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航天不是“虚荣”事业

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航天不是“虚荣”事业



　　中新网5月9日电 戚发轫，神舟系列飞船的总设计师，曾参与中国第一枚仿制导弹“东风一号”的研制工作和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发射、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技术负责人。今天的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了一篇对他的专访。

　　神舟五号发射成功时，尽管许多中国人都感到振奋，但是也有人私下批评，在中国仍然有许多农民都吃不饱的时候，不应该把钱投放在这些“虚荣”的事业上。

  
  


　　但是戚发轫大概不会同意这个说法。他更深刻的感受到中国的空间技术后边巨大的时代背景，从“两弹”到卫星发射，到载人飞船，对他来说，不是纯粹为了虚荣心，“是一个国家民族的需要”，也是现实中国际舞台上战略性的需要。

　　1933年戚发轫出生在辽宁复县，后来在大连成长。东北被日本占领，他当的是日本的皇民，到1945年苏联解放东北，“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之后，记忆里就是朝鲜战争时期美国的轰炸和扫射，那份国家不强盛遭人欺侮的不平，促使他考大学时，一心就是要“报国”，从事国防事业。

　　苏联在1961年把协助中国的专家全部撤走，而一直到现在，中国还面对美国的禁运，这些不愉快的经验，激发了戚发轫这一代中国科学家奋发图强，也让他们更深刻地感受到，要在世界上受到尊重，中国还得在这些尖端技术上有所作为。

　　“我到美国多少次，就是禁运。老板愿意卖给你，但说得好好的后来又不卖了。80年代初我们刚刚开放，欧洲航天局来了一帮人，听说我们的卫星都是中国产的，一个外国的零件也没有，称赞我们虽然很伟大，但太傻了。因为科学的东西是世界的，为什么不用外国的东西？但是我们说，你们不给啊。

　　80年代以前我们的国际形势很严峻，苏联不给你，美国也不给你，只好自己办了。因此我们的‘航天精神’里说要‘自力更生’：你必须有自己的知识产权，要有自己的东西。先进的东西靠钱是买不到的。你有的时候人家会卖给你，你没有的时候人家才不会卖给你。”

　　60年代中国一穷二白，却还是研制出了导弹和原子弹。“当时没有两弹，谁把你中国当回事？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就讲，要是没有两弹，我这个外交部长也是没办法。”

　　而从技术的实际用处上说，戚发轫还是认为，从60年代的研究到目前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东方红一号的卫星是个科学实验卫星，是来探测空间物理参数的，比方空间的温度、空间大气密度等等，这些中国都没有测量过。”

　　但是因为当时正值冷战时期加文革时期，因此东方红的政治宣传目的掩盖了它的科学价值。“本来没有声音也可以，但是美国、苏联的都有点声音，我们的就唱东方红。”

　　而没有最初的实验，也就不会有后来一步步的发展，应用卫星的发射，在老百姓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原来电视靠微波传送，质量非常差，老百姓看电视根本就看不清楚影像，电视机都积压着卖不出去。1984年卫星打上去后，整个把电视覆盖率从30%提高到80%，老百姓一下子就能看到彩色电视了。现在什么都能看了，什么奥运都能看了。另外，还有气象卫星等等，现在我们天上还有10几个卫星在工作，而它们与老百姓的生活紧密相关。假如当时没有发射卫星，我们的日子很难过。”

　　而站在历史的长河里，载人航天工程也是为将来做准备的一步，尽管现在只属于科学研究，没有商业效益，但是戚发轫说：“长远来说，人总是要上去天上工作的。”重要的是，中国人在发展自己的航天事业时并不“跟人家走”，意识到“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航天不是“虚荣”事业



　　中新网5月9日电 戚发轫，神舟系列飞船的总设计师，曾参与中国第一枚仿制导弹“东风一号”的研制工作和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发射、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技术负责人。今天的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了一篇对他的专访。

　　神舟五号发射成功时，尽管许多中国人都感到振奋，但是也有人私下批评，在中国仍然有许多农民都吃不饱的时候，不应该把钱投放在这些“虚荣”的事业上。

  
  


　　但是戚发轫大概不会同意这个说法。他更深刻的感受到中国的空间技术后边巨大的时代背景，从“两弹”到卫星发射，到载人飞船，对他来说，不是纯粹为了虚荣心，“是一个国家民族的需要”，也是现实中国际舞台上战略性的需要。

　　1933年戚发轫出生在辽宁复县，后来在大连成长。东北被日本占领，他当的是日本的皇民，到1945年苏联解放东北，“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之后，记忆里就是朝鲜战争时期美国的轰炸和扫射，那份国家不强盛遭人欺侮的不平，促使他考大学时，一心就是要“报国”，从事国防事业。

　　苏联在1961年把协助中国的专家全部撤走，而一直到现在，中国还面对美国的禁运，这些不愉快的经验，激发了戚发轫这一代中国科学家奋发图强，也让他们更深刻地感受到，要在世界上受到尊重，中国还得在这些尖端技术上有所作为。

　　“我到美国多少次，就是禁运。老板愿意卖给你，但说得好好的后来又不卖了。80年代初我们刚刚开放，欧洲航天局来了一帮人，听说我们的卫星都是中国产的，一个外国的零件也没有，称赞我们虽然很伟大，但太傻了。因为科学的东西是世界的，为什么不用外国的东西？但是我们说，你们不给啊。

　　80年代以前我们的国际形势很严峻，苏联不给你，美国也不给你，只好自己办了。因此我们的‘航天精神’里说要‘自力更生’：你必须有自己的知识产权，要有自己的东西。先进的东西靠钱是买不到的。你有的时候人家会卖给你，你没有的时候人家才不会卖给你。”

　　60年代中国一穷二白，却还是研制出了导弹和原子弹。“当时没有两弹，谁把你中国当回事？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就讲，要是没有两弹，我这个外交部长也是没办法。”

　　而从技术的实际用处上说，戚发轫还是认为，从60年代的研究到目前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东方红一号的卫星是个科学实验卫星，是来探测空间物理参数的，比方空间的温度、空间大气密度等等，这些中国都没有测量过。”

　　但是因为当时正值冷战时期加文革时期，因此东方红的政治宣传目的掩盖了它的科学价值。“本来没有声音也可以，但是美国、苏联的都有点声音，我们的就唱东方红。”

　　而没有最初的实验，也就不会有后来一步步的发展，应用卫星的发射，在老百姓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原来电视靠微波传送，质量非常差，老百姓看电视根本就看不清楚影像，电视机都积压着卖不出去。1984年卫星打上去后，整个把电视覆盖率从30%提高到80%，老百姓一下子就能看到彩色电视了。现在什么都能看了，什么奥运都能看了。另外，还有气象卫星等等，现在我们天上还有10几个卫星在工作，而它们与老百姓的生活紧密相关。假如当时没有发射卫星，我们的日子很难过。”

　　而站在历史的长河里，载人航天工程也是为将来做准备的一步，尽管现在只属于科学研究，没有商业效益，但是戚发轫说：“长远来说，人总是要上去天上工作的。”重要的是，中国人在发展自己的航天事业时并不“跟人家走”，意识到“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