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文化老人反击战：章诒和诬陷黄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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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4月17日 10:16南方日报作者： 李大钧
章诒和女士的文章《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载《南方周末》2009年3月19日），读后令人震惊，更令人疑惑。文中，章诒和用老练圆熟的文笔，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故事:你们知道吗？把聂绀弩送进监狱的，不是那个错乱的年代，而是聂绀弩身边的一批朋友，尤其是他的至交黄苗子等人。章诒和很会写文章，她抬出了两个人在文中充当了特殊的角色。
其一是谢泳先生。“2008年春夏之交，谢泳从厦门出差到北京，我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吃早茶。边吃边聊，你一言我一语，无主题地东拉西扯。坐在身边的谢泳低声对我说:‘最近，我看到一份关于聂绀弩的档案材料，很吃惊。’我问:‘吃惊什么？’他说:‘聂绀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黄苗子这样的一些朋友。’”
“谢泳说:‘告密材料一直汇报上去，罗瑞卿批示: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的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
其二，是报告文学《聂绀弩刑事档案》（《中国作家》2009年第2期）的作者寓真。章诒和写道:“ 作者寓真，是山西资深政法工作者，他用事实说话，以解密了的档案材料为凭，系统而完整地揭示出聂绀弩冤案的真相……”“事实就摆在那里，一切都是无法回避，也无可辩驳:长期监视、告发聂绀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我必须认同作者的结论——聂绀弩入狱不是红卫兵扭送的，也非机关造反派捣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笔一划把他‘写’进去的。”“根据事实，寓真把检举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戴浩、向思赓、吴祖光、陈迩冬、钟敬文，他们与聂绀弩有着密切的往来，到了‘文革’时期，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被迫写了交代检举材料。另一类是几年来（1962—1967）一直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包括王次青、黄苗子等。”
章诒和的文章很长，用笔如刀，毫不留情。她组织了许多材料，还讲了自己的一些故事，来证明谢泳和寓真的观点，其实就是她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章诒和文章一出，立即掀起轩然大波。报纸、网络的批判、评论如潮而起，有一家报纸还开辟了专栏，专栏的题目从“黄苗子事件”升格为“黄苗子告密事件”，评论者不是质疑这一事件的真实性，而是开始讨论“黄苗子告密事件背后的原因”。
谁能想到，自从去年7月份便一直重病，在医院治疗的黄苗子先生，于96岁高龄之际，迎来了事关人生名誉的挑战。 (本文来源:南方日报)
章诒和有一个斋号叫“守愚斋”，为“守愚斋”题字的人，正是黄苗子。章诒和有黄苗子告密的真凭实据吗？她说的是事实的真相吗？章诒和对黄苗子的指控，是在怎样的一种心态下发生的？
笔者找来了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那是章诒和拿来“说事”的凭据，但细读之下，疑窦更生。
质疑一，谢泳先生说“黄苗子告密”的话我们没有听到，但寓真的报告文学里却并没有章诒和在文章中所说的“黄苗子是告密者之一”的结论！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无疑是一篇很好的报告文学作品，能读出作者对聂绀弩先生深深的同情和尊重，很平和，很客观。我的质疑是，难道章诒和与寓真有过交往，听到了寓真类似像谢泳那样的关于“黄苗子是告密者”的评说？还是寓真在写作时有了特别的保留？因为从《聂绀弩刑事档案》里，我实在找不到关于黄苗子是告密者的论述。另外，章诒和把谢泳先生闲谈中“告密材料一直汇报上去，罗瑞卿批示: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的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这样惊人的语句不加分析地引用，也有失一位作家的严谨。从1959年起，罗瑞卿就调任总参谋长，由谢富治接任公安部长。难道1962年后做的批示（见寓真文第17页）是由当时的军队领导人批的？如此为文，难以令人信服。
质疑二，章诒和在文章中大量引用的1962年9月12日有人递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显然不是黄苗子的手笔。章诒和在行文中却交待得极为模糊，使一般读者几乎看不明白这封密告材料的真实作者。《聂绀弩刑事档案》中有这么一句:“王次青写的检举材料，主要是关于聂的言论。”章文虽然也引用了这句话，但文章开头的处理，却容易给人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目前有不少读者已经把这封信的作者安在了黄苗子的名下，甚至就把黄苗子当作了告密人。笔者特地找到了《中国作家》杂志编辑部，询问了《聂绀弩刑事档案》的编辑，从那里，我更加明确地得知那封信的作者，本与黄苗子毫无干系。
质疑三，《聂绀弩刑事档案》有写给黄苗子的诗，这些诗怎么到了专政机关，寓真在书中都搞不清楚。他写道:“当我以偶然机会接触到聂绀弩档案的时候，聂公本人早已作古，就连戴浩、向思赓诸位可以作证的人，也都各自安息而去。黄苗子虽然健在，已是90以上的耄耋之年，我曾有意登门拜访，解开聂诗入彀被祸的疑团，但又怕惊扰老人的晚景安宁，所以打消了此念。”
那么，章诒和有什么凭据可以说这些诗是黄苗子主动交上去的呢？黄苗子从1957年即与“二流堂”成员一起被划为右派，成为专政的对象。1958年被发配到北大荒伐木，1967年春被关进牛棚，1968年9月4日便被抓进了监狱（聂绀弩是1967年1月被捕的）。“文革”后被多次抄家，他的大量书信、文稿、资料、照片等被抄得干干净净，直到“文革”后才返还了一部分。在监狱里，专政的对象失去了自由，被要求交代、检举，本是正常的事，据说有的人在检查中为了过关，恨不得把别人的事情说成自己的事情。退一步说，即使档案里有黄苗子在特定的情况下被要求解释聂绀弩诗词的情况，但从解诗的内容上看，似乎并没有“深挖”、“陷害”，反而是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章诒和凭什么说是黄苗子“一笔一划把聂绀弩写进了监狱 ”？
质疑四，检阅近期的网络评论，关于黄苗子告密事件，已经有王容芬等人对章诒和提出了质疑，而章诒和似乎也信誓旦旦。是不是章诒和还掌握了其他有关黄苗子主动告密的材料，只是还没有公布出来？笔者认为，章诒和已经是一位著名的公众人物，有较高的知名度，具有学者、作家、博士生导师等头衔，千万不要在善良的读者面前卖关子了，有什么猛料尽快公布，免得读者不明就里和过于期待。 (本文来源:南方日报)
黄苗子一生传奇，阅尽人间沧桑，交友无数，助人无数，一生清楚地行进，在多个历史时期没有迷失，担当了清晰的角色。仅举几例。“皖南事变时，在国民党系统内担任职务的黄苗子看到国民党准备封闭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文件，就通知周恩来同志。毛泽东发表谈话，公开予以揭露，使国民党只好中止这项阴谋的实施。”（杨培新:《周恩来、董必武领导我们进行夺取重庆〈商务日报〉的战斗》）。他曾多次巧妙地利用自己独特的身份掩护帮助了王昆仑等一些共产党人。1945年11月14日，经黄苗子之手，毛泽东的《沁园春·咏雪》独家发表在《新民报》副刊上，轰动了重庆。发表时，黄苗子加上了一段精辟的按语:“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外人道也。”
回顾过去，有利于看清现实。笔者研究黄苗子多年，深为其人格叹服。就在最近一段时间，黄苗子委托拍卖了他和夫人郁风的几乎所有书画作品和朋友的馈赠，设立了黄苗子郁风基金会，当汶川地震发生后，有一笔捐赠款已经拨出。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写道:“ 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尊敬、崇仰、爱戴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黄苗子能否置身于伟大人物之列，尚需历史评断。但是，一位96岁的文化老人，以一生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对亲情友情的诠释，对文化艺术的传承，已经结出了硕果。我们对他的态度，涉及到对一个时代，对一个文化群体的态度。如何客观地评说历史，褒贬人物，需要的是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和悲天悯人的情怀。章诒和的父辈令人尊重，她在“文革”中也曾被判刑入狱，遭遇令人同情。近年来，她写了不少关于建国后文化界人士遭遇和命运的文章，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即便如此，在对待一个文化大家的一世清名的时候，还是应该谨言慎行，平和客观。
人人都有说话的权利，但说话要有真凭实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绝不能采用猜测臆断编故事写小说甚至“道听途说”、“移花接木”、“莫须有”等样的手段，来面对“黄苗子是否告密”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有感于此，我提出最后一个质疑，这样一次陡然而起的风波，究竟是“黄苗子告密事件”还是“章诒和诬陷事件”？抑或是一场错综曲折的历史遭遇？章诒和与当事人们完全有必要从事实出发，拿出真凭实据，客观面对公众的质疑，使真相得以大白。
（作者为百雅轩文化艺术机构负责人，黄苗子年表编订人）2009年04月17日 10:16南方日报作者： 李大钧
章诒和女士的文章《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载《南方周末》2009年3月19日），读后令人震惊，更令人疑惑。文中，章诒和用老练圆熟的文笔，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故事:你们知道吗？把聂绀弩送进监狱的，不是那个错乱的年代，而是聂绀弩身边的一批朋友，尤其是他的至交黄苗子等人。章诒和很会写文章，她抬出了两个人在文中充当了特殊的角色。
其一是谢泳先生。“2008年春夏之交，谢泳从厦门出差到北京，我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吃早茶。边吃边聊，你一言我一语，无主题地东拉西扯。坐在身边的谢泳低声对我说:‘最近，我看到一份关于聂绀弩的档案材料，很吃惊。’我问:‘吃惊什么？’他说:‘聂绀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黄苗子这样的一些朋友。’”
“谢泳说:‘告密材料一直汇报上去，罗瑞卿批示: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的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
其二，是报告文学《聂绀弩刑事档案》（《中国作家》2009年第2期）的作者寓真。章诒和写道:“ 作者寓真，是山西资深政法工作者，他用事实说话，以解密了的档案材料为凭，系统而完整地揭示出聂绀弩冤案的真相……”“事实就摆在那里，一切都是无法回避，也无可辩驳:长期监视、告发聂绀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我必须认同作者的结论——聂绀弩入狱不是红卫兵扭送的，也非机关造反派捣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笔一划把他‘写’进去的。”“根据事实，寓真把检举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戴浩、向思赓、吴祖光、陈迩冬、钟敬文，他们与聂绀弩有着密切的往来，到了‘文革’时期，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被迫写了交代检举材料。另一类是几年来（1962—1967）一直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包括王次青、黄苗子等。”
章诒和的文章很长，用笔如刀，毫不留情。她组织了许多材料，还讲了自己的一些故事，来证明谢泳和寓真的观点，其实就是她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章诒和文章一出，立即掀起轩然大波。报纸、网络的批判、评论如潮而起，有一家报纸还开辟了专栏，专栏的题目从“黄苗子事件”升格为“黄苗子告密事件”，评论者不是质疑这一事件的真实性，而是开始讨论“黄苗子告密事件背后的原因”。
谁能想到，自从去年7月份便一直重病，在医院治疗的黄苗子先生，于96岁高龄之际，迎来了事关人生名誉的挑战。 (本文来源:南方日报)
章诒和有一个斋号叫“守愚斋”，为“守愚斋”题字的人，正是黄苗子。章诒和有黄苗子告密的真凭实据吗？她说的是事实的真相吗？章诒和对黄苗子的指控，是在怎样的一种心态下发生的？
笔者找来了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那是章诒和拿来“说事”的凭据，但细读之下，疑窦更生。
质疑一，谢泳先生说“黄苗子告密”的话我们没有听到，但寓真的报告文学里却并没有章诒和在文章中所说的“黄苗子是告密者之一”的结论！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无疑是一篇很好的报告文学作品，能读出作者对聂绀弩先生深深的同情和尊重，很平和，很客观。我的质疑是，难道章诒和与寓真有过交往，听到了寓真类似像谢泳那样的关于“黄苗子是告密者”的评说？还是寓真在写作时有了特别的保留？因为从《聂绀弩刑事档案》里，我实在找不到关于黄苗子是告密者的论述。另外，章诒和把谢泳先生闲谈中“告密材料一直汇报上去，罗瑞卿批示: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的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这样惊人的语句不加分析地引用，也有失一位作家的严谨。从1959年起，罗瑞卿就调任总参谋长，由谢富治接任公安部长。难道1962年后做的批示（见寓真文第17页）是由当时的军队领导人批的？如此为文，难以令人信服。
质疑二，章诒和在文章中大量引用的1962年9月12日有人递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显然不是黄苗子的手笔。章诒和在行文中却交待得极为模糊，使一般读者几乎看不明白这封密告材料的真实作者。《聂绀弩刑事档案》中有这么一句:“王次青写的检举材料，主要是关于聂的言论。”章文虽然也引用了这句话，但文章开头的处理，却容易给人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目前有不少读者已经把这封信的作者安在了黄苗子的名下，甚至就把黄苗子当作了告密人。笔者特地找到了《中国作家》杂志编辑部，询问了《聂绀弩刑事档案》的编辑，从那里，我更加明确地得知那封信的作者，本与黄苗子毫无干系。
质疑三，《聂绀弩刑事档案》有写给黄苗子的诗，这些诗怎么到了专政机关，寓真在书中都搞不清楚。他写道:“当我以偶然机会接触到聂绀弩档案的时候，聂公本人早已作古，就连戴浩、向思赓诸位可以作证的人，也都各自安息而去。黄苗子虽然健在，已是90以上的耄耋之年，我曾有意登门拜访，解开聂诗入彀被祸的疑团，但又怕惊扰老人的晚景安宁，所以打消了此念。”
那么，章诒和有什么凭据可以说这些诗是黄苗子主动交上去的呢？黄苗子从1957年即与“二流堂”成员一起被划为右派，成为专政的对象。1958年被发配到北大荒伐木，1967年春被关进牛棚，1968年9月4日便被抓进了监狱（聂绀弩是1967年1月被捕的）。“文革”后被多次抄家，他的大量书信、文稿、资料、照片等被抄得干干净净，直到“文革”后才返还了一部分。在监狱里，专政的对象失去了自由，被要求交代、检举，本是正常的事，据说有的人在检查中为了过关，恨不得把别人的事情说成自己的事情。退一步说，即使档案里有黄苗子在特定的情况下被要求解释聂绀弩诗词的情况，但从解诗的内容上看，似乎并没有“深挖”、“陷害”，反而是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章诒和凭什么说是黄苗子“一笔一划把聂绀弩写进了监狱 ”？
质疑四，检阅近期的网络评论，关于黄苗子告密事件，已经有王容芬等人对章诒和提出了质疑，而章诒和似乎也信誓旦旦。是不是章诒和还掌握了其他有关黄苗子主动告密的材料，只是还没有公布出来？笔者认为，章诒和已经是一位著名的公众人物，有较高的知名度，具有学者、作家、博士生导师等头衔，千万不要在善良的读者面前卖关子了，有什么猛料尽快公布，免得读者不明就里和过于期待。 (本文来源:南方日报)
黄苗子一生传奇，阅尽人间沧桑，交友无数，助人无数，一生清楚地行进，在多个历史时期没有迷失，担当了清晰的角色。仅举几例。“皖南事变时，在国民党系统内担任职务的黄苗子看到国民党准备封闭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文件，就通知周恩来同志。毛泽东发表谈话，公开予以揭露，使国民党只好中止这项阴谋的实施。”（杨培新:《周恩来、董必武领导我们进行夺取重庆〈商务日报〉的战斗》）。他曾多次巧妙地利用自己独特的身份掩护帮助了王昆仑等一些共产党人。1945年11月14日，经黄苗子之手，毛泽东的《沁园春·咏雪》独家发表在《新民报》副刊上，轰动了重庆。发表时，黄苗子加上了一段精辟的按语:“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外人道也。”
回顾过去，有利于看清现实。笔者研究黄苗子多年，深为其人格叹服。就在最近一段时间，黄苗子委托拍卖了他和夫人郁风的几乎所有书画作品和朋友的馈赠，设立了黄苗子郁风基金会，当汶川地震发生后，有一笔捐赠款已经拨出。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写道:“ 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尊敬、崇仰、爱戴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黄苗子能否置身于伟大人物之列，尚需历史评断。但是，一位96岁的文化老人，以一生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对亲情友情的诠释，对文化艺术的传承，已经结出了硕果。我们对他的态度，涉及到对一个时代，对一个文化群体的态度。如何客观地评说历史，褒贬人物，需要的是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和悲天悯人的情怀。章诒和的父辈令人尊重，她在“文革”中也曾被判刑入狱，遭遇令人同情。近年来，她写了不少关于建国后文化界人士遭遇和命运的文章，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即便如此，在对待一个文化大家的一世清名的时候，还是应该谨言慎行，平和客观。
人人都有说话的权利，但说话要有真凭实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绝不能采用猜测臆断编故事写小说甚至“道听途说”、“移花接木”、“莫须有”等样的手段，来面对“黄苗子是否告密”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有感于此，我提出最后一个质疑，这样一次陡然而起的风波，究竟是“黄苗子告密事件”还是“章诒和诬陷事件”？抑或是一场错综曲折的历史遭遇？章诒和与当事人们完全有必要从事实出发，拿出真凭实据，客观面对公众的质疑，使真相得以大白。
（作者为百雅轩文化艺术机构负责人，黄苗子年表编订人）
章诒和女士的文章《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载《南方周末》2009年3月19日），读后令人震惊，更令人疑惑。文中，章诒和用老练圆熟的文笔，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故事:你们知道吗？把聂绀弩送进监狱的，不是那个错乱的年代，而是聂绀弩身边的一批朋友，尤其是他的至交黄苗子等人。章诒和很会写文章，她抬出了两个人在文中充当了特殊的角色。
其一是谢泳先生。“2008年春夏之交，谢泳从厦门出差到北京，我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吃早茶。边吃边聊，你一言我一语，无主题地东拉西扯。坐在身边的谢泳低声对我说:‘最近，我看到一份关于聂绀弩的档案材料，很吃惊。’我问:‘吃惊什么？’他说:‘聂绀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黄苗子这样的一些朋友。’”
“谢泳说:‘告密材料一直汇报上去，罗瑞卿批示: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的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
其二，是报告文学《聂绀弩刑事档案》（《中国作家》2009年第2期）的作者寓真。章诒和写道:“ 作者寓真，是山西资深政法工作者，他用事实说话，以解密了的档案材料为凭，系统而完整地揭示出聂绀弩冤案的真相……”“事实就摆在那里，一切都是无法回避，也无可辩驳:长期监视、告发聂绀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我必须认同作者的结论——聂绀弩入狱不是红卫兵扭送的，也非机关造反派捣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笔一划把他‘写’进去的。”“根据事实，寓真把检举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戴浩、向思赓、吴祖光、陈迩冬、钟敬文，他们与聂绀弩有着密切的往来，到了‘文革’时期，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被迫写了交代检举材料。另一类是几年来（1962—1967）一直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包括王次青、黄苗子等。”
章诒和的文章很长，用笔如刀，毫不留情。她组织了许多材料，还讲了自己的一些故事，来证明谢泳和寓真的观点，其实就是她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章诒和文章一出，立即掀起轩然大波。报纸、网络的批判、评论如潮而起，有一家报纸还开辟了专栏，专栏的题目从“黄苗子事件”升格为“黄苗子告密事件”，评论者不是质疑这一事件的真实性，而是开始讨论“黄苗子告密事件背后的原因”。
谁能想到，自从去年7月份便一直重病，在医院治疗的黄苗子先生，于96岁高龄之际，迎来了事关人生名誉的挑战。 (本文来源:南方日报)
章诒和有一个斋号叫“守愚斋”，为“守愚斋”题字的人，正是黄苗子。章诒和有黄苗子告密的真凭实据吗？她说的是事实的真相吗？章诒和对黄苗子的指控，是在怎样的一种心态下发生的？
笔者找来了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那是章诒和拿来“说事”的凭据，但细读之下，疑窦更生。
质疑一，谢泳先生说“黄苗子告密”的话我们没有听到，但寓真的报告文学里却并没有章诒和在文章中所说的“黄苗子是告密者之一”的结论！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无疑是一篇很好的报告文学作品，能读出作者对聂绀弩先生深深的同情和尊重，很平和，很客观。我的质疑是，难道章诒和与寓真有过交往，听到了寓真类似像谢泳那样的关于“黄苗子是告密者”的评说？还是寓真在写作时有了特别的保留？因为从《聂绀弩刑事档案》里，我实在找不到关于黄苗子是告密者的论述。另外，章诒和把谢泳先生闲谈中“告密材料一直汇报上去，罗瑞卿批示: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的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这样惊人的语句不加分析地引用，也有失一位作家的严谨。从1959年起，罗瑞卿就调任总参谋长，由谢富治接任公安部长。难道1962年后做的批示（见寓真文第17页）是由当时的军队领导人批的？如此为文，难以令人信服。
质疑二，章诒和在文章中大量引用的1962年9月12日有人递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显然不是黄苗子的手笔。章诒和在行文中却交待得极为模糊，使一般读者几乎看不明白这封密告材料的真实作者。《聂绀弩刑事档案》中有这么一句:“王次青写的检举材料，主要是关于聂的言论。”章文虽然也引用了这句话，但文章开头的处理，却容易给人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目前有不少读者已经把这封信的作者安在了黄苗子的名下，甚至就把黄苗子当作了告密人。笔者特地找到了《中国作家》杂志编辑部，询问了《聂绀弩刑事档案》的编辑，从那里，我更加明确地得知那封信的作者，本与黄苗子毫无干系。
质疑三，《聂绀弩刑事档案》有写给黄苗子的诗，这些诗怎么到了专政机关，寓真在书中都搞不清楚。他写道:“当我以偶然机会接触到聂绀弩档案的时候，聂公本人早已作古，就连戴浩、向思赓诸位可以作证的人，也都各自安息而去。黄苗子虽然健在，已是90以上的耄耋之年，我曾有意登门拜访，解开聂诗入彀被祸的疑团，但又怕惊扰老人的晚景安宁，所以打消了此念。”
那么，章诒和有什么凭据可以说这些诗是黄苗子主动交上去的呢？黄苗子从1957年即与“二流堂”成员一起被划为右派，成为专政的对象。1958年被发配到北大荒伐木，1967年春被关进牛棚，1968年9月4日便被抓进了监狱（聂绀弩是1967年1月被捕的）。“文革”后被多次抄家，他的大量书信、文稿、资料、照片等被抄得干干净净，直到“文革”后才返还了一部分。在监狱里，专政的对象失去了自由，被要求交代、检举，本是正常的事，据说有的人在检查中为了过关，恨不得把别人的事情说成自己的事情。退一步说，即使档案里有黄苗子在特定的情况下被要求解释聂绀弩诗词的情况，但从解诗的内容上看，似乎并没有“深挖”、“陷害”，反而是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章诒和凭什么说是黄苗子“一笔一划把聂绀弩写进了监狱 ”？
质疑四，检阅近期的网络评论，关于黄苗子告密事件，已经有王容芬等人对章诒和提出了质疑，而章诒和似乎也信誓旦旦。是不是章诒和还掌握了其他有关黄苗子主动告密的材料，只是还没有公布出来？笔者认为，章诒和已经是一位著名的公众人物，有较高的知名度，具有学者、作家、博士生导师等头衔，千万不要在善良的读者面前卖关子了，有什么猛料尽快公布，免得读者不明就里和过于期待。 (本文来源:南方日报)
黄苗子一生传奇，阅尽人间沧桑，交友无数，助人无数，一生清楚地行进，在多个历史时期没有迷失，担当了清晰的角色。仅举几例。“皖南事变时，在国民党系统内担任职务的黄苗子看到国民党准备封闭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文件，就通知周恩来同志。毛泽东发表谈话，公开予以揭露，使国民党只好中止这项阴谋的实施。”（杨培新:《周恩来、董必武领导我们进行夺取重庆〈商务日报〉的战斗》）。他曾多次巧妙地利用自己独特的身份掩护帮助了王昆仑等一些共产党人。1945年11月14日，经黄苗子之手，毛泽东的《沁园春·咏雪》独家发表在《新民报》副刊上，轰动了重庆。发表时，黄苗子加上了一段精辟的按语:“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外人道也。”
回顾过去，有利于看清现实。笔者研究黄苗子多年，深为其人格叹服。就在最近一段时间，黄苗子委托拍卖了他和夫人郁风的几乎所有书画作品和朋友的馈赠，设立了黄苗子郁风基金会，当汶川地震发生后，有一笔捐赠款已经拨出。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写道:“ 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尊敬、崇仰、爱戴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黄苗子能否置身于伟大人物之列，尚需历史评断。但是，一位96岁的文化老人，以一生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对亲情友情的诠释，对文化艺术的传承，已经结出了硕果。我们对他的态度，涉及到对一个时代，对一个文化群体的态度。如何客观地评说历史，褒贬人物，需要的是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和悲天悯人的情怀。章诒和的父辈令人尊重，她在“文革”中也曾被判刑入狱，遭遇令人同情。近年来，她写了不少关于建国后文化界人士遭遇和命运的文章，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即便如此，在对待一个文化大家的一世清名的时候，还是应该谨言慎行，平和客观。
人人都有说话的权利，但说话要有真凭实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绝不能采用猜测臆断编故事写小说甚至“道听途说”、“移花接木”、“莫须有”等样的手段，来面对“黄苗子是否告密”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有感于此，我提出最后一个质疑，这样一次陡然而起的风波，究竟是“黄苗子告密事件”还是“章诒和诬陷事件”？抑或是一场错综曲折的历史遭遇？章诒和与当事人们完全有必要从事实出发，拿出真凭实据，客观面对公众的质疑，使真相得以大白。
（作者为百雅轩文化艺术机构负责人，黄苗子年表编订人）2009年04月17日 10:16南方日报作者： 李大钧
章诒和女士的文章《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载《南方周末》2009年3月19日），读后令人震惊，更令人疑惑。文中，章诒和用老练圆熟的文笔，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故事:你们知道吗？把聂绀弩送进监狱的，不是那个错乱的年代，而是聂绀弩身边的一批朋友，尤其是他的至交黄苗子等人。章诒和很会写文章，她抬出了两个人在文中充当了特殊的角色。
其一是谢泳先生。“2008年春夏之交，谢泳从厦门出差到北京，我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吃早茶。边吃边聊，你一言我一语，无主题地东拉西扯。坐在身边的谢泳低声对我说:‘最近，我看到一份关于聂绀弩的档案材料，很吃惊。’我问:‘吃惊什么？’他说:‘聂绀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黄苗子这样的一些朋友。’”
“谢泳说:‘告密材料一直汇报上去，罗瑞卿批示: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的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
其二，是报告文学《聂绀弩刑事档案》（《中国作家》2009年第2期）的作者寓真。章诒和写道:“ 作者寓真，是山西资深政法工作者，他用事实说话，以解密了的档案材料为凭，系统而完整地揭示出聂绀弩冤案的真相……”“事实就摆在那里，一切都是无法回避，也无可辩驳:长期监视、告发聂绀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好友至交。我必须认同作者的结论——聂绀弩入狱不是红卫兵扭送的，也非机关造反派捣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笔一划把他‘写’进去的。”“根据事实，寓真把检举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戴浩、向思赓、吴祖光、陈迩冬、钟敬文，他们与聂绀弩有着密切的往来，到了‘文革’时期，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被迫写了交代检举材料。另一类是几年来（1962—1967）一直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包括王次青、黄苗子等。”
章诒和的文章很长，用笔如刀，毫不留情。她组织了许多材料，还讲了自己的一些故事，来证明谢泳和寓真的观点，其实就是她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章诒和文章一出，立即掀起轩然大波。报纸、网络的批判、评论如潮而起，有一家报纸还开辟了专栏，专栏的题目从“黄苗子事件”升格为“黄苗子告密事件”，评论者不是质疑这一事件的真实性，而是开始讨论“黄苗子告密事件背后的原因”。
谁能想到，自从去年7月份便一直重病，在医院治疗的黄苗子先生，于96岁高龄之际，迎来了事关人生名誉的挑战。 (本文来源:南方日报)
章诒和有一个斋号叫“守愚斋”，为“守愚斋”题字的人，正是黄苗子。章诒和有黄苗子告密的真凭实据吗？她说的是事实的真相吗？章诒和对黄苗子的指控，是在怎样的一种心态下发生的？
笔者找来了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那是章诒和拿来“说事”的凭据，但细读之下，疑窦更生。
质疑一，谢泳先生说“黄苗子告密”的话我们没有听到，但寓真的报告文学里却并没有章诒和在文章中所说的“黄苗子是告密者之一”的结论！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无疑是一篇很好的报告文学作品，能读出作者对聂绀弩先生深深的同情和尊重，很平和，很客观。我的质疑是，难道章诒和与寓真有过交往，听到了寓真类似像谢泳那样的关于“黄苗子是告密者”的评说？还是寓真在写作时有了特别的保留？因为从《聂绀弩刑事档案》里，我实在找不到关于黄苗子是告密者的论述。另外，章诒和把谢泳先生闲谈中“告密材料一直汇报上去，罗瑞卿批示: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的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这样惊人的语句不加分析地引用，也有失一位作家的严谨。从1959年起，罗瑞卿就调任总参谋长，由谢富治接任公安部长。难道1962年后做的批示（见寓真文第17页）是由当时的军队领导人批的？如此为文，难以令人信服。
质疑二，章诒和在文章中大量引用的1962年9月12日有人递交的第一份密告材料，显然不是黄苗子的手笔。章诒和在行文中却交待得极为模糊，使一般读者几乎看不明白这封密告材料的真实作者。《聂绀弩刑事档案》中有这么一句:“王次青写的检举材料，主要是关于聂的言论。”章文虽然也引用了这句话，但文章开头的处理，却容易给人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目前有不少读者已经把这封信的作者安在了黄苗子的名下，甚至就把黄苗子当作了告密人。笔者特地找到了《中国作家》杂志编辑部，询问了《聂绀弩刑事档案》的编辑，从那里，我更加明确地得知那封信的作者，本与黄苗子毫无干系。
质疑三，《聂绀弩刑事档案》有写给黄苗子的诗，这些诗怎么到了专政机关，寓真在书中都搞不清楚。他写道:“当我以偶然机会接触到聂绀弩档案的时候，聂公本人早已作古，就连戴浩、向思赓诸位可以作证的人，也都各自安息而去。黄苗子虽然健在，已是90以上的耄耋之年，我曾有意登门拜访，解开聂诗入彀被祸的疑团，但又怕惊扰老人的晚景安宁，所以打消了此念。”
那么，章诒和有什么凭据可以说这些诗是黄苗子主动交上去的呢？黄苗子从1957年即与“二流堂”成员一起被划为右派，成为专政的对象。1958年被发配到北大荒伐木，1967年春被关进牛棚，1968年9月4日便被抓进了监狱（聂绀弩是1967年1月被捕的）。“文革”后被多次抄家，他的大量书信、文稿、资料、照片等被抄得干干净净，直到“文革”后才返还了一部分。在监狱里，专政的对象失去了自由，被要求交代、检举，本是正常的事，据说有的人在检查中为了过关，恨不得把别人的事情说成自己的事情。退一步说，即使档案里有黄苗子在特定的情况下被要求解释聂绀弩诗词的情况，但从解诗的内容上看，似乎并没有“深挖”、“陷害”，反而是避重就轻、蒙混过关，章诒和凭什么说是黄苗子“一笔一划把聂绀弩写进了监狱 ”？
质疑四，检阅近期的网络评论，关于黄苗子告密事件，已经有王容芬等人对章诒和提出了质疑，而章诒和似乎也信誓旦旦。是不是章诒和还掌握了其他有关黄苗子主动告密的材料，只是还没有公布出来？笔者认为，章诒和已经是一位著名的公众人物，有较高的知名度，具有学者、作家、博士生导师等头衔，千万不要在善良的读者面前卖关子了，有什么猛料尽快公布，免得读者不明就里和过于期待。 (本文来源:南方日报)
黄苗子一生传奇，阅尽人间沧桑，交友无数，助人无数，一生清楚地行进，在多个历史时期没有迷失，担当了清晰的角色。仅举几例。“皖南事变时，在国民党系统内担任职务的黄苗子看到国民党准备封闭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文件，就通知周恩来同志。毛泽东发表谈话，公开予以揭露，使国民党只好中止这项阴谋的实施。”（杨培新:《周恩来、董必武领导我们进行夺取重庆〈商务日报〉的战斗》）。他曾多次巧妙地利用自己独特的身份掩护帮助了王昆仑等一些共产党人。1945年11月14日，经黄苗子之手，毛泽东的《沁园春·咏雪》独家发表在《新民报》副刊上，轰动了重庆。发表时，黄苗子加上了一段精辟的按语:“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外人道也。”
回顾过去，有利于看清现实。笔者研究黄苗子多年，深为其人格叹服。就在最近一段时间，黄苗子委托拍卖了他和夫人郁风的几乎所有书画作品和朋友的馈赠，设立了黄苗子郁风基金会，当汶川地震发生后，有一笔捐赠款已经拨出。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写道:“ 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尊敬、崇仰、爱戴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黄苗子能否置身于伟大人物之列，尚需历史评断。但是，一位96岁的文化老人，以一生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对亲情友情的诠释，对文化艺术的传承，已经结出了硕果。我们对他的态度，涉及到对一个时代，对一个文化群体的态度。如何客观地评说历史，褒贬人物，需要的是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和悲天悯人的情怀。章诒和的父辈令人尊重，她在“文革”中也曾被判刑入狱，遭遇令人同情。近年来，她写了不少关于建国后文化界人士遭遇和命运的文章，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即便如此，在对待一个文化大家的一世清名的时候，还是应该谨言慎行，平和客观。
人人都有说话的权利，但说话要有真凭实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绝不能采用猜测臆断编故事写小说甚至“道听途说”、“移花接木”、“莫须有”等样的手段，来面对“黄苗子是否告密”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有感于此，我提出最后一个质疑，这样一次陡然而起的风波，究竟是“黄苗子告密事件”还是“章诒和诬陷事件”？抑或是一场错综曲折的历史遭遇？章诒和与当事人们完全有必要从事实出发，拿出真凭实据，客观面对公众的质疑，使真相得以大白。
（作者为百雅轩文化艺术机构负责人，黄苗子年表编订人）
看来还有人真的以为往事如烟就可以乱说?
非常赞同楼主的观点，章氏其人在近百岁老人久病卧床之际作此指责，至少为人不厚道！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对此都不奇怪。难道巴金的年龄不大吗？难道不应该反思吗？大字报是明着整人，打小报告是暗着发坏。这都是那个年代的特色。
皖南事变时，在国民党系统内担任职务的黄苗子看到国民党准备封闭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文件，就通知周恩来同志。毛泽东发表谈话，公开予以揭露，使国民党只好中止这项阴谋的实施。当时黄就是我党地下工作者了？
可能吗？不可能吗？
冯亦代反右时期在章伯钧家的卧底生涯
章诒和
谁能相信，自父亲戴上右派帽子以后，我家里就有了个卧底。他就是翻译家、出版家冯亦代，人称“好人冯二哥”。
我觉得自己经历了许多事，心已变硬，情也冷去。不想“卧底”的事如滔天巨浪，将我击倒在地。一连数日，泪流不止，大汗不止。文史专家、学者朱正先生告诉我：情况确凿，证据就是冯亦代在生前以极大勇气出版的《悔余日录》(河南人民，2000；下引本书只注日期和页码)。读后，全身瘫软，一张报纸都举它不起。因为他的这个“角色”，与章家两代人交往的深情厚谊以及那笑脸后面的一片慈祥，在我是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可证据就摆在那里，你不信也得信，你无法接受也要接受。难道伤天害理之灾，裂骨锥心之痛，就是我的命运？
1958：进了章家大门
冯亦代是母亲(李健生)在民盟北京市委一起共事的朋友，与父亲并无往来。反右刚结束，大概是1958年的春季，在民盟市委的一次学习会上，母亲见他一个人呆在旮旯儿，无人理睬，很可怜。散会后，二人一前一后走出西四羊肉胡同。母亲快步靠近他，问：“亦代，你好吗？”
冯亦代说：“李大姐，我能好到哪里去呢？”
母亲又问：“安娜呢？”
他答道：“忙自己的事，她又不是右派。”
那落寞的神情，让母亲很同情，分手时对他说：“亦代，有空来家坐坐，伯老(指章伯钧)欢迎你。”
回到家中，母亲把冯亦代的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说：“好呀，请他来呀。”
他很快便来了，不仅章伯钧欢迎他，全家都欢迎他。他一来，父亲和他谈天说地，母亲给他递上烟茶。冯亦代非常感动。他能从上午坐到下午，或从下午坐到晚上，比自己的家还舒服。他头一次来，父母就留饭。说是多一个人无非多一双筷子。其实，冯亦代来，餐桌都要添一两个菜。知道他是浙江人，清蒸鱼、火腿汤是常有的。再说了，我家的厨子手艺是有名的。喝上两杯陈年黄酒，脸，红红的；心，暖暖的。冯亦代进入了酒饱微醺的境界。
告辞的时候，他虽不能像罗隆基那样，坐着父亲的小轿车回家。但是，一到晚间，父亲都会叫我：“小愚，你送冯伯伯到公共汽车站。”
他住西四前纱络胡同，我家住地安门，有13路可搭乘往来。月色下，细雨中，寒风里，总是我挽着他。我们走得很慢，送一程，说一路，说海明威，谈麒麟童，聊张大千。与一个如父如兄的人融洽亲密，冯亦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
冯亦代成了章家常客。一天，他来了，比约定的时间早些。父亲还在南书房收拾旧书，母亲在客厅接待他。二人坐定，冯亦代看着茶杯里的一片片淡绿淡黄。叫了声：“李大姐……”遂哽咽起来。
母亲关切道：“亦代，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没有事。”冯亦代起身，站到母亲的面前，俯身一把抓住她的手：“李大姐，你待我真好。”说着，热泪从面颊滚落。
他走后，母亲把这个场景讲了出来。父亲听了，对我说：“小愚，知道了吧，这就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父母也需要冯亦代，谁也不能独居海上孤岛。
到了夏季，常在庭院乘凉、闲谈，微风送来幽幽花香，茶几上摆着茶点、汽水。我不是挨着“冯伯伯”坐，就是端个小板凳靠着父亲。章伯钧谈兴上来，海阔天空，评时政，讲旧事，滔滔不绝。自1957年夏季，一座无形高墙，把章伯钧、罗隆基阻隔在红尘之外。人被剪去翅膀，但心可以飞翔。孤独的他，太想说点什么了，哪怕只有一个朋友。
买到鲥鱼，母亲会叫他；螃蟹肥了，约他来吃；家里的柿子熟了，送他一大筐；康同璧家自制的萝卜糕，章家给他留着。不久，三年大饥荒来了。父母照样留饭。高价肉，高级点心，我们吃，他也吃。时间长了，冯亦代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一次吃午饭，大家到了东饭厅，面对香喷喷的满桌饭菜，他高声道：“你们家的粮票，都叫我吃光了。”说这话的时候，用手指着鼻子，满脸通红。
父亲拍着他肩膀，说：“坐，坐，有饭大家吃。吃到无饭为止。”
他在我家流的眼泪是真的吗？人心，究竟是怎样的构造？
父亲成右派之后，受降职降薪处分。但家里依旧保留了许多的服务和警卫人员。冯亦代登门，是要在传达室登记的。来的钟点，走的时刻，所在单位等项内容，一一记录在案，然后报告上去。要不然，聂绀弩怎么不去拜访诗好、字好、学问也好的陈铭枢呢？陈铭枢最欣赏聂绀弩，说聂的许多高论可入《世说新语》，可就是因为进门要填会客单，懂得情报的聂绀弩便没有登门。1965年陈铭枢病逝，聂绀弩去了。
会客单的作用，大了！没过多久，上面就对常去章家的冯亦代，有了“兴趣”和“关注”。1958年7月20日，某部派出一个叫彭奇的人与冯联络(前后共有彭、刘、张、王等四人与之联络——笔者注)。会见前，冯亦代特意先去有名的“仙宫”理发店理发，又带去右派分子的交代材料和悔改计划。谈话从从十点半至十一点四十，地点在彭的家里。当天，冯亦代在日记里写道：“和他的谈话是愉快的，他勉励我必须使自己的心情舒畅，而达到这一点便必须信任党，向前看。他说想过去某一些不愉快的事，这样只能把自己的思想引入牛角尖去。相信党，把自己从右派这个圈子跳出来，踏实地工作，不要表现自己，不要因群众的一些意见而烦恼，而只要脚踏实地地工作学习和改造。他说我过去的毛病就在于不踏实，表现自己的‘左’、进步，而不是有切切实实的收获的。他的话切中了我的毛病。事实上他上次对我说的要我跳出右派的圈子，使自己踏实，我在想了之后，而且照他的话去做，不考虑同志们对我的观感，特别是他们是否看到我在改造和有否进步这一点之后，我已感到和同志们的关系自然得多了，也比较有些自信(当然不是自高自大的自信)。”[1958.7.20.pp41—42]
这段文字至少明确了以下几点：一、某部交代的工作性质极其特殊，属于秘密联系，垂直领导。要知道，经过反右运动，民盟中央实权已转移到交叉成员(即中共、民盟双重身份)胡愈之、周新民、李文宜等人手里。冯的工作跳过了这些民盟中央顶级交叉成员，直属某部领导。二、冯必须信任党。三、冯必须心情舒畅，从右派圈子里跳出。四、冯不要表现自己。五、冯不考虑同志们对自己的观感。政治好比游戏，有玩游戏的，有给游戏制定规矩的。玩得好，有实惠。玩到最后，你不玩都不行了，因为制定者就站在你的身后。冯是愿意玩游戏的，而彭奇的每一句，都是给冯定下的游戏规则。乍看，挺奇怪的：怎么“心情舒畅”也成了一条规矩，细想，却很有道理。你和章伯钧聊天，总不能一脸死板，谈吐干瘪吧？人得轻松，轻松状态下才能在“随意”或“无意”中，把章引入预先设立的话题，套出所需内容来。“不考虑同志们对自己的观感”，也是一条，当然啦，总往大右派家里跑，民盟中央和左派人士一定有反应和反感，这就要顶住，就要不考虑别人“对自己的观感”。
冯亦代毫不迟疑地接受了，第三天便尝试进入了角色：“彭奇同志说错误是犯了，现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以后便可以小心不再犯。只要不再斤斤计较个人，看到整个集体的前途，个人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晚上盟里有吴晗同志的时事报告，去听了，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愉快之感，对于自己的信心，增加了力量。跳出右派的圈子，抬起头向前走，努力工作努力改造自己。”[1958.7.22.p44]请不要误会，这里写的“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愉快之感”，决非指吴晗报告的心得，而是在听报告的场合里，他探得某个或某几个民主人士的“动态”。冯亦代是一旦有收获，就惦记着汇报：“昨晚今晨都打了电话给彭奇同志，没有在，中午他来了电话，我又去洗澡了，一直到晚上他来了电话，心才安下来。昨晚的会有了个好开端，因此必须把情况和他谈一下。”[1958.7.23.p44]
隔三差五，冯亦代就向他的上线汇报。这是积极，但也不都是积极。自年轻时期参加青红帮，参加国民党，参加民盟，冯亦代的个人生活也是曲曲折折。但就眼下承担的这份工作来看，则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所没有的。此刻，他像孤独的旅行者，意外地被领入了沙漠，没有同伴，没有路标。极目远望，惟有一轮红日，高悬于空。如果，他不想倒下，那就只有独自行走。况且他也力图通过这条路，找到政治出口，以转变命运。幸而，他后面有一个能摆布他、驱动他的强有力的存在。日记中，冯亦代为啥要随时随地鞭策自己，检讨自己，鼓励自己？我想，他是要借此消除或压制来自心底的胆怯、犹豫和动摇。这是文人的特性。其内心深处，恐怕是对政治斗争的恐惧。上面自能揣度冯“惶惶不可终日”的心理，及时对症下药。比如，推荐他看根据柯罗连科所作改编的电影《漫长的路》[1958.8.15.p60]；比如，把冯请到彭家，做一次愉快的谈话，让冯“把自己所想的完全倾吐出来，而他(彭)也及时地帮助我，给我指示，我觉得我的思想开了窍”[1958.8.13.p59]。让冯亦代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自己“神经衰弱比较厉害，什么事情都神经质得很”的时候，某部张副部长借着做报告的空隙，接见了他。“他对我的态度，使我很兴奋！”[1958.8.20.p64]
1958年国庆节头一天，他参加单位工会组织的聚餐，大概备受冷落，郁闷而归。深受刺激的冯亦代决定打翻身仗，决心用行动争取摘帽子了：“我有信心一定要争取摘帽子，但究竟要到什么时候呢？这就使我处于一种焦虑的心情中，彭奇同志这几天没有空，我多么想和他谈谈！”[1958.9.30.p92]既然被使用，就有所指望。彭与冯亦代进行有针对性的谈话。谈话中彭没有回答摘帽子的问题，而是指出他的“思想中还没有政治挂帅，还没有真正一切跟着党的指示走，还没有做党的驯服工具……其次他谈到目前的趋势是一切打破常规进行，所以不能把自己束缚在常规里面不能符合当前政治运动的要求”。“我没有做到一个党的驯服工具应做的事。这一晚和他谈到十一点钟，从他家出来，我心里又温暖又愉快，因为他给我指出的道路，正是我没有想到的……今天的事情很好，又给我剥了一层皮，是丑恶的，但我有信心改！”[1958.11.13.p121—121]
为了不再埋没蓬蒿，陷落泥淖，冯亦代咬牙也得干下去了。
冯亦代反右时期在章伯钧家的卧底生涯
章诒和
谁能相信，自父亲戴上右派帽子以后，我家里就有了个卧底。他就是翻译家、出版家冯亦代，人称“好人冯二哥”。
我觉得自己经历了许多事，心已变硬，情也冷去。不想“卧底”的事如滔天巨浪，将我击倒在地。一连数日，泪流不止，大汗不止。文史专家、学者朱正先生告诉我：情况确凿，证据就是冯亦代在生前以极大勇气出版的《悔余日录》(河南人民，2000；下引本书只注日期和页码)。读后，全身瘫软，一张报纸都举它不起。因为他的这个“角色”，与章家两代人交往的深情厚谊以及那笑脸后面的一片慈祥，在我是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可证据就摆在那里，你不信也得信，你无法接受也要接受。难道伤天害理之灾，裂骨锥心之痛，就是我的命运？
1958：进了章家大门
冯亦代是母亲(李健生)在民盟北京市委一起共事的朋友，与父亲并无往来。反右刚结束，大概是1958年的春季，在民盟市委的一次学习会上，母亲见他一个人呆在旮旯儿，无人理睬，很可怜。散会后，二人一前一后走出西四羊肉胡同。母亲快步靠近他，问：“亦代，你好吗？”
冯亦代说：“李大姐，我能好到哪里去呢？”
母亲又问：“安娜呢？”
他答道：“忙自己的事，她又不是右派。”
那落寞的神情，让母亲很同情，分手时对他说：“亦代，有空来家坐坐，伯老(指章伯钧)欢迎你。”
回到家中，母亲把冯亦代的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说：“好呀，请他来呀。”
他很快便来了，不仅章伯钧欢迎他，全家都欢迎他。他一来，父亲和他谈天说地，母亲给他递上烟茶。冯亦代非常感动。他能从上午坐到下午，或从下午坐到晚上，比自己的家还舒服。他头一次来，父母就留饭。说是多一个人无非多一双筷子。其实，冯亦代来，餐桌都要添一两个菜。知道他是浙江人，清蒸鱼、火腿汤是常有的。再说了，我家的厨子手艺是有名的。喝上两杯陈年黄酒，脸，红红的；心，暖暖的。冯亦代进入了酒饱微醺的境界。
告辞的时候，他虽不能像罗隆基那样，坐着父亲的小轿车回家。但是，一到晚间，父亲都会叫我：“小愚，你送冯伯伯到公共汽车站。”
他住西四前纱络胡同，我家住地安门，有13路可搭乘往来。月色下，细雨中，寒风里，总是我挽着他。我们走得很慢，送一程，说一路，说海明威，谈麒麟童，聊张大千。与一个如父如兄的人融洽亲密，冯亦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
冯亦代成了章家常客。一天，他来了，比约定的时间早些。父亲还在南书房收拾旧书，母亲在客厅接待他。二人坐定，冯亦代看着茶杯里的一片片淡绿淡黄。叫了声：“李大姐……”遂哽咽起来。
母亲关切道：“亦代，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没有事。”冯亦代起身，站到母亲的面前，俯身一把抓住她的手：“李大姐，你待我真好。”说着，热泪从面颊滚落。
他走后，母亲把这个场景讲了出来。父亲听了，对我说：“小愚，知道了吧，这就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父母也需要冯亦代，谁也不能独居海上孤岛。
到了夏季，常在庭院乘凉、闲谈，微风送来幽幽花香，茶几上摆着茶点、汽水。我不是挨着“冯伯伯”坐，就是端个小板凳靠着父亲。章伯钧谈兴上来，海阔天空，评时政，讲旧事，滔滔不绝。自1957年夏季，一座无形高墙，把章伯钧、罗隆基阻隔在红尘之外。人被剪去翅膀，但心可以飞翔。孤独的他，太想说点什么了，哪怕只有一个朋友。
买到鲥鱼，母亲会叫他；螃蟹肥了，约他来吃；家里的柿子熟了，送他一大筐；康同璧家自制的萝卜糕，章家给他留着。不久，三年大饥荒来了。父母照样留饭。高价肉，高级点心，我们吃，他也吃。时间长了，冯亦代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一次吃午饭，大家到了东饭厅，面对香喷喷的满桌饭菜，他高声道：“你们家的粮票，都叫我吃光了。”说这话的时候，用手指着鼻子，满脸通红。
父亲拍着他肩膀，说：“坐，坐，有饭大家吃。吃到无饭为止。”
他在我家流的眼泪是真的吗？人心，究竟是怎样的构造？
父亲成右派之后，受降职降薪处分。但家里依旧保留了许多的服务和警卫人员。冯亦代登门，是要在传达室登记的。来的钟点，走的时刻，所在单位等项内容，一一记录在案，然后报告上去。要不然，聂绀弩怎么不去拜访诗好、字好、学问也好的陈铭枢呢？陈铭枢最欣赏聂绀弩，说聂的许多高论可入《世说新语》，可就是因为进门要填会客单，懂得情报的聂绀弩便没有登门。1965年陈铭枢病逝，聂绀弩去了。
会客单的作用，大了！没过多久，上面就对常去章家的冯亦代，有了“兴趣”和“关注”。1958年7月20日，某部派出一个叫彭奇的人与冯联络(前后共有彭、刘、张、王等四人与之联络——笔者注)。会见前，冯亦代特意先去有名的“仙宫”理发店理发，又带去右派分子的交代材料和悔改计划。谈话从从十点半至十一点四十，地点在彭的家里。当天，冯亦代在日记里写道：“和他的谈话是愉快的，他勉励我必须使自己的心情舒畅，而达到这一点便必须信任党，向前看。他说想过去某一些不愉快的事，这样只能把自己的思想引入牛角尖去。相信党，把自己从右派这个圈子跳出来，踏实地工作，不要表现自己，不要因群众的一些意见而烦恼，而只要脚踏实地地工作学习和改造。他说我过去的毛病就在于不踏实，表现自己的‘左’、进步，而不是有切切实实的收获的。他的话切中了我的毛病。事实上他上次对我说的要我跳出右派的圈子，使自己踏实，我在想了之后，而且照他的话去做，不考虑同志们对我的观感，特别是他们是否看到我在改造和有否进步这一点之后，我已感到和同志们的关系自然得多了，也比较有些自信(当然不是自高自大的自信)。”[1958.7.20.pp41—42]
这段文字至少明确了以下几点：一、某部交代的工作性质极其特殊，属于秘密联系，垂直领导。要知道，经过反右运动，民盟中央实权已转移到交叉成员(即中共、民盟双重身份)胡愈之、周新民、李文宜等人手里。冯的工作跳过了这些民盟中央顶级交叉成员，直属某部领导。二、冯必须信任党。三、冯必须心情舒畅，从右派圈子里跳出。四、冯不要表现自己。五、冯不考虑同志们对自己的观感。政治好比游戏，有玩游戏的，有给游戏制定规矩的。玩得好，有实惠。玩到最后，你不玩都不行了，因为制定者就站在你的身后。冯是愿意玩游戏的，而彭奇的每一句，都是给冯定下的游戏规则。乍看，挺奇怪的：怎么“心情舒畅”也成了一条规矩，细想，却很有道理。你和章伯钧聊天，总不能一脸死板，谈吐干瘪吧？人得轻松，轻松状态下才能在“随意”或“无意”中，把章引入预先设立的话题，套出所需内容来。“不考虑同志们对自己的观感”，也是一条，当然啦，总往大右派家里跑，民盟中央和左派人士一定有反应和反感，这就要顶住，就要不考虑别人“对自己的观感”。
冯亦代毫不迟疑地接受了，第三天便尝试进入了角色：“彭奇同志说错误是犯了，现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以后便可以小心不再犯。只要不再斤斤计较个人，看到整个集体的前途，个人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晚上盟里有吴晗同志的时事报告，去听了，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愉快之感，对于自己的信心，增加了力量。跳出右派的圈子，抬起头向前走，努力工作努力改造自己。”[1958.7.22.p44]请不要误会，这里写的“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愉快之感”，决非指吴晗报告的心得，而是在听报告的场合里，他探得某个或某几个民主人士的“动态”。冯亦代是一旦有收获，就惦记着汇报：“昨晚今晨都打了电话给彭奇同志，没有在，中午他来了电话，我又去洗澡了，一直到晚上他来了电话，心才安下来。昨晚的会有了个好开端，因此必须把情况和他谈一下。”[1958.7.23.p44]
隔三差五，冯亦代就向他的上线汇报。这是积极，但也不都是积极。自年轻时期参加青红帮，参加国民党，参加民盟，冯亦代的个人生活也是曲曲折折。但就眼下承担的这份工作来看，则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所没有的。此刻，他像孤独的旅行者，意外地被领入了沙漠，没有同伴，没有路标。极目远望，惟有一轮红日，高悬于空。如果，他不想倒下，那就只有独自行走。况且他也力图通过这条路，找到政治出口，以转变命运。幸而，他后面有一个能摆布他、驱动他的强有力的存在。日记中，冯亦代为啥要随时随地鞭策自己，检讨自己，鼓励自己？我想，他是要借此消除或压制来自心底的胆怯、犹豫和动摇。这是文人的特性。其内心深处，恐怕是对政治斗争的恐惧。上面自能揣度冯“惶惶不可终日”的心理，及时对症下药。比如，推荐他看根据柯罗连科所作改编的电影《漫长的路》[1958.8.15.p60]；比如，把冯请到彭家，做一次愉快的谈话，让冯“把自己所想的完全倾吐出来，而他(彭)也及时地帮助我，给我指示，我觉得我的思想开了窍”[1958.8.13.p59]。让冯亦代意想不到的是，就在自己“神经衰弱比较厉害，什么事情都神经质得很”的时候，某部张副部长借着做报告的空隙，接见了他。“他对我的态度，使我很兴奋！”[1958.8.20.p64]
1958年国庆节头一天，他参加单位工会组织的聚餐，大概备受冷落，郁闷而归。深受刺激的冯亦代决定打翻身仗，决心用行动争取摘帽子了：“我有信心一定要争取摘帽子，但究竟要到什么时候呢？这就使我处于一种焦虑的心情中，彭奇同志这几天没有空，我多么想和他谈谈！”[1958.9.30.p92]既然被使用，就有所指望。彭与冯亦代进行有针对性的谈话。谈话中彭没有回答摘帽子的问题，而是指出他的“思想中还没有政治挂帅，还没有真正一切跟着党的指示走，还没有做党的驯服工具……其次他谈到目前的趋势是一切打破常规进行，所以不能把自己束缚在常规里面不能符合当前政治运动的要求”。“我没有做到一个党的驯服工具应做的事。这一晚和他谈到十一点钟，从他家出来，我心里又温暖又愉快，因为他给我指出的道路，正是我没有想到的……今天的事情很好，又给我剥了一层皮，是丑恶的，但我有信心改！”[1958.11.13.p121—121]
为了不再埋没蓬蒿，陷落泥淖，冯亦代咬牙也得干下去了。
社会主义学院·费孝通
毕竟冯亦代不是大右派，要想搜集到大右派和大知识分子的动态，就需要为他铺设台阶。反右之后，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专门办了一期“右派班”。学员个个大名鼎鼎：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费孝通、钱端升、钱伟长、储安平、龙云、陈铭枢、黄绍竑、谭惕吾、陈铭德、邓季惺、林汉达等。派冯亦代到这个班里来，不就一下子够得着所有对象了吗？听到这个消息，冯写道：“一方面由衷地对党怀着感谢，因为给予我这样一个可以加速改造的机会，一方面又觉得工作的责任很重，怕自己完不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夜里久久不能睡去，但心里有个信念，党既然信任我，交给我这个工作，我无论如何要不惜牺牲一切来完成这个任务。……彭奇同志给我打电话也说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有，的确没有，因为这正是我报答党、为党工作的大好机会。”[1958.11.29.p130]与彭见面后，他又说：“我心里十分愉快，感到党给我的信任培养，这次再不努力工作，我真太不像个人了，我一定要尽我的力量，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工作是艰巨而且陌生的，但想到党会指导我怎样去做，我便安心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感到十分兴奋。不要紧张，工作时一定得镇定，这是个艰巨的斗争，需要细心与机智，这是我最缺乏的……记住记住！”[1958.12.1.pp131—132]这期学员，真是各色人等，一应俱全。胡聊瞎扯，闲谈热议，成了冯亦代们(肯定不止他一人)施展手段的好时机。戴罪立功，正逢其时。冯亦代刺探的第一个对象是费孝通。这也是上面的铺排，把他和费孝通、潘光旦等人编排在一组。假如，冯不是章伯钧家的座上客，恐怕就会有另一种分组方法了。
工作迅速展开。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有个极其复杂的内心世界。冯亦代在一番积极主动之后，接着就有挣扎：“这几天睡得很坏，一睡就是不断地做梦……趁看病之便，回编辑部去了一次，但心里觉得不好受——好像那种负罪的感觉又回来了。”[1958.12.23.p147]用别人的血，去洗自己的罪，去洗权力者的手，能不痛苦吗？冯亦代是痛苦的，但痛苦之后，他又上路了：
1958年12月12日：下午去西苑人民公社劳动……后来和费孝通合成一组，因为他有绳子，而我找到了扁担……[p140]
1958年12月13日：回家之后就打电话给老彭，约定明天见面谈谈。[p141]
1958年12月22日：上午还是和费(孝通——笔者注)潘(光旦——笔者注)合作读文件……晚上打了电话给老彭，他不在，由老张接的，我请他给我个回电。我想和他谈谈。[p146]
1958年12月25日：今天没有大组会，还是自由结合的阅读文件，我和费、潘、李(景汉——笔者注)三人把《关于人民公社的若干问题》念完了，一共归并为十个问题，向大组提出。……打了电话给彭，他不在，由老张同志约定明天晚上去谈谈。[p149]
1958年12月26日：晚上去见了老彭，谈了一个小时，把今后该做的谈了，并知道学院在一月底放假……关心我的健康和家庭情况，心里很感动。[pp149—150]
1958年12月27日：下午去费、潘家里，谈了快两个钟点。[p150]
1958年12月29日：上午学院中打扫寝室，我除了把休息室搞干净外，还帮着费、潘去做了一工，因为潘是一条腿，而费则受了凉，气喘又开始了。回家打了电话给彭，他不在，把情况和老张同志谈了。[pp151—152]
1959年1月19日：下午自由小组对笔记，我和费、潘、浦、李在一块，没有对完就下课了。回家打了电话给彭，他不在，以后他来了电话，就在八点半去看他，谈了些情况。[p164]
1959年1月20日：下午在家写材料，四点半前送出。[p165]
1959年1月23日：今天是自己准备辩论的题目，我和费、潘、李三人合成一个小组。从讨论和争论中……晚上打了电话给彭，他不在。[p167]
1959年1月31日：休息后，给费作错误认识提意见……晚上安娜回来了，把我的工作的情况大致告诉她。她说“这是党给你的又一次考验，你必须小心工作，不要再蹈以前飘飘然的覆辙”。[p170]
1959年2月2日：下午则给孝通和张纪域所写错误认识提意见。晚上写一信给彭，送到他家里。[p171]
1960年8月5日：孝通和光旦都不住在城里，所以均未达到目的。[p257]
费孝通的性格是友善后面含傲气，平实里头有严谨。他对晚辈后生是热情的，也是爱护的。但对同辈，如果你不是学者、教授，则有所选择，很可能会客客气气地冷淡而去。要成为知己，就更为不易了。对像章伯钧这样的从政者，他是不大看得起的。父亲藏书很多，版本也好。但在费孝通眼里，章伯钧不过是“玩书”。言外之意，章不读书。我在报纸上看了他关于“玩书”的谈话，一点也不生气。学者理所当然地读书万卷。章伯钧乃“马路政客”(反右批判语)，理所当然地不学无术。那么冯亦代呢？非学非仕，搞西方文学，没去过西方；搞翻译工作，没有过像样的作品。就凭这么个低起点，要获得顶级学者费孝通的认可，还要能够跨进费家门，比接近一向慷慨大度的章伯钧，不知要难上多少倍。用心机，细思量，登门时“带了几条盐鱼去，做去访之由头也”[p168]。聚餐后，“去王府井大街，陪孝通买药……”[p182]药买不到，第二天自掏腰包“到八面槽给孝通去买药……”[p183]又“去国际友人服务处买了两罐果子酱给孝通送去”[p204]，还“送《十八家诗钞》”[p221]。费孝通的亲人病逝，他到“嘉兴寺殡仪馆，替孝通去打听一下骨灰盒的事情”[p209]。费孝通夫人腿脚有了毛病，他“去北线阁中医研究院给费太太打听风湿性关节炎门诊事，又到协和医院去问了一下”[p211]。他能“把他(孝通)托洗的衣服拿去(洗)了”[p326]。除此以外，冯亦代还给费孝通搞些文娱活动，如通过老刘“给费(全家)弄电影票《雪崩》[p251]、《万水千山》的戏票”。[p257]。
更为重要的是，冯亦代能判别出费孝通和章伯钧对个人政治前途的不同态度。费是进取的，章则消极得多，甚至继续玩他的“一贯两面派手法”(反右批判语)。针对费孝通的上进要求，冯亦代常给费的发言、检查、思想汇报正面提出意见。这一手，比几条盐鱼厉害多了！1959年2月26日下午，政协礼堂开座谈会，费孝通发了言，冯听得极其认真，既挑出某些字的毛病，又夸他“对于如何篡夺党的领导权”一段讲得真好。第二天，“张执一部长请了他们几个搞社会主义的人吃饭，他(费——笔者注)很兴奋。”[p187]中国戏曲的剧种有三百多个，成就最高的是昆腔(昆曲之前身)，人称水磨腔，一句十八弯，婉转迤逦，真是动人。冯亦代下的“水磨工夫”最终打动了费氏夫妇。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冯亦代受邀“在他家吃了午饭，和费太太一直谈到五时才坐车回来。他家院子里的桃花盛开，丁香都已露青了，一派春色……”[pp204—205]当然，费家庭院的美景是背景，引出费孝通的谈话兴致才是“关目”。一回到家，他不忘的仍是“送一封信给彭、刘”[p205]。
如此尽心卖力，上面也未必完全满意。就在送果子酱的那天，冯亦代在费家从上午坐到下午。能坐那么久，是因为他接受了特定任务。所谓的特定任务，今天看来就有点可笑。即在国内外发生大事或有了新政策的第一时间，需要搜集民主人士、知名学者的态度、言论和反应，提供上去。请看当时的日记：“在他家吃了午饭，和费太太一直谈到五时才坐车回来。……送了一封信给彭、刘。晚上想了想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觉得缺点很多，特别重要的是政治上不够敏感，如这次的阿伊问题，等老刘提出了，才认识到工作中根本没有想到这点，其次则是谈话的办法不多，不能得到对方确切的意见，这两方面都是需要急起直追，加以改进的，晚上把这些意见告诉彭、刘。”[1959.3.24.pp204—205]的确，难为冯亦代了，父亲对中东问题是最关心的。这也是他和罗隆基就国际形势争论不休的话题。冯到我家做客，根本无须诱导，章伯钧会自动打开话匣子，无奈费孝通是学者。
冯亦代都打到费、潘家里去了，成为坐探。活儿能白干吗？于是上面让彭奇请他到“森隆晚餐”，饭桌上，询问到冯亦代的经济情况。这令冯“十分感动”，说：“党对我是仁至义尽，自己如不再好好改造，做好工作，真成忘恩负义之徒了，夜间想了许多对不起党的地方，心里很难受，久久不能入睡，到清晨四时就醒了，以后就再睡不着了。一定要绝对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做好党交给我的工作，对得起党。”[p161]继而，彭又与冯亦代“谈了如何帮助冯浩(冯之子)的升学问题和冯陶(冯之女)的入团问题。……这次谈话使我很兴奋”，“日益体会到党对我的援救的那种温暖的关怀。”[pp197—198]老刘知道冯亦代喜欢艺术，多次请他一家人看歌剧《茶花女》[p235]、僮剧《刘三姐》[p257]、越剧《小忽雷》[p275]、盖叫天的京剧《武松打店》[p328]，再后来，老刘还与冯氏全家观赏芭蕾舞剧《天鹅湖》[p326]、舞剧《鱼美人》[p301]，冯亦代特别对儿女讲了戏票的来历，叫他们也跟着感动：“感谢党给我们的照顾。”[p301]
是温暖，还是残酷？总之，冯亦代的生活完全转变了。回家寻情，出家寻梦。有谁知道他寻的是什么？
到章伯钧家卧底
冯亦代轻易走进章家门，上面很满意。为了有利于工作，某部搭台架桥，将其调入民盟中央办盟刊。这样，就有了更宽的接触面，也有了更多的表演机会。
冯亦代的特征是：对所有人都好，善意溢于神态。这大概也是被他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他关注的人大多为民盟中央成员和文化精英，政界人物有罗隆基、叶笃义、费孝通、潘光旦、钱端升、浦熙修、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储安平、刘王立明、陶大镛、李景汉、吴景超、张志和、谭惕吾等。文化界人士有钱锺书、黄苗子、吴祖光、丁聪、董乐山。但重点只有一个，那就是章伯钧。《悔余日录》里，由于汇报父亲的文字密度太大，又太显眼，冯亦代就以“章”、“李”、“章李”、“李章”、“立早”、“地安门”等字词轮换使用。越到后来，“地安门”出现得越多。
章伯钧不同于费孝通，不烦劳朋友买药，洗衣，买果子酱，打听医院，张罗骨灰盒。由于冯亦代长于编辑业务，章伯钧又懒于写思想汇报。所以，父亲有几次请他帮忙代劳。遇到这个情况，冯亦代事先还要请示。“上午和彭通了个电话，十时去章家，给他抄了份‘认识’，到四时才回家。”[1959.2.11.p177]章伯钧不思上进，连罗隆基都不如。他把时间都用来买古籍、藏字画、玩古董、听戏、聚餐、聊天。看书，也是看线装书或德文书。对此，冯是有记录的：“十时半到了章家，一直到三点半才离去，看了他的日本画的收藏，都是复印品，但印刷是十分精致的。他收藏了一本哥德的《浮士德》，是十九世纪印刷的，所有的插版，都是腐蚀铜版印的，画得十分朴素，但刻工十分精细，看了使人爱不释手。”[1959.3.21.p203]又如，“晚去李章处喝蛤蚧酒，这是好酒，一杯下肚周身发热。”[1961.12.24.p343]
的确，到章家卧底，冯亦代用不着带盐鱼，他要带的是脑子、记性。因为呆的时间长，章伯钧议论多，有时还遇到其他右派分子，冯亦代便觉脑子不够用了。在1959年2月10日的日记里，他写道：“下午去章家，遇到陈铭德，谈了一下午才回来，写了封信给老彭。必须练习自己的记忆力，而且在记忆言语中能够有所分辨，这是做好工作的关键。”[p176]“从上午九时半出门，十时到达，一直到下午，全在章家，听他谈话，要记住这些话真困难，是前后不连贯，但也有一根无形的条，那就是不满意。但不是那么明显的。”[1959.3.3.pp190—191]本是朋友串门，章伯钧说话自然无主题、无中心，东一锤子、西一榔头。冯亦代不能当场记录，事后追记，难免疏漏。
为提高职业水平，他很注意研读相关书籍。比如，一次“去东安市场逛书店，买了一本《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手记》，回来即一口气读完，十分有兴趣”[1959.4.6.pp211—212]，“看了一本好书，是索菲诺夫的《捷尔任斯基生活的片段》，值得重看，对于契卡一段，更须好好研究，从中吸取教育自己的材料。”[1961.3.13.p308]他还阅读了尼基福罗夫的《布尔什维克的地下活动年代》等书籍。人的兴趣是惟一可以保持终生的东西。瞿秋白从容就义前，惦记的是家乡的豆腐，说“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在黑黑的牢房，书写白白的豆腐。他的灵魂由一个政治人物还原到情感柔软的书生，读后不觉泪下。于是，我真的奇怪了：冯亦代——一个搞欧美文学的人，读这些蹩脚货，何以总是屡屡地“令人兴奋”呢？
“谁知我汗血功？谁怜我千里才？”冯亦代的劳动强度也够大的。比如1960年3月16日这天，大概是公布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之际。冯亦代马不停蹄，上午去看王达仁，下午三时看钱端升，原定五时去陈铭德家，后来，在钱家呆得过久，才作罢。但第二天，上午去看陈铭德，下午三时去章家，一直到晚九时半才回家。第三天，就忙着汇报。再说了，冯亦代的工作也身不由己。每一步，都是上面铺排好的。比如1960年10月10日，原拟去找章，电话中知道章伯钧有事，“便得另日去看他，通知了老刘同志”[p275]。又如1961年6月13日：“晚上原拟去地安门，但打电话去，他们有客就不去了，这几次都不凑巧，总是碰到他有客在座，所以要谈的总谈不起来，今天则又有客。工作推不动有些心焦。”[p322]
毕竟冯亦代不是大右派，要想搜集到大右派和大知识分子的动态，就需要为他铺设台阶。反右之后，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专门办了一期“右派班”。学员个个大名鼎鼎：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费孝通、钱端升、钱伟长、储安平、龙云、陈铭枢、黄绍竑、谭惕吾、陈铭德、邓季惺、林汉达等。派冯亦代到这个班里来，不就一下子够得着所有对象了吗？听到这个消息，冯写道：“一方面由衷地对党怀着感谢，因为给予我这样一个可以加速改造的机会，一方面又觉得工作的责任很重，怕自己完不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夜里久久不能睡去，但心里有个信念，党既然信任我，交给我这个工作，我无论如何要不惜牺牲一切来完成这个任务。……彭奇同志给我打电话也说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有，的确没有，因为这正是我报答党、为党工作的大好机会。”[1958.11.29.p130]与彭见面后，他又说：“我心里十分愉快，感到党给我的信任培养，这次再不努力工作，我真太不像个人了，我一定要尽我的力量，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工作是艰巨而且陌生的，但想到党会指导我怎样去做，我便安心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感到十分兴奋。不要紧张，工作时一定得镇定，这是个艰巨的斗争，需要细心与机智，这是我最缺乏的……记住记住！”[1958.12.1.pp131—132]这期学员，真是各色人等，一应俱全。胡聊瞎扯，闲谈热议，成了冯亦代们(肯定不止他一人)施展手段的好时机。戴罪立功，正逢其时。冯亦代刺探的第一个对象是费孝通。这也是上面的铺排，把他和费孝通、潘光旦等人编排在一组。假如，冯不是章伯钧家的座上客，恐怕就会有另一种分组方法了。
工作迅速展开。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有个极其复杂的内心世界。冯亦代在一番积极主动之后，接着就有挣扎：“这几天睡得很坏，一睡就是不断地做梦……趁看病之便，回编辑部去了一次，但心里觉得不好受——好像那种负罪的感觉又回来了。”[1958.12.23.p147]用别人的血，去洗自己的罪，去洗权力者的手，能不痛苦吗？冯亦代是痛苦的，但痛苦之后，他又上路了：
1958年12月12日：下午去西苑人民公社劳动……后来和费孝通合成一组，因为他有绳子，而我找到了扁担……[p140]
1958年12月13日：回家之后就打电话给老彭，约定明天见面谈谈。[p141]
1958年12月22日：上午还是和费(孝通——笔者注)潘(光旦——笔者注)合作读文件……晚上打了电话给老彭，他不在，由老张接的，我请他给我个回电。我想和他谈谈。[p146]
1958年12月25日：今天没有大组会，还是自由结合的阅读文件，我和费、潘、李(景汉——笔者注)三人把《关于人民公社的若干问题》念完了，一共归并为十个问题，向大组提出。……打了电话给彭，他不在，由老张同志约定明天晚上去谈谈。[p149]
1958年12月26日：晚上去见了老彭，谈了一个小时，把今后该做的谈了，并知道学院在一月底放假……关心我的健康和家庭情况，心里很感动。[pp149—150]
1958年12月27日：下午去费、潘家里，谈了快两个钟点。[p150]
1958年12月29日：上午学院中打扫寝室，我除了把休息室搞干净外，还帮着费、潘去做了一工，因为潘是一条腿，而费则受了凉，气喘又开始了。回家打了电话给彭，他不在，把情况和老张同志谈了。[pp151—152]
1959年1月19日：下午自由小组对笔记，我和费、潘、浦、李在一块，没有对完就下课了。回家打了电话给彭，他不在，以后他来了电话，就在八点半去看他，谈了些情况。[p164]
1959年1月20日：下午在家写材料，四点半前送出。[p165]
1959年1月23日：今天是自己准备辩论的题目，我和费、潘、李三人合成一个小组。从讨论和争论中……晚上打了电话给彭，他不在。[p167]
1959年1月31日：休息后，给费作错误认识提意见……晚上安娜回来了，把我的工作的情况大致告诉她。她说“这是党给你的又一次考验，你必须小心工作，不要再蹈以前飘飘然的覆辙”。[p170]
1959年2月2日：下午则给孝通和张纪域所写错误认识提意见。晚上写一信给彭，送到他家里。[p171]
1960年8月5日：孝通和光旦都不住在城里，所以均未达到目的。[p257]
费孝通的性格是友善后面含傲气，平实里头有严谨。他对晚辈后生是热情的，也是爱护的。但对同辈，如果你不是学者、教授，则有所选择，很可能会客客气气地冷淡而去。要成为知己，就更为不易了。对像章伯钧这样的从政者，他是不大看得起的。父亲藏书很多，版本也好。但在费孝通眼里，章伯钧不过是“玩书”。言外之意，章不读书。我在报纸上看了他关于“玩书”的谈话，一点也不生气。学者理所当然地读书万卷。章伯钧乃“马路政客”(反右批判语)，理所当然地不学无术。那么冯亦代呢？非学非仕，搞西方文学，没去过西方；搞翻译工作，没有过像样的作品。就凭这么个低起点，要获得顶级学者费孝通的认可，还要能够跨进费家门，比接近一向慷慨大度的章伯钧，不知要难上多少倍。用心机，细思量，登门时“带了几条盐鱼去，做去访之由头也”[p168]。聚餐后，“去王府井大街，陪孝通买药……”[p182]药买不到，第二天自掏腰包“到八面槽给孝通去买药……”[p183]又“去国际友人服务处买了两罐果子酱给孝通送去”[p204]，还“送《十八家诗钞》”[p221]。费孝通的亲人病逝，他到“嘉兴寺殡仪馆，替孝通去打听一下骨灰盒的事情”[p209]。费孝通夫人腿脚有了毛病，他“去北线阁中医研究院给费太太打听风湿性关节炎门诊事，又到协和医院去问了一下”[p211]。他能“把他(孝通)托洗的衣服拿去(洗)了”[p326]。除此以外，冯亦代还给费孝通搞些文娱活动，如通过老刘“给费(全家)弄电影票《雪崩》[p251]、《万水千山》的戏票”。[p257]。
更为重要的是，冯亦代能判别出费孝通和章伯钧对个人政治前途的不同态度。费是进取的，章则消极得多，甚至继续玩他的“一贯两面派手法”(反右批判语)。针对费孝通的上进要求，冯亦代常给费的发言、检查、思想汇报正面提出意见。这一手，比几条盐鱼厉害多了！1959年2月26日下午，政协礼堂开座谈会，费孝通发了言，冯听得极其认真，既挑出某些字的毛病，又夸他“对于如何篡夺党的领导权”一段讲得真好。第二天，“张执一部长请了他们几个搞社会主义的人吃饭，他(费——笔者注)很兴奋。”[p187]中国戏曲的剧种有三百多个，成就最高的是昆腔(昆曲之前身)，人称水磨腔，一句十八弯，婉转迤逦，真是动人。冯亦代下的“水磨工夫”最终打动了费氏夫妇。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冯亦代受邀“在他家吃了午饭，和费太太一直谈到五时才坐车回来。他家院子里的桃花盛开，丁香都已露青了，一派春色……”[pp204—205]当然，费家庭院的美景是背景，引出费孝通的谈话兴致才是“关目”。一回到家，他不忘的仍是“送一封信给彭、刘”[p205]。
如此尽心卖力，上面也未必完全满意。就在送果子酱的那天，冯亦代在费家从上午坐到下午。能坐那么久，是因为他接受了特定任务。所谓的特定任务，今天看来就有点可笑。即在国内外发生大事或有了新政策的第一时间，需要搜集民主人士、知名学者的态度、言论和反应，提供上去。请看当时的日记：“在他家吃了午饭，和费太太一直谈到五时才坐车回来。……送了一封信给彭、刘。晚上想了想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觉得缺点很多，特别重要的是政治上不够敏感，如这次的阿伊问题，等老刘提出了，才认识到工作中根本没有想到这点，其次则是谈话的办法不多，不能得到对方确切的意见，这两方面都是需要急起直追，加以改进的，晚上把这些意见告诉彭、刘。”[1959.3.24.pp204—205]的确，难为冯亦代了，父亲对中东问题是最关心的。这也是他和罗隆基就国际形势争论不休的话题。冯到我家做客，根本无须诱导，章伯钧会自动打开话匣子，无奈费孝通是学者。
冯亦代都打到费、潘家里去了，成为坐探。活儿能白干吗？于是上面让彭奇请他到“森隆晚餐”，饭桌上，询问到冯亦代的经济情况。这令冯“十分感动”，说：“党对我是仁至义尽，自己如不再好好改造，做好工作，真成忘恩负义之徒了，夜间想了许多对不起党的地方，心里很难受，久久不能入睡，到清晨四时就醒了，以后就再睡不着了。一定要绝对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做好党交给我的工作，对得起党。”[p161]继而，彭又与冯亦代“谈了如何帮助冯浩(冯之子)的升学问题和冯陶(冯之女)的入团问题。……这次谈话使我很兴奋”，“日益体会到党对我的援救的那种温暖的关怀。”[pp197—198]老刘知道冯亦代喜欢艺术，多次请他一家人看歌剧《茶花女》[p235]、僮剧《刘三姐》[p257]、越剧《小忽雷》[p275]、盖叫天的京剧《武松打店》[p328]，再后来，老刘还与冯氏全家观赏芭蕾舞剧《天鹅湖》[p326]、舞剧《鱼美人》[p301]，冯亦代特别对儿女讲了戏票的来历，叫他们也跟着感动：“感谢党给我们的照顾。”[p301]
是温暖，还是残酷？总之，冯亦代的生活完全转变了。回家寻情，出家寻梦。有谁知道他寻的是什么？
到章伯钧家卧底
冯亦代轻易走进章家门，上面很满意。为了有利于工作，某部搭台架桥，将其调入民盟中央办盟刊。这样，就有了更宽的接触面，也有了更多的表演机会。
冯亦代的特征是：对所有人都好，善意溢于神态。这大概也是被他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他关注的人大多为民盟中央成员和文化精英，政界人物有罗隆基、叶笃义、费孝通、潘光旦、钱端升、浦熙修、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储安平、刘王立明、陶大镛、李景汉、吴景超、张志和、谭惕吾等。文化界人士有钱锺书、黄苗子、吴祖光、丁聪、董乐山。但重点只有一个，那就是章伯钧。《悔余日录》里，由于汇报父亲的文字密度太大，又太显眼，冯亦代就以“章”、“李”、“章李”、“李章”、“立早”、“地安门”等字词轮换使用。越到后来，“地安门”出现得越多。
章伯钧不同于费孝通，不烦劳朋友买药，洗衣，买果子酱，打听医院，张罗骨灰盒。由于冯亦代长于编辑业务，章伯钧又懒于写思想汇报。所以，父亲有几次请他帮忙代劳。遇到这个情况，冯亦代事先还要请示。“上午和彭通了个电话，十时去章家，给他抄了份‘认识’，到四时才回家。”[1959.2.11.p177]章伯钧不思上进，连罗隆基都不如。他把时间都用来买古籍、藏字画、玩古董、听戏、聚餐、聊天。看书，也是看线装书或德文书。对此，冯是有记录的：“十时半到了章家，一直到三点半才离去，看了他的日本画的收藏，都是复印品，但印刷是十分精致的。他收藏了一本哥德的《浮士德》，是十九世纪印刷的，所有的插版，都是腐蚀铜版印的，画得十分朴素，但刻工十分精细，看了使人爱不释手。”[1959.3.21.p203]又如，“晚去李章处喝蛤蚧酒，这是好酒，一杯下肚周身发热。”[1961.12.24.p343]
的确，到章家卧底，冯亦代用不着带盐鱼，他要带的是脑子、记性。因为呆的时间长，章伯钧议论多，有时还遇到其他右派分子，冯亦代便觉脑子不够用了。在1959年2月10日的日记里，他写道：“下午去章家，遇到陈铭德，谈了一下午才回来，写了封信给老彭。必须练习自己的记忆力，而且在记忆言语中能够有所分辨，这是做好工作的关键。”[p176]“从上午九时半出门，十时到达，一直到下午，全在章家，听他谈话，要记住这些话真困难，是前后不连贯，但也有一根无形的条，那就是不满意。但不是那么明显的。”[1959.3.3.pp190—191]本是朋友串门，章伯钧说话自然无主题、无中心，东一锤子、西一榔头。冯亦代不能当场记录，事后追记，难免疏漏。
为提高职业水平，他很注意研读相关书籍。比如，一次“去东安市场逛书店，买了一本《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手记》，回来即一口气读完，十分有兴趣”[1959.4.6.pp211—212]，“看了一本好书，是索菲诺夫的《捷尔任斯基生活的片段》，值得重看，对于契卡一段，更须好好研究，从中吸取教育自己的材料。”[1961.3.13.p308]他还阅读了尼基福罗夫的《布尔什维克的地下活动年代》等书籍。人的兴趣是惟一可以保持终生的东西。瞿秋白从容就义前，惦记的是家乡的豆腐，说“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在黑黑的牢房，书写白白的豆腐。他的灵魂由一个政治人物还原到情感柔软的书生，读后不觉泪下。于是，我真的奇怪了：冯亦代——一个搞欧美文学的人，读这些蹩脚货，何以总是屡屡地“令人兴奋”呢？
“谁知我汗血功？谁怜我千里才？”冯亦代的劳动强度也够大的。比如1960年3月16日这天，大概是公布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之际。冯亦代马不停蹄，上午去看王达仁，下午三时看钱端升，原定五时去陈铭德家，后来，在钱家呆得过久，才作罢。但第二天，上午去看陈铭德，下午三时去章家，一直到晚九时半才回家。第三天，就忙着汇报。再说了，冯亦代的工作也身不由己。每一步，都是上面铺排好的。比如1960年10月10日，原拟去找章，电话中知道章伯钧有事，“便得另日去看他，通知了老刘同志”[p275]。又如1961年6月13日：“晚上原拟去地安门，但打电话去，他们有客就不去了，这几次都不凑巧，总是碰到他有客在座，所以要谈的总谈不起来，今天则又有客。工作推不动有些心焦。”[p322]
告密是一个人内心里阴暗成分的表现，实质上是人性的扭曲。冯亦代的性格是在那个年代的制度性黑暗中，一点一点扭曲的。暗中所为之事，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真不知耻吗？不是的，要不然，他自己咋会说：“我这一行工作要有一天发给一个勋章报上刊登出来是不可能的，这样不啻是告诉别人自己是个什么人，而且以后就不用再想干这一行了。”[1961.8.19.p335]但是，他的政治观念在一系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彻底转变了。觉得自己真的错了，组织是对的。所以，一旦让他为组织做事，自会感到无比荣耀。即使告密也光荣，因为那是“保卫党的工作”[p258]。这样，“耻”就转化为“荣”了。他说：“以前的生命只是行尸走肉而已，今天我已经消除了那种腐朽的感伤的情绪，我觉得在保卫党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正日益丰富起来。”[1960.8.3.p256]他自认为“是在第一线作战”[p288]的“一个保卫工作者”[p258]，于是，心中“也就释然了”[p335]。灵魂里也没了耻感。他忠心耿耿，在日记里把“卧底”工作，叫“家里”的工作，列在首位。他所热爱的文学及翻译工作，则被排到了末尾。但到了某个时刻，他又有些清醒。1961年12月19日，他在剧场见到作家杨沫的丈夫马建民(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一见面，马校长就希望冯亦代能去北师大讲讲现代英美文学。回到家中，他在日记里叹道：“‘半生误我是虚名’，拿什么讲呢？近十年来简直什么也没有看……这苦味只有自己知道了。”[p342]
人生有信条，思想有取向，行为有准则。那么，哪些是最重要的呢？
当告密成为一种政治荣耀和义务之后，告密者的心里，就不会有负罪感和歉疚感了。面对头号大右派章伯钧，冯亦代生发出的是蔑视与鄙弃(尽管消受了你的好烟好酒和饥荒年月的好茶饭)。优越感的来由极其简单：我受组织的信任，你受我的监视。你是右派，我已不是。这也就是彭奇等人反复叮嘱的——思想上要跳出右派圈子。我认为冯很有可能还会因为出色的告密，而产生成就感和归属感，要知道他是在为政治权威尽义务。日记里对同类的鄙视，俯拾即是：
章伯钧今天来学习了，见了我寒暄一番，说“我没有领导好，使你们出了偏差”，还是当时副主席的派头。[1958.12.16.p143]
下午去章家，听了一下午的废话，但有一句话，却使我十分注意，那就是他说在思想上必须力争上游，我不知他指的什么？……晚上写了信给彭。[1959.2.18.pp181—182]
晚上去章家，听他的废话，到十时半才回家。[1959.4.24.p221]
上午十一时去章家，一直到下午五时才回来，我真讨厌他的资产阶级面目，但为了工作，我必须处理得好，同时这也是给我的反面教材，对我改造有好处。立场党性就是在这种方面得到考验。[1960.1.26.p233]
晚去地安门，瞎谈一气。[1960.9.2.p263]
我想，冯亦代在日记里，对父母用辞轻蔑也许还有一个因素。这是他不愿意说出来的。那就是章伯钧对他的译作评价不高，有过多次批评。
父亲看了他的几篇译作后，说：“亦代呀，翻译水平最后还是要看你的母语水平。你的中文要从底子上好好弄一下。”他的脸蓦地红了，什么都没说，大概也没跟老刘说。
母亲则认为他的字写得太差。说：“亦代，你的字怎么没骨头？”冯亦代随即说：“李大姐，你来教我写字吧。”
“我找些碑帖来，你先临摹一段时间。”母亲说罢，没几天就把碑帖给他准备好了。
父亲借给他的古书，冯亦代是还的。母亲借的碑帖，不还。催了多次，他只是笑着说：“我还在练习呢！”二十年以后，母亲每提起这件事，都气呼呼的，心疼得要死。
树要皮，人要脸。文人要紧的是文字、文章，此乃脸面、体面之所在。父母揭了他的短，虽属无意，但冯亦代还是很受伤。所以，朱正先生认为在他的日记里“对章的敌意是很深的”。怎么能没有敌意呢？
父亲总是直呼其名地指责人和事，特别是三年大饥荒时期，其批评之尖锐不下于聂绀弩。1957年前，毛泽东就知道章伯钧在背后骂共产党。因此，冯的密告材料相比于其他监视章伯钧的人，数量、质量都是非常高的。太有成绩了！大概到了1961年，上面便不叫他做无偿劳动了。“晚上和老刘同志谈了将近二小时，把工作研究了一番，家里给了我一些费用，老刘同志说有什么个人的花费，也可以用。不过我总觉得能够不用家里的钱最好。”[1961.8.7.p332]某部内部举办电影晚会和干部晚会，破例叫他参加[p324、p353]；赠送最热门的世乒赛票[p312]；之后是调整工资，恢复十五级每月124元[p340]；老刘多次与他和他的家人吃大同酒家，1961年的新年前夕，刘冯两家人吃全聚德烤鸭，他“心里十分感动，喝得醉醺醺的”[p291]。如此看来，他们几乎成为同志加战友了。冯亦代是最早摘掉右派帽子的，因工作的长期性和工作对象的特殊性，一直是保密的。1960年7月2日，老刘和他商量“摘帽子是否公开的问题”[p254]。他立即表态：“为了工作，公不公开不是问题。”[p254]
尽了心力之后，冯亦代觉得自己应该申请加入共产党。他是在1960年1月第一次提出申请。以后多次提出，他在1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活得像个布尔什维克……我想总有一天我会争取到这份光荣的。”[p281]1961年4月25日，“想再次申请入党。”[p313]同年6月14日的日记里，他写明“党的四十周年诞辰的时候，我拿什么献礼的问题。我想再提一次入党的申请，把我的余生无条件地献给党，献给革命。”[p323]不知为什么，他的申请始终未获批准。
1978：他结束了黑暗
1967年，父亲和他都被民盟中央的造反派关进机关的牛棚。母亲天天下午去探视，去的时候，不忘带些吃的。第一天，因为毫无准备就拿了一块红薯。此后，母亲就专门去买些罐头、水果、饼干。父亲总把这些食品藏得好好的。他悄悄对母亲说：“亦代和我关在一起。很奇怪，他的老婆和孩子怎么不来看他？”“一次都不来看？”母亲问。
父亲说：“是的。所以，你送来的东西，我要乘人不防备，偷偷给他一半。”
我和冯亦代有单独的往来。看展览，看戏，一起吃饭，一起逛动物园。他送我许多书。如巴乌托夫斯基的《金蔷薇》、钱锺书的《管锥编》、爱伦堡的《人生·岁月·生活》。大概是1959年，上海滑稽戏《满意不满意》来京，在东华门的儿童影剧院演出。全剧用上海话对白，他见我不懂，就在耳边当起翻译。一路看下来，很辛苦。我喜欢他辛苦。1963年年底，我要去四川工作了。父母舍不得我离开，他也舍不得，到火车站送行。我也忧伤，时间一点点积攒着依恋和难舍。到了四川，给父母写信的同时，也给他写信。即使到了监狱，也不忘问候他。在给母亲的信里，总要附上一句：“冯伯伯好不好，还来咱们家吗？”母亲忍不住了，在一封回信里说：你现在是犯人，不要询问别人的情况。我知道，这里指的别人，就是冯亦代。
1978年我出狱回京。他陪母亲一道在火车站接我，见我消瘦又憔悴，他眼圈红了。母亲告诉我，每年父亲的诞辰日，冯亦代都会陪自己到老山纪念堂扫墓。这一年的十月初一，我和母亲去扫墓，冯亦代早早到了。见到我，他说：“你回来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祭扫。”
他的目光望着远处，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语：“伯老，真是好人，他对我真好。”
1980年代，他主编《读书》杂志，锋头极健，像完全换了一个人。每一期都送给我，我们也恢复了通信。几十年间，冯亦代给我的信函有数百封，但自这段时期起，他的信越写越好，因为他走出了阴影，也结束了内心的黑暗。比如1980年8月的一封：“……人总得凭一些希望生活，哪怕是一些虚无漂渺的希望，而生活下去。少年时我有各种美好的希望，我迷恋于一个新的社会，最美满的高度的精神生活。十年动乱，使我幻灭，哀莫大于心死。但是你回来了。我似乎又有了希望。我是搞文字的，我希望有个传人，我一直喜欢你的灵气，所以我希望你是一个动笔的人……我到车站去迎你，看见你那双呆涩的眼睛，我真想抱着你痛哭一场。我怕你这十年的坎坷毁灭了你的灵性。我知道一个人幻灭的痛苦。我要弥补你心灵里的伤痕。这就是我新生的希望。”接着，他去美国访问，又给我写了长信，说：“飞机在高空长驱又盘旋，我想起了受苦而可爱的小愚……”
1990年代，冯亦代与演员黄宗英结婚的前几天，把我叫到位于小西天的家中。发如雪，鬓已霜，屋里响着小提琴曲，我总觉得他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在送我出门的时候，突然激动起来，握着我的手说：“小愚，我人生的最后一本书，你来给我出版吧。”
洪荒之后，冯亦代于匍匐中翻身站起，面对冤魂遍野、落英凋谢，他悚然而惊，开始正视自己以密告为能事的历史，悔疚不已。他无力探究一生，只有公开那段日记。他所说的最后一本书，难道就是这本《悔余日录》？他没有勇气直面我，选择公布于社会，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冯亦代的晚年是出色的，社会形势也起了巨大变化。但成功的光环无法销蚀有耻有痛的记忆。一个人不论你做过什么，能够反躬自问，就好。（章诒和）
人生有信条，思想有取向，行为有准则。那么，哪些是最重要的呢？
当告密成为一种政治荣耀和义务之后，告密者的心里，就不会有负罪感和歉疚感了。面对头号大右派章伯钧，冯亦代生发出的是蔑视与鄙弃(尽管消受了你的好烟好酒和饥荒年月的好茶饭)。优越感的来由极其简单：我受组织的信任，你受我的监视。你是右派，我已不是。这也就是彭奇等人反复叮嘱的——思想上要跳出右派圈子。我认为冯很有可能还会因为出色的告密，而产生成就感和归属感，要知道他是在为政治权威尽义务。日记里对同类的鄙视，俯拾即是：
章伯钧今天来学习了，见了我寒暄一番，说“我没有领导好，使你们出了偏差”，还是当时副主席的派头。[1958.12.16.p143]
下午去章家，听了一下午的废话，但有一句话，却使我十分注意，那就是他说在思想上必须力争上游，我不知他指的什么？……晚上写了信给彭。[1959.2.18.pp181—182]
晚上去章家，听他的废话，到十时半才回家。[1959.4.24.p221]
上午十一时去章家，一直到下午五时才回来，我真讨厌他的资产阶级面目，但为了工作，我必须处理得好，同时这也是给我的反面教材，对我改造有好处。立场党性就是在这种方面得到考验。[1960.1.26.p233]
晚去地安门，瞎谈一气。[1960.9.2.p263]
我想，冯亦代在日记里，对父母用辞轻蔑也许还有一个因素。这是他不愿意说出来的。那就是章伯钧对他的译作评价不高，有过多次批评。
父亲看了他的几篇译作后，说：“亦代呀，翻译水平最后还是要看你的母语水平。你的中文要从底子上好好弄一下。”他的脸蓦地红了，什么都没说，大概也没跟老刘说。
母亲则认为他的字写得太差。说：“亦代，你的字怎么没骨头？”冯亦代随即说：“李大姐，你来教我写字吧。”
“我找些碑帖来，你先临摹一段时间。”母亲说罢，没几天就把碑帖给他准备好了。
父亲借给他的古书，冯亦代是还的。母亲借的碑帖，不还。催了多次，他只是笑着说：“我还在练习呢！”二十年以后，母亲每提起这件事，都气呼呼的，心疼得要死。
树要皮，人要脸。文人要紧的是文字、文章，此乃脸面、体面之所在。父母揭了他的短，虽属无意，但冯亦代还是很受伤。所以，朱正先生认为在他的日记里“对章的敌意是很深的”。怎么能没有敌意呢？
父亲总是直呼其名地指责人和事，特别是三年大饥荒时期，其批评之尖锐不下于聂绀弩。1957年前，毛泽东就知道章伯钧在背后骂共产党。因此，冯的密告材料相比于其他监视章伯钧的人，数量、质量都是非常高的。太有成绩了！大概到了1961年，上面便不叫他做无偿劳动了。“晚上和老刘同志谈了将近二小时，把工作研究了一番，家里给了我一些费用，老刘同志说有什么个人的花费，也可以用。不过我总觉得能够不用家里的钱最好。”[1961.8.7.p332]某部内部举办电影晚会和干部晚会，破例叫他参加[p324、p353]；赠送最热门的世乒赛票[p312]；之后是调整工资，恢复十五级每月124元[p340]；老刘多次与他和他的家人吃大同酒家，1961年的新年前夕，刘冯两家人吃全聚德烤鸭，他“心里十分感动，喝得醉醺醺的”[p291]。如此看来，他们几乎成为同志加战友了。冯亦代是最早摘掉右派帽子的，因工作的长期性和工作对象的特殊性，一直是保密的。1960年7月2日，老刘和他商量“摘帽子是否公开的问题”[p254]。他立即表态：“为了工作，公不公开不是问题。”[p254]
尽了心力之后，冯亦代觉得自己应该申请加入共产党。他是在1960年1月第一次提出申请。以后多次提出，他在11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活得像个布尔什维克……我想总有一天我会争取到这份光荣的。”[p281]1961年4月25日，“想再次申请入党。”[p313]同年6月14日的日记里，他写明“党的四十周年诞辰的时候，我拿什么献礼的问题。我想再提一次入党的申请，把我的余生无条件地献给党，献给革命。”[p323]不知为什么，他的申请始终未获批准。
1978：他结束了黑暗
1967年，父亲和他都被民盟中央的造反派关进机关的牛棚。母亲天天下午去探视，去的时候，不忘带些吃的。第一天，因为毫无准备就拿了一块红薯。此后，母亲就专门去买些罐头、水果、饼干。父亲总把这些食品藏得好好的。他悄悄对母亲说：“亦代和我关在一起。很奇怪，他的老婆和孩子怎么不来看他？”“一次都不来看？”母亲问。
父亲说：“是的。所以，你送来的东西，我要乘人不防备，偷偷给他一半。”
我和冯亦代有单独的往来。看展览，看戏，一起吃饭，一起逛动物园。他送我许多书。如巴乌托夫斯基的《金蔷薇》、钱锺书的《管锥编》、爱伦堡的《人生·岁月·生活》。大概是1959年，上海滑稽戏《满意不满意》来京，在东华门的儿童影剧院演出。全剧用上海话对白，他见我不懂，就在耳边当起翻译。一路看下来，很辛苦。我喜欢他辛苦。1963年年底，我要去四川工作了。父母舍不得我离开，他也舍不得，到火车站送行。我也忧伤，时间一点点积攒着依恋和难舍。到了四川，给父母写信的同时，也给他写信。即使到了监狱，也不忘问候他。在给母亲的信里，总要附上一句：“冯伯伯好不好，还来咱们家吗？”母亲忍不住了，在一封回信里说：你现在是犯人，不要询问别人的情况。我知道，这里指的别人，就是冯亦代。
1978年我出狱回京。他陪母亲一道在火车站接我，见我消瘦又憔悴，他眼圈红了。母亲告诉我，每年父亲的诞辰日，冯亦代都会陪自己到老山纪念堂扫墓。这一年的十月初一，我和母亲去扫墓，冯亦代早早到了。见到我，他说：“你回来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祭扫。”
他的目光望着远处，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语：“伯老，真是好人，他对我真好。”
1980年代，他主编《读书》杂志，锋头极健，像完全换了一个人。每一期都送给我，我们也恢复了通信。几十年间，冯亦代给我的信函有数百封，但自这段时期起，他的信越写越好，因为他走出了阴影，也结束了内心的黑暗。比如1980年8月的一封：“……人总得凭一些希望生活，哪怕是一些虚无漂渺的希望，而生活下去。少年时我有各种美好的希望，我迷恋于一个新的社会，最美满的高度的精神生活。十年动乱，使我幻灭，哀莫大于心死。但是你回来了。我似乎又有了希望。我是搞文字的，我希望有个传人，我一直喜欢你的灵气，所以我希望你是一个动笔的人……我到车站去迎你，看见你那双呆涩的眼睛，我真想抱着你痛哭一场。我怕你这十年的坎坷毁灭了你的灵性。我知道一个人幻灭的痛苦。我要弥补你心灵里的伤痕。这就是我新生的希望。”接着，他去美国访问，又给我写了长信，说：“飞机在高空长驱又盘旋，我想起了受苦而可爱的小愚……”
1990年代，冯亦代与演员黄宗英结婚的前几天，把我叫到位于小西天的家中。发如雪，鬓已霜，屋里响着小提琴曲，我总觉得他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在送我出门的时候，突然激动起来，握着我的手说：“小愚，我人生的最后一本书，你来给我出版吧。”
洪荒之后，冯亦代于匍匐中翻身站起，面对冤魂遍野、落英凋谢，他悚然而惊，开始正视自己以密告为能事的历史，悔疚不已。他无力探究一生，只有公开那段日记。他所说的最后一本书，难道就是这本《悔余日录》？他没有勇气直面我，选择公布于社会，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冯亦代的晚年是出色的，社会形势也起了巨大变化。但成功的光环无法销蚀有耻有痛的记忆。一个人不论你做过什么，能够反躬自问，就好。（章诒和）
读过此文，不知道诸位有何感受？冯亦代自己写的《悔余日记》可是公开发行的，当然，某个教主可以说这是冯自己胡编乱造的，用于诋毁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某些人眼里，能过上身边藏着一个卧底的日子那才是春光明媚百花香的美好社会。
史良与章伯钧的友谊
史良长得美，也爱美，又懂美。这三“美”相加，使她无论走到哪里，来到什么场合，都与众不同。
20世纪50年代初夏的一天，史良坐着小轿车来到章伯钧家。只见浓施脂粉的史良，身着白哔叽西服套裙，脚穿白色麂皮高跟凉鞋，飘然而至。
章伯钧家的庭院里缠绕在竹篱笆上的鸟萝松，正绽放着朵朵红花。那小巧的花形和鲜丽的花色，勾起她的兴致，俯身摘了几朵，托在手心，便直奔北屋。接着，从大客厅里传来了一声史良的吴侬软语：“伯钧，你家的镜子呢？”章伯钧带路，引她到妻子的梳妆台前，史良仔仔细细地把小红花一朵朵嵌入上衣的扣眼，嵌好后还左右端详。公事谈毕，她便戴着胸前的那些“鸟萝松”匆匆离去。
一个寒冷的冬日，民盟中央的几个负责人在章伯钧家开会。会开久了，茶喝多了，人们陆续如厕。
史良当日并没有对章伯钧家的卫生间及其使用发表任何看法。翌日下午，史部长又来到章伯钧家里，手里还提着两大包东西。 章 伯 钧
史良被请进客厅。她把牛皮纸包的东西，往客厅当中的桌上一放，笑眯眯地说：“我今天不请自到，是特意给你们送洗脸毛巾来的。一包是一打，一打是12条。这是两包，共24条。我昨天去卫生间，看了你家的毛巾，都该换了。”她转身对章伯钧的妻子说：“健生，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章伯钧妻子的脸顿时红了，章伯钧也很不好意思。
在民盟中央，一般人都知道史良与章伯钧的私人关系是相当不错的。一次，章伯钧患重感冒，愈后人很虚弱。史良得知后，很快叫人送来一只沉甸甸的宜兴小罐，章妻揭开盖子，一股鸡汤的浓香直扑鼻子。史良还带话给章妻：“不管伯钧生不生病，他今后吃鸡都要像这样单做。”章伯钧用小细瓷勺舀着喝，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说：“史大姐因高血压住进北京医院的时候，小陆都要送这种小罐鸡汤。”
史良的丈夫叫陆殿栋，外交部的一个专员，这个差事是周恩来安排他的。他的年龄比史良小，所以大家都叫他小陆。当时在上海，史良已经是个名律师，陆殿栋还在巡捕房当巡警。章伯钧在谈到此事时，他对家人说：“他们的结合幸福不幸福？大家心里明白。有时我想史大姐一觉醒来，恐怕会发现自己的眼泪湿透了枕衾。”
虽然陆殿栋对妻子照料之周，体贴之细，令所有的男人自愧弗如，也让所有的女人暗羡史良能有这样的夫君陪伴，实在是福。但人们都认为史良应该享有更好的婚姻生活，可惜她失去了机会。她原本和罗隆基相爱，却因种种原因失去结合的机会。
史良长得美，也爱美，又懂美。这三“美”相加，使她无论走到哪里，来到什么场合，都与众不同。
20世纪50年代初夏的一天，史良坐着小轿车来到章伯钧家。只见浓施脂粉的史良，身着白哔叽西服套裙，脚穿白色麂皮高跟凉鞋，飘然而至。
章伯钧家的庭院里缠绕在竹篱笆上的鸟萝松，正绽放着朵朵红花。那小巧的花形和鲜丽的花色，勾起她的兴致，俯身摘了几朵，托在手心，便直奔北屋。接着，从大客厅里传来了一声史良的吴侬软语：“伯钧，你家的镜子呢？”章伯钧带路，引她到妻子的梳妆台前，史良仔仔细细地把小红花一朵朵嵌入上衣的扣眼，嵌好后还左右端详。公事谈毕，她便戴着胸前的那些“鸟萝松”匆匆离去。
一个寒冷的冬日，民盟中央的几个负责人在章伯钧家开会。会开久了，茶喝多了，人们陆续如厕。
史良当日并没有对章伯钧家的卫生间及其使用发表任何看法。翌日下午，史部长又来到章伯钧家里，手里还提着两大包东西。 章 伯 钧
史良被请进客厅。她把牛皮纸包的东西，往客厅当中的桌上一放，笑眯眯地说：“我今天不请自到，是特意给你们送洗脸毛巾来的。一包是一打，一打是12条。这是两包，共24条。我昨天去卫生间，看了你家的毛巾，都该换了。”她转身对章伯钧的妻子说：“健生，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章伯钧妻子的脸顿时红了，章伯钧也很不好意思。
在民盟中央，一般人都知道史良与章伯钧的私人关系是相当不错的。一次，章伯钧患重感冒，愈后人很虚弱。史良得知后，很快叫人送来一只沉甸甸的宜兴小罐，章妻揭开盖子，一股鸡汤的浓香直扑鼻子。史良还带话给章妻：“不管伯钧生不生病，他今后吃鸡都要像这样单做。”章伯钧用小细瓷勺舀着喝，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说：“史大姐因高血压住进北京医院的时候，小陆都要送这种小罐鸡汤。”
史良的丈夫叫陆殿栋，外交部的一个专员，这个差事是周恩来安排他的。他的年龄比史良小，所以大家都叫他小陆。当时在上海，史良已经是个名律师，陆殿栋还在巡捕房当巡警。章伯钧在谈到此事时，他对家人说：“他们的结合幸福不幸福？大家心里明白。有时我想史大姐一觉醒来，恐怕会发现自己的眼泪湿透了枕衾。”
虽然陆殿栋对妻子照料之周，体贴之细，令所有的男人自愧弗如，也让所有的女人暗羡史良能有这样的夫君陪伴，实在是福。但人们都认为史良应该享有更好的婚姻生活，可惜她失去了机会。她原本和罗隆基相爱，却因种种原因失去结合的机会。
反右”时史良揭发章伯钧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气不顺、想不通的章伯钧，想找个人说叨说叨。他首先想到的是史良，当晚就找上门去。而此时的史良在判断问题上要比章伯钧理性得多，她掂出了事情的分量，觉得前几天储安平的“党天下”的发言问题严重，已经超出了被容许的界限。所以她问章伯钧：“伯钧，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先和你商量过没有？”
章伯钧答：“没有，罗隆基是看过的。”
史良的问话，并未引起章伯钧的警觉醒来，却引发出他对现实的不满，大发议论。回到家中，妻子关切地问：“你和史良谈得怎么样？”
章伯钧说：“很好。”是的，他的感觉很好。当夜他睡得也好。
6月14日晚，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会上，史良作了长篇发言。第一段是她继续帮助共产党整风，给司法工作提意见；第二段是以储安平为靶子，要求民盟中央面对反右斗争的形势，明确表态并划清界线。最后，史良话锋一转，矛头直指章伯钧。她说：“在这里我要向章伯钧副主席提一点意见。在上次中央小组座谈会上，伯钧的发言中，对储安平的批评，我认为是很不够的，是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
史良接着又说：“记得上星期六晚间（6月8日）伯钧来找我谈话，我是问过伯钧的。我问他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前和你商量过没有？他说：‘没有，罗隆基是看过的。’伯钧又说：‘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的。’当时伯钧说这样的话，我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看了伯钧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和他那天晚上所讲的完全不同。因此，我必须请伯钧说个明白。是不是伯钧也有两套做法，在群众面前讲的是一套，在背后讲的又是一套呢？......”
史良的结束语，是落在了曾与自己最为亲密的人身上：“罗隆基现在出国，等到他回来以后，我也希望他能够有所交代。”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均在头版头条，刊载了史良发言的全文。这篇新华社的通讯稿是以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态度划清界限，质问章伯钧是不是也有两套做法”为通栏大标题，并将章伯钧在史良家中说的那段“......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作为内容摘要，以黑体字排印。
章伯钧看了报纸，吃完午饭，把筷子一放，对妻子说：“我相信，史良在发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为她在决定开口以前，先要吃掉良心。”
从此，章伯钧和史良二人再无往来。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气不顺、想不通的章伯钧，想找个人说叨说叨。他首先想到的是史良，当晚就找上门去。而此时的史良在判断问题上要比章伯钧理性得多，她掂出了事情的分量，觉得前几天储安平的“党天下”的发言问题严重，已经超出了被容许的界限。所以她问章伯钧：“伯钧，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先和你商量过没有？”
章伯钧答：“没有，罗隆基是看过的。”
史良的问话，并未引起章伯钧的警觉醒来，却引发出他对现实的不满，大发议论。回到家中，妻子关切地问：“你和史良谈得怎么样？”
章伯钧说：“很好。”是的，他的感觉很好。当夜他睡得也好。
6月14日晚，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会上，史良作了长篇发言。第一段是她继续帮助共产党整风，给司法工作提意见；第二段是以储安平为靶子，要求民盟中央面对反右斗争的形势，明确表态并划清界线。最后，史良话锋一转，矛头直指章伯钧。她说：“在这里我要向章伯钧副主席提一点意见。在上次中央小组座谈会上，伯钧的发言中，对储安平的批评，我认为是很不够的，是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
史良接着又说：“记得上星期六晚间（6月8日）伯钧来找我谈话，我是问过伯钧的。我问他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前和你商量过没有？他说：‘没有，罗隆基是看过的。’伯钧又说：‘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的。’当时伯钧说这样的话，我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看了伯钧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和他那天晚上所讲的完全不同。因此，我必须请伯钧说个明白。是不是伯钧也有两套做法，在群众面前讲的是一套，在背后讲的又是一套呢？......”
史良的结束语，是落在了曾与自己最为亲密的人身上：“罗隆基现在出国，等到他回来以后，我也希望他能够有所交代。”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均在头版头条，刊载了史良发言的全文。这篇新华社的通讯稿是以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态度划清界限，质问章伯钧是不是也有两套做法”为通栏大标题，并将章伯钧在史良家中说的那段“......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作为内容摘要，以黑体字排印。
章伯钧看了报纸，吃完午饭，把筷子一放，对妻子说：“我相信，史良在发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为她在决定开口以前，先要吃掉良心。”
从此，章伯钧和史良二人再无往来。
“文革”中史良遭批斗
1966年“文革”爆发。
一天，民盟中央的人通知章伯钧去王府井东厂胡同（民盟中央所在地）接受革命群众的大批判。下午一点多，年迈的章伯钧徒步而归。
章伯钧把妻子和女儿章诒和招呼过来，说：“我满以为民盟是批斗我，到了会场才知道，我是个陪斗。原来今天批斗的对象是史良。她血压高，那些民盟机关干部，偏要她把腰弯得低低的。开初的批判，不过是些口号和空话。后来，他们居然把搜去的史良写给老罗的情书，拿出来当材料宣读，并质问史良到底和这个大右派是什么关系。史良直起腰回答：‘我爱他。’在中国，一个女人能这样做，是很不简单了，也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史良好象又回到了从前。”他所说的是指1957年以前。
章伯钧接着说：“当初，他俩的恋爱失败，史良曾经向罗隆基索讨自己写的书信，这个努生（罗的字）就是不给，把风流余韵系于纸墨之间。现在都成了罪证和炮弹，投向这些从前爱过他、现在还活着的女人。”
“健生，”章伯钧唤着妻子的名字，又道，“今天这个会，最让我心痛的是，民盟会堕落成这个样子，一个批斗会搞得如此下作。”
这个批斗会，成了章伯钧和史良之间最后的会晤。
1969年章伯钧病逝。
1966年“文革”爆发。
一天，民盟中央的人通知章伯钧去王府井东厂胡同（民盟中央所在地）接受革命群众的大批判。下午一点多，年迈的章伯钧徒步而归。
章伯钧把妻子和女儿章诒和招呼过来，说：“我满以为民盟是批斗我，到了会场才知道，我是个陪斗。原来今天批斗的对象是史良。她血压高，那些民盟机关干部，偏要她把腰弯得低低的。开初的批判，不过是些口号和空话。后来，他们居然把搜去的史良写给老罗的情书，拿出来当材料宣读，并质问史良到底和这个大右派是什么关系。史良直起腰回答：‘我爱他。’在中国，一个女人能这样做，是很不简单了，也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史良好象又回到了从前。”他所说的是指1957年以前。
章伯钧接着说：“当初，他俩的恋爱失败，史良曾经向罗隆基索讨自己写的书信，这个努生（罗的字）就是不给，把风流余韵系于纸墨之间。现在都成了罪证和炮弹，投向这些从前爱过他、现在还活着的女人。”
“健生，”章伯钧唤着妻子的名字，又道，“今天这个会，最让我心痛的是，民盟会堕落成这个样子，一个批斗会搞得如此下作。”
这个批斗会，成了章伯钧和史良之间最后的会晤。
1969年章伯钧病逝。
新中国时期的史良
1949年9月21日，史良作为民盟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司法部部长和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还被选为全国妇联执行委员、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0年史良在民盟四中全会上被选为常委，1953年开始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
1957年以后,由于“左”的路线干扰,刚开始建立的法制遭到破坏，司法部被撤消，史良由司法部长改任人大常委委员｡
十年“文革”期间，史良也受到迫害，被造反派抄家、勒令写检查和参加劳动，幸而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她才免遭更大的灾难；1976年初，史良的丈夫陆殿栋在外交部举行的怀念周恩来总理的追思会上发言回忆总理对他的亲切关怀时，情绪激动，痛哭失声，结果诱发心脏病不幸身亡，使史良的健康受到严重的伤害。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使中国又开始了新的征程，民盟也重新恢复活动，史良对这一重大转折感到由衷地高兴，1979年10月民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 举史良继任主席。
此外，史良还担任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史良在人民共和国度过了36个春秋，她铭记自己解放前说过的人民是主人､官吏是主人的公仆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严于律己、自奉甚俭；解放后，她将自己在1948年承办一件大遗产案获得的上海十余幢房屋报酬全部献给国家，另一栋三层楼的60余间房屋拨给民盟上海市委作办公用｡
1985年9月6日，史良因病逝世，身后没有给亲属留下任何遗产……
1949年9月21日，史良作为民盟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司法部部长和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还被选为全国妇联执行委员、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0年史良在民盟四中全会上被选为常委，1953年开始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
1957年以后,由于“左”的路线干扰,刚开始建立的法制遭到破坏，司法部被撤消，史良由司法部长改任人大常委委员｡
十年“文革”期间，史良也受到迫害，被造反派抄家、勒令写检查和参加劳动，幸而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她才免遭更大的灾难；1976年初，史良的丈夫陆殿栋在外交部举行的怀念周恩来总理的追思会上发言回忆总理对他的亲切关怀时，情绪激动，痛哭失声，结果诱发心脏病不幸身亡，使史良的健康受到严重的伤害。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使中国又开始了新的征程，民盟也重新恢复活动，史良对这一重大转折感到由衷地高兴，1979年10月民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 举史良继任主席。
此外，史良还担任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史良在人民共和国度过了36个春秋，她铭记自己解放前说过的人民是主人､官吏是主人的公仆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严于律己、自奉甚俭；解放后，她将自己在1948年承办一件大遗产案获得的上海十余幢房屋报酬全部献给国家，另一栋三层楼的60余间房屋拨给民盟上海市委作办公用｡
1985年9月6日，史良因病逝世，身后没有给亲属留下任何遗产……
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
作者：章诒和
作者系章伯钧先生女公子，《老照片》第二十六期发表
史良（一九零零－一九八五）江苏常州人，女。一九三一年后，任上海律师公会执
行委员，上海妇女救国会常委。一九三六年被国民党所逮捕，为历史上著名“七君
子”之一。抗日战争期间，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民主运动。一九三八年后，任妇
女指导委员会委员兼联络会主任，第一、二届参政员。一九四二年，任民盟中央常
委、重庆市支部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期间，为上海民盟执行部负责人之一。一九四
九年后，任国家司法部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是第二至
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常
委。——摘自《二十世纪中国名人辞典》
这个辞典上的史良，是以职务为材料，年经事纬，叙列出来的人。在民主党派史料
汇编里或共和国部长传记里，对她的介绍要比这个条目详尽些，约有千余字。除了
对“七君子事件”的叙述而外，还强调解放前的史良作为享有崇高威望的著名律师，
如何敢于同邪恶势力进行斗争，营救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解放后的史良
作为首任司法部部长（她和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是当时仅有的两位女部长），如何建
立和健全了人民司法机构和工作；作为一个民主党派（民盟）负责人的史良，如何
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即使在“文革”期中，也没有动摇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等等。
这些内容写得准确又周正。但活在我心里、刻在我记忆中的史良，就不仅是条目所
写的这么一副干巴巴的样子。
她是我小时候崇拜的美丽女性。只要父亲说上一句：今天史大姐要来。我听了，顿
时就血液沸腾，兴奋不已。自己长得不漂亮，常对着镜子自语：不是说女大十八变
吗？我啥时能变得有点像史良就好了。史良长得美，也爱美，又懂美。这三“美”
相加，使得她无论走到哪里，来到什么场合，都与众不同。
史良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在五十年代初的夏季。她让秘书打来电话说，有事要来我家
和父亲商量。那时，父亲官场得意，我家住的是座有七十九间房的大四合院。宽阔
的庭院，已是绿叶成荫，晨风拂来，透着凉意。在家中，没有父亲的容许，子女是
不能随便跑出来叨扰客人的。我便躲在耳房，两眼直瞪窗外。
那年头的北京，人稀车少。史良坐小轿车从她的住地东总布胡同到我家的地安门内
东吉祥胡同，要不了多久。过一会儿，淡施脂粉的史良，身着白哔叽西服套裙，脚
穿白色麂皮高跟凉鞋，飘然而至。庭院里缠绕在竹篱笆上的鸟萝松，正绽放着朵朵
红花。那小巧的花形和鲜丽的花色，勾起她的兴致，俯身摘了几朵，托在手心，便
直奔北屋。接着，从大客厅传来了一声史良的吴侬软语：“伯钧（父亲姓章名伯钧
），你家的镜子呢？”父亲带路，引她到母亲的梳妆台前。我瞅见史良仔仔细细地
把小红花一个个嵌入上衣的扣眼，嵌好后还左右端详。公事谈毕，她带着胸前的那
些“鸟萝松”匆匆离去。
一个炎热的下午，史良又来我家做客。这次，她穿的是用香云纱①做的“布拉吉”
（即连衣裙）。她走后，母亲把史良的这身衣服夸赞得不得了，对我说：“自从新
中国的电影、话剧，把香云纱的裤褂作为国民党特务的专业服以后，人们拿这世界
上最凉快的衣料简直就没有办法了。你爸爸从香港带回的几件香云纱成衣，也只好
在家休息的时候换上，成了业余装。看看人家史大姐（这一直是母亲对她的叫法），
居然能做成“布拉吉”穿到司法部去。”此后四十余载，我没见过第二个女人像史
良这样地穿着。
直到九十年代末，北京的时髦女性在“怀旧风”的席卷之下，拣起了香云纱。我跑
遍大型商厦，终于也找到一件用它做的西式衬衫。面对三百多元的价格，我毫不犹
豫地拿下。其实，这不是在买衬衫，而是为了复制出一种记忆。
一九五六年，母亲与她同去印度访问，史良是中国妇女代表团团长，母亲是代表团
的成员。这些中国妇女界的精英们在参观了医院、学校、幼儿园，瞻仰了泰姬·玛
哈尔陵墓，被尼赫鲁总理接见后，由接待人员将她们带到新德里最繁华的地段去逛
街，带到一家最高级的服饰店去购物。史良在华贵精美的众多印度丝绸中细挑慢拣，
抽出一匹薄如蝉翼且用银丝绣满草叶花纹的白色衣料，欣赏再三。她把末端之一角
斜搭在肩上，对着镜子左顾右盼，并招呼母亲说：“健生（母亲姓李名健生），快
来看看，这是多好的衣料哇。”母亲凑过去，看了一眼，扭身便走。
走出商店，史良气呼呼地问：“那块衣料，你觉得不好看吗？”
母亲说：“你光顾了好看，不想想我们口袋里有几枚铜板。团员每人八十卢比，你
是团长，也才一百八十卢比。买得起吗？”
史良说：“买不起，欣赏一下，也好。”
母亲说：“老板、伙计好几个人围着你转，到头来你老人家只是欣赏一下。这不叫
人家看出咱们的穷相嘛。”
她不作声了。
史良是考究生活的，希望别人也能如此，同她一样。我的这个看法，是由一桩小事
引起。一个寒冷的冬日，民盟中央的几个负责人罗隆基、胡愈之、周新民、萨空了、
楚图南、邓初民、吴晗、闵刚侯、许广平等，在我家开会。但凡家有来客，父亲必
给每位沏茶。人多的话，还叫洪秘书事先在玻璃杯外壁贴上一个用白纸剪成的圆形
小标签，那上面有用毛笔工整地写着的阿拉伯数字：一，二，三，四，五……客人
按先后依次而拿。会开久了，茶喝多了，大人们陆续如厕。我和姐姐的书房紧挨卫
生间，谁去方便我都能瞧见，而且这些先生们进进出出，看到我都要打个招呼，聊
上几句。第一位如厕且多次方便的人，是罗隆基，因为他有糖尿病。这次的会可能
是开得太长了，女士们也开始方便。许广平先来，由于是第一次，不熟悉我家的卫
生间，故让我陪厕。
我告诉她：“您用过的手纸直接丢进马桶，用水冲掉。”
许广平听了，极认真地对我说：“这个做法不好，手纸容易堵塞马桶。要放个纸篓，
用过的手纸就丢进去，每晚再把它倒进垃圾箱。”她又用手指着水箱底下的一角说：
“纸篓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史良继之。来了，又走了。她没有对我家的卫生间及其使用发表任何看法。翌日下
午，我正在做功课，突然门铃声大作。洪秘书跑进客厅，对父亲说：“史部长来了，
手里还提着两大包东西。”听罢，父母二人你看我，我看你，显然不解其来由。
史良被请进客厅。她把牛皮纸包的东西往客厅当中的紫檀嵌螺钿大理石台面的圆桌
上一放，笑眯眯道：“我今天不请自到，是特意给你们送洗脸毛巾来的。一包是一
打，一打是十二条。这是两包，共二十四条。我昨天去卫生间，看了你家用的毛巾
都该换了。”她转身对母亲说：“健生，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
。”母亲的脸顿时红了，父亲也很不好意思。
我跑到卫生间，生平第一次用“不能发硬”的标准，去审视家族全体成员的洗脸毛
巾。天哪！父亲、母亲、姐姐和我的四条毛巾，活像四条发黄的干鱼挂在那里。尤
其是我用的那条，尾梢已然抽丝并绺儿了。此后，我家的毛巾不再使到变硬发黄，
但始终也没能达到史良指示的标准：一条用两周。那年月提倡的是艰苦朴素、勤俭
节约。我问父亲：“史阿姨的生活是不是过得有点奢侈？”
父亲说：“这不是奢侈，是文明。我在德国留学，住在一个柏林老太婆的家里。她
是个犹太人，生活非常节俭。但她每天给我收拾房间的时候，都要换床单。雪白的
床单怎么又要换？——我问老太太。她讲，除了乞丐和疯子，德国的家庭都如此。”
在民盟中央，一般人都知道史良与父亲的私人关系是相当不错的。一只小罐焖鸡，
也让我看到了这一点。一次，父亲患重感冒，愈后人很虚弱。史良得知后，很快叫
人送来一只沉甸甸的宜兴小罐，母亲揭开盖子，一股鸡汤的浓香直扑鼻底。她还带
话给母亲：“不管伯钧生不生病，他今后吃鸡都要像这样单做。”
父亲用小细瓷勺舀着喝，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说：“史大姐因高血压住进北京医
院的时候，小陆都要送这种小罐鸡汤。”
对父亲吃小罐鸡，我特别眼馋。一日，又见饭桌上摆着那只史良送的宜兴小罐，不
禁叹道：“什么时候我能得上感冒，才好呢。”
母亲问：“为什么？”
我说：“那样，我不就也能喝上小罐鸡汤了。”
父亲大笑，并告诉了史良。
史良来我家，每次都是一个人，她的丈夫在哪儿呢？在我对史良产生了近乎崇拜的
好感之后，便对她的一切都有了兴趣和好奇。我问父亲：“史阿姨的丈夫是谁？我
怎么从来没见过？”
父亲说：“她的丈夫叫陆殿东，外交部的一个专员，这个差事是周恩来安排的。他
的年龄比史大姐小，所以大家都叫他小陆。当时在上海，史大姐已经是个名律师的
时候，小陆还在巡捕房当巡捕。”
母亲小声地矫正：“到了（一九）四六年，人家小陆也在上海挂牌当律师了。”
“那是跟她结婚以后的事。”父亲接着说：“他们的结合幸福不幸福？大家心里明
白。有时我想史大姐一觉醒来，恐怕会发现自己的眼泪湿透了枕衾。”从语气里，
看得出父亲对她的怜惜与叹惋。
我认识小陆是在全家去青岛避暑的途中。在火车的软卧车厢里，他对妻子照料之周，
体贴之细，令所有的男人自愧弗如，也让所有的女人暗羡史良能有这样的夫君陪伴，
实在是福。小陆出出进进，端茶，倒水，提拖鞋，送零食，都不在话下。午饭后，
史良说要小憩片刻。小陆听了，立刻打开行李箱，先拿出雪白的睡衣睡帽和一卷镶
有法式花边的白色织物；继而取出一个纸口袋，口袋里装的是一把小钉锤，两粒小
铁钉，一节软铁丝。我们面面相觑，不知要搞什么名堂。接着，他请来列车长，比
比划划，低语几句后，只见小陆携工具爬到上铺，在左右两壁各打进一小钉，然后
把那卷织物抖落开——原来是两尺见宽的帏帘。帏帘上端缀着一个个小铜环，小陆
将它们套入铁丝，再把铁丝的两端系于两边的铁钉。这样，一副床帏在几分钟之内
便做成了。它质地轻薄，尺寸合适，既把上铺遮得严严实实，又开合自如。史良在
帘内换上睡衣，戴好睡帽后，小陆从行李箱拿出一个木质衣架，把史良换下的衣服
抚平撑好，挂于下铺的衣帽钩。
车在行驶，车内寂静。帏帘将夏日的阳光挡在了外边，也遮住了午休者的睡容。小
陆端着自己的水杯，站在通道的窗前，欣赏着窗外的风景。我只要从他身边经过，
叫声“陆叔叔”，他都要点点头，圆圆的脸上泛起浅浅的笑……
后来母亲告诉我，尽管小陆对史大姐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比保姆还保姆，但人
们都认为史大姐应该享有更好的婚姻生活，可惜她失去了机会。
“什么机会？”我追问着。
母亲说：“就是和你的罗伯伯（即罗隆基）呗。抗战时在重庆，他俩的关系已基本
被大家默认。史大姐对这件事是认真的，表现得从容大度。可谁也没料到会冒出个
浦熙修来，老罗遂又向浦二姐去大献殷勤。史大姐察觉后，立即结束了这段浪漫史
。”不想地位那么高、每逢“三·八”妇女节便要向全中国妇女大谈或大写女性解
放问题的人，在内心深处同样掩埋着一个普通女性在感情上的伤痛。
一九五六年的夏季，官方在北戴河召开什么会议，参加会议的既有中共的高官，也
有民主党派的领导。会议规定：与会者可携带一名家属，那时母亲在北京市卫生局
当副局长，干得十分起劲。她说自己没有时间休假，叫我去陪父亲。会议似乎开得
轻松、顺利，父亲的脸上总挂着笑容。趁着开会的空隙，他和交通部的人并邀请了
苏联专家去视察秦皇岛港（注——父亲时任国家交通部部长）。大概父亲觉得到海
上一游的机会难得，便请史良同行。
那天的风浪特别大，我们乘坐的船，是艘类乎快艇的玩意儿，颠簸得厉害。好多男
人都受不了。他们一个个在大海的魔力下，像显了原形一样：或东倒西歪，或愁眉
苦脸，或钩腰驼背。我干脆就趴下放平，如一只壁虎，紧贴于地。这时，发现整条
船上唯有史良在正襟危坐，并保持着正常的表情和原有的风度，连她脚上的高跟鞋
也是那么地昂然挺立。洋专家非常佩服这位端庄高贵的中国妇女，特别是当父亲介
绍她是中国司法部部长的时候，他们都情不自禁地惊呼起来，赞叹不已，并争先恐
后地要求和史部长合影。
翻译把这些俄罗斯男人的要求转达给史良的时候，她摇头说：“不行。”且向父亲
及翻译解释道：“我今天来这里，如果是外事活动的话，我一定同他们合影。但在
这样的私人活动中，当有我的先生在场。遗憾的是，他今天没有来。没有他或者有
他在场却不被邀请的话，我一个人是不和谁照相的。”
吃过简单的午餐，看着苏联专家恭敬礼貌地与史良握手告别的情景，我心生感动。
古书上说：“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齐庄中正，足以有敬
也。”古人指的是圣人之德行，我虽未遇一个伟大的圣贤人物，但我面前的这个女
人，确让我感受到有容、有执和有敬。
转眼间，便到了一九五七年。这年的春与夏，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来说，天之所
覆，地之所载，春晖霜露，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季节；对我的父母来讲，则亲历了
由天入地的坠落。
二月，是传统的春节，适逢父亲随彭真参加全国人大代表团出访东欧六国。以往过
节，父亲要把能找来的亲戚都找来，吃喝玩乐，闹到半夜方肯罢休。这回，母亲带
着我和姐姐过了一个清静的除夕之夜。父亲从国外打来电话说：想我们，还想稀饭。
临睡前，母亲说：“爸爸不在家，明天不会有人来拜年，咱们可以睡个懒觉了。”
我们母女真的大睡而特睡。万不想初一的早上，约8点来钟的样子，史良便来拜年。
“伯钧不在，你还跑来。”母亲的话，埋怨中透着欣喜。
“知道他不在，我就更要来了。”史良的回答给了母亲极大的快慰。
然而不久，这种快慰便随着暗中变化的形势迅速消失了。
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整风问题的讲话。讲者说：今后在
中国，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中共和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在总结了斯大林
错误的背景下发表的谈话，着实让父亲兴奋异常。他说：“老毛对人民内部矛盾这
一概念的提出，是政治的，也是哲学的，虽是矛盾论的延续，但有其创造性。这个
概念还是一把时代的钥匙，运用好了，能建立起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活方式。”
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后，父亲的兴奋立即转化为动力，起劲地
去到农工中央和民盟中央作报告，玩命地组织参加各种座谈会，以帮助整风。在民
盟中央除了他积极，罗隆基也积极，史良也没落后。那个有名的“六六六”教授会
议，就是在六月六日由父亲和史良主持，有曾昭抡、吴景超、黄药眠、费孝通、钱
伟长、陶大镛六位教授参加，在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的。会上，他们一
个个头冒傻气，替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担心着急，生怕大鸣大放在青年学生中搞出乱
子。此时如果谁用刀子把他们的胸膛剖开看一看，我想里面装的都是不逊色于工农
兵的颗颗红心。最后，父亲提出大家应该去见周恩来、彭真、康生、李维汉，反映
情况。当晚，热情而焦急的史良见到了周恩来，便把情况反映了。
第二天，六月七日国务院开会，父亲和史良都去了。史良见到父亲就说：“前一天
晚上我已和总理谈了，可总理未置可否。你是不是趁今天这个机会，再和总理谈一
谈。”
会上，父亲写了个条子给周恩来，说明眼下的情况严重，民盟的同志反映问题的态
度很诚恳。周恩来看了条子，仍然不置可否。在政界搞了一辈子的父亲，也不想想
藏在这“不置可否”的后面是个啥东西？
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
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读后，父亲傻眼了。气不顺、想不通的他，
想找个人说叨说叨。他首先想到的是史良，当晚就找上门去。而此时此刻的史良，
或许由于长期以律师为业，在判断问题上要比父亲理性得多，或许已有人指点迷津，
替她拨正了船头。她掂出了事情的分量，觉得前几天储安平的“党天下”的发言问
题严重，已经超出了被容许的界线。所以，为了自己、也为了父亲，趁这个单独会
面的机会，她要问个明白：“伯钧，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先和你商量过没有？”
父亲答：“没有，罗隆基是看过的。”
史良的问话，未能引起父亲的警觉，却引发出他的对现实的不满，针对中共的做法，
又大发议论。在史良跟前能，把肚子里的话统统倒出来，父亲觉得很痛快。回到家
中，母亲关切地问：“你和史良谈得怎么样？”
父亲答：“很好。”
是的，当下他感觉很好。当夜，他睡得也好。母亲躺下后，打算再问问他与史良的
具体谈话内容，可那边厢已是酣声大作。
六月九日，十日，十一日，《人民日报》又相继发表了《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
正确的反批评》，《工人阶级说话了》等社论。接着，是密集如雨、锋利如刀的批
判会或以批判为内容的座谈会。
六月十日，父亲在民盟中央的座谈会上表态说：“对我的批评，我暂不辩论。我的
发言可能是百分之百错误，也可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可能是对抗党的领导，损害
党的领导权的大错误，也可能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如政治设计院的问题，讨论文
字改革和国务院开会程序等问题，也可能因为我是国家的一个负责人而不适于提出
这些问题。也许我的话说得含糊，我决不辩护，不说言不由衷的话。总之，要用一
番动心忍性的功夫，向大家学习。”
六月十二日，父亲在农工中央扩大座谈会上说：“我认为在这几次会议曾经谈到政
治设计院，国务院会议程序拿出成品和文字改革问题，此外提到国务院机构下各办
各委应当改变，权放在各部会，多发挥管理机构的作用……。对这些问题我是有意
见的，不是凭灵感和一时的高兴，但语焉不详。可能犯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违背
党的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
六月十三日，父亲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一文。他承
认自己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是思想上犯了严重错误，并写道：
“这说明我的立场不稳，认识模糊，以十分不严肃的态度，对待国家政策，以致造
成政治上不良的影响，为右派分子所利用。”
父亲早被钦定为右派之首，自己却说“为右派分子所利用”。人家要求的和自己理
解的，相距岂止十万八千里。上边看到父亲竟是那么地不长进，不识相，不知趣，
决定对其加温，加压，加码。对一个民主人士而言，这个“温”“压”“码”暂时
不能直接来自中共，而必须弯曲地通过民主党派内部去实施。实施的步骤从六月十
四日的晚上开始——
六月十四日晚，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会上，史良作长篇发言。这个发言可以分
作三段。第一段是她继续帮助党整风，给司法工作提意见。史良说：“关于司法，
我认为的确这几年来成绩是巨大的，为人民作了很多事情，但缺点和错误是不容忽
视的。审判机关历年来在‘三反’、‘五反’和镇反运动中，是错判了一些案件，
可是，我常听见一些司法干部、甚至是一些较负责的党员干部说：‘我们的错判案
件只有百分之几。’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自满情绪。诚然，错判案件在整个判案数
中是只有百分之几，甚至是百分之一，但对被错判的人则是百分之百的遭受冤屈和
不幸了。我是拥护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指示的，我看见很多地方
是这样做了。但是我看到也有些司法机关在执行这一原则中是有打折扣的。有的案
件判错了经过当事人申请，甚至有关方面和上级司法机关指出，审判人员也明知错
了，但不肯承认错误，宣告无罪释放，还要硬找人家一点小辫子，宣判为‘教育释
放’，其实应教育的不是无辜被告而正是主观主义的审判人员自己。更坏的是本来
错了，还迟迟不愿改正，使被屈的人不能得到及时的平反。这是不能容忍的。其次，
在对待我国原有的法学家上也是有缺点的。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在思想改造中，
对待有些老教授们是很不尊重的。当然，必须肯定，一切法律都是为阶级服务的，
所有旧司法人员是必须经过改造的。但是对一切愿意改造和批判自己旧法观点，并
愿意为我国社会主义服务的法学工作者也应给于机会，使其发挥作用。可是，在院
系调整中，不少地方曾对某些教授在一个相当长期内，既不安排工作，又不组织学
习，闲置一旁，无人理会，形同坐冷板凳。有的即使安排工作，也有安排不当的，
或者无法发挥其潜力。我认为这是由于某些共产党员的官僚主义和宗派情绪，因而
对本来想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我国法学事业贡献力量而又不能发挥潜力的教授们的苦
楚心情，是领会不够的。因此，我们认为对原有教授和法学家们愿为社会主义法制
服务的热诚及其潜力，应有恰如其分的估计，并进一步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这
段话，表现出一个著名法学家的水准，一个司法部长的责任心。
史良发言的第二段是以储安平为靶子，要求民盟中央面对反右斗争的形势，明确表
态并划清界限。她说：“这次共产党的整风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整
风运动的目的是要整掉共产党存在的歪风邪风，从而加强党在国家事务中的核心领
导作用，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突飞猛进。这个目的是必
然会达到的。除此以外，整风运动和党外人士的提意见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了一
种新的情况，那就是暴露了右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从而在人民群众中间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这场斗争的一方面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
导，另一方面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而要教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
主自由主义’死灰复燃。现在在我们民主党派中间发现了这样的一种人：一面表示
赞成社会主义，另一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硬说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官
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一面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另一面污蔑共
产党存在着‘党天下’‘家天下的清一色’思想；一面说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另一
面散播诋毁共产党、辱骂党的领导人的言论，挑拨和煽动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恶感。
对于这样一种言论和行为，这几天已经激起了工人、农民、学生群众和社会人士的
义愤，我们民主党派的成员和领导人有责任要尽量揭发批判，把他们的真正面目充
分暴露在群众面前，以达到分清是非，教育群众的目的。这也是我们帮助党整风所
必须担当起来的一项重要工作。”
作者：章诒和
作者系章伯钧先生女公子，《老照片》第二十六期发表
史良（一九零零－一九八五）江苏常州人，女。一九三一年后，任上海律师公会执
行委员，上海妇女救国会常委。一九三六年被国民党所逮捕，为历史上著名“七君
子”之一。抗日战争期间，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民主运动。一九三八年后，任妇
女指导委员会委员兼联络会主任，第一、二届参政员。一九四二年，任民盟中央常
委、重庆市支部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期间，为上海民盟执行部负责人之一。一九四
九年后，任国家司法部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是第二至
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常
委。——摘自《二十世纪中国名人辞典》
这个辞典上的史良，是以职务为材料，年经事纬，叙列出来的人。在民主党派史料
汇编里或共和国部长传记里，对她的介绍要比这个条目详尽些，约有千余字。除了
对“七君子事件”的叙述而外，还强调解放前的史良作为享有崇高威望的著名律师，
如何敢于同邪恶势力进行斗争，营救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解放后的史良
作为首任司法部部长（她和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是当时仅有的两位女部长），如何建
立和健全了人民司法机构和工作；作为一个民主党派（民盟）负责人的史良，如何
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即使在“文革”期中，也没有动摇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等等。
这些内容写得准确又周正。但活在我心里、刻在我记忆中的史良，就不仅是条目所
写的这么一副干巴巴的样子。
她是我小时候崇拜的美丽女性。只要父亲说上一句：今天史大姐要来。我听了，顿
时就血液沸腾，兴奋不已。自己长得不漂亮，常对着镜子自语：不是说女大十八变
吗？我啥时能变得有点像史良就好了。史良长得美，也爱美，又懂美。这三“美”
相加，使得她无论走到哪里，来到什么场合，都与众不同。
史良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在五十年代初的夏季。她让秘书打来电话说，有事要来我家
和父亲商量。那时，父亲官场得意，我家住的是座有七十九间房的大四合院。宽阔
的庭院，已是绿叶成荫，晨风拂来，透着凉意。在家中，没有父亲的容许，子女是
不能随便跑出来叨扰客人的。我便躲在耳房，两眼直瞪窗外。
那年头的北京，人稀车少。史良坐小轿车从她的住地东总布胡同到我家的地安门内
东吉祥胡同，要不了多久。过一会儿，淡施脂粉的史良，身着白哔叽西服套裙，脚
穿白色麂皮高跟凉鞋，飘然而至。庭院里缠绕在竹篱笆上的鸟萝松，正绽放着朵朵
红花。那小巧的花形和鲜丽的花色，勾起她的兴致，俯身摘了几朵，托在手心，便
直奔北屋。接着，从大客厅传来了一声史良的吴侬软语：“伯钧（父亲姓章名伯钧
），你家的镜子呢？”父亲带路，引她到母亲的梳妆台前。我瞅见史良仔仔细细地
把小红花一个个嵌入上衣的扣眼，嵌好后还左右端详。公事谈毕，她带着胸前的那
些“鸟萝松”匆匆离去。
一个炎热的下午，史良又来我家做客。这次，她穿的是用香云纱①做的“布拉吉”
（即连衣裙）。她走后，母亲把史良的这身衣服夸赞得不得了，对我说：“自从新
中国的电影、话剧，把香云纱的裤褂作为国民党特务的专业服以后，人们拿这世界
上最凉快的衣料简直就没有办法了。你爸爸从香港带回的几件香云纱成衣，也只好
在家休息的时候换上，成了业余装。看看人家史大姐（这一直是母亲对她的叫法），
居然能做成“布拉吉”穿到司法部去。”此后四十余载，我没见过第二个女人像史
良这样地穿着。
直到九十年代末，北京的时髦女性在“怀旧风”的席卷之下，拣起了香云纱。我跑
遍大型商厦，终于也找到一件用它做的西式衬衫。面对三百多元的价格，我毫不犹
豫地拿下。其实，这不是在买衬衫，而是为了复制出一种记忆。
一九五六年，母亲与她同去印度访问，史良是中国妇女代表团团长，母亲是代表团
的成员。这些中国妇女界的精英们在参观了医院、学校、幼儿园，瞻仰了泰姬·玛
哈尔陵墓，被尼赫鲁总理接见后，由接待人员将她们带到新德里最繁华的地段去逛
街，带到一家最高级的服饰店去购物。史良在华贵精美的众多印度丝绸中细挑慢拣，
抽出一匹薄如蝉翼且用银丝绣满草叶花纹的白色衣料，欣赏再三。她把末端之一角
斜搭在肩上，对着镜子左顾右盼，并招呼母亲说：“健生（母亲姓李名健生），快
来看看，这是多好的衣料哇。”母亲凑过去，看了一眼，扭身便走。
走出商店，史良气呼呼地问：“那块衣料，你觉得不好看吗？”
母亲说：“你光顾了好看，不想想我们口袋里有几枚铜板。团员每人八十卢比，你
是团长，也才一百八十卢比。买得起吗？”
史良说：“买不起，欣赏一下，也好。”
母亲说：“老板、伙计好几个人围着你转，到头来你老人家只是欣赏一下。这不叫
人家看出咱们的穷相嘛。”
她不作声了。
史良是考究生活的，希望别人也能如此，同她一样。我的这个看法，是由一桩小事
引起。一个寒冷的冬日，民盟中央的几个负责人罗隆基、胡愈之、周新民、萨空了、
楚图南、邓初民、吴晗、闵刚侯、许广平等，在我家开会。但凡家有来客，父亲必
给每位沏茶。人多的话，还叫洪秘书事先在玻璃杯外壁贴上一个用白纸剪成的圆形
小标签，那上面有用毛笔工整地写着的阿拉伯数字：一，二，三，四，五……客人
按先后依次而拿。会开久了，茶喝多了，大人们陆续如厕。我和姐姐的书房紧挨卫
生间，谁去方便我都能瞧见，而且这些先生们进进出出，看到我都要打个招呼，聊
上几句。第一位如厕且多次方便的人，是罗隆基，因为他有糖尿病。这次的会可能
是开得太长了，女士们也开始方便。许广平先来，由于是第一次，不熟悉我家的卫
生间，故让我陪厕。
我告诉她：“您用过的手纸直接丢进马桶，用水冲掉。”
许广平听了，极认真地对我说：“这个做法不好，手纸容易堵塞马桶。要放个纸篓，
用过的手纸就丢进去，每晚再把它倒进垃圾箱。”她又用手指着水箱底下的一角说：
“纸篓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史良继之。来了，又走了。她没有对我家的卫生间及其使用发表任何看法。翌日下
午，我正在做功课，突然门铃声大作。洪秘书跑进客厅，对父亲说：“史部长来了，
手里还提着两大包东西。”听罢，父母二人你看我，我看你，显然不解其来由。
史良被请进客厅。她把牛皮纸包的东西往客厅当中的紫檀嵌螺钿大理石台面的圆桌
上一放，笑眯眯道：“我今天不请自到，是特意给你们送洗脸毛巾来的。一包是一
打，一打是十二条。这是两包，共二十四条。我昨天去卫生间，看了你家用的毛巾
都该换了。”她转身对母亲说：“健生，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
。”母亲的脸顿时红了，父亲也很不好意思。
我跑到卫生间，生平第一次用“不能发硬”的标准，去审视家族全体成员的洗脸毛
巾。天哪！父亲、母亲、姐姐和我的四条毛巾，活像四条发黄的干鱼挂在那里。尤
其是我用的那条，尾梢已然抽丝并绺儿了。此后，我家的毛巾不再使到变硬发黄，
但始终也没能达到史良指示的标准：一条用两周。那年月提倡的是艰苦朴素、勤俭
节约。我问父亲：“史阿姨的生活是不是过得有点奢侈？”
父亲说：“这不是奢侈，是文明。我在德国留学，住在一个柏林老太婆的家里。她
是个犹太人，生活非常节俭。但她每天给我收拾房间的时候，都要换床单。雪白的
床单怎么又要换？——我问老太太。她讲，除了乞丐和疯子，德国的家庭都如此。”
在民盟中央，一般人都知道史良与父亲的私人关系是相当不错的。一只小罐焖鸡，
也让我看到了这一点。一次，父亲患重感冒，愈后人很虚弱。史良得知后，很快叫
人送来一只沉甸甸的宜兴小罐，母亲揭开盖子，一股鸡汤的浓香直扑鼻底。她还带
话给母亲：“不管伯钧生不生病，他今后吃鸡都要像这样单做。”
父亲用小细瓷勺舀着喝，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说：“史大姐因高血压住进北京医
院的时候，小陆都要送这种小罐鸡汤。”
对父亲吃小罐鸡，我特别眼馋。一日，又见饭桌上摆着那只史良送的宜兴小罐，不
禁叹道：“什么时候我能得上感冒，才好呢。”
母亲问：“为什么？”
我说：“那样，我不就也能喝上小罐鸡汤了。”
父亲大笑，并告诉了史良。
史良来我家，每次都是一个人，她的丈夫在哪儿呢？在我对史良产生了近乎崇拜的
好感之后，便对她的一切都有了兴趣和好奇。我问父亲：“史阿姨的丈夫是谁？我
怎么从来没见过？”
父亲说：“她的丈夫叫陆殿东，外交部的一个专员，这个差事是周恩来安排的。他
的年龄比史大姐小，所以大家都叫他小陆。当时在上海，史大姐已经是个名律师的
时候，小陆还在巡捕房当巡捕。”
母亲小声地矫正：“到了（一九）四六年，人家小陆也在上海挂牌当律师了。”
“那是跟她结婚以后的事。”父亲接着说：“他们的结合幸福不幸福？大家心里明
白。有时我想史大姐一觉醒来，恐怕会发现自己的眼泪湿透了枕衾。”从语气里，
看得出父亲对她的怜惜与叹惋。
我认识小陆是在全家去青岛避暑的途中。在火车的软卧车厢里，他对妻子照料之周，
体贴之细，令所有的男人自愧弗如，也让所有的女人暗羡史良能有这样的夫君陪伴，
实在是福。小陆出出进进，端茶，倒水，提拖鞋，送零食，都不在话下。午饭后，
史良说要小憩片刻。小陆听了，立刻打开行李箱，先拿出雪白的睡衣睡帽和一卷镶
有法式花边的白色织物；继而取出一个纸口袋，口袋里装的是一把小钉锤，两粒小
铁钉，一节软铁丝。我们面面相觑，不知要搞什么名堂。接着，他请来列车长，比
比划划，低语几句后，只见小陆携工具爬到上铺，在左右两壁各打进一小钉，然后
把那卷织物抖落开——原来是两尺见宽的帏帘。帏帘上端缀着一个个小铜环，小陆
将它们套入铁丝，再把铁丝的两端系于两边的铁钉。这样，一副床帏在几分钟之内
便做成了。它质地轻薄，尺寸合适，既把上铺遮得严严实实，又开合自如。史良在
帘内换上睡衣，戴好睡帽后，小陆从行李箱拿出一个木质衣架，把史良换下的衣服
抚平撑好，挂于下铺的衣帽钩。
车在行驶，车内寂静。帏帘将夏日的阳光挡在了外边，也遮住了午休者的睡容。小
陆端着自己的水杯，站在通道的窗前，欣赏着窗外的风景。我只要从他身边经过，
叫声“陆叔叔”，他都要点点头，圆圆的脸上泛起浅浅的笑……
后来母亲告诉我，尽管小陆对史大姐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比保姆还保姆，但人
们都认为史大姐应该享有更好的婚姻生活，可惜她失去了机会。
“什么机会？”我追问着。
母亲说：“就是和你的罗伯伯（即罗隆基）呗。抗战时在重庆，他俩的关系已基本
被大家默认。史大姐对这件事是认真的，表现得从容大度。可谁也没料到会冒出个
浦熙修来，老罗遂又向浦二姐去大献殷勤。史大姐察觉后，立即结束了这段浪漫史
。”不想地位那么高、每逢“三·八”妇女节便要向全中国妇女大谈或大写女性解
放问题的人，在内心深处同样掩埋着一个普通女性在感情上的伤痛。
一九五六年的夏季，官方在北戴河召开什么会议，参加会议的既有中共的高官，也
有民主党派的领导。会议规定：与会者可携带一名家属，那时母亲在北京市卫生局
当副局长，干得十分起劲。她说自己没有时间休假，叫我去陪父亲。会议似乎开得
轻松、顺利，父亲的脸上总挂着笑容。趁着开会的空隙，他和交通部的人并邀请了
苏联专家去视察秦皇岛港（注——父亲时任国家交通部部长）。大概父亲觉得到海
上一游的机会难得，便请史良同行。
那天的风浪特别大，我们乘坐的船，是艘类乎快艇的玩意儿，颠簸得厉害。好多男
人都受不了。他们一个个在大海的魔力下，像显了原形一样：或东倒西歪，或愁眉
苦脸，或钩腰驼背。我干脆就趴下放平，如一只壁虎，紧贴于地。这时，发现整条
船上唯有史良在正襟危坐，并保持着正常的表情和原有的风度，连她脚上的高跟鞋
也是那么地昂然挺立。洋专家非常佩服这位端庄高贵的中国妇女，特别是当父亲介
绍她是中国司法部部长的时候，他们都情不自禁地惊呼起来，赞叹不已，并争先恐
后地要求和史部长合影。
翻译把这些俄罗斯男人的要求转达给史良的时候，她摇头说：“不行。”且向父亲
及翻译解释道：“我今天来这里，如果是外事活动的话，我一定同他们合影。但在
这样的私人活动中，当有我的先生在场。遗憾的是，他今天没有来。没有他或者有
他在场却不被邀请的话，我一个人是不和谁照相的。”
吃过简单的午餐，看着苏联专家恭敬礼貌地与史良握手告别的情景，我心生感动。
古书上说：“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齐庄中正，足以有敬
也。”古人指的是圣人之德行，我虽未遇一个伟大的圣贤人物，但我面前的这个女
人，确让我感受到有容、有执和有敬。
转眼间，便到了一九五七年。这年的春与夏，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来说，天之所
覆，地之所载，春晖霜露，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季节；对我的父母来讲，则亲历了
由天入地的坠落。
二月，是传统的春节，适逢父亲随彭真参加全国人大代表团出访东欧六国。以往过
节，父亲要把能找来的亲戚都找来，吃喝玩乐，闹到半夜方肯罢休。这回，母亲带
着我和姐姐过了一个清静的除夕之夜。父亲从国外打来电话说：想我们，还想稀饭。
临睡前，母亲说：“爸爸不在家，明天不会有人来拜年，咱们可以睡个懒觉了。”
我们母女真的大睡而特睡。万不想初一的早上，约8点来钟的样子，史良便来拜年。
“伯钧不在，你还跑来。”母亲的话，埋怨中透着欣喜。
“知道他不在，我就更要来了。”史良的回答给了母亲极大的快慰。
然而不久，这种快慰便随着暗中变化的形势迅速消失了。
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整风问题的讲话。讲者说：今后在
中国，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中共和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在总结了斯大林
错误的背景下发表的谈话，着实让父亲兴奋异常。他说：“老毛对人民内部矛盾这
一概念的提出，是政治的，也是哲学的，虽是矛盾论的延续，但有其创造性。这个
概念还是一把时代的钥匙，运用好了，能建立起一种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活方式。”
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后，父亲的兴奋立即转化为动力，起劲地
去到农工中央和民盟中央作报告，玩命地组织参加各种座谈会，以帮助整风。在民
盟中央除了他积极，罗隆基也积极，史良也没落后。那个有名的“六六六”教授会
议，就是在六月六日由父亲和史良主持，有曾昭抡、吴景超、黄药眠、费孝通、钱
伟长、陶大镛六位教授参加，在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的。会上，他们一
个个头冒傻气，替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担心着急，生怕大鸣大放在青年学生中搞出乱
子。此时如果谁用刀子把他们的胸膛剖开看一看，我想里面装的都是不逊色于工农
兵的颗颗红心。最后，父亲提出大家应该去见周恩来、彭真、康生、李维汉，反映
情况。当晚，热情而焦急的史良见到了周恩来，便把情况反映了。
第二天，六月七日国务院开会，父亲和史良都去了。史良见到父亲就说：“前一天
晚上我已和总理谈了，可总理未置可否。你是不是趁今天这个机会，再和总理谈一
谈。”
会上，父亲写了个条子给周恩来，说明眼下的情况严重，民盟的同志反映问题的态
度很诚恳。周恩来看了条子，仍然不置可否。在政界搞了一辈子的父亲，也不想想
藏在这“不置可否”的后面是个啥东西？
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
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读后，父亲傻眼了。气不顺、想不通的他，
想找个人说叨说叨。他首先想到的是史良，当晚就找上门去。而此时此刻的史良，
或许由于长期以律师为业，在判断问题上要比父亲理性得多，或许已有人指点迷津，
替她拨正了船头。她掂出了事情的分量，觉得前几天储安平的“党天下”的发言问
题严重，已经超出了被容许的界线。所以，为了自己、也为了父亲，趁这个单独会
面的机会，她要问个明白：“伯钧，储安平的发言稿，事先和你商量过没有？”
父亲答：“没有，罗隆基是看过的。”
史良的问话，未能引起父亲的警觉，却引发出他的对现实的不满，针对中共的做法，
又大发议论。在史良跟前能，把肚子里的话统统倒出来，父亲觉得很痛快。回到家
中，母亲关切地问：“你和史良谈得怎么样？”
父亲答：“很好。”
是的，当下他感觉很好。当夜，他睡得也好。母亲躺下后，打算再问问他与史良的
具体谈话内容，可那边厢已是酣声大作。
六月九日，十日，十一日，《人民日报》又相继发表了《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
正确的反批评》，《工人阶级说话了》等社论。接着，是密集如雨、锋利如刀的批
判会或以批判为内容的座谈会。
六月十日，父亲在民盟中央的座谈会上表态说：“对我的批评，我暂不辩论。我的
发言可能是百分之百错误，也可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可能是对抗党的领导，损害
党的领导权的大错误，也可能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如政治设计院的问题，讨论文
字改革和国务院开会程序等问题，也可能因为我是国家的一个负责人而不适于提出
这些问题。也许我的话说得含糊，我决不辩护，不说言不由衷的话。总之，要用一
番动心忍性的功夫，向大家学习。”
六月十二日，父亲在农工中央扩大座谈会上说：“我认为在这几次会议曾经谈到政
治设计院，国务院会议程序拿出成品和文字改革问题，此外提到国务院机构下各办
各委应当改变，权放在各部会，多发挥管理机构的作用……。对这些问题我是有意
见的，不是凭灵感和一时的高兴，但语焉不详。可能犯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违背
党的领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
六月十三日，父亲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一文。他承
认自己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是思想上犯了严重错误，并写道：
“这说明我的立场不稳，认识模糊，以十分不严肃的态度，对待国家政策，以致造
成政治上不良的影响，为右派分子所利用。”
父亲早被钦定为右派之首，自己却说“为右派分子所利用”。人家要求的和自己理
解的，相距岂止十万八千里。上边看到父亲竟是那么地不长进，不识相，不知趣，
决定对其加温，加压，加码。对一个民主人士而言，这个“温”“压”“码”暂时
不能直接来自中共，而必须弯曲地通过民主党派内部去实施。实施的步骤从六月十
四日的晚上开始——
六月十四日晚，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会上，史良作长篇发言。这个发言可以分
作三段。第一段是她继续帮助党整风，给司法工作提意见。史良说：“关于司法，
我认为的确这几年来成绩是巨大的，为人民作了很多事情，但缺点和错误是不容忽
视的。审判机关历年来在‘三反’、‘五反’和镇反运动中，是错判了一些案件，
可是，我常听见一些司法干部、甚至是一些较负责的党员干部说：‘我们的错判案
件只有百分之几。’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自满情绪。诚然，错判案件在整个判案数
中是只有百分之几，甚至是百分之一，但对被错判的人则是百分之百的遭受冤屈和
不幸了。我是拥护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指示的，我看见很多地方
是这样做了。但是我看到也有些司法机关在执行这一原则中是有打折扣的。有的案
件判错了经过当事人申请，甚至有关方面和上级司法机关指出，审判人员也明知错
了，但不肯承认错误，宣告无罪释放，还要硬找人家一点小辫子，宣判为‘教育释
放’，其实应教育的不是无辜被告而正是主观主义的审判人员自己。更坏的是本来
错了，还迟迟不愿改正，使被屈的人不能得到及时的平反。这是不能容忍的。其次，
在对待我国原有的法学家上也是有缺点的。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在思想改造中，
对待有些老教授们是很不尊重的。当然，必须肯定，一切法律都是为阶级服务的，
所有旧司法人员是必须经过改造的。但是对一切愿意改造和批判自己旧法观点，并
愿意为我国社会主义服务的法学工作者也应给于机会，使其发挥作用。可是，在院
系调整中，不少地方曾对某些教授在一个相当长期内，既不安排工作，又不组织学
习，闲置一旁，无人理会，形同坐冷板凳。有的即使安排工作，也有安排不当的，
或者无法发挥其潜力。我认为这是由于某些共产党员的官僚主义和宗派情绪，因而
对本来想在共产党领导下为我国法学事业贡献力量而又不能发挥潜力的教授们的苦
楚心情，是领会不够的。因此，我们认为对原有教授和法学家们愿为社会主义法制
服务的热诚及其潜力，应有恰如其分的估计，并进一步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这
段话，表现出一个著名法学家的水准，一个司法部长的责任心。
史良发言的第二段是以储安平为靶子，要求民盟中央面对反右斗争的形势，明确表
态并划清界限。她说：“这次共产党的整风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整
风运动的目的是要整掉共产党存在的歪风邪风，从而加强党在国家事务中的核心领
导作用，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突飞猛进。这个目的是必
然会达到的。除此以外，整风运动和党外人士的提意见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了一
种新的情况，那就是暴露了右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从而在人民群众中间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这场斗争的一方面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
导，另一方面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而要教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
主自由主义’死灰复燃。现在在我们民主党派中间发现了这样的一种人：一面表示
赞成社会主义，另一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硬说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官
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一面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另一面污蔑共
产党存在着‘党天下’‘家天下的清一色’思想；一面说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另一
面散播诋毁共产党、辱骂党的领导人的言论，挑拨和煽动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恶感。
对于这样一种言论和行为，这几天已经激起了工人、农民、学生群众和社会人士的
义愤，我们民主党派的成员和领导人有责任要尽量揭发批判，把他们的真正面目充
分暴露在群众面前，以达到分清是非，教育群众的目的。这也是我们帮助党整风所
必须担当起来的一项重要工作。”
讲到这里，史良停顿片刻，并提高了语调，说：“同志们，你们一定都明白，我所
说的那种人是谁？那就是储安平，还有公开和暗地支持储安平的那些人。上次座谈
会上，邓初民同志建议民盟中央应该对储安平的发言，表明态度。我完全同意，我
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我要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
社会主义的。我们国家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是宪法所保障的；
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是通过民主程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储安平是民
盟盟员，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曾经庄严地举手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参加了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他现在公开反对他自己参
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且把责任推给全国人民所拥护爱戴的毛主席和周
总理，诬蔑毛主席和周总理有‘党天下’的清一色思想。这不是要挑拨煽动全国人
民对领导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周总理引起恶感，还是什么呢？这不是反共反人民反社
会主义，还是什么呢？已经有人这样说，储安平敢于做这样反动的言论，要是背后
没有大力者加以支持是不可设想的。因此，我主张我们民盟中央必须明确表示，和
储安平划清界限。如果我们中间有谁支持储安平的，应当公开站出来。我们容许批
评，也容许反批评，这才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要使人民内部矛盾不转
变为对抗性的矛盾，也只有通过公开的批评反批评的方式才有可能。我们反对当面
一套背后又一套的阴险做法。”
说到此，史良话锋一转，进入了最为重要的、矛头直指父亲的第三段：“在这里我
要向章伯钧副主席提一点意见。在上次中央小组座谈会上，伯钧的发言中，对储安
平的批评，我认为是很不够的，是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昨天看到伯钧在《光明
日报》上所写的文章，对储安平的批评，态度和立场仍然是不够明确的。虽然伯钧
的文章里说：‘储安平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丝毫也不能代表《光明日报》。他
的党天下的论调是和《光明日报》的立场完全背谬的。’但是伯钧并没有说明他自
己对储安平的发言，采取什么态度？也并没有分析储安平的错误在哪里？充其量，
伯钧只声明了储安平的发言不能代表《光明日报》，而没有说明储安平是在散布反
党反社会主义的论调，企图‘达到从根本上动摇人民民主专政和党的领导，破坏社
会主义事业’。总而言之，伯钧对储安平的批评，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
“我要问伯钧，你是不是也有所顾虑，所以故意含糊其词，或者你是真的不明白储
安平的本质呢？储安平的发言，是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身份发表的。伯钧是《
光明日报》社长，社长应当负报社的政治责任。因此储安平的这一篇发言在事前是
否向伯钧请示商量，发表以后伯钧有没有向他追问，你有没有向他表示过同意或者
不同意他的意见。像这样的关键性问题，我认为伯钧是有责任向大家交代清楚的。
记得上星期六晚间（六月八日）伯钧来找我谈话，我是问过伯钧的。我问他储安平
的发言稿，事前和你商量过没有？他说：‘没有，罗隆基是看过。’伯钧又说：‘
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社论即指《这是
为什么？》）。而且一再掮出卢郁文来②。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
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的。’
当时伯钧说这样的话，我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看了伯钧在《光明日报》发表
的文章，和他那天晚上所讲的完全不同。因此，我必须请伯钧说个明白。我怀疑伯
钧是不是也像在你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在这次斗争中‘不够坚定，认识模糊’了
呢？是不是伯钧也有两套做法，在群众面前讲的是一套，在背后讲的又是一套呢？
前天《人民日报》大字标题写着：‘可注意的民盟动向’。不错，全国人民正在密
切注视我们民盟中央在目前这场思想斗争中的动向。我们都是民盟中央领导人。十
目所视，十手所指，我们再不能对于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心怀异志的那些人，
有所包庇了。今天我在盟的会议上要求伯钧表明立场和态度。”
史良的结束语，是落在了曾与自己最为亲密的人的身上：“罗隆基现在出国，等到
他回来以后，我也希望他能够有所交代。”
史良的讲话是按照要求，适时顺势而发。它像一包定向爆破的烈性炸药，从内部炸
开民主党派的围墙，炸出一条预先设计好的线路，使民盟这支进入反右运动祭坛的
领头羊，在这条路上蹒跚而行。
会散得很晚，在夜色中父亲回到了家。他只对母亲简单地说了一句：“今天民盟的
会，以史良的发言为主，她很有准备。”见他神情沮丧，母亲没好再问。
第二天近午时分，同时送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
报》均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史良发言的全文。这篇新华社的通稿是以史良“
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态度划清界限，质问章伯钧是不是也有两套做法”为通栏大标题，
并将父亲在史良家中说的那段“……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
历史人物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作为内容摘要，以黑体字排印。母亲看罢，几乎难
以相信洋洋数千言，竟是从史大姐嘴里说出来的。
但是，她更加责怪的是自己的丈夫：“那天，你说去史良家谈谈，我满以为你是听
听她的意见，请她帮你分析一下当前的形势和自己的处境及问题，谁知道你跑去讲
这些！你鸣放得还不够吗？嫌人家手里的辫子还少吗？”母亲气得满脸通红。
父亲一句话不讲。吃午饭了，父亲平时吃饭就快，今天吃得就更快。吃完，把筷子
一放，对母亲说：“我相信，史良发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为她在决定开口以前，
先要吃掉良心。”
从此，章史二人再无往来。这件事，我不知道在他二人心中，各自占据着怎样的位
置，留下多深的刻痕。我只是吃惊于三十年后的一件小事——八十年代初，全国政
协举行委员活动，母亲和史良在礼堂前厅谈天。民进中央副主席徐伯昕见此情景，
特意将我的姐夫拉到一边，愤愤地说：“你岳母怎么还能和史良有说有笑？当年就
是她出卖了章先生，我们心里都明白，谁也忘不了，难道李大姐自己倒忘了？”
一九五八年初，民盟上上下下众多右派，被逐一处理。万不想左派们也跟脚一一做
了长篇书面检查。这其中既有从一开始就积极投入的吴晗、邓初民，也有半路甩出
杀手锏的史良，还有交叉身份（中共党员、民盟成员）的萨空了、周新民等人。可
见在毛泽东眼里，不仅章（伯钧）罗（隆基）是右翼，整个民主党派都是右翼。
后来，有人告诉我：在反右后期史良批判“章罗联盟“的文章，皆出自胡愈之之手。
连那个“六六六”教授会议，也是胡愈之一手策划铺排的。只不过临到开会，他借
故走掉。而且运动的收尾时刻，他把具体操办这件事的干部也戴上右派帽子，全家
调离北京，驱赶到大西北。我听了，先是震惊，后也不觉奇怪。在民盟中央，别看
沈老（钧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帜性人物，可中共党员的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
当然，还有统战部在后面指挥胡愈之。
再后来，我又听说：大跃进时期，史良见一批党外人士光荣加入了中共，也向周恩
来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但毛泽东不同意，周公称她是一名党外布尔什维克，不入党，
作用更大。
一九六五年，罗隆基因突发心脏病，半夜死在了家中。他的许多日记和一箱子情书
被有关单位收走。母亲偷偷对我说：“你的罗伯伯收藏的情书可多呢，据说还有青
丝发。写给他情书的人多是名流，其中有刘王立明，史良……”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我几次从四川溜回北京。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冬，我第一
次返京，住在已被红卫兵占据的家中，陪伴着体质虚弱且终日担惊受怕的父母。一
日，民盟中央的人通知父亲去王府井东厂胡同（即民盟中央所在地），接受革命群
众的大批判。会开了整整一个上午，焦急忧虑的母亲，煮了稀饭等他回来。下午一
点多，年迈的父亲徒步而归。
他喝完稀粥，把母亲和我招呼过来，说：“我满以为民盟是批斗我，到了会场才知
道，我是个陪斗。原来今天批斗的对象是史良。她血压高，那些民盟机关干部，偏
要她把腰弯得低低的。开初的批判，不过是些口号和空话。后来，他们居然把搜去
的史良写给老罗的情书拿出来当材料宣读，并质问史良到底和这个大右派是什么关
系。史良直起腰回答：‘我爱他。’在中国，一个女人能这样做，是很不简单了，
也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史良好象又回到了从前。”显然，父亲所说的从前，是指
一九五七年以前。
父亲接着说：“当初，他俩的恋爱失败，史良曾经向老罗索讨自己写的书信。这个
努生（罗隆基的字）就是不给，把流风余韵系于纸墨之间。现在它们都成了罪证和
炮弹，投向这些从前爱过他、现在还活着的女人。”
“健生”父亲唤着母亲的名字，又道：“今天这个会，最让我心痛的是，民盟会堕
落成这个样子，一个批斗会搞得如此下作。”
而这个如此下作的批斗会，成了他们最后的会晤。
一九六九年父亲病逝。
一九七八年，我从四川省第二监狱释放回京。母亲说，为了我的出狱，她找了许多
关系，托了许多的人。现在要带我去拜见、面谢他们。在这些人当中，有三个老大
姐：史良、雷洁琼、李文宜。我们母女先看李文宜，再看雷洁琼，最后去的是东总
布胡同二十三号。在路上母亲告诉我，小陆已经去世。去世的情况非常意外：一九
七六年周总理逝世，在外交部召开的追思会上，小陆谈到总理对他的关怀时，激动
万分引发了心脏病而猝死的。
我们与史良的会面是在一楼客厅。几十年未见，身着白衫青裤的她，略显老态，但
依旧是仪态雍容。光泽的肌肤、白皙的面庞和清澈的目光，使人很难相信她已年逾
七十。
母亲把我朝史良的面前一推，说：“喏，这就是刚从四川回来的小愚（我的小名），
没有你的帮助和搭救，她恐怕至今还蹲在大牢呢。”
我赶紧补充道：“数千人的监狱，我是平反释放的第一人。这都得谢谢史阿姨了。”
史良摆摆手，说：“不要谢我，我没有起关键性的作用，也不可能起到这个作用，
不过就是找找人，反映你的情况。我跟他们讲，章伯钧的女儿怎么就一定是反革命
？她在日记里写几句对时政的看法，就算犯法？从法学观点看，简直不成道理。所
以，我要替你讲话。在这方面，史阿姨是有原则的。我史家有个远房的侄子，前几
年犯了罪，判了刑。他的家人后来找到我，想让我为他开脱。我把这个远房侄子的
情况一摸，发现他不但品质不好，而且是真的有罪。我对他的父母说，这个忙我是
不能帮的。孩子从小游手好闲，现在劳动几年，恐怕对他今后的一生都有好处呢。”
吃午茶的时候，母亲关切地问：“小陆走后，你的生活还好吧？”
不料母亲寻常问语，引出史良眼泪无数。一边拿出白手帕擦拭，一边抽噎着说：“
小陆一走，我的生活再也没有好过。他的房间，他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
里。我每天都在怀念他，回忆从前的日子。”
她哭声凄婉，而那样子又很像个冷不防被抢走了心爱的洋娃娃，一个人坐在大房子
里伤心抹泪的小女孩。母亲后悔自己不该提到小陆，说了许多劝慰的话，随后告辞。
史良从沙发上站起来说：“我就不远送了。”
母亲和我走出大门，便听见有人在喊母亲的名字：“健生！”回头一看，原来是上
到二楼寝室的史良靠在临街的窗前，手里左右摇动着那条擦拭过泪痕的白手帕。我
俩走一段路，就回头望一眼，那白色始终在阳光下晃动，闪耀。我一向认为人老了，
简单的衣食住行，都是无比的沉重与艰难，他们的内心自不会再有炽热之情或刻骨
之思。但我面前的史良，以忧伤表达出的至爱，令我感动不已。当我跨入老龄，生
活之侣也撒手人寰的时候，史良的涕泣和那方白手帕的记忆，便愈发地生动起来，
也深刻起来。是的，脆弱的生命随时可以消失，一切都可能转瞬即空，归于破灭，
唯有死者的灵魂和生者的情感是永远的存在。
不管父亲的右派帽子摘不摘，不问一九五七年的事平不平反，母亲都决意要给自己
的丈夫写一点文字的东西，留给后人。在搞“章伯钧生平”的同时，她还想搜集一
些父亲生前的照片。现在谁还保留着与章伯钧的合影？数来算去，唯史良矣。一九
八三年二月，趁着春节拜年的喜庆日子，母亲带着我又去东总布胡同。这时的她已
身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要拜晤（包括拜年）均须提前联系，获得同意。这次见面
被安排在二楼的小会客室，楼梯的转弯处是一株叶大如盆、油绿乌亮的龟背竹。上
得楼去，便从一间敞开的房间墙壁上，看到悬挂着的小陆遗像。像很大，拍得也好，
他一生的温厚朴讷都印在那上面。我想，这间屋子就是史良珍藏爱情、持守亡灵的
圣地了。
虽是冬日，穿着一件蓝色对襟丝棉袄的史良，却坐的是把藤椅，好象在我们未到以
前，她已经坐在那里很久、很久了。此时的她，完全是个老迈之人，稀疏的头发，
白多黑少。露出的手臂和手背分布着星星点点的老年斑，目光似乎也有些迟缓、冷
淡。见此情状，母亲尽快地说明来意，在重复两遍以后，她听明白了，对母亲说：
“这些事由我的秘书处理，他们会告诉你的。”
秘书的答复是：“史委员长的包括照片在内的所有资料都很珍贵，概不外借。很对
不起，请李先生原谅。”
我们不便久留。听说我们母女要走了。史良用微颤的手从棉袄的口袋里，掏出一个
小纸卷，递到我的面前，说：“小愚，今天是春节，史阿姨要送你压岁钱。”
我接过来，展开一看，是五元的钞票。刹那间，心头泛起缕缕难以名状的伤感：是
伤感于母亲要求的被拒？是伤感于史良的垂暮之态？还是伤感于她视为女童的我，
已是中年妇人？——这一切，连我自己也无法辨析。
“清禽百啭似迎客，正在有情无思间。”岁月飞逝，留给我们的只有记忆，好在我
们还有记忆。
一九八五年，史良病逝。患有心梗的母亲执意要去八宝山参加追悼会。进得大厅，
母亲便痛哭失声，站立在遗体前，几乎跌倒在地，情绪难以自控。民盟中央的一个
在职部长低声问身边的人：“她是谁？”
一位老者答：“她叫李健生，是章伯钧的夫人。”
另一个民盟中央机关的干部，问：“章伯钧是谁？”
老者无语，一片沉默。
数年后来，我去民盟中央机关的宿舍，替母亲探望她的几个老友。闲谈中，对其中
的一位问及史良身后之事。他告诉我，史良无子女，她的几个侄辈认为史良的首饰
可能值些钱，便提出分割、继承的要求。经过请示，决定由他代表组织拿着全部的
首饰，领着这些亲属先去珠宝行鉴定其价值。鉴定出的结果是：所有的戒指、胸针、
耳环、项链加在一起，也就值个三千块。听到这个价码，后辈一律表示放弃要求。
当然，珠宝行的鉴定者，不知道这些漂亮的假首饰所有者，是一位全国人大的副委
员长，国家首任司法部部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一个叫史良
的女人。
我想，即使晓得了姓名，他们也未必知道史良是谁。
二Ｏ零一年七－九月于守愚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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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香云纱俗称拷纱，即茛绸，是中国一种古老而传统的天然丝料。它是将原色天然
面料，直接用野葛（茛）茎中提取的汁液浸泡并经过淤泥涂封，放置一段时间后，
经太阳爆晒等特殊工艺制成。由于是纯手工生产，生产量很少，所以十分珍稀。夏
天凉爽，冬天轻柔，穿洗越久，手感、色泽越好。
②卢郁文时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是一九五七年夏季党外人士中最早站出来回击右
派言论的人，他的回击行为立即以醒目位置刊于中央各大报纸
说的那种人是谁？那就是储安平，还有公开和暗地支持储安平的那些人。上次座谈
会上，邓初民同志建议民盟中央应该对储安平的发言，表明态度。我完全同意，我
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我要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
社会主义的。我们国家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是宪法所保障的；
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是通过民主程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储安平是民
盟盟员，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曾经庄严地举手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参加了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他现在公开反对他自己参
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且把责任推给全国人民所拥护爱戴的毛主席和周
总理，诬蔑毛主席和周总理有‘党天下’的清一色思想。这不是要挑拨煽动全国人
民对领导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周总理引起恶感，还是什么呢？这不是反共反人民反社
会主义，还是什么呢？已经有人这样说，储安平敢于做这样反动的言论，要是背后
没有大力者加以支持是不可设想的。因此，我主张我们民盟中央必须明确表示，和
储安平划清界限。如果我们中间有谁支持储安平的，应当公开站出来。我们容许批
评，也容许反批评，这才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要使人民内部矛盾不转
变为对抗性的矛盾，也只有通过公开的批评反批评的方式才有可能。我们反对当面
一套背后又一套的阴险做法。”
说到此，史良话锋一转，进入了最为重要的、矛头直指父亲的第三段：“在这里我
要向章伯钧副主席提一点意见。在上次中央小组座谈会上，伯钧的发言中，对储安
平的批评，我认为是很不够的，是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昨天看到伯钧在《光明
日报》上所写的文章，对储安平的批评，态度和立场仍然是不够明确的。虽然伯钧
的文章里说：‘储安平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丝毫也不能代表《光明日报》。他
的党天下的论调是和《光明日报》的立场完全背谬的。’但是伯钧并没有说明他自
己对储安平的发言，采取什么态度？也并没有分析储安平的错误在哪里？充其量，
伯钧只声明了储安平的发言不能代表《光明日报》，而没有说明储安平是在散布反
党反社会主义的论调，企图‘达到从根本上动摇人民民主专政和党的领导，破坏社
会主义事业’。总而言之，伯钧对储安平的批评，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
“我要问伯钧，你是不是也有所顾虑，所以故意含糊其词，或者你是真的不明白储
安平的本质呢？储安平的发言，是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身份发表的。伯钧是《
光明日报》社长，社长应当负报社的政治责任。因此储安平的这一篇发言在事前是
否向伯钧请示商量，发表以后伯钧有没有向他追问，你有没有向他表示过同意或者
不同意他的意见。像这样的关键性问题，我认为伯钧是有责任向大家交代清楚的。
记得上星期六晚间（六月八日）伯钧来找我谈话，我是问过伯钧的。我问他储安平
的发言稿，事前和你商量过没有？他说：‘没有，罗隆基是看过。’伯钧又说：‘
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社论即指《这是
为什么？》）。而且一再掮出卢郁文来②。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
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的。’
当时伯钧说这样的话，我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看了伯钧在《光明日报》发表
的文章，和他那天晚上所讲的完全不同。因此，我必须请伯钧说个明白。我怀疑伯
钧是不是也像在你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在这次斗争中‘不够坚定，认识模糊’了
呢？是不是伯钧也有两套做法，在群众面前讲的是一套，在背后讲的又是一套呢？
前天《人民日报》大字标题写着：‘可注意的民盟动向’。不错，全国人民正在密
切注视我们民盟中央在目前这场思想斗争中的动向。我们都是民盟中央领导人。十
目所视，十手所指，我们再不能对于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心怀异志的那些人，
有所包庇了。今天我在盟的会议上要求伯钧表明立场和态度。”
史良的结束语，是落在了曾与自己最为亲密的人的身上：“罗隆基现在出国，等到
他回来以后，我也希望他能够有所交代。”
史良的讲话是按照要求，适时顺势而发。它像一包定向爆破的烈性炸药，从内部炸
开民主党派的围墙，炸出一条预先设计好的线路，使民盟这支进入反右运动祭坛的
领头羊，在这条路上蹒跚而行。
会散得很晚，在夜色中父亲回到了家。他只对母亲简单地说了一句：“今天民盟的
会，以史良的发言为主，她很有准备。”见他神情沮丧，母亲没好再问。
第二天近午时分，同时送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
报》均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史良发言的全文。这篇新华社的通稿是以史良“
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态度划清界限，质问章伯钧是不是也有两套做法”为通栏大标题，
并将父亲在史良家中说的那段“……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
历史人物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作为内容摘要，以黑体字排印。母亲看罢，几乎难
以相信洋洋数千言，竟是从史大姐嘴里说出来的。
但是，她更加责怪的是自己的丈夫：“那天，你说去史良家谈谈，我满以为你是听
听她的意见，请她帮你分析一下当前的形势和自己的处境及问题，谁知道你跑去讲
这些！你鸣放得还不够吗？嫌人家手里的辫子还少吗？”母亲气得满脸通红。
父亲一句话不讲。吃午饭了，父亲平时吃饭就快，今天吃得就更快。吃完，把筷子
一放，对母亲说：“我相信，史良发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为她在决定开口以前，
先要吃掉良心。”
从此，章史二人再无往来。这件事，我不知道在他二人心中，各自占据着怎样的位
置，留下多深的刻痕。我只是吃惊于三十年后的一件小事——八十年代初，全国政
协举行委员活动，母亲和史良在礼堂前厅谈天。民进中央副主席徐伯昕见此情景，
特意将我的姐夫拉到一边，愤愤地说：“你岳母怎么还能和史良有说有笑？当年就
是她出卖了章先生，我们心里都明白，谁也忘不了，难道李大姐自己倒忘了？”
一九五八年初，民盟上上下下众多右派，被逐一处理。万不想左派们也跟脚一一做
了长篇书面检查。这其中既有从一开始就积极投入的吴晗、邓初民，也有半路甩出
杀手锏的史良，还有交叉身份（中共党员、民盟成员）的萨空了、周新民等人。可
见在毛泽东眼里，不仅章（伯钧）罗（隆基）是右翼，整个民主党派都是右翼。
后来，有人告诉我：在反右后期史良批判“章罗联盟“的文章，皆出自胡愈之之手。
连那个“六六六”教授会议，也是胡愈之一手策划铺排的。只不过临到开会，他借
故走掉。而且运动的收尾时刻，他把具体操办这件事的干部也戴上右派帽子，全家
调离北京，驱赶到大西北。我听了，先是震惊，后也不觉奇怪。在民盟中央，别看
沈老（钧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帜性人物，可中共党员的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
当然，还有统战部在后面指挥胡愈之。
再后来，我又听说：大跃进时期，史良见一批党外人士光荣加入了中共，也向周恩
来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但毛泽东不同意，周公称她是一名党外布尔什维克，不入党，
作用更大。
一九六五年，罗隆基因突发心脏病，半夜死在了家中。他的许多日记和一箱子情书
被有关单位收走。母亲偷偷对我说：“你的罗伯伯收藏的情书可多呢，据说还有青
丝发。写给他情书的人多是名流，其中有刘王立明，史良……”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我几次从四川溜回北京。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冬，我第一
次返京，住在已被红卫兵占据的家中，陪伴着体质虚弱且终日担惊受怕的父母。一
日，民盟中央的人通知父亲去王府井东厂胡同（即民盟中央所在地），接受革命群
众的大批判。会开了整整一个上午，焦急忧虑的母亲，煮了稀饭等他回来。下午一
点多，年迈的父亲徒步而归。
他喝完稀粥，把母亲和我招呼过来，说：“我满以为民盟是批斗我，到了会场才知
道，我是个陪斗。原来今天批斗的对象是史良。她血压高，那些民盟机关干部，偏
要她把腰弯得低低的。开初的批判，不过是些口号和空话。后来，他们居然把搜去
的史良写给老罗的情书拿出来当材料宣读，并质问史良到底和这个大右派是什么关
系。史良直起腰回答：‘我爱他。’在中国，一个女人能这样做，是很不简单了，
也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史良好象又回到了从前。”显然，父亲所说的从前，是指
一九五七年以前。
父亲接着说：“当初，他俩的恋爱失败，史良曾经向老罗索讨自己写的书信。这个
努生（罗隆基的字）就是不给，把流风余韵系于纸墨之间。现在它们都成了罪证和
炮弹，投向这些从前爱过他、现在还活着的女人。”
“健生”父亲唤着母亲的名字，又道：“今天这个会，最让我心痛的是，民盟会堕
落成这个样子，一个批斗会搞得如此下作。”
而这个如此下作的批斗会，成了他们最后的会晤。
一九六九年父亲病逝。
一九七八年，我从四川省第二监狱释放回京。母亲说，为了我的出狱，她找了许多
关系，托了许多的人。现在要带我去拜见、面谢他们。在这些人当中，有三个老大
姐：史良、雷洁琼、李文宜。我们母女先看李文宜，再看雷洁琼，最后去的是东总
布胡同二十三号。在路上母亲告诉我，小陆已经去世。去世的情况非常意外：一九
七六年周总理逝世，在外交部召开的追思会上，小陆谈到总理对他的关怀时，激动
万分引发了心脏病而猝死的。
我们与史良的会面是在一楼客厅。几十年未见，身着白衫青裤的她，略显老态，但
依旧是仪态雍容。光泽的肌肤、白皙的面庞和清澈的目光，使人很难相信她已年逾
七十。
母亲把我朝史良的面前一推，说：“喏，这就是刚从四川回来的小愚（我的小名），
没有你的帮助和搭救，她恐怕至今还蹲在大牢呢。”
我赶紧补充道：“数千人的监狱，我是平反释放的第一人。这都得谢谢史阿姨了。”
史良摆摆手，说：“不要谢我，我没有起关键性的作用，也不可能起到这个作用，
不过就是找找人，反映你的情况。我跟他们讲，章伯钧的女儿怎么就一定是反革命
？她在日记里写几句对时政的看法，就算犯法？从法学观点看，简直不成道理。所
以，我要替你讲话。在这方面，史阿姨是有原则的。我史家有个远房的侄子，前几
年犯了罪，判了刑。他的家人后来找到我，想让我为他开脱。我把这个远房侄子的
情况一摸，发现他不但品质不好，而且是真的有罪。我对他的父母说，这个忙我是
不能帮的。孩子从小游手好闲，现在劳动几年，恐怕对他今后的一生都有好处呢。”
吃午茶的时候，母亲关切地问：“小陆走后，你的生活还好吧？”
不料母亲寻常问语，引出史良眼泪无数。一边拿出白手帕擦拭，一边抽噎着说：“
小陆一走，我的生活再也没有好过。他的房间，他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
里。我每天都在怀念他，回忆从前的日子。”
她哭声凄婉，而那样子又很像个冷不防被抢走了心爱的洋娃娃，一个人坐在大房子
里伤心抹泪的小女孩。母亲后悔自己不该提到小陆，说了许多劝慰的话，随后告辞。
史良从沙发上站起来说：“我就不远送了。”
母亲和我走出大门，便听见有人在喊母亲的名字：“健生！”回头一看，原来是上
到二楼寝室的史良靠在临街的窗前，手里左右摇动着那条擦拭过泪痕的白手帕。我
俩走一段路，就回头望一眼，那白色始终在阳光下晃动，闪耀。我一向认为人老了，
简单的衣食住行，都是无比的沉重与艰难，他们的内心自不会再有炽热之情或刻骨
之思。但我面前的史良，以忧伤表达出的至爱，令我感动不已。当我跨入老龄，生
活之侣也撒手人寰的时候，史良的涕泣和那方白手帕的记忆，便愈发地生动起来，
也深刻起来。是的，脆弱的生命随时可以消失，一切都可能转瞬即空，归于破灭，
唯有死者的灵魂和生者的情感是永远的存在。
不管父亲的右派帽子摘不摘，不问一九五七年的事平不平反，母亲都决意要给自己
的丈夫写一点文字的东西，留给后人。在搞“章伯钧生平”的同时，她还想搜集一
些父亲生前的照片。现在谁还保留着与章伯钧的合影？数来算去，唯史良矣。一九
八三年二月，趁着春节拜年的喜庆日子，母亲带着我又去东总布胡同。这时的她已
身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要拜晤（包括拜年）均须提前联系，获得同意。这次见面
被安排在二楼的小会客室，楼梯的转弯处是一株叶大如盆、油绿乌亮的龟背竹。上
得楼去，便从一间敞开的房间墙壁上，看到悬挂着的小陆遗像。像很大，拍得也好，
他一生的温厚朴讷都印在那上面。我想，这间屋子就是史良珍藏爱情、持守亡灵的
圣地了。
虽是冬日，穿着一件蓝色对襟丝棉袄的史良，却坐的是把藤椅，好象在我们未到以
前，她已经坐在那里很久、很久了。此时的她，完全是个老迈之人，稀疏的头发，
白多黑少。露出的手臂和手背分布着星星点点的老年斑，目光似乎也有些迟缓、冷
淡。见此情状，母亲尽快地说明来意，在重复两遍以后，她听明白了，对母亲说：
“这些事由我的秘书处理，他们会告诉你的。”
秘书的答复是：“史委员长的包括照片在内的所有资料都很珍贵，概不外借。很对
不起，请李先生原谅。”
我们不便久留。听说我们母女要走了。史良用微颤的手从棉袄的口袋里，掏出一个
小纸卷，递到我的面前，说：“小愚，今天是春节，史阿姨要送你压岁钱。”
我接过来，展开一看，是五元的钞票。刹那间，心头泛起缕缕难以名状的伤感：是
伤感于母亲要求的被拒？是伤感于史良的垂暮之态？还是伤感于她视为女童的我，
已是中年妇人？——这一切，连我自己也无法辨析。
“清禽百啭似迎客，正在有情无思间。”岁月飞逝，留给我们的只有记忆，好在我
们还有记忆。
一九八五年，史良病逝。患有心梗的母亲执意要去八宝山参加追悼会。进得大厅，
母亲便痛哭失声，站立在遗体前，几乎跌倒在地，情绪难以自控。民盟中央的一个
在职部长低声问身边的人：“她是谁？”
一位老者答：“她叫李健生，是章伯钧的夫人。”
另一个民盟中央机关的干部，问：“章伯钧是谁？”
老者无语，一片沉默。
数年后来，我去民盟中央机关的宿舍，替母亲探望她的几个老友。闲谈中，对其中
的一位问及史良身后之事。他告诉我，史良无子女，她的几个侄辈认为史良的首饰
可能值些钱，便提出分割、继承的要求。经过请示，决定由他代表组织拿着全部的
首饰，领着这些亲属先去珠宝行鉴定其价值。鉴定出的结果是：所有的戒指、胸针、
耳环、项链加在一起，也就值个三千块。听到这个价码，后辈一律表示放弃要求。
当然，珠宝行的鉴定者，不知道这些漂亮的假首饰所有者，是一位全国人大的副委
员长，国家首任司法部部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一个叫史良
的女人。
我想，即使晓得了姓名，他们也未必知道史良是谁。
二Ｏ零一年七－九月于守愚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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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香云纱俗称拷纱，即茛绸，是中国一种古老而传统的天然丝料。它是将原色天然
面料，直接用野葛（茛）茎中提取的汁液浸泡并经过淤泥涂封，放置一段时间后，
经太阳爆晒等特殊工艺制成。由于是纯手工生产，生产量很少，所以十分珍稀。夏
天凉爽，冬天轻柔，穿洗越久，手感、色泽越好。
②卢郁文时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是一九五七年夏季党外人士中最早站出来回击右
派言论的人，他的回击行为立即以醒目位置刊于中央各大报纸
批判罗隆基
罗隆基是我国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建国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和民盟中央副主席。1954年9月又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
在1957年的整风反右斗争中，罗隆基提出设立“平反委员会”，和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并称为中国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被打成大右派。
1957年8月10日下午2时，在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批判罗隆基大会开始。
吴晗代表民盟左派第一个发言。他用大量篇幅揭发罗隆基的反共老底，说他“早在二十年前就向日本帝国主义献计，企图联合反共了”。
吴晗发表的第一条材料，是罗隆基与周恩来的一次对话那是在1949年政协会议召开前夕，罗隆基到达北平，周恩来与他会面。
周恩来说：“民主党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共代表无产阶级。”
罗隆基当即表示不同的意见，他说：“你是南开出身，毛泽东是北大出身，我是清华出身。为什么你们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我们成立人民阵线，你们代表一部分人民，我们代表另一部分人民，这样来共同协商合作组织联合政府。”
吴晗对此话批判道：“罗隆基的这一段话是十分露骨地表示他是不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狂妄地自封为代表一部分人民和共产党面对面讲价钱。”
浦熙修是与罗隆基“同居”十载的女友。她是拿着《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为题目的发言稿，最后一个登台的。她说：“罗隆基自己讲是出生在士大夫家庭，其实，这个士大夫家庭是江西安福县的一个地主家庭。早在1929-1930年的时候，他的家就被共产党清算了。父母双亡，主持家务的寡嫂亦被斗。罗隆基曾说自己从小由寡嫂抚养，他不能不管，每月都要寄钱回去维持寡嫂和侄儿们的生活。而这件事就足以证明罗隆基对共产党的阶级仇恨是刻骨铭心的。” 浦 熙 修 与 罗 隆 基
浦熙修又说，在解放前，一次她穿了一双新买的红色胶鞋，罗隆基见了勃然大怒，她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怒从何起。现在她找到了“怒从何起”的由来。她说：“原来罗隆基是怕红色，还责问我为什么要买红色胶鞋？”
浦熙修又讲了个蒋介石观剧（曹禺话剧《蜕变》），看到一个红色肚兜，即大发脾气的故事。她说：“罗隆基怕红胶鞋，蒋介石怕红肚兜。这正说明罗隆基和蒋介石是站在同一立场上，对共产党有着深刻的阶级仇恨。”
浦熙修发言时，罗隆基把头扭到了一边，眼睛盯着窗外。
罗隆基的傲慢点燃了浦熙修的怒火和怨恨，她继续说：“罗隆基解放后对于美帝国主义并未死心，在家中曾说张东荪勾结个美国的三等特务，太不争气。而他自己始终想和美国头等特务搭上关系。”
由于罗隆基曾说自己和浦熙修是“十年亲密的朋友关系”，所以浦熙修必须用事实对“亲密朋友”做出一个否定。她声泪俱下，说：“像狼一样的罗隆基是毫无人性可言，对我也并不好些。1949年，我从南京出狱后，想即去香港到解放区，他扔出刀子来威胁我。解放后，每当我有进步要求的时候，他就暴跳如雷，例如我要求加入共产党，我要去《光明日报》工作，1950年我想脱产学习，他都不知对我发过多少脾气，最后使我屈服而后已。”
末了，她说：“让这所谓的亲密朋友关系丢进茅坑去吧！我再一次警告罗隆基，你永远不要想利用我了！......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一贯的，他说，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实际上，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在众多的批斗会上，罗隆基爱发脾气、喜好女人和斤斤计较的性格缺陷，成为一个政治攻击点，一个搞臭他的道德缺口。
在罗隆基家当护士的王爱兰被请到民盟中央批判会上，她发言说：“我在他家三年零六个月，朝夕挨骂，每天在饮食上总是要找我的岔子，要是杨薇（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女演员）来吃饭，我就更倒霉，责怪我把菜弄少了，而浦熙修来时又说我把菜弄多了。只要杨薇一来，任何人都不见，浦熙修几次打电话来，因为杨薇在，他总说有人在开会，或者说要出去开会，其实他和杨薇不知在搞什么。”
罗隆基的警卫员张登智在台上愤慨地说：“罗隆基骂我们的人民警察是‘警官’，叫派出所是‘拘留所’。他去缝衣服，又辱骂裁缝偷了他的布。他对暖气工人百般为难，他规定暖气只烧到75度。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有时烧得高一些，他就骂道：‘你们要热死我吗？快给我拿扇子来！’有时烧低了一点，他又骂道：‘我是病人，你们想冻死我吗？’罗隆基甚至还骂警卫：‘我要打电话给罗瑞卿，是叫你们来保卫我的，还是监视我的？”
罗隆基的批斗会之所以开得最多，最长，他态度恶劣、拒不认罪是一大原因，而脾气坏、人缘差，则是让他吃大亏的另一个原因。
据说，罗隆基讲了那句“现在是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的话，传到毛泽东主席的耳朵里，成为促使毛泽东决定由整风转为反右的具体原因及文化心理因素。
七斗八斗，从盛夏斗到寒冬，到12月下旬，心力交瘁、气血两空的罗隆基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从发誓“把自己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社会主义”，转化为承认自己“企图把民主同盟造成一个大党，同共产党分庭抗礼，这绝对不仅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而是章罗联盟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阴谋活动”。这个检查由于符合毛泽东定下的结论，而获得他的认可。
浦熙修，因为耽心到会受到牵连的命运，批斗之下，高压之下，她的感情之堤溃决了，人格精神扭曲了，违心地对罗隆基进行所谓的揭发、批判及围攻。罗隆基心灰意冷到了极点，他无法理解，更不能容忍。当然，浦熙修也没有“划清界限”，在劫难逃，不久便被定为章罗联盟中的一员“能干的女将”，也成了大右派。
自此，情人成了仇人。
1958年1月，罗隆基的所有职务全被撤消。
罗隆基仍住在原处，只是诺大的府第已门可罗雀。据说，当年香港有人请他去办报。周恩来约见了他，说无论到香港、美国都可以。但罗隆基却坚决地表示，哪儿都不想去，死也死在国内。
1965年12月7日，罗隆基因心脏病突然去世，终年69岁。据说，他白天还给相好的女人打过电话，晚上又请别人吃饭，夜里老病突然发作，想叫人来救助，伸手去按床头的小铃，只差半尺的距离，就断了气。罗隆基家里藏有一箱子女人给他的情书，里面还有青丝发。反右时，民盟的人骂他是“一日不可无女人的流氓”，可他划成右派分子后，依然故我。
罗隆基无妻又无后，他的弟弟与侄子继承了他的财产：拿走了他的全部字画；卖了所有的青花瓷器；拿走了所有现金和黄金。把他的书籍捐给了民盟中央，独独甩下他的骨灰，走了。
罗隆基从小父母双亡，由寡嫂收养到孤凄而死，尸骨无存，他始终是个漂泊无依的人。
1986年10月24日，民盟中央召开座谈会，纪念罗隆基诞辰90周年。全国政协和民盟中央不少领导在会上发言，充分肯定了他的历史功绩。
罗隆基是我国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建国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和民盟中央副主席。1954年9月又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
在1957年的整风反右斗争中，罗隆基提出设立“平反委员会”，和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并称为中国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被打成大右派。
1957年8月10日下午2时，在南河沿大街政协文化俱乐部，批判罗隆基大会开始。
吴晗代表民盟左派第一个发言。他用大量篇幅揭发罗隆基的反共老底，说他“早在二十年前就向日本帝国主义献计，企图联合反共了”。
吴晗发表的第一条材料，是罗隆基与周恩来的一次对话那是在1949年政协会议召开前夕，罗隆基到达北平，周恩来与他会面。
周恩来说：“民主党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共代表无产阶级。”
罗隆基当即表示不同的意见，他说：“你是南开出身，毛泽东是北大出身，我是清华出身。为什么你们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我们成立人民阵线，你们代表一部分人民，我们代表另一部分人民，这样来共同协商合作组织联合政府。”
吴晗对此话批判道：“罗隆基的这一段话是十分露骨地表示他是不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狂妄地自封为代表一部分人民和共产党面对面讲价钱。”
浦熙修是与罗隆基“同居”十载的女友。她是拿着《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为题目的发言稿，最后一个登台的。她说：“罗隆基自己讲是出生在士大夫家庭，其实，这个士大夫家庭是江西安福县的一个地主家庭。早在1929-1930年的时候，他的家就被共产党清算了。父母双亡，主持家务的寡嫂亦被斗。罗隆基曾说自己从小由寡嫂抚养，他不能不管，每月都要寄钱回去维持寡嫂和侄儿们的生活。而这件事就足以证明罗隆基对共产党的阶级仇恨是刻骨铭心的。” 浦 熙 修 与 罗 隆 基
浦熙修又说，在解放前，一次她穿了一双新买的红色胶鞋，罗隆基见了勃然大怒，她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怒从何起。现在她找到了“怒从何起”的由来。她说：“原来罗隆基是怕红色，还责问我为什么要买红色胶鞋？”
浦熙修又讲了个蒋介石观剧（曹禺话剧《蜕变》），看到一个红色肚兜，即大发脾气的故事。她说：“罗隆基怕红胶鞋，蒋介石怕红肚兜。这正说明罗隆基和蒋介石是站在同一立场上，对共产党有着深刻的阶级仇恨。”
浦熙修发言时，罗隆基把头扭到了一边，眼睛盯着窗外。
罗隆基的傲慢点燃了浦熙修的怒火和怨恨，她继续说：“罗隆基解放后对于美帝国主义并未死心，在家中曾说张东荪勾结个美国的三等特务，太不争气。而他自己始终想和美国头等特务搭上关系。”
由于罗隆基曾说自己和浦熙修是“十年亲密的朋友关系”，所以浦熙修必须用事实对“亲密朋友”做出一个否定。她声泪俱下，说：“像狼一样的罗隆基是毫无人性可言，对我也并不好些。1949年，我从南京出狱后，想即去香港到解放区，他扔出刀子来威胁我。解放后，每当我有进步要求的时候，他就暴跳如雷，例如我要求加入共产党，我要去《光明日报》工作，1950年我想脱产学习，他都不知对我发过多少脾气，最后使我屈服而后已。”
末了，她说：“让这所谓的亲密朋友关系丢进茅坑去吧！我再一次警告罗隆基，你永远不要想利用我了！......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一贯的，他说，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实际上，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在众多的批斗会上，罗隆基爱发脾气、喜好女人和斤斤计较的性格缺陷，成为一个政治攻击点，一个搞臭他的道德缺口。
在罗隆基家当护士的王爱兰被请到民盟中央批判会上，她发言说：“我在他家三年零六个月，朝夕挨骂，每天在饮食上总是要找我的岔子，要是杨薇（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女演员）来吃饭，我就更倒霉，责怪我把菜弄少了，而浦熙修来时又说我把菜弄多了。只要杨薇一来，任何人都不见，浦熙修几次打电话来，因为杨薇在，他总说有人在开会，或者说要出去开会，其实他和杨薇不知在搞什么。”
罗隆基的警卫员张登智在台上愤慨地说：“罗隆基骂我们的人民警察是‘警官’，叫派出所是‘拘留所’。他去缝衣服，又辱骂裁缝偷了他的布。他对暖气工人百般为难，他规定暖气只烧到75度。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有时烧得高一些，他就骂道：‘你们要热死我吗？快给我拿扇子来！’有时烧低了一点，他又骂道：‘我是病人，你们想冻死我吗？’罗隆基甚至还骂警卫：‘我要打电话给罗瑞卿，是叫你们来保卫我的，还是监视我的？”
罗隆基的批斗会之所以开得最多，最长，他态度恶劣、拒不认罪是一大原因，而脾气坏、人缘差，则是让他吃大亏的另一个原因。
据说，罗隆基讲了那句“现在是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的话，传到毛泽东主席的耳朵里，成为促使毛泽东决定由整风转为反右的具体原因及文化心理因素。
七斗八斗，从盛夏斗到寒冬，到12月下旬，心力交瘁、气血两空的罗隆基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从发誓“把自己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社会主义”，转化为承认自己“企图把民主同盟造成一个大党，同共产党分庭抗礼，这绝对不仅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而是章罗联盟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阴谋活动”。这个检查由于符合毛泽东定下的结论，而获得他的认可。
浦熙修，因为耽心到会受到牵连的命运，批斗之下，高压之下，她的感情之堤溃决了，人格精神扭曲了，违心地对罗隆基进行所谓的揭发、批判及围攻。罗隆基心灰意冷到了极点，他无法理解，更不能容忍。当然，浦熙修也没有“划清界限”，在劫难逃，不久便被定为章罗联盟中的一员“能干的女将”，也成了大右派。
自此，情人成了仇人。
1958年1月，罗隆基的所有职务全被撤消。
罗隆基仍住在原处，只是诺大的府第已门可罗雀。据说，当年香港有人请他去办报。周恩来约见了他，说无论到香港、美国都可以。但罗隆基却坚决地表示，哪儿都不想去，死也死在国内。
1965年12月7日，罗隆基因心脏病突然去世，终年69岁。据说，他白天还给相好的女人打过电话，晚上又请别人吃饭，夜里老病突然发作，想叫人来救助，伸手去按床头的小铃，只差半尺的距离，就断了气。罗隆基家里藏有一箱子女人给他的情书，里面还有青丝发。反右时，民盟的人骂他是“一日不可无女人的流氓”，可他划成右派分子后，依然故我。
罗隆基无妻又无后，他的弟弟与侄子继承了他的财产：拿走了他的全部字画；卖了所有的青花瓷器；拿走了所有现金和黄金。把他的书籍捐给了民盟中央，独独甩下他的骨灰，走了。
罗隆基从小父母双亡，由寡嫂收养到孤凄而死，尸骨无存，他始终是个漂泊无依的人。
1986年10月24日，民盟中央召开座谈会，纪念罗隆基诞辰90周年。全国政协和民盟中央不少领导在会上发言，充分肯定了他的历史功绩。
不知道某教主看到这些小说，心里是不是有快意恩仇的感觉？
这个揭发罗隆基的浦熙修的下场又如何呢？
结交罗隆基：从恋人到“右派”同盟
母亲和罗隆基的相识，是在1944年的重庆。作为记者，母亲欣赏罗隆基的学识。
但是两个人真正的深交，却是在1947年的南京。罗隆基经常指导她写文章，还告诉母亲，说你不能总是这样子跑来跑去，你应该像美国的记者那样写专栏文章。另外，罗隆基的英文特别好，母亲的英文不好，她也常常跟罗隆基学英语。就这样，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好。但是周围亲友对罗的人品颇有微词，不赞成他们的交往。母亲和父亲离婚之后，曾经一度想和罗隆基结婚。但是因为罗隆基有肺病，后来又被国民党软禁，没有结成。这期间，我三姨（浦安修，彭德怀的夫人）以及其他的家人都极力劝她不要跟罗结婚，这让她感到很苦恼。
解放之后，周围种种情况的变化使得她跟罗隆基开始有了距离。1950年底，我参军，第二年，她给我写信，再说到她跟罗隆基的关系时，她写道：我和罗隆基都不想结婚了，双方也都无意结婚，之后只是作为朋友交往为好。母亲这种矛盾的心情，一直持续到1956年。
1956年，《文汇报》复刊，把自己定位为高级知识分子的阵地。华罗庚、向达、潘光旦、张东荪、吴晗、费孝通等人很快就成了那里的常客。然而到了1957年7月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说：“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母亲对于共产党有很深的感情，解放前住在重庆的时候，周恩来经常打电话到我们家，就党不便出面的问题，跟母亲商量如何用新闻的方式发表。带着这种感情，母亲从来不曾对党有过怀疑，母亲觉得既然共产党说她错了，那她肯定就错了。但是她错在哪里呢？她不知道。
被逐出新闻界，离开文汇报
那时候，我在北航读大四，住校，当时学校里的运动搞得很紧张，不上课。我接到学校党委的通知，为了防止挨批斗的母亲出意外，要我回家看着她。母亲已生病在床，身体很差：吃饭，吃不下；睡觉，睡不着，要靠大量的安眠药才能入睡。我当时心里很着急，希望她能尽快跟罗隆基划清界限，但又说不出什么道理，只是默默地注意她，别吃多了安眠药。
大姨浦洁修虽然是民主人士，但是表现得比党员还左，那时候她经常到我家来给母亲“做工作”。后来大姨告诉我，她是受了周总理、彭老总、刘仁（北京市委副书记）的嘱托来动员母亲交待她的问题。大姨的态度总是很严厉，她对母亲说你应该怎样怎样。大家逼着母亲找出她的日记和来往信件。找出来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内容，大家都尽量往“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这个政治公式上套。
母亲成为右派之后，被逐出新闻界。1958年，母亲离开了文汇报。外婆在西城给她租了一个房子。后来在周恩来的关心下，母亲被分配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母亲说：“新闻记者当不成了，当旧闻记者。”从1959年一直到文革开始，母亲一直在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从创刊到文革前一共出了55本，可以说每一本都浸透了母亲的心血。
身患癌症，孤独去世
1965年，母亲被查出患直肠癌。第二年6月，做完手术后，母亲住进了香山疗养院，每天坚持爬山锻炼身体。
没想到“文革”随即爆发，香山疗养院没有办法住下去了。她一个人回到了家里，病情复发，到了1967年，母亲几乎都没有办法走动，北京医院也住不了了，医疗关系被转到了政协礼堂附近的白塔寺北医附属人民医院，准备开刀。但是医院不知道怎么知道了母亲是大右派，就在她的病例上写了“明天斗争大右派浦熙修，勒令她出院”。
那时我和弟弟也在挨批斗，没有办法陪在她身边。
1969年，我不许回家的禁令被解除，我回到家里看望母亲，母亲的下身在经历了几次手术之后已经被挖空了，床周围又是管子又是瓶子，屋里的臭味，要点香才能冲淡。随之我被告知要去干校学习。我当时很矛盾：母亲这个样子，我怎么走？学校的同事跟我说：还是去吧，不然将来你怎么说得清楚？终于，我狠了狠心，决定去干校。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70年的3月，我轻轻地跟母亲说：娘，我要去干校了。她泪流满面，知道再也看不到我了。后来平静之后，知道我胃不好的母亲，在家里翻出她参加抗美援朝的时候穿过的皮袄以及褥子，叮嘱我不要冻着。
母亲病危时，我在干校，弟弟也出差了，三姨也只能是偶尔去看看她。政协的老人设法把母亲送到医院。我从干校回来之后，三姨告诉我，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瘦得像骷髅一样”。母亲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孤独悲凉地死在医院的走廊里。在给妈妈办丧事的时候，我不忍去看母亲的样子，所以一直到现在，每当我想起她，她还是那副脸上有着深深的酒窝、坚毅、姣好、恬静，很善良的样子。
口述：袁冬林采写：本报记者陈远（本篇为个人史“名人之后”系列最后一期，请关注本报下周对本系列反响的追踪报道。）
结交罗隆基：从恋人到“右派”同盟
母亲和罗隆基的相识，是在1944年的重庆。作为记者，母亲欣赏罗隆基的学识。
但是两个人真正的深交，却是在1947年的南京。罗隆基经常指导她写文章，还告诉母亲，说你不能总是这样子跑来跑去，你应该像美国的记者那样写专栏文章。另外，罗隆基的英文特别好，母亲的英文不好，她也常常跟罗隆基学英语。就这样，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好。但是周围亲友对罗的人品颇有微词，不赞成他们的交往。母亲和父亲离婚之后，曾经一度想和罗隆基结婚。但是因为罗隆基有肺病，后来又被国民党软禁，没有结成。这期间，我三姨（浦安修，彭德怀的夫人）以及其他的家人都极力劝她不要跟罗结婚，这让她感到很苦恼。
解放之后，周围种种情况的变化使得她跟罗隆基开始有了距离。1950年底，我参军，第二年，她给我写信，再说到她跟罗隆基的关系时，她写道：我和罗隆基都不想结婚了，双方也都无意结婚，之后只是作为朋友交往为好。母亲这种矛盾的心情，一直持续到1956年。
1956年，《文汇报》复刊，把自己定位为高级知识分子的阵地。华罗庚、向达、潘光旦、张东荪、吴晗、费孝通等人很快就成了那里的常客。然而到了1957年7月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说：“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母亲对于共产党有很深的感情，解放前住在重庆的时候，周恩来经常打电话到我们家，就党不便出面的问题，跟母亲商量如何用新闻的方式发表。带着这种感情，母亲从来不曾对党有过怀疑，母亲觉得既然共产党说她错了，那她肯定就错了。但是她错在哪里呢？她不知道。
被逐出新闻界，离开文汇报
那时候，我在北航读大四，住校，当时学校里的运动搞得很紧张，不上课。我接到学校党委的通知，为了防止挨批斗的母亲出意外，要我回家看着她。母亲已生病在床，身体很差：吃饭，吃不下；睡觉，睡不着，要靠大量的安眠药才能入睡。我当时心里很着急，希望她能尽快跟罗隆基划清界限，但又说不出什么道理，只是默默地注意她，别吃多了安眠药。
大姨浦洁修虽然是民主人士，但是表现得比党员还左，那时候她经常到我家来给母亲“做工作”。后来大姨告诉我，她是受了周总理、彭老总、刘仁（北京市委副书记）的嘱托来动员母亲交待她的问题。大姨的态度总是很严厉，她对母亲说你应该怎样怎样。大家逼着母亲找出她的日记和来往信件。找出来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内容，大家都尽量往“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这个政治公式上套。
母亲成为右派之后，被逐出新闻界。1958年，母亲离开了文汇报。外婆在西城给她租了一个房子。后来在周恩来的关心下，母亲被分配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母亲说：“新闻记者当不成了，当旧闻记者。”从1959年一直到文革开始，母亲一直在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从创刊到文革前一共出了55本，可以说每一本都浸透了母亲的心血。
身患癌症，孤独去世
1965年，母亲被查出患直肠癌。第二年6月，做完手术后，母亲住进了香山疗养院，每天坚持爬山锻炼身体。
没想到“文革”随即爆发，香山疗养院没有办法住下去了。她一个人回到了家里，病情复发，到了1967年，母亲几乎都没有办法走动，北京医院也住不了了，医疗关系被转到了政协礼堂附近的白塔寺北医附属人民医院，准备开刀。但是医院不知道怎么知道了母亲是大右派，就在她的病例上写了“明天斗争大右派浦熙修，勒令她出院”。
那时我和弟弟也在挨批斗，没有办法陪在她身边。
1969年，我不许回家的禁令被解除，我回到家里看望母亲，母亲的下身在经历了几次手术之后已经被挖空了，床周围又是管子又是瓶子，屋里的臭味，要点香才能冲淡。随之我被告知要去干校学习。我当时很矛盾：母亲这个样子，我怎么走？学校的同事跟我说：还是去吧，不然将来你怎么说得清楚？终于，我狠了狠心，决定去干校。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70年的3月，我轻轻地跟母亲说：娘，我要去干校了。她泪流满面，知道再也看不到我了。后来平静之后，知道我胃不好的母亲，在家里翻出她参加抗美援朝的时候穿过的皮袄以及褥子，叮嘱我不要冻着。
母亲病危时，我在干校，弟弟也出差了，三姨也只能是偶尔去看看她。政协的老人设法把母亲送到医院。我从干校回来之后，三姨告诉我，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瘦得像骷髅一样”。母亲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孤独悲凉地死在医院的走廊里。在给妈妈办丧事的时候，我不忍去看母亲的样子，所以一直到现在，每当我想起她，她还是那副脸上有着深深的酒窝、坚毅、姣好、恬静，很善良的样子。
口述：袁冬林采写：本报记者陈远（本篇为个人史“名人之后”系列最后一期，请关注本报下周对本系列反响的追踪报道。）
看到了吧，所谓的“文化老人”们，毕竟还是人，不是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