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什米儿公主号事件可能的新线索

梦里依稀忆育鹏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在延安的窑洞里，陈福初彭富久等红军侦听老前辈认真调教一个从内蒙来的十六岁的小战士，后来这个小战士进步很快成了军委二局的技术尖子，当时再复杂的电码，他都能准确无误地收听记录下来。一九四二年军委二局推荐他接受朱德总司令“作战英勇”的亲笔题词，在后来解放战争中，更显出他的侦听的才华，他能通过电波的强弱，判断国民党部队的远近，能从电码的复杂程度，判断国民党部队的建制部署，在最后的西南剿匪中，他带领全科坐镇广州，给前方部队提供一个又一个准确情报。现在想来，我军最后的几个大仗都是整团整师整军将国民党部队歼灭，没有准确的情报，是很难完成大部队调动的。这个小战士就是我的父亲，尽管他在后来的文革和空军内斗中连连败北，我还是要写上骄傲的一笔。
　　 全国解放以后，这些延安窑洞里出来的侦听专家几乎全部移师武汉，成立总参三部六局，局长陈福初，政委彭富久一九五五年授衔时为少将，我父亲为二处处长上校。我现在分析军委当年将侦听主力定居武汉主要是考虑武汉地处中原，辐射全国，也就是那个人杰地灵的武汉，把父亲的侦听生涯推向了颠峰。一九五五年他长期跟踪蒋方一个电台，发现报务频繁，于是详细完整无误地记录下来，后来经过破译，发现是蒋方特工机关下令破坏克什米儿公主号飞机密电。克什米儿公主号是我国政府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那时我国还没有自己的专机，准备送周恩来和工作人员参加万隆会议。中央收到六局的绝密情报后，决定周恩来换乘其它飞机，但仍让工作人员乘机前往，最后这五个工作人员抛尸大海，而周恩来免去一死。中央已得到可靠情报，可为什么还要工作人员如期前往，现在可能永远是个迷了。
　　 父亲在武汉截获的这份情报可以说是我军有侦听部门以来最有价值的一份情报，它让一国总理直接免去一死，要不中国的近代史就要改写了。尽管周恩来后来对此事十分低调，从来没有提出要见一见救他一命的这些无名军人，也没有留下任何指示文件，因为他太了解毛泽东的为人了，自遵义会议以后再不染指军队，不过这事几十年来一直在三部系统上上下下广为传颂，都说父亲是继老红军之后三部部长的最佳人选。我同父亲相当多的老战友聊过，他们说你爸爸当年在武汉可了不得，他们说的“了不得”可能就是指的这件事。我陪伴父亲几十年竟对此事一无所知，还是儿子长大后见到我说的。一九五九年，空军向三部要干部，组建空军侦听部队，父亲调到了北京，记得我们全家是坐着空军派来的飞机进京的。
　　 后来的岁月虽无情地改变了父亲人生发展轨道，但我却到了难得的实惠，一九六零年我上了当时全国最好的小学－－育鹏小学，遇到了全国最优秀的老师，从我现在研究的许多老师的履历看，完全有资格在大学里做个教授，为了空军的子弟，他们屈尊当了小学老师。事实上也是这样，育鸿高年级教过我的老师胡曼能文革后去了北京教育学院，后来是副院长，张燕华老师去了北京煤炭学院教汉语，要是赶上职称评定的话，评个教授不会错吧。
　　 第一次到育鹏面试是父亲带我去的，记得是进了学校大门往里走左手边，在一楼的一个教师办公室里，面试老师拿出拼音卡片让我读,读得很好，只把“u”，“yu”读反了，老师还挺惊呀，问我什么时候学的，因为当时汉语拼音方案刚刚公布，老一点的教师还不会呢。那时育鹏一二年级的汉语教学重点是拼音，在全国小学教育是超前的，教我汉语拼音的是非常年青漂亮的朱老师，后来她去了育鸿，她给我打下了一个相当坚固的汉语拼音基础，我现在写作打字如飞，用的就是当年的好基础。很可惜，她没有对我笑过一次，严师出高徒吗！在计算机刚刚出现的时候，很多人热心于研究汉字输入方法，五笔字形，五花八门的智能码，我也参与了，最后都没有替代汉语拼音，就凭这一点我能忘掉育鹏，忘掉我的启蒙老师吗。
　　 不久开学了，我们这些小同学一个个在父母的陪伴下来到学校，那时是住校，又是第一次离开父母，可能有的女同学还哭呢。很快我认识了很多小朋友，华建国，刘向明，黎毛毛，司图东，马亚超•••，许多我们从小看大，成了终生的好朋友。当时负责我们生活的是一个姓梁的中年女老师，每天半夜她都要起来，叫醒爱尿床的孩子。小时候华建国爱尿床，有时候叫得稍微晚一点，已经尿了，第二天，梁老师还要负责晒褥子。入学头两年何伟还在我们中间，我没事儿喜欢看同学父亲身上的肩章，华建国爸爸四个星，我爸三个星，怎么何伟的爸就一个星，说是像将军也不像，没有那么年青的，是个什么小官啊，后来才搞清楚每次接送何伟的都是他家的警卫员，是个新兵。何伟后来可能是因为成绩太差，还是实在跟不上，留到他妹妹那个年级去了。我最后一次见到何伟是文革时看见他在南苑机场赶着牛车。
　　 教师们在研究情商（EQ)的时候都有这样一个体会，最后能记住老师的名字的学生，往往是当年最差的那个学生，我想可能是他被老师叫起来最多。算术是我的强项，可能是一二年级的课过于简单，我没有太上心，所以现在连老师叫什么都记不起来了。我很小的时候就有比例的概念，一年级我上图画课的时候，把比例关系用在了画图画上，图画老师阴错阳差，在开家长会的时，老师对我父亲说我将来在画画上很有培养前途。那次老师教我们画交通灯，我按比例打的格，最后涂上三色，所有线都是拿尺子比着画的，结果高高大大，方方正正，其实我画画根本就不行，不过那时别的孩子还不知道用尺子画长直线，所以许多人都把交通灯画成粗麻绳了，歪歪扭扭。
　　 育鹏重视德智体全面发展，课程设置老师配备都很齐全，一般学校是达不到这个水平的。体育课我爱上，虽跑不快跳不高，但一直积极参与。那时最爱打的是乒乓球了，可能是受庄则栋获世界冠军的影响，都想长大后当冠军。课间休息第一件事就是占台子，低年级年纪太小多数时候占不到，于是就在地上画条线，两个孩子就对打起来。我当时最怕上的是一周一次的唱歌课，可能是设备有限，不学乐器，只学声乐。教我们唱歌的是李老师，每次上课她总是弹着钢琴动情地在教，同学们跟着唱，很多同学进步很快，有个叫王莉的女同学很小的时候就被中央广播少年合唱团选去。我一唱歌尽遭同学取笑，有一首歌虽不会唱，但还清清楚楚记得：青菜青，绿盈盈，辣椒红，像灯笼，妈妈做饭我扫地•••。
　　 育鹏的校长老师一直把我们当作祖国的花朵来浇灌，来培养，对我们的关心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当时由于年龄太小无法有更多的体会，不过我还是从一件小事上看出学校老师管理上的精细。我们都是来自空军在北京的各个单位，每星期六下午各大单位来班车接孩子回家。有一个星期六下午，我突然心血来潮，决定自己偷着跑出学校走回家，当时我家住北锣鼓巷宝钞胡同。我一路玩，一路跑，一个多小时后就到家了，这时学校找我的电话已经到了。试想一下，每星期六几百个孩子等班车回家，少了一个孩子，学校领导马上就会知道，而且一直在找，没有很强的责任心是做不到的。从我能得到的资料看，育鹏办校十几年没有出现过任何学生意外伤亡事故。
　　 令人遗憾的是，我一生有一段最痛苦的岁月也是在育鹏度过的，让我尝尽苦滋味，那就是赶上了一九六二年的全国人为灾害，这事儿怎么能完全怪育鹏呢，是全国人民都在遭难啊！最困难的几个月，学校食堂每星期只有三次白面馒头，其余全是窝头地瓜干，玉米窝头还可下肚，那地瓜面窝头简直都是发了霉的地瓜干磨的。文革时我在黄河滩农场政治教育时连吃了三天忆苦饭，全部是胡萝卜和豆腐渣，我对战士说，就是这东西也比当年育鹏的饭好吃。好像空军曾提出对育鹏提出援助，被学校拒绝了，学校想锻炼我们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其实这样大可不必，一个国家，一个单位，遇到困难应该尽量争取外援，而不应借此来苦修其心，因为知识和身体是拿金钱买不来的。
　　 育鹏实在离我太遥远，总有依稀的感觉，因为育鹏的梦后来都被育鸿的好梦给搅了，记忆中育鸿开始是打着育鹏分校的牌子，后来看到获得了好生源，不久就自立牌子单干了。说句心里话，实在替代不了的还就是育鹏食堂每星期的三次馒头，其余是吃不尽的窝头地瓜干，还有那用大铁桶盛着的酱油菠菜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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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潘斯福的儿子潘涌写的回忆录节选梦里依稀忆育鹏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在延安的窑洞里，陈福初彭富久等红军侦听老前辈认真调教一个从内蒙来的十六岁的小战士，后来这个小战士进步很快成了军委二局的技术尖子，当时再复杂的电码，他都能准确无误地收听记录下来。一九四二年军委二局推荐他接受朱德总司令“作战英勇”的亲笔题词，在后来解放战争中，更显出他的侦听的才华，他能通过电波的强弱，判断国民党部队的远近，能从电码的复杂程度，判断国民党部队的建制部署，在最后的西南剿匪中，他带领全科坐镇广州，给前方部队提供一个又一个准确情报。现在想来，我军最后的几个大仗都是整团整师整军将国民党部队歼灭，没有准确的情报，是很难完成大部队调动的。这个小战士就是我的父亲，尽管他在后来的文革和空军内斗中连连败北，我还是要写上骄傲的一笔。
　　 全国解放以后，这些延安窑洞里出来的侦听专家几乎全部移师武汉，成立总参三部六局，局长陈福初，政委彭富久一九五五年授衔时为少将，我父亲为二处处长上校。我现在分析军委当年将侦听主力定居武汉主要是考虑武汉地处中原，辐射全国，也就是那个人杰地灵的武汉，把父亲的侦听生涯推向了颠峰。一九五五年他长期跟踪蒋方一个电台，发现报务频繁，于是详细完整无误地记录下来，后来经过破译，发现是蒋方特工机关下令破坏克什米儿公主号飞机密电。克什米儿公主号是我国政府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那时我国还没有自己的专机，准备送周恩来和工作人员参加万隆会议。中央收到六局的绝密情报后，决定周恩来换乘其它飞机，但仍让工作人员乘机前往，最后这五个工作人员抛尸大海，而周恩来免去一死。中央已得到可靠情报，可为什么还要工作人员如期前往，现在可能永远是个迷了。
　　 父亲在武汉截获的这份情报可以说是我军有侦听部门以来最有价值的一份情报，它让一国总理直接免去一死，要不中国的近代史就要改写了。尽管周恩来后来对此事十分低调，从来没有提出要见一见救他一命的这些无名军人，也没有留下任何指示文件，因为他太了解毛泽东的为人了，自遵义会议以后再不染指军队，不过这事几十年来一直在三部系统上上下下广为传颂，都说父亲是继老红军之后三部部长的最佳人选。我同父亲相当多的老战友聊过，他们说你爸爸当年在武汉可了不得，他们说的“了不得”可能就是指的这件事。我陪伴父亲几十年竟对此事一无所知，还是儿子长大后见到我说的。一九五九年，空军向三部要干部，组建空军侦听部队，父亲调到了北京，记得我们全家是坐着空军派来的飞机进京的。
　　 后来的岁月虽无情地改变了父亲人生发展轨道，但我却到了难得的实惠，一九六零年我上了当时全国最好的小学－－育鹏小学，遇到了全国最优秀的老师，从我现在研究的许多老师的履历看，完全有资格在大学里做个教授，为了空军的子弟，他们屈尊当了小学老师。事实上也是这样，育鸿高年级教过我的老师胡曼能文革后去了北京教育学院，后来是副院长，张燕华老师去了北京煤炭学院教汉语，要是赶上职称评定的话，评个教授不会错吧。
　　 第一次到育鹏面试是父亲带我去的，记得是进了学校大门往里走左手边，在一楼的一个教师办公室里，面试老师拿出拼音卡片让我读,读得很好，只把“u”，“yu”读反了，老师还挺惊呀，问我什么时候学的，因为当时汉语拼音方案刚刚公布，老一点的教师还不会呢。那时育鹏一二年级的汉语教学重点是拼音，在全国小学教育是超前的，教我汉语拼音的是非常年青漂亮的朱老师，后来她去了育鸿，她给我打下了一个相当坚固的汉语拼音基础，我现在写作打字如飞，用的就是当年的好基础。很可惜，她没有对我笑过一次，严师出高徒吗！在计算机刚刚出现的时候，很多人热心于研究汉字输入方法，五笔字形，五花八门的智能码，我也参与了，最后都没有替代汉语拼音，就凭这一点我能忘掉育鹏，忘掉我的启蒙老师吗。
　　 不久开学了，我们这些小同学一个个在父母的陪伴下来到学校，那时是住校，又是第一次离开父母，可能有的女同学还哭呢。很快我认识了很多小朋友，华建国，刘向明，黎毛毛，司图东，马亚超•••，许多我们从小看大，成了终生的好朋友。当时负责我们生活的是一个姓梁的中年女老师，每天半夜她都要起来，叫醒爱尿床的孩子。小时候华建国爱尿床，有时候叫得稍微晚一点，已经尿了，第二天，梁老师还要负责晒褥子。入学头两年何伟还在我们中间，我没事儿喜欢看同学父亲身上的肩章，华建国爸爸四个星，我爸三个星，怎么何伟的爸就一个星，说是像将军也不像，没有那么年青的，是个什么小官啊，后来才搞清楚每次接送何伟的都是他家的警卫员，是个新兵。何伟后来可能是因为成绩太差，还是实在跟不上，留到他妹妹那个年级去了。我最后一次见到何伟是文革时看见他在南苑机场赶着牛车。
　　 教师们在研究情商（EQ)的时候都有这样一个体会，最后能记住老师的名字的学生，往往是当年最差的那个学生，我想可能是他被老师叫起来最多。算术是我的强项，可能是一二年级的课过于简单，我没有太上心，所以现在连老师叫什么都记不起来了。我很小的时候就有比例的概念，一年级我上图画课的时候，把比例关系用在了画图画上，图画老师阴错阳差，在开家长会的时，老师对我父亲说我将来在画画上很有培养前途。那次老师教我们画交通灯，我按比例打的格，最后涂上三色，所有线都是拿尺子比着画的，结果高高大大，方方正正，其实我画画根本就不行，不过那时别的孩子还不知道用尺子画长直线，所以许多人都把交通灯画成粗麻绳了，歪歪扭扭。
　　 育鹏重视德智体全面发展，课程设置老师配备都很齐全，一般学校是达不到这个水平的。体育课我爱上，虽跑不快跳不高，但一直积极参与。那时最爱打的是乒乓球了，可能是受庄则栋获世界冠军的影响，都想长大后当冠军。课间休息第一件事就是占台子，低年级年纪太小多数时候占不到，于是就在地上画条线，两个孩子就对打起来。我当时最怕上的是一周一次的唱歌课，可能是设备有限，不学乐器，只学声乐。教我们唱歌的是李老师，每次上课她总是弹着钢琴动情地在教，同学们跟着唱，很多同学进步很快，有个叫王莉的女同学很小的时候就被中央广播少年合唱团选去。我一唱歌尽遭同学取笑，有一首歌虽不会唱，但还清清楚楚记得：青菜青，绿盈盈，辣椒红，像灯笼，妈妈做饭我扫地•••。
　　 育鹏的校长老师一直把我们当作祖国的花朵来浇灌，来培养，对我们的关心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当时由于年龄太小无法有更多的体会，不过我还是从一件小事上看出学校老师管理上的精细。我们都是来自空军在北京的各个单位，每星期六下午各大单位来班车接孩子回家。有一个星期六下午，我突然心血来潮，决定自己偷着跑出学校走回家，当时我家住北锣鼓巷宝钞胡同。我一路玩，一路跑，一个多小时后就到家了，这时学校找我的电话已经到了。试想一下，每星期六几百个孩子等班车回家，少了一个孩子，学校领导马上就会知道，而且一直在找，没有很强的责任心是做不到的。从我能得到的资料看，育鹏办校十几年没有出现过任何学生意外伤亡事故。
　　 令人遗憾的是，我一生有一段最痛苦的岁月也是在育鹏度过的，让我尝尽苦滋味，那就是赶上了一九六二年的全国人为灾害，这事儿怎么能完全怪育鹏呢，是全国人民都在遭难啊！最困难的几个月，学校食堂每星期只有三次白面馒头，其余全是窝头地瓜干，玉米窝头还可下肚，那地瓜面窝头简直都是发了霉的地瓜干磨的。文革时我在黄河滩农场政治教育时连吃了三天忆苦饭，全部是胡萝卜和豆腐渣，我对战士说，就是这东西也比当年育鹏的饭好吃。好像空军曾提出对育鹏提出援助，被学校拒绝了，学校想锻炼我们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其实这样大可不必，一个国家，一个单位，遇到困难应该尽量争取外援，而不应借此来苦修其心，因为知识和身体是拿金钱买不来的。
　　 育鹏实在离我太遥远，总有依稀的感觉，因为育鹏的梦后来都被育鸿的好梦给搅了，记忆中育鸿开始是打着育鹏分校的牌子，后来看到获得了好生源，不久就自立牌子单干了。说句心里话，实在替代不了的还就是育鹏食堂每星期的三次馒头，其余是吃不尽的窝头地瓜干，还有那用大铁桶盛着的酱油菠菜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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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潘斯福的儿子潘涌写的回忆录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