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文的“缺科性贫血”

　　　　　　　　　　　　　　中国人文的“缺科性贫血”
　　　　　　　　　　　　　　　　　　夏河年

　　中国有重文轻理的传统，文理严重脱节的教育制度又使得中国的人文领域继续患有“缺科性贫血”。刘兆玄说，政治人物要学会技术官僚的那一套恐怕很难，毕竟很多人连加减乘除都不懂了，“但技术官僚若够聪明，政治人物那一套并不难学”。不难看出，这里的“政治人物”和“技术官僚”分别是指文理科的出身。刘兆玄的个人履历及性格特质与常人区别较大，此言难免有偏激之嫌，但如果将这番话的激烈程度扣去三成，则很难说这话还有什么错。就整体而言，中国社科人文“缺科性贫血”的症状是严重的。

　　我国的文艺作品总是尽可能绕开科学题材，中国缺少优秀的科学文艺作品是众所周知的，在文艺作品中，情节实在绕不开科学知识时，不是模糊处理就是出错。“止痛针”、“镇静剂”是常用的模糊手法，因为他们叫不出也不愿查询任何一种“止痛针”和“镇静剂”的名字，电视连续剧《误入中统的女人》居然让男女主人公在解放前谈论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的分类，而事实上中国直到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８日才有了《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在这个试行方案上签字的是时任局长郑筱萸，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正式执行。柯云路是中国少有的涉及科学题材的作家，但他的《人类神秘现象破译》、《中国气功大趋势》、《中国气功九大技术》、《生命特异现象考察》、《新疾病学》、《发现黄帝内经》、《重组生命世界》等系列作品，统统是挂羊头卖狗肉，是伪科学，他根本就不具备足够的科学素养。
　　术业有专攻是不错的，要求每个作家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也是过分的，但整个作家队伍如此缺乏科学素养是不正常的，我们不能单方面责怪作家队伍的整体科学素质低，因为西方有很多畅销书就是科学题材，它一方面体现了作者的科学素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读者的科学素养，能写出来，也能销出去。到街头随便问问，差不多谁都能数出一大堆演艺明星的名字，基本上说不出５个科学家的名字。与此背景不无关联的是，中国文学产生了另一个分支：纯文学。这类作品只能在文学爱好者的圈圈里打转，甚至仅仅在作者和编辑之间交流，我就不相信将一个普通的句子分成几行也能叫“诗歌”。

　　现代经济学已经远离了“经世济民”、“治国平天下”等起源时期的概念，大量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经济数量关系分析成了经济学的大趋势，这方面的佼佼者，人们称作“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在我国专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换句话说，经济学已经成了类似于数学、物理学那样的科学，它不是政治、伦理、经济混为一谈的很原始的概念，但我国一些所谓的“著名经济学家”，科学成分很少，更多的是兜售私利的谋取与政治理念的宣传等人文概念，其所谓的“研究成果”，只能通过语出惊人引起媒体炒作体现“价值”。兹略举几例如下：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８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
　　盛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
　　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
　　茅于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保护耕地致房价大涨，确保１８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

　　“缺科性贫血”在我国政治生活领域的症状尤其严重。以酸溜溜的文人为主体外加部分私怨携带者组成的“民主派”，其实是“感性民主派”，他们惯于用文学语言论述政治、什么负面都能归结于体制、褒贬时政先看对象是不是官方派、惟西方马首是瞻、比美国人更爱美国，由于这类人群所占比例不高，因而在他们聚居的平台，喜欢私下串联起来围攻理念不同者，完全背离了成天念叨的“言论自由”，他们的“民主”，始于“感性”，终于“极端”。如果我只能在“集权体制”和“极端民主”之间二选一，我宁愿选择前者，“极端民主”的危害不亚于“极端集权”。
　　中国当然有优秀的文人，他们不但妙笔生花，而且思维严谨、逻辑清晰，虽不见得具备丰富科学知识，但不缺科学精神，犹如那些自觉不自觉带着哲学人文思考问题的科学家。但是，他们的存在不影响我说更多的酸文人缺乏科学精神，他们以为高学历、高职称就一定是知识精英，嚷嚷着要“启蒙”大众，其实这些人视野狭窄、人格偏执、情感狂热，感性大于理性。你要是说“未检出”不等于“含量为零”，他就说你玩文字游戏，而事实上，科学上对这类概念作严格界定是常态，比如易溶、可溶、微溶、难溶，背后都有具体的对应数值。
　　倒回到文理分科前，１００个后来的文科生比１００个后来的理科生的总成绩差一大截，如果说１００个理科生有２０个分科前就成绩优秀，那么，１００个文科生中分科前就成绩优秀的不会超过５个。假设１００个理科生中有２０个理科生最后成了高学历、高职称的人，则１００个文科生中也有不少于２０个成了高学历、高职称的人，他们当中有的用体艺特长达成了目标，有的因为摆脱了数理化的困扰而真的成绩优秀并在所属领域业绩不俗，但由于综合素质高的还是那５个，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旦越界跨入需要多思维转换思考的更大领域，容易视野狭窄、个性偏执、情绪狂热，并互相传染。当然，例外总是有的，初中毕业的华罗庚成了举世闻名的大数学家，科技领域也有混蛋，所以用不着举谁谁谁反驳我。
　　我粗略统计过，签署《０８宪章》的３０３个人中，文科出身的超过了９０％，理科出身的不足１０％，这种硬伤是能够说明很多问题的。

　　我更倾向于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是打造强大西方的主因，中国的衰败和崛起过程印证了这一点。我的意思并非说要让科学压倒人文，科学压倒人文和人文压倒科学都是灾难，寻找一个平衡点至关重要。对于自古重文轻理的中国来说，６成理４成文比较合适，个人在最适合自己的位置都是好材料，花岗岩适合铺流量大的人行道，软玉做工艺品合适，Ｖ3Ｎ用于金属的高速切削，坚硬的金刚石不适合切割钢铁。　　　　　　　　　　　　　　中国人文的“缺科性贫血”
　　　　　　　　　　　　　　　　　　夏河年

　　中国有重文轻理的传统，文理严重脱节的教育制度又使得中国的人文领域继续患有“缺科性贫血”。刘兆玄说，政治人物要学会技术官僚的那一套恐怕很难，毕竟很多人连加减乘除都不懂了，“但技术官僚若够聪明，政治人物那一套并不难学”。不难看出，这里的“政治人物”和“技术官僚”分别是指文理科的出身。刘兆玄的个人履历及性格特质与常人区别较大，此言难免有偏激之嫌，但如果将这番话的激烈程度扣去三成，则很难说这话还有什么错。就整体而言，中国社科人文“缺科性贫血”的症状是严重的。

　　我国的文艺作品总是尽可能绕开科学题材，中国缺少优秀的科学文艺作品是众所周知的，在文艺作品中，情节实在绕不开科学知识时，不是模糊处理就是出错。“止痛针”、“镇静剂”是常用的模糊手法，因为他们叫不出也不愿查询任何一种“止痛针”和“镇静剂”的名字，电视连续剧《误入中统的女人》居然让男女主人公在解放前谈论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的分类，而事实上中国直到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８日才有了《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在这个试行方案上签字的是时任局长郑筱萸，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正式执行。柯云路是中国少有的涉及科学题材的作家，但他的《人类神秘现象破译》、《中国气功大趋势》、《中国气功九大技术》、《生命特异现象考察》、《新疾病学》、《发现黄帝内经》、《重组生命世界》等系列作品，统统是挂羊头卖狗肉，是伪科学，他根本就不具备足够的科学素养。
　　术业有专攻是不错的，要求每个作家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也是过分的，但整个作家队伍如此缺乏科学素养是不正常的，我们不能单方面责怪作家队伍的整体科学素质低，因为西方有很多畅销书就是科学题材，它一方面体现了作者的科学素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读者的科学素养，能写出来，也能销出去。到街头随便问问，差不多谁都能数出一大堆演艺明星的名字，基本上说不出５个科学家的名字。与此背景不无关联的是，中国文学产生了另一个分支：纯文学。这类作品只能在文学爱好者的圈圈里打转，甚至仅仅在作者和编辑之间交流，我就不相信将一个普通的句子分成几行也能叫“诗歌”。

　　现代经济学已经远离了“经世济民”、“治国平天下”等起源时期的概念，大量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经济数量关系分析成了经济学的大趋势，这方面的佼佼者，人们称作“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在我国专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换句话说，经济学已经成了类似于数学、物理学那样的科学，它不是政治、伦理、经济混为一谈的很原始的概念，但我国一些所谓的“著名经济学家”，科学成分很少，更多的是兜售私利的谋取与政治理念的宣传等人文概念，其所谓的“研究成果”，只能通过语出惊人引起媒体炒作体现“价值”。兹略举几例如下：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８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
　　盛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
　　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
　　茅于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保护耕地致房价大涨，确保１８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

　　“缺科性贫血”在我国政治生活领域的症状尤其严重。以酸溜溜的文人为主体外加部分私怨携带者组成的“民主派”，其实是“感性民主派”，他们惯于用文学语言论述政治、什么负面都能归结于体制、褒贬时政先看对象是不是官方派、惟西方马首是瞻、比美国人更爱美国，由于这类人群所占比例不高，因而在他们聚居的平台，喜欢私下串联起来围攻理念不同者，完全背离了成天念叨的“言论自由”，他们的“民主”，始于“感性”，终于“极端”。如果我只能在“集权体制”和“极端民主”之间二选一，我宁愿选择前者，“极端民主”的危害不亚于“极端集权”。
　　中国当然有优秀的文人，他们不但妙笔生花，而且思维严谨、逻辑清晰，虽不见得具备丰富科学知识，但不缺科学精神，犹如那些自觉不自觉带着哲学人文思考问题的科学家。但是，他们的存在不影响我说更多的酸文人缺乏科学精神，他们以为高学历、高职称就一定是知识精英，嚷嚷着要“启蒙”大众，其实这些人视野狭窄、人格偏执、情感狂热，感性大于理性。你要是说“未检出”不等于“含量为零”，他就说你玩文字游戏，而事实上，科学上对这类概念作严格界定是常态，比如易溶、可溶、微溶、难溶，背后都有具体的对应数值。
　　倒回到文理分科前，１００个后来的文科生比１００个后来的理科生的总成绩差一大截，如果说１００个理科生有２０个分科前就成绩优秀，那么，１００个文科生中分科前就成绩优秀的不会超过５个。假设１００个理科生中有２０个理科生最后成了高学历、高职称的人，则１００个文科生中也有不少于２０个成了高学历、高职称的人，他们当中有的用体艺特长达成了目标，有的因为摆脱了数理化的困扰而真的成绩优秀并在所属领域业绩不俗，但由于综合素质高的还是那５个，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旦越界跨入需要多思维转换思考的更大领域，容易视野狭窄、个性偏执、情绪狂热，并互相传染。当然，例外总是有的，初中毕业的华罗庚成了举世闻名的大数学家，科技领域也有混蛋，所以用不着举谁谁谁反驳我。
　　我粗略统计过，签署《０８宪章》的３０３个人中，文科出身的超过了９０％，理科出身的不足１０％，这种硬伤是能够说明很多问题的。

　　我更倾向于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是打造强大西方的主因，中国的衰败和崛起过程印证了这一点。我的意思并非说要让科学压倒人文，科学压倒人文和人文压倒科学都是灾难，寻找一个平衡点至关重要。对于自古重文轻理的中国来说，６成理４成文比较合适，个人在最适合自己的位置都是好材料，花岗岩适合铺流量大的人行道，软玉做工艺品合适，Ｖ3Ｎ用于金属的高速切削，坚硬的金刚石不适合切割钢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