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调整对华政策　渗透失望与不满！

《中国评论》月刊一月号刊登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欧盟研究中心主任邢骅的文章“直面中欧关系的波折”。文章认为；“中欧关系近几年消极因素浮起的核心因素是欧洲调整了对中国的看法。”而“欧洲调整后的对华政策由此渗透出一种失望与不满的情绪，增加了控制、索取的成份。”文章内容如下：

　　2008年中欧关系风波迭起。双方年初围绕涉藏、奥运会问题上的争执年中似有缓解，年底却又因法国总统萨科齐执意会晤达赖，迫使中国决定推移中欧首脑会晤，使双方的龃龉与不和有所升级，关系受到挫折。

　　中欧建交35 年来的关系发展顺利。2003年，中欧共同决定将双边关系定位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升到一个高台阶。人们曾用“蜜月” 、“黄金时光”等美好语言形容关系的密切与融洽。但是，从此以后，中欧关系虽然仍继续前行，但前进路途上难题增加，磕磕碰碰，以致回落到目前困境。人们不禁要问，中欧关系到底怎么了？

　　欧洲对中国看法有变

　　中欧关系近几年消极因素浮起的核心因素是欧洲调整了对中国的看法。与后冷战时代前十余年同为国际舞台上两支上升力量，相互敬重、相互支持的状况相比，如今，欧洲对中国少了些热情与亲切，多了些冷漠与隔阂。这是无可掩饰与忽略的客观事实。这一态度的变化有深刻背景、较大的幅度与影响力。

　 （一）更多地视中国经济成长为对欧洲利益的侵占。

　　欧洲众多国家在跟随全球化加速、深入发展的大潮中吃力、被动：向前看与美国距离难以缩小；往后望新兴经济强势追赶，而其中新兴经济的挑战尤使欧洲紧张，难以忍受。法国前财长撰文惊呼，新兴力量的风起云涌“部分地撼动了我们社会的基础与生活方式”，而法国与欧洲对此毫无防备能力。前年底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上，欧盟及欧洲国家领导人几乎异口同声地抱怨欧洲在对外经济关系中面临“只授惠于人，而自己吃亏，有来无往的单轨状况”，声称决心扭转此种“不公平待遇”。新兴经济，尤其是中国显然是欧洲抱怨并要对付的重要目标。

　　在这一思路的促动下，欧盟在与中国经贸往来中保护主义措施大增。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中国确实存在，或被夸大与捏造的缺点在欧洲不加分辨地广泛传播，更被一些急待时机破坏中国形象的政治力量炒作、利用。发源于美国的“中国威胁论”在欧洲不胫而走。从官方到公众，指责中国“贸易倾销”、“剥夺欧洲就业机会”、“不尊重知识产权”、“商品品质低下”的声音四起。先入为主的误解与偏见极大地影响了欧洲舆论对中国客观、公正的认识与报导。
（二）更加强调关系中的思想意识因素

　　欧洲发展对华关系本具双层考虑：既鼓励中国不断改革、开放，给中国以支持和帮助；又要监督和改造中国，引导中国运行在欧洲设定的轨道上。欧盟在一份对华文件中曾表示不会像美国那样“大喊大叫地”去过问中国内政 ，但欧盟改造中国的目标与努力却从未放弃，也绝不会放弃。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绩虽然举世公认，但难以割舍的思想意识偏见却使一些欧洲人对中国的进步不能正视，难以接受。因为，在欧洲颇为流行的断言是，中国不按欧洲药方“政治改革”便无发展，至少无持续发展的可能，而这一断言却被中国几十年期间的跨跃式进步，以及不断迸发的活力所否定。

　　欧洲对外关系中推行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理念受到挑战，中国的长足进步在这个意义上反而加大了欧中间的隔阂。德国议会执政的联盟党党团发言人发表的“亚洲战略”政策报告断定中欧之间产生“模式之争”，欧洲需“加强与民主国家关系”，而将中国作为另类国家处理。萨科齐总统近日也以“坚持西方价值观”为自己就涉藏问题上的错误言行辩解。当然，他有意抹杀了一个真理：任何价值观的基本品质都应是尊重事实，以诚为本。

　 （三）难以适应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增长

　　中欧间并无地缘政治的冲突，且在国际事务中具有比较广泛的共同利益与合作余地，不过中国的大步发展以及国际作用的明显提高也使欧洲有些不适应、有些不放心。欧洲积极评价中国的一些外交表现，但又对中国外交常有微言：一是责备中国没有按照它的期望担负起更多的责任；二是与欧洲“配合不够”，在发展与非洲关系等问题上“踩了欧洲的脚”，触犯了欧洲的势力范围，特别是以与欧不同的行事方式破坏了欧洲在非洲的信誉。

　　进而言之，面临迅猛发展的全球化大潮，在欧洲兴起一股被称为“新大西洋主义”的思潮。这种思潮断定，新兴力量对活力相对衰退的美欧形成巨大压力，尤其是思想意识与西方不同的中俄两国日增自信，不买西方的账更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力量对比与西方总体上占优的大趋势。据此西方要互帮互靠，帮助美国缓解、扭转其国际影响力下降的局面。法国总统萨科齐去年初提出了“相对大国论”，称冷战后一段时间以来的美国为主的“单极世界”已告终结，而被一种群雄毕至的时代所替代。在这新时期，并无如美国那样全面占先的典型大国，形势走向十分不清，西方尤需以自身价值观为座标，拢紧队伍，才能使世界走出混沌，求得稳定、繁荣。这种思想强调中国与欧洲的竞争关系，从宏观上拉开了欧中的距离，内含对中俄的深度疑虑与防范，有损欧中双方的政治上的互信。这与希拉克总统战略上借重中国以及与中国制度差别间更着重前者的政策相比，有所后退。法国素来是欧盟政治领头羊，在促进欧中关系上发挥积极作用。当前萨科齐的政策取向却给欧盟对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两份对华政策文件的不同基调

　　欧洲对中国看法的修正不能不反映在欧盟对华政策上。遥想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欧关系的进展取得了质的飞跃。中国坚持并深入改革、开放及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建设性的贡献获得欧盟的肯定与称许。欧盟认为应以“进一步提高与加强对华关系”来回应中国“史无前例的变革”。 1998 年，欧盟主动提出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欧盟委员会在有关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变革是激动人心的，与这变革同步的是向公民社会的转变，这个转变也是相当可观的”，“中国正在本地区及全球舞台上推行日益成熟与负责的政策”。

　　 8年以后，2006 年底欧盟委员会发表的以“更紧密的伙伴与扩大的责任”为名的对华政策文件则引人注目地改变了调门，标示欧盟对华政策思想的某种阶段性的变化。报告虽说提及中国经济上的发展，但更多地抱怨中国对欧的“不公正竞争”，强调中国要与欧洲平分利益，并专门附加文件，列出一个长长的要价单子，索取中国“对欧开放市场，公平对待欧洲”。文件对中国国内形势也有半吞半吐的肯定，但更不惜笔墨，大段论述中国的问题，颇有自上而下指点与警示的味道，其中还称“中国领导人每日都行走在复杂多忧的道路上” 。在国际问题上，报告也极具匠心地写道，中国“执行主动、微妙的外交政策”，既明指中国致力于扩大国际影响，又暗示中国有专为自己的精心策划。

　　前后两份文件的差别清晰地表明欧盟对华政策演变的轨迹。在国际政治、经济大环境深刻、难以阻挡的变化中，欧洲对自身处境以及与他方关系的感受和对策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开步改革、开放的中国在欧洲心目中，曾是一个相当稚弱需要指导，却令人喜欢、寄于期待的少年；而三十年后的中国于欧洲的眼中却成长为一个自信、自主、不肯听命于他人的壮汉。

　　欧洲调整后的对华政策由此渗透出一种失望与不满的情绪，增加了控制、索取的成份。双方的磨擦点增多，克服矛盾的难度更大，关系的进展较前滞涩。近两年来，关系的困难较多地表现在西藏问题上，不少欧洲人坚持对达赖与西藏实况的误解，一些欧洲领导者一再坚持会见西藏分裂运动的领袖——达赖，给他以政治上的支持，损害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核心利益和中欧关系的基础。欧盟和欧洲一些国家领导人置中国首要安全关切于不顾，公然干涉中国内政，自然引起中国当局与公众的正当愤慨，使欧中关系面临困境。他们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努力将中欧关系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中欧关系走过漫长的历史道路，积累下丰厚的成果，也经过了一些波折的磨练，存有克服困难的经验。当前，中欧皆处于自身发展的关键时期，双方理应接力过去传统，继续相互同情、相互支持。中欧间也有在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难以数清的合作与协商专案作为维系与推进双方关系的强力纽带。在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及国际安全等严峻挑战中，中欧间有共同或相似的利益与追求，合作、协商余地广阔。鉴此，中欧有理由，也有能力度过困难时期，使双方关系转阴为晴。当然双方必须从当前形势中汲取经验，更注意以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为发展关系的准则，这是关系改进以及长期平稳发展的必要条件与可靠保证。《中国评论》月刊一月号刊登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欧盟研究中心主任邢骅的文章“直面中欧关系的波折”。文章认为；“中欧关系近几年消极因素浮起的核心因素是欧洲调整了对中国的看法。”而“欧洲调整后的对华政策由此渗透出一种失望与不满的情绪，增加了控制、索取的成份。”文章内容如下：

　　2008年中欧关系风波迭起。双方年初围绕涉藏、奥运会问题上的争执年中似有缓解，年底却又因法国总统萨科齐执意会晤达赖，迫使中国决定推移中欧首脑会晤，使双方的龃龉与不和有所升级，关系受到挫折。

　　中欧建交35 年来的关系发展顺利。2003年，中欧共同决定将双边关系定位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升到一个高台阶。人们曾用“蜜月” 、“黄金时光”等美好语言形容关系的密切与融洽。但是，从此以后，中欧关系虽然仍继续前行，但前进路途上难题增加，磕磕碰碰，以致回落到目前困境。人们不禁要问，中欧关系到底怎么了？

　　欧洲对中国看法有变

　　中欧关系近几年消极因素浮起的核心因素是欧洲调整了对中国的看法。与后冷战时代前十余年同为国际舞台上两支上升力量，相互敬重、相互支持的状况相比，如今，欧洲对中国少了些热情与亲切，多了些冷漠与隔阂。这是无可掩饰与忽略的客观事实。这一态度的变化有深刻背景、较大的幅度与影响力。

　 （一）更多地视中国经济成长为对欧洲利益的侵占。

　　欧洲众多国家在跟随全球化加速、深入发展的大潮中吃力、被动：向前看与美国距离难以缩小；往后望新兴经济强势追赶，而其中新兴经济的挑战尤使欧洲紧张，难以忍受。法国前财长撰文惊呼，新兴力量的风起云涌“部分地撼动了我们社会的基础与生活方式”，而法国与欧洲对此毫无防备能力。前年底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上，欧盟及欧洲国家领导人几乎异口同声地抱怨欧洲在对外经济关系中面临“只授惠于人，而自己吃亏，有来无往的单轨状况”，声称决心扭转此种“不公平待遇”。新兴经济，尤其是中国显然是欧洲抱怨并要对付的重要目标。

　　在这一思路的促动下，欧盟在与中国经贸往来中保护主义措施大增。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的中国确实存在，或被夸大与捏造的缺点在欧洲不加分辨地广泛传播，更被一些急待时机破坏中国形象的政治力量炒作、利用。发源于美国的“中国威胁论”在欧洲不胫而走。从官方到公众，指责中国“贸易倾销”、“剥夺欧洲就业机会”、“不尊重知识产权”、“商品品质低下”的声音四起。先入为主的误解与偏见极大地影响了欧洲舆论对中国客观、公正的认识与报导。
（二）更加强调关系中的思想意识因素

　　欧洲发展对华关系本具双层考虑：既鼓励中国不断改革、开放，给中国以支持和帮助；又要监督和改造中国，引导中国运行在欧洲设定的轨道上。欧盟在一份对华文件中曾表示不会像美国那样“大喊大叫地”去过问中国内政 ，但欧盟改造中国的目标与努力却从未放弃，也绝不会放弃。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绩虽然举世公认，但难以割舍的思想意识偏见却使一些欧洲人对中国的进步不能正视，难以接受。因为，在欧洲颇为流行的断言是，中国不按欧洲药方“政治改革”便无发展，至少无持续发展的可能，而这一断言却被中国几十年期间的跨跃式进步，以及不断迸发的活力所否定。

　　欧洲对外关系中推行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理念受到挑战，中国的长足进步在这个意义上反而加大了欧中间的隔阂。德国议会执政的联盟党党团发言人发表的“亚洲战略”政策报告断定中欧之间产生“模式之争”，欧洲需“加强与民主国家关系”，而将中国作为另类国家处理。萨科齐总统近日也以“坚持西方价值观”为自己就涉藏问题上的错误言行辩解。当然，他有意抹杀了一个真理：任何价值观的基本品质都应是尊重事实，以诚为本。

　 （三）难以适应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增长

　　中欧间并无地缘政治的冲突，且在国际事务中具有比较广泛的共同利益与合作余地，不过中国的大步发展以及国际作用的明显提高也使欧洲有些不适应、有些不放心。欧洲积极评价中国的一些外交表现，但又对中国外交常有微言：一是责备中国没有按照它的期望担负起更多的责任；二是与欧洲“配合不够”，在发展与非洲关系等问题上“踩了欧洲的脚”，触犯了欧洲的势力范围，特别是以与欧不同的行事方式破坏了欧洲在非洲的信誉。

　　进而言之，面临迅猛发展的全球化大潮，在欧洲兴起一股被称为“新大西洋主义”的思潮。这种思潮断定，新兴力量对活力相对衰退的美欧形成巨大压力，尤其是思想意识与西方不同的中俄两国日增自信，不买西方的账更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力量对比与西方总体上占优的大趋势。据此西方要互帮互靠，帮助美国缓解、扭转其国际影响力下降的局面。法国总统萨科齐去年初提出了“相对大国论”，称冷战后一段时间以来的美国为主的“单极世界”已告终结，而被一种群雄毕至的时代所替代。在这新时期，并无如美国那样全面占先的典型大国，形势走向十分不清，西方尤需以自身价值观为座标，拢紧队伍，才能使世界走出混沌，求得稳定、繁荣。这种思想强调中国与欧洲的竞争关系，从宏观上拉开了欧中的距离，内含对中俄的深度疑虑与防范，有损欧中双方的政治上的互信。这与希拉克总统战略上借重中国以及与中国制度差别间更着重前者的政策相比，有所后退。法国素来是欧盟政治领头羊，在促进欧中关系上发挥积极作用。当前萨科齐的政策取向却给欧盟对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两份对华政策文件的不同基调

　　欧洲对中国看法的修正不能不反映在欧盟对华政策上。遥想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欧关系的进展取得了质的飞跃。中国坚持并深入改革、开放及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建设性的贡献获得欧盟的肯定与称许。欧盟认为应以“进一步提高与加强对华关系”来回应中国“史无前例的变革”。 1998 年，欧盟主动提出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欧盟委员会在有关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变革是激动人心的，与这变革同步的是向公民社会的转变，这个转变也是相当可观的”，“中国正在本地区及全球舞台上推行日益成熟与负责的政策”。

　　 8年以后，2006 年底欧盟委员会发表的以“更紧密的伙伴与扩大的责任”为名的对华政策文件则引人注目地改变了调门，标示欧盟对华政策思想的某种阶段性的变化。报告虽说提及中国经济上的发展，但更多地抱怨中国对欧的“不公正竞争”，强调中国要与欧洲平分利益，并专门附加文件，列出一个长长的要价单子，索取中国“对欧开放市场，公平对待欧洲”。文件对中国国内形势也有半吞半吐的肯定，但更不惜笔墨，大段论述中国的问题，颇有自上而下指点与警示的味道，其中还称“中国领导人每日都行走在复杂多忧的道路上” 。在国际问题上，报告也极具匠心地写道，中国“执行主动、微妙的外交政策”，既明指中国致力于扩大国际影响，又暗示中国有专为自己的精心策划。

　　前后两份文件的差别清晰地表明欧盟对华政策演变的轨迹。在国际政治、经济大环境深刻、难以阻挡的变化中，欧洲对自身处境以及与他方关系的感受和对策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开步改革、开放的中国在欧洲心目中，曾是一个相当稚弱需要指导，却令人喜欢、寄于期待的少年；而三十年后的中国于欧洲的眼中却成长为一个自信、自主、不肯听命于他人的壮汉。

　　欧洲调整后的对华政策由此渗透出一种失望与不满的情绪，增加了控制、索取的成份。双方的磨擦点增多，克服矛盾的难度更大，关系的进展较前滞涩。近两年来，关系的困难较多地表现在西藏问题上，不少欧洲人坚持对达赖与西藏实况的误解，一些欧洲领导者一再坚持会见西藏分裂运动的领袖——达赖，给他以政治上的支持，损害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核心利益和中欧关系的基础。欧盟和欧洲一些国家领导人置中国首要安全关切于不顾，公然干涉中国内政，自然引起中国当局与公众的正当愤慨，使欧中关系面临困境。他们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努力将中欧关系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中欧关系走过漫长的历史道路，积累下丰厚的成果，也经过了一些波折的磨练，存有克服困难的经验。当前，中欧皆处于自身发展的关键时期，双方理应接力过去传统，继续相互同情、相互支持。中欧间也有在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难以数清的合作与协商专案作为维系与推进双方关系的强力纽带。在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及国际安全等严峻挑战中，中欧间有共同或相似的利益与追求，合作、协商余地广阔。鉴此，中欧有理由，也有能力度过困难时期，使双方关系转阴为晴。当然双方必须从当前形势中汲取经验，更注意以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为发展关系的准则，这是关系改进以及长期平稳发展的必要条件与可靠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