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三联周刊 成都公交车燃烧事故亲历者：火从后往前烧

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详细纪录

　　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杨璐

　　6月7日晚上23点，成都市人民政府在天府广场附近的第一办公区召开第五次新闻发布会，排除了爆炸引发燃烧的可能性，同时宣布有人携带易燃物品上车，不排除过失或故意引发燃烧。从最开始的“自燃说”到今天的严谨结论，这场悲剧的真相在极短的时间内向越来越明朗的方向发展。在此时刻，还原火灾发生时的细节显得尤为重要：从动物园站到火灾时公车即将到达的三环路川陕立交桥南，车上的100多人处于一个拥挤封闭的空间。汽油洒在了哪里？起火点又在哪儿？而寥寥无几的通风窗则决定了这些随机而站的乘客们，谁能幸免遇难，谁又抽中了死亡的塔罗牌。

　　逃生

　　6月5日早上7点十几分，陈传文说他和伙伴们在9路车天回镇终点站集合。陈传文、刘田、周文科、曾詹吉从初中时代就是同学，到了高中这个团队又加入了张宏伟，几个同学因为家里住得近，每天结伴上下学。出事那天早上，几个少年并不是排在最前面的一批人，张宏伟上车的时候，车上的一些座位已经有人坐了。不过与这些乘客不同，他们有固定的目标座位——最后一排的四个位置。张宏伟告诉本刊记者，最后一排可以通风，而且没有前面那么挤。跟随着四个男孩子上车的是女生刘田，她坐在司机那一边的倒数第二排临着过道。陈传文告诉本刊记者，刘田坐在那里是想离他们近，说话方便。终于开车了，男生们纷纷拿出自己的消遣“耍手机”或者“看小说”，张宏伟看了一本侦探小说，而陈传文读的是《坏蛋是怎样炼成的》。张宏伟向本刊记者回忆，在始发站，车上的座位就坐满了，有几个人站在过道。

　　等到陶守良夫妇带着5岁的侄孙女从陆军总医院上车的时候，车上的乘客“很有点多”。陶守良把侄孙女安置在最前方三个背靠窗户的座椅旁边的空隙处，他和妻子站在不远处的栏杆边。再坚持几站就到了终点，陶守良告诉本刊记者，他们要从那里回老家给长辈祝贺80大寿。9路车继续向前开，到蜀陵路口的时候，新上来的乘客就不得不依靠前面人的传递来刷公交卡了，乘客范庞丹向本刊记者回忆，还有两个人因为带了大包没有挤上车。站在最前面的周万发在对本刊记者回忆时，对当时自己在车上的挪动印象特别深刻：“我本来站在司机背后的横栏杆旁边，后来上来一个孕妇，肚子大约有5、6个月大了，当时车上太挤没法给她让座，我就跟她换了位置，她的肚子刚好对着司机背后那个空间，不会被挤着。”周万发告诉本刊记者，他后来就和这个孕妇背对背站着。

　　早上8点刚过，9路车从川陕立交桥下坡，再走几百米就到了立交桥南站，对于坐在最后面的陈传文和他的同学们来说，今天可能要迟到了。8点半就要开始上课，却还有好几站。不过，他们并没有觉得很惊慌，“迟到一次两次也没什么”。这时，四个男孩子回忆说，他们的座位从车门一侧依次是周文科、陈传文、曾詹吉和张宏伟。周文科、张宏伟两人各靠窗户、陈传文和曾詹吉则正对着过道。张宏伟正沉浸在侦探推理里的时候，听见陈传文喊了一声“有液体洒了”，接着就闻到了汽油味道。隔了一两秒钟，反应最快的陈传文隔着周文科从右手边的窗户跳了下去，因为此时车还没有停下来，陈传文的胳膊受了伤。紧随着陈传文跳下去的是曾詹吉，靠着右侧窗户的周文科看见两个朋友都跳下去后才跟着跳了下去。而等张宏伟跳窗的时候，火已经烧到了他的手臂。张宏伟告诉本刊记者，他当时什么都没想到，看见同学们跳下去了，他也本能的跳了。张宏伟当时的慌乱可以从他选择的逃生路径看出来，他本来就靠着9路车右侧的窗户，可是舍近求远跟着伙伴们选择了离他3个座位距离的左窗。从闻到汽油味到跳出窗，张宏伟估计也就是5、6秒的时间，先跳下来的同伴往9路车的反方向跑，他追了上去，男孩子们才发现刘田没有跟上。陈传文告诉记者，他跳窗的时候扫了一眼左前方的刘田，“刘田试着站了一下，可能因为人多，没能站起来”。

　　陈传文说他喊出“有液体洒了”的同时，车上也有人喊“汽油味”。站在车前部的陶守良说他听见了喊声，转头往后看的时候，就见一个火团在车厢后部开花了：“就像试验氢弹一样，上面是白色和灰色的烟，下面还有火。”陶守良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呛人的浓烟很快从车后部充满到了车前部，车厢里变得黑洞洞，人与人即使面对面紧挨着都看不到对方。陶守良说他5岁的侄孙女吓哭了两声，随即就被爱人制止了，他自己则摒着气，为妻子和孙女寻找生还的希望。同样站在车前部的范庞丹说她则被慌乱的人群裹挟着，从车的一侧挤到了前面的挡风玻璃处，“那时候已经有人从外面救援了，挡风玻璃被砸得像蜘蛛网”。但她又被挤到了车的另一侧。更多的人则是本能地涌向了前门，可是很遗憾，前门怎么砸都打不开，里面的人只能用力拍。

　　陶守良向本刊记者回忆，大约只过了几分钟，他在黑暗里突然看到了亮光，循着光，原来车厢左侧的窗玻璃被砸开了。他看见车窗外有人，抱起5岁的侄孙女就递了过去，接着把身后的老伴儿往窗户外面使劲儿一推：“我当时都不管她死活了，觉得推下去总比在里面烧死、呛死好。”随后，他自己也跳了出去。以为自己“死定了”的范庞丹说她也找到了生命通道，她也是从窗户跳了出来，可是具体哪个位置、怎么个过程她自己说不清了。倒是跟她住在一间病房的病友印象深刻些：“小范拉开了车厢右侧的小窗户跳了出去，我在她旁边跟着她跳。”这个位置是车上为数不多能开窗的地方，本来坐在窗户前面的吴小莉告诉本刊记者，还没等她反应过来，“身上就扑了无数人”，她的腿现在还青着。当时已经挤到门边的周万发说他看见外面有人拿灭火器砸门，就把站在前面下一级台阶的两个妇女头按了下去。“我怕碎玻璃砸到她们，就用手臂护着自己的头，然后上半身罩在她们头上。”周万发后来从砸开的前门逃生，唯一的外伤就是碎玻璃划破的手臂。他耿耿于怀的是那个与他换了位置的孕妇的安危，住在医院里还是打听前来探病的人们，但听到的回答是：“有没有一个孕妇被救出来。”

　　在这次灾难中逃生成功、受伤不重的乘客多来自前门附近，而像陈方礼这样住在重症病房，至今无法说话的乘客则来自车厢中部，很多遇难者位于车厢的中部和后部。采访中，乘客们都回忆说，火是从后面向前烧的，坐在最后一排的四个男孩子的所见所闻就成了探究这场火灾起因的最有力说辞。坐在最左侧的张宏伟说，看见火从地板往上烧、从后往前烧，而不是扑着他们的面，烟则都从顶棚方向往前涌。而正对着车厢过道、第一个逃生的陈传文则告诉本刊记者：“火是从刘田那一片烧起来的。”倒数第二排的刘田到目前为止不见于伤者名单，可是她的同学们都不承认刘田已经遇难：“DNA还没有验出来呢。”而车上有乘客回忆，导致火灾的易燃物最为可疑的外包装是，用“一个蓝色购物袋装着的方盒子”，或者说“从外面看里面的东西是方形的”。

　　救援

　　出租车司机曾剑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对这场悲剧发生的突然有自己的叙述角度：“我在川陕立交下放下客人，调了一个头，再走100多米，这么一会儿功夫车就燃起来了，因为我往出城方向走的时候，并没有看见燃烧的车。”曾剑华是最早到达现场的救援者之一，他把自己的车停在距离出事9路30米远的地方，还来不及给车熄火和关上后备箱的盖子，拿起里面的灭火器就往出事地点跑。“我跑过去才发现，自己的灭火器用不上，当时后面的火很大，看不见人，前面都是烟，能看见很多人挤在车门前用手拍车门。”曾剑华说，当时公交车是封闭的，他的小灭火器也没有办法向里面喷。他当时能做的只能是把灭火器当工具，敲碎门玻璃，“我拿着灭火器往紧挨着车头的右门玻璃上敲了十来下，门被我打了一个洞，但是人还是出不来，就又把残留的玻璃敲下来”。凭着这个打出来的洞，乘客周万发和几个门边的人才得救。为了能抓紧时间救更多的人，曾剑华又去敲左侧的门玻璃，这次没那么幸运，怎么也敲不碎。这时，他看见车头有4、5个人在敲挡风玻璃，他就跨了一步到前面加入了队伍。“我印象深刻的是，紧挨着我的人拿了一个直径两公分的撬棍在砸，最右边的小伙子也拿了一个灭火器。我们敲碎挡风玻璃的时候，浓烟扑面而来呛得眼睛想流泪。”曾剑华告诉本刊记者，他没看见有人从挡风玻璃这边逃生，敲开后，他和最右边的小伙子冲着黑洞洞的车里喷了一阵干粉灭火。

　　接替曾剑华在车门一侧救援的是四川省运输成都公司第三六分公司技术维修科的副科长杜小林，杜小林告诉本刊记者，他骑着摩托车路过现场的时候，“车厢中部的火烧得很大，车厢右侧第一个窗户有人探出半个头来呼救”。杜小林顾不得摘头盔和手套就跑上前去，把呼救的人从车窗拉了出来。“拉第二个人的时候，我还没有去拉他，他就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臂，他的手烧得很厉害，可是有三个人同时卡在了车窗口，我救不出他们。”杜小林告诉本刊记者，他看见“穿浅蓝色衬衫”的曾剑华在用灭火器敲车门，他也过去帮忙。但是，门上的一个洞救人有限，这时火已经烧到了车前部。杜小林就和另外几个市民把手插在门缝里用力往外拉，“门本来就不好开，很多人还在里面顶住，我们后来是喊着一、二、三，才终于把门拉开的。”门打开的一瞬间，浓烟和人都涌了出来，站在前面的杜小林根本就来不及闪开，很多人烧坏的皮肤组织就蹭在了他的衣服和裤子上。“出来7、8个人的时候，有一个比较瘦的小伙子体力不支，倒在门口动不了，我又把他拉出来。”杜小林上前拉人的时候，看见车的前部已经空了，过道里都是浓烟，只能看见一个妇女趴在地上的前半个身子。“当时火势太大了，我唯一遗憾的是没能救得了她。”杜小林说。

　　曾剑华、杜小林们在车前部的时候，火势更大的车后部也有人在努力救援。路过的403公交车司机周建告诉本刊记者，从桥上就看到9路车后面的空调出风口冒出滚滚黑烟。作为公交同行，他立刻意识到前面的车着火了。“当时我车上有40名乘客，可是顾不了那么多了，我把车停在9路后面十米远的地方，拿着撬棍下车去砸车右后方的玻璃”。周建从他砸碎的玻璃处拖出来两个人后，火势就大得他没法接近了。他说他又回到车上拿了两个灭火器下来，冲着车里喷。“靠近车门那边的窗子里有一个男子举着双手浑身是火，烧得很严重，我就下面拿着灭火器往他身上喷”。但是，周建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他很难过的是，“我想他那时已经死了，因为我喷的时候，至始至终他都没发出一点声音”。眼看着车厢后半部灭火无望，周建转入了对伤者的救援，“有两个女士身上被烧得一丝不挂，我把她们扶到我车旁边休息，然后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她们披上。”大约过了2、3分钟，脱离火海的乘客们由最初的惊吓、慌乱转为烧伤的痛苦，周建的公交车最大，“我就对我的乘客说对不起大家了，这车得运送伤员，乘客们很配合，都下了车。有几个热心乘客还帮忙抬重伤员上车，跟着去医院。”周建于是调转车头，打上应急灯，一路按着喇叭就向最近的陆军总院开去。“我当时只想快点到医院，连闯没闯红灯都没注意。”车直接开到了陆军总院院里外科大楼门前，而此时，医院里的120救护车刚刚出发。

　　杜小林等到消防和救护车来了之后，就骑着摩托车上班去了，因为他最后看到的是车厢前面空了，他并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大灾难。直到看新闻的时候，“25人遇难、76人受伤”让他的心情久久无法平复。

　　曾剑华看到的最后一眼车上的乘客是趴在车后部右车窗上的两个人。“他们肯定是挣扎着想跳下来，可是没有力气了，我就看见他们的手晃了几下就不再动了。”他也送了4个乘客去医院，不过他判断当时川陕路上会堵车，没有调头往出城方向的陆军总院，而是选择了进城方向最近的416医院。他告诉本刊记者，路上，一个女乘客一边哭一边自言自语：“车上不知道要烧死多少人，我们是踩着人逃出来的。”把伤者送到医院后，曾剑华的白色座椅套全都染上了鲜血。他说，他把车停在医院里想清理一下，可是，“我实在忍不住了，坐在车上大哭了一场”。■来源：三联生活周刊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详细纪录

　　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杨璐

　　6月7日晚上23点，成都市人民政府在天府广场附近的第一办公区召开第五次新闻发布会，排除了爆炸引发燃烧的可能性，同时宣布有人携带易燃物品上车，不排除过失或故意引发燃烧。从最开始的“自燃说”到今天的严谨结论，这场悲剧的真相在极短的时间内向越来越明朗的方向发展。在此时刻，还原火灾发生时的细节显得尤为重要：从动物园站到火灾时公车即将到达的三环路川陕立交桥南，车上的100多人处于一个拥挤封闭的空间。汽油洒在了哪里？起火点又在哪儿？而寥寥无几的通风窗则决定了这些随机而站的乘客们，谁能幸免遇难，谁又抽中了死亡的塔罗牌。

　　逃生

　　6月5日早上7点十几分，陈传文说他和伙伴们在9路车天回镇终点站集合。陈传文、刘田、周文科、曾詹吉从初中时代就是同学，到了高中这个团队又加入了张宏伟，几个同学因为家里住得近，每天结伴上下学。出事那天早上，几个少年并不是排在最前面的一批人，张宏伟上车的时候，车上的一些座位已经有人坐了。不过与这些乘客不同，他们有固定的目标座位——最后一排的四个位置。张宏伟告诉本刊记者，最后一排可以通风，而且没有前面那么挤。跟随着四个男孩子上车的是女生刘田，她坐在司机那一边的倒数第二排临着过道。陈传文告诉本刊记者，刘田坐在那里是想离他们近，说话方便。终于开车了，男生们纷纷拿出自己的消遣“耍手机”或者“看小说”，张宏伟看了一本侦探小说，而陈传文读的是《坏蛋是怎样炼成的》。张宏伟向本刊记者回忆，在始发站，车上的座位就坐满了，有几个人站在过道。

　　等到陶守良夫妇带着5岁的侄孙女从陆军总医院上车的时候，车上的乘客“很有点多”。陶守良把侄孙女安置在最前方三个背靠窗户的座椅旁边的空隙处，他和妻子站在不远处的栏杆边。再坚持几站就到了终点，陶守良告诉本刊记者，他们要从那里回老家给长辈祝贺80大寿。9路车继续向前开，到蜀陵路口的时候，新上来的乘客就不得不依靠前面人的传递来刷公交卡了，乘客范庞丹向本刊记者回忆，还有两个人因为带了大包没有挤上车。站在最前面的周万发在对本刊记者回忆时，对当时自己在车上的挪动印象特别深刻：“我本来站在司机背后的横栏杆旁边，后来上来一个孕妇，肚子大约有5、6个月大了，当时车上太挤没法给她让座，我就跟她换了位置，她的肚子刚好对着司机背后那个空间，不会被挤着。”周万发告诉本刊记者，他后来就和这个孕妇背对背站着。

　　早上8点刚过，9路车从川陕立交桥下坡，再走几百米就到了立交桥南站，对于坐在最后面的陈传文和他的同学们来说，今天可能要迟到了。8点半就要开始上课，却还有好几站。不过，他们并没有觉得很惊慌，“迟到一次两次也没什么”。这时，四个男孩子回忆说，他们的座位从车门一侧依次是周文科、陈传文、曾詹吉和张宏伟。周文科、张宏伟两人各靠窗户、陈传文和曾詹吉则正对着过道。张宏伟正沉浸在侦探推理里的时候，听见陈传文喊了一声“有液体洒了”，接着就闻到了汽油味道。隔了一两秒钟，反应最快的陈传文隔着周文科从右手边的窗户跳了下去，因为此时车还没有停下来，陈传文的胳膊受了伤。紧随着陈传文跳下去的是曾詹吉，靠着右侧窗户的周文科看见两个朋友都跳下去后才跟着跳了下去。而等张宏伟跳窗的时候，火已经烧到了他的手臂。张宏伟告诉本刊记者，他当时什么都没想到，看见同学们跳下去了，他也本能的跳了。张宏伟当时的慌乱可以从他选择的逃生路径看出来，他本来就靠着9路车右侧的窗户，可是舍近求远跟着伙伴们选择了离他3个座位距离的左窗。从闻到汽油味到跳出窗，张宏伟估计也就是5、6秒的时间，先跳下来的同伴往9路车的反方向跑，他追了上去，男孩子们才发现刘田没有跟上。陈传文告诉记者，他跳窗的时候扫了一眼左前方的刘田，“刘田试着站了一下，可能因为人多，没能站起来”。

　　陈传文说他喊出“有液体洒了”的同时，车上也有人喊“汽油味”。站在车前部的陶守良说他听见了喊声，转头往后看的时候，就见一个火团在车厢后部开花了：“就像试验氢弹一样，上面是白色和灰色的烟，下面还有火。”陶守良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呛人的浓烟很快从车后部充满到了车前部，车厢里变得黑洞洞，人与人即使面对面紧挨着都看不到对方。陶守良说他5岁的侄孙女吓哭了两声，随即就被爱人制止了，他自己则摒着气，为妻子和孙女寻找生还的希望。同样站在车前部的范庞丹说她则被慌乱的人群裹挟着，从车的一侧挤到了前面的挡风玻璃处，“那时候已经有人从外面救援了，挡风玻璃被砸得像蜘蛛网”。但她又被挤到了车的另一侧。更多的人则是本能地涌向了前门，可是很遗憾，前门怎么砸都打不开，里面的人只能用力拍。

　　陶守良向本刊记者回忆，大约只过了几分钟，他在黑暗里突然看到了亮光，循着光，原来车厢左侧的窗玻璃被砸开了。他看见车窗外有人，抱起5岁的侄孙女就递了过去，接着把身后的老伴儿往窗户外面使劲儿一推：“我当时都不管她死活了，觉得推下去总比在里面烧死、呛死好。”随后，他自己也跳了出去。以为自己“死定了”的范庞丹说她也找到了生命通道，她也是从窗户跳了出来，可是具体哪个位置、怎么个过程她自己说不清了。倒是跟她住在一间病房的病友印象深刻些：“小范拉开了车厢右侧的小窗户跳了出去，我在她旁边跟着她跳。”这个位置是车上为数不多能开窗的地方，本来坐在窗户前面的吴小莉告诉本刊记者，还没等她反应过来，“身上就扑了无数人”，她的腿现在还青着。当时已经挤到门边的周万发说他看见外面有人拿灭火器砸门，就把站在前面下一级台阶的两个妇女头按了下去。“我怕碎玻璃砸到她们，就用手臂护着自己的头，然后上半身罩在她们头上。”周万发后来从砸开的前门逃生，唯一的外伤就是碎玻璃划破的手臂。他耿耿于怀的是那个与他换了位置的孕妇的安危，住在医院里还是打听前来探病的人们，但听到的回答是：“有没有一个孕妇被救出来。”

　　在这次灾难中逃生成功、受伤不重的乘客多来自前门附近，而像陈方礼这样住在重症病房，至今无法说话的乘客则来自车厢中部，很多遇难者位于车厢的中部和后部。采访中，乘客们都回忆说，火是从后面向前烧的，坐在最后一排的四个男孩子的所见所闻就成了探究这场火灾起因的最有力说辞。坐在最左侧的张宏伟说，看见火从地板往上烧、从后往前烧，而不是扑着他们的面，烟则都从顶棚方向往前涌。而正对着车厢过道、第一个逃生的陈传文则告诉本刊记者：“火是从刘田那一片烧起来的。”倒数第二排的刘田到目前为止不见于伤者名单，可是她的同学们都不承认刘田已经遇难：“DNA还没有验出来呢。”而车上有乘客回忆，导致火灾的易燃物最为可疑的外包装是，用“一个蓝色购物袋装着的方盒子”，或者说“从外面看里面的东西是方形的”。

　　救援

　　出租车司机曾剑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对这场悲剧发生的突然有自己的叙述角度：“我在川陕立交下放下客人，调了一个头，再走100多米，这么一会儿功夫车就燃起来了，因为我往出城方向走的时候，并没有看见燃烧的车。”曾剑华是最早到达现场的救援者之一，他把自己的车停在距离出事9路30米远的地方，还来不及给车熄火和关上后备箱的盖子，拿起里面的灭火器就往出事地点跑。“我跑过去才发现，自己的灭火器用不上，当时后面的火很大，看不见人，前面都是烟，能看见很多人挤在车门前用手拍车门。”曾剑华说，当时公交车是封闭的，他的小灭火器也没有办法向里面喷。他当时能做的只能是把灭火器当工具，敲碎门玻璃，“我拿着灭火器往紧挨着车头的右门玻璃上敲了十来下，门被我打了一个洞，但是人还是出不来，就又把残留的玻璃敲下来”。凭着这个打出来的洞，乘客周万发和几个门边的人才得救。为了能抓紧时间救更多的人，曾剑华又去敲左侧的门玻璃，这次没那么幸运，怎么也敲不碎。这时，他看见车头有4、5个人在敲挡风玻璃，他就跨了一步到前面加入了队伍。“我印象深刻的是，紧挨着我的人拿了一个直径两公分的撬棍在砸，最右边的小伙子也拿了一个灭火器。我们敲碎挡风玻璃的时候，浓烟扑面而来呛得眼睛想流泪。”曾剑华告诉本刊记者，他没看见有人从挡风玻璃这边逃生，敲开后，他和最右边的小伙子冲着黑洞洞的车里喷了一阵干粉灭火。

　　接替曾剑华在车门一侧救援的是四川省运输成都公司第三六分公司技术维修科的副科长杜小林，杜小林告诉本刊记者，他骑着摩托车路过现场的时候，“车厢中部的火烧得很大，车厢右侧第一个窗户有人探出半个头来呼救”。杜小林顾不得摘头盔和手套就跑上前去，把呼救的人从车窗拉了出来。“拉第二个人的时候，我还没有去拉他，他就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臂，他的手烧得很厉害，可是有三个人同时卡在了车窗口，我救不出他们。”杜小林告诉本刊记者，他看见“穿浅蓝色衬衫”的曾剑华在用灭火器敲车门，他也过去帮忙。但是，门上的一个洞救人有限，这时火已经烧到了车前部。杜小林就和另外几个市民把手插在门缝里用力往外拉，“门本来就不好开，很多人还在里面顶住，我们后来是喊着一、二、三，才终于把门拉开的。”门打开的一瞬间，浓烟和人都涌了出来，站在前面的杜小林根本就来不及闪开，很多人烧坏的皮肤组织就蹭在了他的衣服和裤子上。“出来7、8个人的时候，有一个比较瘦的小伙子体力不支，倒在门口动不了，我又把他拉出来。”杜小林上前拉人的时候，看见车的前部已经空了，过道里都是浓烟，只能看见一个妇女趴在地上的前半个身子。“当时火势太大了，我唯一遗憾的是没能救得了她。”杜小林说。

　　曾剑华、杜小林们在车前部的时候，火势更大的车后部也有人在努力救援。路过的403公交车司机周建告诉本刊记者，从桥上就看到9路车后面的空调出风口冒出滚滚黑烟。作为公交同行，他立刻意识到前面的车着火了。“当时我车上有40名乘客，可是顾不了那么多了，我把车停在9路后面十米远的地方，拿着撬棍下车去砸车右后方的玻璃”。周建从他砸碎的玻璃处拖出来两个人后，火势就大得他没法接近了。他说他又回到车上拿了两个灭火器下来，冲着车里喷。“靠近车门那边的窗子里有一个男子举着双手浑身是火，烧得很严重，我就下面拿着灭火器往他身上喷”。但是，周建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他很难过的是，“我想他那时已经死了，因为我喷的时候，至始至终他都没发出一点声音”。眼看着车厢后半部灭火无望，周建转入了对伤者的救援，“有两个女士身上被烧得一丝不挂，我把她们扶到我车旁边休息，然后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她们披上。”大约过了2、3分钟，脱离火海的乘客们由最初的惊吓、慌乱转为烧伤的痛苦，周建的公交车最大，“我就对我的乘客说对不起大家了，这车得运送伤员，乘客们很配合，都下了车。有几个热心乘客还帮忙抬重伤员上车，跟着去医院。”周建于是调转车头，打上应急灯，一路按着喇叭就向最近的陆军总院开去。“我当时只想快点到医院，连闯没闯红灯都没注意。”车直接开到了陆军总院院里外科大楼门前，而此时，医院里的120救护车刚刚出发。

　　杜小林等到消防和救护车来了之后，就骑着摩托车上班去了，因为他最后看到的是车厢前面空了，他并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大灾难。直到看新闻的时候，“25人遇难、76人受伤”让他的心情久久无法平复。

　　曾剑华看到的最后一眼车上的乘客是趴在车后部右车窗上的两个人。“他们肯定是挣扎着想跳下来，可是没有力气了，我就看见他们的手晃了几下就不再动了。”他也送了4个乘客去医院，不过他判断当时川陕路上会堵车，没有调头往出城方向的陆军总院，而是选择了进城方向最近的416医院。他告诉本刊记者，路上，一个女乘客一边哭一边自言自语：“车上不知道要烧死多少人，我们是踩着人逃出来的。”把伤者送到医院后，曾剑华的白色座椅套全都染上了鲜血。他说，他把车停在医院里想清理一下，可是，“我实在忍不住了，坐在车上大哭了一场”。■来源：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