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回忆母亲龚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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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松都
母亲人生的重要启蒙教育来自我的老爷龚镇洲。他是安徽合肥人，出身贫寒。年轻时身上带着仅有的一元钱，徒步从安徽走到保定报考陆军速成学校，主修炮兵，成绩优异。毕业后被任命为35旅旅长，他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是同盟会会员。“二次革命”失败后姥爷遭到袁世凯通缉，全家连夜逃往日本，第二年（1914年）母亲诞生于日本横滨，她是家中第二个女孩儿。袁世凯倒台后姥爷才得以回国，被孙中山任命为虎门要塞总指挥。后来他退出军界，寓居上海，一家人过着和睦而清贫的生活。
1933年母亲考取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联组织近万名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燕京大学出动了6个大队，每队90人，母亲是大队长之一。那时，我的大姨龚普生也在燕大读书（她后来是新中国第一任驻爱尔兰大使），她们和一批向往真理为民族献身的青年知识分子经常聚集在埃德加#8226;斯诺夫妇家中，探讨救国图存之道。根据斯诺的建议，母亲和大姨在燕大临湖轩主持了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有十个新闻报刊的记者出席。她们正义和激昂的勇气、流利的英文，使得中国学生主持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开得十分成功。母亲与斯诺的友谊也由此延续一生。
母亲于1935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在燕大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3月，母亲在即将毕业之际，看到了刚刚发表的斯诺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和200张陕北照片，还有苏区的小电影。母亲把英文原稿中精彩章节译成中文，在燕大同学中传阅。1938年初。母亲决定和几个同学经香港奔赴延安，走时没有告诉家里真实的去向，但姥爷已猜出八九分，姥爷对母亲说，你认为你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就不要回头。
1938年3月，母亲成为马列学院第一批学员，在这里她见到了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在7月的一次活动中，她第一次为毛泽东做英文翻译。1938年9月，母亲前往太行山《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路上她恰巧与彭德怀同行，边走边谈。最后母亲被留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担任秘书工作。
1939年8月，她与曾在德国留学8年、同在秘书处工作的刘文华结婚，30天后母亲便奉中央之命调往重庆。1942年5月日军进攻太行山在反扫荡的行军途中刘文华因阑尾炎无药医治而牺牲。
1940年在重庆时，母亲除了担任周恩来的外交秘书兼翻译外，还是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每天都要和很多外国记者打交道。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母亲勇敢机智地周旋在他们中间，利用一切机会做工作。一位美国友人回忆说，当时他在重庆接触的人当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周恩来的助手龚澎和王炳南。他说龚澎才华出众，举止大方而洒脱，和她交谈没有拘谨之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对共产党人原有的印象。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在谈到母亲时说，她的个人魅力的确是吸引人的一方面，但是更多的是外国记者可以从她那里听到许多事变和真话。
1942年7月，我的姥爷在桂林病故，晚些时候母亲才得知刘文华伯伯已先于姥爷去世，她难过得蒙着被子在床上睡了一天。后来邓妈妈去宿舍看她，周恩来又找她谈话，给了她很多鼓励和支持。
1942年末，我的父亲乔冠华来到重庆，他在曾家岩50号见到了早已仰慕的周恩来同志，同时也第一次见到我的母亲。他们一见如故，从此再也没有分离过。1943年9月母亲父亲结婚，朋友们戏称“断肠人找到了心上人”。毛泽东称他们是“天生丽质双燕飞，千里姻缘一线牵”。1944年我哥哥宗淮出生。他们把孩子放在周公馆门口一个笼子里，谁有时间谁就帮着照看，周恩来有时也来抱抱孩子。
1949年新中国成立，母亲在外交部担任第一任情报司《新闻司》司长。35岁的母亲是当时正司级干部中惟一的女性。
母亲对人宽厚，严于律己，时过境迁几十年，当年的老同事还都记得和她在一起的那些难忘日子。在家里，母亲和父亲都喜欢听古典音乐，特别喜欢肖邦的《军队波罗乃兹》。我父亲是个书生型的革命者，他和母亲在一起，可以说是相得益彰，珠联璧合。我们一家四口是令人羡慕的温暖之家。
1960年斯诺冲破种种阻力重访中国，周总理指定母亲负责接待工作。1965年毛主席接见斯诺时，仍是母亲父亲陪同斯诺走上天安门。
英籍作家韩素音对新中国感到陌生，她把自己的困惑写信告诉母亲， 母亲真诚地邀请她来中国看看。1956年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韩素音终于来到中国采访。经过母亲的引见她见到了周总理和邓妈妈。以后每年她都来中国，母亲常常和她畅谈。
1954年和1960年，母亲两次出席日内瓦会议，1964年跟随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14国，担任新闻组长和首席发言人。每当总理接见记者时，母亲都用简短的语言介绍出客人的背景和政治态度，使总理很快就掌握了情况。周总理有时候让母亲坐到他的车里，一路走一路与母亲谈工作。
正当母亲的事业蒸蒸日上时，1966年文革来临了。母亲父亲遭到了批判。母亲在被批斗时还要爬上6楼打扫厕所，她常常坐在楼梯上休息，此时她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在一次外事会议上周总理问，龚澎来了没有，你过来坐在前排，龚澎你怎么可能是三反分子呢？！还有一次母亲高血压，医院给她开了三天假，可只获准休息一天，周总理得知后立即通知让她休息五天。
那时我们家被抄了两次，在门前刷的大标语前，母亲让我们贴上毛主席语录，勇敢，坚定，沉着……并照相留念。对此母亲很乐观，她对我说，我给你爸做了一套棉衣棉裤，如果我们不能继续做外交工作就全家到乡下去，我和你爸可以在农村教书。只要咱们全家还在一起就是幸福的！1968年哥哥下放到东北农村，1969年我下乡到内蒙，母亲每周都写信给我，希望我尽快成长。半年之后她病倒了。周总理曾亲自来到病床前为她把脉。
当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看到我出现在面前时，高兴地对护士说，女儿来了我的病就好了一半！母亲非常希望我学医，可是她却因为脑部第二次出血再也没有看到她的女儿成为医生的那一天。
1970年9月20日，不到56岁的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父亲悲痛欲绝。一年之后的9月，父亲作为第26届联大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讲坛上为中国人扬眉吐气，在那张“乔的大笑”照片的后面，有一双明亮深邃的大眼睛默默地注视着我们，那是母亲。
1983年9月22日，我的父亲也走了。往事如烟……如今我常常对我的儿子说，瞧，天上那两颗眨着眼的星星是姥姥和姥爷，他们看着你在笑呢。
龚澎——新中国外交部第一任新闻司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杰出的外交家。她的才干，她的人格魅力不仅为她的同事所钦佩，也令无数对手所折服，周恩来说：“没有人能够代替她。”
这本《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作者乔松都以一个女儿的独特视角和挚切情感，为读者展示了乔冠华与龚澎的革命传奇人生和三十年风雨同舟的动人情感，读来催人泪下。
母亲在山城有一项必做的工作：每天下午准时来到两路口附近巴县中学内的外国记者站，在这里，她将要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记者发布来自中共南方局和解放区的新闻和消息。此时周恩来同志已经开始着手培养我们党自己的新闻发言人了，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外事组的同事们以逻辑严密、真实可信的发言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立场和观点。
1941至1942年间，日军飞机不停地在重庆上空轰炸，曾家岩50号的部分楼房也被炸坏了，母亲与部分工作人员临时搬到了红岩村。为了开展外联工作，母亲每天冒着酷暑从郊区步行数里，先在化龙桥坐马车到上清寺,然后再换乘公交车赶往闹市区。那时，她经常身穿一件简朴而合身的旗袍，随身的手包里放满了来自解放区最新的广播稿副本，她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当时南方局可以经常接收到延安的消息和来自抗日前线的战地新闻，母亲和同事们总是即时将有关内容编写翻译成英文，然后编印为若干份材料，并将它们很快分送到外国记者手中。
为了及时将《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和毛 泽 东、周恩来等人对局势的讲话翻译成英文，母亲承担了大量的笔译工作，很多重要文章都是她在打字机上翻译成英文的。母亲要求自己精益求精地译好每一次谈话,校准每一份稿件。后来上级专门抽调了两位同志负责编译对外宣传的英文小册子。最初他们出的是油印本，后来改进为铅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重庆已成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各种力量的聚合地。这里设有四十多个国家的外交代表机构，此外还有各种国际性反法西斯组织与十多个中外文化协会。据1943年10月底重庆官方统计，常驻渝的外籍人士达1192人，其中英国人329名、美国人168名、苏联人163名，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商业、外交等各个领域。
驻重庆的上百名外国记者来自合众社、塔斯社、路透社、美联社、德新社、哈瓦斯社、海通社、国际新闻社、北美联合通讯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著名国际新闻通讯机构；美国《时代》、《生活》、《读者文摘》、《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纽约先驱论坛报》、英国《每月邮报》、《每日快报》、《泰晤士报》，《悉尼晨报》，《巴黎晚报》，《莫斯科世界新闻》等著名报刊在重庆都派驻有记者。
两路口的记者站实际是国民政府为外国记者办的新闻招待所。旧址原有的砖楼成为国民党国际宣传处的办公室，操场上建了一批棚屋式简易房，里面居住着世界各地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来自美、英、法等国各大新闻媒体，左、中、右各派势力都有。这是一批极为活跃的人群。
记者们以俱乐部的形式聚在一起，每天都要交流最新的战时消息和发布当日的重要新闻，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些信息抢先发到世界各地。按照外国人起床时间比较晚的习惯，他们的新闻活动大都选择在午后进行。在记者站里可以遇到各方熟人，还能结识新的朋友，母亲的到来和她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受到了瞩目与欢迎。尤其是她带来的那些已经翻译成英文的印刷品，上面登载的内容引起了外国记者的极大兴趣。
驻重庆的西方记者每天都在跟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机构展开斗争，他们对国民党当局封锁新闻消息和独家专政的做法极为不满，自然更加关注来自反对党方面的消息与报告。
“宣传出去，争取过来”是抗战期间南方局外事工作的方针。来到山城后，母亲陆续结交了几乎所有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无论是美联社、法新社还是各国大报刊的记者她都认识，与美国新闻处也时有来往。母亲还与在外国新闻机构中的中国雇员广交朋友，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许多宝贵的信息。后来有些记者时常主动代母亲传递宣传材料，给她以多方支持。
母亲认为，与西方记者打交道就要了解他们在想什么，是如何看待问题的，要做到随时准备与他们打交道。当时美联社的记者是个出名的右翼分子，但母亲并没有疏远他，不理他，而是耐心地向他介绍中共的政策和事实真相，后来这个记者发回的稿子尽管态度不怎么友好，可其中的很多内容仍是引自母亲提供的资料。
记者站也是许多国民党特务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们常混杂在其中盯梢监视进步人士。中统特务更有阴险的一套，他们不但分区搜集情报，还会蓄意制造事端，挑起激化矛盾。每天出入这里随时都会遭到绑架和不测。斗争是严酷的。
可这些并没有吓倒母亲，在朋友和同事们的眼里，她既是一个热情善良的女记者，又是一个顽强不屈的勇士。母亲大胆机敏地周旋在各国记者中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难题，她总会化险为夷，把最新的消息迅速发布出去。“横下一条心！”“要做事就不要前怕狼后怕虎！”这是她的口头禅。
母亲临危不惧、忠诚事业的精神和她从事外交的才智赢得了外国记者的钦佩，他们称她是消息非常灵通而又富有吸引力的“中共外交发言人”，一些朋友主动帮助她传送消息。母亲也与许多外国记者和外交官成了朋友，他们也时常在周末去看望她。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先生潜心研究中国问题几十年，是西方最具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1943年他以美国国务院文化司对华关系处文官的身份来到重庆。经过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先生的引见，他见到了母亲。他曾回忆说：
“没几天后，就有一位聪明的富有魅力的名叫龚澎的年轻女子来看我。那时，她刚刚开始走上作为周恩来新闻发布员的辉煌历程（1970年她因病早逝时，已是环球新闻界一个出类拔萃的妇女了）”，“龚澎对那些没有家室之累的、主张采取有力行动的国外记者所产生的魅力，一定程度上出于她那才智超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因为在这个充斥着随声附和者的趋炎附势者的城市中，她扮演了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她是在野党的发言人，而在野党的改良主张暴露了执政党的罪恶。”
母亲答应定期来访并辅导费正清先生学习中文会话。费正清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在1943年10月25日去曾家岩50号拜访母亲的经历：
“一步一滑地沿街去看望我们那位信奉共产主义的女朋友龚澎。她立即拿出一本政论小册子，里面共产党扮演了痛斥国民党的高贵角色。此书印刷精美，纸张洁白，真是鬼神莫测，他们竟能搞出这么漂亮的小册子，其中一半已经由她译成英文。当递给我这些书时，这位非常令人钦佩的传教士解释道，国民党机关认为她散发了过多的宣传品，正打算在某一天对她进行绑架，因此，她不能过多离开这个庇护所。我向她保证，她的追随者马上就会订出一种护送制度……由于史迪威将军的一位随从武官来接她去吃午饭，我便离开了这位年轻小姐所在的老鼠横行的堡垒。”
这位来自哈佛的中国通在其日记中这样评价母亲：
“龚澎的性格里既有青春的朝气，又有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坚定信念，再加上随军记者所特有的敏锐观察力和清新的幽默感。在1943年弥漫在重庆的沮丧的单调气味的气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她所提出的问题正是民主人士揭露国民党种种罪行的诉状———暗杀、钳制舆论、捣毁印刷厂、捏造罪证而把民主人士投入监狱，不准游 行表威，取消停工权等等。当斥责国民党拒绝给予自由权，而共产党也同样拒绝给予时，龚澎就站在超然的立场上，显出纯粹的正直了。她知道双方的内情，因为她在彼此争斗的国共双方都生活过。”
龚澎的魅力倾倒了美国大使馆和外国记者招待所里不少年轻人,她成了“言论自由的象征”。费正清在给他夫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发现龚澎对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产生一种驯服功能。布鲁克斯·埃特金森也同样感到了她那奔放的热情，别的记者更不用说了，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约瑟夫·艾尔索普因她的魅力而发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爱律克·萨瓦莱德一见到她就容光焕发，菲利浦·司普劳斯则是暗自表示倾慕之情。英国大使馆中的部分人士也都是这样，还有哪些人我就不清楚了。主要之点是，她具有像你一样的善于同人交谈的品质。”
自然,在这样一位受欢迎的女记者周围，浪漫的插曲会悄然响起。当时曾有一位出色的美国记者对母亲极有好感，尽管他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却一往情深地暗恋着母亲。他没有任何非分的举动，却总是默默地出现在妈妈经常出现的地方，希望能更多地看她一眼。母亲一如既往地对待每一个朋友。很多年之后，几位老记者还得意地讲起这段浪漫的故事。乔松都
母亲人生的重要启蒙教育来自我的老爷龚镇洲。他是安徽合肥人，出身贫寒。年轻时身上带着仅有的一元钱，徒步从安徽走到保定报考陆军速成学校，主修炮兵，成绩优异。毕业后被任命为35旅旅长，他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是同盟会会员。“二次革命”失败后姥爷遭到袁世凯通缉，全家连夜逃往日本，第二年（1914年）母亲诞生于日本横滨，她是家中第二个女孩儿。袁世凯倒台后姥爷才得以回国，被孙中山任命为虎门要塞总指挥。后来他退出军界，寓居上海，一家人过着和睦而清贫的生活。
1933年母亲考取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联组织近万名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燕京大学出动了6个大队，每队90人，母亲是大队长之一。那时，我的大姨龚普生也在燕大读书（她后来是新中国第一任驻爱尔兰大使），她们和一批向往真理为民族献身的青年知识分子经常聚集在埃德加#8226;斯诺夫妇家中，探讨救国图存之道。根据斯诺的建议，母亲和大姨在燕大临湖轩主持了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有十个新闻报刊的记者出席。她们正义和激昂的勇气、流利的英文，使得中国学生主持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开得十分成功。母亲与斯诺的友谊也由此延续一生。
母亲于1935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在燕大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3月，母亲在即将毕业之际，看到了刚刚发表的斯诺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和200张陕北照片，还有苏区的小电影。母亲把英文原稿中精彩章节译成中文，在燕大同学中传阅。1938年初。母亲决定和几个同学经香港奔赴延安，走时没有告诉家里真实的去向，但姥爷已猜出八九分，姥爷对母亲说，你认为你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就不要回头。
1938年3月，母亲成为马列学院第一批学员，在这里她见到了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在7月的一次活动中，她第一次为毛泽东做英文翻译。1938年9月，母亲前往太行山《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路上她恰巧与彭德怀同行，边走边谈。最后母亲被留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担任秘书工作。
1939年8月，她与曾在德国留学8年、同在秘书处工作的刘文华结婚，30天后母亲便奉中央之命调往重庆。1942年5月日军进攻太行山在反扫荡的行军途中刘文华因阑尾炎无药医治而牺牲。
1940年在重庆时，母亲除了担任周恩来的外交秘书兼翻译外，还是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每天都要和很多外国记者打交道。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母亲勇敢机智地周旋在他们中间，利用一切机会做工作。一位美国友人回忆说，当时他在重庆接触的人当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周恩来的助手龚澎和王炳南。他说龚澎才华出众，举止大方而洒脱，和她交谈没有拘谨之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对共产党人原有的印象。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在谈到母亲时说，她的个人魅力的确是吸引人的一方面，但是更多的是外国记者可以从她那里听到许多事变和真话。
1942年7月，我的姥爷在桂林病故，晚些时候母亲才得知刘文华伯伯已先于姥爷去世，她难过得蒙着被子在床上睡了一天。后来邓妈妈去宿舍看她，周恩来又找她谈话，给了她很多鼓励和支持。
1942年末，我的父亲乔冠华来到重庆，他在曾家岩50号见到了早已仰慕的周恩来同志，同时也第一次见到我的母亲。他们一见如故，从此再也没有分离过。1943年9月母亲父亲结婚，朋友们戏称“断肠人找到了心上人”。毛泽东称他们是“天生丽质双燕飞，千里姻缘一线牵”。1944年我哥哥宗淮出生。他们把孩子放在周公馆门口一个笼子里，谁有时间谁就帮着照看，周恩来有时也来抱抱孩子。
1949年新中国成立，母亲在外交部担任第一任情报司《新闻司》司长。35岁的母亲是当时正司级干部中惟一的女性。
母亲对人宽厚，严于律己，时过境迁几十年，当年的老同事还都记得和她在一起的那些难忘日子。在家里，母亲和父亲都喜欢听古典音乐，特别喜欢肖邦的《军队波罗乃兹》。我父亲是个书生型的革命者，他和母亲在一起，可以说是相得益彰，珠联璧合。我们一家四口是令人羡慕的温暖之家。
1960年斯诺冲破种种阻力重访中国，周总理指定母亲负责接待工作。1965年毛主席接见斯诺时，仍是母亲父亲陪同斯诺走上天安门。
英籍作家韩素音对新中国感到陌生，她把自己的困惑写信告诉母亲， 母亲真诚地邀请她来中国看看。1956年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韩素音终于来到中国采访。经过母亲的引见她见到了周总理和邓妈妈。以后每年她都来中国，母亲常常和她畅谈。
1954年和1960年，母亲两次出席日内瓦会议，1964年跟随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14国，担任新闻组长和首席发言人。每当总理接见记者时，母亲都用简短的语言介绍出客人的背景和政治态度，使总理很快就掌握了情况。周总理有时候让母亲坐到他的车里，一路走一路与母亲谈工作。
正当母亲的事业蒸蒸日上时，1966年文革来临了。母亲父亲遭到了批判。母亲在被批斗时还要爬上6楼打扫厕所，她常常坐在楼梯上休息，此时她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在一次外事会议上周总理问，龚澎来了没有，你过来坐在前排，龚澎你怎么可能是三反分子呢？！还有一次母亲高血压，医院给她开了三天假，可只获准休息一天，周总理得知后立即通知让她休息五天。
那时我们家被抄了两次，在门前刷的大标语前，母亲让我们贴上毛主席语录，勇敢，坚定，沉着……并照相留念。对此母亲很乐观，她对我说，我给你爸做了一套棉衣棉裤，如果我们不能继续做外交工作就全家到乡下去，我和你爸可以在农村教书。只要咱们全家还在一起就是幸福的！1968年哥哥下放到东北农村，1969年我下乡到内蒙，母亲每周都写信给我，希望我尽快成长。半年之后她病倒了。周总理曾亲自来到病床前为她把脉。
当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看到我出现在面前时，高兴地对护士说，女儿来了我的病就好了一半！母亲非常希望我学医，可是她却因为脑部第二次出血再也没有看到她的女儿成为医生的那一天。
1970年9月20日，不到56岁的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父亲悲痛欲绝。一年之后的9月，父亲作为第26届联大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讲坛上为中国人扬眉吐气，在那张“乔的大笑”照片的后面，有一双明亮深邃的大眼睛默默地注视着我们，那是母亲。
1983年9月22日，我的父亲也走了。往事如烟……如今我常常对我的儿子说，瞧，天上那两颗眨着眼的星星是姥姥和姥爷，他们看着你在笑呢。
龚澎——新中国外交部第一任新闻司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杰出的外交家。她的才干，她的人格魅力不仅为她的同事所钦佩，也令无数对手所折服，周恩来说：“没有人能够代替她。”
这本《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作者乔松都以一个女儿的独特视角和挚切情感，为读者展示了乔冠华与龚澎的革命传奇人生和三十年风雨同舟的动人情感，读来催人泪下。
母亲在山城有一项必做的工作：每天下午准时来到两路口附近巴县中学内的外国记者站，在这里，她将要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记者发布来自中共南方局和解放区的新闻和消息。此时周恩来同志已经开始着手培养我们党自己的新闻发言人了，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外事组的同事们以逻辑严密、真实可信的发言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立场和观点。
1941至1942年间，日军飞机不停地在重庆上空轰炸，曾家岩50号的部分楼房也被炸坏了，母亲与部分工作人员临时搬到了红岩村。为了开展外联工作，母亲每天冒着酷暑从郊区步行数里，先在化龙桥坐马车到上清寺,然后再换乘公交车赶往闹市区。那时，她经常身穿一件简朴而合身的旗袍，随身的手包里放满了来自解放区最新的广播稿副本，她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当时南方局可以经常接收到延安的消息和来自抗日前线的战地新闻，母亲和同事们总是即时将有关内容编写翻译成英文，然后编印为若干份材料，并将它们很快分送到外国记者手中。
为了及时将《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和毛 泽 东、周恩来等人对局势的讲话翻译成英文，母亲承担了大量的笔译工作，很多重要文章都是她在打字机上翻译成英文的。母亲要求自己精益求精地译好每一次谈话,校准每一份稿件。后来上级专门抽调了两位同志负责编译对外宣传的英文小册子。最初他们出的是油印本，后来改进为铅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重庆已成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各种力量的聚合地。这里设有四十多个国家的外交代表机构，此外还有各种国际性反法西斯组织与十多个中外文化协会。据1943年10月底重庆官方统计，常驻渝的外籍人士达1192人，其中英国人329名、美国人168名、苏联人163名，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商业、外交等各个领域。
驻重庆的上百名外国记者来自合众社、塔斯社、路透社、美联社、德新社、哈瓦斯社、海通社、国际新闻社、北美联合通讯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著名国际新闻通讯机构；美国《时代》、《生活》、《读者文摘》、《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纽约先驱论坛报》、英国《每月邮报》、《每日快报》、《泰晤士报》，《悉尼晨报》，《巴黎晚报》，《莫斯科世界新闻》等著名报刊在重庆都派驻有记者。
两路口的记者站实际是国民政府为外国记者办的新闻招待所。旧址原有的砖楼成为国民党国际宣传处的办公室，操场上建了一批棚屋式简易房，里面居住着世界各地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来自美、英、法等国各大新闻媒体，左、中、右各派势力都有。这是一批极为活跃的人群。
记者们以俱乐部的形式聚在一起，每天都要交流最新的战时消息和发布当日的重要新闻，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些信息抢先发到世界各地。按照外国人起床时间比较晚的习惯，他们的新闻活动大都选择在午后进行。在记者站里可以遇到各方熟人，还能结识新的朋友，母亲的到来和她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受到了瞩目与欢迎。尤其是她带来的那些已经翻译成英文的印刷品，上面登载的内容引起了外国记者的极大兴趣。
驻重庆的西方记者每天都在跟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机构展开斗争，他们对国民党当局封锁新闻消息和独家专政的做法极为不满，自然更加关注来自反对党方面的消息与报告。
“宣传出去，争取过来”是抗战期间南方局外事工作的方针。来到山城后，母亲陆续结交了几乎所有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无论是美联社、法新社还是各国大报刊的记者她都认识，与美国新闻处也时有来往。母亲还与在外国新闻机构中的中国雇员广交朋友，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许多宝贵的信息。后来有些记者时常主动代母亲传递宣传材料，给她以多方支持。
母亲认为，与西方记者打交道就要了解他们在想什么，是如何看待问题的，要做到随时准备与他们打交道。当时美联社的记者是个出名的右翼分子，但母亲并没有疏远他，不理他，而是耐心地向他介绍中共的政策和事实真相，后来这个记者发回的稿子尽管态度不怎么友好，可其中的很多内容仍是引自母亲提供的资料。
记者站也是许多国民党特务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们常混杂在其中盯梢监视进步人士。中统特务更有阴险的一套，他们不但分区搜集情报，还会蓄意制造事端，挑起激化矛盾。每天出入这里随时都会遭到绑架和不测。斗争是严酷的。
可这些并没有吓倒母亲，在朋友和同事们的眼里，她既是一个热情善良的女记者，又是一个顽强不屈的勇士。母亲大胆机敏地周旋在各国记者中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难题，她总会化险为夷，把最新的消息迅速发布出去。“横下一条心！”“要做事就不要前怕狼后怕虎！”这是她的口头禅。
母亲临危不惧、忠诚事业的精神和她从事外交的才智赢得了外国记者的钦佩，他们称她是消息非常灵通而又富有吸引力的“中共外交发言人”，一些朋友主动帮助她传送消息。母亲也与许多外国记者和外交官成了朋友，他们也时常在周末去看望她。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先生潜心研究中国问题几十年，是西方最具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1943年他以美国国务院文化司对华关系处文官的身份来到重庆。经过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先生的引见，他见到了母亲。他曾回忆说：
“没几天后，就有一位聪明的富有魅力的名叫龚澎的年轻女子来看我。那时，她刚刚开始走上作为周恩来新闻发布员的辉煌历程（1970年她因病早逝时，已是环球新闻界一个出类拔萃的妇女了）”，“龚澎对那些没有家室之累的、主张采取有力行动的国外记者所产生的魅力，一定程度上出于她那才智超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因为在这个充斥着随声附和者的趋炎附势者的城市中，她扮演了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她是在野党的发言人，而在野党的改良主张暴露了执政党的罪恶。”
母亲答应定期来访并辅导费正清先生学习中文会话。费正清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在1943年10月25日去曾家岩50号拜访母亲的经历：
“一步一滑地沿街去看望我们那位信奉共产主义的女朋友龚澎。她立即拿出一本政论小册子，里面共产党扮演了痛斥国民党的高贵角色。此书印刷精美，纸张洁白，真是鬼神莫测，他们竟能搞出这么漂亮的小册子，其中一半已经由她译成英文。当递给我这些书时，这位非常令人钦佩的传教士解释道，国民党机关认为她散发了过多的宣传品，正打算在某一天对她进行绑架，因此，她不能过多离开这个庇护所。我向她保证，她的追随者马上就会订出一种护送制度……由于史迪威将军的一位随从武官来接她去吃午饭，我便离开了这位年轻小姐所在的老鼠横行的堡垒。”
这位来自哈佛的中国通在其日记中这样评价母亲：
“龚澎的性格里既有青春的朝气，又有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坚定信念，再加上随军记者所特有的敏锐观察力和清新的幽默感。在1943年弥漫在重庆的沮丧的单调气味的气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她所提出的问题正是民主人士揭露国民党种种罪行的诉状———暗杀、钳制舆论、捣毁印刷厂、捏造罪证而把民主人士投入监狱，不准游 行表威，取消停工权等等。当斥责国民党拒绝给予自由权，而共产党也同样拒绝给予时，龚澎就站在超然的立场上，显出纯粹的正直了。她知道双方的内情，因为她在彼此争斗的国共双方都生活过。”
龚澎的魅力倾倒了美国大使馆和外国记者招待所里不少年轻人,她成了“言论自由的象征”。费正清在给他夫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发现龚澎对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产生一种驯服功能。布鲁克斯·埃特金森也同样感到了她那奔放的热情，别的记者更不用说了，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约瑟夫·艾尔索普因她的魅力而发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爱律克·萨瓦莱德一见到她就容光焕发，菲利浦·司普劳斯则是暗自表示倾慕之情。英国大使馆中的部分人士也都是这样，还有哪些人我就不清楚了。主要之点是，她具有像你一样的善于同人交谈的品质。”
自然,在这样一位受欢迎的女记者周围，浪漫的插曲会悄然响起。当时曾有一位出色的美国记者对母亲极有好感，尽管他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却一往情深地暗恋着母亲。他没有任何非分的举动，却总是默默地出现在妈妈经常出现的地方，希望能更多地看她一眼。母亲一如既往地对待每一个朋友。很多年之后，几位老记者还得意地讲起这段浪漫的故事。
母亲人生的重要启蒙教育来自我的老爷龚镇洲。他是安徽合肥人，出身贫寒。年轻时身上带着仅有的一元钱，徒步从安徽走到保定报考陆军速成学校，主修炮兵，成绩优异。毕业后被任命为35旅旅长，他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是同盟会会员。“二次革命”失败后姥爷遭到袁世凯通缉，全家连夜逃往日本，第二年（1914年）母亲诞生于日本横滨，她是家中第二个女孩儿。袁世凯倒台后姥爷才得以回国，被孙中山任命为虎门要塞总指挥。后来他退出军界，寓居上海，一家人过着和睦而清贫的生活。
1933年母亲考取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联组织近万名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燕京大学出动了6个大队，每队90人，母亲是大队长之一。那时，我的大姨龚普生也在燕大读书（她后来是新中国第一任驻爱尔兰大使），她们和一批向往真理为民族献身的青年知识分子经常聚集在埃德加#8226;斯诺夫妇家中，探讨救国图存之道。根据斯诺的建议，母亲和大姨在燕大临湖轩主持了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有十个新闻报刊的记者出席。她们正义和激昂的勇气、流利的英文，使得中国学生主持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开得十分成功。母亲与斯诺的友谊也由此延续一生。
母亲于1935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在燕大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3月，母亲在即将毕业之际，看到了刚刚发表的斯诺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和200张陕北照片，还有苏区的小电影。母亲把英文原稿中精彩章节译成中文，在燕大同学中传阅。1938年初。母亲决定和几个同学经香港奔赴延安，走时没有告诉家里真实的去向，但姥爷已猜出八九分，姥爷对母亲说，你认为你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就不要回头。
1938年3月，母亲成为马列学院第一批学员，在这里她见到了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在7月的一次活动中，她第一次为毛泽东做英文翻译。1938年9月，母亲前往太行山《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路上她恰巧与彭德怀同行，边走边谈。最后母亲被留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担任秘书工作。
1939年8月，她与曾在德国留学8年、同在秘书处工作的刘文华结婚，30天后母亲便奉中央之命调往重庆。1942年5月日军进攻太行山在反扫荡的行军途中刘文华因阑尾炎无药医治而牺牲。
1940年在重庆时，母亲除了担任周恩来的外交秘书兼翻译外，还是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每天都要和很多外国记者打交道。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母亲勇敢机智地周旋在他们中间，利用一切机会做工作。一位美国友人回忆说，当时他在重庆接触的人当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周恩来的助手龚澎和王炳南。他说龚澎才华出众，举止大方而洒脱，和她交谈没有拘谨之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对共产党人原有的印象。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在谈到母亲时说，她的个人魅力的确是吸引人的一方面，但是更多的是外国记者可以从她那里听到许多事变和真话。
1942年7月，我的姥爷在桂林病故，晚些时候母亲才得知刘文华伯伯已先于姥爷去世，她难过得蒙着被子在床上睡了一天。后来邓妈妈去宿舍看她，周恩来又找她谈话，给了她很多鼓励和支持。
1942年末，我的父亲乔冠华来到重庆，他在曾家岩50号见到了早已仰慕的周恩来同志，同时也第一次见到我的母亲。他们一见如故，从此再也没有分离过。1943年9月母亲父亲结婚，朋友们戏称“断肠人找到了心上人”。毛泽东称他们是“天生丽质双燕飞，千里姻缘一线牵”。1944年我哥哥宗淮出生。他们把孩子放在周公馆门口一个笼子里，谁有时间谁就帮着照看，周恩来有时也来抱抱孩子。
1949年新中国成立，母亲在外交部担任第一任情报司《新闻司》司长。35岁的母亲是当时正司级干部中惟一的女性。
母亲对人宽厚，严于律己，时过境迁几十年，当年的老同事还都记得和她在一起的那些难忘日子。在家里，母亲和父亲都喜欢听古典音乐，特别喜欢肖邦的《军队波罗乃兹》。我父亲是个书生型的革命者，他和母亲在一起，可以说是相得益彰，珠联璧合。我们一家四口是令人羡慕的温暖之家。
1960年斯诺冲破种种阻力重访中国，周总理指定母亲负责接待工作。1965年毛主席接见斯诺时，仍是母亲父亲陪同斯诺走上天安门。
英籍作家韩素音对新中国感到陌生，她把自己的困惑写信告诉母亲， 母亲真诚地邀请她来中国看看。1956年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韩素音终于来到中国采访。经过母亲的引见她见到了周总理和邓妈妈。以后每年她都来中国，母亲常常和她畅谈。
1954年和1960年，母亲两次出席日内瓦会议，1964年跟随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14国，担任新闻组长和首席发言人。每当总理接见记者时，母亲都用简短的语言介绍出客人的背景和政治态度，使总理很快就掌握了情况。周总理有时候让母亲坐到他的车里，一路走一路与母亲谈工作。
正当母亲的事业蒸蒸日上时，1966年文革来临了。母亲父亲遭到了批判。母亲在被批斗时还要爬上6楼打扫厕所，她常常坐在楼梯上休息，此时她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在一次外事会议上周总理问，龚澎来了没有，你过来坐在前排，龚澎你怎么可能是三反分子呢？！还有一次母亲高血压，医院给她开了三天假，可只获准休息一天，周总理得知后立即通知让她休息五天。
那时我们家被抄了两次，在门前刷的大标语前，母亲让我们贴上毛主席语录，勇敢，坚定，沉着……并照相留念。对此母亲很乐观，她对我说，我给你爸做了一套棉衣棉裤，如果我们不能继续做外交工作就全家到乡下去，我和你爸可以在农村教书。只要咱们全家还在一起就是幸福的！1968年哥哥下放到东北农村，1969年我下乡到内蒙，母亲每周都写信给我，希望我尽快成长。半年之后她病倒了。周总理曾亲自来到病床前为她把脉。
当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看到我出现在面前时，高兴地对护士说，女儿来了我的病就好了一半！母亲非常希望我学医，可是她却因为脑部第二次出血再也没有看到她的女儿成为医生的那一天。
1970年9月20日，不到56岁的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父亲悲痛欲绝。一年之后的9月，父亲作为第26届联大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讲坛上为中国人扬眉吐气，在那张“乔的大笑”照片的后面，有一双明亮深邃的大眼睛默默地注视着我们，那是母亲。
1983年9月22日，我的父亲也走了。往事如烟……如今我常常对我的儿子说，瞧，天上那两颗眨着眼的星星是姥姥和姥爷，他们看着你在笑呢。
龚澎——新中国外交部第一任新闻司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杰出的外交家。她的才干，她的人格魅力不仅为她的同事所钦佩，也令无数对手所折服，周恩来说：“没有人能够代替她。”
这本《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作者乔松都以一个女儿的独特视角和挚切情感，为读者展示了乔冠华与龚澎的革命传奇人生和三十年风雨同舟的动人情感，读来催人泪下。
母亲在山城有一项必做的工作：每天下午准时来到两路口附近巴县中学内的外国记者站，在这里，她将要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记者发布来自中共南方局和解放区的新闻和消息。此时周恩来同志已经开始着手培养我们党自己的新闻发言人了，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外事组的同事们以逻辑严密、真实可信的发言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立场和观点。
1941至1942年间，日军飞机不停地在重庆上空轰炸，曾家岩50号的部分楼房也被炸坏了，母亲与部分工作人员临时搬到了红岩村。为了开展外联工作，母亲每天冒着酷暑从郊区步行数里，先在化龙桥坐马车到上清寺,然后再换乘公交车赶往闹市区。那时，她经常身穿一件简朴而合身的旗袍，随身的手包里放满了来自解放区最新的广播稿副本，她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当时南方局可以经常接收到延安的消息和来自抗日前线的战地新闻，母亲和同事们总是即时将有关内容编写翻译成英文，然后编印为若干份材料，并将它们很快分送到外国记者手中。
为了及时将《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和毛 泽 东、周恩来等人对局势的讲话翻译成英文，母亲承担了大量的笔译工作，很多重要文章都是她在打字机上翻译成英文的。母亲要求自己精益求精地译好每一次谈话,校准每一份稿件。后来上级专门抽调了两位同志负责编译对外宣传的英文小册子。最初他们出的是油印本，后来改进为铅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重庆已成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各种力量的聚合地。这里设有四十多个国家的外交代表机构，此外还有各种国际性反法西斯组织与十多个中外文化协会。据1943年10月底重庆官方统计，常驻渝的外籍人士达1192人，其中英国人329名、美国人168名、苏联人163名，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商业、外交等各个领域。
驻重庆的上百名外国记者来自合众社、塔斯社、路透社、美联社、德新社、哈瓦斯社、海通社、国际新闻社、北美联合通讯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著名国际新闻通讯机构；美国《时代》、《生活》、《读者文摘》、《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纽约先驱论坛报》、英国《每月邮报》、《每日快报》、《泰晤士报》，《悉尼晨报》，《巴黎晚报》，《莫斯科世界新闻》等著名报刊在重庆都派驻有记者。
两路口的记者站实际是国民政府为外国记者办的新闻招待所。旧址原有的砖楼成为国民党国际宣传处的办公室，操场上建了一批棚屋式简易房，里面居住着世界各地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来自美、英、法等国各大新闻媒体，左、中、右各派势力都有。这是一批极为活跃的人群。
记者们以俱乐部的形式聚在一起，每天都要交流最新的战时消息和发布当日的重要新闻，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些信息抢先发到世界各地。按照外国人起床时间比较晚的习惯，他们的新闻活动大都选择在午后进行。在记者站里可以遇到各方熟人，还能结识新的朋友，母亲的到来和她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受到了瞩目与欢迎。尤其是她带来的那些已经翻译成英文的印刷品，上面登载的内容引起了外国记者的极大兴趣。
驻重庆的西方记者每天都在跟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机构展开斗争，他们对国民党当局封锁新闻消息和独家专政的做法极为不满，自然更加关注来自反对党方面的消息与报告。
“宣传出去，争取过来”是抗战期间南方局外事工作的方针。来到山城后，母亲陆续结交了几乎所有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无论是美联社、法新社还是各国大报刊的记者她都认识，与美国新闻处也时有来往。母亲还与在外国新闻机构中的中国雇员广交朋友，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许多宝贵的信息。后来有些记者时常主动代母亲传递宣传材料，给她以多方支持。
母亲认为，与西方记者打交道就要了解他们在想什么，是如何看待问题的，要做到随时准备与他们打交道。当时美联社的记者是个出名的右翼分子，但母亲并没有疏远他，不理他，而是耐心地向他介绍中共的政策和事实真相，后来这个记者发回的稿子尽管态度不怎么友好，可其中的很多内容仍是引自母亲提供的资料。
记者站也是许多国民党特务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们常混杂在其中盯梢监视进步人士。中统特务更有阴险的一套，他们不但分区搜集情报，还会蓄意制造事端，挑起激化矛盾。每天出入这里随时都会遭到绑架和不测。斗争是严酷的。
可这些并没有吓倒母亲，在朋友和同事们的眼里，她既是一个热情善良的女记者，又是一个顽强不屈的勇士。母亲大胆机敏地周旋在各国记者中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难题，她总会化险为夷，把最新的消息迅速发布出去。“横下一条心！”“要做事就不要前怕狼后怕虎！”这是她的口头禅。
母亲临危不惧、忠诚事业的精神和她从事外交的才智赢得了外国记者的钦佩，他们称她是消息非常灵通而又富有吸引力的“中共外交发言人”，一些朋友主动帮助她传送消息。母亲也与许多外国记者和外交官成了朋友，他们也时常在周末去看望她。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先生潜心研究中国问题几十年，是西方最具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1943年他以美国国务院文化司对华关系处文官的身份来到重庆。经过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先生的引见，他见到了母亲。他曾回忆说：
“没几天后，就有一位聪明的富有魅力的名叫龚澎的年轻女子来看我。那时，她刚刚开始走上作为周恩来新闻发布员的辉煌历程（1970年她因病早逝时，已是环球新闻界一个出类拔萃的妇女了）”，“龚澎对那些没有家室之累的、主张采取有力行动的国外记者所产生的魅力，一定程度上出于她那才智超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因为在这个充斥着随声附和者的趋炎附势者的城市中，她扮演了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她是在野党的发言人，而在野党的改良主张暴露了执政党的罪恶。”
母亲答应定期来访并辅导费正清先生学习中文会话。费正清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在1943年10月25日去曾家岩50号拜访母亲的经历：
“一步一滑地沿街去看望我们那位信奉共产主义的女朋友龚澎。她立即拿出一本政论小册子，里面共产党扮演了痛斥国民党的高贵角色。此书印刷精美，纸张洁白，真是鬼神莫测，他们竟能搞出这么漂亮的小册子，其中一半已经由她译成英文。当递给我这些书时，这位非常令人钦佩的传教士解释道，国民党机关认为她散发了过多的宣传品，正打算在某一天对她进行绑架，因此，她不能过多离开这个庇护所。我向她保证，她的追随者马上就会订出一种护送制度……由于史迪威将军的一位随从武官来接她去吃午饭，我便离开了这位年轻小姐所在的老鼠横行的堡垒。”
这位来自哈佛的中国通在其日记中这样评价母亲：
“龚澎的性格里既有青春的朝气，又有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坚定信念，再加上随军记者所特有的敏锐观察力和清新的幽默感。在1943年弥漫在重庆的沮丧的单调气味的气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她所提出的问题正是民主人士揭露国民党种种罪行的诉状———暗杀、钳制舆论、捣毁印刷厂、捏造罪证而把民主人士投入监狱，不准游 行表威，取消停工权等等。当斥责国民党拒绝给予自由权，而共产党也同样拒绝给予时，龚澎就站在超然的立场上，显出纯粹的正直了。她知道双方的内情，因为她在彼此争斗的国共双方都生活过。”
龚澎的魅力倾倒了美国大使馆和外国记者招待所里不少年轻人,她成了“言论自由的象征”。费正清在给他夫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发现龚澎对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产生一种驯服功能。布鲁克斯·埃特金森也同样感到了她那奔放的热情，别的记者更不用说了，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约瑟夫·艾尔索普因她的魅力而发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爱律克·萨瓦莱德一见到她就容光焕发，菲利浦·司普劳斯则是暗自表示倾慕之情。英国大使馆中的部分人士也都是这样，还有哪些人我就不清楚了。主要之点是，她具有像你一样的善于同人交谈的品质。”
自然,在这样一位受欢迎的女记者周围，浪漫的插曲会悄然响起。当时曾有一位出色的美国记者对母亲极有好感，尽管他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却一往情深地暗恋着母亲。他没有任何非分的举动，却总是默默地出现在妈妈经常出现的地方，希望能更多地看她一眼。母亲一如既往地对待每一个朋友。很多年之后，几位老记者还得意地讲起这段浪漫的故事。乔松都
母亲人生的重要启蒙教育来自我的老爷龚镇洲。他是安徽合肥人，出身贫寒。年轻时身上带着仅有的一元钱，徒步从安徽走到保定报考陆军速成学校，主修炮兵，成绩优异。毕业后被任命为35旅旅长，他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是同盟会会员。“二次革命”失败后姥爷遭到袁世凯通缉，全家连夜逃往日本，第二年（1914年）母亲诞生于日本横滨，她是家中第二个女孩儿。袁世凯倒台后姥爷才得以回国，被孙中山任命为虎门要塞总指挥。后来他退出军界，寓居上海，一家人过着和睦而清贫的生活。
1933年母亲考取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联组织近万名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燕京大学出动了6个大队，每队90人，母亲是大队长之一。那时，我的大姨龚普生也在燕大读书（她后来是新中国第一任驻爱尔兰大使），她们和一批向往真理为民族献身的青年知识分子经常聚集在埃德加#8226;斯诺夫妇家中，探讨救国图存之道。根据斯诺的建议，母亲和大姨在燕大临湖轩主持了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有十个新闻报刊的记者出席。她们正义和激昂的勇气、流利的英文，使得中国学生主持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开得十分成功。母亲与斯诺的友谊也由此延续一生。
母亲于1935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在燕大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3月，母亲在即将毕业之际，看到了刚刚发表的斯诺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和200张陕北照片，还有苏区的小电影。母亲把英文原稿中精彩章节译成中文，在燕大同学中传阅。1938年初。母亲决定和几个同学经香港奔赴延安，走时没有告诉家里真实的去向，但姥爷已猜出八九分，姥爷对母亲说，你认为你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就不要回头。
1938年3月，母亲成为马列学院第一批学员，在这里她见到了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在7月的一次活动中，她第一次为毛泽东做英文翻译。1938年9月，母亲前往太行山《新华日报》编辑部工作。路上她恰巧与彭德怀同行，边走边谈。最后母亲被留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担任秘书工作。
1939年8月，她与曾在德国留学8年、同在秘书处工作的刘文华结婚，30天后母亲便奉中央之命调往重庆。1942年5月日军进攻太行山在反扫荡的行军途中刘文华因阑尾炎无药医治而牺牲。
1940年在重庆时，母亲除了担任周恩来的外交秘书兼翻译外，还是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每天都要和很多外国记者打交道。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母亲勇敢机智地周旋在他们中间，利用一切机会做工作。一位美国友人回忆说，当时他在重庆接触的人当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周恩来的助手龚澎和王炳南。他说龚澎才华出众，举止大方而洒脱，和她交谈没有拘谨之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对共产党人原有的印象。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在谈到母亲时说，她的个人魅力的确是吸引人的一方面，但是更多的是外国记者可以从她那里听到许多事变和真话。
1942年7月，我的姥爷在桂林病故，晚些时候母亲才得知刘文华伯伯已先于姥爷去世，她难过得蒙着被子在床上睡了一天。后来邓妈妈去宿舍看她，周恩来又找她谈话，给了她很多鼓励和支持。
1942年末，我的父亲乔冠华来到重庆，他在曾家岩50号见到了早已仰慕的周恩来同志，同时也第一次见到我的母亲。他们一见如故，从此再也没有分离过。1943年9月母亲父亲结婚，朋友们戏称“断肠人找到了心上人”。毛泽东称他们是“天生丽质双燕飞，千里姻缘一线牵”。1944年我哥哥宗淮出生。他们把孩子放在周公馆门口一个笼子里，谁有时间谁就帮着照看，周恩来有时也来抱抱孩子。
1949年新中国成立，母亲在外交部担任第一任情报司《新闻司》司长。35岁的母亲是当时正司级干部中惟一的女性。
母亲对人宽厚，严于律己，时过境迁几十年，当年的老同事还都记得和她在一起的那些难忘日子。在家里，母亲和父亲都喜欢听古典音乐，特别喜欢肖邦的《军队波罗乃兹》。我父亲是个书生型的革命者，他和母亲在一起，可以说是相得益彰，珠联璧合。我们一家四口是令人羡慕的温暖之家。
1960年斯诺冲破种种阻力重访中国，周总理指定母亲负责接待工作。1965年毛主席接见斯诺时，仍是母亲父亲陪同斯诺走上天安门。
英籍作家韩素音对新中国感到陌生，她把自己的困惑写信告诉母亲， 母亲真诚地邀请她来中国看看。1956年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韩素音终于来到中国采访。经过母亲的引见她见到了周总理和邓妈妈。以后每年她都来中国，母亲常常和她畅谈。
1954年和1960年，母亲两次出席日内瓦会议，1964年跟随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14国，担任新闻组长和首席发言人。每当总理接见记者时，母亲都用简短的语言介绍出客人的背景和政治态度，使总理很快就掌握了情况。周总理有时候让母亲坐到他的车里，一路走一路与母亲谈工作。
正当母亲的事业蒸蒸日上时，1966年文革来临了。母亲父亲遭到了批判。母亲在被批斗时还要爬上6楼打扫厕所，她常常坐在楼梯上休息，此时她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在一次外事会议上周总理问，龚澎来了没有，你过来坐在前排，龚澎你怎么可能是三反分子呢？！还有一次母亲高血压，医院给她开了三天假，可只获准休息一天，周总理得知后立即通知让她休息五天。
那时我们家被抄了两次，在门前刷的大标语前，母亲让我们贴上毛主席语录，勇敢，坚定，沉着……并照相留念。对此母亲很乐观，她对我说，我给你爸做了一套棉衣棉裤，如果我们不能继续做外交工作就全家到乡下去，我和你爸可以在农村教书。只要咱们全家还在一起就是幸福的！1968年哥哥下放到东北农村，1969年我下乡到内蒙，母亲每周都写信给我，希望我尽快成长。半年之后她病倒了。周总理曾亲自来到病床前为她把脉。
当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看到我出现在面前时，高兴地对护士说，女儿来了我的病就好了一半！母亲非常希望我学医，可是她却因为脑部第二次出血再也没有看到她的女儿成为医生的那一天。
1970年9月20日，不到56岁的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父亲悲痛欲绝。一年之后的9月，父亲作为第26届联大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讲坛上为中国人扬眉吐气，在那张“乔的大笑”照片的后面，有一双明亮深邃的大眼睛默默地注视着我们，那是母亲。
1983年9月22日，我的父亲也走了。往事如烟……如今我常常对我的儿子说，瞧，天上那两颗眨着眼的星星是姥姥和姥爷，他们看着你在笑呢。
龚澎——新中国外交部第一任新闻司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杰出的外交家。她的才干，她的人格魅力不仅为她的同事所钦佩，也令无数对手所折服，周恩来说：“没有人能够代替她。”
这本《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作者乔松都以一个女儿的独特视角和挚切情感，为读者展示了乔冠华与龚澎的革命传奇人生和三十年风雨同舟的动人情感，读来催人泪下。
母亲在山城有一项必做的工作：每天下午准时来到两路口附近巴县中学内的外国记者站，在这里，她将要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记者发布来自中共南方局和解放区的新闻和消息。此时周恩来同志已经开始着手培养我们党自己的新闻发言人了，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外事组的同事们以逻辑严密、真实可信的发言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立场和观点。
1941至1942年间，日军飞机不停地在重庆上空轰炸，曾家岩50号的部分楼房也被炸坏了，母亲与部分工作人员临时搬到了红岩村。为了开展外联工作，母亲每天冒着酷暑从郊区步行数里，先在化龙桥坐马车到上清寺,然后再换乘公交车赶往闹市区。那时，她经常身穿一件简朴而合身的旗袍，随身的手包里放满了来自解放区最新的广播稿副本，她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当时南方局可以经常接收到延安的消息和来自抗日前线的战地新闻，母亲和同事们总是即时将有关内容编写翻译成英文，然后编印为若干份材料，并将它们很快分送到外国记者手中。
为了及时将《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和毛 泽 东、周恩来等人对局势的讲话翻译成英文，母亲承担了大量的笔译工作，很多重要文章都是她在打字机上翻译成英文的。母亲要求自己精益求精地译好每一次谈话,校准每一份稿件。后来上级专门抽调了两位同志负责编译对外宣传的英文小册子。最初他们出的是油印本，后来改进为铅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重庆已成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各种力量的聚合地。这里设有四十多个国家的外交代表机构，此外还有各种国际性反法西斯组织与十多个中外文化协会。据1943年10月底重庆官方统计，常驻渝的外籍人士达1192人，其中英国人329名、美国人168名、苏联人163名，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商业、外交等各个领域。
驻重庆的上百名外国记者来自合众社、塔斯社、路透社、美联社、德新社、哈瓦斯社、海通社、国际新闻社、北美联合通讯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著名国际新闻通讯机构；美国《时代》、《生活》、《读者文摘》、《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纽约先驱论坛报》、英国《每月邮报》、《每日快报》、《泰晤士报》，《悉尼晨报》，《巴黎晚报》，《莫斯科世界新闻》等著名报刊在重庆都派驻有记者。
两路口的记者站实际是国民政府为外国记者办的新闻招待所。旧址原有的砖楼成为国民党国际宣传处的办公室，操场上建了一批棚屋式简易房，里面居住着世界各地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来自美、英、法等国各大新闻媒体，左、中、右各派势力都有。这是一批极为活跃的人群。
记者们以俱乐部的形式聚在一起，每天都要交流最新的战时消息和发布当日的重要新闻，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些信息抢先发到世界各地。按照外国人起床时间比较晚的习惯，他们的新闻活动大都选择在午后进行。在记者站里可以遇到各方熟人，还能结识新的朋友，母亲的到来和她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受到了瞩目与欢迎。尤其是她带来的那些已经翻译成英文的印刷品，上面登载的内容引起了外国记者的极大兴趣。
驻重庆的西方记者每天都在跟国民党当局的新闻检查机构展开斗争，他们对国民党当局封锁新闻消息和独家专政的做法极为不满，自然更加关注来自反对党方面的消息与报告。
“宣传出去，争取过来”是抗战期间南方局外事工作的方针。来到山城后，母亲陆续结交了几乎所有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无论是美联社、法新社还是各国大报刊的记者她都认识，与美国新闻处也时有来往。母亲还与在外国新闻机构中的中国雇员广交朋友，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许多宝贵的信息。后来有些记者时常主动代母亲传递宣传材料，给她以多方支持。
母亲认为，与西方记者打交道就要了解他们在想什么，是如何看待问题的，要做到随时准备与他们打交道。当时美联社的记者是个出名的右翼分子，但母亲并没有疏远他，不理他，而是耐心地向他介绍中共的政策和事实真相，后来这个记者发回的稿子尽管态度不怎么友好，可其中的很多内容仍是引自母亲提供的资料。
记者站也是许多国民党特务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们常混杂在其中盯梢监视进步人士。中统特务更有阴险的一套，他们不但分区搜集情报，还会蓄意制造事端，挑起激化矛盾。每天出入这里随时都会遭到绑架和不测。斗争是严酷的。
可这些并没有吓倒母亲，在朋友和同事们的眼里，她既是一个热情善良的女记者，又是一个顽强不屈的勇士。母亲大胆机敏地周旋在各国记者中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难题，她总会化险为夷，把最新的消息迅速发布出去。“横下一条心！”“要做事就不要前怕狼后怕虎！”这是她的口头禅。
母亲临危不惧、忠诚事业的精神和她从事外交的才智赢得了外国记者的钦佩，他们称她是消息非常灵通而又富有吸引力的“中共外交发言人”，一些朋友主动帮助她传送消息。母亲也与许多外国记者和外交官成了朋友，他们也时常在周末去看望她。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先生潜心研究中国问题几十年，是西方最具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1943年他以美国国务院文化司对华关系处文官的身份来到重庆。经过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先生的引见，他见到了母亲。他曾回忆说：
“没几天后，就有一位聪明的富有魅力的名叫龚澎的年轻女子来看我。那时，她刚刚开始走上作为周恩来新闻发布员的辉煌历程（1970年她因病早逝时，已是环球新闻界一个出类拔萃的妇女了）”，“龚澎对那些没有家室之累的、主张采取有力行动的国外记者所产生的魅力，一定程度上出于她那才智超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因为在这个充斥着随声附和者的趋炎附势者的城市中，她扮演了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她是在野党的发言人，而在野党的改良主张暴露了执政党的罪恶。”
母亲答应定期来访并辅导费正清先生学习中文会话。费正清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在1943年10月25日去曾家岩50号拜访母亲的经历：
“一步一滑地沿街去看望我们那位信奉共产主义的女朋友龚澎。她立即拿出一本政论小册子，里面共产党扮演了痛斥国民党的高贵角色。此书印刷精美，纸张洁白，真是鬼神莫测，他们竟能搞出这么漂亮的小册子，其中一半已经由她译成英文。当递给我这些书时，这位非常令人钦佩的传教士解释道，国民党机关认为她散发了过多的宣传品，正打算在某一天对她进行绑架，因此，她不能过多离开这个庇护所。我向她保证，她的追随者马上就会订出一种护送制度……由于史迪威将军的一位随从武官来接她去吃午饭，我便离开了这位年轻小姐所在的老鼠横行的堡垒。”
这位来自哈佛的中国通在其日记中这样评价母亲：
“龚澎的性格里既有青春的朝气，又有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坚定信念，再加上随军记者所特有的敏锐观察力和清新的幽默感。在1943年弥漫在重庆的沮丧的单调气味的气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她所提出的问题正是民主人士揭露国民党种种罪行的诉状———暗杀、钳制舆论、捣毁印刷厂、捏造罪证而把民主人士投入监狱，不准游 行表威，取消停工权等等。当斥责国民党拒绝给予自由权，而共产党也同样拒绝给予时，龚澎就站在超然的立场上，显出纯粹的正直了。她知道双方的内情，因为她在彼此争斗的国共双方都生活过。”
龚澎的魅力倾倒了美国大使馆和外国记者招待所里不少年轻人,她成了“言论自由的象征”。费正清在给他夫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发现龚澎对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产生一种驯服功能。布鲁克斯·埃特金森也同样感到了她那奔放的热情，别的记者更不用说了，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约瑟夫·艾尔索普因她的魅力而发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爱律克·萨瓦莱德一见到她就容光焕发，菲利浦·司普劳斯则是暗自表示倾慕之情。英国大使馆中的部分人士也都是这样，还有哪些人我就不清楚了。主要之点是，她具有像你一样的善于同人交谈的品质。”
自然,在这样一位受欢迎的女记者周围，浪漫的插曲会悄然响起。当时曾有一位出色的美国记者对母亲极有好感，尽管他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却一往情深地暗恋着母亲。他没有任何非分的举动，却总是默默地出现在妈妈经常出现的地方，希望能更多地看她一眼。母亲一如既往地对待每一个朋友。很多年之后，几位老记者还得意地讲起这段浪漫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