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口论》

三 我在两年前就主张控制人口
我到浙江视察三次，旧时代的浙江，分成11 个府，我到了10 个府。令
人注目的是这些地方儿童特别多，因此引起了我的注意。每到一个村必定向
社里的负责干部和老农了解近年来村里出生的人口有多少，死亡的有多少，
生死相抵以后，净增加有多少。各地人口增殖的情况虽不一样，我的印象是
顶少的也增殖了22‰以上；到上海视察时，感觉到增殖率更高。1955 年视察
返京以后，就视察所得准备好关于人口问题的发言稿，内容是控制人口与科
学研究，打算在1955 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提出以前先在浙江小组进行
讨论，小组会上除少数人外，其余的代表们好多不表示意见，好多不同意我
的看法，且竟有人认为我所说的是马尔萨斯的一套；也有的认为说法虽与马
尔萨斯不同，但思想体系是马尔萨斯的。虽然他们的意见我不能接受，但我
认为都是出于善意，故我自动地把这篇发言稿收回，静待时机成熟再在大会
上提出来。今年2 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发言中明确地提到人口问
题，我认为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及时，也非常必要，我就把旧发言稿在
扩大最高国务会议上简略地讲了一遍。现在就把这篇稿子加以补充，提出来
请各位代表指教。
四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破产
大家都知道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学说是反动的。马尔萨斯说人口按几
何级数增加，即由一增加到二、四、八、十六、三十二、六十四⋯⋯，而食
物是按算术级数增加如一、二、三、四、五、六、七⋯⋯；过了几代，人口
增加太多，粮食不够吃了，因此产生疾病、瘟疫，甚至战争，人民大批死亡，
人口锐减，至此人口数量才能与粮食供应相平衡。这样，世界经常处于恶性
循环中，人类的前途非常黯淡。马尔萨斯“人口论”于1798 年出版，当时正
值工业革命以后，社会经济发生根本性的变动，工人们大量失业、普遍贫穷、
时有暴动，人民对于资产阶级政府感到很大的不满。马尔萨斯写“人口论”
的本意，就在于从理论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政府，掩盖英国政府的错误
措施。他的人口理论无异乎告诉工人们说，工人们的普遍贫困，不是政府之
过，主要是由于人口增加太快而粮食增加太慢引起的。这种论调是他“人口
论”的出发点，也就在这一点上他根本错误了。当时法国拿破仑在欧洲挑起
了大战，人民死得很多，粮食不足的情况好转了一些，因而大家认为马尔萨
斯的“人口论”很正确。但是拿破仑战争以后，他的学说应用到德国的情况
上，就不符合实际了。由于当时德国科学研究的发展，粮食也按几何级数增
加，比人口增长的速度还要快，他的食物按算术级数增加的理论基础就此破
产。马尔萨斯没有想到以后的科学研究能够飞跃地发展，使得粮食也按几何
级数增加，并且比人口增加得更快。应该了解，土地和劳动力这些自然条件，
虽是农业生产最根本的条件，但它们在发展生产上是有一定限制的，而科学
的发展则是无止境的。科学愈发达，人民的文化水平也愈加提高。知识增加，
一方面促使劳动生产率增长，另一方面促使生殖率减低，例如社会上层分子
和脑力劳动者，娱乐的方式较多，如打球、划船、骑马、打猎等多方面的活
动，减低了他们的性欲。在法国，上层分子的生殖率停滞不变，他们把生儿
育女看做包袱。又如约翰雷指出，夏威夷群岛的土地非常肥沃，食品有大量
的增加，但人口并不跟着增加，主要是因为该处的居民并不是喜欢多子多孙
的，这又有力地反驳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因此他的人口按几何级数增
加的理论也就此破了产。

五 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
马尔萨斯从掩盖资产阶级政府的错误措施出发，我则从提高农民的劳动
生产率，从而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出发。让我用中国的实际情形
来说明这个不同之点。
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机械化仓库最近正式投入生产。这座仓
库高达35 公尺，有24 个圆仓和12 个星形粮仓，能够储放7 万吨粮食。粮仓
的一端，有一个60 公尺高的工作塔，粮食用火车运来后，卸车、运送、滤尘、
筛选、计量、测温等都是用工作塔里机械操作，自动电铲只用几分钟的时间
就能把一车厢粮食卸完。粮仓里设有电阻温度计，化验工人在地下工作室里
就能通过自动测温仪表箱准确地测量每个粮仓里的温度。发现仓里温度高，
把电钮打开，在6 天内就能把7 万吨粮食全部进行一次通风。如果用人工翻
晒这些粮食，需要300 个劳动力连续晒一年半才能晒完。这座机械化仓库是
为石家庄食品制造工业储藏原料建设的，对保证产品质量有很大作用（根据
1957 年5 月10 日《大公报》）。关于粮仓问题我曾与粮食部的负责人谈过，
知道粮食集中在政府手中者今年约有1000 亿斤左右（包括农业税和征购之
数），此外尚须加上200 亿斤从上年留下来的，约共1200 亿斤。1 亿斤等于
5 万吨，共等于6000 万吨。若这个数量的粮食，皆用机械化仓库来储藏，共
需建筑857 座，每座建设费约在300 万元左右，共需2.5 亿万元。但实际上
每座粮仓的利用率不过60～70％。因为年岁有丰歉之别，丰收时，收集的粮
食可以堆满仓库，但歉收时，或只能利用60～70％。因此我们要建设可以容
纳1 亿吨粮食的仓库1428 座，共需投资42.8 亿元。试问资金在哪里？有了
资金，钢铁、水泥、木材在哪里？
假定每座仓库需用300 个劳动力（旧式仓库的一个保管员只管50 万斤），
共需用42.84 万人，尚且要花一年半的时间才能晒完。而现在每座只需15
个技工在6 天内就能把7 万吨粮食进行一次通风。就是只要原来人数的二十
分之一就可完成任务了，其余二十分之十九的人是多余的。因为这15 个技工
的工作效率高，所以他们的平均工资是80 元；因为工资高，所以购买力大，
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可以提高，社会主义的目的可以达到。但我们要注意的，
其余那二十分之十九的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用什么方法来提高呢？在目前
6.4 亿人口的压力之下，要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们已觉得很
吃力，若每年还要生出1300 万人来，这个问题就日益严重，不知要严重到什
么程度。
据上海国棉二厂负责人楼葆华先生的厂矿调查报告（载1957 年10 月9
日《人民日报》），从1953 年到1957 年7 月，上海国棉二厂全厂女工已生
了3049 个小孩，差不多等于全厂现有的女工总数。1956 年和解放前的1946
年相比，生育率几乎增加三倍左右。女工的生育率高了，另一方面婴儿的死
亡率却降低了。解放前，儿童死于麻疹、白喉、天花、痢疾、百日咳的很多，
而今天，儿童死于这些疾病仅仅是个别的了。由于女职工的生育率太高，就
产生了下列几种不良的现象：（1）产生了或扩大了房子不够住、或生活困难
的问题，至少是影响了生活的改善。仅以工人住宅的拥挤现象来说，平均每
间房子都有5 人左右。目前因家庭人口多而申请要房的占全部要房子的人的
40～50％；（2）从1957 年1 月到6 月，全厂因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需要
补助的职工有414 人，占被补助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3）因妇科疾病而造
成的缺勤率，1956 年有6842 个工作日，在造成缺勤率的各科疾病中占第一
位；（4）有些职工由于生育多，家务操作繁忙，生活不好、营养不良，影响
了身体的健康；（5）有些女工因子女多无法学习文化；（6）有的青年女工
因生了孩子，忙于家务，降低了政治进取心。
我深信社会主义事业愈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必然随之扩大，从前1000
个人做的事，机械化、自动化以后，50 个人就可以做了（假定到处都是二十
分之一），请问其余950 人怎么办？因此，我就考虑到，人多就不能很快地
机械化和自动化。我们现在不能搞很多的大型工业，要多搞中、小型工业，
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小型工业可以安插好多人。但是我国搞社会主
义，就应当多搞大工业，列宁也说过，没有大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列
宁文集》第7 册第151 页）。然而，我们过多的人口，就拖住了我们高速度
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有人称我为马尔萨斯主义者，我则
称他们为教条主义者、反列宁主义者。
今年增加的1300 万人，能在工业中安插的不过100 万人（据李富春副总
理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说明），其余1200 万人要在乡村中工作。但今日的农民，
每人每年为国家所创造的财富，至多不过80 万元，而工厂中的工人因有新式
的技术装备，每年可以为国家创造4000 多元的财富。二个生产率的对比如一
与五十之比（详见说明——本书第22 页附表一），二者的生产率相差如此之
巨，主要原因是工业生产能利用新式技术装备（有些是最新式的），而农业
生产只能利用畜力为主要动力，加以近来有些省份牲畜瘦弱死亡不少，致有
用人力拉犁来耕地的现象，更影响到农业生产。且要发展农业生产，必须有
二个条件，一是水、二是肥，必须有水，施肥才有用。如果没有水利设备，
遇到旱灾或者水灾，再多肥料也不能希望增产。北方农民缺乏积肥习惯，与
水利条件太差是有关系的。我国技术工程落后，对于水旱灾害尚无控制把握，
同时因工业落后，国家尚不能供应大量化肥。凡此皆是工业和农业的劳动生
产率相差悬殊的主要原因。我说这些话，工人方面或可能发生一种错觉，误
认为他们为国家创造的财富多，他们的功劳大，因而要求增加工资，殊不知
很多工业部门的生产资料是由农业部门创造的，他们的货币积累一部分是由
其他部门造成的，不过制造的最后阶段落在他们的部门之内，因而最后的结
果在他们的部门内体现出来而已。
若进一步把以上所述的100 万工人和在乡村中安插的1200 万农民合并计
算，则每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一定低得可怜，问题是如何提高这1200 万农民
的劳动生产率。若要提高，非把农业电气化、机械化不可，非大大地增加化
学肥料不可。但资金在哪里？积累在哪里？有了积累，物资如钢材、水泥等
在哪里？洪水为患自古已然，于今尤烈，1954 年的洪水，可以作证。于是我
想到要解除农民被洪水淹没的损失和淹死的危险，最好能在三峡兴建一个能
够防御千年一遇的大洪水的水库，从此一劳永逸，可以使农民高枕无忧。明
知投资数目不小，工程浩大，长江上游淹没损失也可观，但从国家和农民的
长远利益出发，还是合算的。据电力工业部水电总局总工程师陆钦侃先生的
估计，三峡工程造价达100 余亿元；为配合这样大的电能，还要建设相应的
工厂企业来充分利用。它们的造价（投资）要达五六百亿到1000 亿元。哪里
来这许多钱？有了钱，哪里来这许多钢材和水泥？况工程浩大，20 年内恐不
能完成修建。一旦完成之后，农民不知要得到多少好处。不但水利建设、电
力建设会把农村全面改观，即机械、肥料、运输、燃料以及建筑材料等等亦
将大量出现于农村，为农业服务；农村将成为重工业的重要市场，不过今日
尚须耐心等待一个时期。这个等待，是指像三峡这样的巨大工程而言。但在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生产关系变了，生产力正在猛力地向前发展着，对
农业小型机械化问题，必须快快有积极的准备。目前农村中的关键问题，是
忙闲不均的问题，如南方推行双季稻，在割早稻后即种晚稻的15 天内，农民
实在是忙不过来，所以今后农村富裕增产的关键，在于农忙忙不过来的时候
有机械来帮忙。农民所最需要的机械是：一割稻机，二插秧机，三抽水机。
我在上面说过，我们的缺点是消费多、积累少。1956 年我们的国民收入
将近900 亿元，其中消费占79％，而积累只占21％，亦即等于80 多亿元。
这笔资金要分摊在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包括林业、畜牧业、渔业）、运
输业、建筑业、商业（包括对外贸易业）这许多单位之中，每个单位分到的，
为数极微，当然不能大踏步地前进。资金积累如此之慢，而人口增殖如此之
速，要解决“资金少、人口多”的矛盾，不亦难矣哉？我们不屑向美国借款，
我们亦不能用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的方法来榨取资金，亦不能仿效日本以甲
午赔款作为工业化的本钱；我们只得自力更生，依靠自身的积累。但自身的
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是79％与21％之比，可否把消费减少一些，把积累增加
一些呢？一看我国实际情况，这是带有危险性的。
我们的国民收入只有这一点，分为积累和消费两部分。积累多了，消费
就少了，对于人民的生活，难免照顾得不够。反之，消费多了，积累就少了，
就必然推迟工业化的完成，故二者之间必须求得一个平衡。至于如何平衡，
要看实际情况。在苏联，消费占75％，而积累占25％，即占国民收入的四分
之一。在中国，由于人民生活水平较低，人口较多，消费比重当然要高一些，
所以有79％与21％之比。我们不能如苏联一样把积累提高到25％，把消费
压低到75％，那就等于说我们只顾工业化，不顾人民了，不免会出乱子。我
们现在把每年增殖出来的1200 万多余人口放在农村。虽然出于不得已，但难
免发生副作用。今日的农民对于自己生产出来的粮食，总想多留一些，对于
生活上的需要要向城市居民看齐。他们要吃油，所以今日油的紧张超过粮食；
他们要穿新衣，所以布不够用。这个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但每年还要增殖出
来1300 万人，除在工业部门安置100 万人外，要把其余1200 万人口安置在
农村。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在短期内既不能提高，而在生活需要上又要向城市
看齐，长此以往，如何得了。所以对于人口问题若不早为之图，难免农民把
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不免给政府带来很多的困难。因此，我主张要提
高农民劳动生产率，一面要积累资金，一面要控制人口。不然的话，徒劳无
功。
我说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我所指的恩德是：在土改胜
利之后，3 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得到了7 亿亩的土地，并免除了每年向地主
缴纳的租粮600 亿斤及各种超出任务的剥削。土改后，从1950 年到1956 年
七年中，国家对水利的基本建设拨款共达30.7 亿多元，发放救灾救济经费
13.1 亿余元，用于推广优良品种、新式农具、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及防治病虫
害的经费12.8 亿余元。以上三项共50.6 亿余元。此外农民在七年中得到国
家80 亿元的低利贷款，从此不再受高利贷的剥削。此外，今天即使最贫穷的
农民亦不致卖男卖女，挨饿受冻，流落街头，沿街乞讨。他们在农业社的照
顾下，都能生活下去，此外在农村中还实行了五保制，使老有所恃。我的意
思是，政府对人口问题若不再设法控制，这些恩德不免一变而为失望与不满。

五 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
马尔萨斯从掩盖资产阶级政府的错误措施出发，我则从提高农民的劳动
生产率，从而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出发。让我用中国的实际情形
来说明这个不同之点。
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机械化仓库最近正式投入生产。这座仓
库高达35 公尺，有24 个圆仓和12 个星形粮仓，能够储放7 万吨粮食。粮仓
的一端，有一个60 公尺高的工作塔，粮食用火车运来后，卸车、运送、滤尘、
筛选、计量、测温等都是用工作塔里机械操作，自动电铲只用几分钟的时间
就能把一车厢粮食卸完。粮仓里设有电阻温度计，化验工人在地下工作室里
就能通过自动测温仪表箱准确地测量每个粮仓里的温度。发现仓里温度高，
把电钮打开，在6 天内就能把7 万吨粮食全部进行一次通风。如果用人工翻
晒这些粮食，需要300 个劳动力连续晒一年半才能晒完。这座机械化仓库是
为石家庄食品制造工业储藏原料建设的，对保证产品质量有很大作用（根据
1957 年5 月10 日《大公报》）。关于粮仓问题我曾与粮食部的负责人谈过，
知道粮食集中在政府手中者今年约有1000 亿斤左右（包括农业税和征购之
数），此外尚须加上200 亿斤从上年留下来的，约共1200 亿斤。1 亿斤等于
5 万吨，共等于6000 万吨。若这个数量的粮食，皆用机械化仓库来储藏，共
需建筑857 座，每座建设费约在300 万元左右，共需2.5 亿万元。但实际上
每座粮仓的利用率不过60～70％。因为年岁有丰歉之别，丰收时，收集的粮
食可以堆满仓库，但歉收时，或只能利用60～70％。因此我们要建设可以容
纳1 亿吨粮食的仓库1428 座，共需投资42.8 亿元。试问资金在哪里？有了
资金，钢铁、水泥、木材在哪里？
假定每座仓库需用300 个劳动力（旧式仓库的一个保管员只管50 万斤），
共需用42.84 万人，尚且要花一年半的时间才能晒完。而现在每座只需15
个技工在6 天内就能把7 万吨粮食进行一次通风。就是只要原来人数的二十
分之一就可完成任务了，其余二十分之十九的人是多余的。因为这15 个技工
的工作效率高，所以他们的平均工资是80 元；因为工资高，所以购买力大，
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可以提高，社会主义的目的可以达到。但我们要注意的，
其余那二十分之十九的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用什么方法来提高呢？在目前
6.4 亿人口的压力之下，要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们已觉得很
吃力，若每年还要生出1300 万人来，这个问题就日益严重，不知要严重到什
么程度。
据上海国棉二厂负责人楼葆华先生的厂矿调查报告（载1957 年10 月9
日《人民日报》），从1953 年到1957 年7 月，上海国棉二厂全厂女工已生
了3049 个小孩，差不多等于全厂现有的女工总数。1956 年和解放前的1946
年相比，生育率几乎增加三倍左右。女工的生育率高了，另一方面婴儿的死
亡率却降低了。解放前，儿童死于麻疹、白喉、天花、痢疾、百日咳的很多，
而今天，儿童死于这些疾病仅仅是个别的了。由于女职工的生育率太高，就
产生了下列几种不良的现象：（1）产生了或扩大了房子不够住、或生活困难
的问题，至少是影响了生活的改善。仅以工人住宅的拥挤现象来说，平均每
间房子都有5 人左右。目前因家庭人口多而申请要房的占全部要房子的人的
40～50％；（2）从1957 年1 月到6 月，全厂因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需要
补助的职工有414 人，占被补助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3）因妇科疾病而造
成的缺勤率，1956 年有6842 个工作日，在造成缺勤率的各科疾病中占第一
位；（4）有些职工由于生育多，家务操作繁忙，生活不好、营养不良，影响
了身体的健康；（5）有些女工因子女多无法学习文化；（6）有的青年女工
因生了孩子，忙于家务，降低了政治进取心。
我深信社会主义事业愈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必然随之扩大，从前1000
个人做的事，机械化、自动化以后，50 个人就可以做了（假定到处都是二十
分之一），请问其余950 人怎么办？因此，我就考虑到，人多就不能很快地
机械化和自动化。我们现在不能搞很多的大型工业，要多搞中、小型工业，
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小型工业可以安插好多人。但是我国搞社会主
义，就应当多搞大工业，列宁也说过，没有大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列
宁文集》第7 册第151 页）。然而，我们过多的人口，就拖住了我们高速度
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有人称我为马尔萨斯主义者，我则
称他们为教条主义者、反列宁主义者。
今年增加的1300 万人，能在工业中安插的不过100 万人（据李富春副总
理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说明），其余1200 万人要在乡村中工作。但今日的农民，
每人每年为国家所创造的财富，至多不过80 万元，而工厂中的工人因有新式
的技术装备，每年可以为国家创造4000 多元的财富。二个生产率的对比如一
与五十之比（详见说明——本书第22 页附表一），二者的生产率相差如此之
巨，主要原因是工业生产能利用新式技术装备（有些是最新式的），而农业
生产只能利用畜力为主要动力，加以近来有些省份牲畜瘦弱死亡不少，致有
用人力拉犁来耕地的现象，更影响到农业生产。且要发展农业生产，必须有
二个条件，一是水、二是肥，必须有水，施肥才有用。如果没有水利设备，
遇到旱灾或者水灾，再多肥料也不能希望增产。北方农民缺乏积肥习惯，与
水利条件太差是有关系的。我国技术工程落后，对于水旱灾害尚无控制把握，
同时因工业落后，国家尚不能供应大量化肥。凡此皆是工业和农业的劳动生
产率相差悬殊的主要原因。我说这些话，工人方面或可能发生一种错觉，误
认为他们为国家创造的财富多，他们的功劳大，因而要求增加工资，殊不知
很多工业部门的生产资料是由农业部门创造的，他们的货币积累一部分是由
其他部门造成的，不过制造的最后阶段落在他们的部门之内，因而最后的结
果在他们的部门内体现出来而已。
若进一步把以上所述的100 万工人和在乡村中安插的1200 万农民合并计
算，则每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一定低得可怜，问题是如何提高这1200 万农民
的劳动生产率。若要提高，非把农业电气化、机械化不可，非大大地增加化
学肥料不可。但资金在哪里？积累在哪里？有了积累，物资如钢材、水泥等
在哪里？洪水为患自古已然，于今尤烈，1954 年的洪水，可以作证。于是我
想到要解除农民被洪水淹没的损失和淹死的危险，最好能在三峡兴建一个能
够防御千年一遇的大洪水的水库，从此一劳永逸，可以使农民高枕无忧。明
知投资数目不小，工程浩大，长江上游淹没损失也可观，但从国家和农民的
长远利益出发，还是合算的。据电力工业部水电总局总工程师陆钦侃先生的
估计，三峡工程造价达100 余亿元；为配合这样大的电能，还要建设相应的
工厂企业来充分利用。它们的造价（投资）要达五六百亿到1000 亿元。哪里
来这许多钱？有了钱，哪里来这许多钢材和水泥？况工程浩大，20 年内恐不
能完成修建。一旦完成之后，农民不知要得到多少好处。不但水利建设、电
力建设会把农村全面改观，即机械、肥料、运输、燃料以及建筑材料等等亦
将大量出现于农村，为农业服务；农村将成为重工业的重要市场，不过今日
尚须耐心等待一个时期。这个等待，是指像三峡这样的巨大工程而言。但在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生产关系变了，生产力正在猛力地向前发展着，对
农业小型机械化问题，必须快快有积极的准备。目前农村中的关键问题，是
忙闲不均的问题，如南方推行双季稻，在割早稻后即种晚稻的15 天内，农民
实在是忙不过来，所以今后农村富裕增产的关键，在于农忙忙不过来的时候
有机械来帮忙。农民所最需要的机械是：一割稻机，二插秧机，三抽水机。
我在上面说过，我们的缺点是消费多、积累少。1956 年我们的国民收入
将近900 亿元，其中消费占79％，而积累只占21％，亦即等于80 多亿元。
这笔资金要分摊在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包括林业、畜牧业、渔业）、运
输业、建筑业、商业（包括对外贸易业）这许多单位之中，每个单位分到的，
为数极微，当然不能大踏步地前进。资金积累如此之慢，而人口增殖如此之
速，要解决“资金少、人口多”的矛盾，不亦难矣哉？我们不屑向美国借款，
我们亦不能用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的方法来榨取资金，亦不能仿效日本以甲
午赔款作为工业化的本钱；我们只得自力更生，依靠自身的积累。但自身的
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是79％与21％之比，可否把消费减少一些，把积累增加
一些呢？一看我国实际情况，这是带有危险性的。
我们的国民收入只有这一点，分为积累和消费两部分。积累多了，消费
就少了，对于人民的生活，难免照顾得不够。反之，消费多了，积累就少了，
就必然推迟工业化的完成，故二者之间必须求得一个平衡。至于如何平衡，
要看实际情况。在苏联，消费占75％，而积累占25％，即占国民收入的四分
之一。在中国，由于人民生活水平较低，人口较多，消费比重当然要高一些，
所以有79％与21％之比。我们不能如苏联一样把积累提高到25％，把消费
压低到75％，那就等于说我们只顾工业化，不顾人民了，不免会出乱子。我
们现在把每年增殖出来的1200 万多余人口放在农村。虽然出于不得已，但难
免发生副作用。今日的农民对于自己生产出来的粮食，总想多留一些，对于
生活上的需要要向城市居民看齐。他们要吃油，所以今日油的紧张超过粮食；
他们要穿新衣，所以布不够用。这个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但每年还要增殖出
来1300 万人，除在工业部门安置100 万人外，要把其余1200 万人口安置在
农村。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在短期内既不能提高，而在生活需要上又要向城市
看齐，长此以往，如何得了。所以对于人口问题若不早为之图，难免农民把
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不免给政府带来很多的困难。因此，我主张要提
高农民劳动生产率，一面要积累资金，一面要控制人口。不然的话，徒劳无
功。
我说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我所指的恩德是：在土改胜
利之后，3 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得到了7 亿亩的土地，并免除了每年向地主
缴纳的租粮600 亿斤及各种超出任务的剥削。土改后，从1950 年到1956 年
七年中，国家对水利的基本建设拨款共达30.7 亿多元，发放救灾救济经费
13.1 亿余元，用于推广优良品种、新式农具、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及防治病虫
害的经费12.8 亿余元。以上三项共50.6 亿余元。此外农民在七年中得到国
家80 亿元的低利贷款，从此不再受高利贷的剥削。此外，今天即使最贫穷的
农民亦不致卖男卖女，挨饿受冻，流落街头，沿街乞讨。他们在农业社的照
顾下，都能生活下去，此外在农村中还实行了五保制，使老有所恃。我的意
思是，政府对人口问题若不再设法控制，这些恩德不免一变而为失望与不满。

六 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速积累资金
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的五年计划的次数愈多，生产率也就愈大，而所需的
技术装备也就愈精。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一个工人配备的资金，
是固定基金1 万卢布、流动基金3000 卢布，共计1.3 万个卢布。至第三个五
年计划最后一年，每个工人配备的资金六倍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所配
备的资金，第五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配备的资金即达12 倍。所以苏联生产能
力的继续增长，是由于每年技术装备的倍数增加。中国以后的情况也应该这
样，因此要提高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就要大力积累资金，加强每个工人的技
术装备，同时还要控制人口，因为如人口增殖任其自流，资金很难迅速地积
累。积累资金最快的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后工人的收
入也当然提高，如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不能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例地提高，
二者收入的差别愈来愈大，就影响着工农联盟。因此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
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
以上已说过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一个工人配备的资金是固定
基金1 万卢布，流动资金3000 卢布。我国自1953 年至1955 年，国营、地方
国营及公私合营工业每个工人装备的生产用的固定资产为1953 年5273 元，
1954 年6072 元，1955 年6835 元。一个卢布约等于人民币五角，中苏两国在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给工人的技术装备大致相等（附表二，见本书25 页）。
七 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我们要积累资金，最好发展轻工业，因为轻工业的特点是投资少、建设
易、获利多而且快，可以更有效地积累资金，用来更多更快地发展重工业。
现在新建一个10 万纱锭、3500 台布机的棉纺织厂，共需投资3500 万元。在
正式投入生产以后，只要一年时间，就可收回全部投资（包括工业、商业利
润和税收）。印染、毛纺织厂等收回的时间还要快一些。因此轻工业的扩大，
不仅不会影响重工业的建设，而且有利于重工业的发展。
但扩大轻工业的建设，必须在资金和原料足够的条件下进行，因此我们
要谈一谈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轻工业的原料绝大部分来自农业，我们
要建设棉纺织业，一定要向农业取得棉花；要发展丝纺织业，一定要向农业
取得蚕茧；要发展制油厂，一定要取得大豆、花生、芝麻、油菜籽等等；要
发展制糖厂，一定要取得甘蔗和甜菜；要发展毛织业，一定要取得羊毛。今
日油、糖、布的供应，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它们的紧张情
况，超过粮食。要增加这些物品的供应，一定要扩大棉花、蚕桑、大豆、花
生、芝麻、甘蔗、甜菜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这不得不缩小了生产粮食的
种植面积，而粮食产量就要受到了影响。所以各种经济作物与粮食互争土地，
二者之间一定要求得一个适当的平衡。若人口无限增殖，这一适当平衡将更
被破坏；因人口增殖，粮食必须增产，经济作物的面积就要缩小，直接影响
到轻工业，间接影响到重工业。因此人口的增殖，就是积累的减少，也就是
工业化的推迟，故人口不能不加以控制。
现在食糖异常缺少，紧张情况，不亚于食油。若扩大种植甜菜的面积，
不啻与粮食争地。吉林省境内的新中国制糖厂和范家屯糖厂的甜菜原料，主
要依靠中部地区的榆树、怀德、九台、德惠等县供应。但是这些县份又是吉
林省出产粮食和大豆最多的县份。如果在这里大量发展甜菜生产，就会削减
粮食和大豆的播种面积。同时，因为土地少，不能进行合理轮作，反而会影
响甜菜产量和质量的提高。如1953 年甜菜每公顷产量为2.4 万斤左右，含糖
率平均占14.3％，到1955 年每公顷甜菜产量就降低到1.8 万斤，含糖率平
均只达到11.4％。像这样发展下去，制糖工业只有退缩，不能前进。
从以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重工业与轻工业间的关系，还不如重工
业与农业间的关系之为密切。我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如农业不能很快地发展，
难望重工业可以大踏阔步地前进。今年紧张情况的解除，其希望悬于秋季之
大丰收。
我国各项建设，首先是重工业建设，所必需的成套设备和各种重要物资，
好多是从国外输入的，但要进口多少重工业物资，得先看出口多少农业和轻
工业物资，而轻工业物资也要用农业物资作原料。由于我国化学工业特别是
有机化学工业还不发达，轻工业的原料，大约有90％以上要依靠农业，故农
业的扩大或缩小，丰收或歉收，对重工业或工业化有决定性的影响。若人口
的增殖听其自流，不加以控制，工业化的进程，未有不受其影响者。
据对外贸易部叶季壮部长的发言（在人大第四次会议上），1957 年计划
进出口贸易总额99.55 亿元，比上年实绩减少8.4％，其中进口47.55 亿元，
比上年实绩减少10.2％；出口52 亿元，比上年实绩减少6.6％。这是因为
1956 年某些地区农业因灾减产，出口物资供应比较困难。但主要原因是过去
几年在我国出口总额中，农产品和农产品加工品约占75％左右，矿产和机械
等工业品约占25％。由于目前农业增产的速度受着耕地面积的限制和自然灾
害的影响，同时由于人民对轻工业品的需要逐步提高，若干种商品的出口势
非减少不可，以适应国内市场日益增长的需要。但由于增加了矿产品、工业
品、手工业品和各种小土产的出口，今年仍然保持了相当的出口额，能够适
当地进口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重要设备。但无论如何，由于进出口贸易的减少，
工业化的进程未有不受其影响者。
八 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20 世纪根本的社会变化和卓越的科学技术成就，不是时间上的巧合，它
们之间有着内部的必然的联系，因为物质生产的发展是它们的共同基础。航
空、无线电技术和遥控技术的出现，尤其是原子能的发现，没有现代的强大
工业是不可能的。不必说别的，就如不锈钢我们自己不能制造，苏联也不多，
向其他国家去买也是很困难。我们在四川新建的化肥厂，还不能解决它的不
锈钢问题。建设一个化肥厂，从设计、建筑、安装到开工，大体也要五六年，
一般讲来，应该建筑在工业化有了基础的国家，甚至于有高度工业化基础的
国家，才能大量发展肥料工厂，因为技术比较高，用的材料也比较高。这个
增长了的生产力，乃是深刻的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俟科学发展之后又回过
头来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理论与实际结合得好，会使我们的研究水平得到
提高。从实践提高到理论，再用理论来进一步指导实践。这样一个循环的过
程，是科学工作者的准绳，也是追求科学真理的唯一途径。中国科学院工作
报告草案，向全国人民指出了它的较有基础部分和不足部分的状况。例如得
奖的论著主要属于我国目前基础较好的学科；一些新兴的学科，特别是我国
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所急需的几种学科，得奖的论著很少。这正是过去历史
情况的真实反映，可以唤起科学界的注意，“正确地更多地转移力量于急需
的薄弱方面”。但同时如果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继续向前推进，自然而然会
促进本门内的科学研究，有重点地建立新机构并充实研究力量。以技术科学
的研究工作而论，所谓技术科学的研究工作，就是对实际问题求取理论上的
解答，并将这些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考验。现在有许多地方国营农场和农业
生产合作社提出一大批有关农业生产技术上的问题，要求农业科学研究机关
予以解答，我们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而研究工作者在解答农业生产中不断
出现的新的科学技术问题时，找到了新资料。这些新资料是新理论最丰富的
源泉。脱离实际来谈技术科学研究，是不能想象的。我们要使中国的科学赶
上世界水平，只有在生产发展的条件下才能达到。我们不能把科学研究分成
理论和应用两部分，因为所谓理论就是为实际问题求取理论上的解答的理
论，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过去苏联科学院曾经做过这样的划分，
现在知其不恰当，已把它去掉了。此外，科学研究，一定要在生产要求的压
力下，才能加速推进。如我们的生产部门不能在12 年内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
水平，而独要督促研究部门单刀匹马、长驱直入，无异缘木求鱼。周总理在
1957 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向科学进军一节中亦说：“新中国科学事业的
特点，是科学和生产的密切结合。生产对于科学是基本的推动力量。在国民
党时代，由于工农业生产的衰落，科学家们虽然也做了些研究工作，但是无
法在生产上发挥作用。解放后八年来，随着生产的发展，生产部门向科学研
究部门提出了大量的要求，我们科学家在这方面就有了充分的机会来发挥他
们的才能，而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由此观之，我们必须首先推进产
业部门的技术装备，从速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后才能奠定科学研究的物质基
础，现在我国科学工作的条件虽然有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受现有工业水
平和国家财力的限制，还不能完全满足开展研究的要求。欲达到这个目的，
唯有加速积累资金，一面努力控制人口，不让人口的增殖拖住科学研究前进
的后腿。
此后我国的科学研究力量大部分放在科学院、227 所高等学校和许许多
多产业部门，它们不仅集中了大批科学研究人材，并且它们研究的方面很多，
又分布在全国各个地区，这对于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同时为了
支援新建的工业地区和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科学文化建设，也需要在这些地区
建立新的高等学校和新的科学研究机构，需要一些科学家“离开原来的研究
环境”到这些地方去工作。在初到新的研究环境时，研究工作暂时可能受到
一些影响，但从长远看来，这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好处是很大的。因为
每门科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某门科学愈向前进，就愈需要其它有关科学
的配合（近代科学的特点是各门科学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十分密切。国家
建设中的重大科学问题，也往往要由许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才能解决，所以我
们现在在科学的许多重要方面进行着研究工作）。例如人造卫星的制造和发
射是一件很复杂的综合性的科学工作，牵涉到火箭技术、冶金、机械、天文、
数学、物理、化学、气象、地球物理、大地测量、无线电电子学等方面。再
以国际地球物理年为例，为什么各国科学家可以自今年（1957 年）7 月1 日
起举行国际地球物理年？其中理由之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和工程技
术上的进步异常迅速，无线电物理和火箭方面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使得人
们对高空测量有了很好的工具，他们可以利用这方面的新成就对地球进行观
测，从而可知没有无线电物理和火箭方面的科学研究的配合，对地球进行观
测，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求所有有关生产部门都能按平衡原则向前
推进。这有待于更多资金的积累和人口的严格控制。
九 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关于人口与粮食的关系，因限于篇幅，不愿在这里多谈，拟另作一文专
论之。在这里，我只说我国地少人多，全国6.4 亿人口，每人平均分不到三
亩地。虽有人说我国有15 亿亩荒地，但这些荒地有的是石山，有的是没有水
源的，有的是少数民族世世代代借以为生的草原地，根本不能开垦的；到底
有多少荒地可以开垦，迄今无确实统计，加以工业落后，财力有限，一时尚
不能大规模进行垦荒。虽然在1953 年至1956 年之间，每年开垦了1400 多万
亩荒地，但由于人口的增加，每人平均分到的耕地，已自1953 年的二亩八分
降至1955 年二亩七分。况自然灾害影响着农业生产，使农民的收入极不稳
定。如江苏省在1955 年每户农民平均收入是306 元（这是抽查的材料，不能
完全代表江苏省全部情况），假定一户四口，每口不过分到76 元5 角。该省
1956 年遇到灾害，全省农民平均收入每人下降到49 元9 角。农民收入之不
稳定如此，要完全防止自然灾害的发生，必需多兴办像三门峡这样的大水利
工程，这有待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推行，尤有待于资金的多多积累。故就粮
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我们准备在几
年内，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
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
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通通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
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主席
这些话是从他心中说出来的，这是全国人民之福。倘能把人口控制起来，这
个崇高的愿望

六 不但要积累资金而且要加速积累资金
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的五年计划的次数愈多，生产率也就愈大，而所需的
技术装备也就愈精。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一个工人配备的资金，
是固定基金1 万卢布、流动基金3000 卢布，共计1.3 万个卢布。至第三个五
年计划最后一年，每个工人配备的资金六倍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所配
备的资金，第五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配备的资金即达12 倍。所以苏联生产能
力的继续增长，是由于每年技术装备的倍数增加。中国以后的情况也应该这
样，因此要提高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就要大力积累资金，加强每个工人的技
术装备，同时还要控制人口，因为如人口增殖任其自流，资金很难迅速地积
累。积累资金最快的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后工人的收
入也当然提高，如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不能与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例地提高，
二者收入的差别愈来愈大，就影响着工农联盟。因此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
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
以上已说过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一个工人配备的资金是固定
基金1 万卢布，流动资金3000 卢布。我国自1953 年至1955 年，国营、地方
国营及公私合营工业每个工人装备的生产用的固定资产为1953 年5273 元，
1954 年6072 元，1955 年6835 元。一个卢布约等于人民币五角，中苏两国在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给工人的技术装备大致相等（附表二，见本书25 页）。
七 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我们要积累资金，最好发展轻工业，因为轻工业的特点是投资少、建设
易、获利多而且快，可以更有效地积累资金，用来更多更快地发展重工业。
现在新建一个10 万纱锭、3500 台布机的棉纺织厂，共需投资3500 万元。在
正式投入生产以后，只要一年时间，就可收回全部投资（包括工业、商业利
润和税收）。印染、毛纺织厂等收回的时间还要快一些。因此轻工业的扩大，
不仅不会影响重工业的建设，而且有利于重工业的发展。
但扩大轻工业的建设，必须在资金和原料足够的条件下进行，因此我们
要谈一谈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轻工业的原料绝大部分来自农业，我们
要建设棉纺织业，一定要向农业取得棉花；要发展丝纺织业，一定要向农业
取得蚕茧；要发展制油厂，一定要取得大豆、花生、芝麻、油菜籽等等；要
发展制糖厂，一定要取得甘蔗和甜菜；要发展毛织业，一定要取得羊毛。今
日油、糖、布的供应，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它们的紧张情
况，超过粮食。要增加这些物品的供应，一定要扩大棉花、蚕桑、大豆、花
生、芝麻、甘蔗、甜菜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这不得不缩小了生产粮食的
种植面积，而粮食产量就要受到了影响。所以各种经济作物与粮食互争土地，
二者之间一定要求得一个适当的平衡。若人口无限增殖，这一适当平衡将更
被破坏；因人口增殖，粮食必须增产，经济作物的面积就要缩小，直接影响
到轻工业，间接影响到重工业。因此人口的增殖，就是积累的减少，也就是
工业化的推迟，故人口不能不加以控制。
现在食糖异常缺少，紧张情况，不亚于食油。若扩大种植甜菜的面积，
不啻与粮食争地。吉林省境内的新中国制糖厂和范家屯糖厂的甜菜原料，主
要依靠中部地区的榆树、怀德、九台、德惠等县供应。但是这些县份又是吉
林省出产粮食和大豆最多的县份。如果在这里大量发展甜菜生产，就会削减
粮食和大豆的播种面积。同时，因为土地少，不能进行合理轮作，反而会影
响甜菜产量和质量的提高。如1953 年甜菜每公顷产量为2.4 万斤左右，含糖
率平均占14.3％，到1955 年每公顷甜菜产量就降低到1.8 万斤，含糖率平
均只达到11.4％。像这样发展下去，制糖工业只有退缩，不能前进。
从以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重工业与轻工业间的关系，还不如重工
业与农业间的关系之为密切。我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如农业不能很快地发展，
难望重工业可以大踏阔步地前进。今年紧张情况的解除，其希望悬于秋季之
大丰收。
我国各项建设，首先是重工业建设，所必需的成套设备和各种重要物资，
好多是从国外输入的，但要进口多少重工业物资，得先看出口多少农业和轻
工业物资，而轻工业物资也要用农业物资作原料。由于我国化学工业特别是
有机化学工业还不发达，轻工业的原料，大约有90％以上要依靠农业，故农
业的扩大或缩小，丰收或歉收，对重工业或工业化有决定性的影响。若人口
的增殖听其自流，不加以控制，工业化的进程，未有不受其影响者。
据对外贸易部叶季壮部长的发言（在人大第四次会议上），1957 年计划
进出口贸易总额99.55 亿元，比上年实绩减少8.4％，其中进口47.55 亿元，
比上年实绩减少10.2％；出口52 亿元，比上年实绩减少6.6％。这是因为
1956 年某些地区农业因灾减产，出口物资供应比较困难。但主要原因是过去
几年在我国出口总额中，农产品和农产品加工品约占75％左右，矿产和机械
等工业品约占25％。由于目前农业增产的速度受着耕地面积的限制和自然灾
害的影响，同时由于人民对轻工业品的需要逐步提高，若干种商品的出口势
非减少不可，以适应国内市场日益增长的需要。但由于增加了矿产品、工业
品、手工业品和各种小土产的出口，今年仍然保持了相当的出口额，能够适
当地进口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重要设备。但无论如何，由于进出口贸易的减少，
工业化的进程未有不受其影响者。
八 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20 世纪根本的社会变化和卓越的科学技术成就，不是时间上的巧合，它
们之间有着内部的必然的联系，因为物质生产的发展是它们的共同基础。航
空、无线电技术和遥控技术的出现，尤其是原子能的发现，没有现代的强大
工业是不可能的。不必说别的，就如不锈钢我们自己不能制造，苏联也不多，
向其他国家去买也是很困难。我们在四川新建的化肥厂，还不能解决它的不
锈钢问题。建设一个化肥厂，从设计、建筑、安装到开工，大体也要五六年，
一般讲来，应该建筑在工业化有了基础的国家，甚至于有高度工业化基础的
国家，才能大量发展肥料工厂，因为技术比较高，用的材料也比较高。这个
增长了的生产力，乃是深刻的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俟科学发展之后又回过
头来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理论与实际结合得好，会使我们的研究水平得到
提高。从实践提高到理论，再用理论来进一步指导实践。这样一个循环的过
程，是科学工作者的准绳，也是追求科学真理的唯一途径。中国科学院工作
报告草案，向全国人民指出了它的较有基础部分和不足部分的状况。例如得
奖的论著主要属于我国目前基础较好的学科；一些新兴的学科，特别是我国
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所急需的几种学科，得奖的论著很少。这正是过去历史
情况的真实反映，可以唤起科学界的注意，“正确地更多地转移力量于急需
的薄弱方面”。但同时如果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继续向前推进，自然而然会
促进本门内的科学研究，有重点地建立新机构并充实研究力量。以技术科学
的研究工作而论，所谓技术科学的研究工作，就是对实际问题求取理论上的
解答，并将这些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考验。现在有许多地方国营农场和农业
生产合作社提出一大批有关农业生产技术上的问题，要求农业科学研究机关
予以解答，我们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而研究工作者在解答农业生产中不断
出现的新的科学技术问题时，找到了新资料。这些新资料是新理论最丰富的
源泉。脱离实际来谈技术科学研究，是不能想象的。我们要使中国的科学赶
上世界水平，只有在生产发展的条件下才能达到。我们不能把科学研究分成
理论和应用两部分，因为所谓理论就是为实际问题求取理论上的解答的理
论，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过去苏联科学院曾经做过这样的划分，
现在知其不恰当，已把它去掉了。此外，科学研究，一定要在生产要求的压
力下，才能加速推进。如我们的生产部门不能在12 年内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
水平，而独要督促研究部门单刀匹马、长驱直入，无异缘木求鱼。周总理在
1957 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向科学进军一节中亦说：“新中国科学事业的
特点，是科学和生产的密切结合。生产对于科学是基本的推动力量。在国民
党时代，由于工农业生产的衰落，科学家们虽然也做了些研究工作，但是无
法在生产上发挥作用。解放后八年来，随着生产的发展，生产部门向科学研
究部门提出了大量的要求，我们科学家在这方面就有了充分的机会来发挥他
们的才能，而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由此观之，我们必须首先推进产
业部门的技术装备，从速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后才能奠定科学研究的物质基
础，现在我国科学工作的条件虽然有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受现有工业水
平和国家财力的限制，还不能完全满足开展研究的要求。欲达到这个目的，
唯有加速积累资金，一面努力控制人口，不让人口的增殖拖住科学研究前进
的后腿。
此后我国的科学研究力量大部分放在科学院、227 所高等学校和许许多
多产业部门，它们不仅集中了大批科学研究人材，并且它们研究的方面很多，
又分布在全国各个地区，这对于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同时为了
支援新建的工业地区和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科学文化建设，也需要在这些地区
建立新的高等学校和新的科学研究机构，需要一些科学家“离开原来的研究
环境”到这些地方去工作。在初到新的研究环境时，研究工作暂时可能受到
一些影响，但从长远看来，这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好处是很大的。因为
每门科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某门科学愈向前进，就愈需要其它有关科学
的配合（近代科学的特点是各门科学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十分密切。国家
建设中的重大科学问题，也往往要由许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才能解决，所以我
们现在在科学的许多重要方面进行着研究工作）。例如人造卫星的制造和发
射是一件很复杂的综合性的科学工作，牵涉到火箭技术、冶金、机械、天文、
数学、物理、化学、气象、地球物理、大地测量、无线电电子学等方面。再
以国际地球物理年为例，为什么各国科学家可以自今年（1957 年）7 月1 日
起举行国际地球物理年？其中理由之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和工程技
术上的进步异常迅速，无线电物理和火箭方面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使得人
们对高空测量有了很好的工具，他们可以利用这方面的新成就对地球进行观
测，从而可知没有无线电物理和火箭方面的科学研究的配合，对地球进行观
测，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求所有有关生产部门都能按平衡原则向前
推进。这有待于更多资金的积累和人口的严格控制。
九 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关于人口与粮食的关系，因限于篇幅，不愿在这里多谈，拟另作一文专
论之。在这里，我只说我国地少人多，全国6.4 亿人口，每人平均分不到三
亩地。虽有人说我国有15 亿亩荒地，但这些荒地有的是石山，有的是没有水
源的，有的是少数民族世世代代借以为生的草原地，根本不能开垦的；到底
有多少荒地可以开垦，迄今无确实统计，加以工业落后，财力有限，一时尚
不能大规模进行垦荒。虽然在1953 年至1956 年之间，每年开垦了1400 多万
亩荒地，但由于人口的增加，每人平均分到的耕地，已自1953 年的二亩八分
降至1955 年二亩七分。况自然灾害影响着农业生产，使农民的收入极不稳
定。如江苏省在1955 年每户农民平均收入是306 元（这是抽查的材料，不能
完全代表江苏省全部情况），假定一户四口，每口不过分到76 元5 角。该省
1956 年遇到灾害，全省农民平均收入每人下降到49 元9 角。农民收入之不
稳定如此，要完全防止自然灾害的发生，必需多兴办像三门峡这样的大水利
工程，这有待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推行，尤有待于资金的多多积累。故就粮
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我们准备在几
年内，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
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
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通通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
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主席
这些话是从他心中说出来的，这是全国人民之福。倘能把人口控制起来，这
个崇高的愿望

十 几点建议
（一）1953 年举办的第一次全国人口调查，使我们对于全国人口按性别
划分，按年龄组别划分，按民族构成划分和按城镇与乡村划分，都能够明白
它们的对比和真相，这是很好的；但要实施明健的人口政策，和帮助科学家
进行研究工作，还必须认真举办关于人口动态的统计，如出生、死亡、结婚、
离婚和迁徙等都应有完整的统计公布。因此我建议在1958 年至迟在1963 年
进行普选时，再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使我们可以知道这五年中或这十年中我
国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接着认真举办人口动态统计，在这个基础上来确定
人口政策，一面把人口增长的数字订入第二个或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内，使以
后计划的准确性可以逐步提高。
（二）我们在上面已谈到夏威夷群岛的人口并不跟着食品的增加而增
加，主要原因是因为该处的居民不是喜欢多子多孙的。但在中国情形适相反，
宗嗣继承观念太深，只要生活好一些，便想娶女子，便患无后代，便畏出远
门，便安土重迁。加以种种封建社会的残余思想，如“早生贵子”、“儿孙
满堂”、“五世同堂”、“五世其昌”、“多福多寿多男子”等等，支配着
他们的行动，所以在妇女心理中，以生子为天职，以不育为大耻；在父母心
理中，嫌儿媳不生育，重婚纳妾，理所当然。但要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第
一步要依靠普遍宣传，使广大农民群众都明知节育的重要性，并能实际应用
节育的方法；一面大力宣传早婚的害处，迟婚的好处，大概男子25 岁、女子
23 岁结婚是比较适当的；但暂时不考虑修改婚姻法，理由是把结婚年龄提
高，在原则上是对的，但是由于节制生育的宣传教育还做得不够，农村中老
少男女还没有普遍明白节制生育的理由和需要，操之过急不免发生副作用，
恐农村中的青年男女怕婚姻法修改后提高结婚年龄，影响他们的结婚，不免
发生争先恐后结婚的情况。俟宣传工作收到一定的效果以后，再行修改婚姻
法亦未为晚。如婚姻法修改之后，控制人口的力量还不够大，自应辅之以更
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照目前的计算，国家在每个孩子的教育及就业装备
上要支出一万元上下。一般人往往不够了解，一个孩子要求家庭的开支，还
抵不上要求国家的开支大，因此国家理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况控
制人口，为的是要提高全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借以提高他们的
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使他们能过更快乐更美丽的生活。
（三）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
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一则因为这是杀生，孩子在母体里已经成形了，它
就有生命权，除非母亲身体不好，一般不能这样做；二则会伤害妇女的健康，
使之一生多病，我有几个亲戚身体本来很好，刮了子宫后不是生这样病，就
生那样病；三则会冲淡避孕的意义，年轻的妇女们就会不关心避孕，把希望
寄托在人工流产上；据北京几位名医谈话，有些人刚做过人工流产，很快又
怀孕，又跑到医院里去吵闹，主要原因是依赖人工流产，不认真避孕了，尤
其是男子，对避孕不负责，不积极，只图自己一时的快乐，不顾女子长期的
痛苦，实在太不公平；四则会增加医生的负担，苏联人口只有两亿，而医生
有35 万之多，病床有135.4 万张，我国人口大于苏联三倍以上，而能做人工
手术的恐怕不到六万人，医院情况已经很紧张，若再把人工流产的任务加在
他们的身上，深恐耽误其他的治疗工作。因此，我诚恳地请卫生部好好地考
虑。

十 几点建议
（一）1953 年举办的第一次全国人口调查，使我们对于全国人口按性别
划分，按年龄组别划分，按民族构成划分和按城镇与乡村划分，都能够明白
它们的对比和真相，这是很好的；但要实施明健的人口政策，和帮助科学家
进行研究工作，还必须认真举办关于人口动态的统计，如出生、死亡、结婚、
离婚和迁徙等都应有完整的统计公布。因此我建议在1958 年至迟在1963 年
进行普选时，再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使我们可以知道这五年中或这十年中我
国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接着认真举办人口动态统计，在这个基础上来确定
人口政策，一面把人口增长的数字订入第二个或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内，使以
后计划的准确性可以逐步提高。
（二）我们在上面已谈到夏威夷群岛的人口并不跟着食品的增加而增
加，主要原因是因为该处的居民不是喜欢多子多孙的。但在中国情形适相反，
宗嗣继承观念太深，只要生活好一些，便想娶女子，便患无后代，便畏出远
门，便安土重迁。加以种种封建社会的残余思想，如“早生贵子”、“儿孙
满堂”、“五世同堂”、“五世其昌”、“多福多寿多男子”等等，支配着
他们的行动，所以在妇女心理中，以生子为天职，以不育为大耻；在父母心
理中，嫌儿媳不生育，重婚纳妾，理所当然。但要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第
一步要依靠普遍宣传，使广大农民群众都明知节育的重要性，并能实际应用
节育的方法；一面大力宣传早婚的害处，迟婚的好处，大概男子25 岁、女子
23 岁结婚是比较适当的；但暂时不考虑修改婚姻法，理由是把结婚年龄提
高，在原则上是对的，但是由于节制生育的宣传教育还做得不够，农村中老
少男女还没有普遍明白节制生育的理由和需要，操之过急不免发生副作用，
恐农村中的青年男女怕婚姻法修改后提高结婚年龄，影响他们的结婚，不免
发生争先恐后结婚的情况。俟宣传工作收到一定的效果以后，再行修改婚姻
法亦未为晚。如婚姻法修改之后，控制人口的力量还不够大，自应辅之以更
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照目前的计算，国家在每个孩子的教育及就业装备
上要支出一万元上下。一般人往往不够了解，一个孩子要求家庭的开支，还
抵不上要求国家的开支大，因此国家理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况控
制人口，为的是要提高全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借以提高他们的
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使他们能过更快乐更美丽的生活。
（三）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
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一则因为这是杀生，孩子在母体里已经成形了，它
就有生命权，除非母亲身体不好，一般不能这样做；二则会伤害妇女的健康，
使之一生多病，我有几个亲戚身体本来很好，刮了子宫后不是生这样病，就
生那样病；三则会冲淡避孕的意义，年轻的妇女们就会不关心避孕，把希望
寄托在人工流产上；据北京几位名医谈话，有些人刚做过人工流产，很快又
怀孕，又跑到医院里去吵闹，主要原因是依赖人工流产，不认真避孕了，尤
其是男子，对避孕不负责，不积极，只图自己一时的快乐，不顾女子长期的
痛苦，实在太不公平；四则会增加医生的负担，苏联人口只有两亿，而医生
有35 万之多，病床有135.4 万张，我国人口大于苏联三倍以上，而能做人工
手术的恐怕不到六万人，医院情况已经很紧张，若再把人工流产的任务加在
他们的身上，深恐耽误其他的治疗工作。因此，我诚恳地请卫生部好好地考
虑。

为什么要强调人口的质量
数量和质量往往发生矛盾。有时人们过分强调了质量，忽略了数量。但
质量一定要通过相当的数量才能表达出来。过去我们有过一个相当长的时
候，连一吨洋钢都没有；倘能把洋钢炼出来，一吨也好，十吨也好，就是莫
大的成功，不能再斤斤计较质量，因为炼出来的钢本身一面代表了数量，一
面也代表了质量。无论炼出来的钢是高炭钢，还是低炭钢，它们总是钢，而
不是其它。因此过分强调质量是不对的。这就是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一个最
好的例子。
但有时我们过分强调数量，忽略了质量。当我们已经炼出了800 万吨洋
钢来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追求钢的质量，否则量与质太不相称。我们不但要
炼出钢来，而且要炼出好钢来。有了数量，还不能令人满意，一定还要从数
量中去求质量。而且不求质量，已有的数量是不可靠的，要打折扣的。几百
几千台的机床制造出来之后，如不能转动自如，或不能起应有的作用，只得
抛在一旁，作废物处理，不但给国家带来了一大笔损失，而且完不成数量计
划的任务。这就是合乎“没有质量就没有数量”的辩证法提法。现在我们所
要求的是质和量要配得适当，要统一起来。
我国人口的数量与质量之两不相称，几乎无人不知。现在我们已进入了
原子能时代，非把人口的质和量快快适当地统一起来，很难完成原子能时代
的任务。这就是我在本文中为什么强调人口质量的缘故。
南方有一位大学校长，人民大学有一位教师，某经济杂志有一位总编辑，
以及北京大学经济系若干教师们认为我的新人口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思
想体系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批评是他们不知如何看问题最明显的表现。让我
慢慢说来。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呈现一种冷酷忧郁的色彩，他似乎说：工人的工资已
不能再提高，因为即有机会提高，亦必为新增加的人口所压低，结果工资仍
回到原来的水平。救贫税和工会活动亦不能有所帮助。贫民的痛苦，不是外
来的，是他们自己所造成的。他们缺乏先见，多生子女，故要消灭他们的痛
苦莫如他们自己。马尔萨斯就这样把贫苦的责任放在贫民自己的身上，把富
人的责任推得净光。富人闻此可以高枕无忧矣。虽然他也建议采用预防人口
增加的方法，他的人口学说却给劳动群众一个没有希望的悲惨远景。
李嘉图就在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础上建立起他的财富分配学说。他认为
人口日益增加，粮食生产不得不向逐步贫瘠的土地推进；土地愈贫瘠，每单
位的产量愈少。假定最好的地每单位生产25 斗，次一等地生产20 斗，再次
一等的地生产15 斗，最后一批地每单位生产10 斗。粮食价格由最后的一批
地决定。假定每斗2 元，计收入20 元，这20 元的收入适足以偿付一切费用
连同工资利息在内。所以最后一批地没有地租。在高一级的土地上每单位生
产15 斗，每斗2 元共收入30 元，除开支20 元外，尚剩10 元，这10 元就是
地租。再高一级的土地，就收入40 元，能出地租20 元。最高一级，就是最
好一级土地收入50 元，能出地租30 元。如人口继续增加，粮食又不够吃，
再向低一级地推广。假定每单位只产5 斗，每斗非卖4 元不可了，计共收入
20 元，只足以偿付一切开支，工资利息在内，但没有地租。上次的无租地（即
产粮食10 斗的地）现在能出租20 元了。最高的一块地现在收入100 元，除
开支外，尚0 剩80 元的地租，比上次增加50 元，因此人口愈多，食物生产
愈从好地向坏地推广，地租愈增。因此李嘉图相信人口愈增，社会愈不得不
仰仗于日益贫瘠的土地，以取得食物，而日益增加的一部分产物，就以地租
的形态，归地主所有。所以在李嘉图的眼目中，地主阶级是反社会进化的，
就是他们的利益是与社会的利益相反的。他研究的结果也是很悲观的。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尔萨斯在人口增殖超过食物增加这个自然
性质的观点中，去寻找贫民痛苦的原因。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这种观点，认为
贫民痛苦的原因，不是如马尔萨斯所说的自然界的吝啬，乃是生产关系桎梏
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真正的原因是社会性质的，不是自然性质的。因为贫
民千辛万苦得来的成果，大部分被地主掠夺去了。所以根本原因是生产关系
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现在我国的某些大学经济系一部分教授和某些经济杂
志的编辑、总编辑仍抱这种见解，仍以“生产关系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这
个社会性质的理论来对抗马尔萨斯的自然性质的理论。殊不知中国的情形已
经大变了。这个社会性质的理论在中国已经失效，不能再用来对抗马尔萨斯
了。我们的人民公社制度是最先进的制度，其组织形式也是最完善的，不能
再说我国的生产关系还没有搞好，还在那里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既然说人
民公社好，不能再说生产关系还没有搞好，还在那里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
但这几位大学教授和经济杂志的总编辑仍以这种过时的理论来对抗马尔萨
斯，还说我拜马尔萨斯为老师，他们称马尔萨斯为我的先师。
现在中国的情形与过去大不相同了。过去可以说“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
产力的发展”，所以来一个民主主义革命，来一个政治革命。如现在继续宣
传“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推论结果就是还要来一个政治革命。
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定会危害国家的大事。现在的情形不是生产关系不适
应于生产力的发展，乃是恰恰相反，生产力的发展不适应于生产关系。因此
“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这个社会性的旧理论虽于资本主义国家
和没有解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仍然有用，但于中国已失其效力了。中国
已跳出这个阶段而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的缺点不是生产关系没有搞
好，乃是劳动生产率不高。救济的方法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决不是政治
革命。因此我们要创造一个新的学说来对抗马尔萨斯。这个学说的目的在于
把劳动人民的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把科学研究的成就日益提高和扩大，直
到我们能制造人造食物来补充马尔萨斯食物的不足。这个新的学说不同于旧
理论。“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的旧理论只适用于一时，一旦生
产关系搞好了（如中国建立了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这个旧理论就不
适用了。我的新学说永远可用，而且时间愈久，科学上的发明愈多，适用的
范围愈广，学说的说服力愈大；不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即使在资本主义国
家里，亦不难把马尔萨斯的学说送到坟墓里去。但是这些大学校长、教授和
总编辑说我的思想体系是和马尔萨斯一模一样的。当时我忍受，不是因为别
有用心，乃是因为他们是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教授和科学院某经济杂志的
总编辑，地位高，学问好，你对他们无可奈何。有一位人民大学的教授说我
的学说总不对他的口径，就是不适他的口味，我百思不得其解，大概是由于
他平日西餐吃得太多所致。中国人应该多吃中餐，吃惯了决不致不合他的口
味。
现在我更进一步谈一谈不负责任的言论将闯出什么样的大乱子来。现在
我们已进入了原子能时代，将来科学的日益昌明，不知要领导我们走得多么
远。暂举一例来说明我的意思。在1959 年5 月29 日苏联《真理报》上有一
篇苏联科学家写的文章，讨论电子计算机的功能。他的意思就是如计算机的
工作，比计算员的工作快二万倍，我们就可以用一部计算机来代替二万人的
工作。这二万人的工资，每人每年以1.25 万卢布算，每年须付2.5 亿卢布；
但一部计算机的生产费不过200 万。在这里每年不知能够节省多少钱。但节
省经费虽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却还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说计算机工作的速度
比计算员大二万倍，并不意味着这二万个计算员能把计算机的工作取而代
之。计算机的功能就在于运算的连续性，即下一步计算的开始，一定要在上
一步计算结束之后，不能使所有二万人同时动手。要解答一个问题，只能由
一个计算员进行计算。这位科学家说现在常有需要用机器连续计算十小时左
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时急待解决。如用计算员来解决这样的问题，非工作
十年不可。无论计算员人数怎么多，二万甚至四万六万，亦不能缩短它的计
算时间。但问题是这样用十年功夫算出来的结果有什么意义呢？国防问题有
时急需于几小时内解决，你用几年的功夫得出来的结果有什么用处呢？一国
的元首，或国务总理或因要事明日即需飞欧洲或美洲，我们要的是很准确的
天气预告。倘然这个预告要用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算得出来的话，那末这个预
告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人就多至二万、四万、六万有什么能力能够替代计算
机的工作呢？就中国今日进展的速度来推测，我想十年十五年之内，这些问
题就要摆在桌上来讨论。那时，用一部计算机好呢？还是安插二万、四万、
六万人好呢？安插了人，就抛弃了计算机，就是人多拖住了技术进展和科学
前进的后腿。反之用了计算机，这许多人如何安插呢？这些教授总编辑拆了
烂污，到那时可以不问不闻，但政治家不能不问不闻，弄得他退既不能，进
亦不无困难。那个时候，恐怕你们还要在旁讥笑政治家的无能，其实罪魁祸
首都是你。现在苏联专家们已在讨论自动化之后腾出来的人如何安排的问
题，他们也觉得不是没有许多困难的（见《关于全面自动化》一文，载1959
年第9 期苏联《共产党人》杂志）。苏联国土面积是2240.4 万平方公里，中
国是960 万平方公里，故苏联国土大于中国二三倍。苏联人口只2.8 亿人，
中国人口恐怕不止6.5 亿人，故中国人口大于苏联三倍多。如把两国人口放
在同一水平上来讨论，则苏联应有15 亿多的人口。现在它只有2.08 亿人，
只等于应有的七分之一以下，而科学家就在开始讨论如何安排因自动化而腾
出来的过剩人口，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一定要造成大量的失业，在社会主
义国家虽然可以克服困难，但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何况你们还坚持人多是
好事，人多可以办事，中国工人们就不赞成你们这种说法。1959 年《劳动》
杂志第15 期载有一篇以《人员步步减，采煤月月多》为题的文章，说人多并
不是好办事，正如淮南矿务局工人大字报所批评的：“人多了造成五多，思
想问题多，生活问题多，工作扯皮多，官僚主义多，窝工浪费多。”但在一
穷二白的中国，资金少、人口多，把人民组织起来，利用它作为一种资源，
不是没有好处的，但不要忘记亦有人多的坏处。人多固是一个极大的资源，
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我的新人口论主张保留它的好处，去掉它的坏处；
保全这个大资源，但去掉这个大负担。方法是提高人口的质量，控制人口的
数量，因为提高人口的质量等于增加人口的数量。这样有人口增加的好处，
没有人口增加的坏处；有保全资源的好处，没有增加负担的坏处；且与马列
主义的理论——人是最宝贵的财富——亦不相抵触；不但不相抵触，而且相
互印证，因为马克思与列宁亦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华罗庚先生介绍我看一篇讨论电子计算机的文章，载在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的《现代科学技术新成就》一书中，作者是北京大学数学系教师胡世华
先生。这篇文章说：“假如敌机是在1.8 万公尺高空飞行，可能在它开始轰
炸之前只有十分钟发出警报，因此，我们消灭敌人的时间只有十分钟⋯⋯假
如敌人是用核武器或破坏力很大的氢武器来进行空袭的，那么我们会感觉到
消灭敌人的时间更加紧迫了。我们希望能在敌机飞到它预定的轰炸目标上空
之前就把它打下来，而且最好能在距离海岸线比较远的海上就把它打下来。
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办法就是把探测敌机的装置（如雷达）和计算机都装在
导弹里面，使导弹能够自己探测敌人的位置，计算敌机的未来位置与自己应
当如何纠正航行路线，并自动地纠正自己的航线。这样电子计算机在导弹里
面就担任了‘驾驶员’的任务，就好像在导弹里装上一个思想活动很快、动
作很敏捷又能忍受导弹里面那种极为恶劣的环境的‘驾驶员’。”由此推论，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此后战争能否取胜，决定于人的智识，不决定于人的数
量。这是智识的斗争，不是人数的斗争。在1.8 万公尺高空飞行的敌机，非
地面上密集的高射炮火所能打得下来的。我们只能使用导弹，而导弹里面必
须装上雷达和计算机。万一我们没有计算机，一旦敌人使用氢武器进行空袭，
结果如何你能想象得到吗？牺牲的人不是2 万、4 万、6 万，乃是60 万、600
万甚至6000 万，遗留下来的残废，毁灭的财产尚不计算在内。你们要人多，
岂不更少了吗？你们诅咒马尔萨斯主义者是反动的、反人民的，因为他们主
张以战争来消灭人口。你们呢？你们难道不以战争来消灭人口吗？这就足以
证明你们的思想体系是与马尔萨斯主义者一模一样的。时代不同了，新时代
要有新理论来配合。
赫鲁晓夫在美国的谈话，除裁军问题外，大半涉及生产问题。最重要的
一点是和平竞赛。他的意思就是苏联具有必要的条件，来在生产力的发展方
面，在产品总产量方面，以及按人口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美国。
这里的三个方面以最后一个为最重要，所谓生活水平就是指最后一个而言。
苏美两国的人口相差不多，按人口计算的产品产量容易接近或赶上或超过。
但中国与英国相比，怎么样呢？在总量方面要超过英国并不是难事，问题是
在按人口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中英两国的生活水平的高低是以此为标准，
不以总产量为标准。我们从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之后，就要实行按需分配，
至少把生活水平提高到与英国一样。但英国的人口到现在还不过中国的十分
之一；因此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一定要超过英国十倍方可。我们人民公社的组
织是最先进的，所以生产关系已经搞得很好，问题是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
我们的问题不是生产关系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乃是恰恰相反，生产力的发
展还赶不上生产关系。人民公社的建立，一定可以扩大劳动协作，创造出更
为良好的条件促进生产力更快的发展。但是还有人主张把中国的人口提高到
九亿、十亿，食物还是够吃的。讲到食物够吃不够吃，那是回到马尔萨斯的
老路去了。我不讲食物够吃不够吃，我讲的是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能不能保
证全国人民早些走进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这个大门迟早要走进的，问题是
在什么时候，早些呢，还是晚些呢？你们要人多，要人口增加至9 亿、10 亿，
岂不拖住我们进共产主义社会大门的后腿吗？这个问题太重要了，似应留在
政治经济学中去讨论。
北京大学经济系和政治课的十多位教师，一年半以前组织了一个人口理
论研究会。其中主要负责人是教授两人（樊弘、陈岱孙），副教授一人（赵
靖），讲师二人（韩佳辰、周家本），助理一人（诸葛殷同）。成立时我亦
被邀到会，但我是他们所树立的对立面。可惜他们的“人口论”至今尚未出
版，真令人望眼欲穿。我想所以不早日出版，大概是由于他们要把“人口论”
安排在政治经济学里面去，因为政治经济学是责成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经
济系协同编写。别国的政治经济学可以不谈人口问题，而中国的政治经济学
非谈不可。人口与生产的关系比任何其他因素都重要。不谈人口问题，这本
书是残缺不全的，是先天不足的，不会令人满意的。因此我尤其希望这本书
快快问世，使一个“于哲学一窍不通”如我这样的人，也可以学习学习。我
可以对樊弘教授保证你们的政治经济学出版之后，我一定抽出相当的时间向
你学习高深的哲学。
原载《新建设》1959 年第11 期

为什么要强调人口的质量
数量和质量往往发生矛盾。有时人们过分强调了质量，忽略了数量。但
质量一定要通过相当的数量才能表达出来。过去我们有过一个相当长的时
候，连一吨洋钢都没有；倘能把洋钢炼出来，一吨也好，十吨也好，就是莫
大的成功，不能再斤斤计较质量，因为炼出来的钢本身一面代表了数量，一
面也代表了质量。无论炼出来的钢是高炭钢，还是低炭钢，它们总是钢，而
不是其它。因此过分强调质量是不对的。这就是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一个最
好的例子。
但有时我们过分强调数量，忽略了质量。当我们已经炼出了800 万吨洋
钢来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追求钢的质量，否则量与质太不相称。我们不但要
炼出钢来，而且要炼出好钢来。有了数量，还不能令人满意，一定还要从数
量中去求质量。而且不求质量，已有的数量是不可靠的，要打折扣的。几百
几千台的机床制造出来之后，如不能转动自如，或不能起应有的作用，只得
抛在一旁，作废物处理，不但给国家带来了一大笔损失，而且完不成数量计
划的任务。这就是合乎“没有质量就没有数量”的辩证法提法。现在我们所
要求的是质和量要配得适当，要统一起来。
我国人口的数量与质量之两不相称，几乎无人不知。现在我们已进入了
原子能时代，非把人口的质和量快快适当地统一起来，很难完成原子能时代
的任务。这就是我在本文中为什么强调人口质量的缘故。
南方有一位大学校长，人民大学有一位教师，某经济杂志有一位总编辑，
以及北京大学经济系若干教师们认为我的新人口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思
想体系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批评是他们不知如何看问题最明显的表现。让我
慢慢说来。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呈现一种冷酷忧郁的色彩，他似乎说：工人的工资已
不能再提高，因为即有机会提高，亦必为新增加的人口所压低，结果工资仍
回到原来的水平。救贫税和工会活动亦不能有所帮助。贫民的痛苦，不是外
来的，是他们自己所造成的。他们缺乏先见，多生子女，故要消灭他们的痛
苦莫如他们自己。马尔萨斯就这样把贫苦的责任放在贫民自己的身上，把富
人的责任推得净光。富人闻此可以高枕无忧矣。虽然他也建议采用预防人口
增加的方法，他的人口学说却给劳动群众一个没有希望的悲惨远景。
李嘉图就在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础上建立起他的财富分配学说。他认为
人口日益增加，粮食生产不得不向逐步贫瘠的土地推进；土地愈贫瘠，每单
位的产量愈少。假定最好的地每单位生产25 斗，次一等地生产20 斗，再次
一等的地生产15 斗，最后一批地每单位生产10 斗。粮食价格由最后的一批
地决定。假定每斗2 元，计收入20 元，这20 元的收入适足以偿付一切费用
连同工资利息在内。所以最后一批地没有地租。在高一级的土地上每单位生
产15 斗，每斗2 元共收入30 元，除开支20 元外，尚剩10 元，这10 元就是
地租。再高一级的土地，就收入40 元，能出地租20 元。最高一级，就是最
好一级土地收入50 元，能出地租30 元。如人口继续增加，粮食又不够吃，
再向低一级地推广。假定每单位只产5 斗，每斗非卖4 元不可了，计共收入
20 元，只足以偿付一切开支，工资利息在内，但没有地租。上次的无租地（即
产粮食10 斗的地）现在能出租20 元了。最高的一块地现在收入100 元，除
开支外，尚0 剩80 元的地租，比上次增加50 元，因此人口愈多，食物生产
愈从好地向坏地推广，地租愈增。因此李嘉图相信人口愈增，社会愈不得不
仰仗于日益贫瘠的土地，以取得食物，而日益增加的一部分产物，就以地租
的形态，归地主所有。所以在李嘉图的眼目中，地主阶级是反社会进化的，
就是他们的利益是与社会的利益相反的。他研究的结果也是很悲观的。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尔萨斯在人口增殖超过食物增加这个自然
性质的观点中，去寻找贫民痛苦的原因。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这种观点，认为
贫民痛苦的原因，不是如马尔萨斯所说的自然界的吝啬，乃是生产关系桎梏
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真正的原因是社会性质的，不是自然性质的。因为贫
民千辛万苦得来的成果，大部分被地主掠夺去了。所以根本原因是生产关系
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现在我国的某些大学经济系一部分教授和某些经济杂
志的编辑、总编辑仍抱这种见解，仍以“生产关系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这
个社会性质的理论来对抗马尔萨斯的自然性质的理论。殊不知中国的情形已
经大变了。这个社会性质的理论在中国已经失效，不能再用来对抗马尔萨斯
了。我们的人民公社制度是最先进的制度，其组织形式也是最完善的，不能
再说我国的生产关系还没有搞好，还在那里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既然说人
民公社好，不能再说生产关系还没有搞好，还在那里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
但这几位大学教授和经济杂志的总编辑仍以这种过时的理论来对抗马尔萨
斯，还说我拜马尔萨斯为老师，他们称马尔萨斯为我的先师。
现在中国的情形与过去大不相同了。过去可以说“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
产力的发展”，所以来一个民主主义革命，来一个政治革命。如现在继续宣
传“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推论结果就是还要来一个政治革命。
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定会危害国家的大事。现在的情形不是生产关系不适
应于生产力的发展，乃是恰恰相反，生产力的发展不适应于生产关系。因此
“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这个社会性的旧理论虽于资本主义国家
和没有解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仍然有用，但于中国已失其效力了。中国
已跳出这个阶段而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的缺点不是生产关系没有搞
好，乃是劳动生产率不高。救济的方法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决不是政治
革命。因此我们要创造一个新的学说来对抗马尔萨斯。这个学说的目的在于
把劳动人民的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把科学研究的成就日益提高和扩大，直
到我们能制造人造食物来补充马尔萨斯食物的不足。这个新的学说不同于旧
理论。“生产关系不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的旧理论只适用于一时，一旦生
产关系搞好了（如中国建立了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这个旧理论就不
适用了。我的新学说永远可用，而且时间愈久，科学上的发明愈多，适用的
范围愈广，学说的说服力愈大；不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即使在资本主义国
家里，亦不难把马尔萨斯的学说送到坟墓里去。但是这些大学校长、教授和
总编辑说我的思想体系是和马尔萨斯一模一样的。当时我忍受，不是因为别
有用心，乃是因为他们是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教授和科学院某经济杂志的
总编辑，地位高，学问好，你对他们无可奈何。有一位人民大学的教授说我
的学说总不对他的口径，就是不适他的口味，我百思不得其解，大概是由于
他平日西餐吃得太多所致。中国人应该多吃中餐，吃惯了决不致不合他的口
味。
现在我更进一步谈一谈不负责任的言论将闯出什么样的大乱子来。现在
我们已进入了原子能时代，将来科学的日益昌明，不知要领导我们走得多么
远。暂举一例来说明我的意思。在1959 年5 月29 日苏联《真理报》上有一
篇苏联科学家写的文章，讨论电子计算机的功能。他的意思就是如计算机的
工作，比计算员的工作快二万倍，我们就可以用一部计算机来代替二万人的
工作。这二万人的工资，每人每年以1.25 万卢布算，每年须付2.5 亿卢布；
但一部计算机的生产费不过200 万。在这里每年不知能够节省多少钱。但节
省经费虽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却还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说计算机工作的速度
比计算员大二万倍，并不意味着这二万个计算员能把计算机的工作取而代
之。计算机的功能就在于运算的连续性，即下一步计算的开始，一定要在上
一步计算结束之后，不能使所有二万人同时动手。要解答一个问题，只能由
一个计算员进行计算。这位科学家说现在常有需要用机器连续计算十小时左
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时急待解决。如用计算员来解决这样的问题，非工作
十年不可。无论计算员人数怎么多，二万甚至四万六万，亦不能缩短它的计
算时间。但问题是这样用十年功夫算出来的结果有什么意义呢？国防问题有
时急需于几小时内解决，你用几年的功夫得出来的结果有什么用处呢？一国
的元首，或国务总理或因要事明日即需飞欧洲或美洲，我们要的是很准确的
天气预告。倘然这个预告要用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算得出来的话，那末这个预
告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人就多至二万、四万、六万有什么能力能够替代计算
机的工作呢？就中国今日进展的速度来推测，我想十年十五年之内，这些问
题就要摆在桌上来讨论。那时，用一部计算机好呢？还是安插二万、四万、
六万人好呢？安插了人，就抛弃了计算机，就是人多拖住了技术进展和科学
前进的后腿。反之用了计算机，这许多人如何安插呢？这些教授总编辑拆了
烂污，到那时可以不问不闻，但政治家不能不问不闻，弄得他退既不能，进
亦不无困难。那个时候，恐怕你们还要在旁讥笑政治家的无能，其实罪魁祸
首都是你。现在苏联专家们已在讨论自动化之后腾出来的人如何安排的问
题，他们也觉得不是没有许多困难的（见《关于全面自动化》一文，载1959
年第9 期苏联《共产党人》杂志）。苏联国土面积是2240.4 万平方公里，中
国是960 万平方公里，故苏联国土大于中国二三倍。苏联人口只2.8 亿人，
中国人口恐怕不止6.5 亿人，故中国人口大于苏联三倍多。如把两国人口放
在同一水平上来讨论，则苏联应有15 亿多的人口。现在它只有2.08 亿人，
只等于应有的七分之一以下，而科学家就在开始讨论如何安排因自动化而腾
出来的过剩人口，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一定要造成大量的失业，在社会主
义国家虽然可以克服困难，但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何况你们还坚持人多是
好事，人多可以办事，中国工人们就不赞成你们这种说法。1959 年《劳动》
杂志第15 期载有一篇以《人员步步减，采煤月月多》为题的文章，说人多并
不是好办事，正如淮南矿务局工人大字报所批评的：“人多了造成五多，思
想问题多，生活问题多，工作扯皮多，官僚主义多，窝工浪费多。”但在一
穷二白的中国，资金少、人口多，把人民组织起来，利用它作为一种资源，
不是没有好处的，但不要忘记亦有人多的坏处。人多固是一个极大的资源，
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我的新人口论主张保留它的好处，去掉它的坏处；
保全这个大资源，但去掉这个大负担。方法是提高人口的质量，控制人口的
数量，因为提高人口的质量等于增加人口的数量。这样有人口增加的好处，
没有人口增加的坏处；有保全资源的好处，没有增加负担的坏处；且与马列
主义的理论——人是最宝贵的财富——亦不相抵触；不但不相抵触，而且相
互印证，因为马克思与列宁亦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华罗庚先生介绍我看一篇讨论电子计算机的文章，载在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的《现代科学技术新成就》一书中，作者是北京大学数学系教师胡世华
先生。这篇文章说：“假如敌机是在1.8 万公尺高空飞行，可能在它开始轰
炸之前只有十分钟发出警报，因此，我们消灭敌人的时间只有十分钟⋯⋯假
如敌人是用核武器或破坏力很大的氢武器来进行空袭的，那么我们会感觉到
消灭敌人的时间更加紧迫了。我们希望能在敌机飞到它预定的轰炸目标上空
之前就把它打下来，而且最好能在距离海岸线比较远的海上就把它打下来。
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办法就是把探测敌机的装置（如雷达）和计算机都装在
导弹里面，使导弹能够自己探测敌人的位置，计算敌机的未来位置与自己应
当如何纠正航行路线，并自动地纠正自己的航线。这样电子计算机在导弹里
面就担任了‘驾驶员’的任务，就好像在导弹里装上一个思想活动很快、动
作很敏捷又能忍受导弹里面那种极为恶劣的环境的‘驾驶员’。”由此推论，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此后战争能否取胜，决定于人的智识，不决定于人的数
量。这是智识的斗争，不是人数的斗争。在1.8 万公尺高空飞行的敌机，非
地面上密集的高射炮火所能打得下来的。我们只能使用导弹，而导弹里面必
须装上雷达和计算机。万一我们没有计算机，一旦敌人使用氢武器进行空袭，
结果如何你能想象得到吗？牺牲的人不是2 万、4 万、6 万，乃是60 万、600
万甚至6000 万，遗留下来的残废，毁灭的财产尚不计算在内。你们要人多，
岂不更少了吗？你们诅咒马尔萨斯主义者是反动的、反人民的，因为他们主
张以战争来消灭人口。你们呢？你们难道不以战争来消灭人口吗？这就足以
证明你们的思想体系是与马尔萨斯主义者一模一样的。时代不同了，新时代
要有新理论来配合。
赫鲁晓夫在美国的谈话，除裁军问题外，大半涉及生产问题。最重要的
一点是和平竞赛。他的意思就是苏联具有必要的条件，来在生产力的发展方
面，在产品总产量方面，以及按人口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美国。
这里的三个方面以最后一个为最重要，所谓生活水平就是指最后一个而言。
苏美两国的人口相差不多，按人口计算的产品产量容易接近或赶上或超过。
但中国与英国相比，怎么样呢？在总量方面要超过英国并不是难事，问题是
在按人口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中英两国的生活水平的高低是以此为标准，
不以总产量为标准。我们从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之后，就要实行按需分配，
至少把生活水平提高到与英国一样。但英国的人口到现在还不过中国的十分
之一；因此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一定要超过英国十倍方可。我们人民公社的组
织是最先进的，所以生产关系已经搞得很好，问题是在生产力的发展。因此
我们的问题不是生产关系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乃是恰恰相反，生产力的发
展还赶不上生产关系。人民公社的建立，一定可以扩大劳动协作，创造出更
为良好的条件促进生产力更快的发展。但是还有人主张把中国的人口提高到
九亿、十亿，食物还是够吃的。讲到食物够吃不够吃，那是回到马尔萨斯的
老路去了。我不讲食物够吃不够吃，我讲的是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能不能保
证全国人民早些走进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这个大门迟早要走进的，问题是
在什么时候，早些呢，还是晚些呢？你们要人多，要人口增加至9 亿、10 亿，
岂不拖住我们进共产主义社会大门的后腿吗？这个问题太重要了，似应留在
政治经济学中去讨论。
北京大学经济系和政治课的十多位教师，一年半以前组织了一个人口理
论研究会。其中主要负责人是教授两人（樊弘、陈岱孙），副教授一人（赵
靖），讲师二人（韩佳辰、周家本），助理一人（诸葛殷同）。成立时我亦
被邀到会，但我是他们所树立的对立面。可惜他们的“人口论”至今尚未出
版，真令人望眼欲穿。我想所以不早日出版，大概是由于他们要把“人口论”
安排在政治经济学里面去，因为政治经济学是责成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经
济系协同编写。别国的政治经济学可以不谈人口问题，而中国的政治经济学
非谈不可。人口与生产的关系比任何其他因素都重要。不谈人口问题，这本
书是残缺不全的，是先天不足的，不会令人满意的。因此我尤其希望这本书
快快问世，使一个“于哲学一窍不通”如我这样的人，也可以学习学习。我
可以对樊弘教授保证你们的政治经济学出版之后，我一定抽出相当的时间向
你学习高深的哲学。
原载《新建设》1959 年第11 期

《新人口论》新在什么地方？
——为庆贺马寅初先生百岁生辰而作
张纯元
科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新理论和旧观点之间，尽管存在着某种批判继承
关系，但是一种新理论的产生，必然总是对旧观点的一种革命、补充、改进、
修正直到根本的否定。事物就是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运动形式中向
前发展的。哥白尼太阳中心说是对托勒密地球中心说的否定；牛顿力学是对
传统的亚里士多德以物体“本性”为依据的物理学的否定；爱因斯坦的相对
论时空观是对牛顿的绝对论时空观的否定；量子力学是对经典力学的否定；
托马斯·杨和麦克斯韦的光的波动学说是对牛顿的光的微粒学说的否定；爱
因斯坦的光量子理论是对托马斯·杨和麦克斯韦的光的波动学说的否定。自
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重农主义学说是对重商主义学说的否定；
无产阶级经济学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对空
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否定。只有用新的思想、观点、理论去否定（否定不只是
抛弃，同时也有肯定）旧的思想、观点、理论，科学才能发展，人类的认识
才能接近客观规律。
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就是在人口学领域，用新思想代替旧思想的
产物。马寅初先生把自己的人口理论定名为《新人口论》是名副其实的。它
新就新在以独到的见解向当时中外传统人口观点提出了挑战，用符合马克思
主义基本精神的人口理论否定了旧的人口理论。这篇文章是马老在75 岁高龄
时写就发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又过了25 年，如今马老已百年大寿，但是
文中阐述的思想，犹如针对当前，叫人读起来倍感亲切，就像昨天刚写就发
表一样。
一
《新人口论》新就新在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人口问题的教条主义
观点。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问题及其
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性质、待点和存在形式，面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会出现人口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肯定的意见。只是恩格
斯在1881 年给卡尔·考茨基的信中原则性地提及一点，恩格斯指出，未来共
产主义社会“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
当然是存在的”。至于用什么办法使人口数量适应这个限度，恩格斯说：“无
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
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
们提出这方面
的建议和劝导的使命。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比我和您笨。”①这表明了
恩格斯尊重实践的坚定性和进行科学论断的严肃性。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会出现人口问题，首先是苏联理论界明确起来的。他
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充分就业。因此，在社会
主义制度下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口过剩，人口不断迅速增加，人民物质福利水
平很高，患病率和死亡率很低，同时有劳动能力的人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
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的实质。”②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也不可
能有人口问题，连人口超过一定限度的可能性都不存在，而且人口不断迅速
增加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人口现象的根本特征。在50 年代，这个从某一个国家
特殊条件下概括出来的认识，竟成了适用于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规律，
对我国学术界影响极大。同时，又加上人们片面地不顾时间地点条件地胡乱
搬用“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
的好事”的观点，于是在我国学术界逐渐酿成了这样一些认识：社会主义社
会根本不会出现人口问题，失业、人口相对过剩在我国永远消失了，许多人
主张人愈多愈好。“人愈多，就愈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人愈多，
就愈能提早实现人类最伟大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③，“社会主义国家决
不惧怕人口的高速度增长，而是为人口的高速度增长创造一切有利条件”④，
人口高速度增长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永远不会存
在人口问题就成为金科玉律，谁讲社会主义有过剩人口问题，谁就犯了“天
条”，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就要受到批判，从而使社会主义社会是否
会存在人口问题，成了叫人望而生畏的“禁区”，无人敢于问津。
马寅初先生怀着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赤诚之心，不顾教条主义
的束缚，把个人利害得失置于脑后，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尖锐地提出了我国存在着人口相对过剩问题。马老认为，“我国人口
太多”，“增殖率太高”，“如继续这样无限制发展下去，就一定要成为生
产力发展的阻碍”，其结果，“我国人口问题将愈来愈严重，一定要实行计
划生育、非计划生育不可”①。这个结论不是凭空轻易得出来的，而是牢固地
植根于我国人口的实际状况。1953 年全国人口普查，总人口达到601938035
人，出生率为37‰，死亡率为17‰，自然增长率为20‰。1953 年到1957
年期间的人口增长速度，马老估计恐怕比解放之初几年还要快些。他列举七
条理由来说明快的原因：（1）由于经济条件改善，“结婚人数增加”，“生
育的机会也就增加了”；（2）由于妇幼保健和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婴儿
① 恩格斯：《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 卷，第145—146 页。
②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1955 年第1 版，第594 页。
③ 参看《经济研究》，1958 年第11 期。
④ 参看《新建设》，1956 年第12 期。
① 参看本书《新人口论》，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均见此文。
死亡率下降”了；（3）由于“对孤寡老人政府有照顾”，“老年人死亡率减
少了”；（4）由于“国内秩序空前安定”，“人民死于非命的减少”了；（5）
由于“社会制度的改变，尼姑与和尚大半还俗结婚”，娼妓问题也彻底解决，
生孩子的人也就增多了；（6）由于“五世其昌，儿孙满堂”等旧思想作怪，
一有条件“就忙着替儿子娶媳妇”，早生贵子；（7）由于政府奖励一胎多婴
的家庭，助长着人口的增长。后来，国家的人口统计表明，1954 年净增人口
1466 万，自然增长率为24.8％：1955 年净增人口1233 万，自然增长率为20.3
％；1956 年净增人口1270 万，自然增长率为20.5‰；1957 年净增人口1479
万，自然增长率为23.2％。在这四年期间平均每年净增人口1362 万，自然
增长率为22.1‰，确比1953 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高出许多。历史事实证明，
马寅初先生对当时我国人口状况及其增长速度的估计是正确的，符合实际
的。在这个估量基础上提出的我国存在人口问题的新结论也是科学的，它之
所以几经扑杀而仍挺立不倒，就是因为它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毛泽东
同志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
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①马寅初先生关于我国存在人口问题的理论，就是
这样一种理论。因而它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马家”，而不是马尔萨斯主义的
那个“马家”。
理论的意义在于指导实践。理论本身是否正确对事物的发展关系极大。
马寅初先生关于我国存在人口问题的理论当时没有被重视和采纳，反而遭到
一场无辜的批判，而那种脱离实际的人口越多越好的教条主义观点却占了“上
风”，成了指导实践的“香花”。在这种错误理论的指导下，中国人口继续
无限制地盲目发展着，从1957 年到1976 年这20 年间，平均每年净增人口
1670 万（1959 到1961 年非正常减少人口除外），总共净增人口3 亿多，自
然增长率为23.6％。其中最高年份净增人口2270 万，自然增长率为33.5‰。
人口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繁殖的结果，正如马寅初先生预料的那样，
“给政府带来很多的困难”，“拖了工业化的后腿”，而“日后的问题益形
棘手，愈难解决”。反之，如果我们在20 多年以前就按马寅初先生的人口理
论办事，实行控制人口的政策，那末我们现在的人口绝不可能达到接近10
亿大关，而是七八亿或更少一些，各方面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紧张，日子就会
好过一些，“四化”的步子也会更快。
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它终于宣告马寅初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人
口问题的理论是正确的，而那些“苏联没谈，我们也不能谈”的教条主义者
关于人口愈多愈好的观点是错误的。
二
①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5 页。
《新人口论》新就新在提供了中国人口问题性质和表现形式的新思想。
所谓存在人口问题，一般是指人口过剩或不足而言。它在稍许过剩或不足情
况下，是显现不出来的，只有当过剩或不足达到相当程度时，才为人们所注
意。从人口学说的历史来看，人口过剩有两种提法：一是绝对人口过剩，即
人口比生活资料绝对过剩，因而在一定时期会出现无法养活的人口，其原因
据马尔萨斯说是因为人口增长总是快于生活资料增长所致；二是相对人口过
剩。这种人口过剩又有两种类型：一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人口相对于资
本需求显得过剩；二为在某些国家中出现的劳动人口相对自然资源开发和利
用程度显得过剩。这后两种情况，尽管都是相对人口过剩，但是性质是不同
的。马克思在把资本主义的相对人口过剩和资本主义以前的人口过剩比较时
指出：“现在（指资本主义时代而言——引者），人口的过剩完全不是由于
生产力的不足而造成的；相反，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
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
人口。”①所以，前者即资本主义类型的人口相对过剩属于“生产力压迫人口”
的性质，而后者则属于“人口压迫生产力”的性质。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这种情
况不能不对新中国的人口问题发生重大的影响。我们从国民党手中接收过来
的是一个烂摊子：人口近5.5 亿，而国民生产总值只有466 亿元，粮食总产
量只有2200 亿斤，每人平均占有粮食只近400 斤，城市失业人口400 万，失
业率高达33％。实际上人口压迫生产力的问题早已相当严重。尽管解放后第
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人口也以史无前例
的高速度增长着，情况没有根本改变。我们国家的特点仍然是：经济落后底
子薄，人口众多增速高。面对现实，敢不敢揭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对每个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学识和胆量的考验。当时，就是在那些承认中国存在人
口问题的人们之中，一般也只谈到人口多、底子薄，人口问题带来不少困难，
而不敢越雷池一步，揭穿这个问题的实质。马寅初先生则不同，他能言人家
想言而不敢言者，成为这派观点的代表人物。马寅初先生以他长期调查研究
所形成的卓见为理论根据，多次以不同方式指出，我国人口问题是“人口多，
资金少”，“人口增加得太快，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我们过多的人口，
就拖住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这实际上十分
清楚地阐明了我国人口问题的性质是属于“人口压迫生产力”类型的，这一
观点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个问题的原理的。
马寅初先生不仅指出了我国存在的人口问题的性质，而且用以许多笔墨
集中地分析了我国人口问题的表现形式。众所周知，人口的状况与经济的发
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人口的发展变化既影响经济的发展，同时又受经济
发展的决定，两者互相促进、互相制约，它们之间关系的状况是人口问题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第619 页。
现的主要形式。因此，对它们之间关系的揭示就成为人口问题研究的核心所
在。而两者的关系又是多方面的，因而对人口问题表现形式
的考察，也必须从多方面进行。马老就是从人口状况与国民经济发展之
间关系这个本质问题出发，运用矛盾分析法，从多方面揭示了我国人口问题
的表现形式；而人口问题表现形式又主要体现在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一些
矛盾上。这主要体现在：
1．人口迅速增长与生产设备不足的矛盾。我们知道，人是作为生产者与
消费者的统一体而存在的。人作为生产者只有与生产设备相结合才能进行现
实的生产。生产设备不足，或者降低劳动者的技术装备水平，都表明人口过
多，同生产设备发生了矛盾，人口数量同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程度相比显得
过剩了。因而马老认为，“要提高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就要大力地积累资金，
加强每个工人的技术装备，同时还要控制人口，因为如人口增殖任其自流，
资金很难迅速积累”，技术装备水平也无法提高。
2．人口迅速增长与工业原料增长之间的矛盾。“要加速积累资金”，“最
好发展轻工业”。要发展轻工业必须有足够的原料才行。“轻工业的原料绝
大部分来自农业”，“所以各种经济作物与粮食互争土地，二者之间一定要
求得一个适当的平衡”。我国人多，又“无限增殖，这一适当平衡将更被破
坏，因人口增殖，粮食必须增产，经济作物的面积就要缩小，直接影响到轻
工业”的发展，这种情况表明了我国人口问题的存在。因而马老明确指出，
“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3．人口发展快与资金积累慢的矛盾。马老说：“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一
定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一定要增加积累；要增加积
累，一定要增加国民收入。”我国的国民收入按人口平均水平来说是很低的，
在世界上152 个国家和地区中是倒数第21 位。这个较低水平的国民收入在分
配时，“因人口大，所以消费大、积累小，而这点积累又要分摊在这许多生
产部门之中，觉得更小了”。这种情况，集中表明了我国人口众多对生产力
发展的限制和压迫。我们要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一面加速资
金积累，一面大力控制人口，否则“资金积累如此之慢，而人口增殖如此之
速，要解决‘资金少，人口多’的矛盾，不亦难矣哉”？
4．人口发展与就业之间的矛盾。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增长又快，在现有
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必然产生就业的困难。这是我国
存在人口问题的不可回避的事实。马老指出，现时的“这个情况已经相当严
重，但每年还要增殖出来1300 万人，除在工业部门安置100 万人外，要把其
余1200 万人口安置在农村”，但是我国本来就地少人多，“每人平均分到的
耕地，已自1953 年的二亩八分降至1955 年的二亩七分”，“长此以往，如
何得了”。同时，马老还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站得高，看得远，
尖锐地向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我深信社会主义事业愈发展，机械化、自
动化必然随之扩大，从前1000 个人做的事，机械化、自动化以后，50 个人
就可以做了（假定到处都是二十分之一），请问其余950 人怎么办？”因此，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们也“必须控制人口”。
5．人口发展与教育事业落后之间的矛盾。人口的发展，要求文化教育事
业与其相应的发展。但是，文教事业的发展主要不取决于对它的需要，而决
定于经济实力给它提供的可能性。我国人口多，经济落后，每年可能提供的
实际教育经费是很有限的，因而必然出现人口发展与教育事业落后之间的矛
盾。长期以来大中小学均不能满足需要，普遍感到师资紧张、校舍紧张、教
学设备紧张，中华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不能得到应有的提高。这从另一个侧
面反映了我国人口众多对生产力的压力。而一个国家人民受教育的程度，国
家对教育的投资状况，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又起着重大作用。因此，为了提高
人民的教育水平，促进经济的发展，“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6．人口发展与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之间的矛盾。旧中国的科学技术是十分
落后的。尽管解放后政府非常重视发展科学技术，也花了很大的力量，但是
现状仍然是很落后的。而生产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科学技术的
发展水平。马老指出，生产力“乃是深刻的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俟科学发
展之后又回过头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了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力，必须把
科学技术搞上去。那么，如何把科学技术搞上去呢？“欲达到这个目的，唯
有加速积累资金⋯⋯不让人口的增殖拖住科学研究前进的后腿”。因此，“为
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7．人口发展与粮食增产之间的矛盾。粮食是人们必须的生活资料之一。
民以食为天。我国人口众多，增殖又快，必然要求粮食的生产也要迅速增长。
而粮食生产来源于农业，我国农业的特点是人口多土地少，虽然有许多荒地
和草原，但是由于生态平衡和其他种种原因，不能大规模开垦。“因此主要
的增产途径是充分利用现有耕地，提高单产，但由于人口众多，每人占有耕
地面积又在减少，这些都是人口增长与发展粮食生产的矛盾所在”。
尽管我国粮食生产增长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根本不存在马尔萨斯所
说的人口绝对过剩即粮食缺乏到无以维持劳动者生命的地步。但是，由于人
口多，增长快，粮食生产是严重的短线，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全国每人平均
粮食占有量大体徘徊在600 斤左右，有的地方仅有400 多斤，比全世界每人
平均水平约少200 斤。每个农民每年提供的商品粮只有90 斤左右，商品率十
分低下。而粮食这种特殊商品，又是保证生产建设和物价稳定的最重要物资，
粮食短缺，粮价不稳，整个市场价格就不可能稳定，国家建设也无法进行。
因此，人口发展与粮食增长之间的矛盾给予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以极大的压
力。为了减轻这种压力，进而变压力为动力，必须一方面有计划地发展粮食
生产，另一方面积极地控制人口增长。
8．人口发展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矛盾。“解放后生产力提高了，
人民的生活改善了”，就是“最贫穷的农民亦不致卖男卖女，挨饿受冻，流
落街头，沿街乞讨”了，但是由于人口增加过快，生活“改善受到很大限制”。
“现在粮食紧张，猪肉紧张，布票对折使用，煤也不够烧，这一切都牵连着
人口众多的问题”。30 年来，虽然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发展很快，但按人口平
均消费水平却提高很慢，有的根本没有提高，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国人口增
长太快。新增产的粮食基本被新增加的人口吃掉了，国民收入的增长数额相
当大的部分也被新增人口消费掉了。所以为了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非
控制人口不可”。
三
《新人口论》新就新在指明了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方向，提出了控制人
口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由于人口问题性质不同，解决
的办法和途径也不同。资本主义的相对过剩人口，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又是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因此它自身无力解决，而必须借助无产阶
级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方能得到彻底解决。我国的相对过剩
人口，不是产生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是由于人口增长过快，自然开发比
较缓慢，生产发展相对不足造成的。因而在党的领导下，只要充分发挥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国人口问题的解决，“就业问题的解决不过是一个时
间问题”。对此，我们充满信心，我们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马老在《新人口论》中，全面论述了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方向和根本的
途径，这就是：（1）积极发展生产；（2）控制人口数量；（3）提高人口质
量。
马老认为，“人口与生产的关系比任何其他因素都重要”。要解决中国
人口问题，必须努力发展生产。因为只有生产发展了，人口与经济的许多矛
盾才能缓解和消除。而要发展生产必须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鉴于“我国的
情况是劳力多，资金少；资金少，投资就少”，因此“大型工业不要多，可
以因地制宜，多搞一些中小型工业，这是解决人口问题的一个办法”。同时，
马老从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的关系出发，建议要把计划经济和计划生育
结合起来。他明确指出：“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
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
“这两件事必须同时进行，否则要给计划经济带来很多困难。”这个建议是
深刻的，具有远见卓识的。
要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在积极发展生产的同时，还必须大力控制人口
数量。“只要把人口控制起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崇高的愿望不难成为现
实”。怎样控制人口数量呢？马老认为：
1．实行定期的人口普查，建立人口动态统计，以便为制定正确的人口政
策和经济政策提供准确的数据，“否则人口统计不正确，所定的计划一定会
被打乱，结果计划一定会落空，久而久之，就会出问题。”
2．实行计划生育。马老认为“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
法”。计划生育主要就是计划好人口出生率，把它与国民经济各方面协调起
来，事情就好办了，这是控制人口增长的关键所在。
3．加强控制人口重要性的宣传工作。计划生育是既涉及整个国家和民族
利益，又涉及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要使广大群众自觉自愿实行计划生育，
必须加强宣传工作，使它成为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还要批判宗
法的男性继承观念，清除“儿孙满堂”、“五世其昌”等封建思想，使广大
群众从旧思想的羁绊中解放出来，使每个人“都明知节育的重要性，并能实
际应用节育的方法”。只有如此，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4．提倡晚婚晚育。马老认为，从各个方面来看，“男子25 岁，女子23
岁结婚是比较适当的”。这样的婚龄虽然比我国现行法定婚龄为高，但与其
他某些国家实际婚龄相比并不算高。例如，希腊妇女实际平均婚龄为25 岁，
比法定婚龄高13 岁；瑞典妇女实际平均婚龄为26 岁，比法定婚龄高8 岁；
法国妇女实际平均婚龄为23 岁，比法定婚龄高8 岁；苏联妇女实际平均婚龄
为26 岁，比法定婚龄高8 岁；日本妇女实际平均婚龄为24 岁，比法定婚龄
高8 岁。所以我们也必须逐步破除早婚早育的陋习。
5．运用经济手段推行计划生育。马老从当时我国人口的状况出发，主张
生两个孩子的有奖，三个孩子的要征税，四个孩子的要征重税，就以征来的
税款作奖金，国家在预算上既不支出也不收入。

6．运用行政手段控制人口。马老指出：“我们的社会是集体的社会，集
体的社会要有集体的生活，因此不能够认为结婚生孩子，仅仅是私人的事情，
它牵涉到我们的集体利益。”“照目前的计算，国家在每个孩子的教育及就
业装备上要支出一万元以上。一般人往往不够了解，一个孩子要求家庭的开
支，还抵不上要求国家的开支大，因此国家理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
所以为了更好地控制人口，“自然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
7．运用避孕的办法，达到降低人口出生率的目的。马老认为，“最主要
的是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计划生育以避孕为主是对的；反对人
工流产，未免过于陈旧。但是马老是从维护妇女的利益和有利于我们的整体
事业出发的，他的主张当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近十年来，我们所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许多具体做法，充分证明了
马老50 年代的这些主张是科学的，有预见性的，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是，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主张最后变成全党全民的共同认识，却经过了一个漫长的
曲折过程，耽误了宝贵的时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人口问题不单纯是个量的问题，也有质的问题。所谓人口质量，实际上
说的就是人体本身具有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人们常说的人
口质量高低，实际上指的就是人本身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条件的好坏和能力
的大小。我国人口数量虽多，但质量不是很高。“人口的数量与质量之两不
相称，几乎无人不知”。据此，马老明确指出要全面解决我国人口问题，必
须“提高知识水平”、“提高人口质量”。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控制住人口
数量的增长，也才能有力地推动生产力高速度发展。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
原子能时代”。这个时代的斗争“是智识的斗争，不是人数的斗争”。没有
高质量的人，就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就没有高速度发展的生产力，当然
也不会有个人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祖国的富强。50 年代如此，当今也仍然如
此。我们今天进行“四化”建设，就是要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就
必须提高人口质量。四个现代化只能在人口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得到实
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我国人口质量的提高，也就没有四个现代化。因
此，我们必须决心下大力气抓好人口质量的提高工作，这决不是权宜之计，
而是一个长期的马克思主义的战略方针。
四
《新人口论》新就新在不但与马尔萨斯主义和一切旧人口理论划清了界
限，而且对他们的理论做了相当中肯的批判。众所周知，在解放前，马寅初
先生的人口理论受到马尔萨斯主义的严重影响，在某些著作中也宣扬过马尔
萨斯的人口观点，对于这个问题马老是从不忌讳的。可是，50 年代末期，批
判《新人口论》时，竟不顾《新人口论》与马老以前人口理论的根本区别，
不顾《新人口论》对马尔萨斯主义的批判，而仍用解放前的某些观点，证明
《新人口论》是马尔萨斯主义的翻版，硬把二者捆在一起来批，挖老根，算
旧账，这种做法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对此，马老曾经明确申明，他说：
“挖老根，那是挖不胜挖的，这笔账是算不清的，可以不必费心。不错，在
1939 年以前，我是不与共产党一起的，我也做过文章批判评过马克思。但在
那年我以实际行动否定了我自己的阶级，否定了过去的我。所以对1939 年以
前的老文章，我不负责任了，我自己亦不引用了。正如马克思否定了自己的
阶级一样。”
鉴于人们对人口问题的敏感性和斗争的复杂性，马老有先见之明，不仅
用自己全部的人口理论在思想体系上同马尔萨斯主义划清了界限，而且在《新
人口论》中专门用了很大篇幅对马尔萨斯的错误进行了批判。
首先，在人口理论立论的依据上，马老批判了马尔萨斯臆造出来的“两
个级数”的谬论。我们知道，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中心是，“人口，在无所
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增加”；“人口增
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是无限的较为巨大。”①马尔萨斯正是以
此为依据来建立他的“人口论”的，他认为人口的增长总是超过生活资料的
增长，因而劳动人民的贫困，不是政府之过，不是社会原因，而是由于人口
繁殖总是快于生活资料增长造成的，这是永恒的自然规律。马老指出，马尔
萨斯的“这种论调是他人口论的出发点，也就在这一点上他根本错误了”。
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只是一种假设，具有抽象的可能性，并不是一个客观规
①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5 页，商务印书馆版。
律。如果人口的确是按几何级数增加，那末不用追溯更远，就是从1798 年《人
口原理》出版时算起，现在的世界人口也应是550 亿，而不是只有45 亿。当
然，最近几十年来，由于种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世界人口有加快发展的趋势。
1650 年世界人口只有5 亿，1750 年为6.9 亿，100 年只增加了39％；在1850
年增为11.2 亿，100 年增加了60％；1930 年为20 亿，80 年增加了80％；
1976 年人口达40 亿，仅46 年就翻了一番。另外，从国别分组统计来看，在
160 个国家和地区中，人口30 年以内翻一番的国家和地区就占60％，100 年
以上翻一番的只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300 年以上翻一番的只是个别
的。也正是从人口增长的这种实际情况出发，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执行着控制
人口增长的政策。但是，人口加快发展的这种趋势也没有出现人口按几何级
数增长的事实。所以马老说：“他的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的理论也就此破了
产。”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加的说法更是不能成立的。马老指出，马尔萨
斯“没有想到以后的科学研究能够飞跃地发展”，而科学的发展，“一方面
促使劳动生产率增长，另一方面促使生殖率减低”。马老在例举了德国的事
实以后说：“粮食也按几何级数增加，比人口增长的速度还要快，他（指马
尔萨斯——引者注）的食物按算术级数增加的理论基础就此破产”。由于“两
个级数”本身是虚构的，运用“两个级数”的对立而引申出来的结论——人
口增长总是超过生活资料增长——也就不攻自破了。人类社会长期实践证
明，生活资料的增加速度往往超过人口的增加速度，否则人类社会就不会有
今天。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将更加提高，物质财
富将源源不断地涌流出来。当然，这并不排除在个别时期、个别国家和地区
出现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可能。例如，印度在过去的20 年中，人口
以平均每年2.43％的速度增长，而粮食只以2.27％的速度增长，人口增长超
过了粮食的增长。这是复杂机体运动的正常现象，不足为奇，因为在形成客
观发展趋势的必然性当中总会存在个别的偶然性。但是，从长期历史过程的
总体来看，生活资料的增长总是快于人口的增长。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
“贫民痛苦的原因，不是如马尔萨斯所说的自然界的吝啬，乃是生产关系桎
梏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真正的原因是社会性质的，不是自然性质的。”
其次，在控制人口的办法上，马老批判了马尔萨斯消除“过剩人口”手
段的反动性。马尔萨斯为了解决所谓人口增长总是快于生活资料增长的矛
盾，提出了削减人口的两种办法，即“积极抑制”和“道德抑制”。对此，
马老在主要观点上都做了对比批判。他指出马尔萨斯“主张以瘟疫、疾病、
战争等残酷手段把人口削减”下来，其本质是仇视劳动人民的，也是极其反
动的；他的“道德抑制”就是叫劳动人民独身、晚婚和不育，而富人则大可
不必，这是违反人的自然本性的，也是最不道德的。马尔萨斯站在牧师的立
场上，极力反对运用科学避孕方法来控制人口，更是落后和无知的。
最后，在理论的目的性上，马老揭露和批判了马尔萨斯主义的辩护性。
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在1798 年出版之后，受到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热烈
喝彩，其原因就在于这本书“从理论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政府，掩盖英
国政府的错误措施”，欺骗劳苦群众，转移视线，妄图扑灭一切追求人类进
步的热望，使资本主义制度长治久安。因此，就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思想体
系来说，是反对社会进步、反对生产力发展、反对劳动群众的，这就是马尔
萨斯人口理论的实质所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31 年的实践证明，《新人口论》阐明
的人口理论是符合我国实际的，是科学的。在20 多年的风雨中，马老的人口
理论虽然几经沉浮，但理论威力始终不减。真理在反复实践中才能被人们普
遍认识，真理经过时间的考验才更放光辉。今天，这个在人口学历史上占有
重要位置的《新人口论》，正重新被肯定，我们确信它必将在繁荣中华民族、
实现“四化”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 年第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