”就这样诞生在濒临南中国海的一个热带岛屿上。后来，“兰芳”有了很多名字:“兰芳公司”、“兰芳共和国”。它是一个经济组织，一个秘密会社还是一个自治领地、一个国中之国？它生存了一百多年至今仍是在人们议论不休的一个传奇。 扬帆出海 乾隆37年（1772年）时，罗芳伯决定下南洋，那年他35岁。史料上记载，罗芳伯，客家人，“少负奇气，生性豪迈，任侠好义，喜结纳，”生来是个当领袖的角色，年轻时在乡里“少年游”，伙伴们都“唯唯听命”。决定下南洋，在乡里人看来很自然，因为梅州是一个“俗慕海利之乡”，自古以来“有志之士，竞谋泛海出国”就蔚然成风。罗芳伯也曾念书，但没考中什么功名，于是转而去下南洋。 但是，这条路却并非一条康庄大道。首先，官府不允许。从明代起，皇帝就下令海禁，后来有所松弛，到了清朝初年，朝廷为剪除东南沿海的反清势力，又一次严令海禁。这次海禁不但“片板不准入海”，而且还将沿海居民内迁，设界防守。台湾郑氏集团降清后，海禁曾有所松动，但是最多只是允许海上贸易，移居海外从来都是禁止的，直到1860年才真正开禁——那时已是咸丰年间，外国人的势力已经打进国门了。 另一方面，罗芳伯们要去的地方，也并非天堂。当时的印度尼西亚，正处在荷兰人统治下，“红溪惨案”发生不过30余年。 荷兰人是从1596年开始进入印度尼西亚的。他们对华侨的态度，经历过数度转变。在他们刚占领雅加达（后被荷兰人改名巴达维亚）时，看到“市内只有几个爪哇人”，而少数定居在那里的荷兰居民“懒得出奇”，但在那里的华侨，用一位荷兰官员的话形容，“是诚实的商人，精于运算，比任何其它民族更能适应恶劣的环境。”因此荷兰东印度公司初期鼓励并大力招徕华人入境的，指令荷兰人的船队“要大量招徕中国人，特别是木匠、伐木匠和渔民，要渔民把鱼网一起带来。” 但是到了中国移民大量增加，在商业上与荷兰本国移民发生冲突后，荷兰人开始对中国人设限，1683年以后禁止蓄辫（满洲发式）华侨入境，并大幅提高已定居华侨的人头税。然而，这些禁令并没有得到真正执行，反而是让荷兰官员和华人的当地头领从偷渡者那里得了好些银子，连运载这些中国移民的华人船只也从中渔利，“华侨新客乘船南下时，一概交缴船费”。 |
“兰芳”，不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而是200多年前一群中国人在数千里之外的热带海洋岛屿上建立的自治体。他们在完全没有祖国支持的条件下，以惊人的意志，顽强求生。
文/国家历史主笔 黄艾禾
公元1777年，中国的乾隆42年。罗芳伯站在西婆罗州（今印度尼西亚的西加里曼丹省）东万律的“兰芳大总制”府邸前，接受弟兄们的朝贺。离开祖国已是第六年，脚下这块土地，距离他的故乡广东嘉应府（今梅州市）有三千公里之遥，但这里的一切礼仪规制都是地道的中国产:
府邸大门口，悬挂有中文的“兰芳大总制”的牌匾，代表“兰芳”的黄色长方形旗帜和代表“太哥”的黄色三角形旗帜及代表副手们的其它各种颜色三角旗帜，在风中猎猎飘扬。在“太哥”罗芳伯的旗帜中间，写着一个“帅”字。大堂里，悬有一副金匾，“雄镇华夷”四个大字足有4尺见方，府衙内外的官员们，或长袍马褂，或身着西服，而在场的士兵，都是清朝绿营兵的打扮。
“兰芳大总制”就这样诞生在濒临南中国海的一个热带岛屿上。后来，“兰芳”有了很多名字:“兰芳公司”、“兰芳共和国”。它是一个经济组织，一个秘密会社还是一个自治领地、一个国中之国？它生存了一百多年至今仍是在人们议论不休的一个传奇。
扬帆出海 乾隆37年（1772年）时，罗芳伯决定下南洋，那年他35岁。史料上记载，罗芳伯，客家人，“少负奇气，生性豪迈，任侠好义，喜结纳，”生来是个当领袖的角色，年轻时在乡里“少年游”，伙伴们都“唯唯听命”。决定下南洋，在乡里人看来很自然，因为梅州是一个“俗慕海利之乡”，自古以来“有志之士，竞谋泛海出国”就蔚然成风。罗芳伯也曾念书，但没考中什么功名，于是转而去下南洋。
但是，这条路却并非一条康庄大道。首先，官府不允许。从明代起，皇帝就下令海禁，后来有所松弛，到了清朝初年，朝廷为剪除东南沿海的反清势力，又一次严令海禁。这次海禁不但“片板不准入海”，而且还将沿海居民内迁，设界防守。台湾郑氏集团降清后，海禁曾有所松动，但是最多只是允许海上贸易，移居海外从来都是禁止的，直到1860年才真正开禁——那时已是咸丰年间，外国人的势力已经打进国门了。
另一方面，罗芳伯们要去的地方，也并非天堂。当时的印度尼西亚，正处在荷兰人统治下，“红溪惨案”发生不过30余年。
荷兰人是从1596年开始进入印度尼西亚的。他们对华侨的态度，经历过数度转变。在他们刚占领雅加达（后被荷兰人改名巴达维亚）时，看到“市内只有几个爪哇人”，而少数定居在那里的荷兰居民“懒得出奇”，但在那里的华侨，用一位荷兰官员的话形容，“是诚实的商人，精于运算，比任何其它民族更能适应恶劣的环境。”因此荷兰东印度公司初期鼓励并大力招徕华人入境的，指令荷兰人的船队“要大量招徕中国人，特别是木匠、伐木匠和渔民，要渔民把鱼网一起带来。”
但是到了中国移民大量增加，在商业上与荷兰本国移民发生冲突后，荷兰人开始对中国人设限，1683年以后禁止蓄辫（满洲发式）华侨入境，并大幅提高已定居华侨的人头税。然而，这些禁令并没有得到真正执行，反而是让荷兰官员和华人的当地头领从偷渡者那里得了好些银子，连运载这些中国移民的华人船只也从中渔利，“华侨新客乘船南下时，一概交缴船费”。
当时在附近有个叫茅恩的地方，为首的中国人叫黄桂伯，是潮汕人。他手下的“功爷”叫江戊伯，是罗芳伯的同乡嘉应府人。罗芳伯于是派一名手下叫刘台二伯的，在斗笠里藏了一封信带给江戊伯，与他里应外合，一举拿下茅恩。这一下，震动周遭，附近的一系列华人势力纷纷归顺。
可是还有一个叫做刘乾相的华人不服。他手下有500多人，占据着明黄这个地方。他不但不服，还有吞并兰芳的意思。这就必然要打一仗了。当时罗芳伯作战地动员说:消灭了刘乾相，我们再吃早饭！罗伯芳的弟兄们一早上破了刘乾相六个大寨，刘乾相被赶得跳了海。此一役，被称为兰芳公司史上的“第一血战”。
不过，此时“兰芳”的征战还没有完。再要扩大势力范围，就要结盟。罗芳伯与坤甸的马来人苏丹（首领）开始走动起来。苏丹手下的人造反，罗芳伯派兵帮助摆平，苏丹感激之下，两人成了结拜兄弟。于是，当罗芳伯与当地土著再发生战事，苏丹会站在他的一边。
罗芳伯领导的最大一战，是与土著人争夺新港。这场战事持续了9个月之久。最后，土著人请了苏丹来说和，重新划定地界，埋下竹桩为证。从此，“兰芳”的根基终于稳固了。
为这一仗，罗芳伯也耗尽了自己的精力。一年之后，罗去世，终年58岁。
“兰芳大总制”:国家大总统？
罗芳伯在世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事:罗芳伯派一名叫黄安八的广东镇平人，带着罗芳伯夫人捐出的金银首饰去采购粮食，黄安八竟然卷款逃了，罗芳伯从此立誓:今后兰芳的“太哥”位置，只能由嘉应州来的人继任，而副首领，则由大埔人接任。其他各处的头人、尾哥、老太等职，就不限地域了。
这里就要谈到“兰芳”的制度。
后人谈到兰芳，许多人将其推崇为“华人的第一个共和国”，因为“兰芳大总制”创立于1777年，仅比美国的建国晚一年。而兰芳实行的是民主制，其首领是公推公选的。
在《年册》中，讲到这些首领的待遇。从太哥到副头人，都是有俸禄的，再往下的官员，尾哥和老太，都是义务性的，如同乡村中的乡绅、主事，不拿钱。
“兰芳”政权的运转经费来自其成员们的纳税，比如开金矿的，要交“脚仿金”，种田的交“鸦息米烟户钱”，做生意的也抽税。兰芳治下人口有多少？没有确切数字。《年册》中说有两万余人，但也有人说有一二十万。
兰芳的官员们除了抵御外敌和征税，日常的另一件主要工作，是断案。如果有人犯了重罪，比如杀了人，要斩首示众，如果是打架斗殴，就抽藤条，如果只是口角是非，就判赔红绸大烛赔礼。他们做的这些事，实际与农村的宗族长老解决纠纷的方式差不多，《年册》说，在罗芳伯时代，荷兰人的势力还没有进来，法度都是罗太哥说了算。
罗芳伯去世后，江戊伯被众人推举继任太哥。江戊伯是罗芳伯的嘉应府老乡，武功超群，更兼忠心耿耿。在他之后，还有十一任太哥，其中有两任都是重新当选，从第六任刘台二开始，太哥被改称“甲太”。
“甲太”，这是荷兰人人授予的官称，也就是说，从这时起，兰芳的首领，除了要本族人推举，还要经荷兰人的批准。而副首领，也改称为“甲必丹”。从这时起，荷兰人的势力越来越大了，兰芳公司要向荷兰人纳税——当然税率是可以谈的，荷兰人会留下一部分给兰芳公司。而就是这位刘台二，一度曾因为被指勾结荷兰人，被族人关起来并免职。
有一位荷兰学者高廷（J. J. M. De Groot），当时曾在印尼任职。在兰芳公司的最后几年中，高廷与兰芳的末代甲太刘阿生有很多交往。在兰芳公司被荷兰人解散后的第二年，他写了一本书《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写下他对兰芳的认识和对荷兰殖民当局的批评。在他看来，兰芳公司与中国农村的长老乡绅根据民众意愿管理公共事物的村社自治是一致的，兰芳就是“名正言顺的寡头政治共和国”。
或许从这时起，就开始有人开始把兰芳公司称为“兰芳共和国”。而兰芳人自己，从来没这样自称过。
不过，此时“兰芳”的征战还没有完。再要扩大势力范围，就要结盟。罗芳伯与坤甸的马来人苏丹（首领）开始走动起来。苏丹手下的人造反，罗芳伯派兵帮助摆平，苏丹感激之下，两人成了结拜兄弟。于是，当罗芳伯与当地土著再发生战事，苏丹会站在他的一边。
罗芳伯领导的最大一战，是与土著人争夺新港。这场战事持续了9个月之久。最后，土著人请了苏丹来说和，重新划定地界，埋下竹桩为证。从此，“兰芳”的根基终于稳固了。
为这一仗，罗芳伯也耗尽了自己的精力。一年之后，罗去世，终年58岁。
“兰芳大总制”:国家大总统？
罗芳伯在世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事:罗芳伯派一名叫黄安八的广东镇平人，带着罗芳伯夫人捐出的金银首饰去采购粮食，黄安八竟然卷款逃了，罗芳伯从此立誓:今后兰芳的“太哥”位置，只能由嘉应州来的人继任，而副首领，则由大埔人接任。其他各处的头人、尾哥、老太等职，就不限地域了。
这里就要谈到“兰芳”的制度。
后人谈到兰芳，许多人将其推崇为“华人的第一个共和国”，因为“兰芳大总制”创立于1777年，仅比美国的建国晚一年。而兰芳实行的是民主制，其首领是公推公选的。
在《年册》中，讲到这些首领的待遇。从太哥到副头人，都是有俸禄的，再往下的官员，尾哥和老太，都是义务性的，如同乡村中的乡绅、主事，不拿钱。
“兰芳”政权的运转经费来自其成员们的纳税，比如开金矿的，要交“脚仿金”，种田的交“鸦息米烟户钱”，做生意的也抽税。兰芳治下人口有多少？没有确切数字。《年册》中说有两万余人，但也有人说有一二十万。
兰芳的官员们除了抵御外敌和征税，日常的另一件主要工作，是断案。如果有人犯了重罪，比如杀了人，要斩首示众，如果是打架斗殴，就抽藤条，如果只是口角是非，就判赔红绸大烛赔礼。他们做的这些事，实际与农村的宗族长老解决纠纷的方式差不多，《年册》说，在罗芳伯时代，荷兰人的势力还没有进来，法度都是罗太哥说了算。
罗芳伯去世后，江戊伯被众人推举继任太哥。江戊伯是罗芳伯的嘉应府老乡，武功超群，更兼忠心耿耿。在他之后，还有十一任太哥，其中有两任都是重新当选，从第六任刘台二开始，太哥被改称“甲太”。
“甲太”，这是荷兰人人授予的官称，也就是说，从这时起，兰芳的首领，除了要本族人推举，还要经荷兰人的批准。而副首领，也改称为“甲必丹”。从这时起，荷兰人的势力越来越大了，兰芳公司要向荷兰人纳税——当然税率是可以谈的，荷兰人会留下一部分给兰芳公司。而就是这位刘台二，一度曾因为被指勾结荷兰人，被族人关起来并免职。
有一位荷兰学者高廷（J. J. M. De Groot），当时曾在印尼任职。在兰芳公司的最后几年中，高廷与兰芳的末代甲太刘阿生有很多交往。在兰芳公司被荷兰人解散后的第二年，他写了一本书《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写下他对兰芳的认识和对荷兰殖民当局的批评。在他看来，兰芳公司与中国农村的长老乡绅根据民众意愿管理公共事物的村社自治是一致的，兰芳就是“名正言顺的寡头政治共和国”。
或许从这时起，就开始有人开始把兰芳公司称为“兰芳共和国”。而兰芳人自己，从来没这样自称过。
又过了半个多世纪，到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兰芳共和国”才真正被国人注意到。当时出了一批谈“中国殖民史”的书，罗香林于1941年所著《罗芳伯所建婆罗洲坤甸兰芳大总制考》是其中之一。罗香林在书中考证了罗芳伯的生平与兰芳公司的兴衰，他热烈地赞扬这个曾经存在的华人自治体是“完全主权之共和国”。罗香林写道:“兰芳大总制与美洲合众国，虽有疆域大小之不同，人口多寡之各异，然其为民主国体，则无二也。”“晚近国人之言民主共和者，皆言此制远肇于美，近行于法，而不知先民亦有是举”。更早，梁启超也写有《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可以从中看到在当时中国人日益强烈的民族意识。罗芳伯大约是从那时起成为名人的。
如果能存在到现在，可能又是一个新加坡
[:a5:]他们真不容易啊
乾隆年间，乾隆本人以及一干名将、能臣还没死呢，如果真的知道存在这个政权，那么官方文书一定会有反映，要么就是友要么就是敌。因此兰芳是否存在很值得怀疑，或许像三点会、洪门那样的虚无缥缈的地下起源则更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