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令整个国家蒙羞的“三鹿式政府”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15:39:55
倍可亲(backchina.com) 昝爱宗/9月29日晚，我认识一个投资教育文化的小企业主，他抱怨说，他所在的企业纳税及乱七八糟的费占收入的58%，即到账100元，有58元给政府了（另外42元是企业的成本和利润）----还不能说给国家了，国家意味着土地、政府、全民利益等概念，他企业的钱是交给政府的，是送给政府花的，至于政府是否把钱都花在国家身上，这个账实在模煳，难以算清，而且无论如何算，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两码事。
前一阵子，我和宁波一家广告公司的经理童海啸到浙江省物价局的执法单位价格检查所，童去举报宁波奉化市城管局乱收费，一个叫王昕的物价检查科科长说，这个事他们不好查，因为他们不能确定城管局「收费」是否「乱收费」，而且在概念上说城管局「收钱」并不一定是「收费」，「钱」不对于「费」。虽然奉化市城管局收钱后开具的票据是财税部门统一制定的「浙江省非税统一票据」，但非税的收钱项目不一定是乱收费，这个王昕还似乎抱怨地说城市卖地的巨额「土地出让金」虽然也是政府收取的，但这就不能算政府乱收费，而且他们也没有权力查。
童海啸就问，那麽你们到底能查什麽？回答他的是物价部门和财税部门都在「踢皮球」，收费有人乱收，投诉乱收费却找不到庙门。国家设立一个物价部门，各地都有，甚至还有一整套系统和人员，依靠纳税人养活的庞大机构，他们却不知道政府部门「收钱」与政府部门「收费」的区别？甚至他们对纳税人的举报像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这就是人民政府的执法部门？不客气地说，难道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查什麽，不应该查什麽？为什麽还不撤销这样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不作为机构？
还有一次，我多次接到嘉兴农林园艺师陆其华先生（至今未见面）的投诉，他是嘉兴李子园园艺研究所的专家，他承包村民自治范围内的集体土地种植园艺苗木，但政府的征地计画强插了进来，珍贵苗木被推土机推毁，他散 步示威般抗议，但收效甚微，他甚至到当地的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请求「组织」救助，但这个每年都向他收费的协会却无动于衷，说「我们管不了」，问题是你管不了政府，你保护不了你的会员，那麽你为什麽还要按年度收取会费呢？光拿钱不提供服务，所谓个体私营企业协会，不就成了骗钱协会了吗？即使家里养个狗，它还知道对陌生人叫唤几声，这可是我们打小都知道的道理，而政府和某些「二政府」行业协会，咋装聋作哑只是会卖狗皮膏药呢？人民若不要脸，政府会依法处置，可政府和「二政府们」不要脸，我们的法律又搁在哪个「高阁」了呢？
前面说了，政府税赋高，高于国际通行的税赋标准，这对市场经济尚不完全开放和尚不完全成熟的中国企业来说，说政府逼良为娼并不过分。
看看三鹿毒奶事件就知道了，政府在其中到底扮演了什麽角色？三鹿产毒奶，难道市场的板子全都打在三鹿及众多乳品企业及奶农、奶贩子的屁股上？政府失灵、监管失察所引致问题爆发，以及受害家庭数万，难道仅仅是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下台（况且负责政府工作的河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胡春华还在台上）就能了结的吗？温家宝说让每个中国孩子每天喝一杯奶，应该是让孩子们都喝到「放心奶」吧，可事实上，三鹿、光明、伊利、蒙牛和几十年都以「贵重的营养物品」对待的大白兔等乳製品企业全军覆没，上万尚不能分别善恶的婴儿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代价的悲剧事件，这样的食品岂不让温家宝感到「中国製造」实际上是「中国伤害」？
政府本为监管机构，出于公心，不为利益让步，更不能「政府缺位」，但温家宝政府却丝毫没有意识到体制内的权责不明、执法不严、行政不作为等司空见惯的政府怪现象给全国人民的伤害，就连体制内的媒体人如中共党报《工人日报》记者出身的胡舒立也觉得这是「沉痛教训」，她认为「政府作用的内涵又远大于狭义的监管，维持市场竞争秩序和保证公正执法自是题中应有之义」，比如李长江所在的国家质检总局虽在去年5月的宠物食品出口风波中已知三聚氰胺之祸，仍未在国内食品业制定相应的行业检测标准，更未安排实施相应检测；此外，免检制度竟用于婴儿食品，且长年不作改进，都是严重的失职。而失职发生，正与过往责权极不对称的制度安排直接相关。
2007年8月24日质检总局发佈《食品召回管理规定》（即98号令），严令必须及时召回「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甚至死亡的，或者流通范围广、社会影响大的不安全食品」，而三鹿「毒奶粉」至迟在今年7月中旬至8月初间已由甘肃省卫生厅和厂家分别认定并上报，但无人实施召回规定，三鹿亦未按规定「向社会发佈食品召回有关资讯」，令不行禁不止现象说明政府没有在出于公心、建立公信，而是保护利益，政府也成了利益的代言人。
胡舒立还肯定地说，三鹿危机事涉「政府缺位」，还容易使人忽视这一事件中「政府越位」的教训。二者并存其实，且越位使缺位的后果愈发严重。在国家质检系统，免检制度与「中国名牌评选」并存，就是缺位与越位并存的典型例证。由政府评选名牌或以国家背景作为市场行销的手段，其实质仍是用政府信用为企业背书，企业信用破产将严重损害政府的信誉，导致信任危机，影响其他职能的正常发挥。
此外，「三鹿事件」中还有一层显着「政府越位」，就是政府物价部门不应有的价格干预。中国乳品业已经成长为一个年产值超千亿元的大产业，但其原奶供应源头仍是奶农散养模式，价格信号因之更为重要。政府有关部门今年初提出对部分商品临时限价，乳製品即在其中；此次「三鹿事件」发生后，再次要求企业稳定乳製品价格。这些措施无疑会严重打乱价格信号，进而影响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生产者的行为。应当承认，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最终是供求决定价格，而在原料求大于供和成本抬升的市况下，价格抬升本是趋势，人为压低价格的「政府越位」之举，极易导向生产者忽视产品品质或缩减产量，在监管缺位且自律缺失的情况下，则倾向于选择前者。当然，无论何种结果，最终对产业、对消费者都是更大损害（「毒奶粉事件」：政府该做的和不该做的，作者胡舒立，财经杂志第221期）。
胡舒立上面所提到的「对政府干预价格」的不满，比如一袋奶粉成本18元，政府价格干预要让企业稳定价格，要防止通胀，就动用权力让企业卖出价定在18元。这样的结果，严重违背市场规律，企业当然也会压低成本，必然把成本定在10元左右，然后再经过一级、二级批发到零售市场，最终到消费者手里，定价是18元，可这样的「产品」是个人都知道其「奥秘」，都知道到底是什麽回事----这样的食品明摆着是石头（导致婴幼儿肾结石），是不能让人吃的，可政府管吗？政府可以与利益者保持「亲密接触」，尤其是举国体制的奥运会期间，政府居然装傻，但消费者不是永远的傻瓜，虽然消费者受害后才能吃一「石」，长一智。一年前，丝毫无营养的导致阜阳13名「大头娃娃」死亡的毒奶粉事发，难道不是前车之鉴吗？这样的政府，难道不是「三鹿式政府」吗？
政府是个什麽东西，民众最应该知道，它乱压价，乱干预市场，监管失责，行政不作为，执法不严不公正，必然是产生毒奶粉的源头，必然逼良为娼，必然成为史上最坏政府。再看，小企业负担58%的税费，比例众多的小企业们还怎麽活？这个制度不是逼着企业偷漏税和躲避乱收费吗？大企业大偷大盗，小企业小偷小摸。企业偷漏税和躲避乱收费，最常用的办法莫非是让税官或费官腐败「拉下水」，或找更大的关係以更充足的理由「合理避税」，让企业变相「减税」，最后的结果仍然是富了方丈穷了庙，利了个人，搞坏了政府的公信力，破坏了国家利益的根基。
再比如乱收费，十几顶大盖帽及其所在正式或非正式的机构，哪个不靠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养活着，甚至下个红头文件都可以乱收费，乱设准入限制，河南漯河不是对农民砍伐玉米要求办「砍伐证「收费吗，浙江杭州馀杭区乔司镇政府不是用红头文件下令禁止全镇农村养猪吗。政府权力膨胀，法律成为侵犯民众利益的「专职工具」，不听话就威胁和「镇压」（不是用枪杆子镇压，而是用罚款、剥夺利益、侵佔物权等经济手段压制），所谓十几顶大高帽，不过是管着一顶破草帽而已，他们即无权无势的农民、农民工、小企业主等等，还有小白领、小知识份子、小公务员等中低收入者，他们的权利可以任由国家侵犯而「敢怒不敢言」，而且他们在按月按规定数额缴纳个人所得税，是他们在背负着这个国家的沉重成本，国家却保护不了他们权利，而且屡屡伤害他们的爱国心。出于製造上述行政怪现象的「三鹿式政府」的彻底失望，令人不得不严重地质问：有了这样的「三鹿式政府」，我们的国家还有希望吗？我们的社会还有希望吗？
(作者昝爱宗，浙江杭州，中国交通报记者)倍可亲(backchina.com) 昝爱宗/9月29日晚，我认识一个投资教育文化的小企业主，他抱怨说，他所在的企业纳税及乱七八糟的费占收入的58%，即到账100元，有58元给政府了（另外42元是企业的成本和利润）----还不能说给国家了，国家意味着土地、政府、全民利益等概念，他企业的钱是交给政府的，是送给政府花的，至于政府是否把钱都花在国家身上，这个账实在模煳，难以算清，而且无论如何算，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两码事。
前一阵子，我和宁波一家广告公司的经理童海啸到浙江省物价局的执法单位价格检查所，童去举报宁波奉化市城管局乱收费，一个叫王昕的物价检查科科长说，这个事他们不好查，因为他们不能确定城管局「收费」是否「乱收费」，而且在概念上说城管局「收钱」并不一定是「收费」，「钱」不对于「费」。虽然奉化市城管局收钱后开具的票据是财税部门统一制定的「浙江省非税统一票据」，但非税的收钱项目不一定是乱收费，这个王昕还似乎抱怨地说城市卖地的巨额「土地出让金」虽然也是政府收取的，但这就不能算政府乱收费，而且他们也没有权力查。
童海啸就问，那麽你们到底能查什麽？回答他的是物价部门和财税部门都在「踢皮球」，收费有人乱收，投诉乱收费却找不到庙门。国家设立一个物价部门，各地都有，甚至还有一整套系统和人员，依靠纳税人养活的庞大机构，他们却不知道政府部门「收钱」与政府部门「收费」的区别？甚至他们对纳税人的举报像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这就是人民政府的执法部门？不客气地说，难道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查什麽，不应该查什麽？为什麽还不撤销这样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不作为机构？
还有一次，我多次接到嘉兴农林园艺师陆其华先生（至今未见面）的投诉，他是嘉兴李子园园艺研究所的专家，他承包村民自治范围内的集体土地种植园艺苗木，但政府的征地计画强插了进来，珍贵苗木被推土机推毁，他散 步示威般抗议，但收效甚微，他甚至到当地的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请求「组织」救助，但这个每年都向他收费的协会却无动于衷，说「我们管不了」，问题是你管不了政府，你保护不了你的会员，那麽你为什麽还要按年度收取会费呢？光拿钱不提供服务，所谓个体私营企业协会，不就成了骗钱协会了吗？即使家里养个狗，它还知道对陌生人叫唤几声，这可是我们打小都知道的道理，而政府和某些「二政府」行业协会，咋装聋作哑只是会卖狗皮膏药呢？人民若不要脸，政府会依法处置，可政府和「二政府们」不要脸，我们的法律又搁在哪个「高阁」了呢？
前面说了，政府税赋高，高于国际通行的税赋标准，这对市场经济尚不完全开放和尚不完全成熟的中国企业来说，说政府逼良为娼并不过分。
看看三鹿毒奶事件就知道了，政府在其中到底扮演了什麽角色？三鹿产毒奶，难道市场的板子全都打在三鹿及众多乳品企业及奶农、奶贩子的屁股上？政府失灵、监管失察所引致问题爆发，以及受害家庭数万，难道仅仅是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下台（况且负责政府工作的河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胡春华还在台上）就能了结的吗？温家宝说让每个中国孩子每天喝一杯奶，应该是让孩子们都喝到「放心奶」吧，可事实上，三鹿、光明、伊利、蒙牛和几十年都以「贵重的营养物品」对待的大白兔等乳製品企业全军覆没，上万尚不能分别善恶的婴儿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代价的悲剧事件，这样的食品岂不让温家宝感到「中国製造」实际上是「中国伤害」？
政府本为监管机构，出于公心，不为利益让步，更不能「政府缺位」，但温家宝政府却丝毫没有意识到体制内的权责不明、执法不严、行政不作为等司空见惯的政府怪现象给全国人民的伤害，就连体制内的媒体人如中共党报《工人日报》记者出身的胡舒立也觉得这是「沉痛教训」，她认为「政府作用的内涵又远大于狭义的监管，维持市场竞争秩序和保证公正执法自是题中应有之义」，比如李长江所在的国家质检总局虽在去年5月的宠物食品出口风波中已知三聚氰胺之祸，仍未在国内食品业制定相应的行业检测标准，更未安排实施相应检测；此外，免检制度竟用于婴儿食品，且长年不作改进，都是严重的失职。而失职发生，正与过往责权极不对称的制度安排直接相关。
2007年8月24日质检总局发佈《食品召回管理规定》（即98号令），严令必须及时召回「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甚至死亡的，或者流通范围广、社会影响大的不安全食品」，而三鹿「毒奶粉」至迟在今年7月中旬至8月初间已由甘肃省卫生厅和厂家分别认定并上报，但无人实施召回规定，三鹿亦未按规定「向社会发佈食品召回有关资讯」，令不行禁不止现象说明政府没有在出于公心、建立公信，而是保护利益，政府也成了利益的代言人。
胡舒立还肯定地说，三鹿危机事涉「政府缺位」，还容易使人忽视这一事件中「政府越位」的教训。二者并存其实，且越位使缺位的后果愈发严重。在国家质检系统，免检制度与「中国名牌评选」并存，就是缺位与越位并存的典型例证。由政府评选名牌或以国家背景作为市场行销的手段，其实质仍是用政府信用为企业背书，企业信用破产将严重损害政府的信誉，导致信任危机，影响其他职能的正常发挥。
此外，「三鹿事件」中还有一层显着「政府越位」，就是政府物价部门不应有的价格干预。中国乳品业已经成长为一个年产值超千亿元的大产业，但其原奶供应源头仍是奶农散养模式，价格信号因之更为重要。政府有关部门今年初提出对部分商品临时限价，乳製品即在其中；此次「三鹿事件」发生后，再次要求企业稳定乳製品价格。这些措施无疑会严重打乱价格信号，进而影响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生产者的行为。应当承认，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最终是供求决定价格，而在原料求大于供和成本抬升的市况下，价格抬升本是趋势，人为压低价格的「政府越位」之举，极易导向生产者忽视产品品质或缩减产量，在监管缺位且自律缺失的情况下，则倾向于选择前者。当然，无论何种结果，最终对产业、对消费者都是更大损害（「毒奶粉事件」：政府该做的和不该做的，作者胡舒立，财经杂志第221期）。
胡舒立上面所提到的「对政府干预价格」的不满，比如一袋奶粉成本18元，政府价格干预要让企业稳定价格，要防止通胀，就动用权力让企业卖出价定在18元。这样的结果，严重违背市场规律，企业当然也会压低成本，必然把成本定在10元左右，然后再经过一级、二级批发到零售市场，最终到消费者手里，定价是18元，可这样的「产品」是个人都知道其「奥秘」，都知道到底是什麽回事----这样的食品明摆着是石头（导致婴幼儿肾结石），是不能让人吃的，可政府管吗？政府可以与利益者保持「亲密接触」，尤其是举国体制的奥运会期间，政府居然装傻，但消费者不是永远的傻瓜，虽然消费者受害后才能吃一「石」，长一智。一年前，丝毫无营养的导致阜阳13名「大头娃娃」死亡的毒奶粉事发，难道不是前车之鉴吗？这样的政府，难道不是「三鹿式政府」吗？
政府是个什麽东西，民众最应该知道，它乱压价，乱干预市场，监管失责，行政不作为，执法不严不公正，必然是产生毒奶粉的源头，必然逼良为娼，必然成为史上最坏政府。再看，小企业负担58%的税费，比例众多的小企业们还怎麽活？这个制度不是逼着企业偷漏税和躲避乱收费吗？大企业大偷大盗，小企业小偷小摸。企业偷漏税和躲避乱收费，最常用的办法莫非是让税官或费官腐败「拉下水」，或找更大的关係以更充足的理由「合理避税」，让企业变相「减税」，最后的结果仍然是富了方丈穷了庙，利了个人，搞坏了政府的公信力，破坏了国家利益的根基。
再比如乱收费，十几顶大盖帽及其所在正式或非正式的机构，哪个不靠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养活着，甚至下个红头文件都可以乱收费，乱设准入限制，河南漯河不是对农民砍伐玉米要求办「砍伐证「收费吗，浙江杭州馀杭区乔司镇政府不是用红头文件下令禁止全镇农村养猪吗。政府权力膨胀，法律成为侵犯民众利益的「专职工具」，不听话就威胁和「镇压」（不是用枪杆子镇压，而是用罚款、剥夺利益、侵佔物权等经济手段压制），所谓十几顶大高帽，不过是管着一顶破草帽而已，他们即无权无势的农民、农民工、小企业主等等，还有小白领、小知识份子、小公务员等中低收入者，他们的权利可以任由国家侵犯而「敢怒不敢言」，而且他们在按月按规定数额缴纳个人所得税，是他们在背负着这个国家的沉重成本，国家却保护不了他们权利，而且屡屡伤害他们的爱国心。出于製造上述行政怪现象的「三鹿式政府」的彻底失望，令人不得不严重地质问：有了这样的「三鹿式政府」，我们的国家还有希望吗？我们的社会还有希望吗？
(作者昝爱宗，浙江杭州，中国交通报记者)
前一阵子，我和宁波一家广告公司的经理童海啸到浙江省物价局的执法单位价格检查所，童去举报宁波奉化市城管局乱收费，一个叫王昕的物价检查科科长说，这个事他们不好查，因为他们不能确定城管局「收费」是否「乱收费」，而且在概念上说城管局「收钱」并不一定是「收费」，「钱」不对于「费」。虽然奉化市城管局收钱后开具的票据是财税部门统一制定的「浙江省非税统一票据」，但非税的收钱项目不一定是乱收费，这个王昕还似乎抱怨地说城市卖地的巨额「土地出让金」虽然也是政府收取的，但这就不能算政府乱收费，而且他们也没有权力查。
童海啸就问，那麽你们到底能查什麽？回答他的是物价部门和财税部门都在「踢皮球」，收费有人乱收，投诉乱收费却找不到庙门。国家设立一个物价部门，各地都有，甚至还有一整套系统和人员，依靠纳税人养活的庞大机构，他们却不知道政府部门「收钱」与政府部门「收费」的区别？甚至他们对纳税人的举报像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这就是人民政府的执法部门？不客气地说，难道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查什麽，不应该查什麽？为什麽还不撤销这样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不作为机构？
还有一次，我多次接到嘉兴农林园艺师陆其华先生（至今未见面）的投诉，他是嘉兴李子园园艺研究所的专家，他承包村民自治范围内的集体土地种植园艺苗木，但政府的征地计画强插了进来，珍贵苗木被推土机推毁，他散 步示威般抗议，但收效甚微，他甚至到当地的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请求「组织」救助，但这个每年都向他收费的协会却无动于衷，说「我们管不了」，问题是你管不了政府，你保护不了你的会员，那麽你为什麽还要按年度收取会费呢？光拿钱不提供服务，所谓个体私营企业协会，不就成了骗钱协会了吗？即使家里养个狗，它还知道对陌生人叫唤几声，这可是我们打小都知道的道理，而政府和某些「二政府」行业协会，咋装聋作哑只是会卖狗皮膏药呢？人民若不要脸，政府会依法处置，可政府和「二政府们」不要脸，我们的法律又搁在哪个「高阁」了呢？
前面说了，政府税赋高，高于国际通行的税赋标准，这对市场经济尚不完全开放和尚不完全成熟的中国企业来说，说政府逼良为娼并不过分。
看看三鹿毒奶事件就知道了，政府在其中到底扮演了什麽角色？三鹿产毒奶，难道市场的板子全都打在三鹿及众多乳品企业及奶农、奶贩子的屁股上？政府失灵、监管失察所引致问题爆发，以及受害家庭数万，难道仅仅是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下台（况且负责政府工作的河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胡春华还在台上）就能了结的吗？温家宝说让每个中国孩子每天喝一杯奶，应该是让孩子们都喝到「放心奶」吧，可事实上，三鹿、光明、伊利、蒙牛和几十年都以「贵重的营养物品」对待的大白兔等乳製品企业全军覆没，上万尚不能分别善恶的婴儿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代价的悲剧事件，这样的食品岂不让温家宝感到「中国製造」实际上是「中国伤害」？
政府本为监管机构，出于公心，不为利益让步，更不能「政府缺位」，但温家宝政府却丝毫没有意识到体制内的权责不明、执法不严、行政不作为等司空见惯的政府怪现象给全国人民的伤害，就连体制内的媒体人如中共党报《工人日报》记者出身的胡舒立也觉得这是「沉痛教训」，她认为「政府作用的内涵又远大于狭义的监管，维持市场竞争秩序和保证公正执法自是题中应有之义」，比如李长江所在的国家质检总局虽在去年5月的宠物食品出口风波中已知三聚氰胺之祸，仍未在国内食品业制定相应的行业检测标准，更未安排实施相应检测；此外，免检制度竟用于婴儿食品，且长年不作改进，都是严重的失职。而失职发生，正与过往责权极不对称的制度安排直接相关。
2007年8月24日质检总局发佈《食品召回管理规定》（即98号令），严令必须及时召回「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甚至死亡的，或者流通范围广、社会影响大的不安全食品」，而三鹿「毒奶粉」至迟在今年7月中旬至8月初间已由甘肃省卫生厅和厂家分别认定并上报，但无人实施召回规定，三鹿亦未按规定「向社会发佈食品召回有关资讯」，令不行禁不止现象说明政府没有在出于公心、建立公信，而是保护利益，政府也成了利益的代言人。
胡舒立还肯定地说，三鹿危机事涉「政府缺位」，还容易使人忽视这一事件中「政府越位」的教训。二者并存其实，且越位使缺位的后果愈发严重。在国家质检系统，免检制度与「中国名牌评选」并存，就是缺位与越位并存的典型例证。由政府评选名牌或以国家背景作为市场行销的手段，其实质仍是用政府信用为企业背书，企业信用破产将严重损害政府的信誉，导致信任危机，影响其他职能的正常发挥。
此外，「三鹿事件」中还有一层显着「政府越位」，就是政府物价部门不应有的价格干预。中国乳品业已经成长为一个年产值超千亿元的大产业，但其原奶供应源头仍是奶农散养模式，价格信号因之更为重要。政府有关部门今年初提出对部分商品临时限价，乳製品即在其中；此次「三鹿事件」发生后，再次要求企业稳定乳製品价格。这些措施无疑会严重打乱价格信号，进而影响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生产者的行为。应当承认，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最终是供求决定价格，而在原料求大于供和成本抬升的市况下，价格抬升本是趋势，人为压低价格的「政府越位」之举，极易导向生产者忽视产品品质或缩减产量，在监管缺位且自律缺失的情况下，则倾向于选择前者。当然，无论何种结果，最终对产业、对消费者都是更大损害（「毒奶粉事件」：政府该做的和不该做的，作者胡舒立，财经杂志第221期）。
胡舒立上面所提到的「对政府干预价格」的不满，比如一袋奶粉成本18元，政府价格干预要让企业稳定价格，要防止通胀，就动用权力让企业卖出价定在18元。这样的结果，严重违背市场规律，企业当然也会压低成本，必然把成本定在10元左右，然后再经过一级、二级批发到零售市场，最终到消费者手里，定价是18元，可这样的「产品」是个人都知道其「奥秘」，都知道到底是什麽回事----这样的食品明摆着是石头（导致婴幼儿肾结石），是不能让人吃的，可政府管吗？政府可以与利益者保持「亲密接触」，尤其是举国体制的奥运会期间，政府居然装傻，但消费者不是永远的傻瓜，虽然消费者受害后才能吃一「石」，长一智。一年前，丝毫无营养的导致阜阳13名「大头娃娃」死亡的毒奶粉事发，难道不是前车之鉴吗？这样的政府，难道不是「三鹿式政府」吗？
政府是个什麽东西，民众最应该知道，它乱压价，乱干预市场，监管失责，行政不作为，执法不严不公正，必然是产生毒奶粉的源头，必然逼良为娼，必然成为史上最坏政府。再看，小企业负担58%的税费，比例众多的小企业们还怎麽活？这个制度不是逼着企业偷漏税和躲避乱收费吗？大企业大偷大盗，小企业小偷小摸。企业偷漏税和躲避乱收费，最常用的办法莫非是让税官或费官腐败「拉下水」，或找更大的关係以更充足的理由「合理避税」，让企业变相「减税」，最后的结果仍然是富了方丈穷了庙，利了个人，搞坏了政府的公信力，破坏了国家利益的根基。
再比如乱收费，十几顶大盖帽及其所在正式或非正式的机构，哪个不靠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养活着，甚至下个红头文件都可以乱收费，乱设准入限制，河南漯河不是对农民砍伐玉米要求办「砍伐证「收费吗，浙江杭州馀杭区乔司镇政府不是用红头文件下令禁止全镇农村养猪吗。政府权力膨胀，法律成为侵犯民众利益的「专职工具」，不听话就威胁和「镇压」（不是用枪杆子镇压，而是用罚款、剥夺利益、侵佔物权等经济手段压制），所谓十几顶大高帽，不过是管着一顶破草帽而已，他们即无权无势的农民、农民工、小企业主等等，还有小白领、小知识份子、小公务员等中低收入者，他们的权利可以任由国家侵犯而「敢怒不敢言」，而且他们在按月按规定数额缴纳个人所得税，是他们在背负着这个国家的沉重成本，国家却保护不了他们权利，而且屡屡伤害他们的爱国心。出于製造上述行政怪现象的「三鹿式政府」的彻底失望，令人不得不严重地质问：有了这样的「三鹿式政府」，我们的国家还有希望吗？我们的社会还有希望吗？
(作者昝爱宗，浙江杭州，中国交通报记者)倍可亲(backchina.com) 昝爱宗/9月29日晚，我认识一个投资教育文化的小企业主，他抱怨说，他所在的企业纳税及乱七八糟的费占收入的58%，即到账100元，有58元给政府了（另外42元是企业的成本和利润）----还不能说给国家了，国家意味着土地、政府、全民利益等概念，他企业的钱是交给政府的，是送给政府花的，至于政府是否把钱都花在国家身上，这个账实在模煳，难以算清，而且无论如何算，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两码事。
前一阵子，我和宁波一家广告公司的经理童海啸到浙江省物价局的执法单位价格检查所，童去举报宁波奉化市城管局乱收费，一个叫王昕的物价检查科科长说，这个事他们不好查，因为他们不能确定城管局「收费」是否「乱收费」，而且在概念上说城管局「收钱」并不一定是「收费」，「钱」不对于「费」。虽然奉化市城管局收钱后开具的票据是财税部门统一制定的「浙江省非税统一票据」，但非税的收钱项目不一定是乱收费，这个王昕还似乎抱怨地说城市卖地的巨额「土地出让金」虽然也是政府收取的，但这就不能算政府乱收费，而且他们也没有权力查。
童海啸就问，那麽你们到底能查什麽？回答他的是物价部门和财税部门都在「踢皮球」，收费有人乱收，投诉乱收费却找不到庙门。国家设立一个物价部门，各地都有，甚至还有一整套系统和人员，依靠纳税人养活的庞大机构，他们却不知道政府部门「收钱」与政府部门「收费」的区别？甚至他们对纳税人的举报像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这就是人民政府的执法部门？不客气地说，难道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查什麽，不应该查什麽？为什麽还不撤销这样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不作为机构？
还有一次，我多次接到嘉兴农林园艺师陆其华先生（至今未见面）的投诉，他是嘉兴李子园园艺研究所的专家，他承包村民自治范围内的集体土地种植园艺苗木，但政府的征地计画强插了进来，珍贵苗木被推土机推毁，他散 步示威般抗议，但收效甚微，他甚至到当地的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请求「组织」救助，但这个每年都向他收费的协会却无动于衷，说「我们管不了」，问题是你管不了政府，你保护不了你的会员，那麽你为什麽还要按年度收取会费呢？光拿钱不提供服务，所谓个体私营企业协会，不就成了骗钱协会了吗？即使家里养个狗，它还知道对陌生人叫唤几声，这可是我们打小都知道的道理，而政府和某些「二政府」行业协会，咋装聋作哑只是会卖狗皮膏药呢？人民若不要脸，政府会依法处置，可政府和「二政府们」不要脸，我们的法律又搁在哪个「高阁」了呢？
前面说了，政府税赋高，高于国际通行的税赋标准，这对市场经济尚不完全开放和尚不完全成熟的中国企业来说，说政府逼良为娼并不过分。
看看三鹿毒奶事件就知道了，政府在其中到底扮演了什麽角色？三鹿产毒奶，难道市场的板子全都打在三鹿及众多乳品企业及奶农、奶贩子的屁股上？政府失灵、监管失察所引致问题爆发，以及受害家庭数万，难道仅仅是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下台（况且负责政府工作的河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胡春华还在台上）就能了结的吗？温家宝说让每个中国孩子每天喝一杯奶，应该是让孩子们都喝到「放心奶」吧，可事实上，三鹿、光明、伊利、蒙牛和几十年都以「贵重的营养物品」对待的大白兔等乳製品企业全军覆没，上万尚不能分别善恶的婴儿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代价的悲剧事件，这样的食品岂不让温家宝感到「中国製造」实际上是「中国伤害」？
政府本为监管机构，出于公心，不为利益让步，更不能「政府缺位」，但温家宝政府却丝毫没有意识到体制内的权责不明、执法不严、行政不作为等司空见惯的政府怪现象给全国人民的伤害，就连体制内的媒体人如中共党报《工人日报》记者出身的胡舒立也觉得这是「沉痛教训」，她认为「政府作用的内涵又远大于狭义的监管，维持市场竞争秩序和保证公正执法自是题中应有之义」，比如李长江所在的国家质检总局虽在去年5月的宠物食品出口风波中已知三聚氰胺之祸，仍未在国内食品业制定相应的行业检测标准，更未安排实施相应检测；此外，免检制度竟用于婴儿食品，且长年不作改进，都是严重的失职。而失职发生，正与过往责权极不对称的制度安排直接相关。
2007年8月24日质检总局发佈《食品召回管理规定》（即98号令），严令必须及时召回「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甚至死亡的，或者流通范围广、社会影响大的不安全食品」，而三鹿「毒奶粉」至迟在今年7月中旬至8月初间已由甘肃省卫生厅和厂家分别认定并上报，但无人实施召回规定，三鹿亦未按规定「向社会发佈食品召回有关资讯」，令不行禁不止现象说明政府没有在出于公心、建立公信，而是保护利益，政府也成了利益的代言人。
胡舒立还肯定地说，三鹿危机事涉「政府缺位」，还容易使人忽视这一事件中「政府越位」的教训。二者并存其实，且越位使缺位的后果愈发严重。在国家质检系统，免检制度与「中国名牌评选」并存，就是缺位与越位并存的典型例证。由政府评选名牌或以国家背景作为市场行销的手段，其实质仍是用政府信用为企业背书，企业信用破产将严重损害政府的信誉，导致信任危机，影响其他职能的正常发挥。
此外，「三鹿事件」中还有一层显着「政府越位」，就是政府物价部门不应有的价格干预。中国乳品业已经成长为一个年产值超千亿元的大产业，但其原奶供应源头仍是奶农散养模式，价格信号因之更为重要。政府有关部门今年初提出对部分商品临时限价，乳製品即在其中；此次「三鹿事件」发生后，再次要求企业稳定乳製品价格。这些措施无疑会严重打乱价格信号，进而影响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生产者的行为。应当承认，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最终是供求决定价格，而在原料求大于供和成本抬升的市况下，价格抬升本是趋势，人为压低价格的「政府越位」之举，极易导向生产者忽视产品品质或缩减产量，在监管缺位且自律缺失的情况下，则倾向于选择前者。当然，无论何种结果，最终对产业、对消费者都是更大损害（「毒奶粉事件」：政府该做的和不该做的，作者胡舒立，财经杂志第221期）。
胡舒立上面所提到的「对政府干预价格」的不满，比如一袋奶粉成本18元，政府价格干预要让企业稳定价格，要防止通胀，就动用权力让企业卖出价定在18元。这样的结果，严重违背市场规律，企业当然也会压低成本，必然把成本定在10元左右，然后再经过一级、二级批发到零售市场，最终到消费者手里，定价是18元，可这样的「产品」是个人都知道其「奥秘」，都知道到底是什麽回事----这样的食品明摆着是石头（导致婴幼儿肾结石），是不能让人吃的，可政府管吗？政府可以与利益者保持「亲密接触」，尤其是举国体制的奥运会期间，政府居然装傻，但消费者不是永远的傻瓜，虽然消费者受害后才能吃一「石」，长一智。一年前，丝毫无营养的导致阜阳13名「大头娃娃」死亡的毒奶粉事发，难道不是前车之鉴吗？这样的政府，难道不是「三鹿式政府」吗？
政府是个什麽东西，民众最应该知道，它乱压价，乱干预市场，监管失责，行政不作为，执法不严不公正，必然是产生毒奶粉的源头，必然逼良为娼，必然成为史上最坏政府。再看，小企业负担58%的税费，比例众多的小企业们还怎麽活？这个制度不是逼着企业偷漏税和躲避乱收费吗？大企业大偷大盗，小企业小偷小摸。企业偷漏税和躲避乱收费，最常用的办法莫非是让税官或费官腐败「拉下水」，或找更大的关係以更充足的理由「合理避税」，让企业变相「减税」，最后的结果仍然是富了方丈穷了庙，利了个人，搞坏了政府的公信力，破坏了国家利益的根基。
再比如乱收费，十几顶大盖帽及其所在正式或非正式的机构，哪个不靠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养活着，甚至下个红头文件都可以乱收费，乱设准入限制，河南漯河不是对农民砍伐玉米要求办「砍伐证「收费吗，浙江杭州馀杭区乔司镇政府不是用红头文件下令禁止全镇农村养猪吗。政府权力膨胀，法律成为侵犯民众利益的「专职工具」，不听话就威胁和「镇压」（不是用枪杆子镇压，而是用罚款、剥夺利益、侵佔物权等经济手段压制），所谓十几顶大高帽，不过是管着一顶破草帽而已，他们即无权无势的农民、农民工、小企业主等等，还有小白领、小知识份子、小公务员等中低收入者，他们的权利可以任由国家侵犯而「敢怒不敢言」，而且他们在按月按规定数额缴纳个人所得税，是他们在背负着这个国家的沉重成本，国家却保护不了他们权利，而且屡屡伤害他们的爱国心。出于製造上述行政怪现象的「三鹿式政府」的彻底失望，令人不得不严重地质问：有了这样的「三鹿式政府」，我们的国家还有希望吗？我们的社会还有希望吗？
(作者昝爱宗，浙江杭州，中国交通报记者)