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西方及西化人士说中国人富于奴性均系主观臆断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07:42:08
中国远古时代各个部落和种族，经过了漫长的相互屠杀、相互征服、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国典籍说，大禹会诸侯于涂山时，参与会盟者有万国之多，那就是有一万个部落或者部落联盟。到了商汤时代，只有三千诸侯。等到周族当政之时，只有诸侯一千七百七十三个了。再后来，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先后形成了周、汉、唐这样的政治共同体，各个种族的文化特征也渐趋接近，于是具有文化和民族的认同。由万国而一国，这是一个十分残酷的征服、屠杀、融合过程。其中沦落为奴者不在少数。
中世纪期间，中国先后两次被蒙古族和满族所征服，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非常血腥的代价，留下了极为沉痛的体验和记忆。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枪炮下蒙受着巨大耻辱的中国知识分子，将历史的耻辱与现实的耻辱哙为一炉，极尽愤激地体验着民族的痛苦与绝望。假如没有西方殖民掠夺与屠杀的现实，五四那一代人还会那么重视元清两代被异族征服和统治的惨痛历史吗？文化人对历史的记忆与强调，往往是宣泄现实感受的方法之一。他们热切盼望着早日从西方列强的魔爪下和军阀混战的乱局中摆脱出来，只恨自己刚勇得不够，决绝得不够，只恨自己卑怯太多，懦弱太多，屈从太多。
在这种愤激而又绝望的情绪体验中，五四精英不是一味谴责征服者、屠戮者的罪行，而是从自身的角度检讨这种卑怯、懦弱、屈从性格的历史来源及其成因，激励自己鼓起反抗掠夺、摆脱奴役的勇气和信心。这时候他们找到了一个刺激国人觉醒和振奋的角度，那就是批判奴性，那就是坚决摒弃在屈辱中苟活的性格。为了清理和摆脱奴性，他们对于国人曾经屈服于元清两代异族统治者和一切统治者的经历，进行了痛切的反思与批判。
有这样的文化精英来感受和清理民族的精神痛苦和伤害，当然是民族的幸福。这种后来被命名为国民性批判的思想潮流，我们甚至可以不从学术上要求其具有足够的依据，因为这种言说和思潮主要是一种激励自己奋起的方式。他们之所以将自己和自己的民族描述为世界上最为奴性的、最为可耻的群体，之所以将自己置于绝地、死地，乃是为了追求“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效果。这种“怒其不争”的自我诅咒，与客观的学术研究大异其趣。细读鲁迅的文字，他老人家在鞭打国人的灵魂时，始终有一句潜台词在鞭影间低沉地呼啸，翻译出来就是：咱们为什么不能拍案而起，将那些大大小小的奴隶主一口咬死？
中国精英对于国人奴性的判断和批评，只是出自自励的需求，始终缺乏客观依据。
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人的奴性描述，是不是具有客观性呢？我们姑且举一个西方人最早对中国人进行描述的例子看看。十六世纪葡萄牙商人多默·皮列士，在马六甲海峡从事药材生意的时候，写过一本《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其中这样描写中国：“他们是软弱的民族，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说中国人因害怕爪哇人和马来人才制定这条法律，使人不能到广州去。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民族的一艘船能打败二十艘中国船。他们说中国有一千艘船，每艘都在它认为合适之地做贸易，但百姓是软弱的；既然他们害怕马来人和爪哇人，那完全可以肯定，我们的400吨的船只，其中一艘就能够消灭广州，而这种消灭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损失。”接下来作者又说：“不要抹杀任何国家的光荣，看来中国肯定是一个重要、良好并且十分富有的国家。据他们说，马六甲政府不用多大的兵力就能把它置于我们的统治之下，因为其百姓非常软弱，容易被征服。常在那里的重要人物声称，印度政府用10艘攻占马六甲的船，能够沿海岸攻占全中国。中国距我们的船只有20天的航程。”（1）
马六甲那时候是中国的藩属国，如果他们认为中国如此软弱可欺，还会定期来进攻送礼吗？皮列士关于中国人软弱、中国民族软弱的言论，与其说是来自马六甲社会的知识，不如说来自他的主观臆想和虚构。
跟皮列士的言论相近，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桑迪在写给国王的报告中，是这样描述中国人的：“他们是一群鄙贱、无耻而且可厌恶的族人。……他们是异教徒，做出很荒唐的事。……他们是卑鄙的族人，而且是鸡奸者……人的品德很坏……”（2）这种恶意的谩骂和诬陷，比虚构走得更远。仅仅因为企图实施掠夺和征服而暂时尚未得手，就对一个自己不了解的无辜民族如此恶言相向，究竟说明谁“鄙贱”？谁“无耻”？谁是劣等民族？
皮列士和桑迪为什么要这样想像中国？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讨论英国人贝尔福的埃及学著作与英国殖民行为的关系时，曾经这样说：“学者、传教士、商人、士兵、教师——这些人为占领埃及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并且随后实际上执行着占领的任务。”（3）皮列士的“中国学”与贝尔福的埃及学的功用完全一致。
中国历来被西方社会描述为富庶、强大、和谐的天堂，曾经在西方世界享有崇高之地位。英国人亚当·斯密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4）马尔萨斯说：“几乎所有其他国家能出产的，中国都有。而中国出产的不可尽计的东西却在其他地方找不到。”（5）为了鼓起勇气前来富庶的天堂进行掠夺和征服，他们必须首先将中国描述为软弱的、脆弱的、不堪一击的。
事实上，早在皮列士写作《东方志》一百多年前，中国使者郑和就多次率领庞大的舰队，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航道。船队规模数以百计，郑和本人乘坐的船达到700吨排水量。皮列士却在幻想用自己的一艘400吨位的船只消灭整个广州。他们那个时代还没有技术上的优势，他们只能企图在精神上压倒中国。
这位皮列士日后被葡萄牙政府委任为出使中国的使者，从而成为欧洲进入中国境内的第一位政府使者。从他的著述来看，与其说他是一位和平使者或者商务使者，不如说他是一位军事侦察员。当他作为葡萄牙王室的商务代表驻扎马六甲海峡的时候，他日思夜想的是如何进攻并统治中国。当他作为使者进入中国以后，他最为关心的是什么，几乎不用费心猜测。
皮列士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判断和分析，完全是为他内在的征服欲、掠夺欲、统治欲服务的。他的中国论中包含着这样一个逻辑结构：主观上刻意贬低和蔑视中国人——鼓起征服中国的勇气——实施征服——实现掠夺和统治。
起初这种“贬低和蔑视”还是一种战略思想，或者是一种巧妙的“文化攻势”。一旦他们的征服和掠夺获得成功，他们对东方人的“贬低和蔑视”就不再是一种战略思想，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态度。后来兴起于欧洲的对于东方民族性和中国民族性的描述，其内在结构跟皮列士的中国论完全一致。比如，对于美洲印第安人，欧洲人判定他们没有灵魂，因而“不是人”，为其大肆屠杀和役使印第安人提供了借口。对于非洲黑人，他们也一度怀疑其没有灵魂，最后判定为野蛮人，于是他们能够理直气壮地像捕猎山羊一样设法捕猎非洲野蛮人，贩卖到欧洲和美洲做奴隶。对于印度人，英国人认为他们很低贱，比土耳其人、埃及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更为低贱，因为他们自私、无知、扯谎、不负责任、愚蠢、肮脏，等等。
皮列士来不及实施征服与统治，所以皮列士的中国论我们完全可以置若罔闻。可是后来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俄国人等等西方人，用枪炮实现了对于中国的征服与统治，我们对他们的中国论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于是，我们在连续近百年的失败之后，不得不接受他们对中国国民性的“贬低和蔑视”的描述，并逐步接受了东方学背后的整个欧洲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
正如上文所言，当鲁迅这些精英人物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自我批判与西方殖民国家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蔑视态度相一致的时候，这种内外呼应的声音所构成的文化氛围，将会对国人的自我认知产生巨大的引导作用，对国人的文化认同和心理体验模式产生不可小觑的内在影响。这种错误的引导和影响如果持久地存在与发展，很可能会导致一个民族的精神扭曲和残缺。
谁都知道，鲁迅等民族精英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其出发点、其情感态度，与西方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国民性进行负面描述的出发点和情感态度，完全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但是，五四以来中国的学术制度、文化倾向都在向西方主流文化靠近，我们在很多学术问题上常常毫不省察地以西方权威学者的是非为是非。五四前贤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在国人心中也享有崇高的权威。内外权威在中国国民性批判问题上的一致态度，使我们对于以外国殖民势力为背景的西方学者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国国民的种种错误描述，放弃了予以审视、省察、鉴别的警惕性，从而不自觉地按照他们的错误描述来认知自己、理解自己。
（1） 皮列士《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96-99页，何高济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2） 转引自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76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出版。
（3） 萨义德《东方学》，44页，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
（4） 何兆武等主编《中国印象·下》，1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5） 何兆武等主编《中国印象·上》，2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中国远古时代各个部落和种族，经过了漫长的相互屠杀、相互征服、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国典籍说，大禹会诸侯于涂山时，参与会盟者有万国之多，那就是有一万个部落或者部落联盟。到了商汤时代，只有三千诸侯。等到周族当政之时，只有诸侯一千七百七十三个了。再后来，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先后形成了周、汉、唐这样的政治共同体，各个种族的文化特征也渐趋接近，于是具有文化和民族的认同。由万国而一国，这是一个十分残酷的征服、屠杀、融合过程。其中沦落为奴者不在少数。
中世纪期间，中国先后两次被蒙古族和满族所征服，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非常血腥的代价，留下了极为沉痛的体验和记忆。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枪炮下蒙受着巨大耻辱的中国知识分子，将历史的耻辱与现实的耻辱哙为一炉，极尽愤激地体验着民族的痛苦与绝望。假如没有西方殖民掠夺与屠杀的现实，五四那一代人还会那么重视元清两代被异族征服和统治的惨痛历史吗？文化人对历史的记忆与强调，往往是宣泄现实感受的方法之一。他们热切盼望着早日从西方列强的魔爪下和军阀混战的乱局中摆脱出来，只恨自己刚勇得不够，决绝得不够，只恨自己卑怯太多，懦弱太多，屈从太多。
在这种愤激而又绝望的情绪体验中，五四精英不是一味谴责征服者、屠戮者的罪行，而是从自身的角度检讨这种卑怯、懦弱、屈从性格的历史来源及其成因，激励自己鼓起反抗掠夺、摆脱奴役的勇气和信心。这时候他们找到了一个刺激国人觉醒和振奋的角度，那就是批判奴性，那就是坚决摒弃在屈辱中苟活的性格。为了清理和摆脱奴性，他们对于国人曾经屈服于元清两代异族统治者和一切统治者的经历，进行了痛切的反思与批判。
有这样的文化精英来感受和清理民族的精神痛苦和伤害，当然是民族的幸福。这种后来被命名为国民性批判的思想潮流，我们甚至可以不从学术上要求其具有足够的依据，因为这种言说和思潮主要是一种激励自己奋起的方式。他们之所以将自己和自己的民族描述为世界上最为奴性的、最为可耻的群体，之所以将自己置于绝地、死地，乃是为了追求“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效果。这种“怒其不争”的自我诅咒，与客观的学术研究大异其趣。细读鲁迅的文字，他老人家在鞭打国人的灵魂时，始终有一句潜台词在鞭影间低沉地呼啸，翻译出来就是：咱们为什么不能拍案而起，将那些大大小小的奴隶主一口咬死？
中国精英对于国人奴性的判断和批评，只是出自自励的需求，始终缺乏客观依据。
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人的奴性描述，是不是具有客观性呢？我们姑且举一个西方人最早对中国人进行描述的例子看看。十六世纪葡萄牙商人多默·皮列士，在马六甲海峡从事药材生意的时候，写过一本《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其中这样描写中国：“他们是软弱的民族，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说中国人因害怕爪哇人和马来人才制定这条法律，使人不能到广州去。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民族的一艘船能打败二十艘中国船。他们说中国有一千艘船，每艘都在它认为合适之地做贸易，但百姓是软弱的；既然他们害怕马来人和爪哇人，那完全可以肯定，我们的400吨的船只，其中一艘就能够消灭广州，而这种消灭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损失。”接下来作者又说：“不要抹杀任何国家的光荣，看来中国肯定是一个重要、良好并且十分富有的国家。据他们说，马六甲政府不用多大的兵力就能把它置于我们的统治之下，因为其百姓非常软弱，容易被征服。常在那里的重要人物声称，印度政府用10艘攻占马六甲的船，能够沿海岸攻占全中国。中国距我们的船只有20天的航程。”（1）
马六甲那时候是中国的藩属国，如果他们认为中国如此软弱可欺，还会定期来进攻送礼吗？皮列士关于中国人软弱、中国民族软弱的言论，与其说是来自马六甲社会的知识，不如说来自他的主观臆想和虚构。
跟皮列士的言论相近，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桑迪在写给国王的报告中，是这样描述中国人的：“他们是一群鄙贱、无耻而且可厌恶的族人。……他们是异教徒，做出很荒唐的事。……他们是卑鄙的族人，而且是鸡奸者……人的品德很坏……”（2）这种恶意的谩骂和诬陷，比虚构走得更远。仅仅因为企图实施掠夺和征服而暂时尚未得手，就对一个自己不了解的无辜民族如此恶言相向，究竟说明谁“鄙贱”？谁“无耻”？谁是劣等民族？
皮列士和桑迪为什么要这样想像中国？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讨论英国人贝尔福的埃及学著作与英国殖民行为的关系时，曾经这样说：“学者、传教士、商人、士兵、教师——这些人为占领埃及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并且随后实际上执行着占领的任务。”（3）皮列士的“中国学”与贝尔福的埃及学的功用完全一致。
中国历来被西方社会描述为富庶、强大、和谐的天堂，曾经在西方世界享有崇高之地位。英国人亚当·斯密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4）马尔萨斯说：“几乎所有其他国家能出产的，中国都有。而中国出产的不可尽计的东西却在其他地方找不到。”（5）为了鼓起勇气前来富庶的天堂进行掠夺和征服，他们必须首先将中国描述为软弱的、脆弱的、不堪一击的。
事实上，早在皮列士写作《东方志》一百多年前，中国使者郑和就多次率领庞大的舰队，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航道。船队规模数以百计，郑和本人乘坐的船达到700吨排水量。皮列士却在幻想用自己的一艘400吨位的船只消灭整个广州。他们那个时代还没有技术上的优势，他们只能企图在精神上压倒中国。
这位皮列士日后被葡萄牙政府委任为出使中国的使者，从而成为欧洲进入中国境内的第一位政府使者。从他的著述来看，与其说他是一位和平使者或者商务使者，不如说他是一位军事侦察员。当他作为葡萄牙王室的商务代表驻扎马六甲海峡的时候，他日思夜想的是如何进攻并统治中国。当他作为使者进入中国以后，他最为关心的是什么，几乎不用费心猜测。
皮列士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判断和分析，完全是为他内在的征服欲、掠夺欲、统治欲服务的。他的中国论中包含着这样一个逻辑结构：主观上刻意贬低和蔑视中国人——鼓起征服中国的勇气——实施征服——实现掠夺和统治。
起初这种“贬低和蔑视”还是一种战略思想，或者是一种巧妙的“文化攻势”。一旦他们的征服和掠夺获得成功，他们对东方人的“贬低和蔑视”就不再是一种战略思想，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态度。后来兴起于欧洲的对于东方民族性和中国民族性的描述，其内在结构跟皮列士的中国论完全一致。比如，对于美洲印第安人，欧洲人判定他们没有灵魂，因而“不是人”，为其大肆屠杀和役使印第安人提供了借口。对于非洲黑人，他们也一度怀疑其没有灵魂，最后判定为野蛮人，于是他们能够理直气壮地像捕猎山羊一样设法捕猎非洲野蛮人，贩卖到欧洲和美洲做奴隶。对于印度人，英国人认为他们很低贱，比土耳其人、埃及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更为低贱，因为他们自私、无知、扯谎、不负责任、愚蠢、肮脏，等等。
皮列士来不及实施征服与统治，所以皮列士的中国论我们完全可以置若罔闻。可是后来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俄国人等等西方人，用枪炮实现了对于中国的征服与统治，我们对他们的中国论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于是，我们在连续近百年的失败之后，不得不接受他们对中国国民性的“贬低和蔑视”的描述，并逐步接受了东方学背后的整个欧洲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
正如上文所言，当鲁迅这些精英人物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自我批判与西方殖民国家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蔑视态度相一致的时候，这种内外呼应的声音所构成的文化氛围，将会对国人的自我认知产生巨大的引导作用，对国人的文化认同和心理体验模式产生不可小觑的内在影响。这种错误的引导和影响如果持久地存在与发展，很可能会导致一个民族的精神扭曲和残缺。
谁都知道，鲁迅等民族精英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其出发点、其情感态度，与西方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国民性进行负面描述的出发点和情感态度，完全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但是，五四以来中国的学术制度、文化倾向都在向西方主流文化靠近，我们在很多学术问题上常常毫不省察地以西方权威学者的是非为是非。五四前贤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在国人心中也享有崇高的权威。内外权威在中国国民性批判问题上的一致态度，使我们对于以外国殖民势力为背景的西方学者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国国民的种种错误描述，放弃了予以审视、省察、鉴别的警惕性，从而不自觉地按照他们的错误描述来认知自己、理解自己。
（1） 皮列士《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96-99页，何高济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2） 转引自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76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出版。
（3） 萨义德《东方学》，44页，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
（4） 何兆武等主编《中国印象·下》，1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5） 何兆武等主编《中国印象·上》，2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中世纪期间，中国先后两次被蒙古族和满族所征服，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非常血腥的代价，留下了极为沉痛的体验和记忆。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枪炮下蒙受着巨大耻辱的中国知识分子，将历史的耻辱与现实的耻辱哙为一炉，极尽愤激地体验着民族的痛苦与绝望。假如没有西方殖民掠夺与屠杀的现实，五四那一代人还会那么重视元清两代被异族征服和统治的惨痛历史吗？文化人对历史的记忆与强调，往往是宣泄现实感受的方法之一。他们热切盼望着早日从西方列强的魔爪下和军阀混战的乱局中摆脱出来，只恨自己刚勇得不够，决绝得不够，只恨自己卑怯太多，懦弱太多，屈从太多。
在这种愤激而又绝望的情绪体验中，五四精英不是一味谴责征服者、屠戮者的罪行，而是从自身的角度检讨这种卑怯、懦弱、屈从性格的历史来源及其成因，激励自己鼓起反抗掠夺、摆脱奴役的勇气和信心。这时候他们找到了一个刺激国人觉醒和振奋的角度，那就是批判奴性，那就是坚决摒弃在屈辱中苟活的性格。为了清理和摆脱奴性，他们对于国人曾经屈服于元清两代异族统治者和一切统治者的经历，进行了痛切的反思与批判。
有这样的文化精英来感受和清理民族的精神痛苦和伤害，当然是民族的幸福。这种后来被命名为国民性批判的思想潮流，我们甚至可以不从学术上要求其具有足够的依据，因为这种言说和思潮主要是一种激励自己奋起的方式。他们之所以将自己和自己的民族描述为世界上最为奴性的、最为可耻的群体，之所以将自己置于绝地、死地，乃是为了追求“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效果。这种“怒其不争”的自我诅咒，与客观的学术研究大异其趣。细读鲁迅的文字，他老人家在鞭打国人的灵魂时，始终有一句潜台词在鞭影间低沉地呼啸，翻译出来就是：咱们为什么不能拍案而起，将那些大大小小的奴隶主一口咬死？
中国精英对于国人奴性的判断和批评，只是出自自励的需求，始终缺乏客观依据。
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人的奴性描述，是不是具有客观性呢？我们姑且举一个西方人最早对中国人进行描述的例子看看。十六世纪葡萄牙商人多默·皮列士，在马六甲海峡从事药材生意的时候，写过一本《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其中这样描写中国：“他们是软弱的民族，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说中国人因害怕爪哇人和马来人才制定这条法律，使人不能到广州去。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民族的一艘船能打败二十艘中国船。他们说中国有一千艘船，每艘都在它认为合适之地做贸易，但百姓是软弱的；既然他们害怕马来人和爪哇人，那完全可以肯定，我们的400吨的船只，其中一艘就能够消灭广州，而这种消灭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损失。”接下来作者又说：“不要抹杀任何国家的光荣，看来中国肯定是一个重要、良好并且十分富有的国家。据他们说，马六甲政府不用多大的兵力就能把它置于我们的统治之下，因为其百姓非常软弱，容易被征服。常在那里的重要人物声称，印度政府用10艘攻占马六甲的船，能够沿海岸攻占全中国。中国距我们的船只有20天的航程。”（1）
马六甲那时候是中国的藩属国，如果他们认为中国如此软弱可欺，还会定期来进攻送礼吗？皮列士关于中国人软弱、中国民族软弱的言论，与其说是来自马六甲社会的知识，不如说来自他的主观臆想和虚构。
跟皮列士的言论相近，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桑迪在写给国王的报告中，是这样描述中国人的：“他们是一群鄙贱、无耻而且可厌恶的族人。……他们是异教徒，做出很荒唐的事。……他们是卑鄙的族人，而且是鸡奸者……人的品德很坏……”（2）这种恶意的谩骂和诬陷，比虚构走得更远。仅仅因为企图实施掠夺和征服而暂时尚未得手，就对一个自己不了解的无辜民族如此恶言相向，究竟说明谁“鄙贱”？谁“无耻”？谁是劣等民族？
皮列士和桑迪为什么要这样想像中国？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讨论英国人贝尔福的埃及学著作与英国殖民行为的关系时，曾经这样说：“学者、传教士、商人、士兵、教师——这些人为占领埃及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并且随后实际上执行着占领的任务。”（3）皮列士的“中国学”与贝尔福的埃及学的功用完全一致。
中国历来被西方社会描述为富庶、强大、和谐的天堂，曾经在西方世界享有崇高之地位。英国人亚当·斯密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4）马尔萨斯说：“几乎所有其他国家能出产的，中国都有。而中国出产的不可尽计的东西却在其他地方找不到。”（5）为了鼓起勇气前来富庶的天堂进行掠夺和征服，他们必须首先将中国描述为软弱的、脆弱的、不堪一击的。
事实上，早在皮列士写作《东方志》一百多年前，中国使者郑和就多次率领庞大的舰队，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航道。船队规模数以百计，郑和本人乘坐的船达到700吨排水量。皮列士却在幻想用自己的一艘400吨位的船只消灭整个广州。他们那个时代还没有技术上的优势，他们只能企图在精神上压倒中国。
这位皮列士日后被葡萄牙政府委任为出使中国的使者，从而成为欧洲进入中国境内的第一位政府使者。从他的著述来看，与其说他是一位和平使者或者商务使者，不如说他是一位军事侦察员。当他作为葡萄牙王室的商务代表驻扎马六甲海峡的时候，他日思夜想的是如何进攻并统治中国。当他作为使者进入中国以后，他最为关心的是什么，几乎不用费心猜测。
皮列士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判断和分析，完全是为他内在的征服欲、掠夺欲、统治欲服务的。他的中国论中包含着这样一个逻辑结构：主观上刻意贬低和蔑视中国人——鼓起征服中国的勇气——实施征服——实现掠夺和统治。
起初这种“贬低和蔑视”还是一种战略思想，或者是一种巧妙的“文化攻势”。一旦他们的征服和掠夺获得成功，他们对东方人的“贬低和蔑视”就不再是一种战略思想，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态度。后来兴起于欧洲的对于东方民族性和中国民族性的描述，其内在结构跟皮列士的中国论完全一致。比如，对于美洲印第安人，欧洲人判定他们没有灵魂，因而“不是人”，为其大肆屠杀和役使印第安人提供了借口。对于非洲黑人，他们也一度怀疑其没有灵魂，最后判定为野蛮人，于是他们能够理直气壮地像捕猎山羊一样设法捕猎非洲野蛮人，贩卖到欧洲和美洲做奴隶。对于印度人，英国人认为他们很低贱，比土耳其人、埃及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更为低贱，因为他们自私、无知、扯谎、不负责任、愚蠢、肮脏，等等。
皮列士来不及实施征服与统治，所以皮列士的中国论我们完全可以置若罔闻。可是后来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俄国人等等西方人，用枪炮实现了对于中国的征服与统治，我们对他们的中国论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于是，我们在连续近百年的失败之后，不得不接受他们对中国国民性的“贬低和蔑视”的描述，并逐步接受了东方学背后的整个欧洲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
正如上文所言，当鲁迅这些精英人物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自我批判与西方殖民国家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蔑视态度相一致的时候，这种内外呼应的声音所构成的文化氛围，将会对国人的自我认知产生巨大的引导作用，对国人的文化认同和心理体验模式产生不可小觑的内在影响。这种错误的引导和影响如果持久地存在与发展，很可能会导致一个民族的精神扭曲和残缺。
谁都知道，鲁迅等民族精英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其出发点、其情感态度，与西方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国民性进行负面描述的出发点和情感态度，完全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但是，五四以来中国的学术制度、文化倾向都在向西方主流文化靠近，我们在很多学术问题上常常毫不省察地以西方权威学者的是非为是非。五四前贤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在国人心中也享有崇高的权威。内外权威在中国国民性批判问题上的一致态度，使我们对于以外国殖民势力为背景的西方学者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国国民的种种错误描述，放弃了予以审视、省察、鉴别的警惕性，从而不自觉地按照他们的错误描述来认知自己、理解自己。
（1） 皮列士《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96-99页，何高济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2） 转引自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76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出版。
（3） 萨义德《东方学》，44页，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
（4） 何兆武等主编《中国印象·下》，1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5） 何兆武等主编《中国印象·上》，2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中国远古时代各个部落和种族，经过了漫长的相互屠杀、相互征服、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国典籍说，大禹会诸侯于涂山时，参与会盟者有万国之多，那就是有一万个部落或者部落联盟。到了商汤时代，只有三千诸侯。等到周族当政之时，只有诸侯一千七百七十三个了。再后来，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先后形成了周、汉、唐这样的政治共同体，各个种族的文化特征也渐趋接近，于是具有文化和民族的认同。由万国而一国，这是一个十分残酷的征服、屠杀、融合过程。其中沦落为奴者不在少数。
中世纪期间，中国先后两次被蒙古族和满族所征服，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非常血腥的代价，留下了极为沉痛的体验和记忆。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枪炮下蒙受着巨大耻辱的中国知识分子，将历史的耻辱与现实的耻辱哙为一炉，极尽愤激地体验着民族的痛苦与绝望。假如没有西方殖民掠夺与屠杀的现实，五四那一代人还会那么重视元清两代被异族征服和统治的惨痛历史吗？文化人对历史的记忆与强调，往往是宣泄现实感受的方法之一。他们热切盼望着早日从西方列强的魔爪下和军阀混战的乱局中摆脱出来，只恨自己刚勇得不够，决绝得不够，只恨自己卑怯太多，懦弱太多，屈从太多。
在这种愤激而又绝望的情绪体验中，五四精英不是一味谴责征服者、屠戮者的罪行，而是从自身的角度检讨这种卑怯、懦弱、屈从性格的历史来源及其成因，激励自己鼓起反抗掠夺、摆脱奴役的勇气和信心。这时候他们找到了一个刺激国人觉醒和振奋的角度，那就是批判奴性，那就是坚决摒弃在屈辱中苟活的性格。为了清理和摆脱奴性，他们对于国人曾经屈服于元清两代异族统治者和一切统治者的经历，进行了痛切的反思与批判。
有这样的文化精英来感受和清理民族的精神痛苦和伤害，当然是民族的幸福。这种后来被命名为国民性批判的思想潮流，我们甚至可以不从学术上要求其具有足够的依据，因为这种言说和思潮主要是一种激励自己奋起的方式。他们之所以将自己和自己的民族描述为世界上最为奴性的、最为可耻的群体，之所以将自己置于绝地、死地，乃是为了追求“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效果。这种“怒其不争”的自我诅咒，与客观的学术研究大异其趣。细读鲁迅的文字，他老人家在鞭打国人的灵魂时，始终有一句潜台词在鞭影间低沉地呼啸，翻译出来就是：咱们为什么不能拍案而起，将那些大大小小的奴隶主一口咬死？
中国精英对于国人奴性的判断和批评，只是出自自励的需求，始终缺乏客观依据。
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人的奴性描述，是不是具有客观性呢？我们姑且举一个西方人最早对中国人进行描述的例子看看。十六世纪葡萄牙商人多默·皮列士，在马六甲海峡从事药材生意的时候，写过一本《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其中这样描写中国：“他们是软弱的民族，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说中国人因害怕爪哇人和马来人才制定这条法律，使人不能到广州去。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民族的一艘船能打败二十艘中国船。他们说中国有一千艘船，每艘都在它认为合适之地做贸易，但百姓是软弱的；既然他们害怕马来人和爪哇人，那完全可以肯定，我们的400吨的船只，其中一艘就能够消灭广州，而这种消灭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损失。”接下来作者又说：“不要抹杀任何国家的光荣，看来中国肯定是一个重要、良好并且十分富有的国家。据他们说，马六甲政府不用多大的兵力就能把它置于我们的统治之下，因为其百姓非常软弱，容易被征服。常在那里的重要人物声称，印度政府用10艘攻占马六甲的船，能够沿海岸攻占全中国。中国距我们的船只有20天的航程。”（1）
马六甲那时候是中国的藩属国，如果他们认为中国如此软弱可欺，还会定期来进攻送礼吗？皮列士关于中国人软弱、中国民族软弱的言论，与其说是来自马六甲社会的知识，不如说来自他的主观臆想和虚构。
跟皮列士的言论相近，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桑迪在写给国王的报告中，是这样描述中国人的：“他们是一群鄙贱、无耻而且可厌恶的族人。……他们是异教徒，做出很荒唐的事。……他们是卑鄙的族人，而且是鸡奸者……人的品德很坏……”（2）这种恶意的谩骂和诬陷，比虚构走得更远。仅仅因为企图实施掠夺和征服而暂时尚未得手，就对一个自己不了解的无辜民族如此恶言相向，究竟说明谁“鄙贱”？谁“无耻”？谁是劣等民族？
皮列士和桑迪为什么要这样想像中国？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讨论英国人贝尔福的埃及学著作与英国殖民行为的关系时，曾经这样说：“学者、传教士、商人、士兵、教师——这些人为占领埃及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并且随后实际上执行着占领的任务。”（3）皮列士的“中国学”与贝尔福的埃及学的功用完全一致。
中国历来被西方社会描述为富庶、强大、和谐的天堂，曾经在西方世界享有崇高之地位。英国人亚当·斯密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4）马尔萨斯说：“几乎所有其他国家能出产的，中国都有。而中国出产的不可尽计的东西却在其他地方找不到。”（5）为了鼓起勇气前来富庶的天堂进行掠夺和征服，他们必须首先将中国描述为软弱的、脆弱的、不堪一击的。
事实上，早在皮列士写作《东方志》一百多年前，中国使者郑和就多次率领庞大的舰队，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航道。船队规模数以百计，郑和本人乘坐的船达到700吨排水量。皮列士却在幻想用自己的一艘400吨位的船只消灭整个广州。他们那个时代还没有技术上的优势，他们只能企图在精神上压倒中国。
这位皮列士日后被葡萄牙政府委任为出使中国的使者，从而成为欧洲进入中国境内的第一位政府使者。从他的著述来看，与其说他是一位和平使者或者商务使者，不如说他是一位军事侦察员。当他作为葡萄牙王室的商务代表驻扎马六甲海峡的时候，他日思夜想的是如何进攻并统治中国。当他作为使者进入中国以后，他最为关心的是什么，几乎不用费心猜测。
皮列士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判断和分析，完全是为他内在的征服欲、掠夺欲、统治欲服务的。他的中国论中包含着这样一个逻辑结构：主观上刻意贬低和蔑视中国人——鼓起征服中国的勇气——实施征服——实现掠夺和统治。
起初这种“贬低和蔑视”还是一种战略思想，或者是一种巧妙的“文化攻势”。一旦他们的征服和掠夺获得成功，他们对东方人的“贬低和蔑视”就不再是一种战略思想，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态度。后来兴起于欧洲的对于东方民族性和中国民族性的描述，其内在结构跟皮列士的中国论完全一致。比如，对于美洲印第安人，欧洲人判定他们没有灵魂，因而“不是人”，为其大肆屠杀和役使印第安人提供了借口。对于非洲黑人，他们也一度怀疑其没有灵魂，最后判定为野蛮人，于是他们能够理直气壮地像捕猎山羊一样设法捕猎非洲野蛮人，贩卖到欧洲和美洲做奴隶。对于印度人，英国人认为他们很低贱，比土耳其人、埃及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更为低贱，因为他们自私、无知、扯谎、不负责任、愚蠢、肮脏，等等。
皮列士来不及实施征服与统治，所以皮列士的中国论我们完全可以置若罔闻。可是后来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俄国人等等西方人，用枪炮实现了对于中国的征服与统治，我们对他们的中国论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于是，我们在连续近百年的失败之后，不得不接受他们对中国国民性的“贬低和蔑视”的描述，并逐步接受了东方学背后的整个欧洲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
正如上文所言，当鲁迅这些精英人物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自我批判与西方殖民国家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蔑视态度相一致的时候，这种内外呼应的声音所构成的文化氛围，将会对国人的自我认知产生巨大的引导作用，对国人的文化认同和心理体验模式产生不可小觑的内在影响。这种错误的引导和影响如果持久地存在与发展，很可能会导致一个民族的精神扭曲和残缺。
谁都知道，鲁迅等民族精英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其出发点、其情感态度，与西方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国民性进行负面描述的出发点和情感态度，完全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但是，五四以来中国的学术制度、文化倾向都在向西方主流文化靠近，我们在很多学术问题上常常毫不省察地以西方权威学者的是非为是非。五四前贤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在国人心中也享有崇高的权威。内外权威在中国国民性批判问题上的一致态度，使我们对于以外国殖民势力为背景的西方学者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国国民的种种错误描述，放弃了予以审视、省察、鉴别的警惕性，从而不自觉地按照他们的错误描述来认知自己、理解自己。
（1） 皮列士《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96-99页，何高济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2） 转引自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76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出版。
（3） 萨义德《东方学》，44页，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
（4） 何兆武等主编《中国印象·下》，1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5） 何兆武等主编《中国印象·上》，2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