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分子对国家权力的态度转变

2008年04月15日 18:06南风窗
想起来自己都惊讶，在2003年发生的事件中，最常在我记忆中浮现的，既不是“非典”，也不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开战，而是学界很多朋友和认识的人对国家权力态度的转变。
2003年，知识分子的态度转变
围绕着2003年许多朋友与知识分子对国家态度转变的思考，所以惊讶，是因为以毛时代在知识领域常常过度政治化和1980年代末事件为基本背景，1990年代知识界的公开表述主流是强调学术思想的自律、并在私下常常强调自己与现实国家权力的疏离乃至对立的心情。在我的印象中，这种言论与氛围在2000年以后仍在延续，是以当2003年看到许多朋友与知识人明确表示对当时国家权力的认同，“突然”感自然非常强烈。
回顾1990年代中期以来知识界的各种思潮与观念、言论动向，并对认同现国家的各种言论逻辑加以仔细考察、分析，我认识到，2003年发生的众多知识分子开始积极认同现国家权力的现象，其实不是“突然”的，因此也不应该“惊讶”。在构成思想、知识对国家权力的理解方面，90年代后期以来知识界其实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实际上导致了知识界许多人产生了对国家权力大大不同于90年代初中期的功能赋予及期待。
因此，当中国国家权力表现出与这些功能赋予及期待看起来相配合的政策与承诺时，知识界的许多人便会为此配合的外在契机的出现而鼓舞，从而公开表现出自己的认同看法与欢迎热情。可资对照的是，在此之前，90年代初中期，由于80年代末的历史事件，和其时流行的思潮、观念对市场作用过多的想象与意义赋予，使得知识界在国家问题上，未经更多的对中国历史现实的分析中介，便采取了认为该尽量弱化国家权力的立场。
从2003、2004年许多公开表现出的，对当时国家权力反应热情的知识分子自我解释的言论中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这批在2003、2004年开始明确表现出自己对国家热情的知识分子解释说，2002年年底，新一代领导核心组成。在他们看来，虽然新一代领导核心刚上台时亦有“大国”、“盛世”等对中国现实包含了乐观判断的举动，但很快就因对现实状况的进一步认识而把相当注意力转到了对中国内部诸社会危机、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上来，并正面积极回应和承诺对从贫富分化、三农问题到环境、生态危机到医疗、教育、就业等一系列危机与问题的解决。
也正是以胡主席、温家宝等新一代领导人对这些危机和问题的积极回应为背景，很多人善意地把新一代领导核心这一系列相关举动、措施与承诺称为“新政”。确实，此一变化的善意期待，构成了相当一批知识分子明确表示自己认同的决定性外在契机。
其时，一批自命左派者开始认同现国家，是因为他们认为新一代领导人的很多举措和承诺与他们的看法相同。相比，一些自由主义者调整对国家的态度，其理由虽然也是因为新一代领导人对很多他们看重的问题与危机的积极回应；但细究起来，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发现他们90年代初中期所有的很多期待都在历史的展开中落了空，加上当代中国大陆存在的种种紧迫的社会问题与危机，都使得一部分自由主义者把希望放到中国现国家权力的转化上来，希望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并最终实现他们对中国大陆的自由民主的期待。
而所有这些由先前的状态转变为重新认同或一定程度上认同、期待现国家的变化，共有的一个背景便是:一方面中国大陆融入这个世界越来越深，也越来越离不开这个世界。但另一方面，对世界了解得越多，也使得中国知识界越来越清楚，美国所致力推动的全球化并不是世界大同的开始和对民族国家的超越，在很多方面反而要求国家职能的活跃与深化；而对世界现下各方面实际运作状况了解的加深，及对世界某些对待中国的方式（比如“中国威胁论”）的反弹，也都逼迫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国家问题，而这些当然也在推动相当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重新调整、定位自身与国家的心理感觉关系。
虽然，2003、2004年很多知识分子表现出的对当时国家很强的认同取向与热情，因这两年国家权力实际所作所为所发生的变化，使不少知识分子从对国家的热情称赞、热情辩护，变为表述克制、犹豫，但即便如此，公开、半公开特别是私下所表现出的对国家的过分辩护与同情仍是相当普遍的，并且是现下知识界区别于1990年代中国大陆知识界的最重要的不同之一。
在近三四年中，如下这种谈论中国中央国家权力的情况相当常见:公开表述时谨慎、犹豫，好像客观中立，但细加体察则可判断其言论实倾向同情乃至为国家权力辩解；此种同情现中央国家、为现中央国家辩解的倾向在私下表述里往往表现得更加充分，即把许多明确与国家有关，但又于国家不利的现象与问题的出现，解释为派系斗争的存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国家下层权力把好经念歪了等等，而自觉不自觉通贯此中的逻辑则是为之进行善意解释、辩护和道义赋予。
在初步解决了何以在2003、2004有那么多知识分子“突然”转向国家权力问题后，跳跃一步，来关注他们为国家解释与辩护的内容与方式，而非着眼他们为什么要进行解释与辩护及其解释与辩护的动力何在。
三个根本性问题
如前所述，这类辩护方式将引出如下认知后果:一是复杂的历史和现实事实上被简化为是非清楚的忠奸模式，就像80年代的历史被简化为改革、反改革，改革是善，反改革是恶；现在这类解释与辩护，事实上也在把现实简化为代表受损阶层和代表既得利益集团两个阵营，而前者为善，后者为恶。二是这种本质上的忠奸或和尚（下层官员）把经念歪了的解释模式，虽然不乏成立的理由和原因，但作为对太多问题的解释和答案，实际不仅无助于对这些问题准确地理解，反而阻碍进一步的解析。
如此评估这当中多数解释与辩护，固然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之嫌，却方便我们清楚，这些看似常常不脱具体脉络的解释与辩护，其实常常笼统、简化、先入为主、似是而非。并让人疑心，这些同情者与辩护人，并没有真的仔细想过，妨碍他们顺利实现他们的目标，解决他们所欲解决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危机，真的只是权力掣肘问题吗？即使问题真的只是权力问题，那么又该如何认识、讨论此权力问题呢？如果中央权力能很大程度上被集中还是可以想象的话，那么在现在这样一种现实境况中，要把中央权力有效通贯到下层，并使整个权力不受既得利益集团干扰可能吗？如果相当程度可能，那该如何去做？而此做又应该以什么样的认知把握为前提？
因此，知识分子要想真的对新政有思考上的贡献，首先就不要过急把太多问题归结为客观条件不具备（通常只是指国家支配的可分配资源的充足与否）或权力掣肘问题，而应特别注意如下几个具根本重要性的问题:
一是中央现有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无论是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医疗、教育改革失败问题，贫富分化、社会安全保障问题，甚至是打开国际外交局面问题，其所依赖的核心手段都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央财政能力的强大。而这意味着，他们解决问题思路的前提是经济高速成长和超强中央财政能力，他们主要解决问题的手段则为在此前提下重新规划和调整国家资源、财政收入的再分配。
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另有关于如何保持稳定的高速发展和中央财政支配力又充分优裕的思路，而这意味着，他们保证高速发展和中央财政能力的办法其实是在延续过去关于这些方面的根本思路、做法。但真的停留于此，就会出现如下局面:现在中央政府所看到的问题和危机很大程度上正是先前“片面追求GDP，经济增量压倒一切”的中国发展主义道路和财政汲取模式的后果，现在如果不根本反思此发展道路和财政汲取模式，又怎能保证此发展道路和此财政汲取模式不造出新的问题和新的危机，从而使通过资源、财政再分配所造成的一时问题与危机的缓解，又因新的问题与危机的出现而使其成效大打折扣呢？
何况，一旦经济发展速度和中央财政汲取能力下降，中央处理问题的能力也就随之降低。特别当此发展速度下降和财政汲取能力下降被认为和解决问题克服危机的措施密切有关时，为了保证经济发展速度和中央财政汲取能力，国家很可能削弱乃至放弃他们曾经主张的这些社会经济措施。
二是与上一问题相像，结构性紧张还典型地表现在科学发展观上，科学发展观一方面令人高兴，这说明国家高层不仅注意到社会各阶层间的平衡问题（和谐社会），也充分注意到人与自然的平衡问题，开始特别关注资源、能源、环境、生态诸问题；但另一方面，如果既要保持中国高速成长又不对中国发展所内涵的问题做出细致深入的分析，那么科学发展、绿色GDP指标等观念无疑在相当程度上只能停留在观念上和纸上。“十一五”计划中多项绿色指标一再亮红灯，而2006年降低能耗4%和主要污染物减排2%的目标不仅未能完成，这些指标反而都有所上升等事实都明确说明了这一点。
三是即使不存在权利掣肘问题，中央政府的方针和措施的落实与执行却仍只在依靠现国家权力机体。而显然，正如辩护者爱指出的中国大陆之所以出现这么多我们当初根本没有想到的严重问题，其责任并不只在国家权力中枢设想、规划的偏差和失误，亦在各个层次国家权力机体在运行这些规划、方针时导致的问题。
但也正如前面所涉及，仅仅指出这一问题的存在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如果必需依赖存在这些严重问题的国家权力机体，就必需尝试对国家权力机体存在的这些问题有深入把握、以及对如何控制、消化这些问题有深入思考。否则，中央层次的美意到了基层必然大打折扣，乃至面目全非。
曾做过上海市市长，后为中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学院院长徐匡迪的如下一段话典型地向我们传达了他对国家现有权力机体运作的忧虑。他在2006年讨论中国国家计划当年中拿出3000多亿帮助解决三农问题时说:当时他就用笔计算，用3000多亿专款除以8亿(农民)，每个人有424元。但他担心农民连24元都拿不到。他说，搞农村水利建设，从部委到省、县、乡，肯定拿走一大笔钱；搞退耕还林，林业部门也要拿走一块儿；如果再有一些地方将资金不用于建设，而是去建豆腐渣工程，搞贪污腐败，农民最后还能够拿到钱吗？因此，他建议国家对3000多亿“三农”专款进行审计，以免让中央的专款养了贪官，农民看不到也摸不着。
但问题是，有审计就能真的能解决他所忧心的问题吗？尤有甚者，如果中央一方面表现得顺应民意，积极承诺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正视与解决，另一方面却并未构想出与直接或间接导致这些危机的发展道路不同的新发展道路，而又不愿在发展速度和财政汲取上有根本调整，同时又在现有权力机体问题的控制与改善上没有真正良善对策，那么中央此种做法方式所内蕴的内在紧张和矛盾会进一步置地方国家权力于困难之境——即地方政府在已有发展思路上为实现发展目标进一步造成对社会的影响和损害，加上现下国家权力机体运作惯性中必然出现的诸种问题，相比中央顺应民意的积极形象，将使社会、民众对基层国家更加不满、不耐，从而引发更多社会、民众与基层国家权力的冲突。
从以上三方面可以看出，目前国家权力核心所推动的新政就其已有内涵言，其实内蕴是高度结构性紧张的。而要真正面对这一新政的基本思路和已有做法所内蕴的结构性紧张，就要更有成效地思考，如何既保持较快的经济成长势头和必要的中央国家财政能力，又能较有力地消弭或至少相当程度削弱诸导致社会不稳定、不安的社会问题、社会危机，和能源、环境、生态等方面的危机。
必须重新检讨当代史
要想使“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等针对现实问题的观念获得顺利、有效的落实，还必须重新检讨现实的中国大陆当代历史。
即若想要顺利、有效地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首先至少需要人们同时用细致的历史分析去深切探讨中国经济因何取得持续高速成长，即所谓中国奇迹问题；和“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悠久均贫富意识传统、且有着几十年强调平等观念社会主义实践传统的国家，为什么在短短不到20年的时间内，我们内部贫富分化的程度就超过了周边搞了几十年乃至上百年资本主义的国家”问题。
而要较好面对在无法绕过现有国家权力机体去执行新构想、新政策的情况下，怎样设计与努力，才可能更富成效地改善和运作此机体，从而使各个层次的国家权力机体都能更富建设成效、更少破坏性，则需要明晰了解国家现有实际运作逻辑和处身于此权力位置者的主体精神状况。
要想做到此两点，则必需同时历史地追问:“与中国经济改革基本同时起步的，以告别家长制、‘一言堂’为出发点的制度变革，为什么经过20年后，却在大多数权力层级变成了‘一把手’权力比改革起步前还少受限制的局面。不仅事权，而且人权财权都越来越向‘一把手’集中”；“为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义利之辨传统，近几十年更有高扬理想与信仰传统的社会，在短短十几年之内至少在语言层面上已变成了一个以实利为一切衡准的社会？这一过程是如何一步一步发生的？其历史与观念机制是什么”；“既然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普遍都得到了或多或少的明显改善，人们生活的自由空间也大大增加，为什么大多数人的精神内心生活却越来越多苦恼和不安”。
显然，所有这些绕不开的重要问题，都尖锐地涉及对当代史的把握与理解。而从这些需要追问的角度看当下热心为现国家权力辩护的知识人，可发现，这些人不仅对上述重要问题缺少理解、把握和积累，甚至可说其中相当部分人对为什么要认识这些问题在中国现下与可预见未来的根本结构性位置，这些问题和他热心辩护问题间是一种什么样关系等都没有起码的理解，当然更谈不上思考如何选取有效的问题切入点，如何相对于自己的认知目标和认知切入点建立有效的、可操作的工作路径等。
相比于把握国家现有实际运作逻辑和认知现下权力机体具体组成者的精神实际，这两个在私下谈论中虽经常被涉及，但在实际上并未成为知识界正面研究的焦点的大问题，追问中国奇迹为何发生、讨论中国贫富分化社会危机，则不仅成为公开或私下知识分子谈论的焦点，而且近年亦成为知识界正面致力、把握的重要焦点并出版了相当数量的成果，那我为什么还郑重提起此两方面的问题呢？
如此，是因为10余年前便开始的追问中国奇迹为何发生的一类研究，虽然没有人会否认它们的贡献，但恐怕亦没有人会否认由于这些研究开始时并没有对其时正在萌芽发展、现今已十分严重的诸问题的敏感，使得国内这类研究大都自觉不自觉地带有确证中国改革开放道路正确的特性。而随着后来一系列严重问题乃至危机的暴露，这一方向的研究当然不可能不回应这些广被注意的问题与危机，但这些回应并没有使他们根本反思自己的研究方式，而多只是增加了表述层次上的分寸意识。
尖刻点说，就是“可惜”模式，即“可惜忽略了对某某问题的注意，导致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某某问题出现”等等。显然，这样一种简单、直观的观念反应虽然也有它的意义，却不可能引出对当代历史真正深刻的认识与反思，而毋宁是在帮助消弭真正深刻认识与反思的出现。
相比，专注于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和危机的认识努力，其视角虽然常常是批判现实的而非确证现实的，但几年下来，我们仍不得不说，虽然在观念和心理上很多人都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现实责任动力，但对这些问题与危机的历史－现实层次的认识与理解仍然严重不足。因为就历史－现实认识来说，今天对贫富分化社会危机认识较清楚的层面主要是:前些年相当一部分农村农民生活所以陷入严重困境这一现象背后的制度、政策、法规原因，以及农民工收入长期得不到应有改善的制度、社会、政策、法规原因。而这一部分事实得以较清楚认识，其达致虽和知识界批判力量的介入相关，但更在有着底层工作经验的官员与敏感的记者，和带有对策性工作特点的政府内部研究人员对此一现实的整理和揭露。
为什么对现实既具很强责任感，又具相当不错的学术和思想训练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的介入，并没有导致足够的、人们本有理由期待的对历史－现实的深入认识与警醒，反却常常把推动自己关心、介入现实的那部分现实现象过多地纳入某一已有的观念逻辑、解释逻辑呢？
反复出现这类现象，不能不说当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运用清晰概念整理现实现象的能力严重不足。在一般性的方法和意识层次检讨此类问题当然重要，但这种一般性检讨并不能替代与减省那些要真的实现既运用严格概念又不脱历史-现实脉络整理问题的目标必须去具体克服的困难。而在需要克服的诸困难中，一个首要的环节便是，如何有灵感地提问，并通过此提问所开敞出的历史-现实机理，准确捕捉我们所关切的问题得以形成历史-现实机制。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贺照田)2008年04月15日 18:06南风窗
想起来自己都惊讶，在2003年发生的事件中，最常在我记忆中浮现的，既不是“非典”，也不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开战，而是学界很多朋友和认识的人对国家权力态度的转变。
2003年，知识分子的态度转变
围绕着2003年许多朋友与知识分子对国家态度转变的思考，所以惊讶，是因为以毛时代在知识领域常常过度政治化和1980年代末事件为基本背景，1990年代知识界的公开表述主流是强调学术思想的自律、并在私下常常强调自己与现实国家权力的疏离乃至对立的心情。在我的印象中，这种言论与氛围在2000年以后仍在延续，是以当2003年看到许多朋友与知识人明确表示对当时国家权力的认同，“突然”感自然非常强烈。
回顾1990年代中期以来知识界的各种思潮与观念、言论动向，并对认同现国家的各种言论逻辑加以仔细考察、分析，我认识到，2003年发生的众多知识分子开始积极认同现国家权力的现象，其实不是“突然”的，因此也不应该“惊讶”。在构成思想、知识对国家权力的理解方面，90年代后期以来知识界其实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实际上导致了知识界许多人产生了对国家权力大大不同于90年代初中期的功能赋予及期待。
因此，当中国国家权力表现出与这些功能赋予及期待看起来相配合的政策与承诺时，知识界的许多人便会为此配合的外在契机的出现而鼓舞，从而公开表现出自己的认同看法与欢迎热情。可资对照的是，在此之前，90年代初中期，由于80年代末的历史事件，和其时流行的思潮、观念对市场作用过多的想象与意义赋予，使得知识界在国家问题上，未经更多的对中国历史现实的分析中介，便采取了认为该尽量弱化国家权力的立场。
从2003、2004年许多公开表现出的，对当时国家权力反应热情的知识分子自我解释的言论中可以清楚看出这一点。这批在2003、2004年开始明确表现出自己对国家热情的知识分子解释说，2002年年底，新一代领导核心组成。在他们看来，虽然新一代领导核心刚上台时亦有“大国”、“盛世”等对中国现实包含了乐观判断的举动，但很快就因对现实状况的进一步认识而把相当注意力转到了对中国内部诸社会危机、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上来，并正面积极回应和承诺对从贫富分化、三农问题到环境、生态危机到医疗、教育、就业等一系列危机与问题的解决。
也正是以胡主席、温家宝等新一代领导人对这些危机和问题的积极回应为背景，很多人善意地把新一代领导核心这一系列相关举动、措施与承诺称为“新政”。确实，此一变化的善意期待，构成了相当一批知识分子明确表示自己认同的决定性外在契机。
其时，一批自命左派者开始认同现国家，是因为他们认为新一代领导人的很多举措和承诺与他们的看法相同。相比，一些自由主义者调整对国家的态度，其理由虽然也是因为新一代领导人对很多他们看重的问题与危机的积极回应；但细究起来，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发现他们90年代初中期所有的很多期待都在历史的展开中落了空，加上当代中国大陆存在的种种紧迫的社会问题与危机，都使得一部分自由主义者把希望放到中国现国家权力的转化上来，希望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并最终实现他们对中国大陆的自由民主的期待。
而所有这些由先前的状态转变为重新认同或一定程度上认同、期待现国家的变化，共有的一个背景便是:一方面中国大陆融入这个世界越来越深，也越来越离不开这个世界。但另一方面，对世界了解得越多，也使得中国知识界越来越清楚，美国所致力推动的全球化并不是世界大同的开始和对民族国家的超越，在很多方面反而要求国家职能的活跃与深化；而对世界现下各方面实际运作状况了解的加深，及对世界某些对待中国的方式（比如“中国威胁论”）的反弹，也都逼迫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国家问题，而这些当然也在推动相当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重新调整、定位自身与国家的心理感觉关系。
虽然，2003、2004年很多知识分子表现出的对当时国家很强的认同取向与热情，因这两年国家权力实际所作所为所发生的变化，使不少知识分子从对国家的热情称赞、热情辩护，变为表述克制、犹豫，但即便如此，公开、半公开特别是私下所表现出的对国家的过分辩护与同情仍是相当普遍的，并且是现下知识界区别于1990年代中国大陆知识界的最重要的不同之一。
在近三四年中，如下这种谈论中国中央国家权力的情况相当常见:公开表述时谨慎、犹豫，好像客观中立，但细加体察则可判断其言论实倾向同情乃至为国家权力辩解；此种同情现中央国家、为现中央国家辩解的倾向在私下表述里往往表现得更加充分，即把许多明确与国家有关，但又于国家不利的现象与问题的出现，解释为派系斗争的存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国家下层权力把好经念歪了等等，而自觉不自觉通贯此中的逻辑则是为之进行善意解释、辩护和道义赋予。
在初步解决了何以在2003、2004有那么多知识分子“突然”转向国家权力问题后，跳跃一步，来关注他们为国家解释与辩护的内容与方式，而非着眼他们为什么要进行解释与辩护及其解释与辩护的动力何在。
三个根本性问题
如前所述，这类辩护方式将引出如下认知后果:一是复杂的历史和现实事实上被简化为是非清楚的忠奸模式，就像80年代的历史被简化为改革、反改革，改革是善，反改革是恶；现在这类解释与辩护，事实上也在把现实简化为代表受损阶层和代表既得利益集团两个阵营，而前者为善，后者为恶。二是这种本质上的忠奸或和尚（下层官员）把经念歪了的解释模式，虽然不乏成立的理由和原因，但作为对太多问题的解释和答案，实际不仅无助于对这些问题准确地理解，反而阻碍进一步的解析。
如此评估这当中多数解释与辩护，固然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之嫌，却方便我们清楚，这些看似常常不脱具体脉络的解释与辩护，其实常常笼统、简化、先入为主、似是而非。并让人疑心，这些同情者与辩护人，并没有真的仔细想过，妨碍他们顺利实现他们的目标，解决他们所欲解决的社会问题与社会危机，真的只是权力掣肘问题吗？即使问题真的只是权力问题，那么又该如何认识、讨论此权力问题呢？如果中央权力能很大程度上被集中还是可以想象的话，那么在现在这样一种现实境况中，要把中央权力有效通贯到下层，并使整个权力不受既得利益集团干扰可能吗？如果相当程度可能，那该如何去做？而此做又应该以什么样的认知把握为前提？
因此，知识分子要想真的对新政有思考上的贡献，首先就不要过急把太多问题归结为客观条件不具备（通常只是指国家支配的可分配资源的充足与否）或权力掣肘问题，而应特别注意如下几个具根本重要性的问题:
一是中央现有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无论是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医疗、教育改革失败问题，贫富分化、社会安全保障问题，甚至是打开国际外交局面问题，其所依赖的核心手段都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中央财政能力的强大。而这意味着，他们解决问题思路的前提是经济高速成长和超强中央财政能力，他们主要解决问题的手段则为在此前提下重新规划和调整国家资源、财政收入的再分配。
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另有关于如何保持稳定的高速发展和中央财政支配力又充分优裕的思路，而这意味着，他们保证高速发展和中央财政能力的办法其实是在延续过去关于这些方面的根本思路、做法。但真的停留于此，就会出现如下局面:现在中央政府所看到的问题和危机很大程度上正是先前“片面追求GDP，经济增量压倒一切”的中国发展主义道路和财政汲取模式的后果，现在如果不根本反思此发展道路和财政汲取模式，又怎能保证此发展道路和此财政汲取模式不造出新的问题和新的危机，从而使通过资源、财政再分配所造成的一时问题与危机的缓解，又因新的问题与危机的出现而使其成效大打折扣呢？
何况，一旦经济发展速度和中央财政汲取能力下降，中央处理问题的能力也就随之降低。特别当此发展速度下降和财政汲取能力下降被认为和解决问题克服危机的措施密切有关时，为了保证经济发展速度和中央财政汲取能力，国家很可能削弱乃至放弃他们曾经主张的这些社会经济措施。
二是与上一问题相像，结构性紧张还典型地表现在科学发展观上，科学发展观一方面令人高兴，这说明国家高层不仅注意到社会各阶层间的平衡问题（和谐社会），也充分注意到人与自然的平衡问题，开始特别关注资源、能源、环境、生态诸问题；但另一方面，如果既要保持中国高速成长又不对中国发展所内涵的问题做出细致深入的分析，那么科学发展、绿色GDP指标等观念无疑在相当程度上只能停留在观念上和纸上。“十一五”计划中多项绿色指标一再亮红灯，而2006年降低能耗4%和主要污染物减排2%的目标不仅未能完成，这些指标反而都有所上升等事实都明确说明了这一点。
三是即使不存在权利掣肘问题，中央政府的方针和措施的落实与执行却仍只在依靠现国家权力机体。而显然，正如辩护者爱指出的中国大陆之所以出现这么多我们当初根本没有想到的严重问题，其责任并不只在国家权力中枢设想、规划的偏差和失误，亦在各个层次国家权力机体在运行这些规划、方针时导致的问题。
但也正如前面所涉及，仅仅指出这一问题的存在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如果必需依赖存在这些严重问题的国家权力机体，就必需尝试对国家权力机体存在的这些问题有深入把握、以及对如何控制、消化这些问题有深入思考。否则，中央层次的美意到了基层必然大打折扣，乃至面目全非。
曾做过上海市市长，后为中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学院院长徐匡迪的如下一段话典型地向我们传达了他对国家现有权力机体运作的忧虑。他在2006年讨论中国国家计划当年中拿出3000多亿帮助解决三农问题时说:当时他就用笔计算，用3000多亿专款除以8亿(农民)，每个人有424元。但他担心农民连24元都拿不到。他说，搞农村水利建设，从部委到省、县、乡，肯定拿走一大笔钱；搞退耕还林，林业部门也要拿走一块儿；如果再有一些地方将资金不用于建设，而是去建豆腐渣工程，搞贪污腐败，农民最后还能够拿到钱吗？因此，他建议国家对3000多亿“三农”专款进行审计，以免让中央的专款养了贪官，农民看不到也摸不着。
但问题是，有审计就能真的能解决他所忧心的问题吗？尤有甚者，如果中央一方面表现得顺应民意，积极承诺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正视与解决，另一方面却并未构想出与直接或间接导致这些危机的发展道路不同的新发展道路，而又不愿在发展速度和财政汲取上有根本调整，同时又在现有权力机体问题的控制与改善上没有真正良善对策，那么中央此种做法方式所内蕴的内在紧张和矛盾会进一步置地方国家权力于困难之境——即地方政府在已有发展思路上为实现发展目标进一步造成对社会的影响和损害，加上现下国家权力机体运作惯性中必然出现的诸种问题，相比中央顺应民意的积极形象，将使社会、民众对基层国家更加不满、不耐，从而引发更多社会、民众与基层国家权力的冲突。
从以上三方面可以看出，目前国家权力核心所推动的新政就其已有内涵言，其实内蕴是高度结构性紧张的。而要真正面对这一新政的基本思路和已有做法所内蕴的结构性紧张，就要更有成效地思考，如何既保持较快的经济成长势头和必要的中央国家财政能力，又能较有力地消弭或至少相当程度削弱诸导致社会不稳定、不安的社会问题、社会危机，和能源、环境、生态等方面的危机。
必须重新检讨当代史
要想使“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等针对现实问题的观念获得顺利、有效的落实，还必须重新检讨现实的中国大陆当代历史。
即若想要顺利、有效地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首先至少需要人们同时用细致的历史分析去深切探讨中国经济因何取得持续高速成长，即所谓中国奇迹问题；和“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悠久均贫富意识传统、且有着几十年强调平等观念社会主义实践传统的国家，为什么在短短不到20年的时间内，我们内部贫富分化的程度就超过了周边搞了几十年乃至上百年资本主义的国家”问题。
而要较好面对在无法绕过现有国家权力机体去执行新构想、新政策的情况下，怎样设计与努力，才可能更富成效地改善和运作此机体，从而使各个层次的国家权力机体都能更富建设成效、更少破坏性，则需要明晰了解国家现有实际运作逻辑和处身于此权力位置者的主体精神状况。
要想做到此两点，则必需同时历史地追问:“与中国经济改革基本同时起步的，以告别家长制、‘一言堂’为出发点的制度变革，为什么经过20年后，却在大多数权力层级变成了‘一把手’权力比改革起步前还少受限制的局面。不仅事权，而且人权财权都越来越向‘一把手’集中”；“为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义利之辨传统，近几十年更有高扬理想与信仰传统的社会，在短短十几年之内至少在语言层面上已变成了一个以实利为一切衡准的社会？这一过程是如何一步一步发生的？其历史与观念机制是什么”；“既然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普遍都得到了或多或少的明显改善，人们生活的自由空间也大大增加，为什么大多数人的精神内心生活却越来越多苦恼和不安”。
显然，所有这些绕不开的重要问题，都尖锐地涉及对当代史的把握与理解。而从这些需要追问的角度看当下热心为现国家权力辩护的知识人，可发现，这些人不仅对上述重要问题缺少理解、把握和积累，甚至可说其中相当部分人对为什么要认识这些问题在中国现下与可预见未来的根本结构性位置，这些问题和他热心辩护问题间是一种什么样关系等都没有起码的理解，当然更谈不上思考如何选取有效的问题切入点，如何相对于自己的认知目标和认知切入点建立有效的、可操作的工作路径等。
相比于把握国家现有实际运作逻辑和认知现下权力机体具体组成者的精神实际，这两个在私下谈论中虽经常被涉及，但在实际上并未成为知识界正面研究的焦点的大问题，追问中国奇迹为何发生、讨论中国贫富分化社会危机，则不仅成为公开或私下知识分子谈论的焦点，而且近年亦成为知识界正面致力、把握的重要焦点并出版了相当数量的成果，那我为什么还郑重提起此两方面的问题呢？
如此，是因为10余年前便开始的追问中国奇迹为何发生的一类研究，虽然没有人会否认它们的贡献，但恐怕亦没有人会否认由于这些研究开始时并没有对其时正在萌芽发展、现今已十分严重的诸问题的敏感，使得国内这类研究大都自觉不自觉地带有确证中国改革开放道路正确的特性。而随着后来一系列严重问题乃至危机的暴露，这一方向的研究当然不可能不回应这些广被注意的问题与危机，但这些回应并没有使他们根本反思自己的研究方式，而多只是增加了表述层次上的分寸意识。
尖刻点说，就是“可惜”模式，即“可惜忽略了对某某问题的注意，导致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某某问题出现”等等。显然，这样一种简单、直观的观念反应虽然也有它的意义，却不可能引出对当代历史真正深刻的认识与反思，而毋宁是在帮助消弭真正深刻认识与反思的出现。
相比，专注于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和危机的认识努力，其视角虽然常常是批判现实的而非确证现实的，但几年下来，我们仍不得不说，虽然在观念和心理上很多人都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现实责任动力，但对这些问题与危机的历史－现实层次的认识与理解仍然严重不足。因为就历史－现实认识来说，今天对贫富分化社会危机认识较清楚的层面主要是:前些年相当一部分农村农民生活所以陷入严重困境这一现象背后的制度、政策、法规原因，以及农民工收入长期得不到应有改善的制度、社会、政策、法规原因。而这一部分事实得以较清楚认识，其达致虽和知识界批判力量的介入相关，但更在有着底层工作经验的官员与敏感的记者，和带有对策性工作特点的政府内部研究人员对此一现实的整理和揭露。
为什么对现实既具很强责任感，又具相当不错的学术和思想训练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的介入，并没有导致足够的、人们本有理由期待的对历史－现实的深入认识与警醒，反却常常把推动自己关心、介入现实的那部分现实现象过多地纳入某一已有的观念逻辑、解释逻辑呢？
反复出现这类现象，不能不说当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运用清晰概念整理现实现象的能力严重不足。在一般性的方法和意识层次检讨此类问题当然重要，但这种一般性检讨并不能替代与减省那些要真的实现既运用严格概念又不脱历史-现实脉络整理问题的目标必须去具体克服的困难。而在需要克服的诸困难中，一个首要的环节便是，如何有灵感地提问，并通过此提问所开敞出的历史-现实机理，准确捕捉我们所关切的问题得以形成历史-现实机制。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贺照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