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行重商主义,后果很难说.

重个屁，还是官僚当道。

原帖由 steve 于 2008-11-25 16:30 发表
中国是一个刚刚工业化的小农经济国家,中国人还是做不出真正意义上的产业,(三鹿就是一个例子)因为每个人都太聪明,不愿意服从规则.
另外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挥霍掉了.还有就是破坏.比如文化大革命的宗教狂热.崇拜西方可以 ...

楼主不在人民大会堂做个汇报真是屈才了。

我是通过几部小说了解中国的,人性的东西是不变的.中国尽是一些神仙似的人物,吃喝玩乐,不已乐呼.
中国人是让人无可奈何的民族...

没看出来....

中国人的"商业"不讲诚信不重视细节,没有荣誉感,仅仅靠利润诱惑,迟早要出问题.
西方公司文化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中国没有积累,其鼓吹的精英主义和中国文化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中国人的唯一法宝就是忍耐,无限的忍耐,真是残忍!
所谓可持续性发展也是一个骗局,是分配问题.不是把蛋糕做大一切就都解决了!
寄生虫只能在一些非寄生虫的生物中存活,因为寄生虫是不可能寄生在寄生虫身上的.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其实就是皇帝的新装,我不是愤青,我不配.
不能忍受撒谎者和软骨头!

不知LZ读几年级了
怎么把1949以前的中国千年文明史给扔掉了
扔掉这些，你还能说自己是中国人吗
至少在唐、宋、明，中国是重商的
还有，当前的中国社会有很大的内部差异，东南沿海就是重商重信用的

明朝初年，广平府一个小吏王允道上书说：磁州临水镇一带出产铁矿，请皇上下旨在此设立官办工场炼铁。明太祖朱元彰看罢大怒，将这个自以为聪明的家伙打了一顿屁股（也即“杖刑”———当然，我立刻要补充一句，从现代的眼光看，如此羞辱臣民是很荒唐的），并流放海外。然后，太祖向大臣们讲了下面一番道理：
　　“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天下无遗利。且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今各冶数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如此，必重扰之矣。”
　　下面我们对这段话略加诠释。明太祖当然以治世自许———哪个皇帝不愿别人说自己治理下的天下是太平盛世？有个高标准总是不错的。那么，治世的标准是什么呢？其中一条是，天下的贤能之士都乐意进入政府，各得其所，找到发挥才能的位置。反过来，在太平盛世，绝对不可能经济上的利益都归于国家，归于政府。秦始皇倒是将天下的好处都归了自己，但也最短命。

《日知录》卷十二“言利之臣”条：“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所恶于兴利者，为其必至于害民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政府当然要靠财政收入才能维持正常运转，但是，真正贤明的君主和真正明智的政府却不敢把“利”字挂在嘴边，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这样与民争利的政府，必然会损害民众的福利，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明对海外贸易的开放程度远不如唐宋，影响了其重商的程度
明，出現了内阁制；后来被英国佬学去了
由于明的开国皇帝出身下层社会，社会和经济治理比较保守
但汉族帝国使明的皇帝比较容易通过官僚精英接受宋以来的重商主义治理经验
可惜，明在封建社会向工商资本社会的过渡过程中，落后的满清趁汉族帝国极端虚弱之机入关
满清比明的皇帝更加落后，加上民族之间的隔阂，使满清接受汉族社会的重商主义的治理经验更加困难和漫长

商以信为本！
但中国社会变化实在太快了。

说古】儒家文化与政府管制

2003年08月17日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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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风（北京）
　　在我当版主的一个论坛上，最近有个网友贴出一个帖子，叫做《儒家文化与中国经济》，将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比较了一番，结论是，儒家文化，或者说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不利于经济发展。坦率地说，我觉得，这是对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中提出的那种只有一点点道理的理论的迹近荒唐的演绎。这样的理论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上，经济发展水平何以一点都不逊色于基督教文明社会。
　　这个问题太大，我们只谈谈其中一点吧。不管中国传统中有多少在今人看来无聊或可耻的东西，但至少有一点，我们是应当承认的：在一般情况下，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跟历史上任何一种比较健全的宗教一样，差不多都是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干预民众日常生活的。同时受到儒家和黄老思想影响的汉代知识分子，就曾经在西汉中期与政府内部主张国家控制和干预的财经官员发生了一场激烈而很有深度的辩论，即著名的盐铁之议。
　　话说汉朝初年，政府吸取秦朝速亡的经验，奉行黄老“无为”政策，解除政府对于资源的全面控制和管制，甚至货币都可以由民间自由铸造。在这样宽松的环境下，经济逐渐从战乱中恢复。这或许算是古典时代出现的一个自由市场的黄金时期。
　　可恼啊可恼，到了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搞得政府财政紧张，便临时抱佛脚，起用了桑弘羊等一批善于敛财的财政专家，所谓“技术官僚”是也。这些官僚跟任何时代、任何政府中的官僚的心态一模一样，他们不相信市场，而迷信政府的权力和能力。他们所实行的政策，只有一个目标：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他们所采用的办法也只有一条：加强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对商业活动的管制。
　　当然，他们的花样很多，比如，实行盐铁和酒类的政府专营，而那时的盐铁可是最重要的商品。他们推行实行商品储备调配制度，由政府根据所了解到的市场供需状况，在全国范围内储备、调配物资，以供应边境打仗所需，同时也平抑物价。最重要的一条是不准私人铸造货币，改由国家统一铸造。最为恶劣的是一条则是鼓励民众告发富人财富，告发者可以分得富人一半财富。
　　不幸的是，管制经济学的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其结果可想而知，像一切时代的政府管制一样，政府专营的商品供应短缺，质量下降，价格飞涨；政府储备调配商品，则凭空地给了大小官吏们腐败的大好机会。至于国家收回货币铸造权的后果，两千年后的哈耶克告诉我们：政府由此可以很方便地操纵铸币成色，制造通货膨胀，掠夺民间财富。而告发富商的政策，则导致中产阶级以上的商贾之家大半倾家荡产。
　　朝野对于这些政策议论纷纷。以知识分子———那时候叫做“贤良文学”———为首的民间普遍提出反对，而财政专家们却拼命坚持。请注意，那个时候的文学不是今天的文学，而是指专门研究儒家经典的人士。我推想，他们也受到了黄老无为思想的深刻影响，而这种思想天然地是厌恶政府权力的。
　　武帝死后，昭帝年幼，大将军霍光掌握实权，他召集这两派举行进行公开的政策———实际上是宪政性质的———辩论。若干年后，桓宽写了一本书，记录了这场大辩论，题为《盐铁论》。显然，从自由市场经济学的角度看，贤良文学才是这场辩论中的正面人物。
　　仿佛是大学生辩论赛一样，贤良文学开宗明义，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当时民众处境艰难的根源，那就是国家控制资源，实行管制。“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
　　根据贤良文学的理论，君主应当行仁政，也就是“导民以德”，用现代的话语说，国家的正当职能就是提供公平的规则体系，所谓“仁”，就是平等地对待每个人。根据这样的理想，权力只能用来维护礼法———也就是今天的宪法和法律———而不是供政府谋取一己私利。因而，“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意思就是说，各级政府都不应该以经济利益为中心，因为，如果政府汲汲于经济利益，肯定会忘记自己的根本职责；与民争利，作为裁判，自己跳进场内踢球，当然也就不可能公平地制订规则和执行规则。
　　可想而知，政府与民争利，赢家当然是政府。政府因此也可以扩大权力，增加财政收入，也就有能力上马一些好大喜功的项目，就像汉武帝那样，营造出一番国富民强的景象。然而，这样的政策“非长策也”，这样的景象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一方面，政府管制给了官吏盘剥以极好的借口，必然导致腐败横行和社会不公；另一方面，政府的控制和干预则会扰乱社会正常的秩序，导致民风堕落，诚如《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五年》所言：“诸侯好利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士贪，士贪则庶人盗。”而民风一旦堕落，则再高的GDP和财政收入，也未必能抵消社会中普遍的不信任所带来的福利损失。
　　这样健全的思想，也足以让我们对儒老兼修的知识分子另眼相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