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传统史学家评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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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02月08日 17:32书摘
在曾国藩死后的一百多年间，有的人颂扬他是“千古完人”，“万代楷模”，象泰山和北斗一样“万世流芳”。也有人说他是独夫、民贼、汉奸、刽子手，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毫无可取。其实，这二者都未免褒贬失当，毁誉偏颇。
在历史上，进步人物有进步人物的成长过程，反动人物也不是一生下来就坏。基于这种看法，我想简单地叙述一下曾国藩的一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是怎样由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子弟，走向与人民为敌的道路的。
一、志在科举成名
清朝初年，曾国藩的远祖从湖南南部的衡阳迁徙到湘乡县大界里安家落户。当时，曾家的生活并不富足，直到曾国藩的爷爷曾玉屏这一代，才成了当庄的大户。
曾家虽然富起来了，但还是属于富而不贵的小地主。在他们的家族中，还没有一个读书做官的人，对此，曾玉屏十分着急，决心让子孙出一个读书做官的人好光宗耀祖。这样，他就让儿子曾麟书正式拜师受业。可是，曾麟书读书有年，一次次地参加科举考试，总是考不中。最后只好做个私塾先生，教授乡里。
1811年，曾麟书得了个头生儿子，起名子城，字伯涵，以后又改名国藩，字涤生。
“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几乎成了一切封建地主子弟的座右铭。曾麟书在科举路上竞奔，连个秀才也没捞到，深以为憾。于是，他对曾国藩寄予满腔希望。在曾国藩七岁的时候，曾麟书就亲自教他读书。一直读了八年书，学业大有长进。可是，曾麟书知道古有传统，“易子而教，尽人皆然”。于是，曾麟书便极力设法为曾国藩另请名师。
一天，曾麟书的好朋友，衡阳秀才欧阳沧溟到曾家闲聊，偶尔发现曾国藩的诗文，字体清秀，句子顺理成章，篇篇露大志，心中大喜。他想，曾国藩小小的年纪，就有这样的功底，将来必然大有出息。欧阳沧溟惊喜之下，便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曾国藩为妻，并答应帮助他继续深造。出身于小地主家庭的曾国藩，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连科场都没进，书中自有的“颜如玉”竟来得如此容易。曾麟书见秀才这样器重自己的儿子，也大为高兴。这一年，他带着儿子到省城长沙去参加童生试，准备父子俩“共登青云梯”。可是，考试一揭晓，榜上并没有他们的名字。父子俩大为懊丧，垂头丧气地回到大界里。此后，曾麟书又把儿子先后送进了湘潭涟滨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继续攻读。后来，曾氏父子又几次去参加童生试。曾麟书终于先考中了，补上了一个县学生员。曾国藩见父亲成了秀才，自己更加埋头读书了。1833年，二十三岁的曾国藩考上了县学生，同父亲一样成了秀才。
曾国藩考中了秀才以后，他父亲高兴极了，觉得自己年已半百，挣扎有年，还是儿子年轻有为。于是，他决心让儿子百尺竿头，再进一步。1834年，他就让儿子到长沙参加乡试。曾国藩没料到竟中了第三十六名举人。报喜的锣声惊动了大界里，曾氏满门沉浸在欢乐之中。1835年，二十五岁的曾国藩，第一次来到京师参加会试，结果应试不第。此后，他一直留在京师，一面专心读书，一面又准备参加会试。1838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第三次应会试，这次他居然考中了贡士。同年四月，道光皇帝在保和殿亲自举行殿试，曾国藩中了进士，并点了翰林，终于跻身于上层封建统治者之群。1847年，他被擢用为内阁学士，1849年，又擢用为礼部右侍郎，到1852年，署吏部左侍郎，已成为清政府中比较重要的官员了。
二、治学有方
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并入了翰林院以后，感到耳目一新。他觉得自己在中进士之前，读的是四书五经，作的是八股时文，见闻窄狭，学问根底不深。从那时起，他决心深入研究经史，留心经世之学。他首先拜唐鉴为师，诚心实意地受教。1841年3月，曾国藩到唐鉴的住处去拜访求教。当他问到“读书之法”和“修身之要”时，唐鉴告诉他说:书应以朱子全书为正宗，读书要专攻一种经书，一经若通，那么其它各种经书就可以触类旁通。如果急于求成，想一下子把全部经书都弄通，那就会连一种经书也弄不通。接着，唐鉴又告诉他，修身之法以检点自己的言行最为重要。并要求他每天从早至晚，一言一行，一饮一食，都要有记录；或有私心不能克服，或者行为失于检点，都要一一记出，然后进行自我反省。曾国藩听后，感到顿开茅塞，豁然开朗。
曾国藩遵照唐鉴的教导，为自己规定了四门必修课程，即义理之学；经济之学；词章之学；考据之学。他要求自己在学习这些课程时，做到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它书；每日读书时写出心得体会，不拘何时，定要静坐四刻，回忆和体验一天所学的知识，每月作诗文若干篇，以检验所学知识的多少和应用程度。他还常常写一些箴言、对联，贴在案头床边，激励自己，以防懈怠疏忽。
曾国藩主张在学习中一定要勤勉。他认为天下事未有不从艰苦中得来的，怕的是稍遇到困难，就不愿勉力前进，结果中途而废。他在谈学习心得体会时说:世界上无论哪一种学问，绝没有不经努力就学成的。如果一看就会，一听就懂，那就称不上学问。既成为一种学问，就必然要经过一段努力，克服若干困难，然后才能得到。他强调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时，切莫灰心，中途间断，熬过困难，便可少有进步，再进步再遇到困难，再奋斗再熬过困难，经过若干次的“奋”，若干次的“熬”，然后即可达到亨通精进的境界。
曾国藩在做学问的过程中，反对门户之见。他觉得各家的学问，都必有其长处，应取众忌以门户相标。他主张合上下古今诸子百家为一炉，伪者裁之，缺者补之。这种纳百川于一海的治学方法，无疑是他明智的地方。
曾国藩注意研究各家各类的学问。他有时读经，有时读史。对于《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及屈原、杜甫、韩愈等人的诗文，无不持之以恒地熟读猛攻。他觉得义理、经济、词章、考据之学，四者缺一不可。
曾国藩能综合各家学派之长，抓住义理之学，博采其它各科，由博及专，由专及博，孜孜以求，使他获得了博大精深的学问。如果说进京前，他读四书五经，研究八股时文，是为了科举成名，光祖耀宗；那么进入翰林院之后，他博采各家之长，为的就是所谓“治国”、“平天下”。后来，曾国藩由一个勤奋刻苦、严肃认真的封建学者，变成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跟他的渊博知识，以及用心总结了历代统治阶级的经验，是分不开的。
三、初期的政治主张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在战争中，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苟且偷安，遭到了失败。于是法、美、俄等国也趁火打劫，乘机入侵，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的严重灾难。清朝统治者为了支付浩大的战费开支和巨额的战争赔款，更加肆意搜刮人民。苛重的捐税使劳动人民濒于绝境。因此，各地农民抗粮、抗税、抗捐的斗争，风起云涌，农民起义怒火不断爆起。整个中国，到处都布满了干柴，各地的星星之火，大有燎原之势。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好象热锅上的蚂蚁，焦虑万分。
1850年初，道光皇帝死后，年龄不满二十岁的奕□（咸丰）继承了皇位。投降派官僚穆彰阿及耆英等人，独揽大权，操纵舆论。咸丰皇帝为了笼络民心，巩固自己的地位，号召朝廷大臣，“据实直陈，封章密奏”，并撤了穆彰阿等人的职。这时，曾国藩感到实现“大志”的时机已经到来，便应诏陈言，大胆揭露了朝廷内外的种种腐败现象。他指出:京官的通病是退缩、琐碎；外官的通病是敷衍、糊涂。力主选拔人才。这就比较真实地说出了当时吏治的腐败状况，道出了清朝国势衰败的要害。
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发动了起义后，广西巡抚郑祖琛深怕朝廷怪罪在自己管辖地区出了反上势力，丢了乌纱帽，他出于自身的利害，认为小民造反，成不了大事，自己可以把它压平。于是，他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将大事化小，简单地向朝廷作了奏报。消息传到北京，咸丰皇帝虽然谕令严厉镇压，但也觉得小民造反无防大局。郑祖琛在广西连吃败仗，起义军的声势迅速壮大，咸丰皇帝这才十分震惊，立即召集群臣倡言得失。曾国藩奏道:“今日急务，首在用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咸丰皇帝对此大为赞赏，认为切实可行。接着，曾国藩就上疏推荐了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严正基、江忠源五人，供朝廷任用。
起义军的烈火越烧越旺，曾国藩又接连上了《理财汰兵疏》和《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两篇奏议。他在《理财汰兵疏》中说:国用不足，兵伍不精，二者为天下大患。自古以来，开国之初，兵少而国强，其后，兵越多而国势越弱，军饷越多，而国家越穷。他请求朝廷注意选拔将才，有了良将，只要使现有七十一镇中的十余镇足以称为心腹，那就缓急可恃了。曾国藩想通过裁汰军队来节约开支。在这篇疏里，他还举了宋朝庞籍淘汰庆历兵八万人，巩固了边防；明朝戚继光练金华兵三千人荡平了倭寇两个例子，提出了改绿营和编练军队的设想。这是曾国藩想以戚家为榜样，创建地主阶级新式军队的思想萌芽。2009年02月08日 17:32书摘
在曾国藩死后的一百多年间，有的人颂扬他是“千古完人”，“万代楷模”，象泰山和北斗一样“万世流芳”。也有人说他是独夫、民贼、汉奸、刽子手，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毫无可取。其实，这二者都未免褒贬失当，毁誉偏颇。
在历史上，进步人物有进步人物的成长过程，反动人物也不是一生下来就坏。基于这种看法，我想简单地叙述一下曾国藩的一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是怎样由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子弟，走向与人民为敌的道路的。
一、志在科举成名
清朝初年，曾国藩的远祖从湖南南部的衡阳迁徙到湘乡县大界里安家落户。当时，曾家的生活并不富足，直到曾国藩的爷爷曾玉屏这一代，才成了当庄的大户。
曾家虽然富起来了，但还是属于富而不贵的小地主。在他们的家族中，还没有一个读书做官的人，对此，曾玉屏十分着急，决心让子孙出一个读书做官的人好光宗耀祖。这样，他就让儿子曾麟书正式拜师受业。可是，曾麟书读书有年，一次次地参加科举考试，总是考不中。最后只好做个私塾先生，教授乡里。
1811年，曾麟书得了个头生儿子，起名子城，字伯涵，以后又改名国藩，字涤生。
“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几乎成了一切封建地主子弟的座右铭。曾麟书在科举路上竞奔，连个秀才也没捞到，深以为憾。于是，他对曾国藩寄予满腔希望。在曾国藩七岁的时候，曾麟书就亲自教他读书。一直读了八年书，学业大有长进。可是，曾麟书知道古有传统，“易子而教，尽人皆然”。于是，曾麟书便极力设法为曾国藩另请名师。
一天，曾麟书的好朋友，衡阳秀才欧阳沧溟到曾家闲聊，偶尔发现曾国藩的诗文，字体清秀，句子顺理成章，篇篇露大志，心中大喜。他想，曾国藩小小的年纪，就有这样的功底，将来必然大有出息。欧阳沧溟惊喜之下，便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曾国藩为妻，并答应帮助他继续深造。出身于小地主家庭的曾国藩，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连科场都没进，书中自有的“颜如玉”竟来得如此容易。曾麟书见秀才这样器重自己的儿子，也大为高兴。这一年，他带着儿子到省城长沙去参加童生试，准备父子俩“共登青云梯”。可是，考试一揭晓，榜上并没有他们的名字。父子俩大为懊丧，垂头丧气地回到大界里。此后，曾麟书又把儿子先后送进了湘潭涟滨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继续攻读。后来，曾氏父子又几次去参加童生试。曾麟书终于先考中了，补上了一个县学生员。曾国藩见父亲成了秀才，自己更加埋头读书了。1833年，二十三岁的曾国藩考上了县学生，同父亲一样成了秀才。
曾国藩考中了秀才以后，他父亲高兴极了，觉得自己年已半百，挣扎有年，还是儿子年轻有为。于是，他决心让儿子百尺竿头，再进一步。1834年，他就让儿子到长沙参加乡试。曾国藩没料到竟中了第三十六名举人。报喜的锣声惊动了大界里，曾氏满门沉浸在欢乐之中。1835年，二十五岁的曾国藩，第一次来到京师参加会试，结果应试不第。此后，他一直留在京师，一面专心读书，一面又准备参加会试。1838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第三次应会试，这次他居然考中了贡士。同年四月，道光皇帝在保和殿亲自举行殿试，曾国藩中了进士，并点了翰林，终于跻身于上层封建统治者之群。1847年，他被擢用为内阁学士，1849年，又擢用为礼部右侍郎，到1852年，署吏部左侍郎，已成为清政府中比较重要的官员了。
二、治学有方
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并入了翰林院以后，感到耳目一新。他觉得自己在中进士之前，读的是四书五经，作的是八股时文，见闻窄狭，学问根底不深。从那时起，他决心深入研究经史，留心经世之学。他首先拜唐鉴为师，诚心实意地受教。1841年3月，曾国藩到唐鉴的住处去拜访求教。当他问到“读书之法”和“修身之要”时，唐鉴告诉他说:书应以朱子全书为正宗，读书要专攻一种经书，一经若通，那么其它各种经书就可以触类旁通。如果急于求成，想一下子把全部经书都弄通，那就会连一种经书也弄不通。接着，唐鉴又告诉他，修身之法以检点自己的言行最为重要。并要求他每天从早至晚，一言一行，一饮一食，都要有记录；或有私心不能克服，或者行为失于检点，都要一一记出，然后进行自我反省。曾国藩听后，感到顿开茅塞，豁然开朗。
曾国藩遵照唐鉴的教导，为自己规定了四门必修课程，即义理之学；经济之学；词章之学；考据之学。他要求自己在学习这些课程时，做到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它书；每日读书时写出心得体会，不拘何时，定要静坐四刻，回忆和体验一天所学的知识，每月作诗文若干篇，以检验所学知识的多少和应用程度。他还常常写一些箴言、对联，贴在案头床边，激励自己，以防懈怠疏忽。
曾国藩主张在学习中一定要勤勉。他认为天下事未有不从艰苦中得来的，怕的是稍遇到困难，就不愿勉力前进，结果中途而废。他在谈学习心得体会时说:世界上无论哪一种学问，绝没有不经努力就学成的。如果一看就会，一听就懂，那就称不上学问。既成为一种学问，就必然要经过一段努力，克服若干困难，然后才能得到。他强调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时，切莫灰心，中途间断，熬过困难，便可少有进步，再进步再遇到困难，再奋斗再熬过困难，经过若干次的“奋”，若干次的“熬”，然后即可达到亨通精进的境界。
曾国藩在做学问的过程中，反对门户之见。他觉得各家的学问，都必有其长处，应取众忌以门户相标。他主张合上下古今诸子百家为一炉，伪者裁之，缺者补之。这种纳百川于一海的治学方法，无疑是他明智的地方。
曾国藩注意研究各家各类的学问。他有时读经，有时读史。对于《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及屈原、杜甫、韩愈等人的诗文，无不持之以恒地熟读猛攻。他觉得义理、经济、词章、考据之学，四者缺一不可。
曾国藩能综合各家学派之长，抓住义理之学，博采其它各科，由博及专，由专及博，孜孜以求，使他获得了博大精深的学问。如果说进京前，他读四书五经，研究八股时文，是为了科举成名，光祖耀宗；那么进入翰林院之后，他博采各家之长，为的就是所谓“治国”、“平天下”。后来，曾国藩由一个勤奋刻苦、严肃认真的封建学者，变成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跟他的渊博知识，以及用心总结了历代统治阶级的经验，是分不开的。
三、初期的政治主张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在战争中，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苟且偷安，遭到了失败。于是法、美、俄等国也趁火打劫，乘机入侵，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的严重灾难。清朝统治者为了支付浩大的战费开支和巨额的战争赔款，更加肆意搜刮人民。苛重的捐税使劳动人民濒于绝境。因此，各地农民抗粮、抗税、抗捐的斗争，风起云涌，农民起义怒火不断爆起。整个中国，到处都布满了干柴，各地的星星之火，大有燎原之势。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好象热锅上的蚂蚁，焦虑万分。
1850年初，道光皇帝死后，年龄不满二十岁的奕□（咸丰）继承了皇位。投降派官僚穆彰阿及耆英等人，独揽大权，操纵舆论。咸丰皇帝为了笼络民心，巩固自己的地位，号召朝廷大臣，“据实直陈，封章密奏”，并撤了穆彰阿等人的职。这时，曾国藩感到实现“大志”的时机已经到来，便应诏陈言，大胆揭露了朝廷内外的种种腐败现象。他指出:京官的通病是退缩、琐碎；外官的通病是敷衍、糊涂。力主选拔人才。这就比较真实地说出了当时吏治的腐败状况，道出了清朝国势衰败的要害。
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发动了起义后，广西巡抚郑祖琛深怕朝廷怪罪在自己管辖地区出了反上势力，丢了乌纱帽，他出于自身的利害，认为小民造反，成不了大事，自己可以把它压平。于是，他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将大事化小，简单地向朝廷作了奏报。消息传到北京，咸丰皇帝虽然谕令严厉镇压，但也觉得小民造反无防大局。郑祖琛在广西连吃败仗，起义军的声势迅速壮大，咸丰皇帝这才十分震惊，立即召集群臣倡言得失。曾国藩奏道:“今日急务，首在用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咸丰皇帝对此大为赞赏，认为切实可行。接着，曾国藩就上疏推荐了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严正基、江忠源五人，供朝廷任用。
起义军的烈火越烧越旺，曾国藩又接连上了《理财汰兵疏》和《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两篇奏议。他在《理财汰兵疏》中说:国用不足，兵伍不精，二者为天下大患。自古以来，开国之初，兵少而国强，其后，兵越多而国势越弱，军饷越多，而国家越穷。他请求朝廷注意选拔将才，有了良将，只要使现有七十一镇中的十余镇足以称为心腹，那就缓急可恃了。曾国藩想通过裁汰军队来节约开支。在这篇疏里，他还举了宋朝庞籍淘汰庆历兵八万人，巩固了边防；明朝戚继光练金华兵三千人荡平了倭寇两个例子，提出了改绿营和编练军队的设想。这是曾国藩想以戚家为榜样，创建地主阶级新式军队的思想萌芽。
在曾国藩死后的一百多年间，有的人颂扬他是“千古完人”，“万代楷模”，象泰山和北斗一样“万世流芳”。也有人说他是独夫、民贼、汉奸、刽子手，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毫无可取。其实，这二者都未免褒贬失当，毁誉偏颇。
在历史上，进步人物有进步人物的成长过程，反动人物也不是一生下来就坏。基于这种看法，我想简单地叙述一下曾国藩的一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是怎样由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子弟，走向与人民为敌的道路的。
一、志在科举成名
清朝初年，曾国藩的远祖从湖南南部的衡阳迁徙到湘乡县大界里安家落户。当时，曾家的生活并不富足，直到曾国藩的爷爷曾玉屏这一代，才成了当庄的大户。
曾家虽然富起来了，但还是属于富而不贵的小地主。在他们的家族中，还没有一个读书做官的人，对此，曾玉屏十分着急，决心让子孙出一个读书做官的人好光宗耀祖。这样，他就让儿子曾麟书正式拜师受业。可是，曾麟书读书有年，一次次地参加科举考试，总是考不中。最后只好做个私塾先生，教授乡里。
1811年，曾麟书得了个头生儿子，起名子城，字伯涵，以后又改名国藩，字涤生。
“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几乎成了一切封建地主子弟的座右铭。曾麟书在科举路上竞奔，连个秀才也没捞到，深以为憾。于是，他对曾国藩寄予满腔希望。在曾国藩七岁的时候，曾麟书就亲自教他读书。一直读了八年书，学业大有长进。可是，曾麟书知道古有传统，“易子而教，尽人皆然”。于是，曾麟书便极力设法为曾国藩另请名师。
一天，曾麟书的好朋友，衡阳秀才欧阳沧溟到曾家闲聊，偶尔发现曾国藩的诗文，字体清秀，句子顺理成章，篇篇露大志，心中大喜。他想，曾国藩小小的年纪，就有这样的功底，将来必然大有出息。欧阳沧溟惊喜之下，便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曾国藩为妻，并答应帮助他继续深造。出身于小地主家庭的曾国藩，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连科场都没进，书中自有的“颜如玉”竟来得如此容易。曾麟书见秀才这样器重自己的儿子，也大为高兴。这一年，他带着儿子到省城长沙去参加童生试，准备父子俩“共登青云梯”。可是，考试一揭晓，榜上并没有他们的名字。父子俩大为懊丧，垂头丧气地回到大界里。此后，曾麟书又把儿子先后送进了湘潭涟滨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继续攻读。后来，曾氏父子又几次去参加童生试。曾麟书终于先考中了，补上了一个县学生员。曾国藩见父亲成了秀才，自己更加埋头读书了。1833年，二十三岁的曾国藩考上了县学生，同父亲一样成了秀才。
曾国藩考中了秀才以后，他父亲高兴极了，觉得自己年已半百，挣扎有年，还是儿子年轻有为。于是，他决心让儿子百尺竿头，再进一步。1834年，他就让儿子到长沙参加乡试。曾国藩没料到竟中了第三十六名举人。报喜的锣声惊动了大界里，曾氏满门沉浸在欢乐之中。1835年，二十五岁的曾国藩，第一次来到京师参加会试，结果应试不第。此后，他一直留在京师，一面专心读书，一面又准备参加会试。1838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第三次应会试，这次他居然考中了贡士。同年四月，道光皇帝在保和殿亲自举行殿试，曾国藩中了进士，并点了翰林，终于跻身于上层封建统治者之群。1847年，他被擢用为内阁学士，1849年，又擢用为礼部右侍郎，到1852年，署吏部左侍郎，已成为清政府中比较重要的官员了。
二、治学有方
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并入了翰林院以后，感到耳目一新。他觉得自己在中进士之前，读的是四书五经，作的是八股时文，见闻窄狭，学问根底不深。从那时起，他决心深入研究经史，留心经世之学。他首先拜唐鉴为师，诚心实意地受教。1841年3月，曾国藩到唐鉴的住处去拜访求教。当他问到“读书之法”和“修身之要”时，唐鉴告诉他说:书应以朱子全书为正宗，读书要专攻一种经书，一经若通，那么其它各种经书就可以触类旁通。如果急于求成，想一下子把全部经书都弄通，那就会连一种经书也弄不通。接着，唐鉴又告诉他，修身之法以检点自己的言行最为重要。并要求他每天从早至晚，一言一行，一饮一食，都要有记录；或有私心不能克服，或者行为失于检点，都要一一记出，然后进行自我反省。曾国藩听后，感到顿开茅塞，豁然开朗。
曾国藩遵照唐鉴的教导，为自己规定了四门必修课程，即义理之学；经济之学；词章之学；考据之学。他要求自己在学习这些课程时，做到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它书；每日读书时写出心得体会，不拘何时，定要静坐四刻，回忆和体验一天所学的知识，每月作诗文若干篇，以检验所学知识的多少和应用程度。他还常常写一些箴言、对联，贴在案头床边，激励自己，以防懈怠疏忽。
曾国藩主张在学习中一定要勤勉。他认为天下事未有不从艰苦中得来的，怕的是稍遇到困难，就不愿勉力前进，结果中途而废。他在谈学习心得体会时说:世界上无论哪一种学问，绝没有不经努力就学成的。如果一看就会，一听就懂，那就称不上学问。既成为一种学问，就必然要经过一段努力，克服若干困难，然后才能得到。他强调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时，切莫灰心，中途间断，熬过困难，便可少有进步，再进步再遇到困难，再奋斗再熬过困难，经过若干次的“奋”，若干次的“熬”，然后即可达到亨通精进的境界。
曾国藩在做学问的过程中，反对门户之见。他觉得各家的学问，都必有其长处，应取众忌以门户相标。他主张合上下古今诸子百家为一炉，伪者裁之，缺者补之。这种纳百川于一海的治学方法，无疑是他明智的地方。
曾国藩注意研究各家各类的学问。他有时读经，有时读史。对于《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及屈原、杜甫、韩愈等人的诗文，无不持之以恒地熟读猛攻。他觉得义理、经济、词章、考据之学，四者缺一不可。
曾国藩能综合各家学派之长，抓住义理之学，博采其它各科，由博及专，由专及博，孜孜以求，使他获得了博大精深的学问。如果说进京前，他读四书五经，研究八股时文，是为了科举成名，光祖耀宗；那么进入翰林院之后，他博采各家之长，为的就是所谓“治国”、“平天下”。后来，曾国藩由一个勤奋刻苦、严肃认真的封建学者，变成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跟他的渊博知识，以及用心总结了历代统治阶级的经验，是分不开的。
三、初期的政治主张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在战争中，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苟且偷安，遭到了失败。于是法、美、俄等国也趁火打劫，乘机入侵，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的严重灾难。清朝统治者为了支付浩大的战费开支和巨额的战争赔款，更加肆意搜刮人民。苛重的捐税使劳动人民濒于绝境。因此，各地农民抗粮、抗税、抗捐的斗争，风起云涌，农民起义怒火不断爆起。整个中国，到处都布满了干柴，各地的星星之火，大有燎原之势。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好象热锅上的蚂蚁，焦虑万分。
1850年初，道光皇帝死后，年龄不满二十岁的奕□（咸丰）继承了皇位。投降派官僚穆彰阿及耆英等人，独揽大权，操纵舆论。咸丰皇帝为了笼络民心，巩固自己的地位，号召朝廷大臣，“据实直陈，封章密奏”，并撤了穆彰阿等人的职。这时，曾国藩感到实现“大志”的时机已经到来，便应诏陈言，大胆揭露了朝廷内外的种种腐败现象。他指出:京官的通病是退缩、琐碎；外官的通病是敷衍、糊涂。力主选拔人才。这就比较真实地说出了当时吏治的腐败状况，道出了清朝国势衰败的要害。
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发动了起义后，广西巡抚郑祖琛深怕朝廷怪罪在自己管辖地区出了反上势力，丢了乌纱帽，他出于自身的利害，认为小民造反，成不了大事，自己可以把它压平。于是，他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将大事化小，简单地向朝廷作了奏报。消息传到北京，咸丰皇帝虽然谕令严厉镇压，但也觉得小民造反无防大局。郑祖琛在广西连吃败仗，起义军的声势迅速壮大，咸丰皇帝这才十分震惊，立即召集群臣倡言得失。曾国藩奏道:“今日急务，首在用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咸丰皇帝对此大为赞赏，认为切实可行。接着，曾国藩就上疏推荐了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严正基、江忠源五人，供朝廷任用。
起义军的烈火越烧越旺，曾国藩又接连上了《理财汰兵疏》和《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两篇奏议。他在《理财汰兵疏》中说:国用不足，兵伍不精，二者为天下大患。自古以来，开国之初，兵少而国强，其后，兵越多而国势越弱，军饷越多，而国家越穷。他请求朝廷注意选拔将才，有了良将，只要使现有七十一镇中的十余镇足以称为心腹，那就缓急可恃了。曾国藩想通过裁汰军队来节约开支。在这篇疏里，他还举了宋朝庞籍淘汰庆历兵八万人，巩固了边防；明朝戚继光练金华兵三千人荡平了倭寇两个例子，提出了改绿营和编练军队的设想。这是曾国藩想以戚家为榜样，创建地主阶级新式军队的思想萌芽。2009年02月08日 17:32书摘
在曾国藩死后的一百多年间，有的人颂扬他是“千古完人”，“万代楷模”，象泰山和北斗一样“万世流芳”。也有人说他是独夫、民贼、汉奸、刽子手，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毫无可取。其实，这二者都未免褒贬失当，毁誉偏颇。
在历史上，进步人物有进步人物的成长过程，反动人物也不是一生下来就坏。基于这种看法，我想简单地叙述一下曾国藩的一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是怎样由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子弟，走向与人民为敌的道路的。
一、志在科举成名
清朝初年，曾国藩的远祖从湖南南部的衡阳迁徙到湘乡县大界里安家落户。当时，曾家的生活并不富足，直到曾国藩的爷爷曾玉屏这一代，才成了当庄的大户。
曾家虽然富起来了，但还是属于富而不贵的小地主。在他们的家族中，还没有一个读书做官的人，对此，曾玉屏十分着急，决心让子孙出一个读书做官的人好光宗耀祖。这样，他就让儿子曾麟书正式拜师受业。可是，曾麟书读书有年，一次次地参加科举考试，总是考不中。最后只好做个私塾先生，教授乡里。
1811年，曾麟书得了个头生儿子，起名子城，字伯涵，以后又改名国藩，字涤生。
“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几乎成了一切封建地主子弟的座右铭。曾麟书在科举路上竞奔，连个秀才也没捞到，深以为憾。于是，他对曾国藩寄予满腔希望。在曾国藩七岁的时候，曾麟书就亲自教他读书。一直读了八年书，学业大有长进。可是，曾麟书知道古有传统，“易子而教，尽人皆然”。于是，曾麟书便极力设法为曾国藩另请名师。
一天，曾麟书的好朋友，衡阳秀才欧阳沧溟到曾家闲聊，偶尔发现曾国藩的诗文，字体清秀，句子顺理成章，篇篇露大志，心中大喜。他想，曾国藩小小的年纪，就有这样的功底，将来必然大有出息。欧阳沧溟惊喜之下，便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曾国藩为妻，并答应帮助他继续深造。出身于小地主家庭的曾国藩，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连科场都没进，书中自有的“颜如玉”竟来得如此容易。曾麟书见秀才这样器重自己的儿子，也大为高兴。这一年，他带着儿子到省城长沙去参加童生试，准备父子俩“共登青云梯”。可是，考试一揭晓，榜上并没有他们的名字。父子俩大为懊丧，垂头丧气地回到大界里。此后，曾麟书又把儿子先后送进了湘潭涟滨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继续攻读。后来，曾氏父子又几次去参加童生试。曾麟书终于先考中了，补上了一个县学生员。曾国藩见父亲成了秀才，自己更加埋头读书了。1833年，二十三岁的曾国藩考上了县学生，同父亲一样成了秀才。
曾国藩考中了秀才以后，他父亲高兴极了，觉得自己年已半百，挣扎有年，还是儿子年轻有为。于是，他决心让儿子百尺竿头，再进一步。1834年，他就让儿子到长沙参加乡试。曾国藩没料到竟中了第三十六名举人。报喜的锣声惊动了大界里，曾氏满门沉浸在欢乐之中。1835年，二十五岁的曾国藩，第一次来到京师参加会试，结果应试不第。此后，他一直留在京师，一面专心读书，一面又准备参加会试。1838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第三次应会试，这次他居然考中了贡士。同年四月，道光皇帝在保和殿亲自举行殿试，曾国藩中了进士，并点了翰林，终于跻身于上层封建统治者之群。1847年，他被擢用为内阁学士，1849年，又擢用为礼部右侍郎，到1852年，署吏部左侍郎，已成为清政府中比较重要的官员了。
二、治学有方
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并入了翰林院以后，感到耳目一新。他觉得自己在中进士之前，读的是四书五经，作的是八股时文，见闻窄狭，学问根底不深。从那时起，他决心深入研究经史，留心经世之学。他首先拜唐鉴为师，诚心实意地受教。1841年3月，曾国藩到唐鉴的住处去拜访求教。当他问到“读书之法”和“修身之要”时，唐鉴告诉他说:书应以朱子全书为正宗，读书要专攻一种经书，一经若通，那么其它各种经书就可以触类旁通。如果急于求成，想一下子把全部经书都弄通，那就会连一种经书也弄不通。接着，唐鉴又告诉他，修身之法以检点自己的言行最为重要。并要求他每天从早至晚，一言一行，一饮一食，都要有记录；或有私心不能克服，或者行为失于检点，都要一一记出，然后进行自我反省。曾国藩听后，感到顿开茅塞，豁然开朗。
曾国藩遵照唐鉴的教导，为自己规定了四门必修课程，即义理之学；经济之学；词章之学；考据之学。他要求自己在学习这些课程时，做到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它书；每日读书时写出心得体会，不拘何时，定要静坐四刻，回忆和体验一天所学的知识，每月作诗文若干篇，以检验所学知识的多少和应用程度。他还常常写一些箴言、对联，贴在案头床边，激励自己，以防懈怠疏忽。
曾国藩主张在学习中一定要勤勉。他认为天下事未有不从艰苦中得来的，怕的是稍遇到困难，就不愿勉力前进，结果中途而废。他在谈学习心得体会时说:世界上无论哪一种学问，绝没有不经努力就学成的。如果一看就会，一听就懂，那就称不上学问。既成为一种学问，就必然要经过一段努力，克服若干困难，然后才能得到。他强调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时，切莫灰心，中途间断，熬过困难，便可少有进步，再进步再遇到困难，再奋斗再熬过困难，经过若干次的“奋”，若干次的“熬”，然后即可达到亨通精进的境界。
曾国藩在做学问的过程中，反对门户之见。他觉得各家的学问，都必有其长处，应取众忌以门户相标。他主张合上下古今诸子百家为一炉，伪者裁之，缺者补之。这种纳百川于一海的治学方法，无疑是他明智的地方。
曾国藩注意研究各家各类的学问。他有时读经，有时读史。对于《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及屈原、杜甫、韩愈等人的诗文，无不持之以恒地熟读猛攻。他觉得义理、经济、词章、考据之学，四者缺一不可。
曾国藩能综合各家学派之长，抓住义理之学，博采其它各科，由博及专，由专及博，孜孜以求，使他获得了博大精深的学问。如果说进京前，他读四书五经，研究八股时文，是为了科举成名，光祖耀宗；那么进入翰林院之后，他博采各家之长，为的就是所谓“治国”、“平天下”。后来，曾国藩由一个勤奋刻苦、严肃认真的封建学者，变成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跟他的渊博知识，以及用心总结了历代统治阶级的经验，是分不开的。
三、初期的政治主张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在战争中，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苟且偷安，遭到了失败。于是法、美、俄等国也趁火打劫，乘机入侵，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的严重灾难。清朝统治者为了支付浩大的战费开支和巨额的战争赔款，更加肆意搜刮人民。苛重的捐税使劳动人民濒于绝境。因此，各地农民抗粮、抗税、抗捐的斗争，风起云涌，农民起义怒火不断爆起。整个中国，到处都布满了干柴，各地的星星之火，大有燎原之势。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好象热锅上的蚂蚁，焦虑万分。
1850年初，道光皇帝死后，年龄不满二十岁的奕□（咸丰）继承了皇位。投降派官僚穆彰阿及耆英等人，独揽大权，操纵舆论。咸丰皇帝为了笼络民心，巩固自己的地位，号召朝廷大臣，“据实直陈，封章密奏”，并撤了穆彰阿等人的职。这时，曾国藩感到实现“大志”的时机已经到来，便应诏陈言，大胆揭露了朝廷内外的种种腐败现象。他指出:京官的通病是退缩、琐碎；外官的通病是敷衍、糊涂。力主选拔人才。这就比较真实地说出了当时吏治的腐败状况，道出了清朝国势衰败的要害。
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发动了起义后，广西巡抚郑祖琛深怕朝廷怪罪在自己管辖地区出了反上势力，丢了乌纱帽，他出于自身的利害，认为小民造反，成不了大事，自己可以把它压平。于是，他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将大事化小，简单地向朝廷作了奏报。消息传到北京，咸丰皇帝虽然谕令严厉镇压，但也觉得小民造反无防大局。郑祖琛在广西连吃败仗，起义军的声势迅速壮大，咸丰皇帝这才十分震惊，立即召集群臣倡言得失。曾国藩奏道:“今日急务，首在用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咸丰皇帝对此大为赞赏，认为切实可行。接着，曾国藩就上疏推荐了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严正基、江忠源五人，供朝廷任用。
起义军的烈火越烧越旺，曾国藩又接连上了《理财汰兵疏》和《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两篇奏议。他在《理财汰兵疏》中说:国用不足，兵伍不精，二者为天下大患。自古以来，开国之初，兵少而国强，其后，兵越多而国势越弱，军饷越多，而国家越穷。他请求朝廷注意选拔将才，有了良将，只要使现有七十一镇中的十余镇足以称为心腹，那就缓急可恃了。曾国藩想通过裁汰军队来节约开支。在这篇疏里，他还举了宋朝庞籍淘汰庆历兵八万人，巩固了边防；明朝戚继光练金华兵三千人荡平了倭寇两个例子，提出了改绿营和编练军队的设想。这是曾国藩想以戚家为榜样，创建地主阶级新式军队的思想萌芽。
曾国藩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对内外官员只知道献媚讨好，阿谈逢迎，欺上压下，进谗诬陷，善于责难倾轧，而不肯陈述己见的腐败之风，作了较为深刻的揭露。他竟然告诫咸丰皇帝不要因小失大，抱怨他不该用“无庸议”三个字堵住群臣的嘴巴，不让说话。他主张对于“用人”、“行政”大权，要让有关的官吏们去讨论。
曾国藩敢于大胆陈言，甚至抱怨皇帝，是当时一般官僚所办不到的。那时，讲真话的人会有杀身灭族之祸。他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呈上后，又觉得自己学道未深，过伤激直，不免有些担心。但是，曾国藩完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他的言词激切，也是出于对清朝皇帝的忠心，所以并没有激怒咸丰皇帝。咸丰看后，不仅没有发怒，反而破格召见了他，并用好言劝慰解释了一番。曾国藩实在是侥幸得很。
1852年春，曾国藩针对鸦片战争后造成的银贵钱贱，财政与货币流通情况的混乱，人民生活下降的现实，又向皇帝上了《备陈民间疾苦疏》和《平银价疏》，对民间疾苦表示了一定的同情，对吏治腐败和社会不安，也提出了一些补救的办法。
曾国藩早期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出于对封建朝廷的忠心，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主张，当然不可能挽救清王朝衰败的国势。他的一些主张，尽管在客观上对民间疾苦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但都掩盖和抵销不了他后来与人民为敌的罪行。
四、与人民为敌
1852年，身任吏部侍郎的曾国藩，突然接到咸丰皇帝的谕令，要他到江西去主持科举考试。当时，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声势越来越大。钦差大臣李星沅率兵前去镇压，兵败身死。接着，咸丰皇帝派赛尚阿带兵继续讨伐，又遭到失败。不少州、县已被起义军攻占，一些地方官员被起义军杀死。告急文书不断飞向京城，北京城内从前宫后院到大街小巷，到处议论纷纷，人心惶惶。曾国藩在接到谕令以后，心灰意懒，忧心忡忡，不去吧，舍不得朝廷放考差这个荣耀差事，去吧，怕一旦有什么不测，掉了脑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最后，终于硬着头皮出发了。
曾国藩刚走到安徽太湖县小池驿，又突然接到母亲病战的丧报。他痛哭流涕，一边上书皇帝请求回家治丧，一边准备行装，半路转回湘乡老家。
回家不久，曾国藩听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占府夺县，横扫了广西，接着进入湖南、湖北，攻下武汉，杀湖北巡抚常大淳。这时，站在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曾国藩，颇有国破家亡的预感。
曾国藩有位同乡好友，叫郭嵩焘，此时正值1853年春节在湖南湘阴老家探亲。在家乡，他亲眼看到农民抗租、抗捐、闹风潮；又听到湖南民间秘密反清组织天地会也公开活动起来，并有部分会众结伙投奔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当地的地主、绅士惊慌失措，四处逃窜。怎么办呢？郭嵩焘决定连夜奔湘乡，到大界里去找曾国藩商量办法，准备发动地方乡民，征集壮丁，编练成团，严加训练，用来防“盗匪”，保家园。
其实，曾国藩已在春节前接到谕旨，要他帮助湖南巡抚张亮基“团练乡民，搜查土匪”。曾国藩觉得心头大患是太平军，而不是各地方的小股“土匪盗贼”。所以当郭嵩焘来找他时，他婉转地透露了“团练乡民，搜查土匪”是“舍粤匪（太平军）而求协从，舍豺狼而问狐狸，此近来大不平之事也”；另外，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的身份不够明确，虽然官至侍郎，但是受命帮办湖南团练，处在“不官不绅”的地位，要职无职，要权无权，各地的兵勇，既不受自己调遣，外省的饷项，亦恐不愿供应。所以，他打算以为母守丧为借口，奏请皇上，辞掉帮办团练的职务。
郭嵩焘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曾国藩一向有澄清天下大志，在这动乱的年头，只有曾国藩才能拯救大清，救“民”于水火之中。他建议曾国藩舍孝求忠，实现自己的大志。
曾国藩觉得郭嵩焘的看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大清的天下如此不稳，靠朝廷那几支八旗兵和绿营兵，想剿灭太平军是无济于事的。八旗兵主要由满、蒙兵士组成。清军入关后，近二百年，八旗兵基本无仗可打，又不训练，成了一些披着盔甲的花花公子，毫无战斗力。后来虽然增设了绿营兵，但是，平时，将官只知道抽鸦片，争军饷，偶尔遇到行军打仗，又贪生怕死，跑得比谁都快。曾国藩对清政府军队的腐朽无能，是有深刻了解的。因此，他摇头叹气，感到国家的正规军打不了大仗，仅靠团练剿灭地方“土匪盗贼”，即便能奏效，也是治标不治本。当今要务，是对付太平军，而对付太平军，靠团练是无济于事的。
曾国藩正在犹豫中。郭嵩焘却说，既然清朝原有军队无能，帮办团练万不可辞。应该以团练为基础，创立一支新式军队。这样一来可以施展自己的雄才，二来也捞个忠于朝廷的美名。你何乐而不为呢？
曾国藩经过再三思考，最后，终于坚定了决心，欣然接受了在长沙“帮办团练，搜查土匪”的清廷谕旨。从此，曾国藩死心踏地投入了剿杀农民起义的反动事业，走向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
五、别树一帜练湘军
曾国藩在湖南帮办团练，正是太平军金田起义后的第二个年头。太平军打到那里，清军便不溃即散。在太平军的影响下，各地秘密反清组织也活跃起来，使得清朝地方封疆大吏惊慌万状。曾国藩出于反动地主阶级的本分和施展自己“雄才大略”的迫切心情，决心充当满洲贵族的走卒，积极镇压人民的反抗。他在组织团练的同时，几天内杀戮具有反清思想和反清行动的人近千名，湖南的反清活动一时处于低潮，人们送他一个绰号叫“曾剃头”。
曾国藩认为八旗绿营的营伍习气和调遣成法，就是岳王（岳飞）复生、孔子再世也不会更铸其面目，改变其恶习。然而，团练仅是地方武装，它虽可辅助八旗绿营制抵革命，但并不能补救八旗绿营腐朽疲弱。团练又不支取清政府的粮饷，终究不是正规军，缓急终不可恃。所以，八旗绿营、团练必须抛弃，改弦更张，别树一帜，改招募团丁为官勇，粮饷取之于公家，束伍练技，以备不时之卫。当时，湘乡县令朱孙诒，为了对付天地会等会党起义，曾由王珍、罗泽南、康景晖各集团丁数百人，亲自调遣，他们镇压了当地的会党起义，号称强悍。1852年底，湖南巡抚张亮基檄调这支团勇约千人来守卫长沙。于是，曾国藩就以这支团勇为基础，分左、中、右三营，制定营制，称为湘勇。这就是湘军的开始。
湘军成立后，于1853年春派往衡山镇压会党起义。嗣后又招募三千余人，于同年夏增援南昌，抵御太平军的进攻。在南昌，湘军虽然被太平军打败，但却表现了湘军凶悍敢战的反革命精神。从此，曾国藩加紧招募湘军。同时他还认为，湖南和长江流域，江河纵横，烟波浩荡。陆军虽粗具规模，但兵还不精，如果没有一支水上劲旅，就很难实现剿灭太平军，澄清中原的大志。所以，在加紧训练陆军的同时，非添置水师不可。于是，曾国藩马上向咸丰皇帝写了奏章，请求皇上批准他在衡州（今湖南衡阳）制造战船，训练水师。
1854年，经过两年的时间，湘军粗具规模。陆军分为大营、小营，湘乡人编入各大营，外地人编入各小营，分属湘军各大营，共五千多人，由塔齐布和罗泽南率领。水师有战船二百四十余艘， 坐船二百三十多只，分为十营，共五千余人，由褚汝航、褚殿元、杨载福、彭玉麟统领。这样，湘军成为一支具有正规军规模的反革命武装。
湘军不仅具有正规的规模，且具有八旗绿营所不曾有的特点。它是以地域、封建关系固结内部；以反动的程朱理学为思想武器；以抢劫掳掠和封赏官爵来鼓舞士气。曾国藩严格规定:湘军中不要八旗绿营入营已久的老兵，不用守备以上的旧将。他想以此种组织手段，彻底杜绝八旗绿营的衰颓习气。在选拔统领方面，他规定了四条标准:第一要有治兵的才能；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于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他说四者缺一，则万万不可带兵。他还认为应选之人必须有忠义血性。如果没有忠义血性，纵然貌似四者，终究也是不可靠的。他凭着个人的阅历，通过同乡、同族、亲友、同学、师生等种种关系，把一些所谓“宿儒”、“生员”等封建知识分子，网罗在自己身边，有的委任统领，有的充当幕僚。这些人没有八旗绿营将领的积弊陋习，是湘军的中坚。曾国藩对他们总是温文尔雅，甜言蜜语，不尚空谈，而他们又死心塌地的忠于曾国藩。这些人都是讲究程朱理学的，彼此之间常以 “名教”、“纲常”互相激励，有着死心塌地的稳定封建统治秩序的共同目标，这又是湘军的反动思想武器。
曾国藩敢于大胆陈言，甚至抱怨皇帝，是当时一般官僚所办不到的。那时，讲真话的人会有杀身灭族之祸。他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呈上后，又觉得自己学道未深，过伤激直，不免有些担心。但是，曾国藩完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他的言词激切，也是出于对清朝皇帝的忠心，所以并没有激怒咸丰皇帝。咸丰看后，不仅没有发怒，反而破格召见了他，并用好言劝慰解释了一番。曾国藩实在是侥幸得很。
1852年春，曾国藩针对鸦片战争后造成的银贵钱贱，财政与货币流通情况的混乱，人民生活下降的现实，又向皇帝上了《备陈民间疾苦疏》和《平银价疏》，对民间疾苦表示了一定的同情，对吏治腐败和社会不安，也提出了一些补救的办法。
曾国藩早期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出于对封建朝廷的忠心，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主张，当然不可能挽救清王朝衰败的国势。他的一些主张，尽管在客观上对民间疾苦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但都掩盖和抵销不了他后来与人民为敌的罪行。
四、与人民为敌
1852年，身任吏部侍郎的曾国藩，突然接到咸丰皇帝的谕令，要他到江西去主持科举考试。当时，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声势越来越大。钦差大臣李星沅率兵前去镇压，兵败身死。接着，咸丰皇帝派赛尚阿带兵继续讨伐，又遭到失败。不少州、县已被起义军攻占，一些地方官员被起义军杀死。告急文书不断飞向京城，北京城内从前宫后院到大街小巷，到处议论纷纷，人心惶惶。曾国藩在接到谕令以后，心灰意懒，忧心忡忡，不去吧，舍不得朝廷放考差这个荣耀差事，去吧，怕一旦有什么不测，掉了脑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最后，终于硬着头皮出发了。
曾国藩刚走到安徽太湖县小池驿，又突然接到母亲病战的丧报。他痛哭流涕，一边上书皇帝请求回家治丧，一边准备行装，半路转回湘乡老家。
回家不久，曾国藩听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占府夺县，横扫了广西，接着进入湖南、湖北，攻下武汉，杀湖北巡抚常大淳。这时，站在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曾国藩，颇有国破家亡的预感。
曾国藩有位同乡好友，叫郭嵩焘，此时正值1853年春节在湖南湘阴老家探亲。在家乡，他亲眼看到农民抗租、抗捐、闹风潮；又听到湖南民间秘密反清组织天地会也公开活动起来，并有部分会众结伙投奔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当地的地主、绅士惊慌失措，四处逃窜。怎么办呢？郭嵩焘决定连夜奔湘乡，到大界里去找曾国藩商量办法，准备发动地方乡民，征集壮丁，编练成团，严加训练，用来防“盗匪”，保家园。
其实，曾国藩已在春节前接到谕旨，要他帮助湖南巡抚张亮基“团练乡民，搜查土匪”。曾国藩觉得心头大患是太平军，而不是各地方的小股“土匪盗贼”。所以当郭嵩焘来找他时，他婉转地透露了“团练乡民，搜查土匪”是“舍粤匪（太平军）而求协从，舍豺狼而问狐狸，此近来大不平之事也”；另外，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的身份不够明确，虽然官至侍郎，但是受命帮办湖南团练，处在“不官不绅”的地位，要职无职，要权无权，各地的兵勇，既不受自己调遣，外省的饷项，亦恐不愿供应。所以，他打算以为母守丧为借口，奏请皇上，辞掉帮办团练的职务。
郭嵩焘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曾国藩一向有澄清天下大志，在这动乱的年头，只有曾国藩才能拯救大清，救“民”于水火之中。他建议曾国藩舍孝求忠，实现自己的大志。
曾国藩觉得郭嵩焘的看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大清的天下如此不稳，靠朝廷那几支八旗兵和绿营兵，想剿灭太平军是无济于事的。八旗兵主要由满、蒙兵士组成。清军入关后，近二百年，八旗兵基本无仗可打，又不训练，成了一些披着盔甲的花花公子，毫无战斗力。后来虽然增设了绿营兵，但是，平时，将官只知道抽鸦片，争军饷，偶尔遇到行军打仗，又贪生怕死，跑得比谁都快。曾国藩对清政府军队的腐朽无能，是有深刻了解的。因此，他摇头叹气，感到国家的正规军打不了大仗，仅靠团练剿灭地方“土匪盗贼”，即便能奏效，也是治标不治本。当今要务，是对付太平军，而对付太平军，靠团练是无济于事的。
曾国藩正在犹豫中。郭嵩焘却说，既然清朝原有军队无能，帮办团练万不可辞。应该以团练为基础，创立一支新式军队。这样一来可以施展自己的雄才，二来也捞个忠于朝廷的美名。你何乐而不为呢？
曾国藩经过再三思考，最后，终于坚定了决心，欣然接受了在长沙“帮办团练，搜查土匪”的清廷谕旨。从此，曾国藩死心踏地投入了剿杀农民起义的反动事业，走向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
五、别树一帜练湘军
曾国藩在湖南帮办团练，正是太平军金田起义后的第二个年头。太平军打到那里，清军便不溃即散。在太平军的影响下，各地秘密反清组织也活跃起来，使得清朝地方封疆大吏惊慌万状。曾国藩出于反动地主阶级的本分和施展自己“雄才大略”的迫切心情，决心充当满洲贵族的走卒，积极镇压人民的反抗。他在组织团练的同时，几天内杀戮具有反清思想和反清行动的人近千名，湖南的反清活动一时处于低潮，人们送他一个绰号叫“曾剃头”。
曾国藩认为八旗绿营的营伍习气和调遣成法，就是岳王（岳飞）复生、孔子再世也不会更铸其面目，改变其恶习。然而，团练仅是地方武装，它虽可辅助八旗绿营制抵革命，但并不能补救八旗绿营腐朽疲弱。团练又不支取清政府的粮饷，终究不是正规军，缓急终不可恃。所以，八旗绿营、团练必须抛弃，改弦更张，别树一帜，改招募团丁为官勇，粮饷取之于公家，束伍练技，以备不时之卫。当时，湘乡县令朱孙诒，为了对付天地会等会党起义，曾由王珍、罗泽南、康景晖各集团丁数百人，亲自调遣，他们镇压了当地的会党起义，号称强悍。1852年底，湖南巡抚张亮基檄调这支团勇约千人来守卫长沙。于是，曾国藩就以这支团勇为基础，分左、中、右三营，制定营制，称为湘勇。这就是湘军的开始。
湘军成立后，于1853年春派往衡山镇压会党起义。嗣后又招募三千余人，于同年夏增援南昌，抵御太平军的进攻。在南昌，湘军虽然被太平军打败，但却表现了湘军凶悍敢战的反革命精神。从此，曾国藩加紧招募湘军。同时他还认为，湖南和长江流域，江河纵横，烟波浩荡。陆军虽粗具规模，但兵还不精，如果没有一支水上劲旅，就很难实现剿灭太平军，澄清中原的大志。所以，在加紧训练陆军的同时，非添置水师不可。于是，曾国藩马上向咸丰皇帝写了奏章，请求皇上批准他在衡州（今湖南衡阳）制造战船，训练水师。
1854年，经过两年的时间，湘军粗具规模。陆军分为大营、小营，湘乡人编入各大营，外地人编入各小营，分属湘军各大营，共五千多人，由塔齐布和罗泽南率领。水师有战船二百四十余艘， 坐船二百三十多只，分为十营，共五千余人，由褚汝航、褚殿元、杨载福、彭玉麟统领。这样，湘军成为一支具有正规军规模的反革命武装。
湘军不仅具有正规的规模，且具有八旗绿营所不曾有的特点。它是以地域、封建关系固结内部；以反动的程朱理学为思想武器；以抢劫掳掠和封赏官爵来鼓舞士气。曾国藩严格规定:湘军中不要八旗绿营入营已久的老兵，不用守备以上的旧将。他想以此种组织手段，彻底杜绝八旗绿营的衰颓习气。在选拔统领方面，他规定了四条标准:第一要有治兵的才能；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于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他说四者缺一，则万万不可带兵。他还认为应选之人必须有忠义血性。如果没有忠义血性，纵然貌似四者，终究也是不可靠的。他凭着个人的阅历，通过同乡、同族、亲友、同学、师生等种种关系，把一些所谓“宿儒”、“生员”等封建知识分子，网罗在自己身边，有的委任统领，有的充当幕僚。这些人没有八旗绿营将领的积弊陋习，是湘军的中坚。曾国藩对他们总是温文尔雅，甜言蜜语，不尚空谈，而他们又死心塌地的忠于曾国藩。这些人都是讲究程朱理学的，彼此之间常以 “名教”、“纲常”互相激励，有着死心塌地的稳定封建统治秩序的共同目标，这又是湘军的反动思想武器。
湘军的募集原则是:统领由曾国藩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这样层层挑选，大抵又都是通过同乡、同族、亲友、同学、师生等一层一层的私人隶属关系，形成了环环相扣的整体。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全军服从曾国藩一人。这样就彻底改变了八旗绿营那种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打起仗来，各不相顾的混乱局面。
曾国藩平日以“纲常”、“名教”，教育官兵为清朝封建统治者卖命。战时以抢劫掳掠引诱官兵为封建统治者出力。湘军每占一城，借搜捕为名，乘势淫掳焚掠。从烧杀淫掠的过程中，养成了湘军残忍凶悍的作战力。
清朝统治者在八旗绿营腐朽疲弱的情况下，正需要一支新的反革命武装去对付太平军。曾国藩别树一帜编练的湘军逐步正规化，就渐渐成为清朝统治者进攻太平军的主力部队。
六、道途久梗魂梦惊
曾国藩在湖南编练湘军的时候，太平军的力量又有了进一步的壮大。1853年1月，太平军占领了武昌，2月，太平军水陆大军沿江东下，一月之内连克九江、安庆，逼近南京，3月19日攻下南京，把它改为天京，定为太平天国首都。
奠都天京前，太平军所过的地方，往往随得随弃。奠都天京后，才觉得要巩固天京，必须重新占领长江上游的武汉、九江、安庆等军事重镇。1853年5月，太平军出师西征安徽、江西，先后克复了安庆、庐州（今合肥），占领了安徽的广大地区，又攻破了九江，进围南昌，开始和湘军主力接触。
曾国藩虽然想死心塌地的为清朝统治者卖命，但清朝统治集团内满、汉界限是分明的，满洲贵族一向不让汉族官吏势力过大，更不容许汉族官吏拥有重兵。在清政府无力对付太平军的时候，大学士祁□藻、翁心存还说，汉人曾国藩在家乡拉起万余人的队伍，恐非国家之福。咸丰皇帝虽然想利用曾国藩的湘军，但又对湘军怀有极大的猜忌心，深怕湘军势大不能控制。因此，曾国藩的湘军和清军及地方督抚有明显的主客之分。湘军有时即便打了胜仗，清廷也仅以曾国藩调度有方，著交部从优议叙的客套话予以安慰，从不以实权相授。这样，曾国藩的湘军在各方面就遇到许多困难，因而，在与太平军交战中总是败多胜少。
当太平军进围南昌，与湘军接仗时，江忠源飞书向曾国藩告急。曾国藩派郭嵩焘、朱孙诒、罗泽南率五千人援救南昌，太平军的西征军攻南昌三月不下，见势不利，即挥军西上。1854年2月，再次夺取了汉口、汉阳、包围了武昌，又占领了岳州，陆军打到湘潭附近，水师进至靖港，据上游以围长沙。
曾国藩为了解除对长沙的威胁，4月，派塔齐布率陆师，杨再福、彭玉麟率水师争夺湘潭。自己又亲率战船四十艘，陆师八百人和太平军大战于靖港。太平军用土枪、土炮、土火箭，对准湘军水师猛烈轰击。湘军船只沉沦大半，士兵淹死无数。曾国藩羞愤交加，一头扎入水中，想一死了之。幸亏他的手下人章寿麟眼疾手快，急忙把他从水中捞起。
曾国藩回到长沙，左思右想，觉得和太平军打仗，总是凶多吉少，最后终以事不可为，写下了遗书，准备自杀。恰在这时候，曾国藩得知攻湘潭的湘军取胜，太平军被迫退出岳州；也听得太平军于6月再次攻克武昌。他权衡得失，认为得可胜失。因为湘潭是湘军的老巢，得湘潭可使在长沙周围的湘军有喘息的机会。
湘军经过整顿后，于1854年10月，集中全力，又占领了武昌，并进围九江。这时曾国藩得意忘形，狂叫要“肃清江面，直捣金陵。”
1855年一月，天王洪秀全派翼王石达开率太平军，从天京出发，增援九江。在九江，太平军大破湘军主力，烧毁湘军战船四十多艘，并夺得了曾国藩的座船。曾国藩又惊又怕，欲战不胜，欲罢不能，屡遭失败，罪责难逃，越想越感到没有出路，急得再一次投水寻死，又被附近小船捞起，落荒逃回南昌。这一仗湘军损失惨重，被迫撤离九江。太平军乘胜逆江西进，于1855年4月，第三次攻克武昌。
湘军又经过一番整顿，于1855年秋，命令悍将塔齐布率军进攻九江，命令罗泽南率军进犯武昌 林启荣率太平军固守九江，屡败湘军。塔齐布气急败坏，在军中呕血毙命。石达开率太平军坚守武昌。罗泽南在进攻武昌时，被太平军击毙，部众溃散。
湘军在九江、武昌受挫的消息传到南昌，曾国藩为了挽回败局，命令湘军全部陆师扑向武昌。太平军见湘军全力进犯武昌，江西后路空虚，乃转而进军江西。1855年11月，太平军攻入江西，一路势如破竹，江西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余州县，先后为太平军攻占。这时，曾国藩是欲攻无力，欲逃不能，援兵无望，困守南昌。他哀叹到:“道途久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
七、沾满鲜血的“功绩”
1856年秋，太平天国军民经过三年浴血奋战，摧毁了威胁天京三载之久的清朝江北、江南两大营，控制了东起镇江，西至武汉一段长江流域的城镇，安徽、江西、湖北东部及江苏西南部的大部分土地，也都在太平天国的控制之下。太平天国的革命烈火，已映红了中国的南半天。可是，就在这大好形势下，由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争权夺利，发生内讧。结果杨秀清被杀，韦昌辉身死，太平军官兵两万多人受株连丧生。此后，洪秀全召石达开回京提理政务，但由于受到洪秀全的疑忌，石达开率十万大军愤而出走，又造成了太平天国“朝中无将，国内无人”，军心散乱的严重危机。
内讧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在天京以西，湘军于1856年12月攻陷武汉，1858年5月攻陷九江，威胁安庆。在天京以东，和春、张国梁于1857年又重建江南大营，攻陷句容、镇江，进驻雨花台。德兴阿攻陷浦口，重建江北大营，与江南大营隔江呼应，围困天京。
为了扭转危局，解除天京之围，洪秀全提拔了年青将领陈玉成、李秀成指挥作战。在陈玉成、李秀成的指挥下，1858年9月，大破德兴阿的军队，击溃了江北大营；11月，三河一战，歼灭了湘军李续宾部；1860年5月荡平江南大营，和春、张国梁毙命；乘胜开辟了江浙根据地。
太平军在天京、江浙一带的胜利，仅是战役上的胜利。过去，以曾国藩为头子的湘军，和以满洲贵族为头子的江北、江南大营有矛盾，咸丰原打算让湘军出力，江北、江南大营坐收攻陷天京之功。所以，曾国藩统领湘军七八年，转战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既不是地方督抚，更不是钦差大臣，一直是个兵部侍郎的头衔。江北、江南大营溃散，咸丰计划落空，不得不指靠曾国藩。1860年6月，咸丰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江南水陆各师，均受节制。曾国藩接过反革命的军政大权，接着派左宗棠回湖南招募湘勇，派李鸿章在安徽招募淮勇，以扩大势力。
曾国藩平日以“纲常”、“名教”，教育官兵为清朝封建统治者卖命。战时以抢劫掳掠引诱官兵为封建统治者出力。湘军每占一城，借搜捕为名，乘势淫掳焚掠。从烧杀淫掠的过程中，养成了湘军残忍凶悍的作战力。
清朝统治者在八旗绿营腐朽疲弱的情况下，正需要一支新的反革命武装去对付太平军。曾国藩别树一帜编练的湘军逐步正规化，就渐渐成为清朝统治者进攻太平军的主力部队。
六、道途久梗魂梦惊
曾国藩在湖南编练湘军的时候，太平军的力量又有了进一步的壮大。1853年1月，太平军占领了武昌，2月，太平军水陆大军沿江东下，一月之内连克九江、安庆，逼近南京，3月19日攻下南京，把它改为天京，定为太平天国首都。
奠都天京前，太平军所过的地方，往往随得随弃。奠都天京后，才觉得要巩固天京，必须重新占领长江上游的武汉、九江、安庆等军事重镇。1853年5月，太平军出师西征安徽、江西，先后克复了安庆、庐州（今合肥），占领了安徽的广大地区，又攻破了九江，进围南昌，开始和湘军主力接触。
曾国藩虽然想死心塌地的为清朝统治者卖命，但清朝统治集团内满、汉界限是分明的，满洲贵族一向不让汉族官吏势力过大，更不容许汉族官吏拥有重兵。在清政府无力对付太平军的时候，大学士祁□藻、翁心存还说，汉人曾国藩在家乡拉起万余人的队伍，恐非国家之福。咸丰皇帝虽然想利用曾国藩的湘军，但又对湘军怀有极大的猜忌心，深怕湘军势大不能控制。因此，曾国藩的湘军和清军及地方督抚有明显的主客之分。湘军有时即便打了胜仗，清廷也仅以曾国藩调度有方，著交部从优议叙的客套话予以安慰，从不以实权相授。这样，曾国藩的湘军在各方面就遇到许多困难，因而，在与太平军交战中总是败多胜少。
当太平军进围南昌，与湘军接仗时，江忠源飞书向曾国藩告急。曾国藩派郭嵩焘、朱孙诒、罗泽南率五千人援救南昌，太平军的西征军攻南昌三月不下，见势不利，即挥军西上。1854年2月，再次夺取了汉口、汉阳、包围了武昌，又占领了岳州，陆军打到湘潭附近，水师进至靖港，据上游以围长沙。
曾国藩为了解除对长沙的威胁，4月，派塔齐布率陆师，杨再福、彭玉麟率水师争夺湘潭。自己又亲率战船四十艘，陆师八百人和太平军大战于靖港。太平军用土枪、土炮、土火箭，对准湘军水师猛烈轰击。湘军船只沉沦大半，士兵淹死无数。曾国藩羞愤交加，一头扎入水中，想一死了之。幸亏他的手下人章寿麟眼疾手快，急忙把他从水中捞起。
曾国藩回到长沙，左思右想，觉得和太平军打仗，总是凶多吉少，最后终以事不可为，写下了遗书，准备自杀。恰在这时候，曾国藩得知攻湘潭的湘军取胜，太平军被迫退出岳州；也听得太平军于6月再次攻克武昌。他权衡得失，认为得可胜失。因为湘潭是湘军的老巢，得湘潭可使在长沙周围的湘军有喘息的机会。
湘军经过整顿后，于1854年10月，集中全力，又占领了武昌，并进围九江。这时曾国藩得意忘形，狂叫要“肃清江面，直捣金陵。”
1855年一月，天王洪秀全派翼王石达开率太平军，从天京出发，增援九江。在九江，太平军大破湘军主力，烧毁湘军战船四十多艘，并夺得了曾国藩的座船。曾国藩又惊又怕，欲战不胜，欲罢不能，屡遭失败，罪责难逃，越想越感到没有出路，急得再一次投水寻死，又被附近小船捞起，落荒逃回南昌。这一仗湘军损失惨重，被迫撤离九江。太平军乘胜逆江西进，于1855年4月，第三次攻克武昌。
湘军又经过一番整顿，于1855年秋，命令悍将塔齐布率军进攻九江，命令罗泽南率军进犯武昌 林启荣率太平军固守九江，屡败湘军。塔齐布气急败坏，在军中呕血毙命。石达开率太平军坚守武昌。罗泽南在进攻武昌时，被太平军击毙，部众溃散。
湘军在九江、武昌受挫的消息传到南昌，曾国藩为了挽回败局，命令湘军全部陆师扑向武昌。太平军见湘军全力进犯武昌，江西后路空虚，乃转而进军江西。1855年11月，太平军攻入江西，一路势如破竹，江西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余州县，先后为太平军攻占。这时，曾国藩是欲攻无力，欲逃不能，援兵无望，困守南昌。他哀叹到:“道途久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
七、沾满鲜血的“功绩”
1856年秋，太平天国军民经过三年浴血奋战，摧毁了威胁天京三载之久的清朝江北、江南两大营，控制了东起镇江，西至武汉一段长江流域的城镇，安徽、江西、湖北东部及江苏西南部的大部分土地，也都在太平天国的控制之下。太平天国的革命烈火，已映红了中国的南半天。可是，就在这大好形势下，由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争权夺利，发生内讧。结果杨秀清被杀，韦昌辉身死，太平军官兵两万多人受株连丧生。此后，洪秀全召石达开回京提理政务，但由于受到洪秀全的疑忌，石达开率十万大军愤而出走，又造成了太平天国“朝中无将，国内无人”，军心散乱的严重危机。
内讧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在天京以西，湘军于1856年12月攻陷武汉，1858年5月攻陷九江，威胁安庆。在天京以东，和春、张国梁于1857年又重建江南大营，攻陷句容、镇江，进驻雨花台。德兴阿攻陷浦口，重建江北大营，与江南大营隔江呼应，围困天京。
为了扭转危局，解除天京之围，洪秀全提拔了年青将领陈玉成、李秀成指挥作战。在陈玉成、李秀成的指挥下，1858年9月，大破德兴阿的军队，击溃了江北大营；11月，三河一战，歼灭了湘军李续宾部；1860年5月荡平江南大营，和春、张国梁毙命；乘胜开辟了江浙根据地。
太平军在天京、江浙一带的胜利，仅是战役上的胜利。过去，以曾国藩为头子的湘军，和以满洲贵族为头子的江北、江南大营有矛盾，咸丰原打算让湘军出力，江北、江南大营坐收攻陷天京之功。所以，曾国藩统领湘军七八年，转战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既不是地方督抚，更不是钦差大臣，一直是个兵部侍郎的头衔。江北、江南大营溃散，咸丰计划落空，不得不指靠曾国藩。1860年6月，咸丰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江南水陆各师，均受节制。曾国藩接过反革命的军政大权，接着派左宗棠回湖南招募湘勇，派李鸿章在安徽招募淮勇，以扩大势力。
曾国藩统领的湘军远比江北、江南大营凶悍狡猾。他占据武汉后，便拼命争夺安庆。在战略上，安庆是天京的门户，安庆有失，天京难保。所以，当咸丰命令曾国藩率军去苏杭的时候，曾国藩以安庆一军，关系淮南全局，是攻克金陵的根本为由，拒不从命。曾国藩将其赌注全部下在安庆。1861年9月，终于攻陷了安庆。
曾国藩夺取安庆后，清政府于1861年11月又授权他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都受他节制。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气焰更凶了。他一方面恬不知耻地宣称:洋人“有德于我”，公开鼓吹“借洋兵助剿”；一方面在安庆设指挥所，并派李鸿章纠合安徽地主武装组成所谓淮军，由英国轮船运到上海，进攻苏、常，派左宗棠率一部分湘军从江西进攻浙江，派曾国荃率湘军主力由长江上游进攻天京。
从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时起，湘军便公开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同时曾国藩认为要有效地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必须筹办新式军事工业制造船炮。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用手工制造船炮。由于制作不得法，船炮都不能用。于是曾国藩又派容闳到美国购买机器，准备建立近代军用工业。
有了洋人作靠山，有了洋枪洋炮，1862年，曾国藩指挥李鸿章所部淮军，伙同英国、美国侵略者组成的“常胜军”，联合进攻嘉定、青浦、太仓等地。1863年5月，淮军和“常胜军”相继攻陷太仓、□山、吴江，进犯苏州。年底，苏州陷落。这就直接加速了太平天国在江苏战场的瓦解。与此同时，在浙江方面，曾国藩指挥左宗棠所部湘军与法国侵略者组成的“常捷军”，联合攻下绍兴、富阳，进犯杭州。1884年春，杭州陷落。
随着江、浙根据地的沦陷，天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此时，在曾国荃湘军的围困下，天京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形势日益恶化。1864年6月，湘军重炮猛轰天京。天京外围的工事相继失守，已难以支撑，曾国荃攻城愈急。7月，湘军在太平门处挖地道十多处，填满炸药， 轰塌城墙二十余丈，湘军一涌而入。
湘军攻入天京城后，关闭城门，搜捕烧杀，一时间，尸堆如山，血流成河，惨不忍睹。此后，曾国藩以两江总督的显赫要职，坐镇南京，建立保甲局，推行保甲制度，实行联保联坐。对所谓不安本分的人，或者编入“另册”，或者在户口册上加盖“有过”戳记，进行残酷迫害。对太平军战士，逐一追捕严究，甚至牵连亲友，不稍宽贷。曾国藩两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被清政府封为一等侯爵。
捻军是太平军在北方的一支友军，他们曾多次联合作战，共同抗击清军。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清廷调僧格林沁率军镇压捻军。捻军多次打败僧军，1865年5月，捻军在山东曹州歼灭僧格林沁的马队，杀死僧格林沁。清廷大惊，忙召曾国藩北上，命令他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继续镇压捻军。曾国藩率八万湘淮军，针对捻军流动迂回的游击战术，采取重点设防，层层防堵的办法对付捻军。在捻军活跃的州县修筑圩寨，当捻军来时，便强迫各村百姓将粮食柴草牲畜等运进圩寨，并在圩寨中编制“良民册”和“莠民册”，凡拥护清廷的人入“良民册”，和捻军有关系的人及反抗清廷的人都列入“莠民册”，即“擒拿正法”，实行五家连坐法，一家“犯法”，五家遭殃。后来，曾国藩虽然中途退回两江总督原任，但他镇压捻军，屠杀革命人民的办法，却传给了他的后任李鸿章。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中，为清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清史稿》比曾氏为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并云“中兴以来，一人而已”。曾国藩用革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顶子，他将永远为革命人民所唾骂。
八、在骂声中死去
1868年，清政府委派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第八个年头。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正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天主教、耶稣教也随着炮舰，大规模地来到中国沿海。他们戴着学者、医生、慈善家的面具，以办育婴堂、医院、学校为掩饰，霸占田产，庇护贪官，干涉词讼，逞凶肆暴，激起了中国人民切齿痛恨。
1870年，一场大规模的反洋教运动，在天津爆发。法国传教士在天津望海楼收纳无赖，鱼肉百姓。6月21日，愤怒的人群涌到望海楼教堂前，要和侵略者算账。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得知后，带着他的秘书西蒙，怒冲冲地闯进清朝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衙门，威胁崇厚赶快派人驱散中国的老百姓。接着，丰大业又用手枪在大街上威胁天津知县刘杰，并当场打死了刘杰的仆人。丰大业公开枪杀中国人的暴行，进一步激怒了天津人民。千百万群众闻声赶到，举起了愤怒的拳头，打死了丰大业和西蒙。午后，天津城内又响起了聚众的锣声，人们纷纷从大街小巷走出家门，汇成了一股愤怒的人流，直向望海楼奔去。当天熊熊大火烧掉了望海楼。
天津人民火烧望海楼的消息，传遍了全国的城镇乡村，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接着，山东的烟台，江苏的南京、镇江，江西的吴城，广东的广州，也奋起响应，驱逐了一些为非作歹的传教士。北京的群众也集合在法国天主教堂的门口行游表威，声讨洋教士，支持天津人民的正义行动。驻北京的外国公使、领事、传教士慌了手脚，强迫清政府加紧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
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壮着胆子接见了各国驻华公使，并派崇厚为钦差大臣，全权处理天津教案。这时，曾国藩忙写信给崇厚，让他放开胆子干，不要怕百姓闹事，并表示愿和崇厚有祸同当。崇厚心领神会，一到天津就代表清政府向法国陪礼道歉，并严厉镇压反洋教的中国百姓，更激起了人民的愤怒。清政府看到崇厚无能，不久又调直隶总督曾国藩去天津处理此案。当时曾国藩正在害眼疾，带病到了天津。曾国藩为了讨洋人的欢心，只要洋人满意，他就赶快去办。洋人要曾国藩处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曾国藩就将张光藻、刘杰奏参革职，交刑部议罪，最后充军黑龙江；洋人要他“惩办凶手”，曾国藩就按洋人议定的抵偿人数，杀死了十六名带头反洋教的群众；洋人要他赔款，重建教堂，曾国藩就满口应承，一一照办。
曾国藩在天津办理教案，屈从洋人，屠杀中国人的消息传开以后，又引起了天津人民的切齿痛恨和全国人民的一片唾骂，就连清政府的某些大臣和曾国藩的亲朋故旧，也认为他屈从洋人，有失国体；有的说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处理，民心丧尽；湖南同乡把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功名的匾额，拆掉烧毁，以示鄙弃。曾国藩见人民怨恨，亲朋反目，官员抨击谴责，感到日子很不好过。从此，便一病不起。清政府见他在直隶已臭不可闻，就把他调回金陵再任两江总督。1874年，曾国藩在举国欲杀的怒骂声中，死于南京。
（资料来源:《山东师大学报》198301 作者:冬青）
曾国藩夺取安庆后，清政府于1861年11月又授权他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都受他节制。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气焰更凶了。他一方面恬不知耻地宣称:洋人“有德于我”，公开鼓吹“借洋兵助剿”；一方面在安庆设指挥所，并派李鸿章纠合安徽地主武装组成所谓淮军，由英国轮船运到上海，进攻苏、常，派左宗棠率一部分湘军从江西进攻浙江，派曾国荃率湘军主力由长江上游进攻天京。
从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时起，湘军便公开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同时曾国藩认为要有效地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必须筹办新式军事工业制造船炮。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用手工制造船炮。由于制作不得法，船炮都不能用。于是曾国藩又派容闳到美国购买机器，准备建立近代军用工业。
有了洋人作靠山，有了洋枪洋炮，1862年，曾国藩指挥李鸿章所部淮军，伙同英国、美国侵略者组成的“常胜军”，联合进攻嘉定、青浦、太仓等地。1863年5月，淮军和“常胜军”相继攻陷太仓、□山、吴江，进犯苏州。年底，苏州陷落。这就直接加速了太平天国在江苏战场的瓦解。与此同时，在浙江方面，曾国藩指挥左宗棠所部湘军与法国侵略者组成的“常捷军”，联合攻下绍兴、富阳，进犯杭州。1884年春，杭州陷落。
随着江、浙根据地的沦陷，天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此时，在曾国荃湘军的围困下，天京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形势日益恶化。1864年6月，湘军重炮猛轰天京。天京外围的工事相继失守，已难以支撑，曾国荃攻城愈急。7月，湘军在太平门处挖地道十多处，填满炸药， 轰塌城墙二十余丈，湘军一涌而入。
湘军攻入天京城后，关闭城门，搜捕烧杀，一时间，尸堆如山，血流成河，惨不忍睹。此后，曾国藩以两江总督的显赫要职，坐镇南京，建立保甲局，推行保甲制度，实行联保联坐。对所谓不安本分的人，或者编入“另册”，或者在户口册上加盖“有过”戳记，进行残酷迫害。对太平军战士，逐一追捕严究，甚至牵连亲友，不稍宽贷。曾国藩两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被清政府封为一等侯爵。
捻军是太平军在北方的一支友军，他们曾多次联合作战，共同抗击清军。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清廷调僧格林沁率军镇压捻军。捻军多次打败僧军，1865年5月，捻军在山东曹州歼灭僧格林沁的马队，杀死僧格林沁。清廷大惊，忙召曾国藩北上，命令他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继续镇压捻军。曾国藩率八万湘淮军，针对捻军流动迂回的游击战术，采取重点设防，层层防堵的办法对付捻军。在捻军活跃的州县修筑圩寨，当捻军来时，便强迫各村百姓将粮食柴草牲畜等运进圩寨，并在圩寨中编制“良民册”和“莠民册”，凡拥护清廷的人入“良民册”，和捻军有关系的人及反抗清廷的人都列入“莠民册”，即“擒拿正法”，实行五家连坐法，一家“犯法”，五家遭殃。后来，曾国藩虽然中途退回两江总督原任，但他镇压捻军，屠杀革命人民的办法，却传给了他的后任李鸿章。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中，为清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清史稿》比曾氏为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并云“中兴以来，一人而已”。曾国藩用革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顶子，他将永远为革命人民所唾骂。
八、在骂声中死去
1868年，清政府委派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第八个年头。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正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天主教、耶稣教也随着炮舰，大规模地来到中国沿海。他们戴着学者、医生、慈善家的面具，以办育婴堂、医院、学校为掩饰，霸占田产，庇护贪官，干涉词讼，逞凶肆暴，激起了中国人民切齿痛恨。
1870年，一场大规模的反洋教运动，在天津爆发。法国传教士在天津望海楼收纳无赖，鱼肉百姓。6月21日，愤怒的人群涌到望海楼教堂前，要和侵略者算账。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得知后，带着他的秘书西蒙，怒冲冲地闯进清朝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衙门，威胁崇厚赶快派人驱散中国的老百姓。接着，丰大业又用手枪在大街上威胁天津知县刘杰，并当场打死了刘杰的仆人。丰大业公开枪杀中国人的暴行，进一步激怒了天津人民。千百万群众闻声赶到，举起了愤怒的拳头，打死了丰大业和西蒙。午后，天津城内又响起了聚众的锣声，人们纷纷从大街小巷走出家门，汇成了一股愤怒的人流，直向望海楼奔去。当天熊熊大火烧掉了望海楼。
天津人民火烧望海楼的消息，传遍了全国的城镇乡村，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接着，山东的烟台，江苏的南京、镇江，江西的吴城，广东的广州，也奋起响应，驱逐了一些为非作歹的传教士。北京的群众也集合在法国天主教堂的门口行游表威，声讨洋教士，支持天津人民的正义行动。驻北京的外国公使、领事、传教士慌了手脚，强迫清政府加紧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
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壮着胆子接见了各国驻华公使，并派崇厚为钦差大臣，全权处理天津教案。这时，曾国藩忙写信给崇厚，让他放开胆子干，不要怕百姓闹事，并表示愿和崇厚有祸同当。崇厚心领神会，一到天津就代表清政府向法国陪礼道歉，并严厉镇压反洋教的中国百姓，更激起了人民的愤怒。清政府看到崇厚无能，不久又调直隶总督曾国藩去天津处理此案。当时曾国藩正在害眼疾，带病到了天津。曾国藩为了讨洋人的欢心，只要洋人满意，他就赶快去办。洋人要曾国藩处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曾国藩就将张光藻、刘杰奏参革职，交刑部议罪，最后充军黑龙江；洋人要他“惩办凶手”，曾国藩就按洋人议定的抵偿人数，杀死了十六名带头反洋教的群众；洋人要他赔款，重建教堂，曾国藩就满口应承，一一照办。
曾国藩在天津办理教案，屈从洋人，屠杀中国人的消息传开以后，又引起了天津人民的切齿痛恨和全国人民的一片唾骂，就连清政府的某些大臣和曾国藩的亲朋故旧，也认为他屈从洋人，有失国体；有的说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处理，民心丧尽；湖南同乡把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功名的匾额，拆掉烧毁，以示鄙弃。曾国藩见人民怨恨，亲朋反目，官员抨击谴责，感到日子很不好过。从此，便一病不起。清政府见他在直隶已臭不可闻，就把他调回金陵再任两江总督。1874年，曾国藩在举国欲杀的怒骂声中，死于南京。
（资料来源:《山东师大学报》198301 作者:冬青）
读了楼上的文章，对“御用文人”有了更深的认识。
貌似罗尔纲先生到不觉得湘军死磕安庆是狡诈之举，他就说过曾文正篡改忠王自述稿的意图就在于延揽功绩而掩饰其死磕安庆的策略失误，如将稿中洪秀全病死改作服毒，修改南京陷落时间以及湘军追击忠王过程等等。
对建虏是喜，对太平天国是悲，所以很难评价。
我觉得本文对其评价很是客观。
替某注定要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外族反动分裂卖国集团卖命的人就是如此。
替某注定要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外族反动分裂卖国集团卖命的人就是如此。
起码曾先生 晚年的在教案一事上的所作所为 是令人不耻的
望有些人实勘实勘，不要人云亦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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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如果可以重来 于 2009-2-28 13:47 发表
与洪匪为敌就叫与人民为敌?洪匪天王光有名分的老婆就88个,还有可供随时使唤的800多,清皇帝老儿也不过才18个老婆,谁见过这样的人民?
9494,洪天王不比清朝皇帝进步.
曾剃头装了一辈子也怪不容易的，唉，这该死的RM运动: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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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大家都直接在研究太平天国爆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