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中国知识分子美国观的转变

陈永忠　

   

    由于抗战期间、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对中国抗日战争在经济、军事、道义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援助与支持，为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相当的贡献，战后，中国人民对美国普遍是怀有深厚的感情的。而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知识分子来说，由于在政治理念上以欧美为榜样，主张在现代中国建立一个民主、自由与法治的社会，对美国有好感，甚至在相当程度上亲美，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因为战后美国政府片面的对华政策，中国的知识分子却普遍经历了从亲美到反美的态度转变。本文拟以抗战结束后，国共政治、军事斗争为背景，以美国对华政策为线索，分析在政治理念与民族主义情结之间，中国知识分子在对美国的态度上是如何从亲美到逐步反美的历史过程。
    一、“感激美国”：战后初期知识分子对美国的好感
    1945年8月，中华民族在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之后，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不仅如此，由于在德黑兰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坚决主张在将来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给予中国应有的大国地位。这使得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与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近代以来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与增强。
    出于战争期间美国对中国抗战的实际援助与贡献，这时在国内各阶层对美国基本都具有一种普遍的好感。当时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也具有同样的看法。后来在上海主办著名政论刊物的储安平就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战争时期，中国人对于美国都怀有一种广泛的好感。这种感情，包含着感激和敬佩两种成分。在战争中，美国援助我们，鼓励我们，支持我们；除了在日后发觉的雅尔塔会议一次以外，美国没有背负过我们。我们赖有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乃得咬紧牙关，撑过最艰苦最黑暗的日子，以期获取最后的胜利。……中国人感激美国，器重美国，甚至崇拜美国！这种广泛普遍的友情，在国际历史中亦不多见。”在谈及已故美国总统罗斯福为战争所倡导的原则与理想，以及中国人民对罗斯福的深厚感情时，储安平在同一篇文章中说，罗斯福总统不仅扭转了战争的大局，且以他的崇高人格与理想，即他所领导的大西洋宪章和所号召的四大自由，使得这次战争，“从一个实际上纯然是一个利害冲突的战争，变成为一个有理想、有原则、有灵性的战争。”因此，“当中国的政府、人民、军队，依然被驱于中国西部的山谷地带时候，罗斯福总统去世的噩耗传来，不知引起中国多少男女的悲悼哀思！”无疑，储安平这种对美国的感觉不仅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更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普遍的对美国的态度。
    不仅如此，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人们也普遍把美国作为中国实现民主与自由的楷模，他们指出：“美国非今世强国之冠冕乎？美国非今世民主国之模范乎？美国国民之思想何等自由乎？……吾国方今相期以实行民主政治，则美国非吾师乎？”在这里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在对美国政体的称赞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他们的心目中美国就是自由与民主的化身。也有人从战后中国需要美国的帮助以实现工业化的角度，谈到了对美国的期望，“中国因为在政治形态上一般倾向于英美式的民主，在工业建设上待借重于美国的机械与技术，在抗战时期与美国有并肩御敌的患难友谊，中国政府与人民之亲近美国是很自然的。”
    抗日战争的胜利，给战后的中国带来了和平建设的希望，人民迫切需要休养生息，以弥补多年的战争给国家与民族带来的巨大创伤与破坏。为此，国共两党进行了重庆谈判，确认了和平建设的原则。但国民党当局对和平并无诚意，他们蓄意要以武力来解决国内政治问题，不时与中共产生摩擦。中华民族面临重新爆发内战的局面。
    为了调解国共冲突，此时的美国杜鲁门政府从其战后全球战略出发，调整了1944年赫尔利特使明显偏袒蒋介石政府的对华政策，表示不以武力干涉中国内争，赞成用和平民主的方式解决中国内部问题，并派马歇尔赴华调处国共矛盾。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敦促国共实现停火，召开国民会议完成统一，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政治改革，以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党派。同日，杜鲁门要求马歇尔“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召开一个包括主要党派的代表所组成的全国会议，以获致中国的统一。”
    杜鲁门总统的这个对华声明与马歇尔特使来华调处国共矛盾，得到了中国当时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欢迎，也受到了希望变革国民党一党专政政治体制与独裁作风的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欢迎。储安平指出，马歇尔使华对于中国及中国的人民是有益处的，因为中国人民希望在战后进行和平建设，不希望再有内战，中国人民希望改组政府，使政治出现一种新局面，以促进国家的进步、繁荣与强盛，而马歇尔使华的任务，不仅正好符合中国人民的上述愿望，也可帮助中国人民实现上述愿望。因此，“中国入民对于马歇尔元帅的来华，不仅表示衷心的欢迎，而且满怀期望，希望马歇尔元帅的任务能圆满完成。”在《敬告马歇尔元帅》一文中，储安平以一个在政治党派关系上无所属的自由人民的身份，希望马歇尔元帅使华能帮助中国“成为一个安定、团结、民主、强盛的国家。”吴世昌也说：“在刚胜利时，美国希望中国和平团结。马歇尔来华调停内战，我们是衷心感谢的。虽然调停并不成功，但中国各方仍感激他的好意。”不过，就在马歇尔来华之前，也有人对对美国对华政策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忧虑，认为在当时中国微妙的局面下，美国对华政策如处置不当，会造成与美国“关怀中国”原意相反的结果，“假如美国对于中国的事情关切过度，代劳太多，可能使中国人民对于美国发生一种恐惧的感觉，而这种恐惧的感觉，即使是一种误会，也大足影响中美两国所已有的友谊。”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担心是不无道理的，因为美国的对华政策本身就具有自我矛盾之处。
    著名美籍学者费正清在分析当时美国对华援助与调处的政策时，曾指出“实际上，我们怀着一个自相矛盾的目标：敦促国民党领袖进行改革，以便削弱他们的专制权力而有利于国内和平；同时加强国民党所控制的政权，作为走向东亚政治稳定的一个步骤。我们卷进了一个继续在物质上加强国民党专政而同时又想使它在政治上自行解体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自相矛盾性不仅未能挽救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失败，而且也使原本对美国怀有好感的中国人民，以及中国众多的知识分子逐渐对美国产生了失望，并随着国内外时局的变化，对美国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相应的转变。
    二、在民族情感与政治理念之间：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
    中国知识分子是非常向往能在国民党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实现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政体的，在他们心目中英美式的民主制度是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社会的榜样。他们普遍认为：“民主者照英美的定义，则人民可以自由批评政府的政策及施政情形。人民可以用暴力以外的方法，改换政府；凡是公民，都可以用自由结合的方式，组织政党，用竞争选举的方式参加政府。”他们认为自由是人类实现进化和美好生活所必需的条件，“自由是发展人类潜藏智能的工具，因此自由主义之下人类乃能充分利用其才能。自由是反抗武断的利器，因此自由主义之下人类乃能不受专横的毒害。自由是权利的基础，因此自由主义之下人类的利益乃能有充分的保障。总之，自由能使人类有更美好的生活。”而民主政治的实行，可以确保“每一个国民都有说话的机会，并有容忍别人说话的自由；每一个国民都有选择生活的机会，并获得生活安全的保障；每一个国民都有选举政府、决定政策的权力，并保有批评政府及政策的权力。”而以自由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盟更是明确提出中国抗战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十足道地自由独立的民主国家，并强调英美民主制度下人民所享有的自由权利，“就成了树立中国民主的必要条件，亦可以说成了中国民主起码的条件。”正是出于对美国民主政治的认同，以及抗战期间美国的援助，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极其认同美国的，并希望美国在战后能一如既往地帮助中国实现和平与民主。
    中国的知识分子固然向往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依然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目睹中华民族百年来遭受的屈辱与不幸，中国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一样，渴望国家与民族能走上一条独立、自由、民主与富强的道路。而抗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形势，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愿望更加强烈，任何阻挠中国走上强国之路的国家、集团与势力，势必都要遭到他们的激烈谴责与反对。而美国出于战后其全球战略，以及对中国形势的错误估计，采取了片面的对华政策，从而使得它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的形象开始发生某种变化。
    就在马歇尔使团准备赴华调解国共冲突之际，美国为实现与国民党政府在日本投降前达成的协议，将大批的军事装备与弹药交付国民党军队，并继续以美军的运输工具帮助国民党军队强占华北、东北等战略要地。此举不仅加剧了中国内战爆发的严峻形势，也使马歇尔使团赴华调解的目标注定成为一个失败的结局。尽管1946年1月政协会议的成功召开，以及在会议上签定的《和平建国纲领》和通过的有关宪法原则、国民大会、政府改组、整军等一系列协议与随后的停战协定，使中国战后和平民主的局面一度出现了相当的希望，但由于蒋介石及国民党政权对中共与其他民主力量的仇视，以及赖有美国的军事与经济援助，决心以武力来完成中国的“统一”，内战的重新爆发已不可避免。
    内战重新爆发后不久，中国民主建国会的章乃器于1946年8月的《文汇报》上发表谈话，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实有重加检讨之必要”，反对美国把中国变成其反苏基地，以及其片面的援蒋政策，否则“美国之援华政策失其原来之意义，更属了无疑义。”但仍企望美国“继续为我国之和平民主而努力。”表达了对美国援蒋政策的不满和内战爆发的忧虑。
    1946年12月，驻华美军士兵强奸北京大学一女学生，引起了全国各界的普遍愤怒，约有五十万学生举行行游表威，抗议美军暴行。这时，许多知识分子对美国对华政策还持温和的批评态度，中央大学教授吴世昌就认为反对美军驻华“同时不可不诉诸理智，万不可因此损害邦交及友谊。”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把此事件与内政联系起来，认为青年人因此案而引起的愤怒，是十分值得同情的，但“同时，我们也得反躬自省，在今天的中国国内，贪污枉法，倒行逆施，那里还寻得到一点公道正义？对自己人都没有公道，我们还能希望人家以公道相待么？”然而此一事件也严重损害了他们心目中的美国作为民主世界领袖的形象，“自由主义原是以法律上的公道为起码的条件，现在美国连这点公道都不想再拥护，他怎样还能举起自由主义做号召呢？”表达了对美国式民主自由与美国对华政策之间矛盾的困惑与疑虑。
    针对美国援助国民党政权与“调解”国共内战的政策，有人指出“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中间阶级是对苏联有恶感的，但万一不幸，将来不能不偏向于苏联的那一天，那是美国逼迫出来的，这却必须由美国负完全责任。”并警告美国“如果再这样‘调解’下去，不但不会有结果，反而会使中国进入他敌对的圈子了。”从而“势将在东亚大陆看到一个壮大的反美政权。”随着内战的步步升级与美国对华政策愈于趋向片面援蒋，以及美军士兵在中国土地上的暴行日渐增多，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感觉越来越失望，而伴随着国内政治、经济等形势的恶化，使得他们开始逐步从原先对美国抱有的希望与幻想转向严厉抨击美国片面的对华政策，但同时又认为“只要美国不帮助反动政权，中国自由主义分子向美国特别拉紧些是可能的。中国必需产生一个国共以外的新势力。我们相信只要获得美国的保证，一个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便可产生。”表现出在政治理念与民族主义情结之间，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深刻的彷徨、矛盾与两难心理。
    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从二战后国际局势发展的现实出发，强烈主张中国在美苏两大阵营之间保持中立的地位，他们意识到“国际政治具有两种不同的矛盾的性质，其一是现实性，其二是进步性。”无论是从国际政治的变化，还是从过去的是非曲直，以及我们自己的利害来看，我们都不可将美苏视为敌对国家。“中国人民不反美，也不反苏，孙中山先生是列宁的朋友，也是林肯的信徒，我们只愿意在中国的国土上成为中国人民安宁幸福的乐上，不愿意成为国际斗争的基地。”然而现实政治斗争的残酷，也使他们认识到在目前的状况下，“美苏间既不会诉诸战争也不会言归于好，则目前这种拖的局面，显然还要延续下去，所谓冷战一时还不会终止。”因此，他们认为即使假定美苏的斗争仍将剧烈，我们仍是没有理由偏美反苏，“美苏如有斗争，我们第一工作应是尽力以疏解双方，使斗争变成合作。疏解不成，则我们应本我们的道义感，站在有理的一方。”甚至还有人希望中国应该成为美苏的桥梁，不应盲从任何一方，应有自己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与国内政治联系起来，“中国在亚洲方面，应成为美苏两强的桥梁。为着要达到这一点，中国应依照西欧英法两个国的模型，在政治方面采行民主政治，而在经济方面采行温和社会主义，并在外交方面超出于任何集团而为集体安全等理想而努力。”明确提出了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希望在中国实现“英美民主政治”，加上“苏联经济民主”，独立外交的第三条道路。但是中国知识分子这种良好的愿望，却在当时国际、国内时局发展的局面下，注定要成为一种空中楼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不得不走上一条“不得已”的反美道路。
    三、反美思潮的兴起：知识分子对美国态度的转向
    1946年11月《中美友好通商条约》的签订和12月的沈崇事件，以及美国片面的援华政策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内战的火上加油，使得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开始进发。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民族主义情感也开始迸发，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这场在全中国轰轰烈烈开展的反美运动之中。
    1947年1月，马歇尔离华，在临行前发表的申明中，表示美国将不干涉中国的内政，并将继续调处国共冲突。但就在马歇尔回国后不久，美国政府仍然继续协助国民党向东北运送军队，并向国民党出售剩余战略物质，美国政府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招致了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强烈抗议。5月，西南联大20位教授联名发表《致马歇尔将军书》，愤怒谴责美国此举助长了中国的内战并加剧了中国的灾难，“希望并要求美国不以任何形式的借款贷予国民党政府，因为这样只能帮助国民党政府屠杀更多的中国人民，并延缓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民盟也认为“美国如有诚意协助中国实现和平，首先就不应该有这种助长内战的行动，在这种形势下谈政治，不是太笑话吗？”很显然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人认为，国民党政权正在把中国引向一条毁灭的道路，而美国的援助却助长了这个政权进行内战的决心，并加强了它的力量，这无疑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对美国产生一种愤恨的情绪，从而影响他们心目中对美国的看法。
    战后美国扶持日本，以其作为反苏反共基地的政策，也遭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严厉批评，他们指出“为民族自尊心，为国家体面，为子孙，为国际信义，反扶日不能说有罪。美国施恩，受者无几，感恩何从说起？”而中国民主同盟更是把以前的“友邦”称之为帝国主义，呼吁全国爱国青年及文化界、工商界人土应“一致奋起，极力反对”美国对日本的扶持政策。针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辩护美国的扶日政策，以及以狂妄言辞威胁中国爱国学生的行径，民盟严重警告：“昔时暴日之所不敢为者，今美帝竟悍然为之而毫无顾忌。此实为中华民族之奇耻大辱……誓愿与全国同胞再接再厉，以自己答复侵略。一切后果，应由美帝自任之。”从“友邦”到“美帝”，知识分子这种对美国称谓的转变，清楚地表明了在他们心目中美国所代表的形象正在发生的某种变化，美国已经不是自由民主的象征，而是可耻的帝国主义。因此，当1948年底，美国提议由中国的自由分子出面组阁之时，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响应者就寥寥无几，更多的人则惟恐避之不及。
    1948年下半年，中国进入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历史关头，美国并没有从它一贯的援蒋反共的错误政策中醒悟过来，仍继续以大量的物质和金钱援助国民党政府，此举使得已经深受战争之苦，厌恶战争，厌恶国民党政权，对美国已极度失望的中国知识分子忍无可忍。同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和其他民主党派发表了《为美帝侵华向联合国大会控诉书》，抗议美国政府援蒋反共，干涉中国内政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这种局势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然会危害世界的和平。”指出中国人民本来是信赖美国的对华政策的，但美国政府却欺骗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种欺骗，实给予我们中国人民和一切民主党派以最深的印象。”
    194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夕，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友谊”，还是侵略？》等几篇著名的评论，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侵略本质，号召广大的知识分子丢掉对美国的任何幻想。代表自由知识分子的民盟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响应，指出美国对华政策不外三种：以华乱华、结伙抢劫与直接蛮干，并警告“美帝”，中国人民已经有了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和勇气。
    从抗战胜利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短短几年的时间，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经历了从最初的对美国的好感到激烈批评美国对华政策，最后视其为帝国主义的历史转变。究其原因，是由于美国在战后所采取的片面对华政策，在政治理念与民族情结之间，在历史的现实当中，中国知识分子做出了他们自己的选择。
    （摘自2008年第4期《浙江学刊》）

陈永忠　

   

    由于抗战期间、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对中国抗日战争在经济、军事、道义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援助与支持，为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相当的贡献，战后，中国人民对美国普遍是怀有深厚的感情的。而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知识分子来说，由于在政治理念上以欧美为榜样，主张在现代中国建立一个民主、自由与法治的社会，对美国有好感，甚至在相当程度上亲美，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因为战后美国政府片面的对华政策，中国的知识分子却普遍经历了从亲美到反美的态度转变。本文拟以抗战结束后，国共政治、军事斗争为背景，以美国对华政策为线索，分析在政治理念与民族主义情结之间，中国知识分子在对美国的态度上是如何从亲美到逐步反美的历史过程。
    一、“感激美国”：战后初期知识分子对美国的好感
    1945年8月，中华民族在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之后，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不仅如此，由于在德黑兰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坚决主张在将来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给予中国应有的大国地位。这使得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与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近代以来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与增强。
    出于战争期间美国对中国抗战的实际援助与贡献，这时在国内各阶层对美国基本都具有一种普遍的好感。当时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也具有同样的看法。后来在上海主办著名政论刊物的储安平就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战争时期，中国人对于美国都怀有一种广泛的好感。这种感情，包含着感激和敬佩两种成分。在战争中，美国援助我们，鼓励我们，支持我们；除了在日后发觉的雅尔塔会议一次以外，美国没有背负过我们。我们赖有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乃得咬紧牙关，撑过最艰苦最黑暗的日子，以期获取最后的胜利。……中国人感激美国，器重美国，甚至崇拜美国！这种广泛普遍的友情，在国际历史中亦不多见。”在谈及已故美国总统罗斯福为战争所倡导的原则与理想，以及中国人民对罗斯福的深厚感情时，储安平在同一篇文章中说，罗斯福总统不仅扭转了战争的大局，且以他的崇高人格与理想，即他所领导的大西洋宪章和所号召的四大自由，使得这次战争，“从一个实际上纯然是一个利害冲突的战争，变成为一个有理想、有原则、有灵性的战争。”因此，“当中国的政府、人民、军队，依然被驱于中国西部的山谷地带时候，罗斯福总统去世的噩耗传来，不知引起中国多少男女的悲悼哀思！”无疑，储安平这种对美国的感觉不仅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更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普遍的对美国的态度。
    不仅如此，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人们也普遍把美国作为中国实现民主与自由的楷模，他们指出：“美国非今世强国之冠冕乎？美国非今世民主国之模范乎？美国国民之思想何等自由乎？……吾国方今相期以实行民主政治，则美国非吾师乎？”在这里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在对美国政体的称赞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他们的心目中美国就是自由与民主的化身。也有人从战后中国需要美国的帮助以实现工业化的角度，谈到了对美国的期望，“中国因为在政治形态上一般倾向于英美式的民主，在工业建设上待借重于美国的机械与技术，在抗战时期与美国有并肩御敌的患难友谊，中国政府与人民之亲近美国是很自然的。”
    抗日战争的胜利，给战后的中国带来了和平建设的希望，人民迫切需要休养生息，以弥补多年的战争给国家与民族带来的巨大创伤与破坏。为此，国共两党进行了重庆谈判，确认了和平建设的原则。但国民党当局对和平并无诚意，他们蓄意要以武力来解决国内政治问题，不时与中共产生摩擦。中华民族面临重新爆发内战的局面。
    为了调解国共冲突，此时的美国杜鲁门政府从其战后全球战略出发，调整了1944年赫尔利特使明显偏袒蒋介石政府的对华政策，表示不以武力干涉中国内争，赞成用和平民主的方式解决中国内部问题，并派马歇尔赴华调处国共矛盾。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敦促国共实现停火，召开国民会议完成统一，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政治改革，以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党派。同日，杜鲁门要求马歇尔“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召开一个包括主要党派的代表所组成的全国会议，以获致中国的统一。”
    杜鲁门总统的这个对华声明与马歇尔特使来华调处国共矛盾，得到了中国当时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欢迎，也受到了希望变革国民党一党专政政治体制与独裁作风的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欢迎。储安平指出，马歇尔使华对于中国及中国的人民是有益处的，因为中国人民希望在战后进行和平建设，不希望再有内战，中国人民希望改组政府，使政治出现一种新局面，以促进国家的进步、繁荣与强盛，而马歇尔使华的任务，不仅正好符合中国人民的上述愿望，也可帮助中国人民实现上述愿望。因此，“中国入民对于马歇尔元帅的来华，不仅表示衷心的欢迎，而且满怀期望，希望马歇尔元帅的任务能圆满完成。”在《敬告马歇尔元帅》一文中，储安平以一个在政治党派关系上无所属的自由人民的身份，希望马歇尔元帅使华能帮助中国“成为一个安定、团结、民主、强盛的国家。”吴世昌也说：“在刚胜利时，美国希望中国和平团结。马歇尔来华调停内战，我们是衷心感谢的。虽然调停并不成功，但中国各方仍感激他的好意。”不过，就在马歇尔来华之前，也有人对对美国对华政策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忧虑，认为在当时中国微妙的局面下，美国对华政策如处置不当，会造成与美国“关怀中国”原意相反的结果，“假如美国对于中国的事情关切过度，代劳太多，可能使中国人民对于美国发生一种恐惧的感觉，而这种恐惧的感觉，即使是一种误会，也大足影响中美两国所已有的友谊。”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担心是不无道理的，因为美国的对华政策本身就具有自我矛盾之处。
    著名美籍学者费正清在分析当时美国对华援助与调处的政策时，曾指出“实际上，我们怀着一个自相矛盾的目标：敦促国民党领袖进行改革，以便削弱他们的专制权力而有利于国内和平；同时加强国民党所控制的政权，作为走向东亚政治稳定的一个步骤。我们卷进了一个继续在物质上加强国民党专政而同时又想使它在政治上自行解体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自相矛盾性不仅未能挽救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失败，而且也使原本对美国怀有好感的中国人民，以及中国众多的知识分子逐渐对美国产生了失望，并随着国内外时局的变化，对美国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相应的转变。
    二、在民族情感与政治理念之间：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
    中国知识分子是非常向往能在国民党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实现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政体的，在他们心目中英美式的民主制度是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社会的榜样。他们普遍认为：“民主者照英美的定义，则人民可以自由批评政府的政策及施政情形。人民可以用暴力以外的方法，改换政府；凡是公民，都可以用自由结合的方式，组织政党，用竞争选举的方式参加政府。”他们认为自由是人类实现进化和美好生活所必需的条件，“自由是发展人类潜藏智能的工具，因此自由主义之下人类乃能充分利用其才能。自由是反抗武断的利器，因此自由主义之下人类乃能不受专横的毒害。自由是权利的基础，因此自由主义之下人类的利益乃能有充分的保障。总之，自由能使人类有更美好的生活。”而民主政治的实行，可以确保“每一个国民都有说话的机会，并有容忍别人说话的自由；每一个国民都有选择生活的机会，并获得生活安全的保障；每一个国民都有选举政府、决定政策的权力，并保有批评政府及政策的权力。”而以自由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盟更是明确提出中国抗战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十足道地自由独立的民主国家，并强调英美民主制度下人民所享有的自由权利，“就成了树立中国民主的必要条件，亦可以说成了中国民主起码的条件。”正是出于对美国民主政治的认同，以及抗战期间美国的援助，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极其认同美国的，并希望美国在战后能一如既往地帮助中国实现和平与民主。
    中国的知识分子固然向往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依然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目睹中华民族百年来遭受的屈辱与不幸，中国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一样，渴望国家与民族能走上一条独立、自由、民主与富强的道路。而抗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形势，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愿望更加强烈，任何阻挠中国走上强国之路的国家、集团与势力，势必都要遭到他们的激烈谴责与反对。而美国出于战后其全球战略，以及对中国形势的错误估计，采取了片面的对华政策，从而使得它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的形象开始发生某种变化。
    就在马歇尔使团准备赴华调解国共冲突之际，美国为实现与国民党政府在日本投降前达成的协议，将大批的军事装备与弹药交付国民党军队，并继续以美军的运输工具帮助国民党军队强占华北、东北等战略要地。此举不仅加剧了中国内战爆发的严峻形势，也使马歇尔使团赴华调解的目标注定成为一个失败的结局。尽管1946年1月政协会议的成功召开，以及在会议上签定的《和平建国纲领》和通过的有关宪法原则、国民大会、政府改组、整军等一系列协议与随后的停战协定，使中国战后和平民主的局面一度出现了相当的希望，但由于蒋介石及国民党政权对中共与其他民主力量的仇视，以及赖有美国的军事与经济援助，决心以武力来完成中国的“统一”，内战的重新爆发已不可避免。
    内战重新爆发后不久，中国民主建国会的章乃器于1946年8月的《文汇报》上发表谈话，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实有重加检讨之必要”，反对美国把中国变成其反苏基地，以及其片面的援蒋政策，否则“美国之援华政策失其原来之意义，更属了无疑义。”但仍企望美国“继续为我国之和平民主而努力。”表达了对美国援蒋政策的不满和内战爆发的忧虑。
    1946年12月，驻华美军士兵强奸北京大学一女学生，引起了全国各界的普遍愤怒，约有五十万学生举行行游表威，抗议美军暴行。这时，许多知识分子对美国对华政策还持温和的批评态度，中央大学教授吴世昌就认为反对美军驻华“同时不可不诉诸理智，万不可因此损害邦交及友谊。”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把此事件与内政联系起来，认为青年人因此案而引起的愤怒，是十分值得同情的，但“同时，我们也得反躬自省，在今天的中国国内，贪污枉法，倒行逆施，那里还寻得到一点公道正义？对自己人都没有公道，我们还能希望人家以公道相待么？”然而此一事件也严重损害了他们心目中的美国作为民主世界领袖的形象，“自由主义原是以法律上的公道为起码的条件，现在美国连这点公道都不想再拥护，他怎样还能举起自由主义做号召呢？”表达了对美国式民主自由与美国对华政策之间矛盾的困惑与疑虑。
    针对美国援助国民党政权与“调解”国共内战的政策，有人指出“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中间阶级是对苏联有恶感的，但万一不幸，将来不能不偏向于苏联的那一天，那是美国逼迫出来的，这却必须由美国负完全责任。”并警告美国“如果再这样‘调解’下去，不但不会有结果，反而会使中国进入他敌对的圈子了。”从而“势将在东亚大陆看到一个壮大的反美政权。”随着内战的步步升级与美国对华政策愈于趋向片面援蒋，以及美军士兵在中国土地上的暴行日渐增多，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感觉越来越失望，而伴随着国内政治、经济等形势的恶化，使得他们开始逐步从原先对美国抱有的希望与幻想转向严厉抨击美国片面的对华政策，但同时又认为“只要美国不帮助反动政权，中国自由主义分子向美国特别拉紧些是可能的。中国必需产生一个国共以外的新势力。我们相信只要获得美国的保证，一个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便可产生。”表现出在政治理念与民族主义情结之间，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深刻的彷徨、矛盾与两难心理。
    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从二战后国际局势发展的现实出发，强烈主张中国在美苏两大阵营之间保持中立的地位，他们意识到“国际政治具有两种不同的矛盾的性质，其一是现实性，其二是进步性。”无论是从国际政治的变化，还是从过去的是非曲直，以及我们自己的利害来看，我们都不可将美苏视为敌对国家。“中国人民不反美，也不反苏，孙中山先生是列宁的朋友，也是林肯的信徒，我们只愿意在中国的国土上成为中国人民安宁幸福的乐上，不愿意成为国际斗争的基地。”然而现实政治斗争的残酷，也使他们认识到在目前的状况下，“美苏间既不会诉诸战争也不会言归于好，则目前这种拖的局面，显然还要延续下去，所谓冷战一时还不会终止。”因此，他们认为即使假定美苏的斗争仍将剧烈，我们仍是没有理由偏美反苏，“美苏如有斗争，我们第一工作应是尽力以疏解双方，使斗争变成合作。疏解不成，则我们应本我们的道义感，站在有理的一方。”甚至还有人希望中国应该成为美苏的桥梁，不应盲从任何一方，应有自己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与国内政治联系起来，“中国在亚洲方面，应成为美苏两强的桥梁。为着要达到这一点，中国应依照西欧英法两个国的模型，在政治方面采行民主政治，而在经济方面采行温和社会主义，并在外交方面超出于任何集团而为集体安全等理想而努力。”明确提出了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希望在中国实现“英美民主政治”，加上“苏联经济民主”，独立外交的第三条道路。但是中国知识分子这种良好的愿望，却在当时国际、国内时局发展的局面下，注定要成为一种空中楼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不得不走上一条“不得已”的反美道路。
    三、反美思潮的兴起：知识分子对美国态度的转向
    1946年11月《中美友好通商条约》的签订和12月的沈崇事件，以及美国片面的援华政策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内战的火上加油，使得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开始进发。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民族主义情感也开始迸发，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这场在全中国轰轰烈烈开展的反美运动之中。
    1947年1月，马歇尔离华，在临行前发表的申明中，表示美国将不干涉中国的内政，并将继续调处国共冲突。但就在马歇尔回国后不久，美国政府仍然继续协助国民党向东北运送军队，并向国民党出售剩余战略物质，美国政府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招致了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强烈抗议。5月，西南联大20位教授联名发表《致马歇尔将军书》，愤怒谴责美国此举助长了中国的内战并加剧了中国的灾难，“希望并要求美国不以任何形式的借款贷予国民党政府，因为这样只能帮助国民党政府屠杀更多的中国人民，并延缓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民盟也认为“美国如有诚意协助中国实现和平，首先就不应该有这种助长内战的行动，在这种形势下谈政治，不是太笑话吗？”很显然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人认为，国民党政权正在把中国引向一条毁灭的道路，而美国的援助却助长了这个政权进行内战的决心，并加强了它的力量，这无疑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对美国产生一种愤恨的情绪，从而影响他们心目中对美国的看法。
    战后美国扶持日本，以其作为反苏反共基地的政策，也遭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严厉批评，他们指出“为民族自尊心，为国家体面，为子孙，为国际信义，反扶日不能说有罪。美国施恩，受者无几，感恩何从说起？”而中国民主同盟更是把以前的“友邦”称之为帝国主义，呼吁全国爱国青年及文化界、工商界人土应“一致奋起，极力反对”美国对日本的扶持政策。针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辩护美国的扶日政策，以及以狂妄言辞威胁中国爱国学生的行径，民盟严重警告：“昔时暴日之所不敢为者，今美帝竟悍然为之而毫无顾忌。此实为中华民族之奇耻大辱……誓愿与全国同胞再接再厉，以自己答复侵略。一切后果，应由美帝自任之。”从“友邦”到“美帝”，知识分子这种对美国称谓的转变，清楚地表明了在他们心目中美国所代表的形象正在发生的某种变化，美国已经不是自由民主的象征，而是可耻的帝国主义。因此，当1948年底，美国提议由中国的自由分子出面组阁之时，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响应者就寥寥无几，更多的人则惟恐避之不及。
    1948年下半年，中国进入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历史关头，美国并没有从它一贯的援蒋反共的错误政策中醒悟过来，仍继续以大量的物质和金钱援助国民党政府，此举使得已经深受战争之苦，厌恶战争，厌恶国民党政权，对美国已极度失望的中国知识分子忍无可忍。同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和其他民主党派发表了《为美帝侵华向联合国大会控诉书》，抗议美国政府援蒋反共，干涉中国内政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这种局势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然会危害世界的和平。”指出中国人民本来是信赖美国的对华政策的，但美国政府却欺骗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种欺骗，实给予我们中国人民和一切民主党派以最深的印象。”
    194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夕，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友谊”，还是侵略？》等几篇著名的评论，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侵略本质，号召广大的知识分子丢掉对美国的任何幻想。代表自由知识分子的民盟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响应，指出美国对华政策不外三种：以华乱华、结伙抢劫与直接蛮干，并警告“美帝”，中国人民已经有了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和勇气。
    从抗战胜利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短短几年的时间，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经历了从最初的对美国的好感到激烈批评美国对华政策，最后视其为帝国主义的历史转变。究其原因，是由于美国在战后所采取的片面对华政策，在政治理念与民族情结之间，在历史的现实当中，中国知识分子做出了他们自己的选择。
    （摘自2008年第4期《浙江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