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烈士与遗民事迹真令人潸然泪下

宋朝开始强调士大夫气节以后这种事情很常见，没什么奇怪的

古怪！

萧启庆的元末进士的政治抉择中有详细的论述，

理学在宋朝的发展，到元朝时期正式被确立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被官方所大力的弘扬

“君臣大义”的思想已经超越“华夷之辩”成为当时社会的普世价值。

被包括汉人在内的知识分子所广泛接受，

想刘伯温这样，在元朝行省任职的时候，也坚决的拥护对方国珍的镇压，

后来被排挤才对元朝彻底失望，

大批的汉族色目地主纠集的“义兵”兴起，也成为镇压红巾军的主力，

当然虽然元末汉族进士官员忠于元朝的不少，

不过元朝对于汉族知识分子的排斥，也使这个群体很大程度游离于元朝中央政权之外，使元朝的统治根基脆弱，最后崩溃。

其实元朝倒霉在经济危机上，它的实体其实没有多大问题，但是货币政策严重错误，通货膨胀剧烈，导致其军队不能打仗，只能抢劫！;P

元朝的财政一直没有定型。且华北和华南还不同。

北方使用租庸调制，税收以户为单位；南方沿用宋朝按亩收税。当政府不能以正规收入应付支出，只好大量印钞，造成通货膨胀。加之失当的民族政策，使得其覆灭。

皇元...真把自己当人看...

当然，元清这些遗民没必要宣传

如楼主这般，估计读完24史眼睛都得哭瞎了。
:D :D :D :D :D :D

忠臣难做

:D 路过

原帖由 秦帝国 于 2008-12-29 22:18 发表
当然，元清这些遗民没必要宣传

可以作为例子探讨坚持君臣大义的死理和顺应民意哪个更为可贵?

原帖由 xcxy 于 2008-12-29 17:02 发表
其实元朝倒霉在经济危机上，它的实体其实没有多大问题，但是货币政策严重错误，通货膨胀剧烈，导致其军队不能打仗，只能抢劫！;P

元朝的货币政策来看是中国宋，元，明这三个使用纸币时间比较长的朝代里最好的了，元朝的货币政策算是先进，但执行的不到位。这比宋明货币政策本身就烂的情况还不一样

原帖由 灯塔看守 于 2008-12-30 19:38 发表

可以作为例子探讨坚持君臣大义的死理和顺应民意哪个更为可贵?

那对明粉算是半个打击，因为明朝就是被民意推翻的，只不过清朝入主中原不是民意，所以只能算半个打击。

原帖由 中国sunyan 于 2008-12-30 23:05 发表

那对明粉算是半个打击，因为明朝就是被民意推翻的，只不过清朝入主中原不是民意，所以只能算半个打击。

元明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肚子

易代之时，这类事迹史书往往有之。

其实，在古代，虽有“华夷之辨”，但和近代以来的民族思想很不同。

忠君爱国是第一位的，超越民族。

只要不更礼义文教，至于君是华夏还是夷狄，在当时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看来，并不是十分要紧。

原帖由 契卡主席 于 2008-12-31 21:06 发表
易代之时，这类事迹史书往往有之。

其实，在古代，虽有“华夷之辨”，但和近代以来的民族思想很不同。

忠君爱国是第一位的，超越民族。

只要不更礼义文教，至于君是华夏还是夷狄，在当时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看 ...

现代的民族主义本来就是西方传到中国的，中国近代史大纲里就说过，西方近代传入中国的，不外是科学，机械和民族主义。我们古代的华夷之辨更多也是按照文化来说的，所以元朝统治者差不多转变为汉族统治者的时候，汉族知识分子也一样为其服务。

原帖由 契卡主席 于 2008-12-31 21:06 发表
易代之时，这类事迹史书往往有之。

其实，在古代，虽有“华夷之辨”，但和近代以来的民族思想很不同。

忠君爱国是第一位的，超越民族。

只要不更礼义文教，至于君是华夏还是夷狄，在当时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看 ...

为什么不要紧呢?因为就算是外族,有官给你士大夫知识分子做,就比他妈的华夷之辨实在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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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wing事迹真令人潸然泪下

原帖由 blackboyaaaa 于 2009-1-1 12:47 发表
这帮子犬儒从来都不分是非黑白的，它们只在乎自己能获得的地位和名声，可惜，历史给它们安上的永远就俩字“汉奸”。

不是一到要亡国的时候就说“气数”“天命”，就是认贼作父，似这类狗才死一个少个，泪下个屁， ...

犬儒的意思不是你想的那样。犬儒原指古希腊犬儒学派的哲学家。他们提出绝对的个人精神自由,轻视一切社会虚套、习俗和文化规范,过着禁欲的简陋生活,被当时人讥为穷犬,故称。后亦泛指具有这些特点的人。

朱世巍也犯过这样的错误
日俄战争与东北亚民族主义（略论）  


日俄战争距今已有百年，在这场战争中，两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日本、俄国，以一个非民族化的国家——清帝国为战场展开激烈厮杀。而在三个国家激烈利益冲突的背后，东北亚甚至整个东亚国家民族化的巨大序幕正徐徐拉开。  
日俄战争前的中国、日本和俄国  
人类文明产生于自然，依存于自然。而文明形态的多样、发展的不均衡，最初也是由其所依存的不同自然环境所决定。老天爷在这方面对生长于东北亚大陆的汉人颇为恩惠：植根于长江黄河流域被灌溉滋润的肥沃土地之上，沐浴在徐徐而来的太平洋海风之中的汉人农业文明，延续数千年而不灭。  
而在这种以松散的小农经济为基本生活模式的文明基础上，组织出一个巨大统一国家的，则是在“家天下”基础上产生的封建中央帝国的“大一统”。以某个家族为核心（即所谓“皇家”），并以若干家族利益环绕集聚而成的集团，成为帝国的权力中心。接受孔丘思想的犬儒们在官场迷宫中玩弄残酷无耻的政治手腕，以挤进利益集团并尽可能靠近权力中核的游戏，使权力集团中的家族不断更新；历代野心家们以千百万人民生命为筹码，逐鹿中原的“龙争虎斗”的赌博，则一遍一遍地重演着改朝换代的江湖把戏。“皇帝轮流坐，今年到我家”，是家族统治模式不可抗拒的游戏规则。  
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千年时光里，处在东北亚相对封闭环境中的“大一统”的汉人农业帝国一极独大，在综合经济文化实力上没有遭遇到强有力的挑战。但这种难以动摇的优越地位，却并没有给它在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对抗上提供多大的优势。如果说在唐帝国崩溃前，它还能够和北方民族保持互有胜负的对峙局面的话，其后这个富裕但却松散甚至虚弱的小农家族帝国，却在强悍游牧民族暴风骤雨般的打击下一败涂地。汉人政权两度覆灭，繁花似锦之地成为了游牧民族的淫掠场。  
但军事上的失败和国家政权的覆灭却并没有导致小农帝国的终结。在经济文化实力上远远落后于汉人的北方游牧民族根本无法取而代之，反而陷入了被同化的处境；而帝国犬儒们为了继续他们获利丰厚的权力游戏，也不惜依靠异民族的武力维系“大一统”的帝国（这是帝国游戏规则所允许的）。双方一拍即合。  
在北方游牧民族武力的“保护伞”下，小农家族帝国的疆域不减反增；小农经济发展到了极致，并衍生出了只有农业经济才能养活的众多人口；帝国的统治日益严峻，对孔丘的任何质疑都是绝对不允许的。犬儒们似乎获得了他们理想的“太平盛世”。但他们狭窄的眼光所无法看见的是，这种“盛世”恰恰是走向衰败前的回光返照：得到强化的小农经济和众多人口的沉重负担使这个帝国难以摆脱旧的经济模式，更谈不上产生新的生产方式；思想的绝对控制使社会失去了思辨的启蒙动力。而对北方民族统治地位的接受，则压制了汉人自宋明以来，在激烈族群斗争中日渐成熟的民族意识，使汉人族群无法产生出足以取代家天下思想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自然也就谈不上组织近代化的国家。  
可以说，已经开始走向腐朽没落的封建帝国和它的全部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依靠北方民族的武力得以苟延残喘，甚至回光返照。而由亿万被愚弄人民组成的族群，却与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失之交臂。  
新时代的到来毕竟是不可阻挡的。鸦片战争和其后的一系列沉重打击，使小农帝国丧失了在数千年沧桑历史中始终保持、即便亡国也从未丧失过的优越地位，在新兴强大的西方势力面前沦落为二流甚至三流的落后国家，从而陷入了巨大危机——被亡国更为可怕的危机。从1840年到1905年日俄战争前，帝国的人们拼命追求摆脱这一空前危机的“灵丹妙药”。  
从“师夷长技”到“西学为用”甚至“君主立宪”，犬儒中有良心的优秀分子，力图从敌人那里学会从政治经济体制上改变现状的方法，却没有注意到身旁亿万人民正把冷漠甚至敌视的目光投向他们；从“四海皆兄弟”到“扶清灭洋”或者“反清灭洋”，市井政治家们继续利用小农们绝对平均主义的痴想和盲目排外的心理来达成目的，却没有意识那些利用暴民的老套子在新时代已经不再具备昔日的力量。在日俄战争前，无论是政治经济改革，还是“发动群众”，都没有能够使小农国度摆脱挨打落后的地位。对于一个亿万人民不具备民族国家观念，无法在民族主义旗帜下形成巨大凝聚力的“家天下”国家来说，要实现全面的近代化，是根本不可能的。  
而在日俄战争中，小农国度的先觉者们却从同样曾经落后，而现在却生机勃勃的日本和俄国身上，看见了近代民族主义的巨大威力。  
要深入准确地分析日本这个矛盾甚至有些古怪的民族，显然不是本文所能做到的。不过可以提请大家注意一个事实：日本是一个岛国，且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自己，都喜欢称这个岛是“狭窄”的。而这个所谓“狭窄”，其实是相对于中国的辽阔而言，并非真的很狭窄。从这个小细节上，我们不难发现，日本人其实是把中国作为加以效法、有时甚至是争夺的目标，对此我们不妨把它称为“大陆情节”。不知道是否和这种“大陆情节”有关，日本并没有成为一个类似于英国那样的海洋民族，而近乎是个“近海渔业民族”。他们的目光很少投向东面的大海，而总是注视着西面的大陆。  
日本“大陆情结”的产生是非常自然的。长期以来，作为东北亚霸主的中央帝国，就始终对日本起着巨大的影响，因此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日本向往、甚至寄托以野心的目标。而在这种不加掩饰的向往背后，或许隐藏着这么一个有趣的事实：凭借着大海的保护，日本在其有准确记载的历史上几乎没有被异民族征服过，这就使日本人不像中国人那样忌讳全盘接受异民族的文化。因为这种在非武力逼迫下主动接受的外来文化，丝毫也不影响日本人保持自己独立的族群意识。另一方面，日本人杜撰出来的从未改朝换代的神话，以及众多天皇有名无实的事实，使得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并非中国人思想观念中那种令人极端羡慕，而且可以取而代之的绝对权利顶峰，而更像一种抽象的族群象征。  
或许正是由于这两个中国所不具备的因素，使日本先于中国形成了民族国家观念。而这种观念在日本，从一开始就以一种极端而且狂热的形式表现了出来。无论人们对这种极端性和狂热性作何种评价，新兴的国家民族观念在日本国家的近代化上无疑产生了巨大而且积极的作用。单就在军事动员上，在近代民族国家基础上形成的日本征兵制度，就已经不是由招募来的市井无赖组成的满清军队所能够比拟。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俄战争中日军的“尸山血海”和“肉弹”战术，不应该按照西方标准被看作是一种“封建思想”，而应该被理解为东北亚特色的新型国家民族观念的结果，其积极意义在特点历史时期远远超过了其消极意义。  
俄国同样是一个成熟的民族主义国家。虽然俄国和中国一样，是疆域及其辽阔的国家，但却并不具备中国那样的长期先进地位，而是一个在欧亚两大文明的夹缝中求生存的落后民族，并因此而饱经战祸。但在与欧亚强大国家的较量中，其民族意识却极度高涨。另一方面，由于其落后于西欧的政治经济地位，也导致其在对外扩张战争中往往缺乏持久的战争潜力。  
日俄战争就在这两个民族主义国家间展开。新兴的民族主义的日本，在西方相当程度的帮助下，对由于在国家中心地区以外争夺势力范围，而显得力不从心的俄国占据了一定的上风。而非民族主义的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则扮演了一个被迫出让土地充作战场的极其尴尬屈辱的角色。众多中国人在这场战争中为了获取一点点可怜的金钱而替日本人或者俄国人充当间谍和破坏者，其中很多人不是被俄国人抓住绞死，就是被日本人捕获斩首。而他们毫无意义的死亡则被更多毫无国家民族观念的麻木中国人拿来解闷。  
有些人曾经质疑鲁迅在仙台留学期间是否看见过日本人斩杀所谓“俄国侦探”的画片，画片上是否有中国人围观。这种怀疑是大可不必的。笔者就曾经见过若干张类似场面的照片，而当时日本新闻报道中关于日本宪兵以“秋水般的利剑”处死中国籍“可恶俄探”，并有几百上千中国人带着“刺鼻的大蒜臭味”蜂拥过来看热闹的报道也并不鲜见。后来成为奉系军阀头子的张作霖当时就曾经以马贼的身份为俄国人充当间谍。但在被日军捕获后，他为了活命马上就改换了门庭，开始了和日本的“长期合作”，直到他在西太后的花车上被日本人用电控黄色炸药炸死为止（顺带说一句，张作霖和苏联之间也曾经有过一段暧昧时期，说的笑话一点，不妨可以称作是旧情难忘）。  
日俄战争最终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但交战双方对于彼此官兵在民族主义思想的感召下奋勇作战的精神却都倾慕不已，并以能够与强悍对手交锋而自鸣得意。日本人对俄军死守旅顺口的英勇大加称赞，并以此来衬托他们自己“尸山血海”，“抚剑思茫茫”的“悲壮”；俄国人则对日本人的肉弹印象深刻。甚至在苏联时代，对德国国防军不是很愿意恭维的苏联将军们，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却不怎么掩饰对日本人“武士道”的好感。红军在1945年进入日占中国东北后，虽然在日本人面前纪律败坏，却拒绝拆除日军的纪念碑，并对日本将军们关心部属的行为大加称赞。而在《苏联军事大百科全书》中，在“切腹”和“神风”的条目下，也不难看到苏联人在官样贬低文字下隐藏的赞美之情。而在关于中国东北地区土匪“红胡子”的条目中，他们则是采用了另一种表述方式。  
日俄两军在战争中彼此优容的战俘政策无疑强化了这种印象，甚至进一步影响到两个民族对彼此的深层次理解。虽然在二十世纪以后的岁月里，日俄之间的矛盾冲突依然紧张而激烈，而且也不再有日俄战争中那种“骑士战争”般的含情脉脉，但归根到底，很难认为这两个民族间有对彼此的强烈仇恨。  
相形之下，在彼此的记述中，中国人的形象不是俄国人描绘的猥亵的骗子和间谍，就是日本人描绘的“肮脏”“浑身大蒜臭味”的“猪头三”。他们随时愿意为了一点点小钱而为异国军队卖命送死。这种情绪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在日本人和俄国人彼此以“骑士精神”相待的同时，却把战区内中国人的生命视如草芥。日本《军事历史研究》学报中的一篇文章甚至断言，正是由于日俄战争中日本人对中国人产生的普遍藐视情绪，为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日军的南京大屠杀和其他残暴行为埋下了种子。  
作为侵略者的日本和俄国人对中国人的上述描绘，不可能不带有相当的夸大甚至恶意歪曲的成分。但和为了各自民族利益拼死奋战的日俄两军官兵相比，当时中国人国家民族意识的薄弱和欠缺则是不臻的事实。  
日俄战争后的中国、日本和俄国  
日本的兴起，尤其是日俄战争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刺激并且导致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觉醒。民族主义化的亚洲黄种人被证明完全可以击败白种人，并成为一流的强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中国人——国父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提出政治、经济目标的同时，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族”革命的要求，而这正是中国近代革命的最基本任务，也成为了中国近代革命的最基本动力。  
觉醒后的民族主义与新兴的中国新军事力量迅速结合。大量知识分子在日本军事胜利的巨大刺激下，同时也迫于科举制度废除的现实，纷纷投笔从戎。这些热血沸腾的年轻中国新军军人，很快接受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口号，剪掉了奴隶象征的辫子，抱着“革命名为对内，实为对外，对外问题最重要者，军事”的信念，将“相将提戈，驱杀鞑奴”，“光我神州完我志”作为奋斗的首要目标，从而成为了革命最可靠、最有力的力量（袁世凯和他北洋新军最终也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民族的先声。在这股民族主义力量面前，“君主立宪”和“西学为用”之类的玩意很快就变得苍白无力，最终无法逃脱进入历史垃圾堆的命运。  
民族主义的力量很快发挥了出来。武昌首义，举国响应。民族主义革命者们虽然并未取得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却依然在1912年几乎兵不血刃的轻松埋葬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虽然至今还有一些人为这个帝国拼命歌功颂德，并为其覆灭而惋惜不已，但这个集民族压迫、封建专制、卖国求荣于一身的末代王朝实质上并无任何值得保留的价值。它不仅妨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而且也是中国成为近代化民族国家的绝对必须排除的障碍。  
辛亥革命最伟大的划时代历史意义，就在于彻底排除了这个障碍。虽然黑夜依旧茫茫，长途仍是漫漫，但道路已经打开了！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在数千年沧桑中一直由“家天下”统治着的古老国度，在丧失了昔日优越地位而落后于世界的艰难环境下，开始了其历史上最伟大、也最为艰苦卓绝的一次巨大变革：由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开创这一道路的辛亥革命和他的伟大倡导者孙中山，必将永远占据中国史册光辉的篇章。
而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日本却逐渐丧失了统一的国家目标。作为一个长期受中国文化熏陶的国家，民族主义化的日本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封建帝国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力图重新树立起一个足以和西方抗衡的新东亚霸主，结果却使自己陷入了矛盾的处境。作为一个中等大小国家的日本，自身并不具备成为这个霸主的先天条件。而对于具备这个条件并且正在进行着民族主义革命的中国，日本始终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战略。它最初在一种极为微妙的情况下帮助了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但接着却由于其在中国掠夺利益，割裂土地的侵略政策，又很快成为了中国民族革命者仇恨的对象。1937年到1945年，已经具备了近代民族国家雏形的中国和日本之间展开了第二次战争。  
尽管中国没有能够在军事上取得决定性胜利，但甚至连日本人也普遍承认，“现在的中国军队绝非昔日的清国军队，而是一支具有革命思想和民族观念的军队”。这次他们的对手已经不再是一群毫无国家民族观念的“猪头三”，而是一个在民族大旗下奋力抗争的伟大国家，这个国家通过这次民族战争的伟大洗礼，在向近代民族化的道路上迈出了最具决定性的一步。正因为如此，抗日战争可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事件，一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在它面前都将黯然失色。  
第二次中日战争最直接的后果，就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终于以统一的近代化民族国家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旧封建家天下帝国的阴影却依然伴随其左右，并寻找着还魂重来的时机。  
而战败的日本则被迫迎接其历史上第一次被异民族占领的命运。其民族主义此后处于一种与左翼势力同样半遮半掩的极为奇怪的平衡状态。虽然在9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转入低潮，全世界右翼势头抬头的大环境下，日本的民族主义力量也有所增长，但其现有的膨胀却远没有达到某些媒体所渲染的程度。但在另一方面，在今天东北亚形势日益复杂激烈的背景下，潜藏于日本人内在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只要遇到合适的气候，并非没有复活的可能。  
俄国在日俄战争后则走向了另一条道路。在欧洲民族主义开始膨胀并开始走向极端化和反动的同时，以世界大同为目标的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崛起。在日俄战争中失败，并在一战中崩溃的俄帝国变成了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国家试验场。为了打破代表资本主义利益的西方民族体系，苏联一度成为了东方民族主义力量的盟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依靠俄罗斯的民族力量，击败了代表西方最极端最反动民族主义力量的希特勒德国，在这一胜利的大背景下，整个西方殖民体系开始崩溃，东方民族主义力量最终得以摆脱西方强加的百年枷锁。  
但战争的胜利也使苏联开始走向民族主义，并最终在其间消亡，以消灭阶级和民族为目标的首次伟大尝试至此告一段落。在二十世纪极端民族主义口号下鲜血流尽的整个欧洲似乎也变得平静了起来。  

在经过了百年斗争后，西方民族独霸天下的局面已经被打破。但在另一方面，今天的世界也成为了众多获得独立、并已成熟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角逐场。而在日俄战争中觉醒的东北亚民族主义更是方兴未艾，并且逐步趋于膨胀。历史从来不会简单的重复，而明天东北亚以及世界的民族利益斗争又将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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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代都有殉节者，可是面对元清的所谓“遗民和烈士”我们唯有苦笑了，如果说是蒙古和满人的效忠还有几分道理，毕竟是既得利益集体的成员。
而汉族的某些读书人其实最可鄙，说他们是儒者，是玷污“儒”这个字。侍奉了些年夺我领土，帅兽食人的异族强盗，就把敌人当亲人，读书只是为作官。在民族光复的时刻，他们只是生活惯性的牺牲品，这才是最大的可悲。他们真明白自己捍卫的是什么？我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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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有狭和广之分，但是无古今之别，屈原是爱他们战国分裂时期的楚国而死的，我们今天的人仍然肯定并欣赏他的爱国主义情怀，并且也承认那是一种高贵的精神。
如果以阁下“民族大义”的观念评价那时人的行为，恐怕是不合适的观点。那么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这些连他们的异族对手都不得不肯定的民族英雄就都不成立了。
而且就心胸而言，历史上，汉民族的民族政策是非常宽松进步的，我们没有通过暴力强迫少数民族顺从我们的民族服饰习惯，对少数民族大多采用顺乎民情的间接统治手段，非常接近现代民族自治区的理念。可以说我们汉人的民族主义是比较接近纯粹的爱国主义，仅是反对异族的侵略和压迫，没有大国沙文的情调。
如果我们身边有人不爱他的骨肉同胞，却为那些屠杀奴役自己亲人的强盗服务，那么，你我大概对他只有蔑视和鄙夷。同样，对那些效忠于残暴异族的知识分子，我们是无法尊敬的。道德标杆并不因为他们不考虑就不存在。

历史上，汉民族的民族政策是非常宽松进步的，我们没有通过暴力强迫少数民族顺从我们的民族服饰习惯，对少数民族大多采用顺乎民情的间接统治手段，非常接近现代民族自治区的理念。

话不要说得那么绝对,革其礼变其俗六个字可不是少数民族创造的.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能从黄河流域扩展到今天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绝对不是单靠含情脉脉的民族团结.

但是如果因为汉族在历史上不断自相杀戮或者以汉族对其他少数民族杀戮，或者说以清朝乾隆时疆域为古代中国版图，任何少数民族都有权入主中原为借口的话，那就请换位思考下，身处异族铁蹄下百姓的疾苦。不要问我或者我身边的人身上是否有其他少数民族的血统，我只问你，你和你身边的人身上有没有在异族入侵时遭受荼毒的先民的血脉。

以上当作短篇玄幻小说，无视者请继续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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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站在现代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来看，

元朝的遗民实际上和历代的遗民在本质上没有巨大的差别，其支持的理念也大同小异，

其相同的特点，作为原来的汉族知识分子甘为元遗民者为数众多，并且在不拒绝和明朝合作的汉族人士中普遍存在遗民的心态，

在明朝政权之中，多次出现用没有为元朝尽忠来羞辱元朝降臣的事件，

比如朱元璋对于危素的羞辱，并非是因为他做了蒙古人的走狗，而是作为元朝的重臣，却没有为元朝尽忠，

最后把他打发出去，给元朝的殉难忠臣余阙守庙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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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朝开始，汉族王朝对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要比少数民族政权的民族政策宽容，大度，并且是一种文明的输出，这应该没有疑问。
不必研究自己族源和是否血统混杂，江南的汉人和北方的汉人从外貌也是有区别的，南方许多汉人是被汉族同化的百越遗民，汉民族的博大在于是一种文化认同的族群。文化心理到文字语言的趋同使我们彼此认同的基础，即你不必自卑是否有卷发和其他有异周围同胞的生理现象，你在心理上是否真正认同于自己是汉人？如果认同，那异族基因的散布者就彻底失败了，因为是他的后代以异族血统为耻辱，向汉族和汉族文化彻底靠拢投降了 ，最后溶入宽容的汉族大家庭。
这些汉族的殉难者绝大多数都是元末的进士出身，他们实际上也是元朝利益集团中的一员。
但是他们仍然是被元朝利益集团歧视压制的，升迁排在蒙古色目之后，刘基不是一个例子吗，为什么改投明主？
朱元璋重建汉族封建统治秩序后，大部分民众包括地主和士大夫是满意的，反对到处破坏的红巾军和反对明朝也不是相同概念，但是不可否认一些豪强是对朱元璋抑制豪门兼并严重不满的，有对抗情绪。朱元璋对豪强和官员士大夫违法贪污受贿的管束力度是中国古代所罕见的。现代把这些称做元的遗民不是可笑吗？他们只是怀恋元末那个天高皇帝远，法纪松弛，可以独霸一方武断乡曲的时代。所以我说他们许多仅是生活惯性的牺牲品。

即使在明末1644年北京被李自成攻陷以前，投靠满清的士大夫都是非常少的，说明民族观念仍然是约束人群行为的尺度规范。

任何时代有理性的儒家知识分子都不是稳定生活的现实破坏者，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对异族的统治认可和满意，否则满清的文字狱岂不成了无的放矢，即使在清朝稳定统治了一百多年，汉族的民族观念，仍然是非常强烈，可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如乾隆是清醒的，知道文字的民族思想启蒙作用对他们蒙昧统治的危害，所以才花那么大的力气去搞文化镇压。一个民族文化普及，会导致民族意识的高涨。那些认为民族主义只是现代观念的先生们，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古人曾见今时月，今人未必识古人。

文天祥能够说明什么，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是看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周公恐惧流言日，如果文天祥在做完正气歌后投降了元朝，那么正气歌也就没有了意义，人没有不渴望生存的。民族英雄未尝没有常人的情感。一个有理想人格追求的人决没有不爱生活的道理，他们的伟岸在于当必须面临生死选择的时刻，他们是有我们常人无法作出的，为理想和道义献身的勇气。

文天祥没有把自己的殉国观念强加给自己的亲人旁人，这说明他决非单纯的狭隘，死亡的抉择是不能够给他人作出的。他的退而求次决不是投降，忽必烈其实也是明白留下不合作的文天祥麻烦是多于收益的。在被俘数年，抵抗运动无望的时候，当死亡和富贵成为必须的选择时侯，毅然选择了死亡，文天祥精神的高贵也就就这里。

比如朱元璋对于危素的羞辱，并非是因为他做了蒙古人的走狗，而是作为元朝的重臣，却没有为元朝尽忠，
最后把他打发出去，给元朝的殉难忠臣余阙守庙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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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素经常在朱元璋面前自称老臣，这不就滑稽了，危素是谁的老臣？

24史无非帝王将相的舞台表演记录，汉朝时的中国，我们必须承认也是中国，不会因为那时没有民主和民意表决，就否定王朝的作为不代表汉民族。他的民族政策不是国家政策。
因为是回复的关系可能使用汉民族的民族政策这样的名称是不太恰当，比较容易让人误解挑刺。那么用汉族政权的民族政策表达应该比较准确。
如果说古代的“民族政策”是统治者意志，代表不代表整个民族意愿？我说是代表的，古代少数民族政权对汉族地区的屠杀蹂躏明显有的游牧民族彪悍个性，是几乎所有成员参加的劫掠活动。汉族的比较怀柔的民族政策其实也是一种农耕民族心态的体现。掠夺和保卫同样是民族生存物质利益的需要。


另外我们都是现代人，以现代的观点评判历史是再正常没有的，无新观点何必研究旧历史，旧历史考据，中国的古人研究比较透了。难道还要要求现代人去理解肯定元朝的几个遗民，不足道的愚忠吗？


与各位交流非常荣幸愉快，人各有心，心各有见，就让我们各自“固执己见”吧。

哭吧，哭出来了，心里能痛快些。

楼主这文章想搞民族分裂？

不过那你就错了，呵呵

为国尽终，这正是中华民族文化

民族主义无古今之分？拿现代民族主义去看古代历史事件，本来就是很搞笑的一件事。

有人说以1840年版图去看中国古代是屁股决定脑袋，那么请问以现今民族主义看中国古代，这又算什么呢？;P

楼主看到这就潸然泪下[:a9:]
要是看日本的神风送死队还不哭死过去;P :D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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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我佩服拿性命赔忠诚的人。

狗日的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