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宽老先生的回忆贴出来——看看杨叫兽当年的“委屈”

第九章 支离破碎
　　原书366页
　　与奇女子陈荷静医师缔婚
　　不久，我经过请托，把小儿子杨师群从贵州调回上海来。当我被关在牛棚的时期，小儿子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被分派到贵州省农村去“插队落户”，我很不放心，曾多次打报告请求把他调回上海没有成功。他的母亲去世后，我以需要照顾生活为理由，再度请求把他调回，得到了批准。有的亲戚认为我自找麻烦，因为他从小受到溺爱，性格强横，一不如意就要大吵大闹。果然，更大的麻烦来了。他回来以后，住在我的雁荡路寓所，我留有家具供他使用。据他说，将要和一个同时在贵州“插队落户”而家在上海的女朋友结婚。我当即为他申请一小套公家配房，并且要为他买一组待结婚时用的新家具；我让他自己先到商店预先选定家具，然后由我去付钱，但是他不同意，要我直接把钱给他。我没有立即同意，他就大吵了起来。我为此专程到他的女朋友家中，拜访她的父母，商量如何购置结婚用的家具等问题，结果他们告诉我“两人只是朋友，目前还没有到要结婚的程度。”一个星期日，当我在陈医师家访问时，她冲上三楼陈家的会客间，拍着桌子，气汹汹吵闹了六个小时才离开。当时，她分配在新华书店工作，我为此多次到新华书店的人事部门，请求帮助调解，但遭到拒绝。

　　经过大媳妇和小儿子接连到陈家找我吵闹之后，里弄里议论纷纷，使得陈家处境十分为难。陈医师只知道哭泣，她的父亲天天劝导她同意结婚，最后为了爱护我，她愿牺牲自己，就答应了，当了我和她父亲的面说：“如果结婚，仍然一定要保持我的童贞。”我当着她父亲的面，立刻向她说：“我可以保证，我为了爱护您，我会尊重您的宗教信仰，保持您的童贞。”三个人一起谈好，她走进卧室去失声大哭了一场。从此以后，我始终遵守我的诺言。

　　接着我就向复旦大学方面请求出一张同意我和陈医师结婚的证明，以便向女方户籍地的结婚登记处申办结婚手续。不料党委书记认为我是知名人物，必须调查清楚女方，才能给出证明。三个星期后我才得到答复，说经过调查，女方的人很好，这才发给我证明。

......一九七七年七月廿七日，我到陈家，伴陈医师按照规定，到结婚登记处请求登记结婚。当时女方单位的同意结婚证明已经拿到。登记处接待的工作人员，认为手续上必须向我居住地区的公安局派出所了解我的情况，当场就打电话联系，放下电话就显出为难的样子说：“我不能替你们办理结婚登记，据说你的儿子不同意。” 我就据理力争：“结婚是我自己的权利，没有人可以干预。”再经过登记处的工作人员认真考虑之后，终于给了我们各一份结婚登记证。

　婚后，因为我无处安居，就住在陈家，她真心真意地爱护我，随时随地照顾我的生活和健康，使我多年的慢性支气管炎得以痊愈，健康有了好转，从此可以重新开始作学术研究了。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写《战国史》的工作。

　　这时要照顾我的生活和健康是件很麻烦的事。当时我既没有户口薄和购粮（证），也没有小菜卡。当小儿子从贵州调回上海时，我把户口薄交给小儿子让他申报户口，户口薄就被小儿子扣留。我的小菜卡早就在大媳妇手里，长期由她使用着；等到大媳妇分配到新的住处，自己另有小菜卡，但还扣留着我的使用。因此我每个季度的粮票，要亲自到粮店去领取并由我出收据，因为我没有户口薄和购粮证，只凭我这个人是粮店职员所认识的；当然各种副食品的配给，我就无法领到了。我原有上海最高级的医院华东医院的医疗证，自从我被关进牛棚以后，这张医疗证就作废。我调到复旦大学工作后，只领到了一般工作人员的医疗证，如果要找比较好的医师治疗，比方身体检查和照X光，都得请托朋友帮助，很是麻烦。
　　八十多岁的老岳父被小儿子**了十二天
　　同时大媳妇和小儿子一起对我吵闹得更厉害了，我找不到能够帮助我调解的人。大媳妇和小儿子一起跑到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工宣队”那里去告我的状，因为我的上司是“工宣队”。“工宣队”的工人老师傅对他们说：“家庭纠纷我们不管。”于是他们更胆大妄为了，小儿子先后四次用大铁钉钉住真假进出三楼的楼梯门。


一次是在一个星期日上午十时许，小儿子突然带了鎯头，用十多支四寸长的大铁钉，把陈家三楼的楼梯门牢牢钉在门框上，我们夫妇两人、老岳父以及一个老佣人都被禁闭在三楼上。……【守候在大门外的小儿子和大媳妇已冲上来了，采用了当时造反派揪人批斗的方式，小儿子把她双手反绑着，大媳妇一手紧抓着她的头发，一面大声吆喝，一面用力把她从楼梯上拖下来，拖出大门口，并揿住她的头，猛烈地推向墙上乱撞】。我急忙跑到客厅阳台上大声呼救，四周邻居听到吆喝声、呼救声以及杂乱的脚步声，纷纷出来帮助。对门的三位青年首先上前解救，用力推开了小儿子和大媳妇的手，让我的妻子脱逃，一位邻居的太太立刻接她到家中二楼躲藏。那是里弄里已挤满了观看的人，我站在阳台上无法下去说明情况，眼看小儿子和大媳妇大声向群众讲了许多造谣污蔑的话，并且抬头指着我谩骂。特别痛心的是，大媳妇带着她的十岁的小儿子，竟然指使小孩也仰起头来，跳着脚，对我不断地大喊：“等我（370页）长大了，替妈妈向你报仇！”随后大媳妇和小儿子就赶到我妻子藏身的邻居大门口，当众“勒令”要邻居交出人来，纠缠不清，一直吵闹到半夜；我的妻子就在邻居家坐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我的妻子到房管处请求派木工来拔去铁钉，我们才恢复了自由。那个老佣人因为受不了这么大的惊吓，立刻辞职回到乡下老家去了。 三天后的傍晚，我们夫妇回到家门，又看到楼梯门被钉住。当时有一位朋友正拜访我的岳父，曾请求我的小儿子不要把他钉在里面，让他出之后再钉，但是小儿子不睬他，仍然把他钉在里面。我急忙到房管处请求木工来拔钉开门，开门后我向这位客人赔礼道歉。从此亲戚朋友都不敢上门来了。第九章 支离破碎
　　原书366页
　　与奇女子陈荷静医师缔婚
　　不久，我经过请托，把小儿子杨师群从贵州调回上海来。当我被关在牛棚的时期，小儿子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被分派到贵州省农村去“插队落户”，我很不放心，曾多次打报告请求把他调回上海没有成功。他的母亲去世后，我以需要照顾生活为理由，再度请求把他调回，得到了批准。有的亲戚认为我自找麻烦，因为他从小受到溺爱，性格强横，一不如意就要大吵大闹。果然，更大的麻烦来了。他回来以后，住在我的雁荡路寓所，我留有家具供他使用。据他说，将要和一个同时在贵州“插队落户”而家在上海的女朋友结婚。我当即为他申请一小套公家配房，并且要为他买一组待结婚时用的新家具；我让他自己先到商店预先选定家具，然后由我去付钱，但是他不同意，要我直接把钱给他。我没有立即同意，他就大吵了起来。我为此专程到他的女朋友家中，拜访她的父母，商量如何购置结婚用的家具等问题，结果他们告诉我“两人只是朋友，目前还没有到要结婚的程度。”一个星期日，当我在陈医师家访问时，她冲上三楼陈家的会客间，拍着桌子，气汹汹吵闹了六个小时才离开。当时，她分配在新华书店工作，我为此多次到新华书店的人事部门，请求帮助调解，但遭到拒绝。

　　经过大媳妇和小儿子接连到陈家找我吵闹之后，里弄里议论纷纷，使得陈家处境十分为难。陈医师只知道哭泣，她的父亲天天劝导她同意结婚，最后为了爱护我，她愿牺牲自己，就答应了，当了我和她父亲的面说：“如果结婚，仍然一定要保持我的童贞。”我当着她父亲的面，立刻向她说：“我可以保证，我为了爱护您，我会尊重您的宗教信仰，保持您的童贞。”三个人一起谈好，她走进卧室去失声大哭了一场。从此以后，我始终遵守我的诺言。

　　接着我就向复旦大学方面请求出一张同意我和陈医师结婚的证明，以便向女方户籍地的结婚登记处申办结婚手续。不料党委书记认为我是知名人物，必须调查清楚女方，才能给出证明。三个星期后我才得到答复，说经过调查，女方的人很好，这才发给我证明。

......一九七七年七月廿七日，我到陈家，伴陈医师按照规定，到结婚登记处请求登记结婚。当时女方单位的同意结婚证明已经拿到。登记处接待的工作人员，认为手续上必须向我居住地区的公安局派出所了解我的情况，当场就打电话联系，放下电话就显出为难的样子说：“我不能替你们办理结婚登记，据说你的儿子不同意。” 我就据理力争：“结婚是我自己的权利，没有人可以干预。”再经过登记处的工作人员认真考虑之后，终于给了我们各一份结婚登记证。

　婚后，因为我无处安居，就住在陈家，她真心真意地爱护我，随时随地照顾我的生活和健康，使我多年的慢性支气管炎得以痊愈，健康有了好转，从此可以重新开始作学术研究了。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写《战国史》的工作。

　　这时要照顾我的生活和健康是件很麻烦的事。当时我既没有户口薄和购粮（证），也没有小菜卡。当小儿子从贵州调回上海时，我把户口薄交给小儿子让他申报户口，户口薄就被小儿子扣留。我的小菜卡早就在大媳妇手里，长期由她使用着；等到大媳妇分配到新的住处，自己另有小菜卡，但还扣留着我的使用。因此我每个季度的粮票，要亲自到粮店去领取并由我出收据，因为我没有户口薄和购粮证，只凭我这个人是粮店职员所认识的；当然各种副食品的配给，我就无法领到了。我原有上海最高级的医院华东医院的医疗证，自从我被关进牛棚以后，这张医疗证就作废。我调到复旦大学工作后，只领到了一般工作人员的医疗证，如果要找比较好的医师治疗，比方身体检查和照X光，都得请托朋友帮助，很是麻烦。
　　八十多岁的老岳父被小儿子**了十二天
　　同时大媳妇和小儿子一起对我吵闹得更厉害了，我找不到能够帮助我调解的人。大媳妇和小儿子一起跑到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工宣队”那里去告我的状，因为我的上司是“工宣队”。“工宣队”的工人老师傅对他们说：“家庭纠纷我们不管。”于是他们更胆大妄为了，小儿子先后四次用大铁钉钉住真假进出三楼的楼梯门。


一次是在一个星期日上午十时许，小儿子突然带了鎯头，用十多支四寸长的大铁钉，把陈家三楼的楼梯门牢牢钉在门框上，我们夫妇两人、老岳父以及一个老佣人都被禁闭在三楼上。……【守候在大门外的小儿子和大媳妇已冲上来了，采用了当时造反派揪人批斗的方式，小儿子把她双手反绑着，大媳妇一手紧抓着她的头发，一面大声吆喝，一面用力把她从楼梯上拖下来，拖出大门口，并揿住她的头，猛烈地推向墙上乱撞】。我急忙跑到客厅阳台上大声呼救，四周邻居听到吆喝声、呼救声以及杂乱的脚步声，纷纷出来帮助。对门的三位青年首先上前解救，用力推开了小儿子和大媳妇的手，让我的妻子脱逃，一位邻居的太太立刻接她到家中二楼躲藏。那是里弄里已挤满了观看的人，我站在阳台上无法下去说明情况，眼看小儿子和大媳妇大声向群众讲了许多造谣污蔑的话，并且抬头指着我谩骂。特别痛心的是，大媳妇带着她的十岁的小儿子，竟然指使小孩也仰起头来，跳着脚，对我不断地大喊：“等我（370页）长大了，替妈妈向你报仇！”随后大媳妇和小儿子就赶到我妻子藏身的邻居大门口，当众“勒令”要邻居交出人来，纠缠不清，一直吵闹到半夜；我的妻子就在邻居家坐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我的妻子到房管处请求派木工来拔去铁钉，我们才恢复了自由。那个老佣人因为受不了这么大的惊吓，立刻辞职回到乡下老家去了。 三天后的傍晚，我们夫妇回到家门，又看到楼梯门被钉住。当时有一位朋友正拜访我的岳父，曾请求我的小儿子不要把他钉在里面，让他出之后再钉，但是小儿子不睬他，仍然把他钉在里面。我急忙到房管处请求木工来拔钉开门，开门后我向这位客人赔礼道歉。从此亲戚朋友都不敢上门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