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谈八旗子弟

八旗子弟”是中国历史上最具研究价值的课题之一。这一特定的群体或集团的兴衰荣辱，几乎使自17世纪以来至清末连绵三百年的中国社会历史所有的方面，都打上了它的烙印。

白山黑水是八旗子弟的幼稚摇篮。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盔甲起事，在松辽平原上创立了“八旗制度”。他把所属各部分编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而后又增加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共八旗。到了天聪九年（1635）又设蒙古八旗，崇德七年（1642）又立汉军八旗。共二十四旗。

编入八旗的旗民，其子弟永远当兵，而各旗主平时为行政长官，战时为军事将领。所谓“八旗制度”不仅是军事组织而是军政合一的体制。其中满洲八旗子弟是八旗中的精英。在推翻腐朽的明王朝的战争中，他们以狂飙式的人生风格创造了历史，也创造了自己。他们生机勃勃，不畏牺牲。“白刃交兮宝刀折，两军蹙兮生死决”。

在那场血流成河的“萨尔浒之战”中，明军以汹汹四十万（一说四十七万）之众进剿，而八旗迎战之兵不足六万。战争在五日内浴血，历史也在这锋刃中抉择。结果，八旗没有被灭亡，相反明军则溃败如水，主将被杀，崇祯皇帝离自缢只差一步。而后他们旋风般地越过长城，又把已经进了北京的李自成赶走，君临天下，一坐就是268年。昔日那些万里奔走，连年曝露，寄身锋刃，不知归路的八旗子弟，也蜂拥进了北京。成了这个新王朝的赖以生存的基石。这些满身伤疤也满身功劳的“八旗子弟”，完成了他们肩负的使命。

在中国历史上大凡一个新的王朝出现，差不多都以“杀功臣、斩大将”为开篇。清王朝没有循此旧例，但它犯了另一个大差误，它纵容了贵族、八旗子弟的腐化堕落。历代王朝都要维护达官贵族的特权，但清王朝中“八旗子弟”的堕落足以为历代“经典”。

当然“八旗子弟”的腐败也是有个过程的。顺治初，皇帝曾下诏说：“我朝以武功开国……所至克捷，皆恃骑射。今……天下一统，勿以太平而忘武备，尚其益习弓马，务选精良。”（《清朝文献通考》）

说是说，做是做。开始京城旗兵每月还训练五六次，后来则少得可怜，再后来训练成了“闲谈饮茶”，而驻外省地的旗兵，则以骑马为耻，出门讲究坐车是否气派。到康乾交替的时候，就是皇帝要亲临观光的演练也仅仅是摆摆花架子。更有甚者，一次乾隆亲自检阅考核八旗大臣举荐的将官，结果这些人中有的“所射非不至布靶，即擦地而；甚至有任意放箭，几至伤人者……”重臣们推荐的八旗将官的箭法，竟然在皇帝面前也射不到靶子上，几乎伤了别人，可想而知这些人再去各地带兵打仗会是什么样。

早在康熙初年，在平定“三藩之乱”的一些战争中，八旗兵已大显疲态。一将领听到吴三桂进兵的消息，竟吓得把大炮埋起来，拼命逃跑。翻翻史书，人们便发现，到了乾隆末期，八旗子弟已经不能跟任何对手打仗了。他们那英勇豪强的人生风格已荡然无存了。

从前他们曾以武力创造了一个新时代，而这个新时代一开始就为他们掘好了坟墓。

如果清王朝开国伊始，便倡导满蒙八旗向汉人学习农耕桑麻，为自己飞刀走马的渔猎民族引进些农耕文化的田园精神，那么，历史也许会因此智慧而掀起令人兴奋的一章。而八旗子弟后来的命运，也决不会叫人那样触目惊心。

可惜的是入关后的满洲贵族，毫无应变新的历史智慧。“八旗制度”的致命伤便是规定：旗人不许务农，不许经商，更不许从事其他人间生计。甚至不许离开所居旗地100里之外。如有违犯则要开除出旗籍。旗人一生只有“当兵与作官”，旗人一生只练两种功夫即：“学满文练骑射”。
身为八旗，便由国家供养。国家拨土地给旗兵，但只许旗人当地主，干活的是不在旗籍的奴仆和汉人。失去土地的旗人，国家可救济米粮。这些渔猎生涯的旗人地主，生下来就把土地看得无足轻重。他们的皇帝和旗制都告诉他们：从事田垅生产是有失旗人身份的事情。即使当“地主”他们也不情愿。换句话说，这个已经成了社会国家“主人”的民族，崇尚的新观念是“不劳而食”。于是他们宁愿把土地抵押出去给汉人也不愿管理。后来干脆把一片片洋溢着浩荡皇恩的土地统统卖给汉人了事，自己则去领取每月的救济粮，成了不折不扣的寄生于社会的一群“不劳而食者”。

雍正初年的资料证实：当时兴起的抵押土地之风使许多旗人丧失了田产。到了19世纪“旗人地主几乎见不到了”（《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第119页）。于是这些看不起农商，也做不了农商，天性懒惰又崇尚享乐的高人一等的人们，怎么活呢？皇亲国戚、八旗贵胄中不乏挥金如土者，自不必说，大面积的灾难是普通的八旗兵丁。他们腐化日甚，几近溃烂。雍正皇帝曾痛心疾首地指出：今日旗兵，几乎无所不为，他们狂嫖滥赌，敲诈盗窃，斗鸡、斗鸟、斗蟋蟀、雇人当差、转卖军粮，放印子钱，典当钱粮，甚至把盔甲军器也送进当铺换钱花了。雍正震怒之余，派人去查办，声言要“从重治罪”。（《上谕八旗》2册）但是这时节八旗腐败已经为一时之尚，流行之疾，其锋吹毛断发，其势如洪水猛兽。皇帝爷也无回天之力了。

好在当时国家尚无大的战乱，国库尚未捉襟见肘。令人不解的是，这个争王夺位那么工于心计的雍正，为什么在这时还不肯解放旗人，给八旗子弟以自谋生路的自由呢？乾隆曾想过一个好办法，把在京城生计艰辛的旗人，送回东北老家。第一批750人移垦黑龙江拉林，“每户给地三顷、外有闲荒叫其招民可垦，其不谙力作者，准其契买奴仆代耕”（《清高宗实录》）这个“招民代耕”仍是清初的办法。后来大多旗人难耐老家苦寒荒凉，而招佃户不忍盘剥大部逃亡。显然成效不大，加之后来对东北的封禁政策。乾隆的这个办法对水深火热中的八旗子弟，不过杯水车薪。

当太平天国革命兴起，社会动荡、物价飞涨，靠军饷生活的旗人差不多被推进了生死边沿。从前的“铁饭碗”，现在常常没有饭可盛。国库空虚，旗人常常领不到饷粮。同治二年（1863年）山东青州无力支付饷粮二月有余，旗人如同断奶之羔羊，他们身无半技可自食其力，大批旗人理所当然地沦为乞丐。不少人饿死道路，陈尸荒野。多么无情啊，真应了《红楼梦》中所唱：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

八旗子弟行乞于乡村市井。有史料记载的最早可追溯到乾隆朝。这是清初的人们绝对想不到的无情一幕。这群曾给历史带来激动与热情的人们，二百年后，竟然还了历史不可名状的悲伤。

道光二十年之前的人们已经不在为“大八旗”讨饭而惊异了。到了该死的鸦片战争爆发，八旗子弟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堕落的一群。这群与天子有着同一骨血的人们，这群一直以为自己不干任何事情也会活下去的人们，随着清王朝与各国列强签定的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随着不断的割地赔款，白银外流，国库空虚，天朝已经无力供养自己的“八旗子弟”了。他们普遍地贫困了。他们从肉体到精神都在残喘着。他们会干什么呢？他们能干什么呢？他们将怎样地活着呢？

在《清稗类钞》中有一段关于北京八旗子弟常搞“戳包儿”的把戏，人们又发现他们竟什么事都能干出来。“有宦京买妾者，旗女也。一日，忽多人纷至，谓女孩子为宗室，已许嫁。汝何人？乃私娶宗女，罪大恶极，非控告不可。时，即有状若差役持黑索欲关提到案者，又有出面排解者，谓女可迎归。某既误娶，罚锾可耳。于是，多人窜女去，又留数人迫之出钱，乃奉以三十金，始散。”他们已经丑陋到了这步田地，把一姑娘卖给别人，然后又蜂拥到这人家中，说你好大胆敢买宗室（皇帝的嫡亲）女子，并扬言要告发。这时又来一伙穿装如衙役一样的人，准备抓人，接着又来一伙“讲情”的人，最后是买主拿出“三十金”了事。这些人才跑了。

跟这些专门敲诈有钱人的“戳包儿”者相比，《清稗类钞》中，还记有更缺德的一伙人，这些人却是皇家宗室子弟，他们竟然把罪恶伸向乡间贫苦农家。“首、咸以还，京师风气日偷，宗室子弟往往游博无度，资尽则辄往荒僻，捉农家乳孩子以归。次日，故张贴招领，托词途中拾得者。至农家来赎时，则又多方勒索酬金，必取勇而后者。”

这些努尔哈赤的嫡传子孙，这些“社会金字塔”顶端的皇帝集团的人们，花光了钱，竟然跑到乡下去偷农家的婴孩从中勒索。观此一节，清王朝不灭之真是天理难容。谁能想到，昔日金戈铁马的八旗子弟竟如此下作地毁灭着自己的灵魂。

清末的八旗子弟成了清王朝的缩影。研究清史而不研究“八旗子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个问题几乎涉及了清代历史的所有方面。而在以往的关于“八旗子弟”的叙述中，很少读到有关对这一群体科学的、全面系统的研究。而多的是对这一群体命运的表层现象的描述。更有些“文化作品”带着“玩弄伤疤”的心态，以其中八旗子弟的命运提取历史的“情趣”，这不仅肤浅，而且使人闻到了一种如同八旗子弟当年典当盔甲的味道　八旗子弟”是中国历史上最具研究价值的课题之一。这一特定的群体或集团的兴衰荣辱，几乎使自17世纪以来至清末连绵三百年的中国社会历史所有的方面，都打上了它的烙印。

白山黑水是八旗子弟的幼稚摇篮。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盔甲起事，在松辽平原上创立了“八旗制度”。他把所属各部分编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而后又增加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共八旗。到了天聪九年（1635）又设蒙古八旗，崇德七年（1642）又立汉军八旗。共二十四旗。

编入八旗的旗民，其子弟永远当兵，而各旗主平时为行政长官，战时为军事将领。所谓“八旗制度”不仅是军事组织而是军政合一的体制。其中满洲八旗子弟是八旗中的精英。在推翻腐朽的明王朝的战争中，他们以狂飙式的人生风格创造了历史，也创造了自己。他们生机勃勃，不畏牺牲。“白刃交兮宝刀折，两军蹙兮生死决”。

在那场血流成河的“萨尔浒之战”中，明军以汹汹四十万（一说四十七万）之众进剿，而八旗迎战之兵不足六万。战争在五日内浴血，历史也在这锋刃中抉择。结果，八旗没有被灭亡，相反明军则溃败如水，主将被杀，崇祯皇帝离自缢只差一步。而后他们旋风般地越过长城，又把已经进了北京的李自成赶走，君临天下，一坐就是268年。昔日那些万里奔走，连年曝露，寄身锋刃，不知归路的八旗子弟，也蜂拥进了北京。成了这个新王朝的赖以生存的基石。这些满身伤疤也满身功劳的“八旗子弟”，完成了他们肩负的使命。

在中国历史上大凡一个新的王朝出现，差不多都以“杀功臣、斩大将”为开篇。清王朝没有循此旧例，但它犯了另一个大差误，它纵容了贵族、八旗子弟的腐化堕落。历代王朝都要维护达官贵族的特权，但清王朝中“八旗子弟”的堕落足以为历代“经典”。

当然“八旗子弟”的腐败也是有个过程的。顺治初，皇帝曾下诏说：“我朝以武功开国……所至克捷，皆恃骑射。今……天下一统，勿以太平而忘武备，尚其益习弓马，务选精良。”（《清朝文献通考》）

说是说，做是做。开始京城旗兵每月还训练五六次，后来则少得可怜，再后来训练成了“闲谈饮茶”，而驻外省地的旗兵，则以骑马为耻，出门讲究坐车是否气派。到康乾交替的时候，就是皇帝要亲临观光的演练也仅仅是摆摆花架子。更有甚者，一次乾隆亲自检阅考核八旗大臣举荐的将官，结果这些人中有的“所射非不至布靶，即擦地而；甚至有任意放箭，几至伤人者……”重臣们推荐的八旗将官的箭法，竟然在皇帝面前也射不到靶子上，几乎伤了别人，可想而知这些人再去各地带兵打仗会是什么样。

早在康熙初年，在平定“三藩之乱”的一些战争中，八旗兵已大显疲态。一将领听到吴三桂进兵的消息，竟吓得把大炮埋起来，拼命逃跑。翻翻史书，人们便发现，到了乾隆末期，八旗子弟已经不能跟任何对手打仗了。他们那英勇豪强的人生风格已荡然无存了。

从前他们曾以武力创造了一个新时代，而这个新时代一开始就为他们掘好了坟墓。

如果清王朝开国伊始，便倡导满蒙八旗向汉人学习农耕桑麻，为自己飞刀走马的渔猎民族引进些农耕文化的田园精神，那么，历史也许会因此智慧而掀起令人兴奋的一章。而八旗子弟后来的命运，也决不会叫人那样触目惊心。

可惜的是入关后的满洲贵族，毫无应变新的历史智慧。“八旗制度”的致命伤便是规定：旗人不许务农，不许经商，更不许从事其他人间生计。甚至不许离开所居旗地100里之外。如有违犯则要开除出旗籍。旗人一生只有“当兵与作官”，旗人一生只练两种功夫即：“学满文练骑射”。
身为八旗，便由国家供养。国家拨土地给旗兵，但只许旗人当地主，干活的是不在旗籍的奴仆和汉人。失去土地的旗人，国家可救济米粮。这些渔猎生涯的旗人地主，生下来就把土地看得无足轻重。他们的皇帝和旗制都告诉他们：从事田垅生产是有失旗人身份的事情。即使当“地主”他们也不情愿。换句话说，这个已经成了社会国家“主人”的民族，崇尚的新观念是“不劳而食”。于是他们宁愿把土地抵押出去给汉人也不愿管理。后来干脆把一片片洋溢着浩荡皇恩的土地统统卖给汉人了事，自己则去领取每月的救济粮，成了不折不扣的寄生于社会的一群“不劳而食者”。

雍正初年的资料证实：当时兴起的抵押土地之风使许多旗人丧失了田产。到了19世纪“旗人地主几乎见不到了”（《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第119页）。于是这些看不起农商，也做不了农商，天性懒惰又崇尚享乐的高人一等的人们，怎么活呢？皇亲国戚、八旗贵胄中不乏挥金如土者，自不必说，大面积的灾难是普通的八旗兵丁。他们腐化日甚，几近溃烂。雍正皇帝曾痛心疾首地指出：今日旗兵，几乎无所不为，他们狂嫖滥赌，敲诈盗窃，斗鸡、斗鸟、斗蟋蟀、雇人当差、转卖军粮，放印子钱，典当钱粮，甚至把盔甲军器也送进当铺换钱花了。雍正震怒之余，派人去查办，声言要“从重治罪”。（《上谕八旗》2册）但是这时节八旗腐败已经为一时之尚，流行之疾，其锋吹毛断发，其势如洪水猛兽。皇帝爷也无回天之力了。

好在当时国家尚无大的战乱，国库尚未捉襟见肘。令人不解的是，这个争王夺位那么工于心计的雍正，为什么在这时还不肯解放旗人，给八旗子弟以自谋生路的自由呢？乾隆曾想过一个好办法，把在京城生计艰辛的旗人，送回东北老家。第一批750人移垦黑龙江拉林，“每户给地三顷、外有闲荒叫其招民可垦，其不谙力作者，准其契买奴仆代耕”（《清高宗实录》）这个“招民代耕”仍是清初的办法。后来大多旗人难耐老家苦寒荒凉，而招佃户不忍盘剥大部逃亡。显然成效不大，加之后来对东北的封禁政策。乾隆的这个办法对水深火热中的八旗子弟，不过杯水车薪。

当太平天国革命兴起，社会动荡、物价飞涨，靠军饷生活的旗人差不多被推进了生死边沿。从前的“铁饭碗”，现在常常没有饭可盛。国库空虚，旗人常常领不到饷粮。同治二年（1863年）山东青州无力支付饷粮二月有余，旗人如同断奶之羔羊，他们身无半技可自食其力，大批旗人理所当然地沦为乞丐。不少人饿死道路，陈尸荒野。多么无情啊，真应了《红楼梦》中所唱：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

八旗子弟行乞于乡村市井。有史料记载的最早可追溯到乾隆朝。这是清初的人们绝对想不到的无情一幕。这群曾给历史带来激动与热情的人们，二百年后，竟然还了历史不可名状的悲伤。

道光二十年之前的人们已经不在为“大八旗”讨饭而惊异了。到了该死的鸦片战争爆发，八旗子弟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堕落的一群。这群与天子有着同一骨血的人们，这群一直以为自己不干任何事情也会活下去的人们，随着清王朝与各国列强签定的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随着不断的割地赔款，白银外流，国库空虚，天朝已经无力供养自己的“八旗子弟”了。他们普遍地贫困了。他们从肉体到精神都在残喘着。他们会干什么呢？他们能干什么呢？他们将怎样地活着呢？

在《清稗类钞》中有一段关于北京八旗子弟常搞“戳包儿”的把戏，人们又发现他们竟什么事都能干出来。“有宦京买妾者，旗女也。一日，忽多人纷至，谓女孩子为宗室，已许嫁。汝何人？乃私娶宗女，罪大恶极，非控告不可。时，即有状若差役持黑索欲关提到案者，又有出面排解者，谓女可迎归。某既误娶，罚锾可耳。于是，多人窜女去，又留数人迫之出钱，乃奉以三十金，始散。”他们已经丑陋到了这步田地，把一姑娘卖给别人，然后又蜂拥到这人家中，说你好大胆敢买宗室（皇帝的嫡亲）女子，并扬言要告发。这时又来一伙穿装如衙役一样的人，准备抓人，接着又来一伙“讲情”的人，最后是买主拿出“三十金”了事。这些人才跑了。

跟这些专门敲诈有钱人的“戳包儿”者相比，《清稗类钞》中，还记有更缺德的一伙人，这些人却是皇家宗室子弟，他们竟然把罪恶伸向乡间贫苦农家。“首、咸以还，京师风气日偷，宗室子弟往往游博无度，资尽则辄往荒僻，捉农家乳孩子以归。次日，故张贴招领，托词途中拾得者。至农家来赎时，则又多方勒索酬金，必取勇而后者。”

这些努尔哈赤的嫡传子孙，这些“社会金字塔”顶端的皇帝集团的人们，花光了钱，竟然跑到乡下去偷农家的婴孩从中勒索。观此一节，清王朝不灭之真是天理难容。谁能想到，昔日金戈铁马的八旗子弟竟如此下作地毁灭着自己的灵魂。

清末的八旗子弟成了清王朝的缩影。研究清史而不研究“八旗子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个问题几乎涉及了清代历史的所有方面。而在以往的关于“八旗子弟”的叙述中，很少读到有关对这一群体科学的、全面系统的研究。而多的是对这一群体命运的表层现象的描述。更有些“文化作品”带着“玩弄伤疤”的心态，以其中八旗子弟的命运提取历史的“情趣”，这不仅肤浅，而且使人闻到了一种如同八旗子弟当年典当盔甲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